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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转贴林牧晨批W文章并按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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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转贴林牧晨批W文章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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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大郎 2006-7-29 周六, 下午12:42 (270 reads)
[余大郎按]现在担任民联阵主席的牧晨兄，是我从上海民刊运动开始的老朋友了。
同在广场搞民刊，又都坐牢。出狱住一起，一同画油画。两家父母兄弟都熟，
尔来已廿有七年矣。
不过，最近几年我俩却无来往，甚至不通电话。何哉？说来说去，就是他给W君（猜
是阿拉老冤家王希哲猛男）信中所言的：“民.运的政治路线”问题。路线是个纲，纲
举目张。道不同咋办？“不相为谋”。
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哪能电话铃相闻，故人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两家上辈的国共
两党的军人都已作古（今日俺老革命岳母弥留），小辈又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趁此
机会沟通一下，谈谈又何妨？......其实，当年康梁与孙黄，应是有许多问题可坐在
一起讨论，甚至合作的。多次倒王（炳章），我是中坚，但这未影响我们在98组党那
年又走到一起。后来，组党全军尽墨，王同志要我“赴西南领导武装起义”，我便力
诫其妄，这才与他再次分道扬镖。后来的故事，让我痛心不已，按杨建利对我说法，
就叫做“政治儿戏”。再后来，就是要访我终未来的彭大将军的大放气球。革命革命，
按MC徐的说法是任何一个早晨都会自天而降的“大庆典”，所以近年来在不断呼喊
“全民马上大起义”，而我也因此成了一线甲级被革命对象。虽然如此，我总还是
抱着一线希望：革命党和改良党，能否先共同沙盘推演一下，以免无谓的牺牲呐？
没人要没人理并不可怕，老百姓能少牺牲点（哪怕因此耽误了“彻底解决”人口/性
别差等问题），总是负责的政治派别首先要考虑的罢？
正抓挠不着之际，忽然就见了牧晨兄在天坛的一贴。愚以为，这是热炒的绝妙大好
机会，所以我就转了他一贴，以期引起讨论！
[正文]
从民.运的政治路线谈起
送交者: 墨者 2006年7月28日12:33:23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答W兄
1.我在[致民.运同道的公开信]中对“推动体制内改革“表示了一种很不恭敬的态度，认为：“体制内改革派”对中共的态度是“单向合作”关系，是谏臣谏民与君主贵胄的关系。其中较强烈的持“改造共产党”的态度，但基本上都承认中共的执政地位，顶多是建议中共在将来容纳多党议政参政。这条路线其实与民.运的关系不大。
在这里，你我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这一派是好是坏，而在于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前，许多人寄希望于康梁保皇派的君主立宪而反对革命（如今还有很多人保这种观点）；甚至孙文也曾热衷于进谏。但革命终于发生了。
为什么标榜“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君主立宪派会失败？因为满清统治者的姿态先是拒绝“体制改革”，后来是拖延，最后失去了机会。如今中共的姿态又如何？显然，它比慈禧更顽固，那么，历史凭什么要留机会给它？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新“康梁”们为了促成由上而下的不流血的民主变革而付出了“滔滔流成河”的鲜血，付出了千百万生命的惨重代价。如果民主革命早已发生，有多少生灵可免于塗碳！同理，如果民主革命遥遥无期，又有多少民众得受尽煎熬！人们很容易明白：推迟革命等于延续苦难，“长痛不如短痛”。
当被统治者已不愿“维持现状”而统治者依然故我时，“体制内改革”之路便自然会让位于革命，这是历史验证的简单逻辑。
政治斗争的立足点，正是社会矛盾的变化和由此出现的历史时机。
民.运当然是政治斗争，因此，它必然要根据“天时”来确定自己的路线。
我相信中共党国的官民矛盾已经到了敌对的状态，革命将会发生，所以提出了民.运要“革命化、组织化、本土化”的主张，并有展开具体工作的设想。我认为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是十几亿民众人人可以参加的，可以很快见效并能最后成功的。
而你的看法相反，你所主张的“劝说”方针里，没有设计过如何见效；按照你的主张，民.运只能由少数能说会写的“精英”来承担，广大民众只有等着看的份了。
你主张的不是政治斗争，不是民.运，而是“帝师”的谋划加“子民”的梦想。
民.运的多样化性质并不否定你的主张所包含的善意，但民/运的政治性肯定要排除你的主张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因为那实际上是民.运的取消主义，或曰“自宫”。
2。你认为民.运需要思想理论权威，需要一整套足以服人的治国方略才能成功。
我当然不会反对“权威”和“方略”，但我绝不把希望寄托于此。因为民.运的本质是民众性的运动，是以公民政治为基础的斗争，其性质是不承认“救世主”的。我十分佩服许多人能写出高水平的大作或具备非凡的活动能力，但同时也为他们的“先知”、“救星”、“权威”、“法官”心理感到遗憾。
我以為，包括“三民主義”、“獨立宣言”在內的許多文獻已為民運提供了相當充分的“軍糧”，中國民眾也並不是對民主一竅不通的群氓。民運大可放手從許多理論中吸收營養，也沒有必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個理論的緊箍圈內。畢竟人民不是為主義而生存的。相反，任何主義和理論都只能由民眾來選擇運用並“定價”。
有關宗教問題也是這樣：民運歡迎各種宗教界人士的加入，但絕不可將民運異化為宗教，尤其不可“獨尊”某一教派而排斥其他教派。對於教徒來說，另一宗教或教派當然是“邪教”，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所有的宗教都是“邪門歪道”，而無神論者又可以被所有信教者視為魔鬼。同樣，各種政黨派別之間也難免類似情形。所以，我強調在一個統一的組織化的民運政治工作中須排除其他黨派與宗教的活動。民主的本質就已經排除了“獨尊一教”、“一黨獨大”和“領袖至上”的格局，否則便不成其為民主政治。我們看到一些宗教黨派群體或個人在參與政治的活動中為求擴大其影響而不顧一切，對民運的傷害是明顯的，不可不加以防範。
當然，民主的本質又必須包容各種宗教與黨派共存的多樣化，甚至也必須包容人們去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自由，包容共產黨的存在。我們常說的“反共”，只是反對專制的意思，並不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共產黨員個人。好多在專制政治的絞肉機內中箭落馬的大人物最後也會領悟到民主才是他們的保障。
3。我不同意你“反对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独立”的“原则”立场。
有道是“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什么是“本性”？“趋利避害”也！只要有利于人民，分合都可选择。同理，分合是好是坏，皆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为标准。而你的价值观念则包含了太多大汉族主义和大一统思想。按照你的逻辑，内蒙不但应该独立，而且应该与蒙古合并，然后让亚洲欧洲的大部地区“回归祖国”，以恢复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
台湾的“独立运动”最早是“抗清复明”的组成部分。在对明清历史的评价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共藵清贬明的立场。中共本能地自比于蒙古、女真入侵者，自比于蒙元、满清统治者，它自然就得美化对宋明的颠覆和执政后的暴力压迫。这是专制统治者与暴力崇拜者的“遗传基因”所使然。可笑的是：理应站在反抗者立场上的许多人总是将压迫者的理论当真理来信奉，一如羊在拥护狼吃羊的权利。
“台独”曾是中共所鼓吹并支持的，50年代就有歌颂“228起义”的歌曲。显然，中共是把“台独”作为颠覆中华民国的工具来使用的。为了消灭它不能正视的青天白日旗，它一再封杀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致使“台独”渐渐具备了现实的合理性，使“绿营”得以上台执政。这又威胁到中共的大一统主义，便又要压制“台独”。所以，“台湾国”和“中华民国”的威胁都来自中共。
其实，要“统一”是太容易了：承认是中共颠覆了中华民国造成了分裂，承认是中共破坏了共和复辟了专制，承认中华民国本来就是统一的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放弃专制、实行民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改为中华民国，统一不就成了吗？什么“什么都可以谈”？谈都不用谈了！------如果是如此的统一，除了少数特权分子，十几亿中国人都有益无害。
相反，如果中共吞并了台湾，非但2300万台湾同胞会落入苦海，大陆同胞所受的专制压力也将倍增。
你说，是分好呢还是合好呢？
所以我认为，民.运不必去反对“台独”这个伪命题；反“共独”才是正中要害。特别是在民.运的政治斗争策略运用中，切不可为了“独立、统一”等自己还弄不清的问题去攻击任何并非民主之敌的群体与个人。
4。我同意你说的：“中国大陆有进步”。单就二十多年来极少枪杀政治犯，包括我能够公然反共却未遭砍头，都说明了“中共也在改进”。但是我得加几句：这种进步，是无数先烈的生命和人民的苦难换来的，是无数人英勇的斗争换来的，是历史进步的潮流逼出来的。中国进步了，“人民吃饱肚子”了，那也是人民的劳动创造换来的，是人民养活了一大批寄生虫，而不是中共“解决了十三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没有人民（包括中共内部的志士仁人）的奋斗，中国恐怕还同朝鲜一样在晒“太阳“呢。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是否应该以这种进步作为“知足长乐”、固步自封的理由，是否应该“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应有的权利诉求，是否应该为自己境遇的改善侥幸而无视天下的苦难与不公，是否应该因长夜黑暗的减轻而拒绝光明的白昼？
只要还有良心与良知，你不会听不到四面八方的哀哭与怒吼吧！
诚然，“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黑暗面，人间永远不能成为理想的天堂。”但这叫什么人生哲学呢？难道不正因为有黑暗我们才追求光明吗？难道不正因为有专制我们才应努力去争取民主吗？如果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民主，我们还要什么民.运？
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花时间贴钱财去搞民.运怎比得上“垂纶长川”！但钓鱼只能是自己的乐趣，那不是责任和权利。如果人人都放弃责任和权利，世界的进步从何而来？如果放弃最起码的斗争，世界只能退步，一直退到太多人不能钓鱼没得饭吃的境地。
我们与中共的斗争，我们所说的民.运，主要就是作为社会一员应实践的责任与权利，而专制势力就是要剥夺人们的责与权。有人会诧异：“责任也剥夺？”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剥夺的就是这种“责任”，并换成了“三个代表”的概念：它是唯一的负责人，民众不用去管了；它是当然的“执政党”，民众也无权去管了。民众还有责任吗？有的：交钱交粮，送地拆房，堕胎结扎，不喊冤枉！
这不是事实吗？这就是“肉食者谋之，又何间耶”的理由吗？
5。关于文革，你说得对：
“长期愚民政策和专制高压的制造者为加固专制进行专制机器的“技术改良”、“更新换代”，需要借助愚民的盲从，但原来的资本不够，还得借助一种“智民”和“勇民”的冲击力，起到“褐衫队”那样的作用”。
我们当年跳进“革命造反”的旋涡，一是想表现“大智大勇”，二是认为那旋涡是安全的。此中很少物质利益的考虑，并因此而充满“大公无私”的自豪感，如同宗教狂热，自认已“得救”，急着“救”别人。然而，这种“为天下”的责任感毕竟与专制不合，所以造反派“褐衫队” 大批成员渐变为专制的反叛者并非偶然。
至于“人民文革”的提法，会叫人联想到“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人民民主专政”；冠以“人民”的头衔，未必就提高了它的身价，人多势众，不等于多数就正确。一场千百万群众投入的运动，其正面价值恐怕还不及一个林昭。
今天我们讨论文革，并不是为了得出一个终审判决，而是要探测它对未来的影响。“维权运动”是否会演变为造反浪潮？民主的诉求是否会启用“四大”武器？官民对立的矛盾是否会引爆“夺权”？文革的经验教训是否将有利于民主革命的成功？
文革已成历史，但由文革暴露无遗的专政还在继续，对文革的反思具有无可置疑的现实意义。
6。你厌恶“官方的流氓，民间的无赖”，这让我想起文革中的一句话：
“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保皇派里劳动模范多”。
其实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有好人坏人。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是否能提供一个法治的公正的平台。中国大陆几千万官员，不可能都是坏东西，问题在于他们凭什么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过去可以解释为“共产主义”政教合一的国情所使然，现在则只能说是靠暴力加骗术的流氓手段来支撑。面对流氓统治，毫无权利可言的民众不当“刁民”难以生存，这便是从上到下都日渐黑化的“合理的存在，存在的合理”。
要改变这种恶性发展的趋势，唯有通过民主变革，确立宪政法治权威，确保基本人权与尊严，健全公民社会，让整个社会都来行使权利和担负责任；这样才能扭转流氓政治与流氓国家必然堕落的趋势。
民主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给每一个公民平等的选择权。他不能保证选举出来的都是好人，但它会保证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去不断地择优汰劣。
而民.运的目标，就是要让人人皆有选择权的制度成为现实。
浅薄之论，还望指教。
牧晨
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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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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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当代格瓦拉伊摘 --- 余大郎 - (490 Byte) 2006-7-29 周六, 下午10:16 (10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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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2006 2:25:1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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