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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欧散记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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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欧散记
刘国凯
一、一个积极面对生活的家庭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半，结束了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会谈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立即投入下一步计划――访问英国工党。但在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后，所得答复是，办理签证手续需一星期。这样即使拿到签证赴伦敦，也会错过与法国社会党约定好的会见时间。代表团三成员经过讨论，决定改变计划，这次就不访问英国工党，取道南下，访问不在原访问计划中的丹麦、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由于时间还有富余，我们决定去拜访陈世忠先生。
五月二十二号傍晚，代表团一行三人应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陈世忠先生家作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气候温暖而清凉，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纬60度的斯德哥尔莫比位于北纬45度的哈尔滨还要温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城市离斯德哥尔莫市区约一小时车程。小城处处绿草如茵、大树挺拔。安静清洁的街道蜿蜒在绿色大自然中。下了公共汽车后，沿着小径走向不远处一群掩映在树林后的公寓楼。世忠先生指着那里说：“看，那就是我的家。”
虽是第一次拜访，亦不知下一次拜访会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使我们深受感动。陈太太在热情地招呼我们之后，就立即下厨作菜，未几，几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来。已近一星期没有尝到中餐美味的我们道谢之后就大快朵颐了。
餐间，陈世忠先生的子女与我们攀谈，气氛十分轻松融洽。聊谈间，我们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努力吸收异国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儿在就读大学，短短几年间已基本掌握相当困难的瑞典语，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决心今后在以学到的专长服务社会的同时，还以自己的双语优势来促进中瑞文化交流，和增进中瑞人民的友谊。世忠的儿子，比世忠晚来瑞典一年半。现在也在大学学习，并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生活在瑞典这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他感到非常幸运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别地希望能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城华人数量屈指可数。世忠先生一家除与这些华人家庭联络外，还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世忠先生全家经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体育运动。世忠先生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他的理念和热忱得到许多党员朋友的赞赏和推崇，他所在的党组织已决定推举他参加所在选区的议员竞选。世忠先生已经接受，并为此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晓俄文、英文，现在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种活动，他又刻苦地学习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种比较特殊的球类运动――撞球。世忠先生一家兴趣盎然地参加这项运动。本来撞球运动需要很大的肌肉爆发力。对于身材较清瘦的东亚人来说，先天性地不占优势。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经过刻苦锻炼，成为瑞典国家队的成员，并在好几次比赛中获得奖牌、奖状。世忠先生把这些奖牌、奖状拿来给我们看，眼中闪烁中自豪的光彩。
由于晚间车次所限，我们不能久留。晚饭后不久我们就起身告辞返回斯德哥尔莫。世忠先生把我们送到车站。瑞典的公共汽车真是准时，踏着分针来到。世忠先生立在车外，车开动后仍向我们挥手告别。
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给我们以极大的启思。犹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积极扎根，顽强生长。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华夏民族的勤劳、聪慧、好学、善良，使之有着无限的生命力、适应力。这种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着典型的体现。他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深刻地嵌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成为激励我们的榜样。
当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马路的转弯处，当那个小城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时，我们心中都默默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们的家庭在这里开花结果，把中华文化嫁接在北欧文化上，那远源的遗传基因优势会结出尤其优秀的果实。
二、王先生的肺腑之言与张小姐的慷慨陈词
返回斯德哥尔莫的火车，车厢里乘客稀少。刘国凯等一眼看到车厢那头有位东亚面孔的人。瑞典中国人极少，那是个中国人吗？刘国凯等很自然地走过去，用英语向他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并攀谈起来。
王先生来瑞典已将近二十年。在国内医科大学毕业后再留学瑞典。学成后在瑞典做外科医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大青年。我们问他有什么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说没有哇，在瑞典这种安宁的社会中生活，人心情轻松愉快，就会显得年青些，如在中国那种争夺性很强的环境中生活，人都会快衰老些。你们知道，瑞典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几句话使我们对王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纵横谈论起来。王先生告诉我们他每月收入有七万多克朗，税后只有四万多。几种税加起来拿走了他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对此并无微词。他对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对均衡而造就的社会和谐、人心安定深表认同。
我们笑对他说：“外科医生在国内可是一大神圣呀！像你这样有国内医科大学文凭，又有留学学历，再加上多年临床经验，回国去可真是前(钱)途无量呀！”
王先生听懂了，笑笑说：“是钱途无量吧？我知道，国内一些从前的大学同学也建议我回去。可是国内那种生活气氛我已经不能适应了。”
“为什么？”
“人际关系太势利。回国探亲过几次，实在不惯那种喧闹奢侈。还有他们小声却津津有味讲的红包。医者救死扶伤，医德丧失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了王先生这几句肺腑之言，我们对他更对肃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宁愿留在瑞典过这种踏实的、连刷刷墙壁都要亲自动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那以出卖医德换取的优裕奢华。
后来，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风三句不离本行地与王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怎么教育好少年儿童时期子女的心理学问题。刘国凯、刘因全渐渐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风对他们大声说，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来仓促对王先生挥手告别。
在我们逗留斯德哥尔莫的三天中，有两次去一间店名叫“亚洲城”的中餐馆就餐。吃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汤面，单价95克朗。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项目。五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次去时，大概由于是熟客了，waitress张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点题外话。她问道：“你们是大陆来的吗？”
我们反问她：“你看像吗？”
“不像。”
“为什么？”
“大陆来的旅行团会有导游带著，但你们也不像大陆来公干的。”
周延风说：“大陆来的共产党官儿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刘因全说：“就算来了也不会只吃大碗面。”
张小姐说：“大陆来的公干也有到我们店子里来的，但是那气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喝地叫‘喂！服务员，过来！’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们一听，乐了，问她：“你看我们怎样？”
“明显不同啦！”
刘国凯说：“共产党的官来了不会像我们这样只吃大腕面，而会叫很多菜，给你们店子带来一大笔生意不是很好吗？”
“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吃的是公费。我就气他们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贵的。”
听了张小姐这番话，我们都明白她虽是个waitress，但很有正义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汤面来后，乘着还没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张小姐还跟我们谈到她的回国见闻。她说：“回国一趟，看到可气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时，就亲眼看见医生护士把受了伤，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医院。一点人道都没有。我们瑞典这里哪会那样。还有，我带孩子看病时，医生护士的那脸色啊！后来知道我们是从瑞典回国探亲的，又都换上笑脸。真正一副势利相！……”
吃完面结账离开时，周延风向张小姐亮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对张小姐说：“社会民主主义最关注社会公正。瑞典这么国富民安、社会和谐就是因为实行了社会民主主义。以后若有机会我们请你到中国讲你在瑞典生活的亲身感受，你愿意吗？”
张小姐爽快地回答：“没有问题！”
从王医生到张小姐的这些言谈，我们深深体会到潜藏于民间的正义，增强了我们为在中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
三、准流浪汉看到荷兰洋妞诡谲的目光
我们乘坐的长途巴士于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点多钟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我们的想象中，作为一国首都的城市，其长途汽车总站一定会有相当的规模。到达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车总站里候车室的凳子上打个盹。位于北纬五十几度的哥本哈根这个季节不到四点就天亮了。几个钟头不难挨，还正好节省一晚的旅店费。不料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
哥本哈根的长途汽车站根本没有什么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关了门。车子就暂停在一个空场地上。
什么？到站了？站在哪里？我们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着雨。车子还要继续上路。司机催我们赶快从车底行李柜中取走行李，然后嘟地开走了。无可奈何地望着远去的长途汽车，我心理升起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拎着行李箱、淋着雨茫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场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漫无目标地走在渺无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灯也显得尤其昏暗。风把雨用力砸向我们，雨湿透了外衣再向里边渗透。我们不知该怎样度过这个风雨交加无处藏身的夜晚。难道真的要成为流浪汉？
彷徨中转过一个街角，刘国凯发现远处有座高楼灯光相当明亮，建议过去看看。天无绝人之路，那就是一间旅店。问问价钱三人房换算为120欧元，真贵。但别无选择了。办理完手续，换洗完就寝时已是一点多钟。
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 早晨九时，我们按时交了房后，就去打听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在哪里。但我们被告知今天是节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放弃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打算，继续南下荷兰。
下午两点半，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南下。但汽车不到荷兰，只到汉堡。我们必须在汉堡换乘火车才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点到达汉堡，十一点就有一班火车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这趟火车不直达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个叫恩斯特的车站转车。转车须等四个多钟头。我们想，不要紧，就在恩斯特的火车站候车室里休息四个多钟头吧。然而，我们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车站候车厅里竟没有一张凳子。坐在地上不是办法。在候车大厅里转来转去也难以打发那四个钟头。后来周延风发现车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摄氏8度的低温中，再加上风呼呼地吹来，坐是坐不住的。刘国凯为了御寒，就在站台上到处走动。没想到这下有意外的发现。站台的另一端有间玻璃屋，屋里靠墙有三张长凳，而且还开有暖气。这一发现使刘国凯大喜过望。他立即把这好消息通知刘因全、周延风。三人立即迁徙，进入这“北国江南”。刘因全、周延风倒头就睡下了。刘国凯睡了一下睡不着，也担心睡过头误了车，就干脆起来拿出笔纸起草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会谈的纪要。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总算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个雨天。代表团一行三人几经转折冒雨来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楼。据说荷兰工党总部就设在这里。可是荷兰也在放假。这时我们才知道，北欧几国都同时都在放假，是庆祝二战解放的节日。我们已预约五月三十日(星期二)与法国社会党会晤。那就暂留在阿姆斯特丹，争取五月二十九号上午能会见到荷兰工党，再立即赶往法国巴黎。
确定了日程后，就开始解决住宿问题。跑了许多家旅店都说客满。我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北欧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游重地，看看街头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游客，不由心里发毛。我们寻找旅店的足迹愈来愈往市区边缘移。由于雨愈来愈大，拖着行李到处走实在沉重。刘国凯建议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车站，由刘因全看着，他和周延风再向更远处寻找旅店。
平时，刘国凯从不穿皮鞋。这次出访为郑重其事穿了皮鞋，在这几天的颠簸跋涉中，脚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客房的二星级旅店。单人房100欧元；双人房150欧元一晚。三人住三晚共750欧元。哪里住得起？由于北欧物价远远高于纽约。旅店费和就餐费都大大超出预想。虽然带出来的钱是加了安全系数的，但若这样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国的危险。为节省开支，许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凑合。在最大宗的开支－－旅店费上不能不更“抠”些。又找了几间，客满。唉，难道我们真的要在750欧元的高价和做一次流浪汉之间作出抉择？
周延风终于记起他是带了把雨伞来的。这次从行李箱中拿出来使用。雨疏一阵紧一阵。一把雨伞两个人用。两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时，十米之外刘国凯就看见两个身材修长，五官长得相当甜美可爱的荷兰洋妞对着他和周延风诡谲地笑着。擦身而过时，那莫测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在狐疑之间，周延风开腔了：
“喂！国凯，你觉察到刚才那两个洋妞对着我们古怪的笑吗？”
“察觉到了？嘿！怪了，笑什么呢？”
“笑什么？笑我们是男同性恋罢！”
“什么理由？”
“一把雨伞两个男人靠得那么近来打。”
“这就成为判定我们是同性恋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伞才三、几块钱，谁买不起？还要两人共一把雨伞，不是同性恋是什么？”
“是不是北欧有些国家同性恋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兰就是。”
“既然这样就应见怪不怪，何必对着我们怪笑。”
“那也未必。因为我们是东亚人。东亚人搞同性恋还是很少的。物以稀为怪嘛！”
“还是其他民族的人敢于表达，如果是中国女孩，有什么惊讶疑问都会装在肚子里，不会对着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这两个洋妞长得还真不错。”
“是不错，只是不但比我的儿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儿小。长得错不错，轮不到我们来品评了。”
“哈哈哈！”
洋妞莫测高深的笑暂时驱走了刘国凯、周延风的烦恼。带来一股生活的乐趣。可是，稍过一会，一阵急风夹着雨点打来，他们重新省悟到自己准流浪汉的处境。前面还有最后一个希望。是间三星级的旅店。城区已将尽，再往前就不会有旅店了。
进去后，旅店服务生给了他们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此处有空房。双人房分两种。一种是160欧元一天，一种是110欧元一天。刘国凯立即决定就住此处，租110元那种。周延风问：“只是双人房，怎么办？”刘国凯说：“两人睡床一人睡地上。总不能租两间双人房吧。”
办完手续进去一看，才知道为什么这种双人房便宜那么多，原来是阁楼房。一边是斜的，直腰就撞头。但是既省了钱，又不至当流浪汉，值了！西式床无论大小都是分上下垫的。刘国凯灵机一动，把其中一个上垫拉到地上，于是两张床就变成了三张床。三个人的就寝问题就此解决了。流浪街头的梦魇总算过去。
四、自行车文化蕴涵的社会生态
在瑞典的斯德歌尔莫我们就看见用以代步的自行车。愈往南走自行车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车的阵容庞大威武。在火车站外、汽车站外以及市区的某些公众场地上，都设有不收费的自行车停放点。所停的自行车从数十到上千，蔚为大观。阿姆斯特丹新城区的街道都设计有自行车道。
从经济购买力来看，北欧诸国的民众并不比美国低。可是为什么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在北欧却大放光彩呢？
从德国到瑞典，再从瑞典到丹麦、荷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公共汽车上问路。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上去向司机询问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该搭乘这班车，由于司机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经过一些手势语言的辅助才能成功取得相应信息。这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安详地等着。有两次由于问的时间太长，我都担心有乘客会不满意。想不到气氛仍然是那么安祥。我转身向乘客们抱歉地笑笑，他们也对我回以微笑。这种情况使我感觉到北欧社会的安祥、生活节奏的舒缓、和对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于生活节奏的相对舒缓，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北欧诸国的城市规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车用于交通，其半径以五公里左右为限。太远则有困难。不过光这一点仍不能圆满解释纽约这类特大城市自行车的彻底出局。在纽约的皇后区和布鲁仑，许多人的上班处离家也就只一、两公里的距离，但人们也要开车或乘车。公共汽车站两百米左右就有一个，似乎人们都不大愿意走路。而在北欧这样的上班距离人们就会选择骑自行车。于是这又使人悟出北欧自行车文化的发达除来自生活节奏的舒缓外，还基于人们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确实，美国人对能源是不够节约的。有统计数字说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欧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北欧的
自行车文化功不可没。此外，欧洲的汽车都设计得较小也是原因。北欧的一般用车和出租车都是四缸小车，而且许多都是中国的夏利牌型――没有大后仓。九十年代后期，欧洲还设计出一种单人小车。坦率地说，那种车从美学角度来看是乏善可陈的，但它仍有市场。看看在美国往往一个上班族开着一辆六缸车、甚至越野多功能车，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的北欧男子甘愿钻到小巧玲珑的汽车里，这种小车文化与自行车文化同时说明着北欧人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那么中国呢？据说中国经济在起飞。起飞的标志一是东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里自行车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车潮不能印证一个社会工业的发达；同样，一个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车文化亦不能印证它工业的落后。北欧社会就是例证。
如果说，美国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车时，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车时而使用之，其根源来自一种习惯生活方式。这个方式隐含着对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视。那么在中国，不必要使用汽车的人们也要购买汽车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有这样一些情况，广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卖地而迅速致富。但这个致富是相当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将使他们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土地有关的再生产手段由此绝对消失。卖地相对来说的巨额收入如不作相应的投资而只用于消费，那么将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许多农民在不费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却了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这些收入除了成为那些地方赌档和黄业的经济支柱之一外，也促进了汽车的销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农民在本无需要、或买“农夫车”更实用的情况下，购买了小汽车。以此向左邻右舍炫耀。这种炫耀又会拉动攀比斗富的社会效应。
摩托车在汽车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是自行车到汽车的过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车而不必用摩托车，如果是长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车的疾风吹击。故此，在当今世界，摩托车除了作为一项专门运动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门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国，摩托车急速地把自行车挤出社会。大、中城市里的许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车为耻。因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购买摩托车。由于市区摩托车泛滥成灾，交通部门不得不紧缩或停止摩托车车牌的发放。然而在北欧，人们看到的是小型汽车与自行车并存，很难看到摩托车的踪影。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北欧社会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的社会生态。北欧安祥、务实、富裕而节俭。中国浮躁、虚华、未富先豪。
五、性交易合法化与性泛滥的正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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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合法化会造成性泛滥，这应是一个正向逻辑。它极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个想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都可以去出卖。任何一个想以金钱购买愿意出卖身体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购买。于是社会性行为会变得十分放荡。社会道德操守滑坡。许多人因此沉沦，许多家庭因此解体。
可是这个逻辑与我们在北欧各地感受到的社会生态不符合。北欧社会安祥、和谐的气氛折射着它道德风貌的水平。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其结构依然稳固。至于是否造成了性泛滥？我们也没有明显感觉。这主要是从街头广告和书刊报纸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欧洲的过程中我们简直没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头广告和书刊。当然，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只是浮在社会表面，没有进入它的深层。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们遇到从瑞典南下后唯一没有下雨且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中午在斜顶房里吃了面包清水后，就入城到处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确独具一格。许多条运河把城市划分成许多块块。每条运河旁边都有道路。据说这是它与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区别，威尼斯的水道常紧贴房屋。由于历史悠久，古迹很多，我们在许多地方摄影留念。老城区的房子年代久远，有些已明显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样。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岂能不旧。由于是星期天，又是艳阳天、还是大假的最后一天，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游人特别多。老城区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几乎走不动。我们随着人群漫无目标地飘流着。飘呀飘，突然周延风指着前边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刘国凯、刘因全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小运河对面街道的一间楼房的二楼有一个穿着红色比基尼装的洋妞站在一个落地大窗前，对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么回事？我们三人不无惊讶。随着人流继续向前，我们很快明白了，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体体现吧。因为到了跟前，我们发现不仅是那间房子的二楼有这样的镜头，在这条街的两边许多房子的一楼、二楼都有类似的镜头。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识地予以集中，还是业者的自行集中则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处流速更为缓慢。人们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间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驻足下来行注目礼。人群由老中青组成，甚至还有为数并不少的女子。这条街大约两百米长，还有几条横巷。总共大约有几十间这样的“玻璃展览屋”吧。屋里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数黑人，还有个别亚洲女子。一个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在经过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闺门前时，速度大多只稍慢于一般步行。而在美丽的白人女子门前，速度减为零。作某一时间的暂停后，才再向前移动。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完了这条“泥泞”之路的两侧及横枝。
“怎么样？你们有何感觉？”刘国凯发问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点感觉，对这种形式也完全无法接受。”刘因全说。
“我也觉得无法接受。如果我是个还没结婚的青年人，我就会对其中某个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子说：跟我走吧！嫁给我吧！我不会计较你的过去。”周延风说。
“哈哈哈！”
“你的感觉又如何呢？”刘因全、周延风反问刘国凯。
“我？我只是理论上承认其中有的女子确实美丽，但在实际上毫无感觉，不知这是不是我比你们年长一截所造成的实际状况吧！”
“哈哈哈！”
“这里还有个实际情况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进到玻璃屋里边去。”刘国凯说。
“好像有，当然少。由于进去只是个一瞬间的过程，数量少我们就会注意不到了。”刘因全说。
周延风补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门帘、窗帘，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已有人进去了。”
离开那个街道后，我们的讨论有所升级。就是性交易与性泛滥的关系问题。此处性交易虽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频度显然很低。从粗略的统计来测算。在我们流经那条街的一小时左右里，会有数千人流经那条街。其数量应为玻璃门后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换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为的话，那些门帘、窗帘就都会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数。这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并未带来性交易发达。这是性未泛滥的指数之一，亦是一个反向逻辑。
我们想到了中国。由于去国已久，对国内有关情况并无直接认知。不过，也从一些报刊中了解一些情况。据报导一个内陆城市太原从高档夜总会到最低档的洗头屋，其色情场所超过一万家，遑论东南沿海地区。性在中国远比在北欧泛滥。这是为什么呢？
性交易的频度与其是否合法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已为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性交易被列为违法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其频度一定远高于被列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见性泛滥与否还跟其他因素有关。那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首先会与社会公权力被垄断有关。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其官员在经济上大肆贪渎的同时就是无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带动了性索贿和性贿赂。中共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也几乎无官不享有情妇甚至多个情妇。除情妇以外还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这是性交易广大坚实的买方市场。这种性交易是高层次的。它不被中国法律所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对底层社会的性交易是予以严厉惩罚的。“严打”期间曾屡将组织卖淫者判处死刑。但对共产党官员的违法性行为却熟视无睹，若非因其他问题东窗事发，中共官员的性索贿、性受贿、性享受永远都不是问题。
性泛滥在中国得以形成在于它还有永无竭尽的卖方市场。既有大量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卖淫之途，也有一些受过相当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学生侧身其间。天生丽质并欲以此为资本攀入上层社会者，由于有大量权力不受约束的共产党官员的存在，使她们的企图得以施展。社会公权力与美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编织了中国当今社会性交易绚烂多彩的织锦。
除此之外还有个情况，就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聚有大量性苦闷、性压抑的民工，这促使了社会低层次性交易的活跃。不过，这与上一个社会现象相比显然居次要地位。
北欧社会的性交易基本是个人行为。性交易不与社会公权力挂钩，就永远走不出低谷。如果人们系以其工薪结余去买春，那么永远不会创造出硕大的买方市场。如果一个社会对其成员都保障了他们的生活，那么也抑制了卖方市场的成长。在不存在公费养情妇和公费嫖妓的社会机制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么，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辉煌的局面。
性交易应予合法化与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会学者们一直在进行着不倦的辩论。反对者多从道德层面着眼。赞同者多从实际着眼。诸如释放性压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会、黑警的肆虐等等。
对此，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成型的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袍泽们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要考虑，这类问题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我们北欧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却启思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社会里，即使性交易被定为合法化，也不会导致性泛滥。而在一个社会公权力被垄断、底层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的社会里，即使周而复始地扫黄严打，性泛滥和社会道德沦丧亦都难以逆转。
六、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车站买到柏林的车票(我们的飞机票是美国到柏林的双程票)，火车票价要两百几十欧元。刘国凯提出，是否到汽车站看看。根据从瑞典一路南下的经验，汽车票价远比火车便宜。果然，汽车票价不足一百欧元。搞定了到柏林车票，我们开始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
在早晨离开旅店时就问过旅店柜台员：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答复是：“什么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愕然。有没有搞错呀？法国社会党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不关心政治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问了，走吧！
在搞定车票问题，正式进入寻找程序后，我们才知道情况十分不妙。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旅店时，柜台员是用英语跟我们沟通。但后来我们在外面向人询问时，无一人用英语作答。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使我们悟出，旅店柜台员是要作生意，职业需要，故肯用英语。而其他人则一律固执地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法语。
在德国、瑞典、丹麦、荷兰，我们基本没有碰到语言困扰。虽然这些国家的人们英语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双方磨合一下，还是基本可以沟通的。
世界五大语系中(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 ，操印欧语系的民族人数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欧语系又分五大语族：日耳曼语族、罗马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语族、伊朗语族。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与英国均属日耳曼语族。同一语族中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并不很困难。这就像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里，北方语支的汉族人去学习吴越语支、南粤语支，断不致像学藏缅语族那么困难，更不消说没有学其他语系的语言那么困难了。同样道理，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人学英语确实会比系属罗曼语族的法国人要容易些。
可是，这还是不能解释法国人的英语水平为何如此之“低”。法国人学英语总不会比中国人学英语更困难吧？须知法国与英国不但同在欧洲，而且是近邻，两国语言毕竟又同属印欧语系，法国的国民教育水平也相当之高。
困惑中刘国凯突然省悟道：“我们怎么会忽略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我早听说过法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本民族语言。非特别必要，他们是拒绝讲英语的。而且据说从文法上来看法语比英语更严谨。为防歧义，有些国际条约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语翻译，担任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一职的周延风也说：“是，不要说在这里，加拿大的法语区的魁北克还一直在闹独立哩。”
法国与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国皇族之间渊源不断却又征战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时打了一场天昏地暗的百年战争。圣女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战争中的法国女民族英雄。英国、法国都有自己引以为自傲的遗产。你有莎士比亚、瓦特、克伦威尔，我也有巴尔扎克、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般长般高的。凭什么你英语当今就风靡天下，我法语就龟缩一角？好，就算你英语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们法国，没门！你英语一边凉着去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次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访法代表团就作了池鱼。
怎么办呢？问一般人是毫无结果的，刘因全提议，得找政府部门的人问问看如何？由于看到街上有东亚面孔的人。刘国凯说：“我们且假定那是中国人，用中国话问他们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如答不知，就问巴黎市政府在哪里？总不会不知市政府在哪里吧。”这个主意倒还有点效，我们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总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何在吧！而且他们总肯对我们讲英语吧？
可是市府前(其实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们亦不敢肯定) 有两个警察把守，不让我们进去。无奈，离开那里左右徘徊中发现一侧门有人鱼贯而入，只须检查提包。我们随着人群成功地混入。这下好了，一定能问得着了。
但是，高兴得太早。进去一间办公室恭谨发问，得到的亦是法语回答，不知所云。旁边一个中国妇女听到我们对话就说，这里是办理领取企业执照的机关，你们提的问题他们不一定知道。你们找法国社会党总部可以到中国大使馆去问。我们说谢谢！当然我们不会去那里自讨没趣和自投罗网。
走出这栋办公楼后我们在院子里倘佯。又问了两个人，没有答案。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沉。今天是最后机会。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难道这次真的连法国社会党也会见不成了？唉！法国社会党总部，你究竟在哪里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个侧门时，刘国凯说：“不可以出去。要问还是在这里找人问，这里的人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毕竟高些，若到外边随机地问过路人，经验已告诉我们，那样效果是很低的。”说着，刘国凯看到一位服装很讲究的约五十多岁的西装革履者从办公室走出来。刘国凯立即建议周延风去问他。这一问彻底改变了代表团的命运。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愿意用英语跟我们对话的法国人，而且他告诉了我们法国社会党总部所在地址。并把地址写在纸上。我们问他步行要多久？他说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那个院子，开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们直奔而去。为了不至走弯路，我们不停地问人。这次语言只是辅助物，关键是出示那张写有地址的纸，被问的法国人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这是没有问题的。大约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当看到那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栋普通的三层楼房，楼房前的院子里挂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时，我们不由得一阵激动。嗨，法国社会党总部，我们总算找到你了！因为那福巨画上写着法国社会党要争取2007选举的胜利。我们不懂法语，但只须从英语去猜亦大致无误。
这次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坎坷全因刘国凯的头脑中共产党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实在赴欧之前，刘国凯的助手与法国社会党进行过很多联系。要预先得到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根本不是问题。“业余闹革命”的极端忙碌不能成为理由，关键在于刘国凯潜意识深处认为，只要问巴黎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刘国凯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他从北京任何一个市民、中国任何一个省会的市民、任何一个县城的市民，都会知道党中央、省委、县委在哪里，而潜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因为法国社会党在八、九十年代曾连续十四年执政。1995年后虽失去总统职位，但在国会中仍保持强大影响力，总理一职亦曾继续在社会党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应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与专制国家中的执政党，不但有原则的政治理念区别，其在民众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专制主义的党，党和社会公权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党与社会公权力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绝对正确，丝毫不可反对的神圣。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组成的社团而已。如果竞选胜利了，它可以执掌政权。但它随时都会在竞选中失败，而回到社团的地位上去。民众只是需要知道各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哪里就行了？因为要办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这些部门，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个党的总部在哪里。某个党竞选胜利了，有事就找相应的这个党组成的或领导的政府部门。而不需要找这个党的党部。如果某个党竞选失败了，那就更不必理会它了。这和固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不容丝毫染指、觊觎的中国共产党何止天渊之别。
另外，从实体硬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部――中国俗称党委员会――大楼是多么巍峨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物化象征。那大楼的宏伟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质原因。对比一下法国社会党的总部，就那么一栋不起眼的楼房，更没有什么警卫之类。要不说，你就算从它门口经过也不会感觉到的。
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喜剧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上了生动的民主一课。也促使自以为懂得了民主的他们，尤其是身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刘国凯，痛感自己脑海深处其实还埋藏着许多共产党文化的垃圾。清除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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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006 3:40:4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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