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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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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蒋品超这个访谈录，内心有一些共鸣的东西，但也有一些质疑，当然更多是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关注这件事这个人，会给我带来一种无型的恐惧感？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自由思想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所谓恐惧就是内心有黑暗的暴力不能得到释放的途径。反对或者赞成，不是由个人的内心自由作出的，必须要经历“多数人的暴政”之后，这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存在的现实。当然美国或者法国的游戏规则，是维护一种“少数民主”被“多数民主”所暴政的制度安排，即个人的思想自由，只要它是没有事实上侵犯人的生命存在，它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如果是作为一种政治来实践执行，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力量的较量，如果有暴力的问题，如何来分解这种暴力？这才是所有思想者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观。而不是某一种思想更进步更伟大，而某一种思想更落后更渺小，或者一种思想消灭另一种思想。美国反共或中国反自由化，最终形成的是意识形态下的权利分争，而不是暴力的分解，这是值得深思的。
关于国家民族的统一或者分立，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不是来自思想自由的层面，而是来自现实利益的功利性冲突。统一的思想依据是“家族”观念的，不是自由思想的，这是传统，每一个大陆人是否都有这个“家族”的认同感？之所以有一些人不赞成暴力的统一，或者有某种自由思想的独立性，是因为对于“家族”这个认同感产生了怀疑，而不是说“家族价值”是不存在的。中国人对“家族”的认同或理解，是近乎一种宗教式的现实安慰。所谓“树高万丈，叶落归根”，同西式的”上天堂”是一个理念。但上天堂是一个理想的统一的最终的审视过程，是人全人类的理想大同，它同所谓的共产主义价值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在地下实现，一个在天上实现，一个是群体的实践下多数人的暴政，一个是单个体的思想实践接近“少数人”即上帝的独立审判。但西方式的上帝的天堂是否被多数人认同了呢？好象也不完全是，否则不会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
所以，理想的大同，是人类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一种思想力量，是挑战自身的极限之行动担当。没有这个理想的努力，人还是要回到原始丛林中去的。之所以要回到原始的状态中去，是因为人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感到受措和痛苦，感到绝望与无趣的现实。文明的走向看来正在往这个绝望的边缘里靠近。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家族”的同样的思想忧虑和挣扎。这就是我为什要向为此承担了苦痛的自由思想者和实践者表达内心敬仰的原由，而不所谓中国独立或者统一的焦虑，我的焦虑来自个人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因为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并不是一定真量带来的幸福。而中国当下正是以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为个体的内心思想带来了深重的苦痛。如何挑战这个极限，不是一个思想者或是民运人士所能看清的。今天在台湾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不是宗教思想提升的纷争，人类理想的提升，人类真相的发现，而更多的是政客及暴权们实现利益占有的纷争。我们对台独的批判或者统一的趋同，也偏向了一种现实的多数人的民主利益对少数人的利益的侵犯，而不是真理的自由给生命带来的尊严和幸福感。
中华文明对自身有自已的存活方式，家族观念是否永远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存在？是否回到大唐朝的那种状态？这是现实政治者的一种虚妄，这种虚妄同美国的人类大同理想是一样的。只不过美国民主自由大同比中华大同理想更扩张更宏大更辉煌，因此它总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它总是高高在上，让其它的民族感到不安和弱小。对中国人更是充满了诱因。因为强大文明的好处在于让人性得到了自由的彰显，让人回到更强大的占有欲之中。并把自已的姿态可以强加于多数人的民主暴政，并把暴政分解为每一个人的担当。而街头民主就是这种形式之一。一个人可以对它的暴政说不，或者可以对它自身的虚无说不，这才是一个国家能从暴政中走出来，并不断更新走向的思想基础。没有批评政府的能力，这个政府是不存在于国民自由的。它是一种虚妄的权力，最终会行驶多数人的民主暴政。这是历史的经验，一切暴君都是无法绕过这条底线的。
自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有道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或是“自由引导人民”，这些个都是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人们永远都想占有这个高贵的享受。一个人若能领会自由的崇高，那这个人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正如一只鹰在空中，那姿态是让人仰视的。不过古典自由主义，是帝王霸主的特权，是少数精英的自我虚妄感。现在是自由与平等连在了一起，平等才是现实的平民化的具体承担，是全民的政治化实现。人人平等是现代自由的具体表现，但是，人人平等却直接带来了多数人的暴政。奴隶反抗永远是正确的，是真理。当马丁路得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时，美国的平等却遇到暴力的报复，自由死在血泊之中。但真理却是永恒的，真理让人民回到真相，回到人性的现实。人必须为这个真相承担更多的罪。自由与反自由，永远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但人性从中得到了理性、宽容、和平和爱了吗？我想更多的是人对自身所承受的一种命运的反抗。现代自由的精义在于个体的存在自觉，他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属于任何群体的，所以它是无世俗功利的，它也可说是虚无的，但却是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感。群体价值对于自由的存在性，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这种自由的独立存在性，才不至于是构成少数或者多数人之下的暴政民主。但这个自由却接近了上帝，所以上帝就要发笑。
今天，我从个体自由中讲，或许蒋品超先生及其海外逃妄的那一批中国思想者，对于民运和争取台湾的同构性价值力量支持，我会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价值，与人类的自身命运相比，仍旧是一种虚妄。但是从群体自由及平等理想来看，我又对此有一种热切的期望与敬重，甚至是敬畏了。因为一个少数群体的自由理想与一个多数的民主暴政的博弈，其中的所体现的精神向度，却一个个体自由者所必具有的自觉意识，因为没有一种直接的自由的博弈，自由本身也是空洞的，虚无的。其唯一区别是暴力被分解后，更多的是另一种暴力的重复过程。而个体自由的存在，却是以物化的形式、符号的形式、不合作的形式、不趋同的方式、非暴力的形式，获得了少数人的民主的实现。因此绝食、网络、诗歌、艺术、商品化、戏谑化、街头游行、新闻真相，等等这种非枪杆子的自由表达，是一种新的承担自由的途径。如果这种途径也被暴政了，那就会引导多数人的民主暴政的反复。而自由平等的个人努力，在此也表现得更为的伟大和富有高贵气质。中国之所以还有这样的精神贵族存在，是因为大多数的人没有这种精神的实现。美国已经不存这种精神贵族了，虽然也有不平等，但更多的人能从思想自由方面获得者得一种理性的安慰。自由思想已是大众的口食，相反只有反自由才是显得与众不同了。所以美国政治只有把这种自由理念以反自由的形式如战争或制裁强加于他国，它才显得是自由的存在感。这是一种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暗部分，是一种悖谬。所以佛洛伊得说，人的最在敌人就是自身。
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对于自由思想，在我们的国家，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少数人的勇敢挑战与承担，都是值得敬畏和向往的。自由思想只有在与反自由的较量与博弈中，才显得独特和与众不同，才是一个人的幸福的具体承担。自由行动只有针对于具体的非自由界定，才是真实的承担。在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的时候，强权的暴政永远不会自行清醒和结束。现在要界定的是谁是强权与暴力的执行者？谁让这个会国家走向暴力？谁将自身的敌人强加于大多数人？最近我读了龙应台的一些针对台海局势的言论，我觉得她是一个清醒的人文理想主义者。她越来越靠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相，即在群体利益构成暴力的危险性时，永远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许这种精神是一种先锋姿态，是一种酷的游戏，正如桑塔格。但在中国当下民族认同里，可能是地狱和死亡，是一种献身，我们离民主游戏还相当的遥远。至于她是赞成台湾独立或统一，与我都是次要的了，也不是我所要禅释的自由了。我反知识分子禅释，但是若是要我去统一台湾，我还是会去的，就是送死又如何？因为我也是理性主义者，我的国家法律要我遵守一个退役军人的职责，除非更改《反国家分裂法》，而制定这个法律时，我是保持了沉默的，相信大多数人也是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真是国家的特征。所以自由思想者才显得如此的弥足珍贵。自由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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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006 4:22:29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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