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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紧急通告:网络聊天室发现可怕的陷阱,隐藏着惊人的阴谋!
情况极为严重
大陆网民聊天室诱人犯罪
幕后主使竟然是台湾间谍


《环球时报》4月3日报道:今年春天以来,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异常猖獗地推进“台独”,要在“急独”绝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的居心已经不加任何掩饰。

“台独”分子的心里非常清楚,中国人民绝不会听任他们搞分裂,因此,他们越是嚣张就越是心虚,越是急于摸清大陆的底牌,特别是大陆的军事动向和安排。台湾“国安局长”薛石民更是秉承“上意”,大肆对大陆进行间谍渗透,不遗余力地收集大陆情报,尤其是大陆军情。

不久前,本报记者通过有关人士了解到,近些年来,利用互联网在大陆发展间谍、收集情报已成为台湾间谍机关活动的一个突出动向。 到目前为止,大陆反间谍部门已经破获了这类网络间谍案件数十起。

网上聊天坠入陷阱

2005年的一个夏夜,海滨城市大连的一所大学里,郑辉(化名)和往常一样在上网。屏幕上跳出了一条MSN信息,有人想加入他的聊天好友行列。郑辉不假思索就点了“同意”,然而他不知道,对方锁定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郑辉199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个重要单位。单位有心培养他,2004年还把他送进大学读硕士。当然,台湾的网络间谍对郑辉的身份知道得并没有这么具体,他们只是在网上的军事爱好者聊天室里发现,这个网友水平很高,知道的东西相当多,身上应该非常“有料”。

在互联网上跟大陆网民大量接触,套取他们的身份,重点寻找有军队、政府部门背景,或者与这类单位有关系的人,这是台湾网络间谍行动的第一步。很多台湾间谍成天泡在一些大陆军事爱好者比较多的网络聊天室里,既捞取情报,也探听大陆网友的身份,评估他们接触军事机密的可能性大小,再从中物色可资利用的人进行欺骗、利诱、勾连、策反。

找到郑辉的正是这样一个台湾网络间谍,在MSN上他自报家门,称自己是某国外杂志驻韩国的记者,杂志的网站名叫“亚洲战略协会”。郑辉也非等闲之辈,在网上他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份,他告诉对方,自己名叫“李严”(化名)。真正的李严是郑辉的一个同学,已经从大连的一所大学毕业离开了。从此,“李严”和“驻韩记者”就开始聊上了。似乎是在不经意间,“驻韩记者”提到,“亚洲战略协会”正在招聘会员,杂志需要搜集大量信息,是有偿的,要是“李严”能够提供文件资料,报酬没有问题。郑辉心里一动,当即利用自己的便利,从网上下载了一些部队院校学报上的文章传给对方。在郑辉的意识里,并没有觉得外传这种文章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他还是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因此,他专门用自己掌握的“李严”身份证号码办了一个假身份证,到银行开设账户。

接二连三,郑辉凭借自己的特殊背景,积极地搜集涉及军事的期刊、学报、文件,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密级。他唯一谨慎的,是在银行票据上签字和给“亚洲战略协会”写收条时,竭力模仿李严的笔迹。

但是,郑辉的所作所为,没有逃过大陆安全部门的眼睛。2005年11月,在这位青岛青年被台湾网络间谍拉下水3个月后,他落入了法网。☆除了网上聊天,直接发送电子邮件也是台湾间谍设置网络情报陷阱的常用伎俩。很多邮件是盲目乱发的,也有一些确有针对性,比如,针对大陆一些退伍军人组织的网站,台湾间谍给其中的注册人员发送了大量的电子邮件。2005年8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朋(化名)有期徒刑11年。这位24岁的复员军人是被一封网上来信拖入深渊的。

王朋记得很清楚,那是2004年9月的一天,他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了一封来自某国际研究机构负责人的信件,大意是:本机构组织出版一份刊物,需要长期收集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料,供稿者可以兼职,也可以受聘,本机构会提供高额报酬。

王朋当时就回了信,表示自己很感兴趣,而且把自己曾在一个重要部门工作过两年多的经历也告诉了对方。这样的背景引起了台湾网上间谍的注意。很快,对方就给王朋回了电子邮件,要求他提供过去所在单位的详细情况,接着,又要他把曾在单位拍过的照片附在电子邮件里传过去,理由是“证实身份”。很快,王朋的银行账户里就被汇入了2000元人民币。而且在这之后,对方还不断在电子邮件里催促王朋用假身份证或者别人的身份证开设新的银行账户,以确保安全。王朋照办后,新的账户里立刻又进了一笔钱,对方特别说明是“对王朋上报资料的奖励,可以用来购买扫描仪、数码相机和电脑”。王朋真的拿这笔钱去买了笔记本电脑和既能拍照又能摄像的设备。

2005年2月,王朋按照对方的授意回原单位,他不停地找人吃饭、聊天、合影,还到单位里拍了40多张照片。趁人不注意,他偷偷地把一张单位内部搞军事教育用的光盘复制到了自己的电脑上。回来后,王朋就把搜集到的东西用电子邮件传给了对方。
就在王朋刚刚等到对方报酬的时候,大陆反间谍机关的手铐也套在了他的手腕上。

招聘信息有明有暗

“日本‘东亚研究学会’的驻中国特派员,月薪6000元人民币。”某招聘网站上的这条信息吸引了刘芳(化名)。这位广西一所大学贵港市分校的女教师向对方投去了个人资料,时间是2004年8月。虽然已经38岁了,但是一直待在象牙塔里的刘芳根本没想到,这种网上招聘是台湾网络间谍最具欺骗性的一种手法。

台湾的情报部门在岛内、岛外四处设置专职利用互联网来对大陆开展间谍活动的人员和机构,这些网络间谍甚至特意建了一些招聘网站。这类隐蔽的间谍招聘信息,对招聘条件会做特殊限制,专找那些能够提供内部情况的人,其借口还冠冕堂皇,比如,称日本、英国、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招驻华代表,欢迎来稿希望多写一些内幕,或者需要一些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部资料、原始资料,薪金丰厚,可以兼职等等。

刘芳很快就被台湾间谍牵着鼻子走了,聘用方要求她“搜集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部资料”,她就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便利寻找各种国内的内部刊物和涉密文件。结果,多份中央文件都被她用数码相机拍下来,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台湾间谍虚设的“东亚研究学会”。2005年8月,大陆安全机关将她收入法网。

张义(化名)同样是台湾间谍通过网络招聘策反的大陆人员,但他和刘芳有所不同。2003年11月,他在网上看到台湾一家资讯中心的招聘广告,说得很直接:高薪招聘特约供稿人,要求提供大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部资料。张义一下子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这是台湾在网上招募间谍。然而,由于借钱炒股亏了40多万元,当时正值还款高峰,这位网名“浪子”的35岁男子为了拿到广告中所说的“高薪”,不惜铤而走险,他随即在网上报名应聘。依照台湾这家资讯中心具体联络人的网上指令,张义通过熟人关系订阅了一些涉密刊物,并在网上逐步与台湾方面谈妥了价格。张义的银行卡上陆续两次共被打入了几百美元的报酬。这时,台湾间谍部门摊牌了,让张义手书了“自愿为XX中心服务,提供一切所需资料信息”的志愿书,正式加入中心,每月领取报酬。2004年4月,该中心还指示张义到泰国和联络人见面。在此期间,张义接受了间谍培训,并领取了间谍活动经费。回到国内后,张义开始拉拢他在部队的朋友为他提供军事机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2005年7月,已沦为台湾间谍的张义被依法逮捕。

台当局搞情报不择手段

在向本报独家介绍这些台谍网络活动时,一位专业人士心情非常沉重,他说,很多网民在上网的时候警惕性非常低,很容易地就被台湾的网络间谍一步步拉下了水。通常,他们做了那些事情还以为没有多严重,结果轻率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沦为台湾间谍,非常可惜。

这位专业人士以网上招聘为例分析了台湾间谍通常的网上策反步骤:在互联网上,很多应聘或待聘人提供的个人简历非常详细,什么都有,在哪个部队、哪个单位,做过什么,一清二楚。台湾的网络间谍一旦看中,马上就进行接触。只要有人稍表示出初步意向,台谍立刻跟上利益诱惑,汇钱过来。这些台湾间谍对大陆的情况非常熟悉,知道大致用多少钱可以拉住你,金额因人而异,不大不小。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拿到了这么一笔钱,一些人会觉得这钱挣得真容易,干干试试吧。

但接下来,台湾的网络间谍就会根据这些上钩者的身份,由易而难,逐步提高任务要求,并及时兑现报酬,抓住这些“入网的鱼”,在一定的金钱情报交易之后,台湾间谍会向确认好的一些对象摊牌,正式策反,威胁利诱,拉这些人加入台湾间谍组织。

专业人士特别强调,台湾当局一心只盯着情报,为了政治利益连自己骨干间谍的身家性命都不管不顾,就更不用说提供情报的大陆人员了。台湾“国安局长”薛石民曾私下交代心腹人员,“只要能搞到情报,对大陆人员不要太多菩萨心肠”,由此可见,台湾间谍机关多么卑鄙。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什么坏事他们都是能够做得出来的。现在,台湾当局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希望广大网民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稀里糊涂掉进间谍陷阱,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万维读者网 2006年04月02日 05:16 PM )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 北 京 之 春 ” ---- 台 湾 设 在 北 美 的 一 个 间 谍 组 织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在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其中的神秘人物----他们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大陆,其它一概向人们隐瞒,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报部门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么“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等)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2002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简称“北春”)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北春”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北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的情报定额为250件。薛伟接受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台湾当局,扬言如果“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这简直是造反。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了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没有再抛材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么了?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王丹被“军情局”委任为“北春”的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案”、“文正专案”、“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分子充当台谍。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失口否认,然而现任“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却向《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分子挟怨报复,故意外泄报道所指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泄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世界时报》表示自己不愿卷入台湾情报部门的内斗。

从上述的纷争之中,人们不难觉察“北春”的真实背景----它是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为了掩人耳目,“北春”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制造它是靠读者的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拨款资助,www.ned.org网站对此并不讳言。“北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经营杂志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经常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余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至于“北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分子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国民党海工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薛伟何许人也?无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证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也都是假的。有人在美国认出他曾经是四川一所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他与台湾女子钟淑梅名义上是夫妻,而钟淑梅真正的丈夫却正是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原台湾情报官员)。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在生活中是薛伟的实际伴侣。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到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房奸宿,引来圈内人士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钟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钟淑梅有时候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案件的被告人)不轨,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复杂关系,“北春”最大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男性淫乱而被《TVBS周刊》爆料。王丹盛怒之下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周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王丹虽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却总回避人们询问他的“私人问题”,而结果却是他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头接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曾指着王的鼻梁骂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春”向台湾提交的情报中主要涉及什么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方面的。“北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台湾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都直接影响着台湾主管人的看法。台湾方面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北春”的政治立场是反华反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台湾“陆委会”的论调保持一致。《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只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表演单调乏味的大合唱的,难怪卖不出去。“北春”与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此外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北春”社长王丹两年前跑到台湾宣布“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被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华势力所豢养而彻底沦为走狗,从而遭到社会大众唾弃。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说“民运已经死亡”,那么,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是中国政府吗?不是----他们无法在国外抓人和限制民运人士发言。这个“死神”就是台湾当局!正是他们让海外民运钻进了台独和反华的死胡同,并且对民运组织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理性而独立的民运人士被清洗而完全消失。阴森森的“北春”就好比海外民运的“停尸房”,薛伟、王丹等人不时撩起白布,窥视民运的尸体,生怕它们还会动弹几下----僵硬了还敢反抗。

苏炜
Dec.26,05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4/5/2006 2:50: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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