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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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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 中国自由主义的覆灭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不想挂名外交部长
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3]话虽如此，国民党方面乃至美国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长的呼声却一直不断。不过他连顾问性质的“总统府资政”都拒绝了，他留恋的倒是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
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天他得知蒋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4]
他也确实尽着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责任，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报纸，见到一则梅贻琦的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个电话，恰巧胡适也在那里，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
焦增煜是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旧制学生，应于实习两年期满之后给予毕业证书。但当其第六年下学期实习时期，焦君因时局关系，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离开北平。其所携北京大学教务处注册组所给历年成绩表及实习证件，均属真实，特为证明如右。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5]
凭着这一纸证明，这位学生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这不是孤立的，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学生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3月25 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以适之函来[二十一晚，即适之飞台前夕所书]，余告以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嘱其于暑中参加入学考试”）。[6]
2月13日，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希望胡适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7]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适不应该从政，香港学者陈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他与曾昭抡夫妇以及刚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与他谈话，便说胡适是不应搞政治的，朱光潜到了不应该和不必说话的时候，倒说起话来，那真是犯不着”。[8]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当天包天笑的日记中说：“胡适在美国，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将又蹈傅秉常之覆辙。但傅尚回国一次，胡则在此时期，未必回国也。”[9]连局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国民党政客们岂能不知，这只是应付美国人而已。6月13日，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10]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日夜自省”，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他说：“今日恳辞，非为私也。”[11] 但即使穷途中的权势者也不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诚恳所感动，权力的逻辑是没有情、诚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阎锡山仍不放他辞职的电报。当夜他还见到了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文：“廷黻兄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政府洽商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可此种布置否？适之昨谓李代总统实在未来电邀就外长。堪注意。”蒋复电：“甚望适之先生先回国，再商一切也。”[12]
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都是坚辞外长事。一给蒋介石，认真地表示宋子文电报中所说，“从未赞成，亦决不赞成”。 [13] 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14]朱家骅的档案中有这一电文的抄件。
不愿出面组织在野党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
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府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复电。）
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15]
12月23日，“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时，他又给赵夫妇写信，再次提及：
六月中，阎内阁发表了我的外交部长，后来他们用种种法子，力劝我不要向外发表我不就外长的话，因此，我从六月到十月初，什么报馆记者都不见！10月初公超的外长发表了，但局势大坏，我也不忍就谈我私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一搁至今。[16]
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17]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18]
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自法国回来，在子文兄[处]见面，他力主张我出来担任救国事业的领导工作。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马斯•科克兰]的影响，T.F.[ 蒋廷黻]不信。今夜我听T.C.的话，更恍然明白了”。[19]
总之，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也未改变初衷，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
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这些观点本身难免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个他所认为的面临“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抉择的“危险”时刻，针对有些人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论调，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传统，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20]
这次演讲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所讲大致相同。在即将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关头，胡适所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他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用意也无非想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这一观点从学术上诚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则是不容轻慢的。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21]（据蒋经国4 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章毫不掩饰对共产党的敌意和攻击，提出《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其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包括“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 “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22]
最初，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确实带有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意图，所以民主、自由的价值都是包裹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铁幕”的外衣下，这也是它最初得到蒋介石许可乃至支持的原因，这本小小的半月刊将在最后的孤岛上向蒋的独裁、专横发起挑战，将与蒋的小朝廷对峙，这是蒋始料不及的，胡适却未必心中无数，所以他一直很谨慎，不想介入太深。当然，他是《自由中国》无可争议的发起人之一，从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过四次，这个杂志名称还是他向杭立武提议的。所以，4月 16日，船到檀香山前夕，他写信给雷震、杭立武、王世杰三人：
《宗旨》写了几次，都写不成。最后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满意。千万请你们与书琴、佛泉、子水诸君仔细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写过。
请注意这不过是拟稿之一种。
万不得已时，还是不发表书面的宗旨或约章。
若发表《宗旨》定稿，请不要具名。[23]
不过，雷震他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当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不仅把胡适写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印在扉页上，而且以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以后在纪念《自由中国》三周年时，胡适讲过这样一番话：
……大陆危急的时候……许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
（那时）自由中国还有半个大陆。……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这几条“宗旨”寄给雷震、杭立武。“希望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稿子修改扩充。可是他们很客气，没有修改，就将我在船上匆匆写成的文字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宣言。这实在令我感到十分惭愧。后来这几条宗旨不但刊载于《自由中国》的第一期，并且每期都刊载，作为提醒我们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现在，我仍感到惭愧。”[24]
对于以他的姓名为“发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兴”，认为“这是作伪”，不是一个“好榜样”。[25]
《自由中国》创办时，杭立武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所以这个刊物曾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创办人也多为国民党中人。“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宁传达了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共同声音。”[26]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
4月14日夜，在写完《自由中国》的宗旨后，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到无比激动，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死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赞佩，认为——
“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大胆地指摘一些人‘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一些人’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
胡适指出：“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陈独秀在病中写给西流的那封长达五千多字的长信，“陆续写了二十余日才写好”，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讨论“民主政治”的。胡适说“这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提出了“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27]
这篇序文最后，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然而当后来雷震一再吁请他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时，他的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不同意。当年12月8日雷震听到胡适要组织“自由党”的传闻，曾给胡适写信。
很凑巧的事，蒋廷黻先生对外发表谓先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草案已由纪五弟寄来雪艇先生处见到），《自由中国》刊物适逢其时出版，《新闻天地》附会这两件事有关联，他的题目是《胡适、自由、自由党》，开头就说“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不是一日间事，由自由主义进而组自由党，也不是一件传闻的新闻，但是从我国堂堂正正驻联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此时于台北出版”，谁说天下没有这样凑巧的事。
《中国自由党》章程已拜读，先生愿出来领导，使爱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兴奋。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之内，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对此点特别注意。又负此责者，不但要有组织能力，并须公正、和平与任劳任怨，国民党失败之前车可鉴，务祈（负组织之人，心地不可狭隘）先生注意组织人选，一切毛病与漏洞，将来会由此而生。又，自由党组织部分，定得太简单。[28]
实际上，胡适没有介入蒋廷黻试图组织“自由党”一事，雷震误信了王世杰儿子纪五的话。此时的雷震对组党也并不怎么热心，他更热衷的是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同年，他曾写信恳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一运动。
再者，“自由中国运动”因先生不起劲，仍不能开始，港、台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学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荐之人，如孟余、孟真两先生，都不愿担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极。老实说，“自由中国运动”如非先生出来领导，绝对没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为己任如先生者，还能这样长此因循下去么？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说不出道理来。前次征求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29]
这封信只留下一个不完整的文本，是否发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出面领导“自由中国运动”。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
1949年初，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所以才会想把家属安排到老家安徽绩溪去住。1月8日，蒋介石请他吃晚饭，他为蒋讲了温赖特将军守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国会特授于“荣誉勋章”的历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写了“蒋公稍有动意？”一句话，蒋是否为这个故事所打动，胡适只是猜测，所以才会在后面加一个问号。从蒋坚持要胡适去美国，蒋从无求和的打算和诚意，所谓“求和”文告都不过是演戏罢了。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和老同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谈了半小时，竺可桢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30]
也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记记载，听说胡适在台湾讲话指出“和比战为难”。几年后（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胡适说：
“和比战难”，是我三年半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前说的。……“和比战难”这个名词，将在未来战史上会留下好几页的记录。在国共和谈时，我说了“和比战难”。某晚，张治中跑来看我，说：“胡先生，我对你什么都佩服，就是对你的‘和比战难’不敢领教。”我想张治中现在应该佩服我了吧！与共产党谈和，原是不容易的！[31]
其实，他最早提出“和比战难”是在抗战初期，1938、1939年他给蒋介石政府的电报中就强调和平比战争难百倍。1949年，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接受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他自称“此是第六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了。10年后在《自由中国》纪念会上，他说：“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来访问他，要他谈话，他在几年后回忆：“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32]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住在他当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的房子里。此次赴美与抗战时情形不同，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他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远不变的”。 [33]
这和蒋对他的谦恭、拉拢恐怕也不无关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时，这年3月9日，蒋曾专门派儿子去上海看他。（3月9日蒋经国日记，“父亲派我赴沪访胡适先生”。）5月8日，浙赣铁路已被解放军占领，长沙、衡阳指日可下，香港学者陈君葆在日记中说：“以蒋介石言，已无可为了。而胡适还说‘救中国还来得及 ’！”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4]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5月 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其时即使是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也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和他抗战之时做“过河卒子”，赴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语。到7月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忆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 [35]
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认为中国内战的“恶果”非美国所能左右，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严厉。之后胡适有5个月没有去过华盛顿，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没有去访问政府和国会中人。1954年2月，胡适在给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一个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点跟历史性的伟大传统，至少是相符合的。这个伟大传统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举的以及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所写在“大西洋宪章”的不承认主义。”[36] (
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几乎成了胡适的主要工作。从1954年7月1日后，他常常都是以《水经注》的考据自娱，打发“根株浮沧海”的痛苦时光。虽然他8月间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不搞考据了，可是9月5日，他还是禁不住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后的《暂记》中说：“1949年9月5日是美国的‘劳动节’，其前两日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期。我在这百忧交迫的时候，决心休息三天，就开始写这篇《象棋小考》。写得太长了，我在客中又没有书，不够参考，故又搁下了。”[37] 到10月29日，他还专门给杨联升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无聊赖之中又写了一篇短文《试考董沛所见全氏的〈水经注〉校本》。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一些利益人命运的关注。据陈之迈回忆，这年10月底、11月初，胡适两次心脏剧痛，仍不断和友人讨论时事：
1.征兵事，必求公平合理。
2.蒋介石复职总统问题，最所关心。[38]
“武汉大学怎样了？”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报纸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七十岁的历史学家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首发），陈垣以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的过来人姿态，一方面对胡适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进行了驳斥，一方面劝说胡适放弃过去的“错误成见”，否定过去的“观点错误”，翻然觉悟，脱离“反人民的集团”，“回到新青年的行列”。[39]
6月18日晚，胡适第一次看到《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英文译本，第一段引用的是当日他给陈垣最后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他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0] 他们之间在学术上曾有许多交往，胡适离开北平的前夜，还在写信和陈垣讨论学问，信的最后说道：“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6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当天他在日记中说：“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41] 不过到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42]
12月15日夜，他自抄给陈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关于考证的一封信，转眼一年了。他在附记中说：“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 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43]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陈垣不久后就会发表这样的公开信与他对垒。
虽然“根株浮沧海”，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依然热切地关注着此岸的一切，这毕竟是他的祖国啊。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道，香港《大公报》5月 10日发表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44]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二十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5]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46]
这一年胡适59岁，离他的生命终点已不到12年。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他曾一再提及“精神上十分苦闷”，这种苦闷一直伴随着他走过1949年。“根株浮沧海”，哀伤的精神还将笼罩他整个生命的黄昏。
[1][3][7][10][11][12][13][18][19][40][41][42]《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31、732、743、774、778、781、782、774—775、779、778、778—779、780页。
[2]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白皮书，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27页。
[4][5][14][20][22][24][27][31][32][33][35][36][37][38][4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8、2077、2099—2100、2078—2081、2082—2083、2083、 2089、2069、2092、2092—2093、2097、2098、2100、2107、2063页。
[6][30]《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9、1218页。
[8]《陈君葆日记》下册（1941年—1949年），1033页。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3页。
[15][16][45][46]《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81、1188、1181、1187页。
[17]雷震日记，《雷震全集》第31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130页。
[21]转引自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88页。
[23][25][28][29]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9—10、5—6、8页。
[26]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生平的几个疑案》，《万象》2004年第7期，42页。
[34]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9][44]《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1982年沈阳，34—35、34页。
── 原载《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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