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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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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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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在河南《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的演讲
荣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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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荣剑
○、前言 ．
一、关于当前的“时代性” ．
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
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
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
五、关于思想的“争议性” ．
【报导】 平桥区委宣传部
◆荣剑到平桥区作讲座 ．
【附录】 洪哲胜
◆中国左右派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零八宪章》vs 底层人民利益／右派利益 ．
◆愿见《占领华尔街》驯服资本，让民主精致化 ．
◆在中共左右开弓、不让两派人士发言、搞运动的 ．
今日，左右派应该不再有互斗的奢侈和心情 ．
◆和彭基磐商榷《薄王事件以及民运应有的立场》 ．
◆中国民运为什么特别需要讲究程序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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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荣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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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剑的《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是一篇非常难得的政 │
│ 论。之所以“非常难得”，主要是它明白点出了当前的重大 │
│ 问题，并且给出了有着可行性的切题答案。而这样的演讲得 │
│ 以发表在信阳市平桥区所主办的《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 │
│ 论坛》上面，也可以让大家去想象：中共中央是否已经在 │
│ “如何解决困境”上面、启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工 │
│ 作？我们特把平桥区委宣传部对于这个活动的报导──《荣 │
│ 剑到平桥区作讲座》──收为附录，留作纪念。附录中我们 │
│ 还收集了本人的几篇旧作，来呼应此篇里面所勾勒出来的几 │
│ 个民主化策略建议。 │
│ ──洪哲胜 编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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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5月15日，我接受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区委邀请，在 │
│ 该区主办的《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作了主题 │
│ 演讲，现根据演讲录音稿整理成文，稍有删节。 │
│ │
│ ──作者按 │
└────────────────────────────┘
非常感谢王继军书记邀请我到平桥来谈谈我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
状况的认识。我研究理论是比较早的，1983年到人民大学，与王书记
也是校友了。1986年开始读博士学位，89年风波以后我就下海经商
了，到今天仍在做艺术品投资与推广方面的工作。对于理论研究，我
现在只能说是票友了，已经不是我的专业了，写文章只是业余的兼
职。为什么今年以来我又出来写了一些东西呢？其实从2003年起，我
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年写一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
中一些大的问题的思考。从今年开始，我面向网络写作，写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中国下一
步》的系列思考，现在已经写到第七篇了。还有一个是重庆事件持续
发酵，社会广泛关注，我就写了一个《回望重庆》系列，现在已经写
到第五篇了。这两个系列的文章都发表在《共识网》，这是一个国内
影响很大的思想网站。我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些反
响，有些人都在问：荣剑是谁呀？
其实我在89年以前写了大量文章，特别是在当时著名的《世界经济导
报》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就是由我和吴稼祥首先开始唱对
台戏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我是主张民主的。自那以后20年间，
我没有介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这一次我突然冒了出来，也引起了我
们平桥区领导的关注，王书记费尽周折找到了我，我也很惊奇，也愿
意来和大家交流。对于市县两级干部，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我始
终有一个观点，中国市县一级干部的政治智慧是高于我们九个常委
的！不是说笑话，我们大家对现实都不满意，希望常委们有大智慧，
拿出高招来，可他们迟迟就是拿不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但我
认为人到一定位置后智慧是下降的，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虽然20年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我的文章出来后，的确引起了思想界比
较大的反响。我最近写了一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在《共识网》
上点击量达到了六万多次，加上转发，看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美国
所有的中文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我由此感受到网络传播的力量。
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长篇大论，读
者可能只有几百个。网络读者广泛，是吸引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年初我在网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我是感到，到这个时
候，是应该出来讲一些话了。之前的20年，大家都在看中国现行制度
能运行到什么时候，它的效率会发挥到什么程度。小平主张不争论，
结果大家都埋头干事，先挣点钱再说。当然，社会问题也没有充分暴
露出来，各方利益大致平衡，彼此相安无事吧。但从最近几年，感觉
到社会问题在逐步积聚，危机在加深，尤其是去年底以来，大家都感
觉可能要出事，都有一种紧迫感，好象时不我待。薄熙来去重庆时就
讲自己已经62岁了，没多少时间了。的确，对他们这批政治人物来讲
可能就只有十年时间了，过了十年，他的理想抱负就没机会实现了。
比如刘源去年也非常活跃，通过他的智囊张木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
理论，反响也很大。对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重返新民主主义是否
可行？》，我自认为是很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相当大范围的反响。
以前从来没有见作为军队将领的刘源对国家发展战略发表什么意见，
去年却非常高调地讲话。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反应
了刘源的许多看法。共产党可以挖掘的资源都挖得差不多了，这些资
源在现实中能发挥多大的效率，大家对此都有看法，很多的话已经讲
不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刘源觉得新民主主义还可以讲，可以用这个
理论来凝聚大家的思想，可以来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因为大家都知
道共产党腐败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合法性呀？你在台面上讲的是一
套，下面干的是另外一套。这种政治人格的分裂是长期形成的。现在
党内有一批人是想改变这种状况，你共产党做的与说的差距不能这样
大。比如学雷锋吧，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道德之
困》。文章提到，李鹏的女儿自己穿了价值几万块名牌的衣服，居然
说要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大家过勤俭节约地生活──这不是荒
唐嘛！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内部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党怎么样转型，怎么样改革，才能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
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是正当的，是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这个问
题就要涉及到很多制度上的建设。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出来说话？有我个人的理论偏好问题，其
实有更多的人也在思考现实中的问题。有些人的出发点可能会更高尚
一些，就是考虑执政党怎么改革，考虑国家的改革怎么推进的问题。
30年改革以后，中国的确面临着转型问题。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揭开盖
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各种传言此起彼伏，有些说法还非常
离谱。在这种氛围下，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理论准备，我看都是必要
的。我今天给大家的演讲，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当下一些关
注度比较高的问题的探讨。
我今天给大家谈的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主要会涉
及到“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五个方面
的问题。这些话题都非常大，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相差很远，能给大家
什么启发，都不好说，而且我讲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和你们宣传的党
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研究无禁
区，宣传有纪律”，我讲的东西与你们宣传的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错的地方可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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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当前的“时代性”
荣剑
先讲“当前”，一个关键词：时代性。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要有
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
一个什么概念呢？“天”简单地讲，就是时势，而“道”则是施政纲
领，治国之道吧。从现在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时代环境
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目前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而对于时代的把握是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经常批评下面的干部是小脚老太婆，赶不上时代
的步伐。他的时代概念是要求社会的发展尽可能地超越现实，他一系
列左的认知都是来源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比如要“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等等。刘源在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认为毛泽东在1953年以
后提出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要搞15年”的既定方针，急于进
入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毛对当时的时代判断是错
误的，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党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有一个调整。邓对时代的基本估
计是，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
不能对外打仗，要韬光养晦。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制定了改革开放的
基本路线。
到江泽民执政时期，又提出了“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三个
代表”是在2000年“7．1”讲话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三个代表”
包涵了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的基本考虑。“三个代表”提出后，当时
的左派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连续发表了五、六个万言书，对江的思
想路线进行了非常尖锐全面的批评，认为江的路线实际上是戈尔巴乔
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线。江当时提出“三个代表”以后，实际上没有继
续往前走，遇到阻力后又退回去了，结果导致左右两边对江都不满
意。《乌有之乡》网站对江的批评是指名道姓的，当然也批评邓小
平。我的一个朋友蔡霞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思想非常解放，她现在重
新宣讲“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
识到。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说“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没讲
明。“三个代表”理论，说穿了，就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改造我们
的党，进而来确定我们的改革路线。按照左派的批评，“三个代表”
就是要搞“全民党”，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资本要素获得报酬就
是资本主义。江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党内巨大争议，但没有继续
往前走。我认为江缺少邓的权威，也缺少历史的担当和勇气。我在写
文章时提到，我们改革30年有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邓的理论，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黑猫白猫”论的升级版，实质是实用主义路
线。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往普世价
值靠拢。一个是最近十年的科学发展观。
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价值理性的概
念。工具理性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设计发展方式，而价值理
性涉及到发展好坏的价值判断。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回避了价值理性的
分析，只是一个平衡的概念，统筹兼顾的概念。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
理，因为我们前2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偏颇。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要强
调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要平衡和谐，这是
对的。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再提和谐维稳，为什么还一再出问
题，而且问题的总量是要超过前20年？为什么你越想稳定，社会越稳
定不下来？这就说明我们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采
取鸵鸟政策。
对改革30年做一个评价和反思，这篇文章还没开始做，执政党做不
做，还不好说。从研究的角度看，邓绝对是开创性人物，他开辟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89事件，历史以
后会有评价的。92年小平南巡讲话重新推动了改革，历史作用非常
大，是无可置疑的，是可以盖棺论定的。92年我刚好在深圳，大家都
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哪有搞经济的气氛呀。但是
小平讲话一下子就把势头扭转过来了。在第二个十年，就是江的十
年，他有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考虑，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
了，这注定他不能成为象邓那样的历史性人物。然后是最近十年。对
这三段，要我来看是一段不如一段，这也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非常普
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论问题解决了？都没有。对于有些理论
问题，用开玩笑的话讲，就是“打死也不说”，更谈不上做了。另一
个问题，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滞的十年？当然我们做了许多事，
开了奥运会，高铁也上来了，航空母舰也有了，歼20也有了，极大地
满足了中国人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想象。第三个十年刚开始时，大家
都不看好，2002年美国有个华裔律师章家敦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即
将崩溃》，轰动一时，排到了美国畅销书的前几位。2003年中国出现
“非典”，处于最低潮，外人以为中国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来
了。经过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释放。现在外国人操心的不是中国即将崩溃，而是中国即将统
治全世界，如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调子完全
翻了过来。现在老外不给中国人说点好话，一是拿不到钱，二是你不
了解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恰恰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按道理
讲，我们对这十年应该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才对，你说这十年是停滞
的，你不是不负责任吗？实际上，我说的“停滞”，是我们对未来的
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没有提出一个思路──这也是左右两边都
对十年不满的原因。对目前中国这种不计代价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发
展，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冷静的反思。这是我们讨论十
年发展的切入点。如果单看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现在欧美都是这样看中国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
们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怎么可能超
过美国呢？这十年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格局，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改
革，我们对未来的政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做了30年的回顾，又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究
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时代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
改变要求？我们如果不往前走，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一
个巨大的包袱。我们的时代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全球化时
代”，一个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和网络化是我们时代的总特
征。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没什么两样，的确
如此。那么在这两个特征下，我们的制度如何安排呢？因为我们会遇
到传统的方式、传统的制度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比如维稳问题。
过去哪一个村庄出了问题，我可以派一个连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没人
知道。现在怎样？一个小事发生，一条微博发出去，全中国、全世界
都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阳来讲课，我就注意到了有关信阳的一条微
博，就是你们有关招聘处女采“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国都知道了。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瞬间就可能发生蝴蝶效应，互联网迅
速放大，你没法控制。
中国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还有一个是美国。这就要充
分肯定江朱时期我们加入世贸的重大决定。当时朱镕基到美国去谈
判，回来就有人骂他是卖国主义，骂他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外国的
东西都比中国便宜，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还不垮掉？现在再看，远不是
那么回事。全球化时代，市场开发，资源共享，我们有丰富的资源，
加之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我们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占到有利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后，为什么
对全球化的政治红利和文化红利全面拒绝？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能不
能拒绝？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组织等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都是执
行的。虽然在政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没有要求各国必须执行民
主制度、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这一套制度的
情况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的委员长讲了，我们有五个或六个“不
搞”，“三权分立不能搞”，“联邦制不能搞”等──现在据说是把
话收回去了。这些“不搞”显然是与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
你也不要说得那么绝嘛，你可以研究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全
球化的经济红利拿到了，政治上红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们参与进去
的话，我们是可以拿到的。我们老是担心，如果我们参与到民主化进
程中，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会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统治地位了。这
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绝这个东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参
与进去，不但拿到经济红利，还可以拿到政治红利，这是多好的一件
事情呀！
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已经带动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这方
面的情况，一个突尼斯小贩自杀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
春”席卷中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40年，准
备传位儿子，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没想一下子就垮
了。这次缅甸的转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
是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
全球传播。
实际上，全球化与网络化是合二为一的问题。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
是什么？他们形象的说法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石块”。什么
意思？“拿手机”就是信息沟通，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拿石块”
就是暴力的反抗。这说明全球化与网络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经不是
我们传统的制度手段所能控制住了。你必须要看到这一个变化，来适
应这个变化才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一时一地的，但经过互
联网的发酵，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
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
个问题，关于时代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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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荣剑
对于“中国”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
现在考虑问题，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现实出
发考虑。这就有一个对中国自身认识的问题，有自身的反省问题。这
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学术理论，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中国
曾经长期以来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另一个版本。改革30年，中
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当然你达不到人家的
政治水平。我们搞的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发展方
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象吴敬琏、
茅于轼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在谈中国时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中国
现在制度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都在谈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社会主
义制度，但中国是什么呢？对此，理论界都在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
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学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
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日本是与欧美不同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二者是
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是以苏联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后来
是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用比较坏的原始资本主义来看中国。
理论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应该是中国
自己的。
何谓中国？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叫《宅兹
中国》，提出了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
历史上的中国有很多变化，比如满清原来不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历史
上是讲究夷夏之分的，中国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之地。现在来看，
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的范围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们文化的影
响。当然，还有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的“三个中国”提出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也在研究考
虑这个问题。当然，我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中国。为什么要把政治的中
国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认识。我们
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大家都会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所在有一个
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大。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历
史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翤同，就提
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皆秦政也”。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家的权力高度发达，政府的权力高度发达，当官
的权力高度发达，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都是来自于权力。谈到中国的
自我认识时，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
是从上至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他们
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有国王，有教皇，有贵族，有城邦，几个
权力是平行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要妥协──英国的《大宪
章》就是这么来的。几方势力比较均衡，大家就要讲民主，你政府用
了我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付出相应义务。他们的国家是在横向的权力
配置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什么呢？是一个纵向的权力配置
结构，从皇帝一直到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国还是“皇权不下
县”，乡村是自治的。而我们现在是中央的权力已经下到了每一个村
庄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权力安排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政府权力高度
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权力结构，是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的
一个总的制度特征。
有人说这个制度很好呀，秦始皇搞“书同文路同轨”，修万里长城，
建阿房宫，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可以
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德国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
要讨论十年，而我们修一条高铁仅仅用了五年。我们的政府权力高度
发达的制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没有？现在看显然是有的，中国
制度文明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它的制度的有效性。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城
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是与制度的有效性关联着
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有效性──
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们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别人200年发
展才取得的成就。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国家权力高度发达的
制度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们现实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
章，叫《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尽管国家主导、政府权
力高度发达的发展模式，在过去3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未
来的时间里还能不能象以前那样发展下去？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
对中国的自我认识的立足点还是对政治的中国或者是制度的中国的反
思：在现有的条件下需不需要一个横向的权力配置？需不需要横向的
社会结构？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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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荣剑
关于社会问题，你们的王书记也写过很多文章，多是有关公民社会的
建设问题。实际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怎么建设的问题，
但仅限于理论的探讨。平桥已经付诸实践，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越
来越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改革国家主义之后的替代品。原来我
们是国家主导的、政府主导的、公权力主导的，以后要逐步过渡到社
会主导的、社会自治的、社会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前县太爷来管理你
们小民，就是说你自己管不好，必须我来管，我来给你主持公道。我
们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也是县太爷的看法：社会乱，百姓素质低，
让你们自己搞，还不乱成一锅粥了？政府必须处理一切。我们现在看
这种模式问题很多，比如你来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里？等等。
一系列问题都会出来。
谈论社会，我有一个概念，叫“总体性”，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诸多
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结构去认识和观察。我们讲危机，总体上是社
会的危机。我以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就
提到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呢？按照马克思的
观点看，就是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必须委托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就
由此而形成了。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大众对管理者有一个授权的关
系，按道理也有一个制约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这么
一个基本的关系：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少部分人，授权他们
对大部分人进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民主政
治出现以前，这种国家治理在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周的封建
制，根据血缘关系，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团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到
秦以后，就是一人专制，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后到今天，我们的国
家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家族一个人演变为一个党的统治。当然，我们执
政的合法性来自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
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的，来执行对社会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
以前完全是由国家来管理的，无论是家族还是政党，那么现在还能不
能按以前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呢？
当前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必须委托给国
家管理，但社会与国家之间又不存在合法正当的委托关系，这个委托
关系是一方说了算的，说穿了，就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在政治学理
上，我们会质疑这个关系，我们会问：你这个委托关系是不是征得了
社会的同意？比如我们的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就容易出问题。乌坎
村的事酿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有人把乌坎村看作小岗村之后的
第二个农村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
结果却是由上面来决定谁来当村书记，谁来当村长。我们整个国家与
社会的矛盾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在没有征得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把
社会管理的权力全部收上来以后，再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
管理。
这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名义上有，那是自己给自己
找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举，也没有居委会找我讲谁
是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一次公民权力。我们的程序
正义与实质正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常讲共产党的权力、官员的权
力是人民给的，但人民是怎么给你的？从来没解释清。我们也有人大
制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于实质正义更有问题：为什么出
了那么多贪官污吏？
我曾与美国人辩论，说小布什是民选的，但选举出来后却给世界带来
了这么多问题，也即是说，民主程序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对此，西方
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认为民主程序是各种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
因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选出了坏领导人，再把他选掉就是了，为
什么不用？我辩论说我们尽管没有程序正义，但几个人选出胡锦涛，
干的也不错嘛，也很亲民呀，我们的实质正义是有的。胡锦涛当总书
记，你的一票是没有用的，离开你他肯定能当上！但是不是我们所有
的领导集团都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呢？大家肯定是持怀疑态度的─
─为什么我们十年里出了那么多问题，抓一个是贪官，抓一个又是贪
官，而且数量级越来越大，难以想象！这表明我们既没有程序正义，
更没有实质正义！问题就在这里。你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管理社会，
却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统治呢？怎么
能够维持这种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何在呢？平桥区扎
扎实实从基层开始搞公民社会建设，是在摸索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
意义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选择，
自己负责吧。平桥区搞民间金融，就是强调自我管理，风险自担，出
了问题自我负责，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邓小平曾讲过，要把管理社会
的权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
情。这里有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重心转移问题，必须走向社会自我管理
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取之不义，用之不当──取之不义，就是
你拿到政权，拿到权力，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用之不当，就是你没管
理好。就算是取之不义吧，拿到权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发展经
济，稳定社会，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当然，取之不义，
不一定是用之不当。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败也很厉害，一个小小的乡
镇干部职务性消费非常厉害，但是老百姓倒没什么多大意见，因为当
地经济很发达。这是说委托人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的收
益大于成本，他就觉得可以忍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拿了很多
东西，却用之不当，老百姓反而受损。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
情况，既是取之不义，又是用之不当，形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冲突，
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乌坎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村干部偷着卖掉六
千亩土地，老百姓没有拿到一分钱，你说他们不造反吗？出了问题，
广东当地政府还要去捂着压着，还要为村干部背书，站到了人民的对
立面，而一旦老百姓起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国家管
理社会的取之不义，用之不当。用之不当主要体现在人权、事权和财
权上，任人唯亲，胡作非为，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老百姓非常痛
恨。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不好，而且没有办法自我纠错，没有重
新选择的机制──西方的民主制度，你干不好就下台了。台湾也一
样，你干不好就走人。我们是明明看到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既没有
什么效率，也没有什么正当性，但没有办法把这批人给换下去！
所以，我们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根源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
合理的良性的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需
要调整以前以国家为主导的，以国家包办一切，国家决定社会的一套
思想，重新确定一个社会决定国家，社会控制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的
思想。
我认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国的改革有三大重点，一个是公民社会建
设，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乡村建设，即乡村选举。我这次到平桥
来，看到平桥至少在公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两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
好的开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政府尽管有这
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统筹解决面临
的所有社会问题，必须要分解到社会各个领域，由社会按照自治的方
式、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这条路，所
有的矛盾爆发，会集中到政治领域，由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西
方经常会出现社会危机，比如罢工──你罢工就罢工呗，没什么呀。
而我们呢？现在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个躬，马
上就会有四、五个人围过来把你摁住，哪怕你什么都没讲──哪有这
样子的？往后你还怎么弄？现在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到以后所有问题
总爆发时，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缺少一个社会危机自我解决的机制，
摁不住，就会产生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之大是难以想
象的。现在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说明问题。我的看
法，要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公民社会建设，
实际上是基层民主的表现，就是要落实我们执政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
关于社会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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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荣剑
对于政治状况，我用“敏感性”一词来概括。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
性问题正在转化为政治性问题，可以说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牵
一发而动全身。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
权力，是制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会上各种不同
利益的分歧、冲突，当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最后要反映在政治层
面上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可以公开讨论的仅限于经济
层面或社会层面。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有些人的话已经说得很
重了，认为今年的经济预期会很不好，甚至会面临比2008年更困难的
局面。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刚看到了马光远博士的
一个评论，他认为不能象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贷，不要放货币，
就让经济下滑一阵。我同意他的观点，当前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就是08
年的延续，到现在还没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都是有
办法解决的，无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压力大一点，小一点。
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财力，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比较难解决的问
题，就是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了，
需要我们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面对，不能回避。
前30年的改革路线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尽管也提提口
号，也讲了30年了。但实际上从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顿
了，只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样看起来也不错，也取得了一些成
绩，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政治高度垄断，经济高速发展。现在有人甚
至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挺好嘛，政治高度专制，
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要重新考虑了。在重庆事件中
充分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权力安排、执政路线最后演化为
权力之争，这至少表明在我们现有的权力格局下，有些问题是没法解
决的。还有腐败问题，不管左中右都认为已经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合法
性了，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腐败，共产党的统治肯定不能继续下去
了。
对当今政治上的问题，我概括为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的一党执政已经搞了60
多年，还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没有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一党执
政对于实际执掌权力的人，是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甚至没有道德上
的制约。党的纪检系统是党的自我约束，效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
楚。如同一个人，偶尔会自抽自己的嘴巴，但不可能每天都抽自己的
嘴巴，这在别人看来也不正常了。一个政党，独掌大权，缺少制约机
制，不出腐败，不出问题，那才叫怪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失
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这是可以提出来的。
第二个是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重庆事件后，大家的呼声就很高
了，有人就提出党内是不是可以搞派别？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就
是在共产党内部搞派别制，来推进党内民主，比如可以把差额选举扩
大化。现在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共产党总书记就有两
个竞选人，前书记又出来搞了个民主党，就是看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
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现在中央党校的很多人，包括中央编译局
的副局长俞可平，都写了不少文章，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俞
可平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敬畏民意》。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实现
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带动社会民主。我对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民
主是持保留态度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这样提（民主）总比不
提要好。我认为如果真的在党内搞派别制，最终会演变成两党制或是
多党制，这是肯定的。因为党内派别之争，如果通过合法的渠道公开
表达，最后必然是政党制。比如重庆事件，如果党内派别之争是合法
化的话，是可以公开的话，那么执政分歧就可以用党内公决的方式来
解决。党内派别问题提出得很好，党内应允许有对路线政策的不同看
法。当然，腐败问题就另当别论。
第三个是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最终演变
为多党制或是政党制，那么就面临着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必须转
型。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可以搞，就没有政治转型问题。
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无法搞，那么你的政党制必须向现代
政党制转化。转化的方向，就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政党政治的做法
──多党制。这是应该考虑的。
第四个是政治转型后的执政党地位问题──现在为什么政治民主不敢
提？多党制也不敢提？核心问题是共产党担心在多党竞争情况下自己
的执政地位不保。赵紫阳对“四个坚持”的意见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一条，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据说邓好象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强调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上面在考虑这个问题，下面也在考
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从上到下以一贯之的，上面动了，下面也会动，
会涉及每一个的切身利益。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真要走出这
一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一定会动摇，不一定会失去，担忧是没必
要的。因为社会的主要精英都在共产党内，社会的主要资源也都在共
产党手里。退一万步讲，真的被选掉了，你还可以两党轮换。当然，
这种说法对我们传统执政理念是一个颠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研
究者的角度，我必须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如果搞政党政治，共产党能
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支持，那就是真的支持了，是授权委托你
来管理的，当然他是有限委托，是有边界的，你不能为所欲为。
围绕这四个问题，主动改革的风险是最小的。从一党专政到转型，现
在可以观察到的，有三个模式，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一个是台湾模式，是蒋经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动转型──马英
九最近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经国先生》讲到，当时台湾民进党闹得很
凶，把蒋经国气得吐血，马英九给蒋经国汇报，问要不要镇压民进
党。当时的镇压预案都做好了，马英九认为蒋经国肯定会同意镇压
的。不料蒋经国却说：现在已经到了时机了，我们必须改了！也就是
在那一天，台湾当局做出了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决定。李登辉就不用讲
了，马英九听到这个消息，出去就大哭了一场。这是执政党主动改
革，国民党失去了两届任期，现在又重新执政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
明认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达到了欧洲的中上水平。特别是这次大
选，蔡英文和马英九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街头政治很少，也没有
什么历史清算，还对历史遗留事件进行了补偿。国民党赢得了民心，
赢得了考验，又继续赢得了执政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缅甸模式──缅甸转型后，昂山素季放出来了，国际社
会对它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当然，它的转变是在国际社会
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只给反对党20%的议会名额。缅甸的转型是国
家长期封闭、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被动转型的，它后面的结果如何还不
好说，但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好。
第三种模式是阿拉伯模式──这是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顽固
守旧，拒绝改革，最后身败名裂的一种情况。卡扎菲的下场是暴尸荒
野，穆巴拉克原来是美国全力支持的，而最后也在囚笼里受审。其实
呢，实行民主制是对这些人的最好保护。阿拉伯世界从一个偶发小事
酿成政治风暴，波及那么多国家，下一步沙特、科威特这些家族统治
的国家都将难以幸免。当然，后一些国家比较富裕，他们是花钱买平
安，但能不能维持统治，是一个问题。
在21世纪民主化转型浪潮里，我们同一个中华民族里的台湾做得最
好。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而且可以做得非
常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在开放党禁的同时，有一个“黄金十年”
的公民社会运动，被他们写入了历史。台湾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搞
乡村自治来培养和壮大公民社会的。有了十年公民社会的成长，才有
了他们后来的政党政治。我们国家范围太大了，地区发展也不平衡，
不能简单地走台湾的道路。但台湾转型中体现出的有计划、有步骤、
有秩序的过程，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的。国民党这种主动引领民主改
革的历史担当，这种做法，对我们共产党应该有启示。台湾经验，可
以用到我们大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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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思想的“争议性”
荣剑
我到许多地方，看到各地发展都是很平稳的，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
大的波折。但在北京的思想界，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暗流涌
动”──表面上是很平静，但争论激烈。很多象我这样20年不写文章
的人，也纷纷站出来就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分歧特
别大，争议特别激烈。主要的争议，我认为是左右之争。当然还有其
他的，包括搞国学的，搞民主主义的，等等，有人总结为“六大思
潮”，有人总结为“八大思潮”。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的
“左派”，一个是所谓的“右派”。“左派”的特点，以前普遍的说
法是，把未来能够实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做。当然，这种解释太过于
简单了。你比如马克思理论在西方，是被公认为左派理论。而英国的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被公认为右派理论。法国奥朗德是左派，在
失去政权17年后重新执政。萨科奇是右派，还有极右的勒庞。
我们的左右之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是党内的争论──左派代表
人物是胡乔木、邓力群，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坚持社会主义
教条，按照这些教条来批评胡耀邦、赵紫阳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
而邓小平在经济上完全是右的立场，他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
了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总路线。1989年以前的左右之争，主要体现
在左的教条与胡耀邦改革主张之间的冲突，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
意识形态之争。到1992年以后，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争
论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后，邓讲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放弃意识形
态的争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搞改革。但邓是有明确的价值取
向，这在南巡讲话里体现得很清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他认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里，干扰破坏主要来自左。
《乌有之乡》的左派网站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硬性政变”，把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说成是“软性政变”，可见极左对邓是恨之入骨。
他们认为邓的南巡讲话改变了整个思想界的主要走向。
第二阶段是在90年代以后，是思想理念之争──争论由执政党内部转
化到了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左派”。“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大学
教授，很多是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有的很有名气，是声名显赫
的大学者、大教授。我最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点了他们
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主要来自西方的左派思想，政治主张
是倾向草根平民。而右派一般被认为是维护有钱人、大资产阶级的利
益。这个说法不全面，但也靠点谱。这次奥朗德上台，法国的富人就
有点紧张了，就怕左派上来向富人收税。右派上台往往是减税，而左
派是增税搞转移支付来养穷人，很受底层欢迎。这种学术层面上的左
右之争，我认为是有合法性的──你愿意站在老百姓一边，还是站在
富人一边，由你选择。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怎么
理解？我们讲右派维护富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偏好，他们
是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资本带来了税
收，带来了财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对穷人也是有
好处的。如果资本家跑掉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就失业了，对谁有好
处呢？这里有个算账的问题，支持富人，不见得对穷人没好处。一味
地替穷人说话，不见得对穷人全有好处。欧洲的债务危机，无非是投
资与消费的问题。希腊人收入100块钱，却要消费150块，那50从何而
来？借债。希腊人一年拿14个月的工资，有说不清的假日，人都养懒
了，不愿干活了，一旦说要消减福利，他还不干，就罢工示威。可
见，穷人的诉求，不见得都是正当的，要作具体分析。
所以，对左右之争，要做一个政策上的分析。你愿意持什么立场，你
可以随意选择，都是你正当的权力。但矛盾如何解决？西方民主国家
有解决这样矛盾争论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说话──老
百姓选你左派，左派就执政。干了几年，如果你干不下去了，老百姓
自然会选别人，选右派来试试。原来法国的密特朗为什么干不下去
了？就是左派的那一套政策玩不下去了，倒台了。现在法国的右派又
玩不下去了，左派再来搞。在他们民主制度下，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制
度安排。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制度，就容易出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的左右派之间的制度路径之争──这在重庆模
式里就充分体现出来。对于薄熙来的民生经济、共富理念、安居工
程，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这很好呀！现在物价、房价这么
高，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充分认可重庆
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认可薄熙来的那一套做法。对此如何评
价？重庆模式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是国家主导的模式，重点倾斜于
民生发展，这套做法与欧洲左派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重庆模式
出来以后，左派一片欢呼，跑到重庆给薄熙来说话的都是左派学者，
没有一个右派学者。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左右之争，已经演变为了制度
路径之争了，演变为经济政策之争了。原来大家只是说来说去，打口
水仗，是教授在打架。目前就不一样了，已经是政策、路径、制度安
排的选择之争了。
开始总结重庆模式时，大家仅仅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我是右派，我
就既否定“唱红”，也否定“打黑”，同时也把民生经济也否定掉
（据说重庆负责近万亿，也很危险）；左派则是一味唱赞歌。我认为
重庆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打黑”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了，象李庄
案。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李庄案到“李庄门”》，认为重庆模式的转
化就是从李庄案开始的。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还写
过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我对重庆的
地方自治给予了客观评价，我当时希望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中国地方自
治的可能性。同时，我也提出重庆的“打黑”触犯了基本的法律和道
义底线，认为“重庆不管如何辩解掩饰，都将为李庄案付出巨大代
价”。果不其然，他们的问题不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后来我与李庄
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等五人专门开了一个会，用了六、七个
小时听李庄讲重庆“打黑”所暴露的问题。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
“黑打”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不光是黑社会，公安局里的人
也被打死了好多，象总队长副总队长也被不明打死。当然，这已经超
出了左右之争，已经触犯了法律。不管左派右派，你触犯法律，违背
道义，你就干不长。重庆模式之所以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之所以一开
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我认为它第一个就是“打黑”用“黑打”方式进
行，第二个是“唱红”也有问题。“唱红”是一个典型的左的做法，
十万人在体育场集中，红旗招展，很象文革的作风。当然，“唱红”
也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重庆模式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后
面的清算总结都会有的，包括它的民生经济能不能持续下去都是问
题。主心骨没了，原来可以借助的资源没了，肯定搞不下去了。
但是，我认为左右之争会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因为
重庆模式破产了，左派就会偃旗息鼓。我认为左派遇到了近20年最大
的合法性危机和道德危机。我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之所以引起这
么大的关注，有人是在看左派的笑话。左派的一些学者这样跑去给重
庆说话，完全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调子唱得太高了。学者
研究问题，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问题。而那些左派学者到重庆看
到的都是好的，问题也是好的，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的
操守。我研究重庆模式时，就认为民生经济有可取的地方，但“唱红
打黑”肯定是有问题的。左右之争之所以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因
为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利益统一体，而现在社会已经分化成了不同的
利益集团了，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了，已经有了不同阶级的冲突
了。《人民日报》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大家都在说利益集团绑架
了改革。权贵集团与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
同利益的划分，有不同阶级，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必然有冲突与
斗争，而这些冲突与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要解决中国
现在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制度。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是
有例可循的，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西方的左右之争是泾渭分
明，法国有左派有右派，还有勒庞的极右，俄罗斯也是一样。他们的
极右也好，极左也好，都对社会构不成致命的影响和破坏。你可以公
开宣传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主张把富翁全部消灭掉，把富人的钱全部
没收去救济穷人。但你的主张能不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转化为政策，
那是由大多人决定的。谁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那就是通过
宪政民主的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你的主
张，反对者也没有话讲，因为你的做法是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如果你
搞了几年，把经济社会搞坏了，老百姓自然会把你选下去。因此，要
解决左右之争，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的执政党是左右不靠，把《乌有之乡》网站封了，对右派言论也
限制，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讲，有些文章一看不行就删掉了。这种
回避的态度，我看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应该正视左右的分裂，左右的
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
排，就是宪政民主，通过这种方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老百
姓之间的、我们社会之中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如果想要把你的主
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的行为，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获
得大多数人的授权。
今天我演讲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
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政府手中集聚了巨大的资源和转移
支付手段，具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
的共识也在不断形成，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不继续改革，当前面临的问
题就解决不了。唯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凝聚人
心，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我想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可能也在思考
这些问题，问题是大家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把思考意见反映出
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意见场域，使得我们的执政集团能够看到这些问
题，进一步比较选择，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这也
是我的期待。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也能找到办法来解
决我们的问题。我相信经过未来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改革，中国将会
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礼物──中国这个古老巨大的帝国顺利成功地
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原载《共识网》2012-05-24；http://new.21ccom.net/。推荐者：
（纽约市）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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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到平桥区作讲座
平桥区委宣传部
5月15日，著名学者荣剑到信阳市平桥区区作题为“当前中国社会政
治思想状况”的讲座。区委书记王继军主持讲座。
荣剑博士是一位在学术和艺术上都有较深造诣的学者，曾在《哲学研
究》上发表了《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
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在当时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1999
年起，他开始涉猎艺术品收藏，并开办北京锦都艺术中心，策划了中
国抽象油画系列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荣剑从当前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切入，以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为例，从社
会管理的目标、方式、主体等方面阐述了什么是积极的社会管理，并
就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重建社会基础秩序等内容作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他还就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了独
特见解。
整场讲座思路严谨、案例详实、语言生动，让与会人员对当今社会存
在的热点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对平桥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工作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作者：王清明）
〔原载《平桥新闻网．平桥新闻．浏览文章》2012-05-17；http://
www.xyp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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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右派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洪哲胜
一、资产阶级民主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反对西方的民主，说那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尽管它有
着一人一票的平权游戏规则，其议会却往往成为服从资产者之利益的
机构。它服务的主要不是全民，不是最大群体的选民，而是有力者资
产阶级。之所以如此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拥有最大量选民的群体，无
法推出与选民数量成比例的代议士、参与议会的议政和决策、争取并
护卫自身的利益。
二、底层人民专政的道路
一个理论认为，之所以陷入困境的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民主
不是真正民主，因为，它的《宪法》法律所展示的游戏规则，对底层
人民不公平，偏向资产阶级，因此，其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只是装
模作样，意在欺骗底层人民。因此，左派运动必需摆脱、抛弃资产阶
级民主，必需鼓动底层人民的革命和他们的专政，没收资产阶级的资
本，把他们的土地充公，并且剥夺他们原本也应该拥有的平等的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最后，取消阶级划分，达致全民的平等、公
平。
三、左派革命失败、变质
这样的理论在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国家得到数十年的实践。多数国家
的左派，已经一个一个被自己击倒、一个一个把自己逼出政治竞技
场。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所有这些国家的运动过程当中，底层
人民并没有对谁专政，而是和资产者一样也遭受到所谓的“革命领导
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说，“底层人民专政”成为了卖狗肉者所挂的
“羊头”，吸引着嗜羊肉的底层人民的垂涎并为之卖命，而“革命领
导集团”则公然贩卖着“狗肉”自肥。
以还没有下课的中国为例，底层人民被共产党利用，充当他们的打
手，把原来的资本家、大地主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没收其财产、
把人扫地出门，而终于又把老大哥们养成权钱两抓的ＣＥＯ、总裁、
总经理，等等，总之，大资本家、大“地主”──新富起来的人上
人。
四、左派运动：公民无力量就无法出头天
“革命领导集团”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就凭借权力用尽一切
手段图利自己。这毋宁是一件挺自然的事情，不这样才怪呢！既然如
此，他们就不会费心启蒙大众、让大众拥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并
因而拥有力足以驯服公仆的相应公民力量。而这也是可以精准预期到
的结局啊！
可见，底层人民如果想要通过左派运动追求自身的出头天，那么，它
就得展开公民运动，让自己拥有驯服公仆的能力。
五、右派运动：公民无力量就无法出头天
那么，右派运动又如何呢？
既然，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游戏规则完全建立在一人一票上面，而
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把这样的平权的游戏规则用来图利自己，和上述
左派运动当中“革命领导集团”得以在“底层人民专政”之下戏弄鱼
肉底层人民的道理完全一致，就是，底层人民没有让自己构建成熟的
公民社会，没有让自己的公民力量增大到力足以驯服政府。──底层
人民
◆眼睛不够锐利，把选票投给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被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收买（卖票是个例子）而把选票投给他们；
◆看不出怎样的提案有利自己而支持了不利自己的提案；
◆……；
◆错误接受了不好的左派政党；
◆不知道当前急务在于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并在其过程当中展开公民
（社会）运动，形塑公民社会、培养自身的公民能力。
可见，底层人民如果想要通过右派运动追求自身的出头天，那么，它
就得展开公民运动，让自己拥有驯服公仆的能力。
六、《零八宪章》吁求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这个术语听起来挺熟悉的，因为，它出现在刘晓波和
张祖桦等人起草、有着一万以上的联署人的《零八宪章》。《零八宪
章》列出六个基本理念、提出19点基本主张，如此这般地结束以“公
民运动”的诉求：“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分，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
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
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这个“公民运动”正是上文所提到的左、右派运动同时都需要的道
路，通过它，人们才会拥有精明有力的公民和公民组织；全国的底层
人民也才能拥有独立的发言权，而不必充当右派的票仓，或者左派的
跟班。
正因此，当某些左派人士和底层运动者贱视甚至反对《零八宪章》
时，我发表《〈零八宪章〉不是什么？》，论证并宣称：
◆《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我把这两点的议论放在底下供读者参考。
七、中国左右派运动构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共已经用它的一个甲子的实践，证明它的左派运动所采取的道路不
但无效，而且有害。不少左派人士有着很好的用心，碍于长年积累的
成见，找不到左派的出路。《零八宪章》的出现，非常及时，也非常
适用。它所吁求的“公民运动”指出了左派运动的坦途。由于它也明
显地是右派运动的道路，因此，它就成为了中国全民出头天运动的共
同道路。把《零八宪章》当做民主运动的旗帜，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可
以也必需构建一个统一战线来推展公民运动，努力形塑公民社会，让
大众有力驯服公仆，真正当家，确实做主。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什么自己的道路。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共同
的中国的民主运动──展开公民运动，把《零八宪章》付诸实行，并
且把它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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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vs 底层人民利益／右派利益
洪哲胜
《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有人说，《零八宪章》是独立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作出的诉求，它
高高在上，没有把眼球放在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不值得人民大众的
支持。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
底层人民如果不是无权的老百姓、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要出
头天，要能够在中国的政坛上面以多数人的身分，集体发声，他们就
需要拥有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让政府不得滥权，然后运用自己
的“民主”权利参政、监政，参与“共和”，自利利人。这就需要大
众拥有“自由”、“人权”、以及“平等”。所有这些底层人民出头
天所必需具备的的条件，正是《零八宪章》在其“基本理念”中所罗
列了的东东。可见，就理念而言，不管它是哪些人、为了谁的利益所
作出的诉求，它绝对“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
章”。
细读《零八宪章》所推出的所有19项“基本主张”，从“修改宪法”
到“转型正义”，也都是底层人民争取当家作主、追求自身福祉的一
系列不可或缺有效措施。因此，就其具体主张而言，它也“不是一个
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有人说，《零八宪章》是右派的纲领，仅仅关切右派的政治、社会、
经济利益，不值得左派的支持。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
当今的中共已经不是1949年意气风发誓要践行其左派革命理想的中
共，甚至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无钱可贪的中共。它已经不再保有左派
关切工农大众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本身就是大资本家、超大地主、
权钱交易的受利者、大尾的社会寄生虫，以及凭藉党政军独裁专政、
鱼肉工农大众图利自己的集团──它不但压制争取言论自由的知识分
子、迫害争取信仰自由的各种教徒，……，它尤其蹂躏占人口绝大多
数的、有赖游行、示威、罢工、集体争议争取出头天的工农大众。因
此，中共剥夺着“它的垄断官僚统治集团以外的所有人民”的公民权
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它严打右派，
却也对左派更加无情残酷地给予打击。
《零八宪章》既然倡导宪政民主，它自然就不只是右派的纲领、不只
是左派的纲领、而是中国全民的纲领。说是“全民”，当然包括中共
垄断官僚统治集团。说它追求被压迫者的解放，非常容易理解。说它
同时还追求压迫者的解放，真有其事吗？这事当真，因为压迫者如果
不想被推翻、被清算、甚至被歼灭，他们可以接受《零八宪章》，安
心地把游戏规则从一党独裁改为全民选举，让自己也在新的民主游戏
规则底下新生。当左派和右派都在中共的专政下觳觫的时候，《零八
宪章》绝对“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上两节摘自洪哲胜：《〈零八宪章〉不是什么？》。）
（2011-03-20）
〔摘自洪哲胜：《〈零八宪章〉不是什么？》。转载自《民主中国》
2011-03-31；http://minzhuzhonggu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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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见《占领华尔街》驯服资本，
让民主精致化
洪哲胜
在一个金钱可以非常自由“发言”的民主社会，资本有着垄断国家政
治的旺盛的企图心，它有可能垄断政治；也可能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左
右或控制政治，以至于通过它们的代理人所塑就的游戏规则，危害社
会。这时，要让自己的民主精致化，人们得形塑公民社会，出手矫正
游戏规则。
美国正是一个资本的“发言”影响力超强而有待升级的民主社会。美
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众多国家对它的广泛而迅速的呼应和仿效，
正是一个一个公民社会拒绝被资本危害的一呼百（万！）诺的伟大行
动。
我在1980和1990年代就曾经指出，台湾人民的当家作主，除了终结蒋
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制度（≈驯服政府）之外，还需要拒
绝资本的危害（≈驯服资本）。底下，我找出一篇旧作──《如何超
脱“以暴易暴”的革命轮回》（1993年版）──的目录和链接（可惜
找不到链接，只好提供索要文档的办法），并且摘引几段相关文字，
供大家参考。
希望《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世界众多公民社会的同类奋斗，都能够
顺利成功，驯服资本，真正当家，确实作主。
更加希望中国民主运动认识到今后“驯服政府”和“驯服资本”的两
大任务，采用《零八宪章》所揭橥的“公民运动”（≈公民社会运
动）的方式，一举而达致这两个目标。
（2011-10-19）
〔本文首发于《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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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左右开弓、
不让两派人士发言、搞运动的今日，
左右派应该不再有互斗的奢侈和心情
洪哲胜
有论者把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定位为毛派势力的可能崛起。我想，这
个论断的正确性是极端微小的，因为：
◆中国的政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权贵资本集团，它已经通过特权经营
和权钱交易夺得了巨额资产，最害怕老毛反资路线的共产。
◆民运绝大多数反共反毛，是毛派势力崛起的天然反对者。
◆所谓的毛派，其实只是重视底层人民福祉的群体，绝少有人表明自
己欢迎再来一场毛式文革。
◆即使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可以看到的主要是：他用前者
关切底层人民的福利以便赢取底层人民的向心，用后者维持好治安
以便讨好备受黑道欺凌的绝大多数国民。所谓的“回归毛泽东路
线”的说法，不是他说的，是批评他的人往他的嘴巴塞进去的。
以上事实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力量，让人们无法得出“中国当前最大的
危险在于毛派势力的崛起的可能性”的结论；相反，却证明当前有着
最大的现实性危险，在于中共这个法西斯蒂极右派的进一步壮大、巩
固、施虐、以及蹂躏。
在这样的认知上面，当胡锦涛他们采用毛泽东的办法对待自己的政治
异己的此刻，民运的给予褒奖呼应并不适当。我想，民运的较优办法
在于：针对“法治”这个面向，要求胡温政府公开审判，彰显真相，
然后根据事实，依法处理重庆事件。只要胡温采取这样的合情、合
理、合法的法律程序，那么，不管薄熙来最后被如何处置，这个做法
本身都将可以给明日中国的“法治”添砖加瓦。──这大抵才是民运
此刻的正途和当务之急吧。
附加说明一点：中国人民的自救、解放、出头天，有一个避免不了的
任务，就是要在运动当中“也把”十亿人口以上的、全然被夺了人权
的底层人民呼唤起来，共同推展公民运动，让他们“也”在运动当中
得到历练，从而“也”提高了自身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让运动得
以真正拥有人民的力量去完成“终结专政”的前半段任务，也让人民
在民主化之后，真正拥有“驯服政府和金钱”的能耐去达成“真正当
家，确实做主”的终极目标。
这样的结局应该是关切底层人民福祉之左派民运人士心目中的理想，
也是争取真正民主之右派民运人士所憧憬的最高境界。既然如此，当
今民运的最忧发展策略就在于：左右派构建联合战线推展公民运动，
最后，或者让中共被动接受民主道路，或者把它拉下政治舞台。
因此，在中共左右开弓、不让两派人士发言、搞运动的今日，左右派
应该不再有互斗的奢侈和心情。
（2012-04-20）
〔本文首发于《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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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彭基磐商榷
《薄王事件以及民运应有的立场》
洪哲胜
┌────────────────────────────┐
│ 【声明在先】在这里，我的论述只根据已经明显显示了的事 │
│ 实，而且只限于政治上的行为，而非个人的私事。同时，我 │
│ 拒绝揣测任何人的动机、而根据揣测的“成果”作出论断。 │
│ │
│ 总之，我仅仅就事论事，既不挺左派、也不挺右派；既不褒 │
│ 薄熙来、也不贬他。对于薄案的司法程序，我仅仅关切它的 │
│ 程序：是否公开？是否展现事实？是否依法审判？等等。 │
└────────────────────────────┘
彭：震惊世界的薄王事件已接近尾声。
洪：事件确实已经接近尾声；其影响后劲却还处于萌芽、酝酿、传播
的“初级阶段”。
彭：但每个人对薄王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各有不同，甚至对立。
洪：不错，这是好事，尤其是：如果大家能够适当吸取教训、把它们
用来推展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公民运动。
彭：我对将薄划为左，将胡温化为右不以为然。
洪：从施政动向来看，薄确实相对比较照顾社会大众的治安和底层人
民福祉，胡温则相对比较用维稳护卫权贵资本主义集团。
彭：从一党专制来说，无论是薄希来和胡温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洪：同意，他们在一党专制方面本质一样。但是，本质并非一切，仅
仅因为他们本质一样，就仅仅把他们看成一丘之貉，就一门心思
地仅仅想要把他们一律打倒，这样的民运策略就显得不够精致，
而且非常可惜。
彭：反对薄希来唱红打黑的左，并不意味着就是支持胡温政权的右。
洪：假如左派意味着关切十亿以上、在权贵资本主义专政下的失权贫
困底层人民之福祉的话，那么，认定薄熙来要走毛式左派道路、
甚至要再搞毛式文革的观察，是缺乏根据的，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任何有证明力的事实。因为，在重庆，薄采取的乃是相对比较照
顾治安和底层人民福祉的施政措施，他用唱红提醒人民自己需要
当家，没有证据证明他主张再搞毛式文革。
胡温则明显乃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极右派。当然，温家宝或许会兑
现他的历次政改言说，从而脱掉余杰用一本书的篇幅证明他适合
戴上的“影帝”高帽；而势态会不会让这样的事件成真，则有待
右派现实地参与经营（而非充当路人“坐壁上观”）。
因此，反对薄熙来的“左”，是无的放矢，而反对胡温的权贵资
本主义的极右，则要清醒明快地游走于“策反”和“打倒”之
间。
彭：反对胡温政权的一党专制，没有必要一定要站在薄希来左的立
场。
洪：反对胡温政权的一党专制，可以同时反对毛式文革的再来，由于
我上面已经说明过的“没有证据证明薄熙来要唤回毛式文革”的
理由，把这说成反对薄熙来的左的立场，乃是无的放矢。
彭：作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胡温政权不管有多么专制和腐败，甚至
远甚于薄。但决不能站在左的立场去抵制胡温政权。
洪：如果左的立场表示关切十亿以上人民的出头天，那么上面这个命
题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民主要求人民真正当家、确实做主，左
左的这个主张，乃是左右派民主运动的题中之义，民主派对它只
能坚决追求、而无可逃避。如果左的立场意味着唤回毛式文革，
我给你这话喝彩。
彭：因为唱红打黑本身就是一种反动的历史脚印。作为民主运动的支
持者，更应该站在民主的立场，普世价值的立场去反对胡温政
权。始终以推动历史前进的立场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
站在反面将历史推向倒退。
洪：“唱红”果真能够引发群众的热情、意识和行动，是不妨加以运
用的。打黑在“民间和政府都严重黑社会化、而不分贫富的大众
同是被黑社会所骚扰的今日”，合法合理地打黑，是需要而且应
该的。民主运动本身或许无力打黑，但是可以也应该给予呼应鼓
励，怎么可以反对呢？！
可以反对打黑的违法或“脱线”（if any），不可以一般地反对
打黑本身。
彭：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抉择，而不是在左右
之间徘徊。
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作抉择”──很好。
“不是在左右之间徘徊”──不妨改为“要呼唤健康的右派和健
康的左派构建统一战线，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推展公民运
动，争得真正的民主──让包括底层人民在内的中国全民真正当
家、确实作主”。
彭：民运应该始终站稳自己民主政治的立场，而不是与共共舞，玩零
和游戏。
洪：“民运应该始终站稳自己民主政治的立场”──完全同意。
但是，必需指出，“站稳立场”并不排除采取活络的“弹性策
略”：在“与共共舞”才最有利于推展民主运动时，聪明地选择
与它共舞；在低声下气、甚至跪求才最有利于推展民主运动时，
忍耐地选择低声下气、甚至跪求的姿态。这样的选择，不但没有
背离正确的政治立场，相反，它乃是对于这个立场的最有力、最
真实、而且最难做出的“牺牲”奉献。
（2012-04-27）
〔本文首发于《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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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为什么特别需要
讲究程序正义？
洪哲胜
〔“迷”≈迷魂阵；“洪”≈洪哲胜〕
迷：共产党本来就没讲程序正义，何必要从薄熙来开始强调呢？
洪：中共确实有不讲程序正义的时候，但是，一旦它提出要“依法治
国”，那么对它强调程序正义，就永远不会太迟，也不会太早。
迷：干嘛不说打倒四人帮的程序正义问题，给四人帮平反不成？
洪：打倒四人帮没有尊重程序正义早已是个议题。给不给四人帮平反
不是要不要当今追求程序正义的前提，而是通过程序正义检视后
的可能结论。
迷：中国还不是民主法制国家，程序正义是个可以讲的问题，但还不
是一个可以要求的问题。
洪：法制国家和民主法治国家的程序正义问题都在“可以要求”的范
畴里面，尽管两者的法的品质和程序正义的范围各有不同。
◆
运动要驯服一个专政的党，要让群众意识到程序正的重要性义并且为
之卖力争取，就得时时处处用程序正义提醒专政党、向它施压。
如果，专政的党感到压力、而且压力够大，它就会慢慢地逐渐养成尊
重程序正义的习惯，这有助于最终的民主构建工作。由于党内人士和
党外人士都有可能因为执政党的不尊重程序正义而受害，因此，批评
专政者违背程序正义和吁求它尊重程序正义的努力，有着强大的社会
支持潜力。
尊重所有一切个人的人权乃是普适价值的一个重要面向，为此，法治
社会订定了一些法定的程序来维护“一切人”的人权。人们也知道执
法者尤其有需要遵守这类的程序。但是，中国人却相当普遍地认为
“坏人的人权”可以不必尊重，无需加以维护，比如：
◆那些认定四人帮是坏人的人们，往往“不反对、赞成、甚至赞
美”不依程序逮捕四人帮、乱判四人帮的做法；
◆在美国，中国人移民往往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当作
“证据”的取证程序要求非常无理，非常可笑。他们认为，既
然这样子取得的证据已经千真万确地证明了嫌疑犯有罪，有罪
就得判刑处罚，为什么仅仅因为证据的非法取得──比如，是
“偷听”来的，或是“偷拍（摄）的，等等──就不许加以判
刑？？？？他们怎么想也想不通；
◆在美国，很多的中国人认为“警察不得私窜民宅”是个无理的
规定，因为，这妨碍了警察的破案工作。问他们警察乱窜一些
无辜家庭，会扰乱人家的宁静私生活，这不是侵犯人权吗？他
们的回答是：为了方便警察办案，人们忍耐忍耐是应该的。
◆……
历史上，在没有民主的年代，程序正义就已经被一些头脑清楚的皇帝
所重视。于是，他们明订法律，表明要“依法治国”，这就有了法
制。而法制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讲究“依法”行事，就是讲究程序正
义。由于“法制”还不是“法治”，它的法有着不少坏法的处分，它
的“程序”要求，也有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不管如何，“法
制”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的要求“依”法，也就是在于尊重程序正
义。
驯服专政的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让它尊重程序正义；而，让一个
社会的所有人民认识到程序正义是什么？有何重要？并从而主动地要
求权力者尊重程序正义，可就是通过运动达成真正民主的不可或缺的
一个面向。
民众的这一点尊重程序正义的素质是很重要的，越快地提升民众的这
个素质，会让民主越好地体现出它的好的素质，会影响精致民主的是
否能够迅速推进而早日到来。
〔本文首发于《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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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2012 8:39:29 PM] |
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11321: 60061, 0/187] - 民主宪政 (5/27/2012 8:39: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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