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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一言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 （转贴六篇有关资料）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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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一言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 （转贴六篇有关资料）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 （转贴六篇有关资料）
一、[维基百科] 民主社会主义
二、[曾瑞明]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三、[李建鸿] 社会民主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四、[王占阳]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
五、[胡星斗] 社会主义在西方
六、[著名理论家吴江] 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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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社会主义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内宣传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与理想，也可称为反专制社会主义。
大多数民主社会主义份子支持多样型经济发展，并要求国家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以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士或团体一般都要比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左倾。
很多人将诸如瑞典之类的北欧国家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
定义
许多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包含民主这一要件，也因此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是不必要的。事实上这一名称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缺乏民主的。无论如何，这一名称被广泛用于对比共产主义或其他被社会主义者认为具有独裁成分的意识形态。
“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与“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往往是可替换的称呼，许多人也认为两者是同义词。然而，这两者仍具有差异性：社会民主主义是较偏向中间立场并支持大体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仅主张部分的社会改革（例如"福利国家"理想），以迈向更为公平和人道的社会。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更左倾，主张完全的社会主义体制，经由在资本主体制里进行彻底改革、或是透过直接革命的方式达成。因此民主社会主义里也有主张改革和主张革命的两种路线之分，两者的差异可以从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内部存在着分别支持这两种路线的派系里看出（尽管美国社会党的党纲是以"革命路线"来自称），革命路线者指控改革路线者所主张的以立法方式改革并不能真正的废除资本主义，而改革路线者则反击革命路线者所追求的只是不可及的梦想。
不像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受到第三种道路的影响，而愿意以其他手段来解决贫穷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和改革路线都坚持着福利国家的理想（Welfare state）。革命路线者支持福利国家理想，不只因为这是一种达成社会主义目标的方式，也是作为一种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救济贫穷的过渡期政策，同时也能作为号召人民发动革命的动员手段。民主社会主义者仍然主张应该进行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派，并且将大多数的主要产业国有化，许多人也仍然支持计划经济，而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已抛弃的概念。除此之外，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虽然往往是经过修正的），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早已完全抛弃马克思的学说。
民主社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已出现。以现代对民主的定义而言，当时还没有任何国家能称的上民主国家，因为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都还存在着基于性别、种族和经济状况的歧视。当时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别之处便在于他们愿意以议会制来解决政治问题（即使他们仍未享有公民权），以议会制度来改进劳动阶级的生活品质并且赢得选举，而非透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整个国家）。几十年以后，由于最主要的渐进式改革派系－社会民主主义，不但未能废止资本主义，连许多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放弃了，因此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对渐进式改革的幻想逐渐破灭，革命路线的民主社会主义于是开始崭露头角。革命路线者主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了真正的民主发展，因此只有利用革命的手段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架构，根基于底部广大群众的组织，才能达成完全民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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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流派，尤其是那些源自法国大革命中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政治分支，认为民主的特色是全民普遍的投票权、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较为知名的如雅各宾派里的平等主义者巴贝夫（Francois-Noel Babeuf），主张人道主义革命路线的路易斯．勃朗（Louis Blanc）和罗伯特．欧文，一起被称为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或许也包含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团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也可以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早期的分支，他主张政府应该根基于工会上，但也主张应以选举的方式来达成此一目标，于是成了混合革命手段与议会改革的民主社会主义。
然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真正特色在于，他们抛弃了共产主义（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派），但也反对具有改良主义特质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1920年初期由科勒（G. D. H. Cole）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也是一种寻求非苏联式独裁的社会主义的尝试。
在1920年代，一个被称为Council communism的流派在许多方面已经先于民主社会主义，像是声明放弃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位置，宣称苏联的政治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呼其为"腐化了的工人国家"）。不过，这个流派通常较为倾向无政府主义，因此仍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所不同。
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许多左翼的印度国大党成员另外组织了社会主义的党派，他们的政策，便是坚持在进行社会改革的同时，不能和史达林独裁统治的苏联一样，沦为一党专政的政府。
在1950年代开始于斯堪地纳维亚的大众社会主义（Popular Socialism）也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特色。
1960年代，欧洲和北美洲的新左派里含有许多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举例而言，由民主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所发表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便是结合了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重建社会的流派。在西欧，学运领袖尼埃尔．戈恩．贝恩迪特（Daniel Cohn-Bendit）、境遇主义者（Situationist）和其他团体于1968年5月发动的游行也持类似的立场。
同时在东欧（尤其是在捷克），有主张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派系，意味着赋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治理念更确实的民主成分。
冷战结束以来，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团体和政党逐渐转变，形成类似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目前欧洲左翼统一联盟（European United Left）的政党通常包括了"保守派"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和"自由派"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定义界线必然时常变化。对右派人士而言，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几乎没有差异，而对左派而言，则意味着许许多多由列宁主义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分支之一。除此之外，民主社会主义也常被人与其他分支所混淆而简称为"社会主义"。自从1990年代以来，许多活跃的民主左翼人士加入了由诺姆．乔姆斯基、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东尼．本(Tony Benn)所领导的国际性反全球化运动，尽管立场与民主社会主义相符，这些人士和团体通常以反资本主义自称，而没有区分自己为何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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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民主社会主义通常支持政府部门所发挥的功能，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项目，如医疗、教育、公用事业、大众运输，有时也包括银行业务、采矿和燃料萃取。对改革路线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的主张通常包括了混合经济，和强调劳工与消费者的合作社、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家庭农场和中小型企业。在印度，民主社会主义者还必须依照传统以村庄为主的小耕农经济为范本调整做法。
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的的不同处在于对政府部门以及国有化的看法。他们追求在革命前的国有制度，不只是一种达成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也是一种在过渡期改善资本主义下恶劣情况的手段，直到革命成功，生产工具直接由劳工和公众组织控制为止。有关生产工具的部分，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比较喜欢称为"社会所有"（social ownership）而非"国有化"（nationalization）这一称呼，因为后者通常用以称呼社会民主主义中，由议会选出的官僚控制生产工具的情况。社会所有的概念即为在民主的前提下由工作场所直接控制生产工具，使得民主权力得以由劳工所分享。
有关于手段上的不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光谱通常包含各种手段，从坚持以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反对资本主义，或是在必要情况下采取暴力抵抗，或是坚持以议会手段实行反资本主义改革。民主社会主义的直接行动有时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有类似立场（同样反对资本主义和独裁主义），不过与之不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不认为国家的存在是邪恶而必须被废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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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
以下政党有的是全然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则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有一定数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参与其中，或是其他与民主社会主义有关的左翼政党。
欧洲社会党, 欧洲, 社会民主主义. 32个成员有7个有关, 包括:
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德国
法国社会党, 法国
英国工党, 英国
左翼民主党人党（Democrats of the Left）, 义大利
社会主义党（法语比利时）（Parti Socialiste）, 比利时
社会主义党-非主流（Social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 比利时
芬兰社会民主党, 芬兰
爱尔兰工党（Labour party, Ireland）, 爱尔兰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nol）, 西班牙
欧洲左翼统一联盟（European United Left）, 欧洲(部分 共产主义)
瑞典左翼党（Left Party, Sweden）, 瑞典
欧洲左派联盟党（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欧洲
德国左翼党（Left Party, Germany）, 德国
社会主义党 (荷兰)（Socialist Party, Netherlands）, 荷兰
社会党（印度）（Samajwadi Party）, 印度
民主劳动党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
澳大利亚工党 - 澳大利亚
斐济工党（Fiji Labour Party） - 斐济
以色列工党 - 以色列
民主社会党 （日本）, 日本
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 - 加拿大
魁北克团结党（Quebec Solidaire）, 魁北克 (加拿大)
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 美国
佛罗里达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Florida）
民主行动党, 马来西亚
斯里兰卡自由党（Sri Lanka Freedom Party）, 斯里兰卡
人民自由联盟（United People's Freedom Alliance）, 斯里兰卡
自由党（哥伦比亚）（United People's Freedom Alliance）, 哥伦比亚
红绿联盟（丹麦）（Red-Green Alliance ）, 丹麦
波多黎各独立党（Puerto Rican Independence Party）, 波多黎各
社会党(阿根廷)（Partido Socialista）, 阿根廷
第五共和国运动党（Fifth Republic Movement）, 委内瑞拉
最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是美国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非常多左翼组织。DSA也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以及其附属的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ocialists）的成员。是唯一一个被世界最大的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承认的美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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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东剧变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山东大学马列部文章管理中心 >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正文)
作者:曾瑞明 类别: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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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这项研究成为热点，直至90年代中期才渐趋平稳。最近几年，由于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为摆脱困境进行的革新以及“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兴趣又在上升。
一、90年代前期的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东欧剧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大多数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纷纷转向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在我国理论学术界逐渐兴起。大约从1994年开始，这项研究又总体上趋向平静。热点期研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1.苏东剧变是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成为热点的直接原因。苏联解体后，我们认定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导致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它的理论和实践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抵制这一思想的影响?这些问题虽然已不新鲜，80年代以来已经有部分译自苏联的著作和国内学者的研究论着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回答，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动荡中滋生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全盘肯定性倾向，对我国的影响很大。重新认识这些问题，让广大人民了解和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在当时无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90年代初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出现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热，实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捍卫反和平演变成果、抵制错误思想观念的需要。
2.对作为理论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批判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主导下，我们得出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的基本结论是：(1)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惟一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康德哲学、基督教伦理相并列的一种学说，有的社会党人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有用的思想，有的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有的干脆全盘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2)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以改良代替革命，把针对资本主义的点滴改良当成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敌视现实社会主义，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帮凶。(3)民主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公正的基本价值，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反映这些基本价值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变种。
3.对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介。在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中，瑞典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因此，从80年代起我国就有了对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瑞典模式”的介绍，这里边既有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政策和制度特别是“福利制度”的评价，也有对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成果的介绍。90年代初，关于瑞典模式所取得成就的介绍相对较少，而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成为主流。研究者认为，福利制度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具有欺骗性，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广大底层民众依然处于受剥削的境遇之中。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情形差异很大，同样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家，欧洲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原生地与亚非拉地区的状况就有较多不同点，即使在欧洲，中北欧与南欧之间、即或同处中北欧的瑞典和德国之间，具体的实践状态也各具特色。可这些问题在这一期间的研究中很少涉及。
4.资料来源。主要资料包括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文件以及代表人物的著作，还有个别研究性的译着。这些资料基本上是80年代翻译介绍过来的，比如《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等。研究性著作主要有：费多谢耶夫等编《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托马斯．迈尔等着《论民主社会主义》、雅克．德罗兹着《民主社会主义》等。90年代初出版的主要有：勃兰特等着《社会民主与未来》，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的《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等。需要指出的是，由苏联社会科学院费多谢耶夫等编的《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本小册子的批判观基本确定了我们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调子。
5.研究成果。在苏东剧变后的四五年中，国内绝大部分理论刊物都参与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几近统一的批判内容和叙述方式成为我们客观公正地介绍民主社会主义、评判其功过是非、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的障碍，因而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当然也有些文章和著作不乏真知灼见、富于启发意义，如李永清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
二、9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特点与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在研究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趋向理性化和成熟化。
(一)主要特点
第一，个案化倾向。以某一国家、地区或某一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的政策措施、理论主张、实践状况等方面的介绍和评价，使我们具体、形象、生动地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其实践发展和社会党的政策调适过程。向文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个案化研究的成功之作。张月明所著《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一书在丰富的事实基础上，既清晰地勾勒出了东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嬗变的历史轨迹，又深刻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特点，为我们理解东欧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亲近疏远的历史发展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剧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严密的论证。还有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如《后福特主义时代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拉美民主社会主义在拉美现代化中的作用》、《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造》、《波兰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为我们了解民主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二，综合化倾向。从思想、制度和实践层面全面地展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风貌，徐祟温所著的《民主社会主义评析》是这方面的突出范例。在余文烈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一书中，由罗云力所撰写的第三章从理论与实践及其发展的不同视角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是我至今所见的对民主社会主义最系统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2003年初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纲领和相关政策三个层面上展开综合分析，作者李宏试图尽可能客观地勾勒出一幅比较清晰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发展的演变轨迹，并加以公正的论析和评价。这本书的问世使得沉寂了不少时日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又出现了新的亮点。
第三，深度化倾向。这个研究倾向的特点是能就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如，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层思想构架，梳理了民主社会主义哲学的渊源和流变。另外，在一些论文中，有的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如符建礼的《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方法论》、郑忆石的《评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等；有的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如赛晓序的《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变原因探析》；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民主社会主义遇到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如罗云力的《科技革命的挑战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基础演变探析》、高继文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其政策调整》、唐海军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党面临的困境及原因简析》、李宏的《从消极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探索新福利制度》和《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看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变化》等；有的学者还从新闻舆论的角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如唐惠虎的《民主社会主义新闻舆论的实践及影响》；王凯成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一文中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教观、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进行了初步研究。
第四，注重比较。一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汪恩健主编)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全面和深刻。由赵明义和孔令栋主编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抉择－－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和制度形态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异同，提出了学习、借鉴和吸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想法。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只重视揭示二者之间本质的不同。杨玲玲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和思想关联》一文中不但指出了二种理论从根本上的异质性，而且认为，二者之间也存在值得注意的思想关联，如：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主动应变的精神、运用一切经济组织形式为我所用的思路以及世界一体化的眼光。牛先锋的《试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绿党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虽然它们之间在名称和形式上都承享着“社会主义”的美誉，但有真伪之别、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剖析民主社会主义和绿党社会主义。二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曹长盛先生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是这方面的力作，该书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模式(北海－波罗的海模式、内陆模式、地中海模式)的划分和论述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类型学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陈林在《民主社会主义三类政党的的社会变革观比较》一文中认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工党、内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三类政党都主张以现存社会为基础，进行逐步改良，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
第五，注重译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翻译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方面的资料过程中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不但把社会党国际和西欧各主要社会党近年来的代表大会和决议翻译过来，而且还向理论界奉献了诸如戈尔巴乔夫和勃兰特等着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玛斯．迈尔着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精品。此外，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佩里．安德森等人主编的《西方左派图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等译着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它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二)最近几年讨论较多的话题
1.随着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题越来越受重视。这里的转向主要指概念上的。苏东剧变以后，社会党国际内部就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作为它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名称，引发了更大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社会党人认为，应该恢复社会民主主义的用法，而且在1992年以后的社会党国际文件、社会党国际的刊物《社会党事务》和重要人物的讲话中，“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比“民主社会主义”更高。透过用词上的转向，我们看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层次变化。王学东、陈林等人所著的《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这一变化，这本书涉及90年代西欧社会党的发展态势、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西欧各主要社会党的政策变化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对这场变革的影响等方面，涵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复兴”话题中的基本内容。
2.随着“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兴起，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为热点。20世纪90年代中叶，世界政治中最壮丽的景观莫过于左派的重新崛起，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撰写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不但为欧美政坛上的中左派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大讨论。从90年代后期起，我国学界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研究渐渐升温。从方法路径上看，国内这项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一是以介绍为主，重点是把西方特别是持第三条道路立场的一些代表人物，包括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介绍过来，并且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争论；二是以评论为主，基本上能够客观地评说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中的新思想和新策略，但是在结论上总喜欢以批评性的腔调来言说自己的观点，比如试图论证它是“新路还是旧途”、实质上是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翻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等等。
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联系与区别的研究，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历史，更由于苏东剧变中民主社会主义扮演的反动角色，我们对它一直高举着批判的利剑。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一系列“左”的问题的突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程度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过程中，说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大胆尝试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实践方式。有些人据此便推定我们国家将要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针对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能不作出理论回应。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早已不是什么理论难题，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中就有了非常明确的定论。现在的问题是，该怎样看当前我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中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如何正确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拒绝民主社会主义，但并不等于要拒绝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切观念和做法，以科学务实的态度重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党，辨别其理论和实践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对于消除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种种不恰当的疑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极为重要的。吴江教授在《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和高放教授在《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中，提出对待民主社会主义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要正确区分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4.福利制度、瑞典模式虽然正在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但我国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依然兴趣未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对福利制度特别是瑞典模式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典范，瑞典的福利制度模式不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政党所推崇，而且曾一度吸引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目光。可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研究兴起之时，福利国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并渐渐走向了衰落。即便如此，我们对它的研究兴趣没有随之消退。福利制度在实现民主、公平、效率为导向的实践中所尝试的办法和措施，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民利益的满足程度以及民主的实现程度，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各种矛盾的思路，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最近几年我们不但继续关注其取得的社会成就及其经验，而且更多地在注视其发展动向，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最动人之处的福利制度将何去何从，我们正拭目以待。近几年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杨迟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瑞典模式的演变及当今瑞典社民党的政治定位》、高锋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的《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吴江教授的长文《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列举了杨启先《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述的瑞典当前的社会事实，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模式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并转述杨启先的话说：“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这样的大胆思考可谓发人深省。
5.对社会党的政策调整及现代化走势的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前期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是社会党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在改革的旗号下，西欧各社会党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革新运动，内容涉及思想理论、社会经济政策、国际国内政治处理方式等各方面。除了前面讲到的提出新式第三条道路理论、改革福利制度、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等内容外，还包括应对全球化、关心生态建设、提倡全球治理等。世纪之交，全球化进程加快、进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的需要更加迫切、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使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国外理论动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大量介绍了关于西欧各主要社会党近期的政策调整和理论变化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不少国际国内研究者的成果。难能可贵的是，国内学者不是仅仅满足于介绍，而是能透过现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变化进行科学分析。
三、当前的问题和出路
最近几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话题似乎很少被人提起，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延伸出来的问题没有被人遗忘，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题目下成为世纪之交我国西方社会主义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总的说来，我们的研究是成熟的和科学的，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表象抓规律。但是，不足之处亦很明显。比如：第一，名称及其涵义的混乱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的学者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等同的概念。第二，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性。时间上，民主社会主义是指从第二国际时期的修正主义思潮到当前的“第三条道路”的整个发展过程，还是仅指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同一国家，社会党执政时期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在野时期是否还算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面对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名称上的混乱让我们很难准确界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时空域。第三，价值评判上出现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的偏差，这两种态度都是极其不成熟的研究思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确有其难。但是我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应该是克服这种偏差的惟一办法。第四，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受到我们的较大关注，原因之一是它的实践效果。把理论同实践相脱离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理论的看到它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容易走向全盘否定，研究实践的看到它的成就而容易走向全盘肯定。
当前，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关的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依然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意识”里。所以我以为，关于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会从此沉默，而是存在再度兴起的契机。首先，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实社会主义之外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不管成败得失如何，这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个尝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肯定是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可利用价值，但是这个藏宝地并没有完全被我们所发掘。因此，继续深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其次，从经济建设层面看，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思想和措施、体现“民主”和“平等”基本价值的分配制度、重视效率的社会所有制结构等等方面，虽然目前在实践过的国家普遍遭到责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制度同它们的国情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曾经是怎样取得较好实践效果的，特别是北欧国家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怎样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由此找到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策略的合理性所在。再次，我们还要在民主社会主义最近一二十年的实践中，分析社会党走入和走出困境的制度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念因素、文化因素、国情因素以及国际环境因素，探讨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最后，针对当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相等同的错误观点，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两者的差异和共同点，在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质中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总之，由民主社会主义引发的问题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今世界的重要一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进一步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思路和实践思路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深入地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更加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 （曾瑞明，镇江船艇学院政教室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山东大学马列部文章管理中心 >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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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民主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李建鸿
引言
起源：改良主义的兴起
过渡：改良主义的再修正
转变：福利国家的诞生
调整：工业民主的实施
结语
参考文献
社会民主的发展，乃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不断反省修正理论观点，以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灵活弹性的调适能力，可以说是社会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尽管不同的国家，社会民主的发展不尽相同，但是从长期的历史时间来看时，仍然能从中区分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作为我们了解社会民主的概观。
一．起源：改良主义（reformism）的兴起
社会民主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总是在“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之间摆荡，一直要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成立之后，社会民主运动才算真正确立改良主义的发展方向，因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脱离了社民党，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改良主义的兴起，最早应该是源自德国。一八七八年，俾斯麦提出了“社会主义镇压法”，逼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面临党的瓦解危机，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因而对党的生存策略产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开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义，这一种新的呼声，自然引起了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击，引发了往后一连串的论战，不过在镇压时期，这种理论斗争则尚未表面化。
一八九○年，镇压法取消，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获得新生，并随即将党名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且通过了著名的“爱尔佛特纲领”。这份纲领由于理论纲领部份是由考茨基执笔，因而在原则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但是行动纲领部份则由伯恩斯坦负责，所以实际上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主张议会路线与渐进改良，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则被略而不提。
“爱尔佛特纲领”，可视为是第一份标举改良主义行动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响力十分深远。一八九一年，成立刚两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正式通过以爱尔佛特纲领作为党的首份发展纲领，显示出瑞典的社会民主运动，从一开始便是以改良主义作为行动方针，当然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以“无阶级社会”作为终极目标。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在一九一八年成立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是以改良主义为建党基准，强调透过选举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
改良主义不但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阶级两极化与劳动价值论，更主张在实践手段上，以渐进式的方法，累积改革力量，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后，再进行社会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卢森堡等人的严厉批判，认为改良主义者只关心手段（社会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式的代议民主政治过度乐观，将使工人阶极无法坚持根本的改变，误以为不必透过阶级斗争，便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一九二○年，较为激进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导致分裂，党中的急进派获得投票胜利，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党中的和缓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则回流到社民党。至此，德国社民党乃正式确立了其改良主义的方向，从一个体制外的革命党转变为体制内的选举党。社会 民主运动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二．过渡：改良主义的再修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的议题，成为许多国家的 社会民主运动的首要实践任务，特别是在社民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而首先进行这项工作的便是北欧的瑞典。一九一八年，瑞典社民党在未掌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组阁，为了实践转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因此瑞典社民党在执政后，便实施了国有化及工业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国的工党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一九四五年上台执政，并实施国有化政策；此外，北欧的挪威与丹麦等国也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施了国有化，将私有企业转为国有。虽然各国的国有化政策，在实施时间与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却均是以此一政策作为首要施政目
标。
然而，这波国有化的风潮，却明显遭到了挫败。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瑞典社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由于企图强化国有化政策，而在大选中失败，首次下台；同样的，挪威的社民党也在同年下台，国有化政策维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终止。两国的社民党虽然在四年之后，再度得以执政，但是却都已改变策略，不再提起国有化问题了。
为什么国有化政策会遭到挫败？一项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党本身并未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同时民众也不了解国有化的内涵与意义，甚至于连工人阶级也是如此。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会化意指将私有产业转为该产业的工人阶级拥有，而国有化则是意指将私有产业转移为国家所有）而事实上，依照马克思原本的意涵，应是指社会化，而不是国有化。
由于国有化政策的挫败，导致社民党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将国家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１．国家只能介入控制非营利性及社会民生必要的 产业，而其目的是要维持整体的经济发展。２．国家可以干预调控私有产业，但其目的是为了 防止经济的恶性循环，以及经济资源的合理运 用。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韦格佛斯（E.Wigfors）曾为此种修正作出辩护，他认为一旦私有产业完全国有化，将导致社会主义 国家成为另一个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形成更为严重的资本 主义市场混乱，然而，倘若国家只是以间接的方式控制私有产业，则将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运作，并将部份资源移作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利事项。
这样的修正，实在是十分重大的转变，因为这意味着承认私有制，以及社会化范围的自我设限，甚至于后来还以效率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观念作为国家调整的标准。整个改良主义的 社会民主道路，至此可说已再度修正，因为这种修正几乎等于已不再将转化私有制结构，视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到此已经走到大幅转变的时刻，同时再加上外在情势产生了新的变化，更促使社会民主主义必需采取新的因应策略。
三．转变：福利国家的诞生
一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爆发了。欧洲各国受到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面临了空前的经济衰退，不但失业人口激增，国民所得也大幅下降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瑞典社民党的重要理论指导家韦格佛斯，乃参考了凯恩斯早期的经济理论，并综合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一九三零年，便在社民党内提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这项建议不久便成为瑞典社民党的正式失业政策。因此，这比凯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论名著－“一般经济理论”还早六年。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也在一九三九年，便有党内理论家主张采行凯恩斯的充份就业理论，并且在一九四五年工党执政后正式采行，同时工党并对外宣扬英国是“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具有几项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为：调整市场力量的运作，而不是直接国有化。第二，这代表一种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针对薪资所得进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赋税改革与建立社会安全制度，间接进行再分配。第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去商品化”的过程，使消费领域受到商品市场的控制能够降低。
一九三二年，瑞典社民党再次执政，便采用韦格佛斯的扩大公共投资理论，以挽救经济危机。但是由于依然未能取得多数，因此社民党便与农民党联盟，而为了同时稳定工农阶级的支持，因此就先从“再分配”与“扩充高等教育”两项政策方向着手，因为工农阶级的共同特征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准不高，而不同点则是所有权之有无，故而社民党回避了所有制问题，将焦点集中在分配及教育问题上。
至于其具体内容，在社会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费健康医疗照顾、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业金制度等；而在英国，工党也实施了“公医制度”、住宅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工党在一九五一年下台，但是接着执政的保守党，却并未取消这些制度，因为这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国、瑞典与西德的社民党除了扩大教育管道，提升工农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设有“综合学校”，即学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后，便可依照兴趣进入不同的职业或一般教育。
福利国家的模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民主成功典范，特别是世所称羡的北欧斯堪地维亚模式，更成为其它国家效法的对象，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期。
四．调整：工业民主的实施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不但农民阶级的人数降低，同时新兴的白领受薪阶级相对快速增加，迫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提出新的策略，寻求新的阶级联盟。因此，社民党自六○年代开始，便企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以广大受雇阶级为主的政党，而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藉以与新兴的中间阶层进行结盟，扩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便采取了一连串的劳动政策，包括一九六四年的劳资集体工资协商制度、一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一九七一年更是迈进一大步，实施“工业民主制”，使受雇者也能参与产业的经营，将产业的经营权予以 社会化，进一步使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实施，可说是社会民主 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使社会民主主义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同样的，法国自从六○年代末期，发生了学生大革命之后，在左派及社会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产业民主的呼声十分高昂，他们主张将民主扩大到各种产业的领域，甚至于包括媒体、大学及教会等特殊领域，以彻底落实社会权的理念。而在西德，经由社民党与工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工业民主的浪潮也同样相当高涨，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后便于“企业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并于一九七四年通过“共同决定法”，扩大实施共同决定制。
一九七五年，瑞典社民党乘胜追击，推动“受雇者基金”，以给予受雇者更大的保障，不过这项创举随后便因资本家的联合上街头抗议，而被取消了。这个挫败，却促使社民党与工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终于在一九七八年提出了一项新的方案，主张：透过营利所得税与薪资所得税的法案，建立众多的薪资所得者基金与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则是产业中的受雇者与同一郡内的其他受雇者。由于基金不可出售，同时乃是集体拥有，因此将可以保证：五百人以上的产业受雇者，至迟三十五年，便可以将基金逐渐转移给受雇者。
事实上，这是社民党为了团结白领与蓝领劳工，所采取的策略，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迂回的团结基金手段，以谋求资本家的妥协，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进一步尝试推动经济民主政策。一九八三年，经过多次的协调，瑞典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规定：企业应提拨20%的利润，存入中央银行，用于科技研发，使用时则需与工会先行商量，这项新制度虽然已与原本的想法有所距离，但是对于社会民主，仍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五、结语：
社会民主的发展，历经百余年，其间虽有过数次的理论与策略转变，从国有化到福利国家，再转变到工业民主，甚至于也曾尝试经济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应社会变化，但是其基本的价值与理念则始终保持，就是：促进社会平等、维系社会团结以及人性自主的尊严，而其实践方式则是要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扩充到劳动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使社会的其它领域也能够更为民主与平等，达成社会民主的目标。
参考文献：
杨碧川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 1992.3. 前卫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1988.8. 谷风
Esping-Anderson, Gosta,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1985, By Princeton
Lowenthal, Richard,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Democracy, 1981, By Allanheld, Osmun Co.
Przeworski, Adam, Capitalism and Social and Social Democracy, 1985, By Cambridge
Stephen, John D.,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s, 1981
Tracy, Noel, The Origins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83, By C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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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 《新潮流》第七、八期 1994.1.15,2.15
作者李健鸿为台大社研所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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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王占阳
锦涛执政后曾再度派人考察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希望我们关注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存有种种误解的朋友也都能知道。
本文原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王占阳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１９８８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６０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
以上都是出自《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杨启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副会长---- 王占阳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并曾在回国途中，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座谈，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直到２００２年才发表在一份 “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１４年之久！如果没有吴江先生的评论，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瑞典式的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考察纪要》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１２年之久（１８８３－１８９５），并于１８８９年成立第二国际。列宁从１９０５年起即反对第二国际，１９１９年又倡议成立第三国际。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作法迥异，究竟谁是谁非？《考察纪要》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会主义，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专制的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
由此看来，从前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声不响、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曾轰轰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价太惨重了，而且难以为继。中国改革较早，成效显著，但因政治改革滞后，后遗症较多；俄罗斯改革较迟，震动较大，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管怎样，今后的改革，都可从瑞典这类国家中借鉴。何况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友好。承认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更便于双方的合作。
吴江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１９７８年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他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２０多年来继续就马克思主义认真探索，正本清源，纠正了历来流传的许多谬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吴江论集》是从他多种著作中选集的精华，更值得重视。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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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星斗：社会主义在西方
胡星斗
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转向了资本主义，而此时，某种自称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西方左派政党进一步发展壮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吸取了社会主义合理因素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可以说，在西方，社会主义代表了公平。现代西方规范的多党制应是两党制，也就是说，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大多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公平的左派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法国的社会党、共产党、英国的工党等）与具有更多的原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张效率、自由、民主、人权的右派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法国的保卫民主联盟、保卫共和联盟、英国的保守党等）轮流上台，轮流解决着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崇尚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左派政党在西方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国家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即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等甚至长期执政，右派政党无法与之匹敌。瑞典等北欧国家也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公平、平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还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由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它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
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国家干预的政策，一些人就讥笑他抄袭了《共产党宣言》，另一些人称他以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以其宏观调控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工人参与制度、现代股份共有制度、完善的所得税、遗产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如美国有1亿多人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份，1981、1984年美国两次立法鼓励本企业职工持股；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职工集体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45%的股份，西北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38%的股份，于是，资本家让出了企业经营权，工人代表成为董事长。1985年英国电信部门96%的职工持有本企业的股份。联邦德国1951年形成工人参与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任命企业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必须有1/3~1/2的工人代表，这样，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共决”的体制。瑞典等国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日本、英国等的遗产税最高达到90%；松下信之助去世时留下27亿美元的遗产，但传到第三代时仅剩3%不到。所以，人们说，“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
在社会保障方面，德国宰相俾斯麦首先建立了保障制度，1942年牛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提出了完善的社会保障报告，1945年英国社会主义政党工党上台后将之付于实施，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风靡西方。从上可见，社会主义在东方遇到挫折的同时，在西方却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并没有过时。
2005.7.1 槟榔园文学书院
－－吴庸推荐(7/11/2005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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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著名理论家吴江：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吴江 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 第3期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刚读到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写的（以下简称《考察纪要》）。这篇《考察纪要》的作者杨启先同志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进行考察，其得到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是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做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这篇《考察纪要》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标题写明是“迟到”（即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发表出来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我看来《考察纪要》既然已经发表，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实无回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和评论，尤其在理论上。
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表述
在理论上，还是应当从1848－1850年法兰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后的形势说起。这就不能不多费些篇幅，然后再回到瑞典模式这个问题上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巴黎公社说得神乎其神，把它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典范，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确曾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因此积极为此从事活动。但是经过1848－1850年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几次平安度过经济危机并且生产力还得到长足的发展的事实，他们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马克思1850年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1所以当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工人阶级趁抗击外敌反对“资产阶级投降行为之际举行起义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主要领导者为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时，马克思并不赞成，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但当巴黎工人起义发动起来以后，马克思不是泼冷水，而是热情支持并歌颂巴黎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气概，认为工人阶级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同时还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性
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渍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完全要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以及整个文明达到足够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及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导实际运动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了。直到现在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
十月革命和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又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个提法实际上淡化了恩格斯（虽然没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法。《考察纪要》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口中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提法，我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总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啊！“列宁主义”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讲到，这里要说的是，伯恩斯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如何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这是恩格斯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在他最后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一书所指出的：1870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曾一度转人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运动才逐渐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欧美许多国家－－丹麦、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先后成立了工人政党，这时的工人政党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没有定名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也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有关。1894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地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3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历史，这里不赘。1898年7月，由恩格斯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带头，召开有 22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实这个组织完全是松散的，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的设立（此前被后人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还设有一个总委员会），连定期集会的制度也没有，各国党确认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思想基础，但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说到这时候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l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时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着重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把利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声明，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恩格斯说明：这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吴按），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4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恩格斯：“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5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后数十年，资木主义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也大多处于公开活动时期，能够径直利用普选权这一武器。进人了20世纪，资本主义重新遭遇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第二国际”的大分裂－－出现了所谓“保卫祖国”派和“变帝困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派的对立。后者是列宁提出的主张，当时除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外，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了革命并取得了短暂的局部的胜利，但最后都归于失败。唯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的称呼（这是列宁逝世后的事情），并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对立。从此，就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正统派）两个派别。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
这里不谈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其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也不谈苏联社会主义和基本上属于同一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及其获得的经验教训，这些，在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获得成功和苏联解体似后，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只想概括地谈一谈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也只能算是引言（因为这里也不是专谈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需要另写一篇专文）。世界大战后，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23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并改名为“社会党国际”。从这时起，西欧工人运动就形成了这两股势力：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之间的对立，但优势和主要影响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方面，因为它们不但吸收了绝大部分工人，而且其理论和活动比较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心理，资产阶级也比较能够接受。且不说这两股势力之间又斗争又合作（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合作曾是主要的）的复杂情况，就是社会党国际范围内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本身也很复杂，它们除了一概否定暴力革命和一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外，各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初时大致还能奉行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由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围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后来则是各走各的路：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党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有的党则放弃了这一旗帜而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也在其内），并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多种途径；有的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有的则称自己是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有的主张同本国共产党合作，有的反对这种合作，等等。一些党曾不止一次地改组或重建，其倾向也前后不同。但是总的说来，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视作是一种代表性倾向，这个宣言说：“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里没有明确写明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是2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并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
所以，总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或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一样）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来呢？我看可以这样说。当然，这种创造往往是试验性的，不会步伐整齐或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形势的改变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会有反覆，有时前进，有时又后退。但有一个特点：即已经前进了的阵地即使在后退时也往往不会再全部丧失掉（例如：关于福利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这里我举出两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一个是关于英国工党从1945年开始进行的一场改革；另一个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考察纪要》向我们介绍的瑞典模式。
关于英国1945年开始的那场改革（被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这里只简要地说几句。那是在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残破不全的情况下由英国工党领导进行的一场社会结构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发行银行、交通运输、地方供应企业及钢铁生产等实行国有化，即属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人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所谓“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1948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之名流行起来。根据确实的材料，当时斯大林同英国工党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谈话，甚至承认这种改革可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因此，1951年苏共曾帮助英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方面，这种改革同时又使当时破败不堪的资本主义秩序得以稳定下来（按：此项改革当时是经美国默许并由美国资助进行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谈《考察纪要》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瑞典所采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了。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概况
受苏联宜传的影响，我们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其实，直至苏联消失为止，他们从未向我们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我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其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复杂而且多
种多样，各国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瑞典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而只是作为其“四肢”（“心脏”和“四肢”是马克思的提法），离资本主义强权角逐的中心地区较远，所以其社会变革较能自主进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影响。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欧洲1923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社
会党、工人党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解释原则上许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尤其主张“思想多元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承认“思想多元化”，但它仍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其特点和优势之一。
对于人们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考察纪要》就其要点分题加以引述介绍，即采取“述而不作”的方法。我劝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切不可放过了解这个异邦社会主义的机会。
关干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考察纪要》写道：“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埋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拓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篮亭……。
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 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
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这就意味若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该党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干瑞典的经济性质。《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耍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儿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奋斗”；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奋斗”。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为同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便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处理好的一些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行，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童。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儿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57－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关干瑞典实行的分配原则。《考察纪要》说：“瑞典的分配原则，据他们介绍说：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让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点类似我们近些年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有：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
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冉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人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是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应该说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在介绍时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对此，开始我还半信半疑，但经过到几类居民的家中实地观察以后，感到确实已大致如此。”
关于瑞典的福利制度。《考察纪要》写道：“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日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根据我们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
例看，可以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如：
（1）在养老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退休了，不仅可以依法定期领取足够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日理困难，还可以住进国家举办的养老院，除了可以免费就近享受各种医疗护理外，其生活条件不比我们现在的“三”级宾馆差。
（2）在失业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了，不仅可以定期领取法定的失业救济金，而且可以免费通过国家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其介绍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技能条件不符，可以免费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种培训。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现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国家还可以资助给部分搬家费。
（3）在教育方面。不仅人人郡可以享受终身免费教育，而且法律规定，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只要有一个外籍子女在上学，学校就必须为其配备一位‘母语’教师，当然一般不是专职的，但每月必然为其讲一定时间的。‘母语'课。大学教育，从大校到毕业，虽然有一定学年，但法律规定，只要学生认为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不愿离校，就可以继续免费读下去。因此，据他们讲，现在每个学校几乎都有一批连续读了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大学生。
（4）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以后，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100%，半年为90%。而且在第18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90%的带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个月的带薪假期。同时，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这样长
的时间，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
（5）在监狱方面。对于被拘留者或者正在服刑的犯人，不仅一切生活开支国家全部供给，而且每月还要发给一笔虽然不是很丰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现金津贴。正因为有上述这些社会福利，使该国每个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会风气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样子。据我驻瑞使馆同志介绍，我国在瑞建馆几十年来，在瑞的工作人员，还很少遇到过被偷窃的情况。
“虽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瑞典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从我们接触和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至少也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一是，这种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因此，瑞典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全国CDP近60%，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高的。即整个社会财富，差不多3/5都被国家集中去了，留给企业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最高的一档曾经达到过80%以上（现在还在70%以上），等于劳动者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绝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导致企业和单位在需要完成紧急任务时，除八小时以外职工一般都不同意加班，认为加班增加的收入，自己得不到多少，不值得。有一些高收人的居民，如80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而不愿继续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国定居去了。二是，这种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利用它来获取自己本不应得到的利益。如我们在访问中曾造访过一户所谓最低收人的工人家庭，就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即这家人已经有了三个女孩，但女主人又怀上了。我们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问。他答覆说，我早核计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这不仅因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带薪假期，满18个月时如果又怀上了孩子，还可以继续在家带薪休假，等于我妻子长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种种繁杂的家务；而且瑞典政府鼓励生育，对多生孩子实行累进补贴制度，多一个孩子每月至少将多得1000多克朗的补贴，还免交所得税，这样可以明显增加我家的收入。当我们又问他：那对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呢？他开始说：没有！待想了一会儿才说，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因为带上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这些情况说明，瑞典这种太多太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还有合理调整改进的必要。”
关干瑞典的杜会公正。《考察纪要》说道：“瑞典的社会，从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
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1,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像瑞典首相也就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在1988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在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人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据说至今还没有破案。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也可以带警卫。我们去时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迹还在，还不时有人自动地把鲜花放在有血迹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国家才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法律还具体规定：什么级别的领导人，在对外公务交往中可以接受礼物的限额。这一条，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亲身体验。1985年，我第一次随体改委代表团去瑞典考察，对方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工业部。在我们去会见工业部长（一位女士）时，礼节性地送给她一对北京出产的七、八英吋高的景泰蓝小花瓶，作为纪念。她打开
包装盒看后很惊讶地说：真美！但随即叹了一口气说：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后问我驻瑞大使馆陪同会见的同志才说：他们法律有规定，部长级领导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礼物的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00克朗（约300多美元），这个花瓶在北京不值多少钱，但在这里估价可能会超过l500克朗。因此她不能拿问家，只能摆在办公室里欣赏。只有在她离职时，新来的部长表示，这件礼物如果你喜欢，可以带走！她才有可能拿回家。”
“2，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在这方面，我们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奥地利时，在两国分别都碰到过一件具体的事例。在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
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理。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关于政党和领导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考察纪要》专就这个问题写了他们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要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的经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拨给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得到群众较多的选票，进入不了议会，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要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80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他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人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转一遍，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排场虽较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自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了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船过渡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就率先跳下车去帮助群众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了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他们的这种社会公正原则，不仅体现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对外国来宾也一样。如我们1985年去访问时，到斯德哥尔摩那天正好是双休日，城内住处不好安排，就把我们拉到市郊海边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工会的休养所里住。四周全是空旷的雪地，既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服务员也很少，而且对我们每个人只安排住了一间最多
十平方米的房子，包括团长也不例外，只不过团长多了一间约十来平方米、几张沙发就摆满了的会客室。据说这也是他们社民党主席、当时在任首相卡尔松经常来此休息时所住的房间。双休日结束后，把我们搬到了城里，所安排的旅店不仅规模不大，设施还不及我们现在的三星级饭店。而且对团长也没有安排什么高级客房或套房，而是同其他团员一样只住了一个标准间。
“对于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公正形象，他们的领导人不仅在生时很重视，而且在逝世以后对后事的处理也很注意。如前面讲过1988年被刺杀逝世的帕尔梅，他生前不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党主席，还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在欧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国内也有颇高的威望，对社民党和国家的贡献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没有给他建扩什么纪念堂、纪念馆或纪念碑之类，也没有给他修一座比较豪华的坟墓，而只是将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墓里，地上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块约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平面墓地，上面竖立着一块约一米高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据说这块鹅卵石原在帕尔梅的家乡，因为帕尔梅每次回家乡竞选时，都要站在上面发表竞选演说，故移此以作纪念”
《考察纪要》的摘要到此为止，主要采取了抄录的方法。我想这对于了解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可以说得其轮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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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006 1:51:1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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