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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華修院 新帖 | 查帖 | 刷新 吴幼明 2/27/2006 11:07:51 AM 标题 内容 一个民警对罚款任务的反思 朋友，谢谢您的支持！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帮助我将此文转发其他朋友和论坛。因为此文刚贴不久就莫名其妙被删了。 吴幼明 罚款任务猛于虎——一个民警对罚款任务的反思 自从2006年1月5日晚，我在天涯社区发表《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一文以后，收到很多网友们的短信、电话和邮件支持。我没有能力回复每一个朋友，但我已将全部短信抄录下来，邮件也下载了,这是我最珍贵的记忆。有很多警察同行打电话来支持我, 其中还有一位身在伦敦的前沈阳交警；他们纷纷向我说明罚款任务问题在他们那里同样存在, 但认为我个人的行为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还可能遭到体制内权力的明枪暗剑报复；他们担心我及家人的安全。伦敦的那位建议我干脆辞职到英国去, 他可以帮助我。 有山西网友建议我上访。 有一个大悟交警说他愿意和我一同上访。有天津交警说，天津市港口中队交警人均月罚款10万元。有东莞私企业主建议，如果我实在被单位领导排挤得受不了了的话可以到东莞发展, 他说：只要我诚实正直的工作, 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他可以帮助我和家人在东莞安家。有网友帮我转贴了很多个论坛。有网友在网上发起签名支持吴幼明行动。有网友声称要将我顶进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有网友让我公开帐号, 他们要捐款支持我……还有一位深圳网友告诉我：东莞交警部门将道路监控设施外包（将闯红灯拍摄外包给非执法部门的企业），结果有400多名司机收到了总额1700多万元的天价罚单，最少的被罚一万多，最多的被罚十几万，被罚的莫名其妙的司机们正准备联名上访。 我统计了一下：截止到2006年2月25日为止，我接到了全国各地26个警察支持我的短信、电话和邮件，有24个媒体的工作人员（有电视、报刊、网络、电台）与我联系过，有一个杂志（出于保护该杂志的目的,我不想公开刊名）刊登了我发在网上的帖子全文。 很多人说我是个英雄, 但我要真心的说：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想当什么英雄。没有众多网友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我的声音只是一个基层小民警的自言自语，微不足道。是你们将我这个小民警的心里话无限的传播和放大，让更多的人们都能听到。我只是说出了一些真话，就得到了那么多朋友们的真心支持，我感谢你们！不管我明天或者将来还能不能继续穿上这一身警服，我都不会为这次发贴行为而后悔，我为我拥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而骄傲！ 在此我想简单的介绍自己：我1974年生于黄石，1991年参加工作，1994年参警，先后从事过巡警、派出所管段民警、交警等工作。作为一位有着12年警龄的基层民警，我怎么会不懂得这些潜规则？为什么我以前就没有说出罚款任务的内幕？ 我20岁参警，在一个纪律部队里，一个人很容易受到群体性价值观念的影响，就象一只生活在蚁群中的蚂蚁，每天都和同伴们一起忙碌工作，却从未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在巡警队时，我认为听领导的话积极工作要求进步才是好民警，对领导制定罚款任务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1996年调到了派出所，我的思想渐渐起了一些变化，但在行动上没有改变。我在派出所里是创收骨干，抓嫖抓赌、处理治安案件都是把好手。1999年我调到交警，日常工作中几乎以罚款为主要任务，领导们也单纯的以罚款数额来考核民警们的工作量，我渐渐地对罚款任务越来越反感。在大多数月份里，我还是完成了罚款任务, 也有未完成任务而被大队领导扣钱的日子。（关于我在公安机关各单位里如何完成罚款任务的情况，我将另写一篇文字具体说明。） 2003年11月26日，我被调到黄石港交警大队。在2003年12月29日夜晚的一次大队会议上，我开始公开的反对大队长谢崇明对未完成罚款任务的民警扣工资的作法（当时谢崇明因为我未完成当月的罚款任务，要扣我180多元）。在会议室里，谢崇明当着全队民警的面对我拍桌怒吼，我毫不屈服，对谢说：如果要扣钱就给我一张收据，我再拿收据向上级机关反映。事后谢崇明并没有扣我及其他未完成罚款任务民警的钱。此后我很少完成罚款任务，也没有被扣过钱。 说实话，谢崇明并不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人，他也绝不想与我发生正面冲突，但同城区的西塞山大队只有30多个民警，每月罚款额常达40-50多万。黄石港大队有50多个民警，在黄石市交警支队里是人数最多的大队，管辖的市区也最大，月罚款额却很少突破30万，这一点让谢崇明在交警支队里开会时，受尽了领导的批评。为了提高政绩，他不得不重拾旧的管理思路，对完不成罚款任务的民警就坚决扣钱。从2005年5月到9月，我被扣了803元，这期间我没有找谢崇明理论，但谢自己沉不住气了，因为他知道我不是那种被领导非法扣钱而不敢据理力争的人。（我当时想等谢扣了我两千元后再找他算总帐。）在2005年10月，交警支队党委将我调到支队交管科，回避了这个矛盾。交接时我向谢提出扣的钱没给收据的事，谢不理我转身就走。其后我上书交警支队政治处，遭到了李良武政委等人的推逶；我上书市局局长王庆华，十五天过去， 毫无音信。 我最初的设想还是在体制内通过平等对话和行政复议解决此事，（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公安机关内部的奖惩是不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 否则我就会直接去法院起诉谢崇明。）但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们不屑于理会一个小民警的质疑，体制内根本没有一个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不说我是公安机关的一名内部民警，哪怕我就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公安机关能非法罚我的款还不给我罚款收据吗？能面对一位公民的申请复议信不闻不问吗？这哪儿还谈得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完全是一群冷漠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文字说出这些不为人们所知的事实，动机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个人的权益。我必须将此事公布于众，借助网络的力量来与体制内的官僚们对话，让罚款任务这个词成为公共话题，让更多人来讨论此事的是非对错。 每一个小人物也有他的尊严和梦想，我以前就象《功夫》里周星驰演的小混混一样，在体制内没有个人思维的随波逐流；但是当我的思想由量变引起质变，由渐悟到顿悟后，我就不会再象以前那样盲目的服从领导，对领导们的违法命令我必须勇敢的站出来反对，依法拒绝执行。我没有被高手打通任督二脉变成超人，我也没有因为众多网友的支持就以为自己真的变成了英雄。我个人的力量很微弱, 显然不可能解决罚款任务这个体制问题，但重要的是提出问题，正视这个问题，问题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下得到解决。不然的话，一方面交通法里明文规定不得给交警制定罚款任务，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基层交警们普遍被领导强行规定了罚款任务，这种公开的秘密如果我不说出来，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人去公开的说出来？从我1994年参警开始，不管是在巡警队、派出所，还是交警队里，我都面临着罚款任务问题。正是因为领导们对罚款任务一事的否认与回避，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问题不但没有获得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罚款任务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和背景下出现的，但是如果到现在还不公开向社会承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决。难道要让罚款任务问题成为公安机关的体制顽症五十年不变吗？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们也能勇敢的站出来说话，提出你们的真知灼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去解决这个跨世纪的体制难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公安机关内部并不是秘密，早已经公开化了。记得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曾在2003年的五期里用专版来讨论罚款任务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了无声息，给基层民警订罚款任务现象依然是涛声依旧。因为公安机关经费不足才导致以罚款创收来补足财政供给缺口,这显然不是仅仅依靠公安机关内部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在2006年2月14日的《人民公安报》第4版《特别报道》里，龙江县公安局局长张荣辉对记者说：“2005年以来，县委、县政府一次性为县公安局解决了22个副科级待遇，增加了四名民警编制，目前人均办公经费己经达到8000多元，年底有望达到一万元。县里还把罚没款全额返还给我们。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破纪录的。县委、县政府这么重视和支持公安工作，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干好。”（以上是原文引用。）人均8000多元的财政拔款就是全部用来发工资，每人每月也仅有660多元，县里给的这点钱肯定是无法维持龙江县公安局的正常运转的；可县里的政策好啊，罚没款百分之百返还，罚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这还能不让龙江县的民警们拼命的运用法律武器去为集体创收吗？可这种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执法动机还谈得上是执法为民吗？还能保证公正执法吗？张荣辉局长坦然说出这个事实，公安报如此正面报道，彼此都到了不觉得自己有病，体制有病的麻木状态了。我看完此文，只觉得可悲到了极点。 1月7日下午14：30时，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郭嘉轩到我家里采访了我。我向他介绍了我工作的具体情况及发贴原因和我个人的日常生活，还送给他和司机各四期《水沫》，这是我在工作之余主编的文学民刊。郭还将我抄录的网友们发给我的短信复印了一份带走。随后郭记者又去采访了黄石市交警支队政委李良武和交管科长徐冰等人，听说黄石港大队大队长谢崇明躲到外地去了，所以郭记者没能采访到他。 1月8日下午14：00时，郭嘉轩打电话说他下午就要回武汉了，约我再见面聊聊。我们在湖北师院门前碰头，就在他的汽车里，郭给我看了他从交警支队复印的湖北省交警总队文件和黄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百分考勤规定，问我：“我听李政委和徐冰说起你, 他们都对你的为人评价很高, 说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警察, 身上没有任何坏习气, 不抽烟、不喝酒，爱读书和思考；但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实与公安机关对民警的要求格格不入。你觉得自己是个好警察吗？” 我说：“我觉得自己是个有良知的优秀警察。”郭问：“作为交警，你在工作时就要对违章司机开罚单，你上班不开罚单，就象工人上班不生产一样，这明明是不作为，你怎么还说自己是个好警察呢?” 我说:“警察和工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工人不生产, 他就是不作为; 而交警是公务员, 他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和人民, 他并不是只对大队长个人负责, 他不能盲目听从大队长的违法指令, 然后去不折不扣的完成。我1999年调进交警，那时候的月罚款任务是3000元，后来涨到4500元，现在涨到了9000元，权力的欲望是会无限制澎胀下去的，领导们永远也不会嫌钱多得花不完。这就象飞驰的汽车一样，如果不停的加油门加速度违章行驶，最终只会车毁人亡。只有出现了像我这样拒绝大队领导的违法指令（不合作）的民警，这个队伍才会有反思和减速的可能。换句话说，我就是交警队伍里的刹车装置。如果黄石港大队里没有我，这个大队的月罚款任务早就上升到15000元以上了，我们城区就有个大队给民警订的月罚款任务是20000元；还有个大队的某民警，月罚款额达到52000元。” 郭问：“为什么那么多民警不说出这个事实，而偏偏是你说出来呢？”我说：“黄石市八年没有公开招警，民警队伍普遍老化，交警队里大多数都是40岁左右的民警，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家中是家庭的顶梁柱，同时他们大都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如果脱下这身警服，一个月500元都挣不到，警察身份就是他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保障，不当警察，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你让他们站出来反对领导的指令，这是强人所难，他们根本不具备反抗领导的实力。而我还年轻，也具备一定的谋生能力，如果脱下这身警服，还有把握挣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资。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敢站出来说话，那么这个体制中还要等待谁来说出这个公开的秘密呢？” 郭说：“我昨天在你家看你写的小说、编的杂志、专栏等作品，我感觉你是一个追求自由创作的思考型作家，你为什么非要待在公安机关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里呢？以你的能力，不难在外界取得更好的发展。你为什么不干脆辞职自由创作呢？”我说：“父母在，不远游。我父母都年过六十，日渐老迈，同时他们还要照顾八十六岁的奶奶。我如果去外地发展，万一他们有个三病两痛，连端茶送饭的人也没有了。”郭说：“我觉得你就是在黄石，也能挣回这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何必非要留在公安机关里受严格纪律的约束呢？”我说：“我觉得留在公安机关里现身说法，作个不合作的民警更有意义。如果连我这样的好警察都自动离开了，就象经济学里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劣胜优汰，公安局里只剩下坏警察和明哲保身的警察，那公安机关就真的完了。” 郭问：“你与谢崇明、李政委等领导有私人矛盾吗？”我说：“我和交警队里任何领导都没有私人恩怨，只有观念上的争论。我从不和领导们恶语争吵，因为骂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李政委是两年前从部队转业到交警来的，他的思想观念里更多的是军人作风，上级在下级面前说一不二，下级在上级面前无条件的服从。而公安机关不同于军队，我们是行政执法机关，权力不能等同于法律。虽然李政委是副县级领导，我是小民警，但我认为不合法的指令我会依法拒绝执行。包括谢崇明，我也不想把他丑化，你这次没采访到他，也是遗憾。谢为了能提高大队民警的罚款积极性，想了很多办法，动了很多脑筋：他身为大队长，也给自己也订了罚款任务，在2005年8月，因为没完成自己给自己订的任务，他还自扣了一百多元钱（在当月，他扣了大队约十名民警的钱，其中某宣传民警被扣了两百多元），以示赏罚分明。他平时自己带头抓违章，他每月的罚款额比我高出十倍还不止。但他这样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又能怎样呢？行为的出发点不具备合法性，你就是再勤劳也是错误的。我敢承认我一个月只罚三起违章，他敢承认因为我没有完成他订的罚款任务而扣我钱的事吗？” 郭问：“那你下一步准备怎样做呢？如果因为工作观念的不一致，领导要开除你呢？”我说：“这是我早已想到的结局，我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会平静的脱下这身警服, 让我的生活出现新的开始。”郭说：“两边都是好人，就是因为观念的碰撞而导致你被开除，这还不如你自己辞职的好。”我说：“正是这样才更有意义。一个生活中的好人，有良知的人，却无法去做一个领导心目中的好警察，以至最后被开除出公安局。这样才把矛盾体现的更尖锐，更有戏剧性，更说明了这是个体制问题，不是人的问题。不是我吴幼明有什么毛病，而是这个体制出了毛病。如果我因为说出事实而被公安局开除，我感到光荣。” 我还告诉郭：“早上有一位自称是浙江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和公安部领导很熟，过两天他要去北京出差，他会将我的事转告给公安部领导。”郭说：“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告诉你，周永康同志（公安部长）己经看过你的贴子了。”聊完后郭记者说我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他回去会站在中间者的角度，真实、客观的写下这个报道。我说我只要真实，不需要任何美化我的描写。 1月7日晚上，《南方周末》记者曹筠武也来到了黄石。曹当晚到我家看了我编的民刊《水沫》和关于我的两部纪录片《水沫·人》（2002年，导演桂冠，中央戏剧学院，此片曾在凤凰卫视播出）和《生活在别处》（2005年，导演苗毅、舒明柳，黄石电视台，此片曾在黄石市电视台播出）；他还看了我参与演出的两部独立电影《黄石大道》（2001年，导演卫铁，北京电影学院）、《东风破》（2004年，导演卫铁，此片入围“韩国汉城第二届亚细亚国际短片电影节”）。我们聊了一些闲话，约好笫二天再作采访，我送了他五本《水沫》。 1月8日晚上，曹筠武在我家进行了采访。其后的几天里，曹筠武想对市公安局长王庆华进行采访，被秘书挡驾。秘书说：“王局长住院了，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关于吴幼明在网上发贴这件事，王局长己经书面向省公安厅说明情况：是吴幼明理解错误。（注：也不知道是吴幼明同志的理解能力太低下还是领导的话太深奥。）大队有规定的纠章量化，但没有每起违章不低于50元罚款的规定。” 1月9日上午，我在西塞派出所上班，西塞山分局纪委书记付桂仿和罗桂姣、徐维平（也是分局纪委工作人员）来所找我谈话，所长云道君和教导员佘元生在办公室里作陪旁听。付书记详细的询问了我的简历和发贴原因及过程，还问了我接受媒体采访的情况，并作了文字记录。付书记问我此事该如何解决？我说请领导将扣我的803元还给我或者给我一张收据，同时违法订罚款任务这种行为该怎么处理请领导依法办事。付书记说希望我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要上网发贴，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处理解决此事。随后付书记将记录给我过目并让我在记录上签名，我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月10日上午10：20时许，《中国青年报》驻武汉记者甘丽华来到了西塞派出所，当时我正忙着给居民们发放身分证。这时还有其他媒体打我办公室电话, 我都没时间接, 甘丽华帮我接了两个电话。中午下班，我和甘丽华在所旁的小餐馆里吃饭，饭后在餐馆里进行了采访。我说很多网友说我是个英雄，但我真的只是个小人物，只想当个好作家，在工作之余靠写作换取社会对我的承认，我不想当新闻人物。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帮助，是网友们的支持才让我的声音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说着说着我哭了。（其实我哭了很多次了, 曹筠武采访时我也哭了, 我一个人上网看网友们的回帖和邮件时更是哭得一塌糊涂。）采访完后，甘丽华将我抄录的网友们的短信复印后带走，我还送了她四本《水沫》。下午，甘丽华还到我家复制了纪录片，因为我在所里上班，是我女朋友接待她的。晚上我帮甘丽华联系了一个黄石港交警大队的民警，甘丽华到其家中作了采访。事先我们约好了不公开我这位老同事的名字。 当天下午，西塞山分局局长、局党委书记柯宝钦来所找我谈话，所长云道君和教导员佘元生也在办公室里陪同。柯局长很有风度，说话也很坦率。他明确告诉我，就是在黄石市公安局内部，各分局的民警也因为各区的财政状况不一样而存在着财政供给不平衡的问题。现阶段黄石市公安局各分局民警的年财政供给额分别为：开发区分局民警人均4．7万元，黄石港分局和交警支队民警人均3．8万元，西塞山分局民警人均1．9万元。市委也曾下大力气通过各区协调，想解决公安机关乱罚款乱创收这个体制难题，因各区财政收入有限，最终还是无法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局长，带着有200多名民警的队伍，这日子过得并不容易。柯局长说看了我发在网上的文字，感觉我是个爱思考、观念很新的人，如果在分局里好好干，会有很多的好位置适合我去发挥能力；他希望我不要再上网发贴和接受媒体采访，静等此事的最终解决。我没有追问到底什么时候解决，我想我可以耐心的等一个月，但如果这份等待没有期限的话，那只能说明：领导们又在忽悠我。 此后我听说省公安厅几次派人到黄石市来调查此事，黄石市交警支队的领导也几次上省厅去汇报情况。1月17日上午，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还到黄石港交警大队找了几个民警单独谈话。听说公安部领导也发了话：对此事要一查到底。但不知为何，没有一个省厅的工作人员找我谈话。为什么不直接调查我这个当事人呢？连当事人都没见面的调查还算得上是严肃认真的调查吗？ 1月17日上午，全所开会学习。所领导宣读了《王庆华同志致各位局长、支队长、政委、大队长、所长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各位局长、支队长、政委、大队长、所长： 新年好！ 你们辛苦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带领广大民警奋斗、拼搏在公安工作的第一线，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全市的安宁与稳定，用忠诚和奉献书写了全市公安工作的崭新篇章。在此，我代表市局党委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慰问！ 但据了解，当前，全市仍有少数公安单位存在为钱执法、执法为钱，给下属单位和民警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乱收、乱罚、乱扣、乱求援、乱摊派等现象，严重损害着公安机关乃至党委、政府的形象。 对这些问题，我一直深恶痛绝，因为这样做既为国家法律、党纪政纪所不容，又害公安机关，还害公安民警，近年来我们有多少公安民警为此而挨处分、丢饭碗，甚至锒铛入狱！在这方面，黄石公安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我们岂能伤疤未好就忘了痛！（注：2004年2月26日，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分局借用人员非法抓嫖创收，致人死亡，中央电视台曾曝光过，至今仍有几名前民警和借用人员在狱中服刑。） 为此，我要求你们坚决做到以下六点： 1、 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汇报，全力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坚决实现公安经费与罚没款完全脱钩，公安经费由政府全额保障； 2、 严格执法，积极作为，在依法依规行使职权的基础上，做到应收尽收、该罚尽罚，严禁不作为甚至放纵、包庇违法犯罪活动； 3、 坚决不得向下属单位和民警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款指标； 4、 坚决杜绝乱收、乱罚、乱扣等违法违规行为，严禁组织专班搞创收； 5、 坚决杜绝强行求援、乱摊派等现象，严禁以各种名义到辖区单位或民营企业求援摊派； 6、 严格加强财务管理，坚决禁止坐收坐支、私设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今后，凡违反上述禁令者，无论涉及谁，市局都将严肃查处，该引咎辞职的责令引咎辞职，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决不姑息！ 以上，望各位局长、支队长、政委、大队长、所长认真落实，严格执行，万勿再因搞钱出大事。黄石市公安局己经历过太多的挫折与磨难，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拜托各位！ 顺祝你们及你们的家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二00六年一月九日 我的文字是在一月五日夜里发到网上的，王庆华的这封信是一月九日写的，我想这可能是对我反映情况的回应。王庆华身为黄石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石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他什么时候针对大队长、所长这一级基层领导写过信？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基层领导违法制订罚没款任务是知情的，至于他所说的坚决反对和严肃查处，我希望能看到他的具体行动，而不要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上。 1月18日上午10：30时，西塞山分局政委黄群厚来所找我谈话，他的意思还是希望我不再上网发贴，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不要再将事态扩大，静候内部处理。我说我本来就不想上网发贴，之前给交警支队、市局写信申请复议没人理会才导致现在的状况。我可以耐心等待处理意见，但我不可能无限期的等待下去。 1月19日夜20：30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 1月27日上午,西塞山分局政委黄群厚和纪委书记付桂仿再次来到西塞所找我谈话。黄政委开门见山，说上次找我谈话,要求我不再发贴,等待组织处理,为什么我又在网上发贴？我说我没有再发新贴，仅仅回复了一两个帖子，因为网上有人说我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怀疑我是个骗子，我就将自己的身分证和警官证贴在网上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同时我还向网友们说明：我现在的情况很好，正耐心的等待组织处理，请网友们放心。黄政委说，从今以后希望我不要就此事再发贴和回帖，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组织上协调处理。付书记说，如果我不听命令一意孤行，分局纪委只能让我停职反省。如果分局党委都管不了我的话，他们只能将我退回市局。我说我可以在过年期间不再发贴，但此事到目前为止，交警支队还没有给我任何答复，我不可能无限期的等待下去。 当天，黄石市交警支队的领导们私下把我叫到交警支队。他们把扣我的803元还给了我,还另外给了我500元过年费，谢崇明本人也在场。领导说，如果你当了大队长，你和谢崇明的作法都会差不多。我说那肯定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是不会象他那样订罚款任务的。谢崇明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我说，我本来单独找过你，让你扣款给我收据，可你不理我就走了，这种方式能解决问题吗？你的管理思路太简单粗暴了，不但不具备合法性，而且完全不具备操作性。过去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民警们畏惧来自权力的报复，而碰到我这种敢于向领导质疑，敢于维护法律的民警，这一套就没戏了。 2月13日下午15：30时，教导员佘元生带我来到西塞山分局纪委办公室，黄群厚政委和付桂仿书记第三次找我谈话。黄政委说：“我己经是第三次找你谈话了，作为分局主要领导，工作很繁忙，一般是不和民警谈话的。我们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分子，怎么能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处理内部问题呢？《人民警察法》里关于辞退民警的规定里有这么一条：其他不适应公安工作的。这一条是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如果领导的话你不听，总是将公安内部秘密往网上捅的话，最后我们只能用这一条将你辞退。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上网查了《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没有发现有黄政委说的“口袋罪”这一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如果公安机关用这样含糊笼统的法律来管理自身，领导有权任意辞退民警，那民警可真成了领导的奴隶了。 2月2日下午，黄群厚政委来所第四次找我谈话。这一次很奇怪，在近两小时的时间里，他谈工作并不多（仍是以前的老生常谈），谈得更多的是他的书法创作、与其他书画家的交往和他的书画收藏。我早就听说过黄政委是一位书法家和收藏家，这次听他一席话，觉得他的书法观念确有不同流俗之处，尽管我并没有看过他的字，但仅凭他的言谈便能感觉到他有相当造诣。这点更让我觉得奇怪，一个人品、艺品及工作能力均不错的人，为何一进官场就满口官话，说不出正常人的真话了呢？难道在公安机关里人只能成为一颗沉默的缧丝钉，而不能存有一丝个性吗？如果一个体制内所有成员的真实个性都被扼杀，每个人都在说假话，那么这体制就是一个僵死的体制，没有一点希望。 后来，各报的采访因种种原因，均未刊出。1月12日11：48时，《中国青年报》的编辑给我打过电话，他说看了甘丽华记者的文字，觉得证据不足，问我手头有大队的关于制定罚款任务的文件吗？我说，这种罚款任务都是由领导口头传达，领导怎么可能傻到这种程度，明知订罚款任务是违法行为，还下发白纸黑字的文件呢？但我被扣了803元是有证据的，支队政治处发了钱，我没领到，大队里没有我领款的签字。编辑说，这样证据还不够，稿件我们不能发。 1月23日晚，《南方周未》记者曹筠武给我发来短信，原文是：“幼明，今天得到最后消息，稿子最终被宣传部毙了，很无奈，没办法。”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郭嘉轩回去后再也没有和我联系，采访不知因何原因也未刊出。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当初发贴时我都作好了因揭露潜规则而被领导开除出公安局的准备，结果我公开的暴露了问题，不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还维护了个人的尊严和权益。这就是进步。但我并没有胜利的喜悦，因为罚款任务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因为我的反抗，没有领导敢继续给我个人订罚款任务而己，其他的民警依然面对着罚款任务的压力。这次事件仅仅只是我个人的渺小胜利，没有多大意义。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要回这803元钱，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为了这么点钱而得罪那么多的领导。对这个结果我感到有些悲凉和无奈。但我依然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正在朝着法制社会大踏步的前进，我想随手举两个例子证明： 1、2月13、14日这两天，我在西塞山分局学习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部法律比起20年前的《治安管理条例》，在保障公民权利，限制警察自由裁量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以前被行政拘留者都是要自己交食宿费的，象是违法人员自愿要去看守所疗养一样。很多条文都修改了，现在的法律更合理更有人性了。 2、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了我国几代领导人的镜头，我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细节：毛、邓、江都是单独出现的，而我们的现任领导人胡、温等常委每人都有一个镜头。这传达了一个信息，这一届领导人是搞党内民主的，是讲集体领导的；由此可以看出，领导人们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这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国将会由党内民主逐步走向国内民主，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法制社会需要我国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民警都敢于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维护，不然制定出再好的法律也会因执行不力而变成一纸空文。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认真的从身边每一件小事做起，空谈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吴幼明2006/2/26 手机13177303030（接听免费） 办公室电话0714-6410807 邮箱wuyouming0714@tom.com 附录一篇 安徽灵璧交警食物链：上级吃下级 交警吃司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5日16:17 新华网 　　新华网合肥2月15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宋斌、周立民 　　日前，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几位资深干警向记者揭开内幕：我们这里的交警有一条外人难明真相、内部人人皆知的“食物链”――交警明目张胆“吃”司机、公安局原领导肆无忌惮“吃”交警、交警内部逐层“吃”，最近上级开始试图扭转，但谈何容易！ 以下是这几位交警接受采访时的自述。 　　交警“吃”百姓 　　灵璧交警怎样“吃”老百姓、“吃”得有多狠？举个例子就清楚了。2004年，局里两次把全县所有警察包括110巡警、基层派出所分成十个组，每组每天要完成扣罚100辆车的任务。谁任务齐了，谁才可以回家。因为当时要搞钱粉刷公安局大楼、 装修刑警大队办公楼。 　　扣到一台车按50元、100元、200元不等处罚，再到停车场交20元停车费就放行，哪怕只呆一分钟。票据是局里自己印的公安医院自制发票。一开始在城区搞，后来开着面包车到农村扣。 　　这10个组不分地区，谁扣到算谁的。为了完成任务，大家都在各个路口抢。什么车都扣。一开始扣没有驾驶证、行车证的，后来是没有头盔的、驾驶员不带安全带的、两轮车乘坐人不带头盔的、副驾驶不带安全带的。后来没办法，车牌照挂歪的、牌照脏的、灯光不全的也不放过。鸡蛋也要一定找出骨头来，完成任务才能下班。有的车被扣刚从停车场所出来，又被另一个组扣了，第二次不罚款，但停车费得给。“统一行动”几天，大街上基本没有两轮 摩托车，大家不敢出来了。 　　平时交警们也想点子逮车找毛病、罚钱。见车就拦、就找毛病、就罚，趴到车下数钢板、用皮尺量车高。一般来说，只要拦下车，就能找出毛病。雁过拔毛、从灵璧过就得交钱。 　　现在外地车很少从灵璧走了，过境货车可能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以前货车不断，拉煤拉砂车一来五六辆，现在车队基本看不到了，大部分绕道走相邻的县。 　　303省道在灵璧境内30公里，却有6股人在查车。直属大队有一次因扣了县委领导“联系企业”的车，被以搞公路“三乱”为由撤销了，过了两三个月又上路了，这个大队七八个人，一个月有15万罚款任务，前一段时间因民愤太大又被撤销了。 　　交警主要“吃”货车和外地过境小车，本地政府车不查、有县委、县政府通行证的不查。县委一位主要负责人招商引资来的几家企业有特制通行证，“此车为某某厂拉料专用车，请各路面中队执勤岗检不予处罚，特此证明”，盖的是县政府的章。这种特权车，违法违章你也不敢动，有的一车装了百十吨，把一座桥都压断了，交警也拿他没办法。你要查，领导会治你。 　　交警内部逐级“吃” 　　老百姓背后骂交警的非常多，但他们当面不敢。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作为交警，我们有时也很无奈、痛苦。 　　交警大队正式干警50多人、非警员高达近200人。非警员中一部分是合同制民警，更多的是从社会上招的临时工，什么手续也没有。非警员虽然穿警服，但没有警号、没有工作证。 　　按规定，非警员并没有执法权力、不能单独执法。但在我们这里，他们成了交警执法的主要人员，因为要靠这些人来创收。 　　除事故中队，其他5个交警中队根据所辖地区“肥瘦”每月都有数额不等的罚款任务，完不成任务中队领导就要下岗。中队再把任务分到组，任务交不齐非警员们就没有收入，还得自己贴钱交任务。罚的钱，中队全额交大队，大队给中队返还30％，中队自己留20％，剩下的10％是在岗人员的提成，通过会计作工资表发给个人，非警员们收入全靠这些。 　　一般来说，只要队里下达任务大家都能完成，拼命逮车就是了，24小时上路，定点查、开车到处转着查。负责城区的一中队有3台警车，每台车以前每月三万元任务，从去年7月份降到两万，5个交通岗亭，一个岗亭每月5000元任务。其他中队任务高的每月14万元、最低的也有五六万。 　　这些任务都是口头下达。领导打招呼，对外谁也不准说。其实从2000年后就有罚款任务了。大队领导给我们开会下达罚款任务时说，“我不管你们怎么弄，到每个月20号，必须把钱给我弄来，哪怕你去偷、去抢、去借，任务得交齐”。还有一位领导更绝，说“你们下河捞，也得给我捞够这个钱”。 　　正式干警领两份工资，一面吃财政饭，一面拿非警员的提成金，手机费、吃喝招待费中队报销。正式干警在办公室吹牛打牌，大多不用出勤，跟车的也出勤不出力，不下车、不查车。中队留的20％说是修车加油，其实至少一半吃喝掉了。非警员一般每月工资五六百元，有的中队连这都克扣、拖欠。大家也不敢吭气，队领导暗示谁反映开除谁，反正没什么正规手续。 　　公安局长“吃”交警 　　灵璧县交警队搞钱搞得这么凶，光近两、三年收入也有两千多万，可现在，不仅账上没钱、工资有时不能正常发放，还欠400多万元贷款，连交警大队停车场也抵押出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在这条“食物链”的顶端，高踞着原公安局长王建华。 　　一般县交警大队只有三五个领导职数，而灵璧县交警大队居然有8名副大队长，另外还有3位班子成员，全省最多。这是王建华为控制交警、制造混乱而精心安排的。交警大队包括临时工进出都由他决定。他想提拔谁就提拔谁，不经过县里他直接宣布，很多副大队长、指导员都没报组织部门批，县局擅自下文。 　　王建华从交警“吃钱”，自己或叫驾驶员直接找财务拿、报。财务听他的，交警大队领导说队里开支，一分钱要不到，王建华要，一下子能拿十几二十万，大队领导都不知道这钱从哪来的。 　　这样拿钱王建华还不过瘾。他把一个中队划归县局直管，每月几十万任务直接往县局交。这样还觉得不行，又挑几个交警，给他们一台车，随便上哪条路查，收入交县局，这几个人属局里管。 　　王建华的司机兼着交警大队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这个公司专管收停车费、照相钱，交警大队管不到。光照相一项每年几十万元收入。这些钱花到哪，谁也不清楚。 　　王建华还有一手“吃”交警的高招：放风省里下达了非警员转正指标，名额有限。为了挤进去，大家纷纷托关系找路子给他送东西。交警大队领导在会上传达了三四次，大家也就送了三四次，事后才知道上当了。 　　王建华自己是灵璧县巨富大家都知道，他往里搂、也往外送，出手大、路子广人所皆知。不然，也不会坏事干得这么离谱、这么长时间才出事，还拿了不少级别相当高的荣誉。彻底铲除灵璧县交警敛财的“食物链”、查清“黑洞”，灵璧老百姓在盼着，我们广大交警也在翘首以待。 　　2005年月12月22日，王建华因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逮捕，当地老百姓放鞭炮庆祝，人们张贴标语表达心情，“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为我县公安清除一害，使我县广大人民得到安宁和谐生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完） 本贴由吴幼明0714于2006年2月27日20:35:42在〖扬子鳄〗发表.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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