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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夫
3/23/2007 7:11: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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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网友来信：

唐夫
 
就你说到那电影镜头，是表彰“华式”健忘，欲盖弥彰绝招，乃国粹之最，这坏习惯不但偏执，还津津乐道于被人宰杀之乐。比如现在还对元鞑子和清长辨的敬颂，还把成吉思汗和康乾当耶稣敬拜。西方心理学家分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们是正中下怀。

其实，多读点历史，对元朝不会没有恶梦，近世毛伟伟似弯弓大雕入词（都说是胡乔木之作），举国颂唱得摇头摆尾。相比之下，东北兄弟做坏事也厚上加黑，杀我汉哥儿嫂儿的快刀乱麻比老成不相伯仲，那一下就把同胞搞得通通见鬼。比如我老家四川，“民族大熔炉”之后，人口剩不到１０％，近千万人口活着的才五十万。为地球积累资源吧。据说豺狼虎豹上街很自由，到处静悄悄的。当年的“武松”们都横竖躺满大街小巷任兽享受。要有动物保护协会在，那些刀儿匠（四川话）的奖状该得不少。扬州十日，嘉庆三屠还有文字记载，四川连写字的运气都没有。但见这些隐恶扬善的东西，总能反其道而行之。我从没有见到被惨杀而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有这么厚脸颂扬屠夫的功底。这样历代宰杀，特别对精英满门抄斩，剩有骨气的凤毛麟角。文革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最是滑稽代表，他一边挨打，一边通宵达旦亡命写语录歌，让红卫兵唱得雄赳赳，越是加劲好打。冯友兰至死还颂扬万岁爷。是贱像呢，还是怪象？要是鲁迅再活二十年，那才好让毛伟伟试试金猴奋起千钧棒滋味。

关于经济政治和道德，这涉及到人本思想与宗教伦理，中华民族最缺此钙，以流寇土匪变帝王，你方唱罢我登台，千秋如出一辙。纵观华夏历史，不是退步，就是固步自封，胡作非为的文革，出自始皇的拿手戏，效颦后辈竟然还洋洋自得。说来，人类文明源本于宗教信仰，由此形成道德规范。一部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精神基础。最早熏陶的希腊哲人，穷尽天人寻找真理，比如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提问：“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答：“去找鞋匠啊。”于是他再提到木匠、铜匠，说明任人唯贤之理，最后问：“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此理谁不懂。中国糜烂至今，坏在从来没有好“匠人”治国。天生冥顽吧，老孔更虚伪，说不知人事，焉知鬼事，都不信神。信佛行善也假，你看多少信徒在做好事？那叫精神生意，我给你钱，你念歪嘴经保我杀人吧。现在几乎所有景区都给秃驴，收费之昂贵，非平民敢仰慕（和尚也拿高薪，用高级手机，开奔驰，呵呵）那荡涤乾坤的袈裟，是为官尽情敲骨吸髓遮掩。更有名牌大学的骗术，丑闻连篇。一部中国史，全是昏君暴政主旋律，至今还歌功颂德。就像当年的著名奴才作家浩然写出《金光大道》，正是饿死人期间，谁读不羡慕当农民，那本书每个字后积淀多少尸体，尤闻鬼哭神嚎。

就我回国见闻，处处是骗，无论公私，写到此，编个顺口溜打趣：王骗李，李骗张，下级骗中央。妓女骗伟哥，道士骗和尚，恶人笑，善良殇，举国吊儿才郎当。既然做人被骗都习以为常，像惊恐于万状的猫，眼光自然发绿的“入乡随俗”。有个芬兰年轻人，为租房（那时我要离开芬兰几月之前，想招租抵消）答应之后，说去考虑，而后变卦租了另一同胞住宅，曾信誓旦旦，还让我开车去接他，费了不少时间，结果突然变卦，把我小耍一次（伎俩尤佳），后知问其来历，结果他专攻汉语。恰恰相反，我在芬兰变傻，他会了国学就谙酱缸，难怪柏杨好气。

我看中国要想民主，先亡国再说。比如香港，新加坡，台湾，莫不因异族文化当为速效感冒丸才提高人品素质，就靠自己那点原地踏脚嘶叫，想脱胎换骨，革面洗心，数千年无先例。所以，大家都来钻研亡国论，看让哪个国家（我幻想聘得芬兰人来统治我们百年）接手承包，免得我们把自己搞下岗，弄成一片焦土。曾经北宋亡了，干部们仍然不知西湖歌舞几时休，再南耍百年也很不错Ｄ，等到取头颅的来快了，才到处跳墙！以前次隐瞒非典为例，将来爆发别的瘟疫，好干部过去是陪笑奉承说假，现在靠送礼送钱才能加官晋爵，这些人只会吃喝，干事痴呆麻木。前年重庆近郊天然气井大爆炸，办公室居然没人值班，工人傻乎乎不知所措，便静候通知，毒气不懂讨好上级，自由自在漫延，结果大片无辜村民“夜半无人私语时”全家死亡，又是成千上万，雷锋王杰不来，封锁消息如铁桶倒很行。有小报羞羞答答说：是石油局领导紧跟大好形势，把熟练工人全部解雇，用廉价无劳保的农村人，操作规程全部乱套，造成井喷。试想，如果步子再大点，思想再解放点，让更低薪者操作氢弹核弹，有事无事按错旋钮，比当年唐山更多好人好事吧。还有心血来潮想玩核战的，死五亿的儿戏就让军内高参朱某胜出才好。

老实说，现在想亡国的机会也断了，谁要你：社会道德搞坏，自然生态搞坏，信仰结构搞坏，一团乱麻。白求恩曾用他的生命救我中华抗日，因此感染病毒，据老革命的藏头露尾之说，他在病中等药，党中央积极委托上海地壳党人找杜月笙搞到（人家分文不收火速办理）送来，然后深思熟虑给不给药他呢？看看老白，又看看药，看老白等死，看药物好说。唉！不浪费了，白求恩白求吧。这样的人品，这样的道德，这样对待舍生忘死的友人手段，后来演化在文革中。所以，我佩服汪精卫。

我实在不敢赞誉同胞的品质了，在芬兰所知（可能在我的文章别处写到，啰唆吧，也值），最早有洗钱（据说是邓家的）之后，想来查的被拒，中国还不属国际打击金融犯罪协会成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干不光彩事被“请”走，有地下组织运同胞来做黑工被捕，有餐馆用剩饭剩菜换手进出再卖，还去垃圾箱搜寻弃菜作佳肴原料，有主动献身要床换取教授给学分的秀秀，有同胞望子成龙教育太甚，竟被十六岁的儿子肢解后仍到垃圾箱里。这些同胞业绩在芬兰有的见报，有的在华人间作为谈资消愁解烦。至于加拿大的双学位博士蒋国兵求职绝望就跳高桥自绝于高速公路，上海卢刚持枪杀害校长等多人。比较我在南北美所见，华人之间的伎俩（我写在横穿南美里，在玻利维亚被杀害的年轻夫妻）又好出许多。就我大国大族而言，毕竟是少数，我回国要不读报，上街也没碰到。和别的民族比较，那是统计学家的活，我不懂。

所以呀，说逃也不是办法，国外也不是天堂。我在自由国家总要想自己族类，河水不犯井水之妙论，还不如小偷说：我摸人家口袋，关你屁事。当然，生活在西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求钞票美，活得也好。不过，做人不要良心，总不是很愉快吧。

但问，良心这东西，今天的中国谁还有呢？
温总理才知道。

2007-3-22

网友来信附：

.......

张艺谋拍的《黄金甲》最后有一个片断：宫中战斗结束之后，晚宴要重新开始了。于是，顷刻之间，满地的尸体和血污被人彻底清除干净，换上一盆盆的菊花，先前的杀戮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只有喜洋洋的过节气氛。一切，好象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也是如此。78年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你说的是1999年左右吧，当时你的环境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很遥远，上学的时候虽然对老师教的东西不大相信，但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的讯息，更不可能自己对历史有一些客观、全面的看法。我不否认，以前对国内社会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单，自己的理想也过于单纯。我自己以前不骗人，也不大提防人，但在这社会里被人骗多了，也不得不学“聪明”起来。因为以前我一直认为做人要正直，所以我在社会上也吃了不少亏。很无奈地发现，随着社会经历的增多，我个人的道德操守正在不断下滑。这，也许是生活在这个国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吧。
我说中国的问题根本在于道德，并不是我唯道德是举，是因为我认识到，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的表象，而政治问题又是道德问题的表象。其实，只要开发商造的房子少赚一些钱，公款消费少一点，很多问题都不难解决。国内的经济也不会遇到那么多问题。潜在的社会危机也无从谈起。但就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当官的也不会认真对待，非要搞到矛盾激化、不可调和的时候才做做样子。我就不解，他们搞的钱早已经花不完，为了国家的将来，为什么不适当放弃一点权力和既得利益呢？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令人悲观的是，换成其他人，多半也会这么做！这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普遍没有良心？！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既是也不是。因为最根本的，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曾经，我也把希望放在外来先进文明的传播上面（如新教的传播，尽管我并不信教）。但是，我也清醒地看到，想通过宗教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何其艰难，更何况，真正在中国流行和实用的是厚黑学。国内的现实，讲道德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忽悠（骗）和巧取豪夺才能带来私利。教育上的阻力和传统文化的抵制不是说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改造也不乐观。

我在心里是向往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但我逐渐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存在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立起怎么一套现代的、合理的制度的。因为，有什么样的道德、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说到底，道德和信仰是建立起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的社会基础。而没有道德、信仰存在的国家，想建立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制度，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存在的社会，必然是个恶行遍地、人人自私、唯利益是举的社会，也必定是个没有内在进步动力、没有未来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我唯有绝望，并且想办法逃离而已。

200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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