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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6/3/2008 2:01:52 PM

标题

内容

知识分子的救灾责任

———质疑监督政府

茉莉

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多年的经历来看，不管是大洪水、大旱灾还是大地震，每一次自然灾难，都给垄断国家资源的专制政府，获得成功扮演“救命恩人”的机会，给这个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增加了合法性。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四川地震，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主要是质疑、监督政府的救灾行为，并对地震中发生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争取制度上的改变。

◎ 选择性新闻开放的真正原因

在当前的四川震灾中，中共放松了以往严厉的新闻管制，还给人民一些本应享有的知情权，并开放了外国救援。这些做法，获得了海内外舆论的普遍肯定，人们希望政府从此更为开放，使中国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一般认为，这次中共对境内外媒体开放采访，是由于西藏骚乱后中共赶走外国记者，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因此这次吸取教训变得聪明起来。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说明海内外的批评是有效的。

但笔者不敢这么乐观。西藏至今仍是一个禁忌，目前海外记者仍然不能自由踏足藏区采访藏民。再看看一些被监禁的维权人士，如胡佳、郭飞雄等，他们并未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而获得自由。因此，这次选择性的新闻开放，说明海内外批评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报道震灾方面解除了新闻管制？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以下几点：

第一，自然灾难不同于“人为灾难”。西藏骚乱是政府严厉镇压弱小民族的结果，压制维权人士是政治迫害，造成这些人为的祸害，中共是绝不手软的。而地震却是自然现象，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因此当今中国政府不再像唐山地震时那样愚蠢，他们已经不怕将自然灾情公之于众。

第二，中国不同于缅甸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而缅甸至今仍然闭关锁国。在这几十年里，外国和港台的资本进入使中国受益巨大，令中共当局尝到了经济开放的甜头，高干子弟因此大发其财。因此，在缅甸军政府阻扰外国入境救灾时，中国政府会欢迎海外捐款和援助。
   
  第三，这次巨大的震灾牵涉千家万户的安全。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使二亿多中国网民能在第一时间通报灾情。即使统治者想要像唐山大地震那样封锁消息，或者删除网上的负面消息，也已经不太行得通了。此外，为了办好奥运，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改变镇压人民的恶劣形象。

◎ 没制度保障新闻开放昙花一现

笔者曾经在萨斯抗灾期间认识到，即使是一个不是民选的专制政府，在巨大灾难发生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无助的灾民别无选择，只能寄望于这个他们平时不信任的政府，因为只有这个掌控一切的全权政府，才有能力有资源组织调动救援力量。
  
  因为救灾，政府自然收获到人民的感激之情。但一些过分的歌功颂德充斥官方媒体，其肉麻程度，可比文革时期那些对“伟大领袖”和“人民的好总理”的吹捧。中国官方媒体遵命把握舆论导向，御用文人竭力为领导人塑造“爱民”形象。

还有人很有兴致地大谈“多难兴邦”，大谈什么“地震激发了中国的潜力”。他们似乎认为，地震是一件多多益善的好事，用这么多人的生命去促进国人的“团结”，提升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都是值得的。这些罔顾百姓性命的言论令人恶心。

就在这种歌颂政府、表扬领袖的欢乐“主旋律”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由于中国政府最初拒绝国外专业救援人员入境，耽误救人时机，令许多灾民在黄金72小时过去之后默默死去。目前还有一些救助未至的地方，尤其是农村。许多灾民仍在挨饿受冻、受伤生病，并面对洪水、瘟疫和核泄漏等更多灾难的威胁。

人们似乎忘记了，救灾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官员包括参与救灾的军人，都是人民纳税养活的，他们理应迅速有效地救灾，就如医生理应尽职治病救人。当政府及其军队索取人民过多的赞美，硬要把自己塑造为“最可爱的人”时，他们是从根本上颠倒了主仆关系。

2004年南亚发生海啸，当时有二万名瑞典人在南亚度假，后来五百四十三人罹难。瑞典民间不依不饶追究政府拖延救援时间的责任，媒体的批评气势汹汹，首相和大臣们只能老老实实道歉认错。美国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之灾时，人民对布什总统的严厉批评也铺天盖地。

瑞典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保障媒体可以行使“第四权”，监督和批评政府，没有纳税人会对政府的本职工作感恩戴德。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只流眼泪或发表豪言壮语去“感动人心”，而是要具体有效地组织救灾。

而中国则不然，目前稍微宽松一点的新闻自由，并无国家机制作为保障。一旦统治者觉得对自己不利，他们便随时可以中断和倒退，这就只是一次偶然的言论放风，新闻开放只是昙花一现。

◎ 知识分子是质疑者不是赞美者

如果中国不能就此走向民主制度的建设，那么，无数灾民的鲜血和死亡、失去亲人的锥心痛苦、无家可归的困境，以及由此唤醒的全民族的关怀，全社会的同情，都只会化为一片歌颂领袖赞美军人的“主旋律”。这样“感动人心”过后，中国式的悲剧就会重演：令百姓遭殃的灾难，会再一次被统治者利用来为自己加分。

要使国人在地震时所唤起的良知、爱心和团结精神，成为一种恒久的力量，转化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就需要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以质疑和批评的言说，推动社会制度性的进步。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对权威进行质疑的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

为什么在国难当头时，独立知识分子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识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要站在弱势者一边，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和受迫害者的代表，他们要时时保持警觉，不让强权者以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误导人民。他们要以言词的力量，鼓励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对抗权势者的腐败和无能。

尽管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故意要和政府作对，但在政府和弱势者的利益不一致时，为了维护弱者利益，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质疑、批评权势者。而且这种批评不但要及时，而且要高声大声。只有足够大的声音，才能在呆板而坚固的社会结构中，开拓出一点自由空间。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就不屑参与“主旋律”的合唱，他发表意见说：“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科学，专业，这是苦难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 追究政府渎职建设法制

在巨大天灾面前，不占有权力和资源的独立知识分子，除了捐款之外，所能做的并不多。但救灾的重任，却不能都系在政府官员有限的良心之上。政府的救灾行为不能没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救灾势必有损弱势者的利益。

即使在民主国家，好政府也是被舆论教训出来的。前面提到三年前的泰国海啸，瑞典政府在一片炮轰声中，努力救灾将功补过。这桩公案后来没完没了。从媒体的调查报道揭发开始，到后来成立“海啸灾难调查委员会”，追究政府工作人员的失职责任。前任首相佩尔松最信任的顾问丹尼斯被控误导调查，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一次四川震灾，中国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渎职的嫌疑。例如，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说，有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让世人愤怒的是，地震摧毁了几千间中小学校舍，上万名学生惨死。那么多由各地政府主持修建的学校，成为坑害稚嫩孩子的“豆腐渣工程”，

中国《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或者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138条规定了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要给刑事处罚。

在发生这样的惨祸之后，人命和鲜血应将“问责”推上政治议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以人为本”，那么应该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灾难过后进行广泛的调查和问责。如果官员失职的责任不予追究，那么政府执政的道义基础何在？但愿这场天灾人祸，能够促使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制度建设之途。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6月号

历史不能任由胜利者涂抹

－－－读达瓦才仁的《血祭雪域》

茉莉

达瓦才仁出生太晚，没来得及亲眼目睹四十多年前，西藏高原那一场悲壮卓绝的抗暴起义。当他还是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时，伫立村头，看见西藏湛蓝美丽的天空下，野地里四散着当年留下嶙嶙白骨—村里家家都有人被打死或饿死。西藏人没有土葬的习惯，死去的人没有墓碑，只有骷髅、脚链与野草杂生的一片凄凉，告诉他那里曾有厚积的鲜血被时光冲刷。

夜间的篝火旁，家乡老一辈悄悄谈论着四水六冈游击队浴血抵抗汉人的战争，小小的达瓦挨着父亲和伯伯坐下，静静地聆听着那些不许被文字记载的故事。一曲西藏民族屈辱哀痛的长恨歌，就萦绕在他幼小而沉重的心灵里。

我认识达瓦时，他已经不是昔日听故事入迷的小男孩，而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年轻官员了。在我1998年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期间，他负责做我的翻译，我们因而成了姐弟般的好朋友—这是我的人生幸事之一。达瓦曾诚恳地告诉我：他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西藏人五十年代那一段悲惨的抗争史纪录下来，传给后代。

作为一个精通汉语的藏族知识分子，达瓦非常清楚地了解，那一段血染的历史在汉族胜利者手里，其真相是怎样被严重歪曲，其史料是怎样被存心隐藏。不少汉藏双方的当事人和目击者都被迫缄口，中国官方出版的西藏当代史，其中撰写的“平叛战争”，竟然拿弱小民族的血泪涂抹自己的伟大辉煌，历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寄人篱下生计维艰，顾不上做这项搜寻整理历史的工程。

但达瓦坚信：失败者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如果失败者沉默，胜利者墨写的谎言，就会彻底掩盖血腥的真相。西藏的历史绝不只属于过去，它与现在的西藏的处境有直接而复杂的关系。追寻历史、直面历史不是为了抚摸伤口哀吟，而是一种顽强的现实抗争。只有失败者不肯遗忘，那么，胜利者永远不可以说：他们征服了一个民族，他们获得的真正的胜利。

达瓦的恐惧是很深的：参与那场抗暴起义的西藏战士已经垂垂老矣，他们那无比珍贵的历史记忆，就要淹没于荒凉的山野与江河，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失去痕迹。

因此，达瓦经常向朋友诉说他的“心病”，不知感动了何方神圣，一位台湾女记者来到达兰萨拉，被达瓦这份深沉的心愿所吸引。从此，台湾女记者林照真和达瓦才仁展开了长达几年的合作。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花费了大量休息时间，遍访流亡在印度、尼泊尔山区的年迈西藏战士，在艰苦的条件下做负责细致的调查访问。根据上百份采访实录，林照真撰写了她那著名的《喇嘛杀人》一书，达瓦在那个基础上继续采访，搜集资料，终于完成了这本藏文的《血祭雪域—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

达瓦这本书出版之际，正好碰上达赖喇嘛派遣特使访华，汉藏关系的解冻，看来有了一线亮色。那么，仍然执著地书写一部被人抛在脑后的血战历史，对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和西藏，又有什么用呢？

对西藏人而言，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汉藏关系有怎样的进展，一个民族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创伤。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本民族罪孽的机会。为了使不忍卒读的历史不再重演，使施暴者与受害者得以和解，直面历史，是群体改变的第一步。

2002年10月

在巴黎过西藏新年

茉莉

“应该与中国跳舞吗？”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大问题，法国人却把它当做一个题目来做。自从前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与来访的江泽民翩翩起舞，法国人一直对这件他们认为不太光彩的事情耿耿入怀。巴黎《太阳剧院》的女导演–欧洲著名的艺术家Ariane Mnouchkine，不辞劳苦?刈橹顺ご锸刺斓奶致刍幔敫鞴д摺⒁帐跫矣肴巳ㄈ耸壳袄矗黄鹛致壑泄臀鞑氐娜巳ㄎ侍狻?

新年祝福：“扎西德勒！”

我是在会议的最后三天才赶到巴黎的。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正好是藏历新年–西藏人最重要的节日。和汉族人过春节一样，西藏人也有大事庆祝新年的传统。流亡藏人在海外漂泊，更是以传统的节日庆典来抒发他们的乡愁。我便有幸与支持西藏的巴黎人一起，享受了藏族节日的歌舞与盛宴。

为我们这些从各国去的客人服务的，大都是穿着藏族服装的法国姑娘与小伙子。他们托着盘子为我们上西藏食品，为我们表演西藏音乐舞蹈节目，不少法国人能说一口流利藏语。藏族人必吃的年饭是一种带汤的面团，藏语叫“古突”的，用牛羊肉、萝卜、糌粑及其他佐料混合做成。按照传统，有的糌粑疙瘩里面包着小石子、辣椒、木炭块、羊毛等物，谁吃着什么，就象征谁的性格类似所食之物。例如，吃到木炭象征心黑，吃到羊毛象征心地善良，这些“发现”使得大家哄笑，平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很遗憾的是我这个汉人，傻乎乎地把碗里的糌粑疙瘩一吞而下，竟然没有发现里面藏着什么，这使得同桌的藏族、法国朋友开心不已。

连续几天，一队从尼泊尔来的流亡藏族僧侣，为法国观众表演一种宗教性的舞蹈。在达赖喇嘛的画像下，那些年轻的和尚头带面具，身穿法衣，配合锣、鼓、法号、海螺的伴奏，不停地跳着，传达出佛教教义的一些内涵，如舍弃诸恶根、观修空性等等。我看不懂字幕上的法文，又不便太麻烦我的翻译，只好半懂不懂地观赏着，唯一能听懂的一句藏文，是演员们为观众祈福的新年祝愿–“扎西德勒”（祝吉祥如意）。

每天晚上的文艺节目过后，观众和演员共进晚餐，然后才是讨论会。从印度、尼泊尔前来的藏族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向听众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中共统治下西藏的灾难、以及西藏文化的重建。从欧美各国请来的藏学家，大都介绍他们研究西藏问题的学术成果，并对未来西藏的前途进行分析与展望。

这些比较专业性的题目，居然每天晚上吸引法国听众满座。有时讨论会拖延到深夜一、二点钟，大部分听众仍然坚持不离场，算得上舍命陪君子。这使经常患疲倦症的本人感到惊讶：为什么法国人会对西藏问题有这样大的兴趣？是不是如一些中国人所说，这些老外全都成了执著的“西藏迷”，是因为一个拥有古老独特宗教文化的民族，符合了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的过去的构想，或者说，这样一个雪域民族，满足了后现代西方人对东方净土的神秘感，所以，那块高原的命运，才这样牵动西方人的真挚感情。

打破坚冰的法国人顾西内

在巴黎和几位朋友讨论上述问题后，我得出结论，不能简单地以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猎奇来看待“国际支持西藏运动”的兴盛。虽然目前法国皈依藏传佛教的信徒已达几十万之多，但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支持西藏，是由于他们从左拉时代就开始的“好管闲事”的传统–以人道主义原则维护正义、帮助弱小。他们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尽管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有对政治厌烦的趋势，但法国人相信社会公正、维护人权的热情从未消减。

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不满，近十几年来，被他们视为“内政”的西藏问题，由于国际化而扩大成为举世瞩目的媒体焦点。在中国政府大伤脑筋之时，流亡藏人的事业却因此有了转机。达赖喇嘛因此说，藏传佛教有三皈依，现在藏民族有了第四个拯救者，即国际友人。这些拯救者大部分是各国民间团体与人权人士，无权的他们，能耐不可谓不小。他们通过大量的努力，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建立友谊，吸引本国人民关注西藏问题，施压本国政府改变不过问西藏问题的态度，并促使本国议会通过支持西藏的决议，——。

第一个打破坚冰，以政府官员的身份会晤达赖喇嘛，使得使中国政府几十年的国际封杀政?咂撇模词欠ü吮茨?-顾西内。一九八九年三月，时任法国人道行动国务秘书的顾西内，在达赖喇嘛下榻的巴黎美丽斯宾馆，秘密会晤了达赖喇嘛。当时为了怕走漏风声，连达赖喇嘛身边的亲信大臣都蒙在鼓里。两个月以后，顾西内在电台谈话中公布了这次会谈情况，并要求国际社会派遣调查团去西藏。

这以后的情景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强烈抗议，而法国政府却说，顾西内“代表了法国人民对西藏的普遍忧虑”。自那之后，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政府官员与达赖喇嘛的会谈如雨后春笋般举行，西藏问题真正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还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英雄，笔者首先推举法国人顾西内。一九七一年他创建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无国界医生”，提出“有权干预”的口号，不理会各国的法律与国界，开往世界任何灾难地区。与达赖喇嘛的会晤也是他一贯的理念，不顾任何外交压力，始终站在弱者一边。目前，顾西内正作为联合国专员在科索沃执行维和任务。

支持西藏就是支持正义

如果要更深入地了解法国人和西藏的历史缘分，我们可以去读《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这本书介绍大卫－妮尔–一位热忱而富有天赋的女东方学家，由于渴望佛教的生存方式，在1916年严酷的冬天，步行越过大雪封山的边境，到达西藏学习藏文经卷。今天，西藏宗教文化对于法国人，其魅力从未消减。

即使是一些不如西藏有魅力的国家地区，一旦发生侵犯人权的问题，好管闲事的法国人也为之抗争，例如去年俄军血腥镇压车臣时，巴黎的一位哲学家叫安德烈的，他亲自跑到俄国国会，痛斥那些国会议员说：“现在车臣人每时每刻都在遭受你们的残害，我建议你们静默一分钟致哀！”毕竟俄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那些议员不能不听从这个“干涉内政者”的话，老老实实低下头来。

“干涉他国内政”的法国知识分子，早在六十年代就积极支持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愤怒地走上街头，对自己祖国的不义进行强烈的谴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些曾经对自己的政府高喊“反对殖民者”的法国人，是有资格对他国欺负弱小民族的不公正说三道四的。

在被誉为“人权国”的法国，人们都有一个理念：支持西藏就是支持正义。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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