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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刘 国 凯 5/20/2008 7:44:39 PM 标题 内容 海外传统民运的尴尬与困境--送走杨建利博士后的多重思绪(修订稿) 一、“杯里的风波” 杨建利博士刚走出中共大牢不久，身上的狱尘尚未洗尽，又开始800公里公民行的壮举。此行始于杨建利的居住地波士顿，终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途经世界“首都”纽约。杨建利的立意是以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取得向世界宣示他所推崇的理念的力度。一路上他脚底打了泡再打泡，淋了雨再被太阳曝晒。前天我见到他时，立即发现他的面部皮肤与三月份时在台湾见到他时大相径庭。(我与他都被邀请到台湾观选。)那时相当白皙，而今黑里透红。虽是健康的肤色，但也把风吹雨打都写在了脸上。也许正因为如此，老美社区普遍感动，许多地方素不相识的老美陪他健步而行，甚至全家出动，各地政要纷纷会见，为他提供讲台，更不用说英文媒体锲而不舍的持续报导了。 杨建利800公里公民行旋风给海外民运注入一股强劲的清新气流，许多朋友都为之鼓舞。公民行预定17号到达纽约。我和一些朋友都觉得，如果说公民行在老美中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那么，作为海外民运的重镇--纽约，应该怎么迎接和送别壮士呢？ 5月12号我与汪岷通电话获悉有关情况后，感到时间紧迫。5月13日立即与唐元隽、方能达、曾大军商量具体的准备工作。我提出应在三个华阜中文化水准最高的法拉盛社区街头举行一场集会来迎接800公里公民行途经纽约。沿途杨建利以英文发表演说够多了，这次让他以华语发表演说，让纽约的华裔民众了解一下海外民主志士的理念、气度和魄力。 为扩大影响，必须借助华文媒体。具体地说就是要通知媒体来集会现场采访。通知媒体以什么名目？我想到就以“杨建利博士800公里公民行纽约后援会”吧。但既有个“会”也该有人留下姓名，否则，会给人以刻意隐身，好像不敢见光似的感觉。于是我留下我和唐元隽的名字，后来想想，集会许多具体工作由方能达、曾大军操办。方能达负责制作集会的主题横幅和许多标语牌，曾大军负责与七个警察局联络申请集会游行许可证，遂把他俩的名字写上。不料此举遭到指责。拂去浮在表面的语言，指责的实质是怎么就你们四个人“出名”？犯“错”之后的“补锅”的措施是，按汪岷等的议定，后援会名单增至11人。但仍有意见是：根本一个名字都不应留，或根本就不必要搞一个“后援会”的名堂。 幸亏的是，一切都是“杯里的风波”。只几天时间，公民行动旋风掠过了纽约，后援会完成其任务也就消弭于无形。 二、应对天时 5月13好后援会启动工作时，尚未有多大感觉，但到了15号，我就强烈感到时机的不恰。四川地震情形竟是如此的严重，救灾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心理与现实的双重中心，我们在此时举办以民主人权为诉求的集会是否合乎“时令”，成为我头脑中的巨大问号。 16号，我打电话问方能达，中英文的主题大横幅“欢迎杨建利博士800公里公民行”做好了没有？方能达说做好了。我说有件事要增加你的负担，就是要在主题横幅上加上四个字“到达纽约”。可能为此要重新制作，但必须如此。我们是以此告诉世人，这个集会有不得已的日期。杨建利博士就是在这个时候到达纽约，我们别无选择地在这个时候欢迎他。而杨建利在五月四号从波士顿起步时也绝没料到会在12号发生扭转了全世界华人注意力的大地震。方能达接讯后立即改制横幅。 我觉得为了使集会不脱离当前的主旋律，必须在集会之初就向地震遭难同胞致哀。而为了使这个致哀仪式给附近街头的过路民众都知晓，不能仅仅是默哀，必须凄厉鸣笛。我遂设法借到几个可以鸣笛的手提扩音器。 17号晚，次日早晨集会即将举行，我突然感到，横幅加字、鸣笛致哀都还不够，还必须当场在集会上举行捐款。不是号召民众捐款，而是我们--海外民运同仁们自己捐款。从大道理来看，是我们应表的心意，从小道理来看，是戳破共产党散布的民运人士不关心地震灾民的抹黑之言。 我立即打电话向杨建利陈述我的看法和建议。很好，他完全赞成。18号的集会上，杨建利既表达了民主人权的普世理念，也充分表达了对地震受灾同胞的关爱深情，并当场拿出填写好了的捐款支票1000元。此举赢的一片掌声。 三、纽约华文媒体的堕落 18号集会结束，杨建利接着开始纽约--华盛顿的公民行。多数与会者散去，几十人送杨建利踏上新的征程。 原先计划是从法拉盛横贯纽约，但后来汪岷告诉我，17号杨建利已从布朗士南下曼哈顿，已完成了纽约的步行，18号不必再作那样的行程，于是路线改为只在法拉盛作有限步行后乘地铁过东河隧道离去。于是我们把杨建利送到地铁口挥手送别。 下午例行每天买份世界日报浏览，发现了一篇极为惊人的报导，就在我们集会的前一天，就在我们集会的同一个地方，法轮功朋友举行了一个集会。这个集会遭到人数数倍于他们的反对势力的语言攻击。 大约是14号，我曾接到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请我去参加他们于17号中午在法拉盛举行的庆祝3600万人退党的集会。我答应参加。但后来由于17号整日须陪同杨建利步行和开会便没有去参加他们的退党集会。愈是接近17号，我愈是有一丝辉之不去的忧虑。法轮功朋友在这个时候举行这样集会是否适时？他们不能改期吗？如不改期，他们懂得强力鸣笛致哀和加入大力度的捐款内容吗？我想打电话给那位朋友说说。但她打来的电话是不显示号码的秘密电话，我无从回复。 此时看到世界日报的报导，方知我的忧虑并非无妄，而且情况比我模糊感到的要严重得多。我看看世界日报的行文，那明显是站在攻击法轮功的一边。我立即再去买明报和星岛日报，看看它们怎么说。星岛日报没有报导，明报有报导，其字里行间比世界日报更偏。尤其恶劣的是星岛日报。这份懒洋洋的以粤语读者为主的报纸，经常懒得到国语区的法拉盛去采访新闻。很明显，17号它没有记者在法拉盛街头，以至18号漏报了法轮功被攻击的大好新闻。它不甘落伍，遂在19号补上17号的“旧闻”。题目非常醒目“救灾第一应暂放政治立场--近千华人再向法轮功呛声”。行文前边是讲18号中午的较小冲突，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是补讲17号的较大冲突。还配有大幅照片。这些报纸的照片都是以画面向读者灌输法轮功被批判的感觉。 此外，17日杨建利公民行从布朗士南下到中领馆前集会，这一重大消息，只有世界日报有个放在左下角的报导。明报、星岛日报都没有报导。而18号上午我们的集会则所有的华文报纸都不予报导。同日某些鸡毛蒜皮的社区新闻如某几个侨团换届都予以报导。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我们离开后两个钟头法轮功在同一地点被围攻的消息则三个报纸都予以“图文并茂”的报导。海外华文报纸的堕落由此可见一斑。行文至此我不禁要怒骂一句粗言：什么混帐华文报纸！你们的良知良心、你们的职业操守、职业道德都被狗吃了！中国汉族文化人的精神软骨、道德阳萎从国内蔓延到海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四、民运与法轮功不同遭遇原因何在 17号在同一地点法轮功被高分贝围攻。18号我们于10点半钟离开后不久，法轮功接着在同一地点摆摊宣传他们的理念，结果再次被围攻。奇怪，为什么我们民运的集会没有被围攻呢？ 其实我们也是受到骚扰的。那天我们申请到的集会许可证是9-10点半。为了让杨建利多休息会，我通知大家集会的时间是9点半到10点半。而我和曾大军以及方能达的队伍是8点多就到达。我们打起横额，靠上标语牌等等。这时就有三、四个人陆续向我们挑衅发难。方能达一马当先反驳他们的荒谬说法，接着曾大军也加入反击。讲道理他根本不是对手，只能东扯西扯胡绞蛮缠。后来身材高大声如洪钟的王书君到了，也加入“自卫反击战”，连气势都压倒他们。纠缠之间，我们的大队人马陆续到来。他们就知难而退了，后来再没有发生状况。 我想我们与法轮功的朋友碰到完全不同的遭遇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我们一开始的凄厉鸣笛致哀对拥共分子有威摄作用。我看见对面马路和远处周围许多人都停止脚步向我们望过来。有些甚至有同步默哀的姿态表情。 我们的捐款宣示使我们的集会与当前情势有所交集。 我们的口号具有威摄拥共分子的力度。从前民运开会叫口号有气无力。领喊者的声音大于所有人的齐声。令人听了泄气不已。从前纽约民运集会不由我主导，我没有机会把我在1998年抗议印尼虐华暴行时学到的叫口号方法用于民运。这次有机会了。1998年时，我发动了的五千华裔民众在印尼领事馆外的集会示威，为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社区活动人士吕昭洪示范了一个叫口号的方法，就是由一人用扩音器领喊“yindunixiya-governmennt”(印度尼西亚政府) 众人齐喊“shame-are-you！”(你可耻！) 反复地喊十几次作一段落，像巨浪扑岸一样，气势非常雄壮。这次我为集会设计的口号是，我用扩音器领喊“谁在卖国？”、“谁在贪污？”、“谁在腐败？”、“谁在害民？”、“谁在专制？”我每喊四个字，群众都齐声高喊三个字“共产党！”这样的口号非常简捷有力，像浪涛向外扑去，威摄了拥共分子的气焰。 拥共分子有恃强凌弱的丑恶本质。他们欺负由中老年妇女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法轮功学员。看看我们主要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民运队伍，心里就先蔫半截。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集会较短促，只一个小时左右就结束。拥共分子来不及结集足够的力量发难。如果我们像法轮功那样几个小时地持续集会，也有可能遭到围攻。 从电视报导来看，即使多数反法轮功的群众是来自自发情绪，但有组织的拥共分子肯定存在并起主导作用。那么多面小五星红旗就泄露了他们的“天机”。 五、政庇组织的作用与传统民运的尴尬 这次集会能有一定的声势，甚至使拥共分子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原因，是靠了纽约两个政庇组织的人数支撑了场面。 这次集会纽约的“传统民运”(正统民运、真民运)究竟来了几个人？按汪岷通知，列入后援会的组织有公民力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联、中国民阵、中国民联阵、北京之春杂志社。请问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你们的组织来了几个人？一两个还是三四个？作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我深感惭愧。中国社会民主党纽约党部填了表的约20人，但18号以我主席的威信也只召来了8个“兵”。他们是曾大军、陈志辉、林佛热、杨国君、粱斌、黄毛毛、林文忠、张勇。加上我本人亦不足10人，仍是个位数。但是，我留意到，以上七个单位的成员再加上几位民运“个体户”，如大名鼎鼎的政论家陈破空等，纽约传统民运的来人也就20个左右。我们社民党也将占泰半了。试问，就这么一小群人能撑起什么场面？室内都不行，遑论街头！ 海外民运愈来愈成为头头民运，只有领导，没有群众，许多人罗列了种种原因将此归罪于这些头头们的种种缺失。如争资源、贵族化、投靠台湾等等。我可以说，这些都与我无干，但是我所创建的社民党照样不比其他民运组织高明，同样面临组织发展极度缓慢的尴尬。 或许，民运组织的头头们在理念上和行事风格上的确是有种种缺失，但海外民运发展之缓慢、停滞乃至萎缩关键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中国民主力量离走向执政的日子还相当遥远。一个没有明确执政前景的政治团体有维系和发展的机制吗？如果说只靠理念就可以维系和发展那是太理想化了。没有明确执政前景，也没有经济资助的政治团体必然没有庞大的队伍，而只会有少数头头人物在苦苦支撑局面。那么是什么使这少数人如此锲而不舍呢？你可以赞誉他们是为理念作执着的跋涉；你也可以推想他们是为虚幻的名气所困锁；你还可以猜测他们是为了可能得到的资助而死死抱着一个地盘…..但这种种动因都改变不了一个明白无误的现实，民运组织深陷人丁单薄的困境。 莫说当今海外民运孤悬异域，即使是在国内一度合法存在的文革造反派组织，在其被取缔或压制之前都从群众运动变成了头头运动。在这点上当今民运与之极为类似。1967年的一月夺权使大量民众以为这次是要“改朝换代”了。虽然天下照样是共产党的天下，但台上那批狗官要垮台了，跟着造反派头头去夺权，自己说不定也能得到一官半职。即使得不到，但换上一批来自咱穷兄弟们的新官，以后对自己也会好一些。故此，造反派曾一度拥有大量群众。可是好景不长，只几个月老毛就翻脸不认账了。他改口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肯检讨错误都可以重新站出来为党为人民工作。造反派里的群众一看，这朝不改、代不换，还造什么反？呼啦一声，造反派的庞大队伍像潮水一样退去，剩下各级头头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支撑着。撑了一两年后，在1968年被老毛和复职官僚收拾。(只有极少数能侥幸撑到1976年的大限) 可笑现在海外民运中还有人跟着共产党去辱骂文革造反派，殊不知都是不相上下的德性--都是缺乏群众的光杆司令，都被共产党高度抹黑栽赃。共产党把文革中共产党及其延伸物的罪行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当今民运头头则被抹黑为汉奸、卖国贼。 话扯远了，就此打住。且回到18日上午的集会上。这次集会人数还是比较可观的，总可达到三位数吧。那么人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我看清楚了，是来自纽约的某些“政庇组织”。 据说纽约有五个政庇组织，三个以民主党相称，两个以自由民主党相称。昨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东兴系的民主党。刘东兴九点钟准时带来了几十人。一律服装和帽子。排队到来，听从指令、纪律严明。后来在我指挥下有力叫口号就靠了这批人。 传统民运自视货真价实但人丁单薄松松垮垮。人就那么几个，还都以头头骨干自居。只能上台演讲，不屑于在台下作听众。在室内开研讨会时，自己发表了高论后就到外面走廊上三三两两谈天说地，潇洒自如，给人感觉是非同一般的高段人物。在街头集会，未轮到自己或讲完了就站到人群圈外去聊天。这些头头人物更不屑于去操办集会所必须的具体事务。于是，海外民运终究落到无法召开一个会议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候，纽约政庇组织勃然兴起。他们有群众，传统民运想召集会议必须借助他们的人数来充场子。否则，场面稀稀拉拉的很难看。政庇组织的头头藉此向传统民运提出条件：你既要我的人马为你们充场子，那么也该给我些面子，让我上台演讲。传统民运对此意见分歧。一派意见说可以嘛，没有什么问题。其中的策略派说，你要他带队来充场子就得给当头的一些甜头，否则他的队伍就不来了。其中的“革新派”更干脆说：谁干谁就是民运，他们在干，他们当然也是民运，当然可以上台发言。另一派传统民运说，不行！他们是打着民运旗号赚申请政治庇护者的钱。我们与他们有根本的不同，不可混在一起。有的传统民运人士甚至对政庇组织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败坏了海外民运的名声。外界是分不清的，会以为我们这些正道民运人士也都是这样货色。面对政庇组织，本已举步维艰的传统民运产生了新的裂痕。 为什么政庇组织能有群众呢？很简单，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想通过参加这些打着民主党或自由民主党旗号的组织来申请政治庇护。那我们传统民运是否也能通过帮人办政治庇护来发展组织呢？当然可以。问题是办此业务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你首先得考虑在半年甚至一年内没有收入(甚至也可能根本失败)。在法拉盛租一套房间，一个工作人员津贴和办公费用，这一个月总得四千元左右开销。半年就两万多。纽约传统民运中有谁、或有哪几个人有这样的“投资”魄力，愿意拿出这笔来作未必有回报的启动资金呢？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如果“创业”成功了。创业者会不会食髓知味、乐不思蜀呢？如果是那样就创造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范例--从货真价实的民运人士、民运组织蜕变为政庇商人的范例。 另一方面，已有的政庇组织是否有升华为货真价实的民运组织的可能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只要合理收费财务透明，节余全投入民运事业那就实现“转型”了。传统民运可以成立一个机构查阅政庇的收支和建议节余款项资助民主事业的项目--譬如用于慰问国内入狱民运同志的亲属。 但是，我推测不会有哪个政庇组织会接受我提出的“转型”标准。有朋友告诉我，我因持这样的观点，被某些政庇组织的头头深深怀恨。他所言非虚。因我已发现他们之中有的的确对我怒目侧视。但各人行事风格有所不同。有的对我表面态度上还算友好。只是我并不会在那几分笑容面前消解原则。因此笑容后面依然会有怀恨。 其实，即使政庇组织不升华，也可以折衷，就是政庇组织愿意为传统民运提供人数，但其头头人物不以“出镜”为交换条件。但是，这一折衷意见已经被某些政庇组织的头头怒气冲冲地指责为歧视他们，而予以拒绝。有的政庇组织头头因手上有人有钱而气壮如牛。他也可瞧不起传统民运。你们就那么几个吊人，开会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音响没音响，还摆什么谱？装什么大爷？ 面对这凡此种种，我内心决定今后不再在纽约操办什么民运的会议、集会之类了。这些活动的确需要人数充场子。传统民运的人本来就少而且愈来愈少。开会简直是自暴其短。要避免尴尬就得求助政庇组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何必要为开会人数短缺去向政庇组织头头求助奥援？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自己有能力就自己开，没有能力就拉到！不过，虽然我自己这样，但我并不反对其他传统民运的朋友为开会向政庇组织头头求助。他们组织了这样的会议、集会我会去参加。我愿意与所有申请政庇的人士坐在一起听演讲，但我不打算聆听政庇组织的头头演讲。 六、从海外民运的困境到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困境 海外民运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说海外民运困境的定义是它的组织难以发展壮大，那么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困境是什么呢？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遥遥无期。 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我无法乐观。 1、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姑息绥靖，对中国民主事业无实质支持。邓式经济“改革”引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辅以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再加上对自然资源超强度使用，使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发展。国际资本家为了与中国做生意赚钱，挟持其政府对中共姑息绥靖。2006年我们访问荷兰时，荷兰工党籍议员告诉我们，工党籍的阿姆斯特朗的市长在率领由资本家组成的阿姆斯特朗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明白那些资本家与中国政府签订的经济合同形同为中国经济输血打气。而荷兰资本家自己有利可图就不考虑其他。作为团长他不可以制止这些经济合同，但内心极为痛苦。 2、邓式经济“改革”使中国知识精英(文艺精英包括其中)和经济精英在共产党的“新政”中分到一杯羹。他们，以及他们的80后、乃至90后的子女愈来愈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拥护力量。在海外撒野的“爱国愤青”主要就是他们的子女。他们有话语权，营造着共产党政权具有民意基础的幻像。而邓式“改革”的受害者--底层民众则失去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可以表明共产党政权不具民意基础，可是他们的声音无从发出。 3、共产党最高层毫无政治改革的理念和魄力。维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结构不变是他们最大的自我期许。各阶层共产党官僚即使不贪污索贿，也能从“合法”特权中获取极为优渥的生活，故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都会为维护这个政权而戮力同心。 4、共产党十多年来采用的新的统治术已经发挥作用。新的统治术包括放松浅层自由、收紧深层自由、扩大社会基础、收买知识阶层、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等等。有关这些我在社民党二大政治报告中已作详细论述，此处不赘。从国内“愤青”抵制“家乐福”，到海外“愤青”韩国打人、美国围攻王千源，以及最近几天法拉盛街头拥共分子连续围攻法轮功学员都是共产党新统治术的成功效应。 尽管不敢乐观，但这样的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就是，整个世界都最终走向民主。中国不可能例外，不可能永远凝固在专制政治中。 2008。5。19深夜于灯下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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