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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转贴文 1/31/2008 1:24:19 PM 标题 内容 《议报》 第339期 (2008年1月28日) 新书《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 改革30年评朱学勤、徐友渔两学者对30年改革的分析吴庸（北京）改革•矛盾•革命管见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 --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丁学良 （香港）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徐友渔（北京） 大众议院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牟传珩（山东）两个太阳 如何是好周郎中国经济世界排名后退主要在共产党时期 -- 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徐水良（美国） 讲真话第一位的自由是讲真话的自由笑蜀权力面前讲真话纪硕鸣保护说真话的记者就是保护人类的良心高一飞 特稿赵本山新小品：一场大雪压垮盛世朱健国（广东） 人权与民运杨建利于马丁路德周在美国国会开展人权活动 民主英雄吕耿松告诉我们甚么？张三一言（香港） 民间维权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李元龙（贵州）农民工人大代表的维权悖论杨支柱（北京） 宪政与民主教育公务员尊重纳税人的建议听起来不错郭庆海（河北）中国式民主陷阱：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朱中原 （北京）全球新兴民主论坛 三大主张 加强国际合作 -- 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自由时报 联邦中国台湾九论严家祺（美国）克服民族分裂的两项制度安排吴稼祥（北京）观察印度的视角秋风 两岸三地越南抗议台湾军机在南沙群岛着陆美国之音双普选的重重关卡和陷阱 -- 评人大常委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张滔中国枉顾台湾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权益，国际卫生组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陆委会 神州百态胡温新政对农民的剥夺和欺骗陈道军（四川）又一贪官不听话没有把握好贪污的度 ,不慎落马 -- 读报纸偶感风寒安希孟（浙江）癌症肆虐的中国老戚（广西） 媒体脉动20年20亿美元如梦幻泡影 媒体大亨梅铎 中国梦碎 -- 附录1：传媒大亨梅铎的中国梦内幕（大纪元）附录2：亨默多克进军湖南打造“中国好莱坞”（北京娱乐信报）朱建陵（中时）“很黄很暴力”之中国 -- 为何13岁小女孩一眼看到的就是色与暴力 “黄”与“暴力”怎样遏制附录：中国网上扫黄 关4.4万网站(BBC)巩胜利（北京） 新闻诗“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凌沧洲黑窑童奴——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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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理论分析要求，表象只可作为入门的向导，触角必须直达问题的本质，揭示现象的本源，根柢。所以，不能将视野停留在改革中当权者与民众利益均沾的表象，而应深入研究改革的实际动力。邓发动经济改革具有被迫性质，并非源于主动。农民反抗公有制，出工不出力，而要求个体承包，自产自食。这一改革要求多次被挫，邓完全了解。在掌握最高权柄后，按照他的权威，完全可以一下放开，但他不敢大胆行事，只是留有活口，逐步实行，说明他的支持落后于农民的迫切要求。农业承包到户时，他强调的是：“我们总的发展方向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邓选2卷315页），仍是旧的观念。对扶持承包户克服个体生产弱点，寻找新的生产组合形式，迄无良策。工业如何反哺农业，更无动作。乡镇企业，自生自灭，亦无指导。这怎么能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对企业改革，他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当书记与厂长争当“领导核心”，发生所谓“二心不定”时，厂长负责制的改革也就作罢。他提倡发挥职代会作用，就连这个徒具形式的监督机制也未推开。至于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所有者缺位这样的大问题，当然更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邓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选3卷77页），但他又乱出主意，乱定决策，所谓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造成经济紧张，责任却由赵紫阳承担。所以，朱文说：“邓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称他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之领头者，是否过誉？ 中共之运作过程有两个价值追求：权力价值与经济价值。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是权力大小的标志，也就是荣誉和利益之所在，因而孜孜的是权力递增，这时以权力为最高价值。建国后，大权在握，权力结构趋于稳定，而眼前之经济资源取之不尽，于是价值追求转向经济利益。“文革”中，权势者被毛之忠诚考验搞得家破人亡，复出后意识到权力不用到期作废，乃群起以权易钱，到处寻租，经济价值升至首位。邓小平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适应这种价值追求。以为邓无意为权势者寻租开路，就太书生气了。邓朴方之康华公司就出自邓家，他能不知道邓朴方在大肆抢劫国民财富？荣毅仁的中信公司就是他支持建立的，中信就是干这些勾当的，他能不明白？19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党政军机关纷纷成立倒买倒卖公司，经济秩序大乱，民不聊生，他能推脱责任？这才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中涉及实质的问题。回顾30年改革，避开这一实质，就意味着分析没有到位。特别是邓之南巡，虽有重提改革之功，警示人们防左，但由此掀起权势者大肆抢劫农民土地，将数千万农民逼上“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劳保无份”的苦难境地，至今不见这一旷世抢劫停止。权贵由此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无尽地鲸吞国民财富，这才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徐、朱二文均未着重指出此点，似感缺欠。尤其是朱文，只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是邓“最有作为”的两年，是不是只见阳面，未视阴层？ ［三］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在学术界争议更大。邓氏“政治改革”内涵有无走向民主的意图一直含混不清。邓氏是否实施过“政治改革”，又是理解不一的问题。这方面，必须把他的鼓吹与他的实政严格区分，才能使庐山露出真相。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承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但他的实政却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2003.3.3）他履行政务既无民主，也无自由，有的只是个人独裁。还有人迷信邓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把它视为灵丹妙药，其实这只是供桌上的香炉，治不了病。他实际做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真刀真枪，砍下去就会身首异处。明乎此，才能从一片混沌中看出鱼是鱼，水是水。既然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他口口声声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也就非常有限了。邓早已为他的“政治改革”设置底线，“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至于全国普选，他推迟到2050年以后再考虑。（邓选3卷220页）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又进一步限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还规定，“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邓选3卷177页）即使如此，按照邓氏要求拟就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判断：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折腾多时，原有的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续下来，没有大动，就连邓吹嘘的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已经实行“直选”（邓选3卷220页）也是谎言，这两级迄今仍实行故往的间接选举。在中国大陆，要推动一点点哪怕是形式主义的政治变革也是难而又难啊！可惜的是，朱文似乎仍在迷恋邓氏《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政治改革的夸夸其谈，钻入邓小平圈套而不得出。还说“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愿闻其详，见识见识它的光彩，只是不要罗列邓的意在骗人而不准备付诸实施的论述。 邓小平交出的政治改革答卷为“0”，这是用不着奇怪的。他敢于撤销社会主义底线，派出精兵侵略越南，他敢于撤销为人民服务底线，调集大军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期望这样的中共领袖搞什么民主改革，岂非椽木而求鱼，痴心妄想！？ ［四］1980年代出现一段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的热潮是值得欢呼的。它对毛泽东多年的思想禁锢、文化灭绝的反动。且不说北京西单民主墙，那里留有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也不说风行各地的《人权宣言》、《解冻宣言》、《论言论自由》，更不说纷纷成立的各种社团，“中国人权同盟”、“解冻社”、“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只说当时的文艺复兴就足令后世惊叹了。《河殇》在偏颇中展现新的追求，《将军，好好洗一洗》尖锐指向中共特权，《在社会的档案里》暴露中共腐化引起的社会扭曲，《苦恋》留给人们深沉的浩叹：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还要指出，当时掀起引进境外思潮的狂流，《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成批翻译、出版各方面学术着作，对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巨大冲击。这一思想启蒙运动使上海民主讨论会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这一觉醒震动了中共的理智人士，一直追随毛的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用人道主义说明尊重人的价值的重要性，用异化观点论证防止社会主义走向反面的必要性。这些都极赋生命力，极具现实意义。但是，赞美和维护人道主义，引起阶级论者下意识反对，分析和论证社会主义异化，引起卫道论者过敏性冲动。胡乔木发起反击。胡与周、王相互诘难乃至反目，说明新旧思维在党内已誓不两立。胡竭力阻挠和压制党内新觉醒，而胡的背后有邓小平鼎力支持。邓知道，人的尊严和价值一旦普遍树立，权力异化一旦成为众矢之的，中共特权将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他以清除“精神污染”之名，加上组织处理，迫使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销声匿迹。维护旧意识的保守主义终于扼杀了“改进”旧意识的新思维，证明保守主义的惰性使它拒绝任何改进。徐、朱二文都陈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徐文称“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相媲美。”徐文还表示了对压制这一热情澎湃运动的谴责：“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朱文虽然也谈到文化热的现象，但把它归结为领导人的英明，不免令人瞠目。 总结30年改革过程，由于着眼点不同，很难面面俱到。这一课题如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七嘴八舌共议30年，肯是会取得更多共识，对推进改革事业当有大益焉。 （208.1.25） --------------------------原载《议报》 回目录 改革•矛盾•革命管见 中国的改革开放，照中共的改革颂歌描述的那一个“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先是画了一个圈，后来又写下诗篇，结果春潮荡起，万象更新。 实际情况当然复杂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而中共的会议上不同的声音相互激荡，民间的不同声音也呐喊起来，改革开放的决定才终于脱颖而出。春天的气息是从冬季出现的，但是不久，还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开放的紧箍咒，结果，到了后来的那个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不同的声音──对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声音不仅出在民间，也出在了高层，出自于中共自己那时的那位开明的总书记。 于是，寒冬的气息在夏季里出现了。政治紧箍咒高奏之下，推动着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过去。摇摆持续了两年多，保守派在得意之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无可忍。他先到上海讲话，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又再续“南巡”之旅，一路讲开去，多次说了重话，才终于扭转颓势，进而为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似乎在呼唤毛泽东、师法朝鲜、古巴的方面还算是坚定，而对那位老人就复杂得多，他们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胡总书记看来是要坚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内部讲话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动思想解放的事情，则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员出面，特别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汪洋，以及由其高层智囊如施芝鸿等人来撰文配合，他自己却还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 也难怪，现在不同的声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难担起重振改革开放雄风的大任，而“集体领导”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们玩弄勾心斗角的权力游戏，政治侏儒在其中要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习惯于对人们的思想“画圈”、念咒，习惯于将其散发着专制气息的货色包装为“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思想教条，连“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政治工具而已，是试图把人们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不过即使是这样，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件好事而确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正视现实社会里现实的矛盾。 △国有，私有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让人感觉振奋的是，农民再次有了动作。黑龙江省富锦市数万农民和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数万回迁农民公开宣告其土地所有权，很快地，据说江苏、陕西、成都、天津等地的农村都有响应。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为本”，是否真的向往“和谐社会”，它如何回应农民，要在实践中检验。但是在现实中，人们都明白，农民们的此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压制乃至镇压则确定无疑。不过，从长远来看，这一进展毕竟有重大意义。其实，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包产到户”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后就已出现，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到承认，其间经历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权更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体所有，或者恢复为农户私有，可能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诚然，按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而集体化的名义上的依据，是农民自愿。农民不自愿了，应该可以随时收回，但现实中不能收回，就意味着“集体化”是假，其实质为国有化。为维护现行土地制度，人们总是辩护说，土地一旦私有，农民将失去土地，但是在现实中，真正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缺乏反应及交易能力的，正是现行制度将土地实质上视为国有土地。 改革开放30年，矛盾就是这样在过程中显露出来：国有体制扭曲着改革，阻碍着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人们反思计划经济，力图使企业从传统体制下“松绑”的同时，国有体制自身发展的强大惯性并没有消失。一夜之间，城市土地被修订的新宪法规定为国有土地。社会当时毫无震动，几乎习惯于“无产阶级”意识束缚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了什么，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城市土地国有的意义才渐渐地显露出来──城乡土地都成为中共政权控制之下的国有土地，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 改革开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然而它还是坚持着要给市场经济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实际上更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对应着现实的国有体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国家权力在让步，在退却，“政企不分”体制有所改变，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作为改革的“增量”成为改革进展的象征，而经济短缺阴影在消退、价格市场化在进展，也证明着市场经济确实有所发展。 不过，国有体制具有弹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交易，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而尽管市场的“动脉”、“静脉”系统在官府压制下难以发展，其“毛细血管”系统却相当发达，则是又一大特点。由此，中国专制社会因为其弹性而具有着“超稳定性”，为世界所瞩目。 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依其新民主主义纲领而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有可能早日突破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束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义在中共领袖毛泽东手中只是取得政权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将其中断，改弦更张，转而开展其“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1950年代中期将农村土地实质国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国有化，国有体制积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显露出来了。 这时，它看来是具有着更大的弹性。它容忍了改革开放，容忍了市场化展开，容忍了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通过“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现，甚至逐渐地显示出胸怀，大方地与它们作交易，开展竞争与合作。 于是，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扬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于改革开放，中共终于成功地赋予国有体制以新的面貌。它当然还是要坚持改革，因为它的新的辉煌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今天，人们或者为改革的成就而欢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及“市场化导向”，为改革的扭曲或蜕变而愤怒，这时，基本的现实，则正如陈志武所指出，“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作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冲击着中国社会，但是，汹涌的波涛拍打之下，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结构，在与时俱进地巍然屹立着。“改革攻坚”喊叫了多少年，至今还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反倒是，改革的共识据说已经消失，改革据说是死了，人们要为改革送葬了。 从全球来看，上个世纪出现过“计划化”之后，下半叶出现了市场化浪潮，市场经济全球化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发展当然不可能是线性的发展。近年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其阻力也相应地增大，某种全球国有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取得势头。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困境，进入低谷，并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为官方的说教只是说教而已。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的背后有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强大支撑。社会中没有多少人还信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坚定支持改革的人也在减少，这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种支配地位是实实在在的。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政府竭力维持其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场经济展开之际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记，这样一来，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市场交易的规则就深入到权力的骨髓之中。与《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之党性的规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经蜕变为有着“特殊利益”的政党，它的这种“特殊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尖锐地对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权势集团神气活现，它们体现着中共的雄厚实力，同时也在败坏着中共的体质。 辩证法是无情的。免费午餐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维护国有体制也同样需要成本，操纵、经营国有资产的权势者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于是，就在国有体制显示其实力的同时，体制性腐败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都与权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看，1988年，当改革十年之际，华生等中青年学者总结改革的过程时已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混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即分散剩余的职权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本来就是产权的交易，没有产权而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只能演变为普遍的化公为私和争夺经济剩余”，“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起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为私”，但是，一部《物权法》，还是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者手中的旗帜，正是所谓“社会主义”。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护物权已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却又正是它用来控制市场经济的紧箍咒，就不免尴尬。 在市场经济阶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对私有制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认为它是“万恶之源”，而它在现实过程中的合理性却在于，它对权利提供实际的支撑，使人们可以同权力抗衡，可以在权力的面前保护自身的权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经过它自身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经过扬弃，实现未来社会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否则，就只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国有化，导致新的专制。按马克思的看法，在市场经济阶段上，才可能逐渐地形成那种“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于私有制支持的权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约，才能缩减私有化对社会公平的损害，而中共顽固地抵制民主政治，为维护国有体制利益而维持产权模糊的状态，就只能扭曲私有化的进程，扭曲成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要将一切都局限在一个国有体制支配之下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其形象比喻即为“鸟笼”，简直维妙维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其“片面”抗衡“全面”。它这样辛辛苦苦地努力，还要开动宣传机器，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懈地表扬自己，不断地压制所有的不同声音，而它是否能够成功，很遗憾，最终并不决定于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权，分权 近年来，对中共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也许，它正是现实阶段上基本规律的特殊表现。 还记得，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矛盾时说过，“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学说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而未来社会经济的特点，则是社会对生产的有意识的调节。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现这种调节的必然性，却没有规定它的具体施行，因为那只能随着社会实践而解决。 但是，中共在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社会里实践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成为当务之急，麻烦的是，现实经济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于是，中共的理论家就来动手“发展”马克思学说。他们硬说，马克思学说规定了建立某种中央计划机构的必要性。当然，他们简直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中央机构支配一切，社会组织如同机器的部件，个人则作为机器的螺丝钉，根据统一号令各司其职，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才是理想社会的状态。 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根除商品经济，但是它力图以其行政计划取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本质是企业的社会，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将企业变为车间，将企业家更换为企业干部，整个经济因为缺乏企业的活力而趋于僵化。 毛泽东意识到僵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他不懂市场经济，不了解企业活力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工商业社会的生机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体系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僵化。他力主反对官僚主义，力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的《论十大关系》论述得很生动，对“生产单位”的“独立性”也有所触及，但浅尝辄止，无法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权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改变着传统中央计划指挥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终究受制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受制于政府权力对市场运作、企业成长的控制。 分权改革释放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分步式”网络的状态。分步式技术以互联网发展最为典型，其庞大的虚拟空间并没有一个所谓“中央机构”，不会出现攻击中央一“点”而使整个网络瘫痪的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学说所谓“社会调节”，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倒更可能是类似于互联网式的网状结构状态，社会调节通过社会网络本身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实现。 分权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良性发展取决于企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支持，否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的若干计划、监管机构，加上数十个乃至成百成千个地方计划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满怀激情地都插手于建设项目，“宏观调控”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酿成一种新型的特殊无政府状态，其最糟糕的后果是，民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则往往成为“调控”的牺牲品。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落后于苏联，体现为计划技术较差，行政命令较为突出，而长官意志尤为突出。长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时常突破行政计划控制，成为计划经济下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计划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但是，中央部门与地方的长官意志如百花齐放，以政绩为其依据，以造福地方为其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分权改革，理所当然以权力制衡为其前提，没有制衡状态下的分权，当然就走向反面。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可以说，无政府状态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性。个体、企业的自由发展，是经济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统的“最优化”导致系统的“次优化”，则推动系统本身发展其调节功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视未来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实际上正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因为未来社会是孕育于市场经济之中。 地方政府为其政绩而表现发展热情或发展冲动，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无政府状态，其中的症结，在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各级政府插手市场、插手企业事务而导致出现特殊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权力为其利益而扭曲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则反过来也扭曲权力本身，迫使权力为其表现出无政府状态之本性，使得“宏观调控”成为权力本身的博弈过程，使得权力之间处于相当普遍的矛盾冲突之中，“失控”与“失序”乃至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改革，革命 中共把改革开放引到了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使得一些人对改革失望。按梁京的说法，“革命死了，改革万岁”代表着30年前人们的心情，现在人们会响应“改革死了，革命万岁”。 非此即彼，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会坚持“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了。 面对着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保守、顽固，这样，它就在为自己准备革命的形势。看来，它是会顽强地这样做下去，到哪一天，它也许真的会逼出一个革命来。不过，即使哪一天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可能也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中共走上延续国家专制之路不是偶然的，未来或许会有新的政治力量来重复中共的事业。应该看到，否定改革的呼声来自多个阶层，扞卫“社会主义”旗帜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共统治地位的现实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改革的路很难走。改革之路没有走通，过程中的矛盾展开，实际上走成了令人不能满意的样子，于是就放弃改革，再度鼓吹革命。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老习惯。据说，是因为老蒋专制而不民主，就要用枪杆子对付它。斯大林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言外之意是，使用枪杆子，比运用议会政治省事得多。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议会政治的空间，即使在最有希望的香港，中共也要费尽心思将其压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与其坚韧不拔地努力，当然不如闹革命来得痛快。 只是，在改革的路上尚且难以展现民众的力量，依然是权力压迫着权利，在革命的风暴之中，又如何使得民众展现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呢？ 推倒了重来，看上去的确不错，然而，即使迎接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对这个革命也应该想想清楚，而且，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目前革命的呼吁还只是主要来自于个人而非政党组织。 　　相比之下，中共的变化值得注意。它实际上不大在意研究马克思学说，它对资本的姿态已经大为改变，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毫不客气地表明，获得商界的支持对于它至关紧要。看上去，它还保持着“革命党”的模样，实际上却已经在改革中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本事，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是娴熟，脸皮也磨练得很厚。它很清楚地知道，它要的是权力，靠的是自己的组织，那么，反对中共专制的人们，凭什么来呼唤革命呢？ 　　或许，农民们的那些举动，就是革命到来的某种迹象，或者，这才是使改革发生变化的某种迹象。诚然，他们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获得的实质性支持很少，他们只是刚刚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丁学良 （香港）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演讲主题：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演讲嘉宾：丁学良中国为何近代落后？丧失了一次改变的机会：工业革命 　 非常感谢论坛主办的两个单位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同广州市的公众以及广州周边（有一些来自增城或是更远的地方），有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虽 然在香港，但到广州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上一次来是在凤凰电视台主办的讲座上，已经差不多隔了三年。按照我的惯例，我通常都是站着讲，因为在国外有一个规 矩，做报告的人，对听报告人充满着感谢、感激，所以做报告的人要站着讲，是对听众的尊重。 　　 今天我讲的题目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我在三 年以前，香港科技大学开了一门研究生的课，课的设想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三年前第一次开这样的课，课的题目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然竞争是我们做 商业研究大部分是公司与公司的竞争，我的课大概一半的学生是属于香港本地的研究生，还有一半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其他地区）。今天 讲的题目是跟研究生课程有关的资料。另外来源就是来自我一本书，书是2007年12月1日正式在北京发行。据说（因为我从东南亚刚回来），在北京万盛书园 的学术栏是第二本畅销的，就是《中国经济再崛起》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跟他们讲，像我这样在海外出书，在国内出书是非常亏本的事，为什么？ 因为在外面请人家做研究，用的是国际上的费用，比如在香港请硕士研究生，每个小时至少要付38块钱，如果是博士研究生，每个小时至少要付48块钱。但算板 刊都是按照国内来算的，但要求书的定价不要高，因为太高，很多人买不起。 　　 今天，我讲的内容，一共是五小点。 　 　 一、现在在国内、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热门，这个热门最大的体现，你们在国内看到是的是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我用 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以前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西方人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因为在国际上很 多人一辈子在研究中国，当然这些人说中国经济好，中国经济不好，中国改革开放时，也会研究中国，这些人不算。我讲的这些人，是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的人，现 在开始有在研究中国，这是很重大的标记。以前都是吃素的，现在开始吃牛肉了。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的威 胁，有的讲的是经济上，有的讲是环境上，有的讲的政治上，有的讲是人口上的，当然，一个国家被人看作为威胁不是太好的事情，因为人家会想办法对付你了，我 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都讲，以色列在中东那么恨，你们太过分了，犹太人就跟我讲了基本道理，说 自从二战，希特勒之后，就给犹太人一个教训“宁可被人怕，不要被人欺”。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确实是“热”。但国际上，包括在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观念、认识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对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认识模糊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把中国现在 与以前相比，刚才李先生讲到“历史的视野”，我觉得缺乏一个“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这是国内谈“中国热”。我要说明，这一点，我 要拿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做研究的，不能空口讲白话）。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 年均增长速度是在8.6%，这跟国内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差别。经过校正之后，在1/4的时间内，年均GDP的增长8.6%，这已经是很少有的事情，这是人类 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记载搞不清楚）唯一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小的经济体不算）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着这样的水平。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与中国有这样经济增长速度的只有日本，但日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长期的高速的增长，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 的崛起”这个话题，每天都有，媒体、报纸、课堂里都有。 　　 我一直讲，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的再崛起，而 不是崛起。一字之差，但差别很大的。我今天给大家做的报告就是讲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我最早提出“再崛起”是2003年，也是与《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有关系的一次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还觉得是不是说得太过了，后来他们发现，国际上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再崛起”的概念，国际上的说法并不是靠 我一个人在推动的，但至少我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再”这个字眼。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座资料库，这座资料库的领先人是一个非 常了不起的大的经济史学家，叫做Maddrson，他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很多年了，就是把过去人类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增长，都力求用各种方法来激进，根据他们 用的各种各样近似的推算，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中国经济的总量都是世界第一。 　　 比如我再念一个详细数字给在座听一下，有一个人 根据这个表，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的比较，在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一 个国家的GDP占全世界GDP的1/3。这还了得，在那个时候，美国GDP是占全世界的2%，那个时候，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只有中国的一半。 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发生在从那之后，中国没有做错什么事，中国只不过是丧失了一次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发 展是一个常规的发展，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欧洲出现了非常规的发展，就是非典型的发展，就是有了一次工业革命，天下故事就不一样了，其他的地方， 中国、印度都是按照常规的发展，只是西欧有了非常规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4%，从1/3到4%，这才多少年？130年，就有了 这么巨大的变化。那一年，欧洲四大国，占全世界的19%，美国占全世界的27%，故事完全不一样了。 现代性的很多标志在中国古代都可以找到！ 　　所以，到了目前 这个时候，就是2006-2007年，中国的GDP究竟占世界上多少，这是有争议的。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听。在公元1年，今年是公元2008年，就是两千零 八年以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国家指标，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这是非常令我们惊讶的。1950年，中国年人均收入与2000年前相 比，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所以评论就讲，中国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了一次全国的大反省，国内讲的就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中国终于认识 到了我们过去方法是不对的。所以就说如果中国的办法不行，就要改变中国的办法，吸取人家办法，那个时候，中国迅速赶上，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 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就是购买的平学，就达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 我们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还早着的，最高的时候，是占到全世界的1/3，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口多。我们虽然要为 中国过去将近30年GDP的增长感到自豪，但这个自豪还没有达到老祖宗时的水平，不要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再强调，要把它放在历史和 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我觉得不仅仅是要看数字，因为看数字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讲，如果纯粹看总数，总数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过去十几年， 中国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干吗，就是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我觉得没有很伟大的意义。去年，还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中国上了一条吉尼斯记录，就是同时打太极拳有 20万人，这在中国很容易的，在中国天安门广场，50万人没有问题。还有世界第一火锅在重庆推出，火锅旁边坐1200人，而且是吃火锅不用钱，大家都来。 所以对于纯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人口数字上创造记录，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看素质。 　　 我讲的第二个为什么突出“再”呢？如果我们再 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全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这是最伟大 的。这些非物质产品包括哪些？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个时候世界最大两个文明的样板，一个就是古 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的文明。提供物质产品是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比如，在座有很多学历史的专家比我更了解，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我只是从比较的眼光。随便讲几点，比如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巅峰时期 的两三个时代之一。我下面引用的不是中国人写的，是来自西方最有名的史书，就是《剑桥历史》都是西方人写的。怎么说呢？“在西方比较史学大事，唐代中国见证了政治、军事等等的制度，他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记，在很多方面，深深地影响到直到20世纪的中国文明，而且还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的国家（像日本、 朝鲜、越南）提供基本制度的样板。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南部是一起仿效唐代中国稳定的独立构架，他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支配地位 的东亚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这是来自于《剑桥中国史》第三卷。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算比较走运的，得到 改革开放好处最早的学生之一，20年前，我去美国留学时，上了一门课叫《现代行政体系比较》，现在讲公务员制度，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是英国 的公务员制度过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民主的摇篮，中国是全世界理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中国的那种体制形成制度感 到惊讶的，是原来欧洲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怎么这么先进。因为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 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来源。 　　 我们还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就是20世 纪70年代以后，全球学者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一个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一个是很现代的，现代就要有现代的标志，应该有一些指标， 有一些衡量的标准，英文中就叫做“现代性”。现代性在讨论时通常是指，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出现的。下面是我心得，就是 现代性在中国的唐朝时很多就有了，这是很矛盾的，现代性讲的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唐朝就有，但我不是瞎说。比如唐代表现出来的早期现代性，一方 面，就是民族的大融合，美国很骄傲，说美国制度多好，全世界人到美国来，还有少数民族黑人可以成为美国的国防部长，鲍尔将军，还有女同志奥斯赖特也可以。 这都是很了不起，在中国的唐朝，混血儿就可以成为中国皇帝的皇后，而且唐朝时少数民族和第一代的移民，移民的外国人，可以成为中国的大将和重臣，当时中国 没有国务卿，而且男女在爱情婚姻相当平等，到美国人，一个女孩穿的牛仔裤，是中间拉链的，在80年代，我看了很不舒服，因为那时在中国，拉链都是在旁边 的。那个女的是学历史的，她说中国的唐朝，晚上出去喝酒、游玩、击剑，都是穿男人的服装，说如果不信，可以看中国的史书，她说你太无知了，那个时候他们有 同性恋，她说你太无知了，你们汉朝时，就有同性恋了，这说明什么东西？就是说明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全面对外开放，可以吸收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那时 宗教的宽容等等。这才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心得。顶级大国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 　　所以，那个时候，中华 文明是整体的力量，不是GDP很多，生产全世界的鞋子，生产全世界的扇子，生产全世界的电器，那个时候是中国达到整体文明的高度，具有一种文明整体的投慑 力，投慑力是什么意思？把你的影响力投慑出去了，有这样的效果，很远的地方都感受到了，还有人家主动接受了，你不是强迫人家的。 　　 不管过 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那种对外 的投慑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就是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是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之间最重要的原因。 　 　 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明全世界示范的历史、样板的力量，以这个伟大的框架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有世界的投慑力，以这个为目标，低 于这个标准，只是作为短期的目标。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来引用，也是国际上的数字，不是中国人自己讲的东西。两个说法，为什么软的力量，非物质的因素，制 度、价值观念、教育、文化、生活方式、体制为什么是如此薄弱？我举两个例子，你们就会感受到，一个例子是什么？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前不久 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做演讲，你想，一个国防部长（盖茨做国防部长之前，是美国情报局的局长），一个一辈子做情报的，国防部长，到军事部长做演讲，我们想，一 定是讲空军、卫星、海军等等这些，但他讲的不是这些，他讲的就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击败我们的敌人，不管 敌人是什么形式，这不是我们的最大挑战，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未来的美国军官们，要充分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怎么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我们 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我们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现在的工作牵涉到这方面 的协调，纯粹讲军事的慑力，很难想象，在苏联刚崩溃时，美国第一苏联第二，核力量只相差20%-30%。等到我看到的研究报告，是美国两个核理学家写的， 到2005年，说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和第二核力量俄罗斯的差距已经拉到美国已经领先俄罗斯80%。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所以核理学家很担心，以前不打 核战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差距不大，你毁了我，我就毁了你，现在差距这么大，但有一些掌握打击力量的人，会情不自禁用自己的优势，所以核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小 的，是大的，美国的国防部长也要把美国的软慑力在全世界的投慑看成最重要的战场。 　　有一本非常好的书，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翻译，如果没翻 译，我建议好好地翻译出来，这本书是是2007年才出版的，书的标题叫做《帝国的黄金时代》，用的是什么样的概念体系？就是世界上以前是讲大国之间竞争， 用的是什么概念？就是“地区性的大国”，讲的那些国家，在那个区域是老大，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全世界，不是大国，但在那个南太平洋，没有哪一个 国家可以跟它比。但超级大国，比如，中国的力量在亚洲很受尊重，但出了亚洲，人家也要给面子。自从92年以后，发现了另外一种“国家”，顶级大国，地区性 的大国、大国与顶级大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顶级大国，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自从苏联垮下来，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都是属于超级大国，一个国家怎么样 到这样的地位，讲了一些原因，讲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今天我所讲的报告中第四点。就是一个国家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你看 美国是怎么兴起的，他说第二个你要看什么，在座也想不到的，第二段要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 国是最好的证明，怎么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每一个历史上极少出现的顶级大国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现代美国和古代的中华帝国），基本的特征就 是：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体现在各个方面，什么叫做多元主义？是现代美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古代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特征，因为你看看人类历史 上，那种无论是在技术、科学、文化、经济、金融，还是在其他的重要的公共领域，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才能不可能被一个群体所垄断，不管这个群体是宗教的，还是 人种的，还是地区的，还是性别的，还是政治的，不可能。因此，无论是今天现代美国，还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他们在当时，不能拿汉代的中国跟现在的美国比， 在当时的时代里，这个帝国一定是展现出了最大的多元主义，也就是能够把不同的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等等，能够为大 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这是强调多元主义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价值观念的文化体制优势。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是国民的素质 　　我读到 这一段，读到晚上两点钟，第二早上还要开会的，但还要读，因为痛快。全世界有本事的人，相当一部分人都往美国跑，很多人在本国不能发展，在本国是什么都不 是，去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你看看美国，不但是美国，全世界自从工业革命最大财富的创造一个奇迹的故事，就是美国硅谷，就是IT信息产业革命起源地，你看 看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生生的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广播，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 么在本国就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样的一种多元主义下看看人类历史上，汉唐 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你看看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是区域是整个欧洲的面积，你发现这些人原来不是一个国家，慢慢接受 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无论是中原被人家征服还是征服人家，但这个文明被接受，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是不是？话说回来，有一个朋友研 究体制人类学，他说中国的遗传基因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一个区里面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基因拿来比较，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中国不 同地方的遗传基因，这说明所谓的汉人，根本就不是血缘关系，是一个文化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个汉族，就是大家认同华夏文化就是汉人。汉族是全世界最成功最大 的“杂种”（杂交优势）。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也是“杂种”，世界上最新的菜就是“杂种”。 　　 在这里，我穿插一点，我刚才讲地区性的大国、超 级大国、顶级大国，我要提到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中国人说“国”，是国家，让中国人讲大国的概念，翻译成英文，就觉得有巨大的差别，外国人用的是 “Power”，这个差别太大了，我每个地方讲，都问下面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什么中国人用“国、国家”而西方人“力量”这个字眼。 　　 观众1：我觉得国是一从汉字来讲，是一个小圈圈，就是一个不容易接受外来的自闭间，我觉得区别在这里。 　　 观众2：讲的一个实力的概念。 　　 观众3：国家有一个具体区域的概念，比较实在的概念，而Power的意思就是一个广义的思维性、力量的意思，控制力、软慑力的概念，权力达到了那个地方，就是“Power”。 　　 丁学良： 中国人讲超级大国、顶级大国、强国，用字上，着重的只是有型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自然资源多少，人口多少，强调的是这种，这些东西是上帝给的，（我们讲 上帝，就是自然的）英文讲的Power，是指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生产力、科技创新力，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制度的力量、体制的力量，为什么我要强调制 度力量和体制的力量？19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有一个人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名字就是叫做“东亚的传统和现代化”，后来这个课两个 人教的。这个人叫做赖肖尔，这个人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到1980年代为止，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号日本通，5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战略了日本，日本 是战败国，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开始在起飞了，也是年增长10%左右（长期的）。他讲东亚的时候，因为他是日本通，他就把日本放在整个东亚中最重要的国家来 谈，底下的学生就不同意，你看这个地图，亚洲地图上半个苏联那么大，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也是占了亚洲一大块位置，印度也是不得了的，巴基 斯坦也是不小，为什么把日本放在重要的国家上。赖肖尔这个人非常聪明，那个时候，还没有IT，如果有IT，马上解决了。他要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大学生是选 课的，你的课讲得有意义，才来听了。他准备了四幅地图，都是亚洲地图，第一幅是常规的领土面积地图；第二幅地图是人口，根据人口多少，指示就不太一样，虽 然苏联那么大，但有一些地方没有什么人，就变小了。日本一下子大了一点，因为日本的人口还不少。当然印度更多；第三幅地图，把底下人震住了，是按照当时 GDP总产，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印度比下去了；第四幅地图就是人均GDP，完了，亚洲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变得一丁大，日本变成一大块。虽然当时赖肖尔没 有像我今天这样来对比，但是一样的。所以强调的用Power体现一个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一字之差。近代工业革命刚刚发生时，就认识到现代世界 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土地上这些人的素质，他们的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法 律制度、工商业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只有这个才是决定现代国家力量的根本要素。 　　 我们看看，日本有多少自然资源？香港有多少自然资源？新加坡有多少自然资源？我们看看亚洲这些，再看自然资源有几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得过非洲。所以，一字之差，体现了从近代开始，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世界影响力、世界地位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五、 既然说把中国的崛起放在历史的比较点，既然你讲国内讨论大国崛起认识有一些盲点，用了现代美国的例子、古中华帝国的例子来说明等等。像银行制度，太重要 了，在欧洲的历史上，不断地打仗，英国当时为什么打仗，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讲的就是英国打仗的同时有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给英国军队不断地筹资，打 仗是要花钱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融资制度，如果打到后来没有钱，仗就打不下去的。教育制度、学校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交通制度等等。听众们就说 能不能说回具体来讲，就是别的地方的例子，还有我们该怎么讲，你能不能讲一个how，广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南中国怎么做？下面是就是今天讲的第五 点。就是我们要看看怎么做，从哪里入手，讲起来好象是很抽象，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来自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的经济所总结出来非常好的一些 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我很高兴（我们是后加入的），最早是从80年代开始在美国做起来，最早研究项目的组织人是美国一个大学（GMU）卡耐基梅龙大 学，是国内做IT的人、做电脑的人一定知道的，在8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有一笔技术研究基金，就是研究IT技术最前沿的，要选实验室，几个大学一起竞 争，这些大学都是不得了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竞争，后来给了卡耐基梅龙大学竞争过去了，有一个原因，赫伯特西蒙西蒙，这个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 的人之一，我有幸在校园中遇到过他这个人，这个人聪明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全世界做IT、电脑最高的奖是图林奖，他获得过，只要有这个奖，那就不得了，打 遍天下无敌手，还获得了一九七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牛吧。还获得过欧洲的心理学奖，是欧洲心理学家最高荣誉，还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的年度大奖，这个人真 的是天才，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后，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说政治领域慢慢来，先从学术慢慢的跟中国交流，当时中国的文化革命搞得很乱。有一个人说中 国历史上一直是重视教育，中国人疯狂了一段时间，一定会清醒过来，教育这些东西，一定是中国最根本的东西之一了，所以我们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之间交往的认 真，我们要成立一个按“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然后要选一个最厉害的学者当第一任的主席，找来找去，就找到赫伯特西蒙，拿了那么多的大奖，在计算机系讲 课、在逻辑、故障管理学等系讲课，这是第一任美中学术交流会的主席九次访华。我建议你们买一本赫伯特西蒙的个人自传，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天才。大国如何再崛起呢？技术、人才、宽容 　　 我因为在很多年以 前就听了他们的研究系列报告，非常受吸引，国内考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原来是民大读了硕士），很多人问我香港研究生的招生制度，香港研究生招生制度与 国内的最大区别，有好几点，有一点，你们一直不知道，国内讲硕士，就是MA，然后自然科学就是MS，香港是英国制度，香港制度就是MA，但指的是不写论 文，就是上两年课，拿不到奖学金。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可以拿奖学金的。香港是英国的制度，一个是上课的研究生，一个是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做研究的研究生。 他是在国内拿了MA，到我们那里拿了一个写论文的。我们就把他推荐到这个研究的领头人手下，那时我们的研究就挂起钩来，力求把这个研究的方法等可以跟亚洲 挂起钩来。第一步，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几个中心城市，就用这个模式（所谓的中心城市就是周边的经济、科技发展，有领头作用的），初步选了香港、珠江三角 洲的深圳和广州，长江三角洲选的是上海和杭州，渤海湾选的是北京。选了五个中心城市，把五个中心城市最基本的数据做出来。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做下来之后，做 得比较有一点经验，我们想把这个模型扩大，就把另外两个重要的华人中心城市包括进来，一个台北，一个是新加坡。这是第二步。如果我们把华人世界做得比较 好，就扩展到就把整个环太平洋包括进来，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日本中心城市都包括进来。研究什么？研究的就是我下面所讲的核心的内容，要想使 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区域能够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具有持续的竞争力量，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整体文明的上升力量，最根本的从政策、制度层面上、操作层面上要有 三个“T”，第一个T，很容易理解——“技术”，这里讲的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硬件的技术，造设备的能力，也包括稍微抽象一点，电脑的软件系统，也包括在你看 起来好象跟技术没有关系，但这是非常重要的，管理，管理也是技术的一部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座前几年都会有这个感受，只要是到中国人的地方，排队是 一件很麻烦的人，一部分跟中国人不自律有关系，另外一部分，就是跟中国部门技术有关系，就是排队的技术，讲起来很简单，但非常重要。比如买票（飞机票、火 车票），或是到银行办事，中国的柜台制度，比如有四个窗口排下来，后来排队，一下子有一些挤到这边，一下子有一些人挤到那边，有一些划了线，让人家老早就 排队。在美国，发现这是很简单的，美国25年前人家银行的排队就是有四个窗口，但排队只是一个队，哪一个窗口空了，按一个铃，就过去。中国迟了20年，才 把这个制度引进来的，这不花钱的，但对次序、公平很重要的。我讲的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技术引进来就是边防，看看深圳过关，看看香港那边过 关，有时候觉得很着急，说能不能把银行制度引进来，一到海关的时候，让你实在受不了。第一个T，不但是讲软件，更重要是讲管理方面的技术、协调方面的技 术，而且要看一看，不但要看产出来的产品等等，而且要看，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区域，他们在技术方面，来自于公共的、政府的投资，来自于私营部门、民营部门的 投资，研究或是开发方面，总量是多少，比重是多少，而且还要看效益是多少。这些都要看的，不只是要总量，还要看效益，这个效益怎么看，这个指标才是人家发 明出来的。人家做研究，实在做得你不好意思，你不想夸奖人家都要夸奖。第一T，他们是怎么看的，这个研究报告是ISS（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了中 国、印度、美国三个国家在技术方面投资的效益。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比较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产出。第一，在这三个国家，（报告05 年发表的，数据是04年）研究人员的总量（一讲总量中国人牛得很）全职的研究人员，中国就有93万，印度有120万人，美国有134万人。然后看每一百万 人口中有多少的全职的研究人员（中国人就下去的），中国有708专职的研究人员，美国是4600人。看一个T，还要看后面的东西。2004年，上面讲花在 研究方面的总投入，中国是270.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3倍。2004年，这三个国家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花的钱占这个国家GDP的百分比，中国占 1.44%，美国占2.68%。再看效益，2004年，科技方面的专利，全世界最好的专利都到美国去注册，这一年中国注册了597项，美国注册了 94110项，都是按照同一标准注册的。下面，每100美元花在研究发展上，（就是对于国际上所承认的专业）中国2004年，每一项专利上，花了4660 万美元，美国花了330万美元。它做研究的经济效益是中国的12倍。很多东西，这么一比，才知道什么是低。在北京做报告时，人家说当然了，中国的基金用了 去吃饭、喝酒，每一样都报销了，当然我们每一个专利要花4660万美元。什么叫做效益，效益就是体现在这一方面。第一个T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争议了，一个 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少不了技术，除了塔利班的人不同意这一点。我怎么能够使这个地方在技术上有那么多的发展，而且可以持续地发展，很有效益的发展，这就是第二个T了。 　　 第二个T就是“人才”。你要有技术，好的技术，先进的技术，最重要是要有人才。从第一个T的认 识到第二个T的认识，不容易的，真是不容易的，我不讲别的地方，我就讲两个基本的例子，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1978年，30年以前邓小平刚刚复出，邓 小平当时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华国锋，二把手是叶剑英），当时邓小平跟中央提出的要求是我现在复出了，工作千头万绪“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抓教育和科技”， 在那一代的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是有远见的，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人无完人。为什么有远件？因为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都都是花钱买设备，但买 回来的设备太先进了，没有人会用。邓小平做的很了不起的人，就是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了不起的。你没有高考制度，人才从哪来。我去年接了不少邀请函， 就是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能不能让你回顾一下30年，我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因为我最想讲的道理，是常常被人家忽视的道理，我讲的就是30 年以前在中国的社会里，30年以前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最明智的，在观念上、政策上、改革开放的创新上达到高度的，30年之后，很多人不懂。30年以来，邓小 平讲改革开放，我当时只有一点不同意，是不是太伟大了，觉得思想要变一下，是“开放改革”，因为没有开放的前提，改革不好，因为改革要有参照，改革要有观 念、信息的来源，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改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差，都是改，但是改的效果更差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来讲，你要让自己的改良越改越良，观念信息 的参照信息来源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国门只要是开放的，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好，但如果把门关起来，只看其他，一定不会改良，肯定用心也不错，但一定改得不 良。路越走越窄，代价越来越高，前景越来越渺茫。我讲一句话，有切身体会的，1998年，我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被朝鲜去考察被朝鲜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到北朝鲜走了一朝，那时北朝鲜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一路上，不管是在城市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看不到一个胖子，唯一看到的胖子，就是两张照片，就 是金日正的儿子，金大胖、金小胖，陪同的人员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我说我们都是学者，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他说你们来的人都是胖子。像我这种体 型，在美国是瘦子了，在他们国家就是胖子，他们就觉得只有领导人才是胖子，临走，在首府举行的欢送晚会是最好的少年儿童的表演队，我觉得表演技巧没有什么 话讲，但你看看最好表演穿的衣服，当时觉得很寒酸，最好的衣服就是中国农村里比较穷的地方用的红的、绿的彩色化纤。最后一首歌什么歌？给我印象深刻，三种 语言唱，唱了之后用英文唱，用中文唱，是为了招待外地的，《全世界羡慕我们》。这就是我们讲的把门关起来之后，他也在改，但不是在改良。为什么全中国过去 三十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最大的进步一定是发生在对外最开放的城市，包括深圳。没有例子的，你找一个例子，我请你喝酒。所有我讲的第一个T转到第二T，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我今天讲的要点还是第三个T。 　　 你想要有好的技 术，好的人才，好的人才怎么。第三个T，是我最最感怀的——宽容。第三个T，才是制度性的东西。宽容不是体现在别人在你身边讲粗话，你也去掺合一下，宽容 是体现在价值观念，体现在制度政策，体现在你做事、管理、做人的方式，体现在层层面面。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什么叫做人才？人才 是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的人，特别喜欢提问题，特别喜欢挑剔，不但喜欢特别挑剔，还要求很多，中国人讲的“刺儿头”，如果 一个人对身边所有人都麻木，都不愿意去理，怎么进步，怎么改良，怎么与时俱进，怎么更上一个台阶，怎么超越，对不对？这话也不是了不起新话，鲁迅讲过“唯 有超越，才有进步”。今天的会场，我就是找毛病，你要多准备一些椅在旁边，不要让人家站着。人才不但具有刚才讲的这些特点，人才还有一个特点，是干嘛？是 破坏，创新就是破坏，我讲的并不是打坏窗户，是把老的东西破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书刊，中间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日 每时都在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生命所在，每日每时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它的破坏是为了创造，多棒的语言，多了不起的智慧。而且谁都不能够垄 断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标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不知有多少人羡慕，男的羡慕他的才能，女的羡慕他有钱，也有女的羡 慕他有才能，男的羡慕他有钱。但最近五六年出来一个人，就是连莫，创造力facebook，也是哈佛大学本科生还没有毕业的，所以这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中国菜做得好，但中国餐馆的经营方式，就是没有办法与麦当劳比，人家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很简单的例子，走遍全世界的麦当 劳，这个麦当劳一定是那个区里面卫生间最干净的，中国的餐馆门面花多少钱，还有迎宾小姐，北方更是，大冬天的穿个旗袍，把大腿露出来，进去之后，又是金碧 辉煌，但洗手间很臭。我去美国麦当劳，人家说你喜欢吃麦当劳，我说我是喜欢去麦当劳的厕所。所以这种创造性，不一定要把人家打碎打烂，这是一种模式。第三 个T，宽容，强调一点，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你只有在制度层面上，法律层面上，政策层面上，管理层面上，更不要说教育领域了，更不用 说人事制度管理，只有创造一个稳定、宽容的环境，才能够把本地区的人才充分地发挥起来。才能在其他的地区、社会、国家不能发挥的人到你这里成就事业，对创 新有争议时，能让各种观念、各种做法（技术、管理、政治）有最广阔的事业领域。然后在这个竞争中，才会有越来越好的办法，越来越好的政策，越来越好的体 制，越来越好的法律，这一切没有一个稳固宽容的环境，就不可能的。 　　美国做的一项研究很有意思，把美国的中心城市找一些指标，比如东北部的 波士顿，以波士顿为圆心，画一个圈，300米范围内，全世界最有影响的2000个科学家当中，有600个人在这里，那还了得。如果全世界最有影响的 2000个科学家当中，中国大陆有多少个人？3个。这3个都是外籍公民，没有一个人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香港科技大学有4个。以波士顿为中心，这些 人大部分都不是波士顿出生，是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硅谷，它比较出来之后，为什么这些地方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这里，或者吸引了人 才之后，要让他们有一种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你来，高兴就留下来，你走，你走走看，你不能这样，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人才是很多人要求他的，而且流动率 很大的。只有持续好的环境，才能待下来，才能做出成果。有人看宗教，因为宗教的信仰不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两次被全世界所赞扬，一次是在宋朝时，来的一 大批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海吸引了一批犹太人，因为那时欧洲发生了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中国没有天主教的恩怨。当年卡特总统要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派了一个特使，布罗门塞尔，二战之前，他爸爸妈妈逃难逃到上海，他在上海长大的，对上海有一种感恩的情怀。还要找这个地方，人种，不同的种族群体，也 可以找出来的，人种的多样性，如果那个地方人种越单一，越不好，如果人种越多样化，相互歧视和迫害的比例越低越好，零次比最好。这个地方，最难做到是的人 们在态度方面，文化制度上面是不是很欢迎。放火、暗火事件是可以找到的，但找人家的观念怎么做？找什么指标？就找中心城市公开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人，很 绝，偷偷的同性恋不算，为什么偷偷？因为怕受到歧视所以不敢公开，找一个地方敢于公开自己同性恋的人数，还有看看这些人受到歧视迫害的比例，这个指标特别 敏感，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文学艺术，甚至科学上，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有相当高比例的人，都是同性恋者，他在那个地方敢于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怕人家歧 视，就怕那个地方特别宽容。美国最大的创造中心，同性恋的比例高得不得了。 　　 三个T中间，第一个T，也不是那么好做，但相对来讲，人们发 生的争议不多，要从第一个T迈进第二个T，就很难，人才，要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要有很好的创新制度，要有很好的财政制度，因为创新需要钱，风险投资，这是 非常不容易的，很好的人事制度、招聘制度、工资制度。人才也要相应的回报。但是从第二个T要到第三个T，才是最难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保障，就是用 稳定的方方面面的宽容大环境，这是最最重要的。 　　 19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头号强国，它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挑战，经历过很多次挑战， 但至少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它把所有的挑战都打败了，虽然自己也受了很多伤。日本挑战它，把日本干掉，德国挑战它，把德国干掉，北美和西班牙要干，把北美和 西班牙赶走了。很基本一点，打败日本和德国干吗？因为德国希腊特迫害科学家。本来日本天皇不想投降的，但一个原子弹下去日本就倒下了，后面是什么，后面是 宽容。所以第三T才是所有形形色色的Power后面最伟大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希望每一个有能力对创造、保障、改进第三个T环境的人，都尽自己一份力 量，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有更加光辉的明天，谢谢诸位！ 李文凯：非常感谢丁学良教授用这样启发的方式，来讲关于一个国家崛起的研究。接下来有20分钟让大家与丁老师做交流。 　　 现场提问：请你推荐一下好的经济学家，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曲线做一个期待。 　　 丁学良： 第一个问题不回答了，就是我的书里第六章有一些指标，把什么叫好经济作家讲得很清楚。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第一，我非常反对那种过分激进的空想主 义者，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改革，政治改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政治改革越来越全面越好，我在国外呆了二十多年，去了转型的国家，去了不知道 多少次，我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第二，我也反对另外一个观念，因为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风险，越推迟越好。看起来这两个观念是对立，但其实是相通的，第二种的 改革有风险，所以越这种风险是推迟越好，但采取第二个方案，更加刺激了第一种观念。你要想社会的民众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一种理性、稳妥的想法占主导，这个 社会就不会大乱，政治改革就会大乱。想要有这样的好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要起步，起步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快，方面不要太多，措施不 要太激烈。只有慢慢起步，在社会里，在试验中，就要找到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还有比较稳健的方法。就像小孩子的成长一样，在座大部分都有看过小孩子长大的 经验，不能因为小孩子学走路，会摔破脑袋，不让孩子学走路。还不能让小孩子在学走路时，就想当奥林匹克冠军。即使马上不要在最最难度高的在推政治改革，我 们现在很多要从行政改革来走，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有关联的。行政改革是在制度比较具体的，组织得比较中层、下层做很多事业，这样会提高行政的效率，提高 透明度，这样会降低成本，会改善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公务员公开招聘，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但公务员招聘的幅 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透明，筛选的过程做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正，这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改革，但是会为以后的政治改变建立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 回答。 　　 现场提问：请丁教授谈一下关于香港普选的一些问题，谢谢丁教授。 　　 丁学良： 香港普选，我不在香港，但是我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香港这次普选，我没有参加，我只能这么说，香港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人均所得最高的城市， 27000美元，广州很富有但连上海都比不上。第二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对外最开放的城市。第三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普遍教育水平最高的城 市。第四，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法制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有了这四个条件，香港的政治改革，应该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先走一步。在香港这个社会 里面，试行的很多办法，虽然不能照单孤立的（因为条件不一样），但毕竟可以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提供很好的参照。为什么这么说？我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改 革，也应该在全国选两到三个最好的城市来实行，比如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现场提问：丁教授你好。在2007年 中，中国经济也做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像在9月25日，中保公司的成立，也是中国甚至金融界的大事情，而且在今年初，德国也发表评论2008年是中国年。请 你针对2007年，还有2008年的预展中国怎么样从资源输出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情况。 　　 丁学良： 做社会经济的预测冒很大的风险，对中国做预测，要冒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因为中国是世界的1/4-1/5，你能把世界的1/4-1/5预测好，就是发大财 了。在05-06年，我接受国内媒体的两次采访，一次是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一次是深圳的，我就讲了两个基本的道理，现在中国是有走出去，但你要想走 出去，走得好，关键是要在中国练好自己的基本功，不要指望中国的基本功练不好，可以到国际上拼一拼，你看具体的案例，有一些公司，有大的，中的，小的，在 中国觉得自己很强，到了国外投资，都是摔了跟头，因为环境不一样。在国内，媒体看到操作方面有问题，老板就打电话到上级去，说不要报出来。还有公司到东南 亚进行投资，我当时很担忧的，他们政府给中国公司一块地，然后中国就发现当地老百姓很穷，也很老实，就把占的地，往外扩，一往外扩，人家就不满意了。而且 还把人家几百年的大树砍光，还把人家几百年的祖坟挖掉，人家就游行示威。中国要想走出去，要想在国际的经济舞台，国际的市场上做得很好，你要把内功、基本 功练好，而且还要端着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你不能够把国内的市场上养出来的很多坏习惯带出去。你到外面看看，谁有本事说，老子不怕，我就干。 　 　 现场提问：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刚才说到香港的民主，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教育、收入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是不是运转得很正常？那个 时候没有教育、没有收入，也一样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中国GDP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增长率也是很高的，也是将近10%，从数字上来看，很多东西，不能反应真 实的情况，文革结束之后，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但数字上还是10%的增长率。丁老师，你觉得台湾的政治转型，韩国、西班牙的转型，是渐进的，还是急进的。 　　 丁学良：你提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文革时候的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也不错，我从来不把它当做一回事，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统计数字可靠的程度，我们不能相信，你什么都会造假，为什么这个统计数字不会造假。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现在的数字可以相信呢？ 　　 丁学良： 现在可靠得多，现在还有媒体对中国的数字提出疑问，文革时候哪敢，马上就毙掉的。即使文革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数字是真的，但没有经济效益，因为文革时候， 没有今天所讲的相当程度的市场程度的约束，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文革时，每年年底的报表，报告对于工厂来讲，只有拼命把产品搞出来，达到一个数字。但 产品本身，能不能卖得出去，从来没有人问，还有产品合不合格，从来没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时，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你到工厂去，有几辆车是可以开 的。 　　 第二个问题，很难回答的，是讲古希腊，我的书没有讲古希腊，但第四章印度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间接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条件、普遍 教育条件、交通条件，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民主制约条件，但不能把这个制约条件看成是绝对的，制约条件是影响一个社会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概率。就 是可能的概率更高或是更低一点，但不能命定它。因为从很多方面看，印度比不上中国。在网上也有人说，丁学良是不是在国外受教育的缘故，总是用数字来说，人均GDP、每个国家拥有电视的户数多少、能上网的多少等等。一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环境的因素、政治领导层的因素，都会对一个社会领域民主的发展，相对成功、相对不成功做出影响。 　 　 古希腊有一点，古希腊的民主有很重要的历史地方，当时古希腊城邦国如果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属于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而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在城邦，在一个城市，规模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规模越大，越难，规模越小，越好适应。规模大，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层次太多，而且 地区的差异太多。国内很多人说新加坡，为什么可以把反腐败、廉政搞得那么好，是不是用这种制度，就可以把腐败、廉政搞得很好。我说你只看这一点，没有看另 外一点，新加坡是450万人，如果一个反腐败的领导人有三五个助手就可以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如果下面是4500人，最高的领导人可以把全国的官员都看 了。所以规模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政治怎么样，我只能这么说，台湾这次立法会选择，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以前每 一次大选，我都去观察，以前都是台湾的官方邀请，住台山饭店，到哪里还有便衣警察保护，自从陈水扁上台之后，我们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要我自己花钱去，我也 没有兴趣，我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但这次选择，有一点，就是在国民党大胜之后，国务院出来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马英九和助手的表情没有凝重，并不是装出来 的，真的是心里很沉重，因为态度的选取，过去十几年，一个叫做中北效益，一个叫做西瓜效应，就是一个党胜了，不能让他老在台上，就是这次让你上，下次让另 外一个党上，在国民党体制下，也有做得不错，但还把票投给党外，因为是为了制衡。但国民党现在有担心，现在国民党控制了立法局，又控制了总统，可能就在3 月份的选举时投给民进党。还有西瓜效应，有一些瓜子的票投下来是一个大西瓜，那就麻烦。总统选举，很难讲。而且千万不要忘记，如果马英九选总统胜利的趋势 不可怀疑，也有可能挨两颗子弹，但绝对不是在肚皮上划过去，一定会打到要害，这个可能性相当大的。 --------------------------原载《南方网》 回目录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徐友渔（北京） 作者 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使人们从“最高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的神学教条和幻梦中解脱出来，面对实际，一切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3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能够深切地感到思想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没有思想解放，中国不可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几乎在所有领域无所不包的左的指导方针，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原有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原有的地心说，在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学说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取代原有的上帝造物论和灾变论，彻底改变了人们 的旧信仰和世界观，使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反对新学说，力图恢复旧信仰的企图和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还甚嚣尘 上。很可能，对立的思想、学说之间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思想只有在论争中，在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胜利。 我们知道，30年 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说，有艰难的、“破冰”的一面，因为文革的流毒又深又广，毛泽东的权威不容质疑；但从认识和道理上说，也有 比较容易的一面，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了极致，其荒谬绝伦、违背常理，是任何不甘认同指鹿为马的人不难分辨的。而当我们越过了拨乱反 正的阶段，当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受到更大的考验。 我们还知道，如果不搞思想解放，不破除“两个凡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就不能出来重新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就不能平反，也就是是说，对于某些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在涉及前途命运问题时，其中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支持 思想解放是不言而喻、义无返顾的，而当个人解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是否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求个人解放容易，求真正的思想解放不 那么容易；从文革的迫害中求解脱容易，与文革中、文革前的左的思想一刀两断不那么容易。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说来有这么3个 层次。第一个层次，对一些人而言，思想解放是必须随从的大流，或者是应付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只要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从文革 加于自身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以后的思维和行为还是在旧轨道上行进；第二个层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回到文革前 的正统理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路线不能当作天条了，但决不可违犯的天条还是存在的（比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可以不要，而“姓社姓资”还是必须问的）； 第三个层次，只把实事求是当成最根本的原理和指导方针，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成第一原理，决不承认有一成不变的教义、任何情况下不得违犯的天条，面对 实际，勇于创新。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以上3中态度都存在，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思想解放，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这一点对中国人似乎实在是难。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上级、权威，或者书本、经典的说法，就像丢了魂的人，他们 行事和做判断首先要有“根据”，而这根据不是来自于实际、来自于人民的利益，而是来自于某位祖宗的金口玉言。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判断一位作者的话为 大逆不道，不是说他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而是说他的表述与某本教科书的的说法不一致。 除了公开宣扬“祖宗之法不可违”之外，对抗思想解放的手法还有许多。有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新主张解释得没有棱角、没有特色，化约为旧的教义。比如，对 于“以人为本”的新提法，有人可以在表示赞成之后将其化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由此再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似乎每一步转换都顺理成章，但结果却 是除了坚持原来的观念，“以人为本”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手法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一项新的方针还在面对重重阻力争取实现之中，就对 它来一个“破除迷信”，迫不及待地对其实行“思想解放”，貌似最新，实则复旧。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0多年前到现在，都有人主张要搞“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种主张与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实质是什么不难看出。 30年 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 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随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加，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产生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要在主题和内容 上实行思想解放的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扩大以往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 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 的思想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切忌叶公好龙，也不要只打雷，不下雨。 这次思想解放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如果说现在不一定有最好的主意，那么看到最必要的条件却是不难的，这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 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 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不言而喻，不论是讨论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放开言路，都必须循序渐进，考虑好前后左右，要预防一哄而起，无疾而终，也要避免进两步，退三步。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心，30年来，我们什么风雨没有经历，什么事变没有目睹？不论是执政党、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有比较强的承受力。 如果说，以前的思想解放都是自上而下，那么这一次若能做到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者博客） --------------------------原载《博客》 回目录 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牟传珩（山东） 日前,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胡锦涛再次强调, "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 越要居安思危"。 这一"越要忧患"讲话，最近被国内媒体纷纷操作，有不少文章跟进、解读，刮起一阵"忧患"旋风。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表示，此前讲忧患意识，多针对内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但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估计得更足，与忧患意识有关的风险意识和挑战的意识再上台阶。他说，"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培训中，越来越重视'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了。" 中共中央对全球化时代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具体。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中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等等。 其实中共高层早在"16 大"报告中就提出：" 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为此，胡锦涛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反复强调"二必须"，即"必须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出执政为民的宗旨"。胡锦涛还向全党警告说：问题和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每天面对着的，而且是紧逼的。要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温家宝也曾表示，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 "。去年春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格外引人注目的强调增强忧患意识。 3 月8 日胡锦涛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时，心事重重地告诫各级官员， "要增强忧患意识"。 12日，胡锦涛又在解放军代表团再次强调要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胡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场合，两提 "忧患意识 "，神态凝重，意味深长。 眼下，胡锦涛又借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之际再次强调："越要有忧患意识, 越要居安思危" 。这表明在研究部署2008 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时，中共中央高层正笼罩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阴影下，所以要对全党频敲警钟：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对此新一期《了望》新闻周刊刊文说，多位接近决策层、关注中共中央动态的专家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比如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而眼下，正是今年全国人大换届将至的高端政治洗牌期，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严重，道德崩溃，党心民心涣散。如此同时，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来临，中国网络时代"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与广大失地农民发出"我的土地我做主！"宣言的文革后"第二次农民自发土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最近，《南方周末》又将○七年度人物颁给民众聚集万人上街"散步"获得成功的"厦门人"，标志着中国集体维权时代到来的智慧性民主运动新模式的诞生；而刚刚发生的上海磁悬浮民众"散步"方式集体请愿，就是这种新模式的继续与蔓延。这种方式让人不禁联想起不久前，缅甸"藏红色革命"方式，包括闪电式抗议，互联网上的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组织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小队等等行为，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僧侣的行动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被普遍称之为一种民主运动的新模式。眼下中国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到"我的土地我做主"再到 " 散步" 方式的新式民众请愿，充分印证了中国民众回应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实现财产权利与和民主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还表现在中国知识界对北京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人权承诺的抗议；右派群体纷纷上书要求平反与赔偿和国内外反右五十周年的高调纪念。特别是中共十七大前后，面对当前国内纷繁复杂的局势，党内左右两派不满现行政策的思想路线斗争狼烟四起；年前更有汪兆钧先生、郑存柱先生及郭泉先生等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先后致胡、温政府要求政治变革公开信；最新又出现 14070 位中国公民署真名联名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不畏严寒发出 ：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公开信，被称之为 2008 年伊始，呼吁启动新闻自由破冰解冻之旅。 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在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资源、政治组织、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据《半月谈》杂志公布的资料显示：在 " 十一五计划" 制订工作展开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重点科研院校、主要民间组织以及国外大学、驻华国际组织的98 名中外着名专家进行了调查。他们对中国" 十一五" 时期（2006 年~2010 年）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种种预测和分析，得出2010 年前中国面临的十大风险： 1 、就业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2 、三农问题。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 3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不够完善。 4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越过国际预警的" 红线" 。 5 、生态与资源问题。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并限制了经济增长。 6 、台湾问题。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7 、全球化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8 、国内治理危机。治理危机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等等。 9 、信心和诚信问题。目前我国信用缺位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10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 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 万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党内干部严重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弱势群体心理失衡；一些地区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文化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住房、教育、看病等矛盾尖锐，民愤很大。这些矛盾与问题，都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挑战，特别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平静的背后暗藏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和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濒临城下的民主潮流。然而中共官员们却满足于 GDP 高增现状，不思反省，压制民众变革愿望。这就必然导致官民关系、党群关系严重对立，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的危险期。 综上一切因素加起来，正是胡锦涛不可避免地陷于忧患情结的真实原由。为此，他才会再三向全党发出忧患警告。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两个太阳 如何是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周郎 无论用闻一多的那句名诗：“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火”来形容，还是用那句老俗话：“新官上任三把火”来应景，这胡锦涛的爱将、具有团中央背景的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日前上任时在全市官员大会上提到的那句“胡核心”，已经是“一石激起千曾浪”了。这句话是党内业已形成的劝进共识，还是他本人效忠心迹的一句口误？现在都不明白，只有让时间来检验了。 我知道的是，依照这位市委书记大人的说法，现在照耀中国大地的有两个太阳，因为在中国，核心就是太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东方红，太阳升”，红太阳照耀了近四十年，到了邓小平时代，觉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点封建思想的色彩，不合时宜了，这才把“太阳”改成“核心”了。名称改了，性质没改，如邓大人给江泽民传送的执政秘典一样：“过去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一个人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有时候，觉得这“核心” 在某些地方的权势，比“太阳”还要炙热。想当年，毛“太阳”也只是选来选去的，想选一个自己的中意接班人，可这邓“核心”，居然能隔代钦点，选了第三代，还选四代。孙子辈的“核心”，都预选好了。毛“太阳”开除刘少奇的时候，还有那趴在桌子上不站起来举手投票的陈少敏，并且无奈她其何，江“核心”开除陈希同时，哪一个敢不乖乖地投票赞同？ “太阳”也好，“核心”也罢，要知道自古以来，“一穴不容二虎，英雄不容并立”，也就是“一个桩子上不能栓两个叫驴”的意思，不然的话，让自古信奉“天无二日，家无二主”老百姓听谁的，是听“三个代表”的，还是“和谐社会”的？老百姓还说了，“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这两个太阳，让老百姓又跟着谁转？关键时刻，到了再如“六四”那节骨眼上，假设出现了“两种声音”，是听“江核心”的，还是听“胡核心”的？ 纵观中共近六十年的建国史，凡是同时有两个太阳出现时，就不是一个好兆头。想那1959年，两个“万岁”并立，学生娃子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没过上几年，这刘“万岁”就不行了，让毛“万岁”给批得不亦乐乎，后来写申请不当“万岁”了，想要回家种地当一个只能喊“万岁”的平民老百姓而不得，活生生地给整死了。后来的林彪，也是“万岁爷”的一个储君，都“九千岁”了，差一点就“万岁”了，结果又被“万岁”逼走，摔死异国沙漠了。到了不喊“万岁”喊“核心”的时代，这权力之争更为厉害，连着搞掉华国锋、胡耀邦两位“万岁”身份的总书记后，去世快三年的赵紫阳总书记也算是“万岁”之体的人了，却抵不过后来才自封二代“核心”的太上皇邓小平，这“核心”不但又把一个傀儡“万岁”给罢了官，还大发豺狼狠心，竟用坦克车、机关枪来屠杀人民。如果党内只有一种声音，只允许“核心”说话办事，早早地就把学生运动扼杀于萌芽或是摇篮之中的话，兴许还不会发生后来的惨剧呢！ 说来说去，还是毛“太阳”的一句话中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龙多了不降雨，太阳多了晒煞人。有报道说，人类的寿命，有望达到160多岁，也就是说“江核心”的“太阳”很有可能在中国继续照耀下去，其间还要产生好几代“核心”，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回到天有九日的远古时代。那时候的九日同照，苦民久矣，后来的后羿射日，只剩一个太阳，才有了人类的正常发展。为什么到了今天，又要让两个太阳来照耀中国？ 假如日后这“两个太阳”为中国酿下祸端的话，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刘玉浦不得辞其大咎！（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中国经济世界排名后退主要在共产党时期--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徐水良（美国） 近来看自己文集旧文，看到1988年5月19日于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写的《关於经济发展速度问题――驳邓小平的＂宏伟蓝图＂》一文（见附件）。不仅再度为我当时讽刺的、邓小平那些计算能力连初中生也不如、却被中共长期内大吹特吹的荒唐离谱的＂宏伟蓝图＂发笑。联系中共在经济问题上的一系列谎言和＂盛世＂谰言，这里随手写一点感想。 历史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统计资料的缺乏，以及不同专家有不同点计算办法，数据差距很大。笔者过去从网络看到西方有的专家意见，认为中国秦汉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古罗马相似，都是450美元左右。这是当时东西方最先进的国家。自汉以后，中国的人均和总体国民生产总值，常常领先和超过欧洲。到满清乾隆年间，占世界比例达到51%。 不过，最近查维基百科，数据非常不同，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多到百分之三十多。到鸦片战争前20年的1820年，是32.9%。最近读了一些网文，其中李伯重先生《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１５００—１８４０年》中说：＂按照麦迪逊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这个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注：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 p. 40.）。＂尽管西方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上扮演了主角，但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的规模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超过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注：Au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 p.40.）＂ [注1]。 维基百科，麦迪逊以及最近中国专家的意见，应该比前些年我在网上看到资料准确，笔者过去应用的有关数据和意见，似乎应该修正。 鸦片战争以后，经过太平天国动乱，中国人口和经济都损失很大。但到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较快增长。根据林牧老先生引用的资料，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１０年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成长。即使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经济也是高速成长。据陈旭麓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记载：1912—1919年，中国新建工矿企业投资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新增资本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年投资的总和。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增长最快。1913年至1921年，纱锭总数增加了2倍多，面粉产量增加了3倍多。在教育方面，大学和专科毕业学生由1912年的490人，1926年增加到2300人；小学在校学生则由280万人增加到1922年的660万人。 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到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1927—1937）。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时期，实现这样高的成长速度，是难得的。（以上满清末年到民国经济资料，见林牧老先生《读史随笔（之八）》）[注2] 实际上，中国经济世界排名的后退，主要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一片废墟的日本。仅次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则是日本的几倍。中国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超过亚洲四小龙。经济总量，四小龙合起来，大约也不抵一个上海。及到国共内战战乱结束，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与日本差不多。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超过韩国。韩国到1960年代末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60多美元。一般老百姓每天往往只能吃两餐。 但中共掌权以后，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列名次，急速后退。到1969年倒退到第99位、1970年100位，1972年104位，1973年105位，1978年128位，1982年140位。中共掌权时，及到195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与日本相差不远，中国是1５0美元，日本是200多一点。经济则总量远超过日本。但到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欧美日本的几十分之一，经济总量倒退到日本的六、七分之一。（以上数节，其数据由本人根据当时报刊，主要是1980年代在监狱中，根据当时中共《新华文摘》摘录。见本人1988年5月19日于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写的《关於经济发展速度问题――驳邓小平的＂宏伟蓝图＂》一文。） 中共掌权以后，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倒退的速度，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排名继续倒退的情况，着实让人震惊。 所以，中国经济世界排名的后退，主要是共产党造成的。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类似，是一种规律，是与世界先进科技和经济巨大差距造成的巨大能量带动下的一种差距填充补偿性的发展。就像水位落差巨大时，一旦开放，水流就会急速流向低处使低水位上升一样。因此，充其量，这种高速发展，只是对先前共产党闭关锁国引起的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落差的一种补偿。 虽然这种高速增长，让人们在数量上感到生活的改善。但这种改善，仅仅是对先前长时间生活恶化倒退的补偿。根本不是中共及媚共＂精英＂们宣扬的历史＂盛世＂。更何况经济发展，以对历史财产的掠夺挥霍和对环境的破坏性掠夺为代价，吃祖宗饭、吃子孙饭，以降低生活品质为代价。 注1：见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102101118.asp注2：见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netdigest/message/686(2008-1-22日) 附：　　　　　　　　　　　关於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驳邓小平的＂宏伟蓝图＂　　　　　　　　　　　　徐水良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于镇江江苏省第二监狱 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列名次，逐年後退，从六九年七零年的第九十九位、一百位，到七二年七三年的一百零四、一百零五位，到七八年的一百二十八位，到一九八二年的第一百四十位，据报刊文章说，八六年继续後退。这种情况，令人忧虑。 八零年，当邓小平提出翻二翻和人均一千美元的二零零零年＂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後改为八百美元，小康水平）时，我和有的朋友曾作过简单计算，估计按这个速度，我国在世界上的排列名次，将保持不变，或进一步後退，因此很不理解上述说法是按什麽方法得出来的。（按：大约也是＂拍拍脑袋＂的结果）。当时朋友们颇为忧虑。而事实却比我们估计的更差些；我们的发展速度比目标预定更快些，但在名次排列上，却比我们八零年时预计可能的最大後退幅度退得更大些。 前些年，邓小平又提出到二零五零年实现人均四千美元＂中等发达水平＂的＂宏伟蓝图＂，更使人难以理解。四五千美元是现在的中等发达水平，如果从现在起到二零五零年，世界各国能大发慈悲，停止他们的发展，以便等待中国到时实现＂中等发达水平＂，那当然也还不错。但问题在於，当今世界上，恐怕没有国家愿意这样做，恐怕这只是＂宏伟蓝图＂设计者的单相思。而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停止或落後，那麽，到二零五零年，大约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低到人均四千美元。即使世界各国降低他们的增长速度，只以年3－4％的低速增长，到二零五零年，中等发达水平也要达到人均四、五万美元以上，（以5％的速度增长，则到时中等发达水平达人均八、九万美元以上，以6％的速度增和工，则中等发达水平达十五万美元以上，7％则达二十六七万美元以上，8％则达四十七、八万美元以上，10％则达人均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巨额数字，这最後面的速度，大约是不可能的。）根据本人记忆，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为11％（本文数字大多为记忆，是否有误，请查对资料）。全世界平均增长率，以六、七十年代计，一九六零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六百十七美元，一九八一年为三千二百二十九美元，二十一年增长四点二倍，按此计算，年均增长率为8.3%（高於我们八零年时原定＂翻二番＂即二十年增长三倍，年均长率7.2%的速度）。八一年後增长速度无材料，估计没有放慢。如果二零五零年我们只有人均四千美元，我们不仅将排到世界最後面，而且与先进国家差距将更大，即相对比较显得更落後。日本从人均二百四十美元到五千美元，只用了二十三年；而我们，按＂宏伟蓝图＂，从一百五十美元到四千美元，要近百年，从二百五十美元到四千美元，要七十多年。这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五十年代，两国相差不大，五十年代初基本上处於同一水平，而现在已相差颇大，再过六、七十年还达不到日本目前水平，则差距将更吓人。即使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额而言，五十年代，日本只有我们一半，而现在，已近我们的四倍（按：事实上已达六、七倍，此处数字是按八十年代前半期数字算），我们决不能在这样的＂宏伟蓝图＂中自我陶醉，让差距扩大的情况继续下去，使自己越来越向世界末尾後退。因而，这样的＂宏伟蓝图＂，难道不是历史的大笑话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个人感到羞耻吗？难道中国连懂指数对数计算的中学生也没有了吗？ 本人缺乏有关数字资料，无法进行详细计算和论证，上述结论仅供参考。希望有关经济部门进行详细计算及科学论证。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地轻率地提出目标、观点及其它，那样会闹笑话。尤其是，如果自己连最简单的计算也不会，那多少该有一点自知之明，决不要自以为是，冒充权威，向全民族提出＂宏伟蓝图＂，还是先向中学生学一学计算为好。自五八年以来，因信口开河而闹的笑话已经不少了，今後不应该再闹了（至少尽量少闹）。 （本文写成后送出监狱，送交当时一些异议人士和中共当局。） --------------------------原载《议报》 回目录 第一位的自由是讲真话的自由--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笑蜀 读了《南方都市报》年末对高耀洁近况的报道，最强烈的感受是她的绝望。不是疫情之严重到了极限，再不正视就会演化为巨大的民族灾难，那么她很可能仍然不被承认，仍然被目为异端，而一直被诬陷、被封杀。事实上，当年诬陷她、封杀她的那些人并没有被问责，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罪恶既然不受惩罚，也就无法排除将 来重演的可能性。只不过因为高耀洁已来日无多，这种可能性才不致发生在她的身上罢了。 由 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高耀洁的亲人，也不支持高耀洁。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在我们这个国度实在太高了。任何一个常人，都不可能不望而生畏，不 能不退三舍而避之。事业后继无人，就成了高耀洁最大的痛苦。幸亏上苍赐给我们一个超凡脱俗的高耀洁，艾滋病蔓延的巨大黑幕才终于被揭破，被遏制。但这毕竟 是奇迹，一个民族的命运不能寄托于奇迹。没有了高耀洁的时代，没有了奇迹的时代，我们又该指望谁？ 一个民族的防艾万里长城，多年来竟然只能仰仗一个病弱交加的老太太。救千万人于水火的大业，居然那么长时间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事业而仅仅是一种半地下的个人行为，这是高耀洁的悲哀，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毋宁说，是我们的国耻！ 领 导人一直呼吁人民讲真话，最新的呼吁是温家宝总理去年11月在作协大会上的发言。为什么讲真话那么重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话可以救命，真话可以救世。 只有知道了真相，知道有人陷于苦难之中，我们才可能去救援，才可能去创造让人们免于苦难的制度条件。但如果真话不能讲，真相不能暴露，受难者就只能在无助 中，在绝望中被命运彻底击倒；而且命运的陷阱将无法修复，必然的结局，就是更多的人不断重蹈覆辙。 既然讲真话、揭示真相的最大功能是 避免最坏的情况，从而救命救世。那么显而易见，不让讲真话，不让揭示真相，就不可能避免最坏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断，而已经被历史所反复印证。设想 一下，假若艾滋病蔓延的黑幕不能被高耀洁揭破，假若SARS病毒蔓延的事实被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彻底掩盖下去，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岂不令人毛骨悚 然？ 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我看来，最大的恐惧，就是讲真话的恐惧。免于讲真话 的恐惧，是第一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当下中国问题多多，解决那些问题据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以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 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人们敢讲真话。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中国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人心都是肉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既然 真话可以救人救世，谁不愿意讲真话？谁乐意讲假话？如果愿意讲真话而不能讲，不愿意讲假话却不能不讲，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高耀洁讲了真话，救人无 数，本来功德无量，得到的回报却只是绝望。假如连这样的悲哀都不能打动我们，让我们羞愧，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办法从制度设计入手，把讲真话的成本、良知 的成本降到常人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当世间再无高耀洁，当更大的灾难在后高耀洁时代终于来临时，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读者推荐） --------------------------原载《博客》 回目录 权力面前讲真话--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纪硕鸣 杨继绳 应香港大学中国传媒中心邀请，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为港大的学生及学者公开演讲“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大量的数据、事例，深入的分析和独 到的观点，吸引了众多听讲人。站在课堂讲课，拿起笔写评论、写报导、写学术性文章，即使退休后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出书逾十本，杨继绳还是把自己 看作是一名记者，这大概就是他终身的职业和追求。杨继绳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应景、随潮流的文章让别人去写吧”，他认为，记者纪录历史，反映历史，新闻 和历史相通，共同点就是一个字“信”，反映的就是真实。当了四十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就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 在杨继绳的记者生涯中，他就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查微软中国和典型调查。其中被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报告就有三十多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因 为不“听话”，专门揭露一些真相，杨继绳曾经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过，但被他批评过的中共领导干部就更多了；也因为想留下历史的真实，杨继绳三次偷偷地到北 京富 强胡同，去见当年被软禁中的前中共总书记赵zy；还因为要在他写作的书中讲真话，结果他的三本书在大陆被禁；更因为他的书不能在国内发表，而改在香港出版 后，退休后所在党支部要他作检查。杨继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感觉还是很良好，虽然有三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而且不是批评过一次，我的三本书被 禁，但我照样生存、思考、写作。”杨继绳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一无所惧，二无所求，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思考的人，和一个自由写 作的人。”他把领导人批评他的事都写到了书里，并表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杨继绳可能真有做自由写作者这样的天赋， 他从小就爱好写作，小时的作文，还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一九六零年报考大学时，杨继绳与全国仅有的两家有新闻系的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失之交臂，而进入清 华大学学习拖拉机制造。不过，杨继绳似乎注定要成为新闻记者，大学毕业后，新华社要招一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上了，派到天津分社。 新华社的特殊管道，提供了说真话的平台，除了公开报导，还可以写内参，向北京高层报告基层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二年，杨继绳看到天津驻军了民 房、学校、医院，资本家被抄家后的小别墅等，杨继绳撰写了《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批示， 党中央并以“中共中央1972年第28号文件”转发全国，全军开始退出在支持地方文革时所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三十九万平方米。 出 于记者的责任，在文革期间杨继绳还用大量时间调查军队腐败问题，他用笔揭露了案犯宋某利用和军队某些干部的关系，将一批退役军车私自倒卖获取暴利的黑幕， 引起军队领导的重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杨继绳关注企业及经济发展，写了不少文章和内参，包括有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天津经济地位下降”等，就天 津经济地位问题，连续写了四篇调查报告。跨入市场经济年代，火柴按市场价格上涨，但天津的火柴坚持不涨价，背后是搞财政补贴，表上稳定了物价，实质是违反 经济规律、影响经济改革。杨继绳撰写“孤岛的困窘”，揭露了天津是价格孤岛的现象，当时的市委领导李瑞环很不满意，一九八八年连续九次指出：“有人说天 津是孤岛，孤岛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因为坚持讲真话，杨继绳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一次，驻天津部队六十六军有军事 表演，记者们都去了，驻军军长接见记者，一一握手。因为杨继绳几次揭露驻军的问题，走到杨继绳跟前，该军长不仅不跟他握手，还瞪了他一眼，杨继绳也回瞪了 军长一眼，事后他还笑着说：“以眼还眼”。军队有人到新华社总部告状，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搜集军队黑材料，想毁我长城，希望新华社严肃处理”，这份材料 曾经放在杨继绳的档案内，直到六十六军军长下台才暴露出来。 一九八八年，新华社将杨继绳调回总部，想不到原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升迁调北京，在中南海，李瑞环还耿耿于怀说：“天津有个杨继绳，还反对我，一调查是个书呆子。” 四 十年的记者生涯，杨继绳聊以自慰的是，“我当记者四十年，后二十年没有讲假话”，他总结当记者的前十年，因为年青，肯定讲了不少假话，整理所撰写的稿子， 头十年到粉碎四人帮，只有二篇稿子值的留下来，一篇是“驻军占房”，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是凭良知写的，其它的稿子是跟着潮流推波助澜，都要 烧掉，不仅要烧掉，还感到十分羞愧”。 在杨继绳看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小学时就能念了，但真正懂得足足化费了十年的青春，“我用 十年的时间才学会这四个字，凡跟潮流跑的写出的东西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凭着自己的良知，倾听群众呼声写的文章才留得下来。”第二个十年杨继绳改变自己， 他提出“成就三角性”的理念，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三角形的三个边，三条边越长，成就的面积就会越 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杨继绳给自己定位是当一个“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作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 前 些年，杨继绳退休离开新华社，他觉得还是没有离开记者这个行业，因为他始终不变的特点就是讲真话。“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杨继绳的“三真”原则，始 终是他不变的原则。杨继绳表示：“讲真话是为了追求真理，我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我追求真理，讲真话，追求真理，必须做真人，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就 不会追求真理。” 四十年的记者经历，杨继绳认识到与论监督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与论监督有几个层次，一是揭露坏人坏事，称为扒粪运 动；二是对政策层面的分析研究；三是理论层面的提出见解。”杨继绳希望媒体的积极进取和官方的改良可以良性互动，媒体积极促进，促使官方改良。他认为，即 使十七大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和与论监督都不会有很大的突破，“不会有戏剧的变化，因为，新闻和媒体的改革是和政治改革联在一起的，没有宽松的民主政治，不 可能有自由的新闻。” 即使中国新闻自由和与论监督的环境并不宽松，但并不等于记者可以违背良心说话。杨继绳指出：“在大陆的记者，如果 说好话，写表扬文章肯定升官的机会大。你站在正义和良心的底线写文章，肯定要吃亏，问题是看你愿不愿意吃亏，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杨继绳四十年不 间断，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他不计较吃亏，虽然不断被人告状，要忍受批评，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但他找回的却是记者的正义和良心。 （http://www.my1510.cn/author.php?jishuoming） --------------------------原载《博客》 回目录 保护说真话的记者就是保护人类的良心--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高一飞 只要有一名记者由于报道真相而遭到暴力、恐吓或任意拘留，就相当于剥夺了所有公民凭着自己的良心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的权利。　　　　　　　　—— 联合国国际新闻安全研究所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 　　因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采写报道的《法人》杂志社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此举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遭受质疑。现当地公安机关８日已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 　　当报纸成为新闻自由的载体的时候，权力的拥有者或者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封杀对他们不利的声音。 　　联合国的两年期全球调查报告《杀害信使》透露，近十年来全世界有1000名新闻记者和辅助人员在报道新闻时以身殉职。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人死于和平时期，并且是在本国工作期间，只有四分之一死于报道战争和其他武装冲突期间，“至少有657名媒体人员是在试图揭露社会阴暗面时被 暗杀的。” 　　独立的新闻出版业能够确保信息自由流通，这对民主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2003年5月3日，联合国国际新闻安全研究所总干事松浦晃一 郎指出：“只要有一名记者由于报道真相而遭到暴力、恐吓或任意拘留，就相当于剥夺了所有公民凭着自己的良心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的权利。” 　　要让记者免遭迫害，除了有正常的保护普通公民的手段之外，还要有一些针对记者的特殊保护措施。概括起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废除对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的侮辱罪及严格限制对公众人物的诽谤罪的构成条件。对公众人物的侮辱诽谤罪的起源于罗马帝国，目的 在于“保护皇帝不受公众批评”。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都已裁定所谓以“侮辱”官员为入罪依据的法律直接侵犯了言论自由权与新闻自由权。世界新闻自由委员说，这类法律“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水火不相容”。 　　第二是对记者规定不就消息来源向法庭作证的特权。2003年12月11日，海牙国际法院上诉法庭5名法官一致作出一项裁决，宣布记者享有 “作证特权”这一原则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即记者有权拒绝出庭作证。在美国，最初，保护新闻记者免于被强迫披露新闻来源的特权并没有得到普通法的承认，宪 法宣言直到1958年才宣布该特权。现在该特权已经获得部分州的承认，但联邦法律还没有正式从证据法上承认这项特权。 　　第三是对迫害记者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联合抵制并奖励那些为新闻自由付出代价的记者。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自由奖，作为对为新闻自由付 出贡献的道德支持与褒奖。1986年哥伦比亚报纸《旁观者报》主编吉列尔莫卡诺被贩毒分子杀害。在此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于1997年设立了吉列 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2007年5月3日是设立该奖的10周年，也是这位报纸主编逝世20周年。另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也设有年度新闻工作与民主奖。 第四是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公布迫害新闻记者的恶行并敦促各国立法和司法力量追究迫害者的责任。2006年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在武装冲突中 保护新闻记者的第1738号决议，提醒各国有责任对严重违法者提起诉讼。遗憾的是，并没有涉及和平时期对记者的迫害问题，只注意到了“黑暗冰山的一角”。 欧洲议会在2007年第1535号决议中要求，成员国有责任调查新闻记者被谋杀以及其他严重事件。联合国还敦促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评估是否给予援助时应 “考虑相关国家在记者遭谋杀方面的记录”。 　　在中国，刚刚发生的西丰县司法当局拘传记者一案中，尽管迫于舆论压力，西丰方面已撤案，但是“这个事件一开始就不是两家的恩怨，而是公共事件。”即使西丰方面确实已撤销立案，《法人》杂志宣称，还将要求对涉及违法对记者刑事诽谤立案的责任进行追究。 　　对迫害记者的人穷追猛打，体现了国人少有的清醒。因为在法治中国，还没有废除对公众人物的侮辱罪并对诽谤罪加以特别限制，也没有规定记者的 特权，有必要通过这个事件敦促立法和司法的修改完善，并让全社会认识到：拘传良知记者就是剥夺所有人说话的自由，而保护说真话的记者就是保护人类的良心自由，就是保护“作为民主社会的前提”的言论自由。（学说连线） --------------------------原载《学说连线》 回目录 赵本山新小品：一场大雪压垮盛世--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朱健国（广东） 近日民间流传一个段子——为赵本山08春晚小品“量身定做”：《一场大雪压垮盛世》，华彩乐段如下。 图：赵本山（左）与范伟 赵本山：听说范伟小样的近来以高唱《盛世钟声》、“盛世中国”名震中外，天天打“飞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卖唱，赚了不少“主旋律银子”，范伟每到一地就给弟子发短信：这里的官多官傻钱多，速来！随便一曲“盛世中国”，就不尽银子滚滚来。 老天爷看了生气，特下一场大雪，并让我去戳破其西洋镜——看看他有什么反响。 说曹操曹操就到，前面就是范伟，像个绿头苍蝇，小样的，急得在雪地里面团团打转，正对着手机大叫大吼。 范伟（瞪眼歪嘴怒对硕大无朋的手机）：首都机场吗？首都机场吗？我是比赵本山还有名的范伟，知不知道？！我要去贵阳唱“盛世中国”、《盛世钟声》，这可是天大的政治任务，知不知道？！什么，没有航班？怎么会没有飞机？如今“盛世中国”，竟然没有飞机？这不是要让我的百来万元出场费打水漂？我要向中央告你们！什么？贵阳机场因大雪关闭？一月中旬以来，贵州遭受了50年来最大面积的凝冻灾害，导致贵州电网多回500kV、220kV线路发生断线和线塔倒塌情况。昨日贵州宣布进入大面积二级停电事件应急状态？这可怎么好，可怜贵州千万人民现在听不到《盛世钟声》了！……这些该死的贪官们，事前干什么了？只知按摩不顾民瘼！ 啊呀！又滚来一条新闻——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从整个灾情来看，使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雪灾，全国受灾人口已近6000万，这是建国以来，也就是30年来遇到的第一次这么大的灾害过程。” 截至1月27日8时，1月10号以来的雨雪天气已造成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14个省市区的5835.1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8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3.4亿元。 啊呀！啊呀！——另据本报记者获悉，昨日，华南、江淮地区普降中到大雪，导致跑道积雪，长沙、贵阳等19个机场陆续关闭，白云机场仅南航便取消了55航班，高峰时期白云机场滞留旅客达到近万人。据南航气象部门介绍，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恶劣天气将持续至1月31日。记者同时了解到，作为“积雪重灾区”，长沙、武汉机场昨日也是滞留了大量旅客，其中最为严重的长沙黄花机场，共取消往返程航班近100班，造成6000多人滞留机场。……老天爷，你这不是存心与我范伟作对？我怎么去贵阳赚那百万银子啊……！ 还有长沙、武汉、广州、深圳……全国都在等待我高唱“盛世中国”，都已安排我去拖拉银子，我怎么去啊？！这可要损失多少亿啊……！ 赵本山（上前扶住快晕眩的范伟）：范伟范大师，你今日真是比我有名，连老天爷都要和你PK几下；但你小样的还是没我聪明，不知道去贵州除了坐飞的，还有别的办法。 范伟（猛然清醒过来）：啊哈，赵本山赵太师，你总是在我最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又要来忽悠我？又想来“卖拐”？今年没带徒弟来？ 赵本山：两徒弟去给你买火车票了，让你坐火车去贵阳。机场关闭，火车可不停业呀！小样的，不知道吧！傻范! 范伟：啊呀，啊呀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啦，我的赵本山赵太师弃拐学雷了——好像还没有到三月五日学雷锋日呀！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手机上刚刚有滚动新闻：电力紧张随大雪而来。来自电监会的消息称，目前由于电煤供应不足，全国电力缺口达6963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10%，已经有13个省级电网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电气化火车都瘫痪了……广州市火车站1月27日有60万人滞留，10万人在露天广场，许多广东开往湖南的列车都因断电停留在韶关一带，车上一盒方便面卖到五十元，冻病饿病的人无数……你让我去坐火车，不是又想害我呀！让我在火车上无水喝无饭吃，挤得连撒尿也没地方？ 赵本山：这就怪了，你天天高唱“盛世中国”、《盛世钟声》，咱家中国如今盛世呀，怎么一个盛世一下就被一场大雪压倒了？昨天是盛世今天成灾市？这绝不可能！前几天有个叫什么老鼠的还在《南方周末》上说 “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这是一份前无古人的成绩表！”2007年还在发愁今日电力供大于求，说电力过剩乃盛世之吉兆，怎么2008年春节前的一场大雪，“电力供大于求”就成为无知的乐观！荒谬的吹牛？！这电力局真该千刀万剐！小样的，你范伟高唱“盛世中国”麻痹百姓，罪责难逃…… 范伟：嘿嘿，嘿嘿，真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赵本山！你赵本山赵太师一个小学未毕业的睁眼瞎，咋成知识分子了，还知道看看专为文化精英和商界白领办的《南方周末》，这不就像按摩女包里面的安全套旁边还有余大师的《文化苦旅》？告诉你吧，说那话的不是什么老鼠，人家叫笑蜀，是个人模狗样的人，不是老鼠！他的观点早被一个香港教授丁学良批倒了，人家说：“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赵本山：这么说，你也知道今日中国并非什么鸟盛世？盛世的关键在于制度先进，制度先进的关键是自由、民主共生宪政……那你怎么还天天用鸭公嗓大叫“盛世中国”、《盛世钟声》？你的“盛世中国”其实是四面楚歌！你害死中国人了！ 范伟：嘿嘿，你还说得稀奇，你以为我们唱“盛世中国”的人都像你是老年痴呆？谁心里不清楚？不过我要不唱“盛世中国”，我能上“春晚”？我能天南海北到处拖银子回家？我老婆我小姨我小秘吃什么？我儿子怎么留学当博士？我怎么像吕不韦一样投资，培养一个“秦始皇”？没办法呀！啊呀，《南方都市报》昨天一篇社论说得好啊：电荒煤荒，管理荒才是首荒！没有比此次电煤荒事件更能体现行政管理的无效与无能的了，原本可以避免的荒却因为信息极端不畅，而演变为全国范围的灾害，行政管制的僵硬在此显示无遗。 赵本山：傻范呀，《南方都市报》是在引而不发，真正的原因还没有说出来：电荒是因为煤荒，煤荒是因为管理荒，但管理荒从何而来？管理荒是因为“真话荒”！“真话荒”导致没有了民主监督！没有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范伟天天用鸭公嗓大叫“盛世中国”，你明明知道，广东省官员前几年为了保乌纱帽，将全省所有煤矿一律关闭，宣布“广东退出煤炭市场”，是何等荒谬的因噎废食，可你仍然为之高歌《盛世钟声》！今日相声小品连个乡长都不能讽刺，说是有违和谐，你仍然到处高唱“盛世中国”！《南方都市报》说管理荒才是首荒，只说了一半真话，真正的问题是“真话荒”，是信息封锁！不是有评论说：地方政府不愿在换届之际出煤炭安全事故――结果一方面大肆关闭不该关闭的煤矿，一方面严厉封锁信息，关网关媒体，以致信息传递失灵。早在这次大雪之前，从2007年11月起，陕西就出现了电煤荒，但没有引起任何方面的关注，于是缺煤之风传递到了产煤大省山西――整治煤炭安全变成了全部关闭小煤矿的保官运动。是一场“保官运动”降下了[ 场大雪灾呀！国家安监总局日前公布，过去3年来中国已公告关闭煤矿11618处，其中小型煤矿就有11155处。大约占当年国内煤炭生产总量的34%，如此这般将绝大多数小煤矿补关闭，才加剧了煤炭的供应紧张――这是大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政府僵硬的管理体制完全没有组成适应市场的管理架构，仍然处于从上到下垂直打击式的一刀切管理。 面对如此“无声的中国”，你范伟怎么忍心蒙哄贫民高唱“盛世中国”？！ 范伟：嘿嘿，我的赵本山赵太师，你有这样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咱们说到底不就是一对优伶戏子？优伶戏子从来都是看皇帝的眼色行事。我爹从小就叫我当顺民，要学“顺世论”。不瞒你说，五十年前的大跃进里，俺村九个村干部，八个被打死，为什么？他们说真话，向中南海写信报告农民在饿死，结果信被公安局截取，整成右倾反革命，打死的打死，自杀的自杀！我爹呢，活命第一，生存第一，高呼“大跃进带来大丰收”，坚决保卫三面红旗，结果让我们一家都活下来了，全村人都死绝了啊！我爹当年要不唱“盛世中国”，哪有我范伟活到今天？为了我儿子孙子，我范伟还得向我爹学习：世世代代永远高唱“盛世中国”！ 赵本山：好你的傻范，小样的，你太有才了！你能想起大跃进，太了不起了。是啊，今日真像大跃进年月啊！上午还是特大丰收年，下午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一下子“村村人相食”……我比你大些年纪，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大跃进时有四个特征，你知不知道？ 范伟：我是七0后，哪能知道！ 赵本山：告诉你吧，小样的，大跃进时期有四大特征，第一个是“欲与天公试比高”，与外国强国叫板比经济成就，用经济发展高速度证明“中国特色”的优越性大大的。那时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亩产万斤粮”，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第二是全面信息封锁，任何人不能向上级和外地报告本地的灾情，谁说真话谁是反革命，“皇帝的新衣”天天上演；第三是政府的口号无比美丽动人，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少地建设社会主义”，什么“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什么“吃饭不要钱”……第四个是，一个小自然灾害就击破了“大好形势”，1959年一场小小的秋旱就让中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惨绝人寰灾难。对比这四个特征，你不觉得今日与五十年前像极了———如今高唱“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美妙口号让人喜晕，实际却是物价飞涨好比火箭上月球让人哧倒，红红火火的中华盛世，竟然被一场大雪就压垮了！就算是五十年不遇，我们有“科学发展观”啊，各级政府都有十年二十年的长期规划，官员的科学预见性哪去了？突发事件预案有什么屁用？——一个空洞会议纪要就算是“突发事件预案”？ 范伟：哎哟，我的赵本山赵太师，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你还真让我服了，彻底服了！现在电灾雪灾让飞机火车瘫条了，油荒让汽车都趴窝动不了，听说一些地方手机也因停电打不通了，继续下去，可能就不只是粮油涨价，而是可能因运输或其它问题而出现粮食供应问题，听说广东省人大会上有人在提议恢复粮票油票计划供应，……没准就会真的再来一次大跃进大饿死人啊……广东已有千万家企业倒闭，这叫多少人失业无饭吃？太可怕了！……啊，我老婆来短信：白菜今天涨到五元一斤，鸡蛋没得卖，一些餐馆都要关门……啊，如果粮食也断供怎么办？……这样全面全局性大灾，我还得真向你再买一对拐仗了——我今日是步行也得到贵州去，一定要将那笔演唱“盛世中国”的银子捞回来，然后屯积一批可供全家吃三年的粮草……我可要让我儿子在二十年后再当小品王啊！ 赵本山（向身后招手）：那好，徒儿们，将准备好的拐仗拿出来——范老弟，小样的，不好意思，今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我们的拐仗也涨价，二万元一对。 范伟：谢谢，谢谢！投资二万元去拿回来一百万元，合理合算！反正我会唱“盛世中国”、《盛世钟声》，不费吹灰之力，不费吹灰之力…… 赵本山目送范伟柱着拐仗向贵州远去，先是仰天大笑，继而倒地痛哭…… （注：此剧纯属民间文学创作，赵本山、范伟是否接受此剧，尚无定论，切不可以新闻规则视之！） 2008年 1 月28日 二稿 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议报》 回目录 杨建利于马丁路德周在美国国会开展人权活动--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 【本刊讯】1月15日在美国民主基金会发表题为“从监禁到自由：困境与希望”的演讲后，杨建利博士在纪念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诞辰的一个星期里继续在美国国会开展人权游说活动。 杨建利与吴振伟议员会面 杨建利博士先后会见了众议员克瑞斯.斯密斯和吴振伟，众议院议长南希.波 罗西的中国事务高级顾问斯戴佛以及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的幕僚长葛娄博。斯密斯曾任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吴振伟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位华裔国会议员，两位长期 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人权事业。 杨建利在会见中着重谈了胡佳，陈光诚、王炳章的案件，并积极推动国会在北京奥运之前举行中国人权听证会。我们应该更多从怎么利用北京奥运的机会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方向上努力。杨建利还介绍了他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大力倡导的一项策略：用“有条件参与”促进中国政府采取人大批准《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释放政治犯等改善人权状况的举措。 对北京奥运进行有条件参与，杨建利建议，可以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下功夫：1、促使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08年3月的会议上批准中国政府在1998年10月加入的联合国“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 2、促使中国政府兑现2007年1月份公布的奥运期间外国记者扩大的采访报道的权利也扩大给中国的记者，并在奥运后让国内外记者继续享有这些权利。3、促使中国释放所有仍在关押的因“六四”事件而判刑的服刑人员。解决“六四”问题是政治变革必须面对的问题，释放这些服刑人员将是中国政府释放的第一个善意信号，为彻底解决“六四”问题，推动政治改革增加正面因素。4、取消出入境黑名单，允许流亡国外的民主人权人士回国，允许国内的民主人权人士出国，依法允许所有的人来去自由。 斯戴佛先生表示，波罗西议长非常重视杨建利和胡平给她的关于胡佳事件的信（该信内容详见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6961），表示将积极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协作，尽快促进胡佳的释放。 杨建利与克瑞斯.斯密斯议员 --------------------------原载《议报》 回目录 民主英雄吕耿松告诉我们甚么？--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张三一言（香港） 民主英雄吕耿松在其二千字的《我的自我辩护及法庭最后陈述》中告诉了我们甚么东西？ [一]、吕耿松告诉我们：民主与专制已经进入了既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策，又是直接、针锋相对、高调的抗争局面。 吕耿松直面中共御用恶法庭，面临可能加刑和强化迫害，以最坚定最有力和最高调提出民主宣言：「国家政权是指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即是说只有民主政权才是合法政权。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官员代表」；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即没有合法的国家政权。 中共政权是「"中共现政权"是武力夺取政权的"僭主"」，是"僭主政权"，直指「以历史学的观点看，以法统的层面看」中共政权是非法政权。这个政权是一个不停地砍掉民族的脑袋的政权；「共产党政权确实应该被推翻」。 吕耿松的辩护和陈述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法理上、在道义上、在人心等软力量方面和中共较量，已经进入了既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策，又是直接、针锋相对、高调的抗争局面。 [二]、吕耿松告诉我们：民主理念已经深植民间，已经成为中国民间主流。 吕耿松的辩护和陈述呈现了一个民主（民运）人士高贵的质量、高尚的道德、高大的英雄形象。 为甚么今天才显见吕耿松形象？ 我认为出现吕耿松英雄形象不是出现于孤岛上，不是出现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南山。产生吕耿松英雄形象是有必要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是民主精神、民主理念、民主程序已经深入人（民）心，成为人们视事判理的准则，成了人们内在的道德力量。这种民意和道义主流为吕耿松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持和勇气、力量。让吕耿松在受到严酷迫害的状态下能保持心理平冲，其英雄气慨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如果缺乏这种民意和道义主流，例如在反右或文革时，甚至在这之前的十年八年，就很难产生这样的英雄。 吕耿松的辩护和陈述告诉我们，在今天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民主精神、民主理念、民主程序已经成为人们视事判理的理所当然准则。 [三]、吕耿松告诉我们：中国需要英雄。 英雄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一般指在普通人中间有才能超群出众的人，自己能够做出或者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常人所不能的做出的巨大的正义事业。 在今天中国大陆，即使民主己成为民间意识型态主流，但是，在共产党残酷高压迫害下，常人并不能或不敢（尤其是在共产党面前）直接或高调表达民主理念和争取民主权利。吕耿松就敢！他不但自己能够面对共产党法庭高调申诉民主，更敢直斥共产党政权非法，理应被推翻。他还能带领他的民主党人敢于像他那样做。所以，吕耿松就是今天的时代民主英雄。 今天的民主英雄起到甚么作用？ 今天的民主英雄做的是不断冲击和突破共产党划定的政治底线；把民主推向前进，把专制迫向后退。这是常人比较难做得到的。中国今天既要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做造成民众不守（违反、对抗、冲破）恶法，中共法难罚众的局面。但是，这需要一些或多或少愿意承担不守（违反、对抗、冲破）恶法后果的先进人物愿意承担和作出牺牲，带头做和带领人们去做；恶法难罚众的局面才能形成。这些人就是在中国各阶层、和领域维权（特别是政治维权）、争取民主权利、民运的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民众运动（活动）的领导者。这些领导在是我们中国社会转形、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制的希望所在。这些带头人就是不同程度的英雄，像吕耿松那样就是今天的杰出的民主英雄。 共产党打击维权和民运，主要就是选择这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士下毒手。高智晟、郭飞雄、胡佳、温兆钧、黄琦…都成了（或将会成为）他们的目标。颠覆罪就是其杀手锏之一。打击维权和民运英雄人物，也是海外反民运的主要内容之一。 出现吕耿松事件，出现吕耿松现象，吕耿松在民主人士中得到普遍的赞扬和支持，说明，今天中国需要英雄，特别需要民主英雄，特别需要政治维权英雄。 [四]、吕耿松告诉我们：甚么是"合法斗争"。 我们先看吕耿松事件中一个实质的矛盾。 吕耿松宣称「以历史学的观点看，以法统的层面看」中共政权是是"僭主政权"，即非法政权。这个非法的「共产党政权确实应该被推翻」。"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关于吕耿松案的声明"本身就非法；没有注册批准的的政党存在并活动就是非法。要守法就请首先自行解散民主党（不知道中共、八个花瓶党、作协等御用组织有没有注册批准？！）。 但是，我们也看到吕耿松自己和民主党做的并非如此。吕耿松在中共法庭说：「我希望法庭在量刑时，拒绝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因为这是一条迫害敢言之士的恶法。」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关于吕耿松案的声明是这样说的：「中国民主党人将一如既往地堂堂正正地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行动准则，用文明对话的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福祉的真正实现。」这些表达，明确无误地表示：吕耿松和他的民主党人承认共产党现行的法律，其前提当然是"共产党政权合法"。 怎么样统一这个矛盾呢？ 这个矛盾好解决，而且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吕耿松告诉我们甚么是"合法斗争"这个道理。 吕耿松告诉我们： 中国政权确确实实是非法的。 在民主与专制抗争中、在对民主党与共产对奕中，我们在策略上"姑且承认你是合法的"。 守法，指的是守法上之法的自然法；守的是你中共已经签认了的国际人权法；守的是你宪法中明文规定但从不准人民实行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还有一点极之重要，守法必须包括吕耿松说的「拒绝使用」恶法！因为恶法，特别是关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恶法都是违法的：违反自然法、违反国际人权法、违反自己定下的宪法。恶法即非法，拒绝恶法就是最正确的守法。 守法就必须守恶法，是人说鬼话。 吕耿松告诉我们的这四点，是目前中国维权和民运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发提光大。 2008/1/25 附录：吕耿松：我的自我辩护及法庭最后陈述 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的不幸。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统治者还在用文字狱这种野蛮、落后的手段 来迫害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并动用法庭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对无辜者进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审判，因而今天对我的审判，也是法庭的不幸，因为它使法庭蒙受了耻辱。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布哈林在批判沙皇政府镇压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一个民族的脑袋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用布哈林的话来 形容中国的现实并不过分，中共政权正在扬沙皇俄国政府的角色。因此，真正应该接受审判的是那些制造文字狱的人，是中南海那帮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 起诉书指控我在境外网站上的造谣、诽谤等方式发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署名文章，从而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毫不讳言这篇文章是我写 的。但是只是我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而不是犯罪。必须指出的是，我没有“造谣、诽谤”。我一向治学严谨，所发表的文章都有大量、充分的论据和证据。举例来说，我对中共现政权批评得比较尖锐的是选举制度和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中国的选举是人为选举，“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官员代表。这有大量 的事实证明。2007年12月28日《杭州日报》刊登的一条资料表明：本届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328名，工人33名，农民13名。而在该市 上一届人大代表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377名，工人12名，农民9名。这组数字是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已经能说明问题，无疑支持了我的观点。 在我的文章中，有些学术性的讨论也被公诉机关用来证明我“煽动推翻国家政权”。例如，我在《有感于陈水扁唱国歌》一文中提出：“如果一定要我找出 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府，那么以历史学的观点看，以法统的层面看，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关于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世界上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在研究这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也完全是一种学术探讨。正 如我在《独裁的白皮书》一文中提出中共先政权“是武力夺取政权的僭主”，这仍是一个学术问题。“僭主”一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用语，它指的是古代希腊 历史上一些不靠选举而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城邦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叫“霸王”。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共先政权，也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 总之，我绝对没有“造谣、诽谤”。公诉机关作为严肃的国家司法机关，对我进行这种栽赃式的指控，是极不负责任的，这种指控，对我本人构成了造谣、诽谤，对此我保留起诉的权利。 在公诉机关的指控中，把“国家政权”与中共政权混为一谈，这也是极不严肃的。我文章中所指的，是中共政权而非中国政权，这实际上是两码事。在现代 国家的概念中，国家政权是指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而中共政权是我上面所说的“僭主政权”，它靠武力夺取，然后利用其控制的国家强制力制造人为选举，强奸民意，自己选举自己，美其名曰“人民政府”。这样毫无民意基础的政权怎么能说成是“国家政权”呢？起诉书指控我“诋毁、侮辱、攻击我国的国家政 权”，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无中生有。我确实对中共政权的专横、腐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这是针对中共而非国家政权的。进一步说，即使我有“诋毁、侮辱、攻 击”等行为，也应该由共产党的法定代表人胡锦涛先生对我提出名誉诽谤，而不是由国家司法机关越俎代庖得对我进行刑事指控。司法机关越俎代庖，角色严重错 位，它实际上成了共产党迫害异议人士的工具，这在民主与法制时代是不能容忍的。 如前所述，我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只是对共产党一党独裁，造成目前腐败遍地、贿赂公行的行径作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公诉人如果认为我的言论过 当，也应该以大量的事实、论据、证据来批评、驳斥我的言论，而不是信口雌黄，诬陷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滥用目前的检察权对我进行刑事起诉。也许是中共政权自己觉得它确实应该被推翻，所以杯弓蛇影，别人一批评它，就说别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从我和陈树庆、张建红、严正学等人因言获罪这一事实来看， 共产党政权确实应该被推翻，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仅仅是希望共产党放弃一党独裁，开放党禁、报禁，看来我太善良了。如果我有什么过错，对历史欠下 什么，那就是我没有煽动推翻中共独裁政权。 法官先生，我是无罪的，你们也许从内心也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但无罪，而且对国家有功：为了目前的民主事业，我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至今上无片 瓦、下无寸土，身无分文。如今年过半百，还要经受牢狱之灾的煎熬。因此，我希望法庭在量刑时，拒绝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因为这是一条迫害敢言之士的恶法。 最后，我郑重地通过法庭为中共最高当局提出如下建议：一、废止刑法第105条，因为这条恶法是制造现代文字狱的法律依据；二、废除一党独裁制度使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如此，则国家幸甚！ 民主万岁！ 中国万岁！ 吕耿松 2008年1月22日 （注：浙江异议作家吕耿松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于2008年1月22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在法庭上，吕耿松对被控罪名发表了自我辩护，但遭到法庭的阻挠，他的发言被多次打断。这是互联网上刊发的吕耿松自我辩护词全文。）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李元龙（贵州） 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孙文广的失败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竞选就得有成有败，这才是竞选的意义所在。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孙文广的“完败”，并非败在选票上，而是败在那些个只要民主作贞节牌坊，害怕民主成专政炸弹的山东大学党委，及其上级，上上级党委。 让我想起了2006年7月15日在狱中时看到的一篇值得玩味的文章，以及我当时因此写下的读后感。现将当时的读后感摘抄整理于下，与读者诸君共同咀嚼、玩味—— 《中国，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姚秀荣十年沉浮》，登在一本封面、封底都掉了的，2003年第九期《作品与争鸣》上，原载于2003年第6期（下）《南风窗》。这是一篇值得海内外共赏的奇文，有朝一日，得让更多的读者从表面内容的另一面，读到更多，更精彩，也更有深意的内容。 姚秀荣，河南省焦作市起重运输机械总厂工人，连续当选为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据我面前这篇题为《中国，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的报告文学介绍，这位1952年出生的老妈妈之所以“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为“1987年，姚秀荣一年干了两年半的工作量，在焦作市引起轰动。第二年，她当选为焦作市劳动模范……1993年3月6日，厂领导去车间通知姚秀荣：放下工作，到北京参加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到通知，姚才知道自己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自己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了，直到接到通知了，姚秀荣才知道自己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脑袋了。这听起来挺公正、公平的，象诺贝尔奖的评选，人人都巴不得落到头上的好事情，可为了避免种种舞弊行为，事前的一切推荐、评议等程序，当事人一概不知。但这毕竟不是评诺奖，是选举参政、议政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可是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议员，不经过一番选举大战，想脱颖而出，简直是痴心妄想。但，这是就真正的民主国家而言，而对于大权独揽的独裁政府，把选票，把选举劝真正放到选民手中，则意味着死亡。所以，独裁者只敢把“选票”放在只会“帮忙”，不会“添乱”的如姚秀荣这种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参政意识的人的手里。只不过，这一次，情况出现了意外。 姚秀荣没有什么知识，更不知现代宪政为何物，她当“议员”，只知“领导说啥咱听啥，领导举手咱举手”，哑巴代表，姚秀荣一当，就是三年。 如此下去，姚秀荣本来也是一个“党和人民”放心的合格代表。不幸的是，这位姚秀荣偏偏又是一个比较善良，也比较有正义感的好人。这样的人当人大代表，出“乱子”，是不足为奇的。 1996年，多少已经摸到一点人大代表“职责”的姚秀荣终于一鸣惊人，在人大会上讲了领导前呼后拥搞“视察”，农民负担过重，司法不公等问题。 接下来的文字，就耐人寻味了：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一听，立即为她鼓掌。姚秀荣又讲农民负担问题，讲司法不公问题，讲他们这些代表如何“夜查派出所”、如何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代表们纷纷鼓掌。李长春高兴地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下一届河南还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她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晚饭后，姚秀荣多了个心眼，直接找到李长春：“李书记，你说下一届还要报我当人大代表，你得给我落实！”李长春当即拿起电话，跟焦作市委书记作了交待。 根据中共的宪法、选举法，人大代表得靠选举产生，但是，看看李长春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的话，给焦作市委书记打的电话，以及“落实”、“交代”等关键词，我们最起码可以坐实，内定，乃至钦定人大代表，或者说，我想要谁当人大代表谁就笃定能当人大代表，不想要谁当人大代表谁就休想当人大代表，这样的事确实是有的。还有，李长春“高兴地”如何如何，我要问的是：假如，他不高兴呢？不高兴，他当然就会说：“下一届河南不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她这样的代表，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他当即拿起电话，跟焦作市委书记作的交待，自然就只能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那个讨厌的老婆子当什么人大代表了，坚决不能。” 自相矛盾的是，这篇文章接下却说：1998年，姚秀荣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文章快结束时，姚秀荣还说，她是“焦作320万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真是糊涂的可以。姚秀荣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究竟是靠选票“当选”来的，还是靠李长春“落实”、“交代”来的，仅凭此文，谁都可以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不用我再说什么。 如果说，前一个情节多少还有一点喜剧色彩的话，同样经典的后面这一个情节，则让人欲哭无泪了。 当姚荣秀不想当代表时，她意外地被通知为代表；但她很想当代表时“意外”从全国人大代表宝座跌落后，她非常想不通：“从1993年开始，我先是当了三年‘哑巴代表'，后来逐渐步入成熟期-我觉得自己的代表素质在不断提高，能当好这个代表了，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被差额掉！” 姚荣秀的下场远远不止于此。被差额掉后，她想到北京全国人大联络局“反映情况”。为此，姚荣秀被警方找去谈话。至此，姚荣秀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定为“上访重要人”，上了《协查通报》，一举一动，都有人高度重视了。再往下，就是那个可能带来牢狱之灾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就是更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了。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精彩情节，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2003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焦作市解放区检察院五名干警去姚秀荣家里，把她请上三菱吉普车，拉去大西北旅游了一圈儿。这趟旅游历时18天，干警们陪着姚秀荣跑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十几个景点。 不管怎样，中共《宪法》、《选举法》都载明：人大代表应当是遵守和维护宪法、法律实施的楷模。作为多年人大代表，姚荣秀不仅没有拿纳税人的钱如此挥霍是否合适，是否合法的概念，反而觉得这趟旅游倒确实让她“散了散心”。旅行将结束时，她还对这一趟公车加公款的旅游依依不舍，说：“我想去拉萨。”但此时全国人代会已接近尾声，已经完成任务的检察官对陪一个老太婆子旅游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买不到去拉萨的飞机票了，回吧。”3月17日深夜，检察官们把姚秀荣送——实质上是“押”回了家。这一天，正好是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有一点法制观念，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一看就应该明白，姚荣秀的这一趟所谓“旅游”，显然是被软禁，被非法剥夺了人身自由。堂堂检察机关，执法犯法，无所顾忌；堂堂全国人大代表，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也就是被非法拘禁了还茫无所知，反而乐不思蜀，实在可悲，实在可叹！ 另一个让人触目惊心而又大开眼界的是：原来，人民检察院还承担如此特殊的“监督职能”，真是让人欲笑失声，欲哭无泪啊！ 哑巴代表，举手代表，无知代表，愚昧代表，钦定代表，乃至戏子代表，大款代表，无赖代表，流氓代表……等等，过去有多少，现在有多少，将来，还会有多少？想一想，狱中的我就不能不对如此的“中国特色”，对如此的“高度民主”感到透心的冰凉。 2006年7月15日初稿，2008年1月22日修改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农民工人大代表的维权悖论--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杨支柱（北京） 2008年1月12日《羊城晚报》报道《六农民工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再一次引起舆论对农民工担任人大代表的热评。此前在上海，潘艾方等3名农民工当选新一届人大代表，并且接受了人大代表的“上岗”培训（《人民日报》2008年1月14日《农民工纷纷成人大代表耐人寻味》）。至于农民工担任市、县级人大代表的，那是早就屡见不鲜了。 　　　　报纸上的评论和互联网上的跟帖对此多持赞扬态度，认为有了农民工代表政府就能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利益。而持批评态度的，则多拿当选农民工代表比例太低或收入较高从而不能代表农民工的真实处境说事，偶尔也有认为农民工缺乏议政能力的。 　　　　农民工的议政能力确实是个问题。代表与代理、立法维权与司法维权，相通、相似之处很多，不妨做一类比。譬如一个穷人请人为自己打官司，如果费用差不多，他是请专业律师还是请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穷人呢？答案恐怕是请专业律师。如果两个律师都承诺免费服务，他是请知名的富律师还是请不知名的穷律师呢？ 　　　　即使假定当选的农民工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超群的智商（由于从庞大的农民工人群中选择极少数代表，如果方法科学的话这是有可能的），在人大代表非职业从而无报酬的背景下，农民工代表也因为谋生的压力而难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一种无报酬的荣誉性职务，注定是不适合穷人担任的。衣食足未必知荣辱，但衣食不足而知荣辱者更难指望。 　　　　与其让农民工当代表，不如创造条件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选民的选择自由。农民工自由选择的人才能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尽管当选者并非农民工。让农民工投票选农民工做自己的代表，就像限制穷人只能请穷人为自己打官司一样，本身就是对农民工选择权的限制，也包含了对农民工行使选择权的不信任。如果对农民工做选民的能力都不放心，何以对他们做代表的能力放心？这是一个悖论。 　　　　农民工代表能不能在立法上替农民工维权？依据广东省的有关规定，农民工代表必须是“农村户籍、从外省市来广东务工”者。我们都知道户籍在今日中国的重要性，没有当地户籍者在公务员考试、子女上学、社会保障乃至办理生孩子、租房子的手续上都不能享受本地户籍者同样的待遇。如果农民工代表能够在立法上替农民工维权，那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废除这种歧视制度。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农村户籍、从外省市来广东务工”者，他们将立即丧失农民工代表的身份。当代表就是为了不当代表？这是又一个悖论。　（原载《新快报》） --------------------------原载《新快报》 回目录 教育公务员尊重纳税人的建议听起来不错--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郭庆海（河北） 据中国青年报1月23日报道，正在召开的政协云南省十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袁野建议，要对公务员进行公共财政、政府运营成本等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促使公务员转变“官本位”思想，树立强烈的公仆意识，使每一名机关干部把为纳税人服务、为群众服务当成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日常习惯。一句话，要通过教育让公务员尊重纳税人。 袁野委员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他说他看到“一些公务员一方面习惯于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却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群众的‘主人’；把群众纳税视作理所当然，却不把为纳税人尽职服务看成分内之事。”报道称，袁野委员的这番话引起与会许多委员的共呜，对此，我相当理解，因为袁野委员对相关现象的描述无比准确。而也正是因此，让公务员尊重纳税人，当然是个很不错的建议。但是，如果这一目标仅仅是靠“教育”去实现，那恐怕又只能是个“听起来不错的建议”了！ 以袁野委员之“通过教育让公务员尊重纳税人”之思路，他应该是认为，公务员之所以不尊重纳税人，乃是由于他们个人品德、素质上的欠缺－－这恐怕也是许多“善良人”的共同看法。然而在笔者看来，那与公务员们个人品德、素质上的欠缺或许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的公务员之不尊重纳税人，根本之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国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却没有因纳税而应拥有的权力。 而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再毫无必要的陷入到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的争执中去，我相信现实最能说明问题。那麽应该知道，在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公务员之尊重纳税人都堪称典范。至于那些地方的公务员为什麽尊重纳税人，可以注意到这麽一个规则：如果他们的公务员不尊重纳税人，他很可能会被解雇；当然，纳税人并没有权力直接去解雇公务员，但他们会把情况反映给议员；至于议员，他会就相关问题向市长或主管官员提出质询，而市长或主管官员一般不能不顾虑议员的态度。 这里当然也有些问题：议员是否可以不理会纳税人的反映呢？当然可以。但是，他恐怕要为些承担下届不能当选的代价，并且可能不得不立即辞职；市长或主管官员又是否可以不去顾虑议员们的态度呢？也可以。但是，它同样可能为此承担下届不能连任的代价，甚至同样不得不立即下台。 看，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权力传导的“链条”，纳税人其实拥有最终极的权力去掌握公务员的命运，甚至于这个链条上所有人的命运。于是，他们的公务员不敢不尊重纳税人，不得不尊重纳税人！ 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权力传导的“链条”。于是也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则：袁野委员批评公务员不尊重纳税人固然令人击节叫好，但他不做这样的批评也不会有人把他怎样－－不做这样的批评其政协委员职位或许更牢固，看某些被称为“敢言”的委员、代表连再次叁选的机会都失去就知道了；至于袁野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们去影响市长或主管官员的命运，则更是笑话了。 我有时甚至想，这或者就是中国这个社会感恩意识缺乏的根源吧。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公务员这个队伍对社会的影响都无疑是巨大的。而由于中国这个社会中纳税人事实上没有什麽权力，那麽公务员这个队伍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来说也就更大。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群，却并不对那个出钱供养他们的人感恩－－正象袁野委员所说，他们不去尊重纳税人。于是，中国这个社会的感恩意识怎能不缺乏呢？（新闻链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1/23/content_2043736.htm）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中国式民主陷阱：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感于中共＂盛世＂滥言朱中原 （北京） 如果要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喊民主口号最多的话，大概要数中国了，就连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在口号上恐怕也没有中国这么多；但如果要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最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实践的话，恐怕也应该数中国。 中国民主的口号，早在清末就开始了，其中，历经百年发展，无论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或是不真不假半真半假的民主，总归是民主了一把，口号了一把，忽悠了一把。甚至在专制集权的文革时代，民主的口号也仍然是没有丢的，只不过，这种民主是变相的民主，是集体专政下的伪民主。在这里，民主不是一种目的，而变成了一种手段。 在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民主的一些变异，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民主，还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民主，甚至是文革时期的所谓民主，其实都在实际的政治操练中变异了——走向了其相反的方向——专制。也就是说，当民主变得没有节制或被少数人利用而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专制工具。在这时候，民主就等于专制。而这种专制与封建专制还不一样，封建专制乃是皇权的专制，说得明确一点，只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而民主社会下的专制则是集体的专制，而这个集体的专制则被套上了民主的外衣。 民主是一个普世性的价值，是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政治要素，是通往世界文明的必经之路。正因如此，正在迈向现代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中国，自然不能落后。因此，正像中国不拒绝西方国家的市场一样，中国同样不拒绝西方国家的民主，但又不说自己的民主是直接吸取了西方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民主，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又根本找不到其历史的根源。 那么，什么又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呢？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式民主呢？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其实，所谓的中国式民主主要就体现为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党内民主是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提出的口号；而协商民主则主要是针对政协而言的。因为有了政协，在中国才有协商民主这个提法。 而事实上，协商民主一词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是1980年，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的。在其民主观中，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但是，真正赋予协商民主动力的是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才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当西方国家还处在对协商民主的理论探索中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实践层面演绎协商民主了。从1949年全国政协成立开始，中国就已经在进行所谓的协商民主了。所以，中国人似乎应该是“协商民主”的老祖宗，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我建议全国政协应该和西方学者打一打官司，告他们侵犯了知识产权。 然而，中国的协商民主很难说具有民主的真正要义。 西方理论家所谓的协商民主，其实是作为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补充。协商民主是与代议制民主相并列的一种民主方式，代议民主强调选举途径，而协商民主强调公共言论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西方的这个协商民主本身是没有什么缺陷的，而且在西方的那种制度下，它本身也是可以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而协商民主一挪到中国来，则情况大大不同了。明确地说，中国所谓的协商民主，实际是政协制度的一种产物，是一种履行政协职能的工具。什么叫协商民主呢？言下之意就是说目前我们搞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还不合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那么协商民主就是中国本土条件下通往民主之路的一条现实有效的途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目前还不能搞选举民主，而只能以协商民主代替，这其实容易给人一种误导：误以为西方的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言论，而在中国却变成了政协体制下的所谓民主，这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就即便是中国真有政协体制下的民主，那么，在一党制的中国，政协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政协是参政党领导下的一个机构，既然是协商，那么民主党派就只有协商权，而无决策权，而协商到最后，还是由参政党说了算。 与协商民主相对应的，中国还有一个民主类型，那便是党内民主。党报告中写的是，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生命线。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但问题是，所谓的党内民主真的存在吗？其他不说，中国现在的官吏任免，省部级干部都得经过中组部任免，而中组部又听谁的呢？当然是听政治局的。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地方文联主席的任免，都得经过省一把手同意。而像中国作协、中国书协主席这样的民间性文艺团体，其主席也得经过中组部的任命，而像省级作协、书协主席的任免，就得经过省委宣传部的提议，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当地政府一把手。难道能说这样的任免方式是有全体党员共同参与并同意投票的吗？一个荒唐的例子就能证明：中国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新一届主席团换届时，竟然产生了18个副主席，而这18个副主席据说都与省里重要官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之所以产生了18个副主席这样的荒唐现象，乃是因为河南省官员之间的权力难以平衡下来，所以才不得不上了18个副主席，据说还要增加到23个。这样的民主是真正的党内民主吗？而即便这是党内民主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民主又是真正的民主吗？很显然，这样的民主就是官员内部的权力分赃，私下商量好，谁也不闹意见，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上说的还是中国党内有没有民主。我们假设党内有真正的民主，那么，这种党内民主于社会于国家是否有益？党内民主真的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吗？让我们先来看看几个大型工程吧：第一个最大的工程就是三峡工程，第二个是怒江水利开发工程，第三个是圆明园防渗工程，第四个是大西线工程。 这几个工程，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央政府立项上马的浩大工程，而且号称是彪炳千秋的。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说这几个工程没有充分经过党内的民主程序吧？可是，这么浩大的工程，在老百姓中间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不论是从保护生态角度，还是从保护国土资源角度，不论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还是从维护国家历史文物角度，或者是从科学规律角度，这些工程都经不起科学论证，遭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和老百姓的强烈质疑，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没有充分吸收老百姓的意见和专家的建议，就匆忙上马，这种党内民主究竟有多大的民主价值？ 可见，在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监督机制之前，党内民主只是一种奢谈和妄想。从党的机构组成来说，负责监督检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都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并对中央委员会负责，这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根本起不到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的作用。湖南省一位退休下来的纪委书记曾坦言：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独立出来，发挥其独立的监督检查作用，对中央委员会实施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缺位问题，也才能谈得上党内民主。 而事实上，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去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民主其实很简单，民主也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脱离实际空喊民主口号，无异于空中建楼阁。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全球新兴民主论坛 三大主张 加强国际合作--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自由时报 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昨天于台北召开，与会的罗马尼亚前总统康斯坦司古（左起）、南韩前总统金泳三、陈水扁总统、萨尔瓦多前总统佛洛瑞斯、波兰前总统 华勒沙与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等，一同探讨新兴民主国家的成就与挑战，会后领袖们签署联合宣言，并一同合影留念。 （记者张嘉明摄） 〔《自由时报》记者邱燕玲／台北报导20080126〕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昨圆满落幕，陈水扁总统与其他五国卸任元首共同签署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宣言；陈总统表示，未来希望中国能加入新兴民主国家的行列。 萨尔瓦多前总统佛洛瑞斯、南韩前总统金泳三、波兰前总统华勒沙、罗马尼亚前总统康斯坦司古、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昨出席这场论坛；因机场浓雾无法及时来台的保加利亚前总统哲列夫则委请康斯坦司古代为宣读发言内容。 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王金平昨也出席开幕式致词。论坛开始前，陈总统陪同贵宾参观台湾民主影像走廊，共同见证台湾民主发展过程。 扁提议设全球企业伙伴奖 历经一整天的讨论，陈总统在闭幕时提议成立「全球企业伙伴奖」，遴选对于新兴民主有卓越贡献的企业人士十名，各颁发奖金十万美金，盼深化与新兴民主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宣言有「三项原则、三个反对、三大主张」。「三大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权至上以及民主和平；「三个反对」为反对以暴力或任何非和平方式来解 决任何冲突与争端、反对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对专制独裁政权提供援助、鼓励或姑息、反对以任何理由或手段，限制、剥夺甚至侵害个人的基本人权。 「三 大主张」为：第一、新兴民主国家的互助与合作必须从经验分享走向一致的行动，加速资源整合与观念的创新，对全球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扩展提供多层次的支持；第 二，加强与先进民主国家针对自由、民主、人权与和平等议题的对话与交流；第三，支持一切形式的国际民主合作，包括「民主共同体」、「民主伙伴关系」等提 议。 金泳三致词指出，真正民主的领导人会谦虚聆听人民需求，真正的民主力量不会独占民主化的成果，领导人更不会透过转型期间的不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华勒沙指出，任何国家想要获得经济发展与和平，都得仰赖民主。戴克拉克表示，若无自由、中立、有效的司法制度，民主就无法健康发展。康斯坦司古说，看待民主不要只是模仿西方的经验理论，民主社会也不能让人民盲目地服从领袖。 陈水扁和五国前元首论及中国民主（美国之音 记者： 王怡茹 / 台北 /2008年1月25日） 由台湾总统陈水扁和五个国家卸任元首联合发起的‘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1月25号在台北召开。 与会元首除了讨论实施民主的经验，也关切中国何时能踏上民主之路。 韩国前任总统金泳三、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以及罗马尼亚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卸任元首参与了这场论坛。 分享各国在宪政、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和转型正义等方面的民主经验。 *金泳三：民主才能保人权* 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感兴趣。他说：“中国目前会选择宪政发展，还是只注重经济制度的改变？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人口众多，国际地位举足轻重，国际力量日益强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民主在中国落实？”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保障中国的人权。他说：“全球人民的合作非常重要。这也要包括中国人，他们不像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自我保护的基本权利。” *陈水扁：中共党政军合一* 台湾总统陈水扁批评中国大陆反对台湾举行公民投票就是反对民主。他说： “中国本身没有民主，也不希望看到台湾的民主，所以对台湾的民主仍然极尽打压、杯葛、甚至反对和否定之能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再宣称表示他们反对台湾实施任何形式、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 陈水扁对于中共政权党政军合一、军队国家化沦为宪法具文、以及压制异议人士等做法也提出抨击。 *瓦文萨：民主浪潮不可逆转* 曾经获得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则认为，中国面临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长期抵抗民主浪潮。他说： “民主、自由和开放市场是任何国家想要在21世纪里发展和繁荣的唯一途径。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可能将人类的发展倒转，回到过去。” 展望未来，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呼吁民主国家保障少数族群。他认为全球化的趋势导致人口流动，各国的人口组成日益复杂，进而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新挑战。 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 中华民国97年01月24日 总统设宴欢迎来台参加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的卸任元首及贵宾 　　陈总统水扁先生今天晚间在台北101大楼设宴，欢迎来台参加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 的卸任元首及贵宾，包括萨尔瓦多前总统佛洛瑞斯（Francisco Guillermo Flores Perez）伉俪、大韩民国前大统领金泳三伉俪、波兰共和国前总统华勒沙（LechWalesa）、罗马尼亚前总统康斯坦司古（Emil Constantinescu）、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Klerk）伉俪等都出席晚宴，总统对于卸任元首及贵宾基于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与深切关怀，不远千里来台与会，代表台湾政府与2,300万人民表达最诚挚 的欢迎与感谢之意。 　　总统晚宴致词内容全文为： 　　今天晚上能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台北101，代表我国政府和2,300万台湾人民，在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大会的前夕，以「民主飨宴」款待来 自全球五个新兴民主国家的卸任元首和夫人，这是台湾最大的荣幸和喜悦，各位卸任总统基于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与深切关怀，不辞万里莅台与会，令人非常感 动，谨再次向各位伟大的民主先锋致上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之意。 　　今天我们选择在台北101举办晚宴，至少有三层意义。第一、台北101是目前全世界第一高的摩天大楼，在世界建筑的最高峰款待各位民主领袖，再次彰显 虽然民主有其弱点和缺点，但仍是全世界最好的、第一名的体制。如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所指出：所有想用民主以外的体制来治国的统治者最终都会发现，没有 任何体制能比民主运作的更好。 　　第二、台湾不但每年会遭到台风侵袭，而且还位于地震带上，事实上，距台北101二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就有一处10公尺厚的断层，要在这样的地方兴建台北 101，这个建筑的设计必定要能防风、防震，所以工程团队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运用许多当代摩天大楼中最先进的技术来克服先天的限制。 　　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发展和成长也是这样，各有各的先天挑战及限制，经常必须在狂风暴雨与震荡中勉力前进，唯有战战兢兢，凭借智慧、毅力、耐力和创造 力，才能为国家做到「防风」和「防震」，让国家的民主发展像这座摩天大楼一样，风再大、地再摇，还是能巍然耸立，坚定不移。 　　第三、我们相信「梦想」与「信心」大过一切的困难。台北101在规划初期原名「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因为我们希望把原本荒草蔓生的台北市信义计划区， 建设成台北的「曼哈顿」。这座大楼是在本人担任台北市市长任内开始规划兴建，是台湾第一件成功的BOT案，更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第一座破世界纪录的摩天大 楼。1994年12月本人就任台北市市长，1995年成立催生小组，从1997年发包、1998年动工到2004年正式开幕，只花了七年的时间，而市政府 则利用所获得的新台币二百多亿权利金，进一步推动「北二高信义支线」与「洲美快速道路」等重大交通建设。 　　因为我们坚持梦想、绝不放弃，今天台北101才能矗立在大家面前，成为台湾的地标和骄傲。除了是世界第一高的摩天大楼之外，台北101还有全球最高的 建筑露天观景台、时速达六十公里、最快的电梯速度，为了抵销风力所产生的摇晃，还有目前全球最大的阻尼器，这也是全世界唯一开放游客观赏的巨型阻尼器，另 外还有跨年夜最大的倒数计时钟，每年跨年夜的烟火秀，吸引50万人，让台北城high到最高点。 　　就像当初兴建台北101的工程团队一样，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的各位与会领袖，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民主工程师」，从不放弃梦想。各位最了解新 兴民主国家所面对的困境和挫折，但是对于民主的热情和期待仍然丝毫未减，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享受民主的果实、呼吸自由的空气，依旧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梦想， 也正是这样的梦想让我们今天晚上共聚一堂。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努力不懈，新兴民主国家也能像台北101一样，「万丈高楼平地起」，克服万难、迈向巅峰。 　　现在，请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先生与本人共同举杯，来敬祝各位领袖政躬康泰！第一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圆满成功！民主万岁！人民万岁！ 陈水扁总统接见波兰共和国前总统华勒沙 台湾总统府新闻稿中华民国97年01月24日 　　陈总统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接见波兰共和国前总统华勒沙（Lech Walesa），对访宾再度来台参加「全球新兴民主论坛」，代表政府与人民表达最高的欢迎与感谢之忱。 　　总统表示，这是华勒沙前总统第5度访台，除1996年的首度访台外，其余4次都是在他总统任内，2000年5月参加他的就职典礼、2001年参加「世界和平台湾发声活动」、2007年参加「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倡议大会，此次再度前来，定能为大会增色增光。 　　陈总统也关心华勒沙前总统的健康状况，看到他精神奕奕，身体健康，气色比去年好，让人欣慰。而对华勒沙前总统所推动，由华勒沙基金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所共同策划的「鹰巢」合作计划，提升波兰中小学生优良课外活动，获致热烈的回响与支持，总统也申表贺意。此外，总统并推崇华勒沙前总统对推 动波兰民主化所作的努力与贡献，并期盼台湾成功的民主故事，也能对共产国家包括中国发挥灯塔效应。 　　华勒沙前总统则表示，台波两国关系在陈总统任内变得更为密切，也欢迎陈总统在不久的将来加入「前总统俱乐部」，相信以陈总统在台湾所获致的民主成就，未来必能对全球民主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华勒沙前总统、华沙驻台贸易办事处副代表莫拉夫(Morawski)、华勒沙基金会主席Piotr Gulczynski、前总统助理AdamDominski等，上午由外交部次长朱玉凤陪同，前来总统府晋见总统。总统府副秘书长林佳龙也在座。 --------------------------原载《自由时报》 回目录 台湾九论--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严家祺（美国） 一论∶国家和王朝都有生命 国家与王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一个国家，可以经历若干不同王朝，如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都是不同的王朝，法国历史上经过加佩王朝、瓦罗亚王 朝、波旁王朝、拿破仑王朝、复辟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王朝有生命，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的清王朝灭亡了，但中国没 有灭亡，从此在名义上结束了王朝时代。 王朝会灭亡，国家也会灭亡。历史上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国家，如公元前的米底帝国、迦太基王国，公元后的汪达尔王国、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伽色尼 王国，都已灭亡了。波兰曾遭三次瓜分，灭亡了一百二十多年，因为波兰民族始终存在，终于获得再生。公元前十世纪，犹太国王大卫统一南北巴勒斯坦，建立了以 色列--犹太王国。所罗门国王一死，王国就一分为二，成了以色列王国和犹太国。这两个国家活了二、三百年后，先后灭亡了。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亡了二千年又 返回巴勒斯坦，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国重新复活。国家会灭亡，但只要这个国家的民族没有消失，就有可能再生复活。但许许多多国家灭亡了，再也没有得到重生。 所以，国家与王朝一样，都有产生、兴盛、衰弱、灭亡的时期，他们都是"生命体"，"共和"消除了"王朝"，只要国家存在，共和政府就无须像王朝那样担心自 己的灭亡。 国家寿命长短不一，迦太基帝国活了近七百年，拜占廷帝国活了一千一百多年，神圣罗马帝国活了八百多年，都已寿终正寝。在世界各国中，只有埃及、印度、中 国，不多几个国家长命数千年。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任何力量使它灭亡。只有到人类进行大规模"外星殖民"的一天，地球上国家与民族的划分才会失去意义。 二论∶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分合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分合，是中国这个国家所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成的。许多国家没有"分分合合"的经历。一些国家鼎盛强大数十年、上百年，衰亡后就消失 了。那个奥斯曼帝国，十五世纪灭亡了拜占廷、十六世纪征服了埃及，到十六世纪中叶，东起中东两河流域，西至北非今摩洛哥东界，北起东欧中部，南达今苏丹北 部，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后来就一块一块国土丢失了。许多国家没有分分合合的历史，鼎盛一时后竟是死亡，连"日不落"的查理五世的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如此， 过去的辉煌永不再来。中国却不是如此，中国有分裂、有衰弱、有受人欺凌的时期，也有统一、强大、辉煌和再辉煌的时期。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分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三国时期，东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都是"大分裂"时期。魏、蜀、吴"三国并立"，三个国家都是"中国的一部份"。公元九四○年前后，一个中国分裂为后晋、后蜀、南平、楚、南汉、南唐、吴越、闽多个国家，哪一个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在十三世纪 初南宋与西夏、金国并立时，在我看来，在云南的大理国、吐蕃国和伸及中亚的西辽国都是"中国"的一部份。在这里谈"中国一部份"时，"中国"两字首先是指 一个"地域"，而不是"国家"。 人类几千年历史上不同地域的国界变动可以说千变万化。埃及、印度、伊朗、中国、日本不多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性，当出现国界变动或国家分裂时， 这些地区的人还会说，那分裂的一部份还是"我国的一部份"。但对中亚、中东、欧洲许多地方来说，国界的频繁变动而使这些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根本说不清那 一块土地是哪一个国家的"一部份"。拿巴勒斯坦的土地来说吧，在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国王统治时代，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土地，从公元一三五年至一八八二年的 一千七百多年中，犹太人都离开了巴勒斯坦，后来阿拉伯人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一八八二年因俄国掀起反犹运动，第一批俄国犹太人才移居巴勒斯坦。 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Ferganskaya），今日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份"，但在历史上曾归附过中国，一八七六年被俄国吞并，后来又成了"苏联的一 部份"。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台湾海峡转向世界各国，看一看巴勒斯坦，看一看费尔干纳，看一看人类几千年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疆域变化，我们在面对台湾问题时，首先要正视现实，正视从一九四九年后，台海两岸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 三论∶"一个中国"是美国的"中国政策" 在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并立时代，除魏蜀吴三国外，罗马帝国和安息（后为萨珊波斯）是世界两大强国。这时，曾在中亚和北印度有辽阔疆域的大国贵霜帝国也 走向分裂而衰败下去。当时，无论是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吴国的孙权，都没有"国际承认"观念，没有谁想到要求外国是否承认自己"代表中国"，当时中国 的"现实"就是三国鼎立，魏、蜀、吴每一方想的就是武力统一中国。 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国际法上承认的问题。当一个新国家产生后，存在一个"国家承认"问题。苏联解体，一国变成十五国，存在对十五个国家 的承认问题。承认了新国家，也就承认了新国家的政府。但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政变、推翻了旧政府，这就存在一个对新政府的"政府承认"问题。在国际法中， 承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实体，并不是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而是国家本身，当政府发生变动后，这些权利与义务仍然存在。日本在上世纪的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 大量毒气武器，仅中国东北的哈尔巴岭，日本方面用金属探测器就探到六十多万枚。日本对遗弃毒气武器就负有国际责任，上世纪日本政府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 遗留毒武问题，今日日本政府就不能置之不理。当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和战争，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而国民党仍掌握着中国一部份土地（台湾）政权时，外国就面 临一个对台海两岸政权的承认问题。外国政府可以同时承认两个政权，也可以在两个政权中选择一个加以承认。"一个中国"是美国的"中国政策"。一九四九年， 毛泽东宣布成立了一个"新中国"，中国建国已数千年，毛泽东去世前最后一个"国庆"，还认为他建立的新国家仅仅"建国"二十六周年。直到毛泽东去世，美国 还是没有承认毛泽东建立的新国家。所以，"一个中国"政策，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是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明存在，美国就 是不承认。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中美建交公报》中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 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非官方关系。"美国的"德国政策"，在东西德统一前，是"两个德国政策"，这同美国的"中国政策"十分不同。 四论∶"独立"有三种不同形式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海峡两岸事实上就有了两个国家。到一九五六年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只有二十八个，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 认中华民国。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只有二十六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已有一百六十四个。今天，北京批判"两国论"，否认中华民国 的存在，那么，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能不能批判"两国论"，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呢？应当说，在两种情况下，都不能否定对方在事实上的存在。 在世界历史上，独立有多种形式，其中较常见的有三大类∶ 一是"分离独立"，希腊、埃及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数百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几年，埃及建立了"阿里王朝"，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份，在事实上，埃及已从奥斯曼帝国中得到"分离独立"。一九七一年东巴基斯坦独立，一九九三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中分离，都是"分离独立"。 二是"解体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独立，上世纪末苏联解体，成立十五个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都是"解体独立"。 三是"对峙独立"，原来统一的国家由于内战而分裂为两个和多个国家，在军事上互相对峙，这样形成独立国家，称为"对峙独立"。公元七至十二世纪，印 度戒日王帝国的分裂，中世纪法国加佩王朝时代的割据分裂，中国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一九四九年后台海两岸的对峙，所形成的独立状态，都属于" 对峙独立"。 上述三类独立形式，相互间并无绝对的界限，由于人类事务变化多端，有些独立形式在一时期具有"解体独立"因素，在接着的时期又成为"分离独立"。如 果说苏联解体形成独立国家的过程是典型的"解体独立"，那么，可以说，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的过程，既包含着"解体独立"过程，也包含着"分离独立"因素。 五论∶不要混淆"独立后行为"与"独立"本身 魁北克现今是加拿大的一部份，魁北克要走"分离独立"道路，独立建国，但魁北克与东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不同，不走暴力、战争的道路，企图通过和平的、公 民投票的方式从加拿大中分离出来。因为魁北克现在并未独立，它进行公民投票，只有在加拿大联邦政府认可或不公开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得不到认可，分 离独立就会走暴力或战争的道路。 巴基斯坦在建国后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中间被印度领土隔开。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长期要求独立，他们独立道路是走"分离独立"道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印巴分治后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度军队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十二月十六日，印军占领达卡，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军投降。在这一过程中，东巴基斯坦 从巴基斯坦中分离开来，获得独立。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独立后的东巴基斯坦"正名"，国号称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东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孟加拉国的诞生连 在一起，但严格地说，东巴基斯坦"正名"为孟加拉国是"独立后行为"，而不是"独立"本身。南斯拉夫解体后，又经过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在二 ○○二年三月改名为"塞尔维亚与蒙特尼哥罗"（Serbiaand Montenegro）。如果说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后剩下的南斯拉夫是"解体独立"与"分 离独立"的结果，那么，可以说二○○二年三月"塞尔维亚--蒙特尼哥罗国"的产生不是"独立"，而是南斯拉夫在"解体独立"和"分离独立"后出现的行为。 现在台湾问题的复杂在于，把三件有联系但不同的事混淆在一起了。 第一件混淆是，把"对峙独立"与"分离独立"相混淆。台湾的独立，与希腊从奥斯曼帝国，东巴从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中"分离独立"不同，台湾独立现状是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内战形成的"对峙独立"。 第二件混淆是，把"中华民国"改国号为"台湾国"这样一种行为，与"独立"本身相混淆。这就如同把二○○二年三月解体后剩下的"小南斯拉夫"改"国号"视为"独立"，把孟加拉国定"国名"本身看作"独立"本身一样。由于这种混淆，很多人把"台独"、"魁独"等混为一谈，在这种混淆下，这些人没有看到 "魁北克至今仍在加拿大控制下"和"台湾早已不在北京控制下"的重大区别。第三件混淆是，把"国际承认"问题与"两岸自己的问题"看作是同一件事，把外国对两岸的"国际承认"政策拿来当解决两岸关系的政策。 六论∶不要混淆"国际承认"问题与两岸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去代表 "台湾人民"，否则，《公告》应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当时，北京与外国的建交文件中，有的国家承认北京建立了一个"新政府 "，有的国家承认建立了一个"新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建交谈判中，都要求过去与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北京与外国建交时逐步明白，不是要求外国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同于"中华民国"的"新国家"，而是要求外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这样一句极其重要的话，并没有写 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的"公告"中。 "一个中国"是美国的"中国政策"，也是中国在与外国建交时，要求外国政府承认在台海两岸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北京政权长期以来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一是外国对中国两岸两个政府选择哪一个政府承认的问题； 二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即台海两岸关系问题。 在处理中国自己问题，不是要把外国政府看两岸哪一方更重要放在首位，而是首先要正视两岸关系的现实。两岸的现实是，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来，台海 两岸任何一方的法律以及政府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台湾在一九四九年后与大陆形成的"对峙独立"，早就是事实，如果台湾今日像魁北克那样正在争取独立和 "公民投票"，那就有一个"支持独立"或"反对独立"的问题，在魏蜀吴三国已经鼎立的情况下，已不是什么"反魁独"、"反魏独"、"反蜀独"、"反吴独" 的问题，而是正视"台海两岸任何一方的法律与政府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这一基本现实，寻求统一之路。 如果不正视"台海两岸任何一方的法律与政府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这一现实，如果在这一现实下还把"台独"看做是"魁独"那样的势力，如果在这一现实下，中国还要把功夫放在南斯拉夫"正名"为"塞━蒙"这样的问题上，中国能走向统一吗？ 七论∶"台湾制宪"不碍统一 台海两岸统一后，需要有一部"统一宪法"。十分明显，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不相容的，而一部台湾宪法却可以与联邦制中国的"统一宪法"相 容。在联邦制下，台湾、西藏、新疆、内蒙都可以组成"特别成员邦"，台湾可以有"台湾宪法"。德国现行宪法称做"基本法"，叫"宪法"与"基本法"都无关 大局，不过是一个名称问题，重要的是，联邦中国任一成员邦的"宪法"、"基本法"都不能与联邦中国宪法相抵触。 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下回归中国，由于台湾情况不同于港、澳，用和平的方式很难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实现，即使两岸在"一国两制"下统一，一 部在台湾具"可行性"的宪法可以容易地转换成一部"台湾基本法"。把"公投制宪"看得太严重，这是"五论"中"三大混淆"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连宋扞卫 "中华民国"，扞卫"宪法总纲"，是真正的台湾"维持现状派"。在台湾选举问题上，我支持"维持现状"，支持"族群和解"，支持"台海和平"。我同样主张 中国和平统一，但和平统一条件尚未成熟，要在大陆民主化基础上进行。 在台海两岸"对峙"如同公元三世纪"三国鼎立"都成现实的情况下，政治家寻求统一或"自保"的路只有两条，一条依靠武力，另一条就是和平之路。如果 我们站在蜀国的立场上看曹操、曹丕的作为，眼睛盯着他们是否要废汉朝皇帝，是否要改国号"正名"，是否要"制宪"，而动员舆论来制止曹操、曹丕的作为，是 无济于事的。"反魏独"无助于"促统一"。因为"魏独"并不像"魁独"，魁北克尚未独立，而魏国独立于蜀吴之外。 八论∶当代中国统一只能走"和平统一"之路 一个国家的统一有两条路，一条是战争的道路，另一条是和平的道路。在欧洲，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走的都是战争道路，而西班牙的统一，二十世纪末东西德的 统一，走的是和平道路。在西班牙统一前，比利牛斯半岛上有三个基督教国家，即卡斯提、阿拉冈、葡萄牙，在半岛南端，格拉那大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在十五世 纪，阿拉冈的王子和卡斯提王位的女继承人结婚，当两人先后登上王位后，两国合并，西班牙在大部分土地上实现和平统一。几年后，西班牙又用武力向格拉那大的 伊斯兰教国家进攻，实现西班牙的完全统一。在二十一世纪后半期，一个欧洲联邦国家将会出现，这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走"和平统一"之路的典范。 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西晋王朝、隋王朝、北宋和元王朝的统一，都是武力统一，走的是"战争统一"的道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由于中国不能孤立于 国际社会外，以战争的道路走向统一是走不通了。由于中国缺乏和平统一的先例，缺乏和平统一的经验，台海两岸在寻找和平统一之路时更需要学习与探索。 在台湾通过公投法之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接受《了望》周刊访问时说，只要台湾借公投搞"变相台独"或"实质台独"，大陆就绝不容忍。如果 为反台独而战，代价无非以下六条，即二○○八年停办奥运、投资减少、与某些国家关系倒退、中国东南沿海受到战火影响、经济停顿倒退，解放军作出必要牺牲。 彭光谦却没有指出，即使一些台独主张者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台海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骨肉同胞的自相残杀。彭光谦也没有指出， "台独"如何不同于"魁独"，没有指出台海两岸的现状是"任何一方的法律和政府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这种状况并不会因"公投"而发生变化。彭光谦更 没有指出，武力统一将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不仅会造成两岸人民之间更大距离，而且会引发中国大陆政治上的突变。 武力统一的道路走不通，不能走，和平统一的道路则需要依靠两岸中国人的智慧去探索。事实上，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已使台湾作为" 四小龙"之一的"经济优势"相形见绌，台湾的民主化虽有成就，但仍属"民主初步"，只要中国大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迈开民主化的步伐，水到渠成，和平 统一就会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九论∶两岸在"联邦制"下可实行"协同外交" 自愿、对等、和平是两岸统一的"三大原则"。在这"三大原则"下，中国统一，我认为最为可行的结构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这种联邦制，不同于现今美国 的、加拿大的、德国的、澳大利亚的联邦制，就是对若干"成员邦"规定"特殊条款"，作为"特别成员邦"，他们与联邦的关系比较松散。台湾作为特别成员邦， 按"联邦中国"宪法规定，可以在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中有台湾的席位。台湾不同于中国大陆一般的"普通成员邦"（可称自治省、自治市），享有联邦宪法明文 规定的某些外交权与外事权，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台湾可按"协同外交"的原则表达自己不同于联邦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两岸不仅有"协同外交"，而且可以 建立"协同国防"。多年来美国和欧洲对台的军售就成为统一的联邦中国在"协同国防"下的军力。 现在，中国正在崛起，台海战争将会打断这一崛起的进程，甚至使中国大陆在突变中陷入混乱和衰败。台海战争，不可能由外国挑起，两岸的中国人完全可以 依靠智慧加以避免。避免台海战争，在和平、两岸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是两岸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与愿望。民主的统一的中国，将是最终结束王朝时代的中国。尽 管国共两党的统治都带有王朝的特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还是可以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两个"共和国"称做"第一共和"、"第二共和"。民主的，统一的中 国是"第三共和"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必将集中台海两岸人民的智慧、才能和力量，使中国走入再辉煌的时期。 （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04年1月） --------------------------原载《《前哨》月刊》 回目录 克服民族分裂的两项制度安排--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吴稼祥（北京）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虽然数次公民投票都让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派受挫，但在最近一次公投中，赞成独立与反对独立的票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加拿大联邦政府吓出了一身冷汗。与加拿大相比，美国就舒心多了。自从费城制宪以来，被并入美国版图的州37个，却没有一个州要求从美国分裂出去。同样是联邦制国家，为何有此差别？ 1，“沙拉国”与“拼图国” 是美国的国家吸引力比加拿大大么？是，也不是。并不比加拿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澳大利亚，也没有一个州要求独立。是民族问题在作怪吗？不是，也是。说不是，是因 为美国是世界上容纳民族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并没有分裂问题；说也是，是因为魁北克省的分裂倾向确实是因民族问题而起，该省的法裔居民想有一个自己的国 家。法兰西人对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自豪感，使得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文化被英语文化慢慢同化。 在美国也有许多法裔居民，他们虽然有同样的民 族自豪感，但绝不可能要求独立。他们没有可能独立，因为他们散居在美国各地。而加拿大的法裔居民则聚居在魁北克省，这个省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这就是说， 当一个少数民族在一个多数民族的国家里“散居”时，一般不构成分裂倾向；当他们在一个多数民族国家“聚居”时，独立倾向则可能得到培养。 “散居”是一种“沙拉”结构，“聚居”则是“拼图”结构。就民族结构而言，美国是个“沙拉国家”，加拿大、俄国和中国都是“拼图国家”。凡拼图国家都有民族分裂的潜在危险，不论它的国家结构如何。 2，垂直的三权分割 因此，设计中国未来的联邦制结构，要比当年美国联邦党人设计美国的联邦制结构困难些。好在中国可能是最后一个走上现代联邦制的多民族大国，有足够的前车之鉴 和前事之师。在世界上所有的拼图国中，最接近中国国情的是俄罗斯。俄罗斯有一百多个少数民族，比中国还有多，实行联邦制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兼顾地方自治、 民族自治与国家主权统一双重目标，俄罗斯作了两项不同于西方任何联邦国家的制度安排，一项已经载入宪法，就是联邦主体的多样性和身份的双重性；第二项是普 京上台后进行的安排，即大区制和总统特使制。 俄罗斯有89个联邦主体，包括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联邦直辖市、1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个自治专区中的9个 自治专区，它们既是所在州或边疆区的组成部分，也是联邦主体；它们不仅在所在州或边疆区的联邦议院里有代表，它们的代表还和所在州或边疆区的代表一起，进 入俄罗斯联邦议院。这就是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多样性和联邦主体身份的双重性，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可以最大限度让聚居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实行自治，也可以在地方 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机制。 这种安排显然不能完全约束那些民族自治共和国。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通过后，以鞑靼、车臣-印古什、乌拉尔共和国为首的分裂活动虽然开始收敛，但分离主义的倾向并没有被消除。在1994年-1997年间，各联邦主体颁布的二级立法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立法与有关联邦法律相抵触。普京就任总统后，将全国划分为7个行政大区，每个大区委派一名总统代表，以加强垂直的行政权，进一步削弱地方和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效果不错。俄罗斯这两项制度安排，把传统的总督制和现代联邦制结合起来，创造了现代垂直的三权分割制度，在多民族自治、大国民主和国家主权统一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3，粤港与闽台特区 这项制度安排值得我国在全面联邦化过程中借鉴。我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但只有5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如果只有省级政治体能够成为将来中国的联邦主体，能有代表进入联邦决策层的将只有汉、藏、蒙、维、回、壮6个民族。假如某个自治区有分离倾向，在这个自治区里生活的其它少数民族想不分离都做不到，如果公投，他们是少数。 因此有必要考虑将人口超过百万的彝、苗、满、 土家、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等较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州或自治县的身份双重化：既是其所在省或自治区的自治主体，也是全国的联邦主体。原则上一个少数民族在联邦只有一个主体，但有大量人口居住在自治区外的藏族，或许可以有多个联邦主体。 有趣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就曾经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大区，并设立相应的党的领导机构。毛泽东执政后，设立了华北、东北、华东、华南、中南、西南、西北7个局，分大区管理29个省、市、自治区。在中央集权条件下，设大区，对最高当局来说是一项分权措施，所以越来越高度集权于自身的毛泽东最后撤消了大区；而在联邦条件下，设大区则可能是一项集权措施，在过于分散的地区和民族拼图上增加一层黏合剂。 不过，在联邦条件下，中国的大区将如何设立，是委派总统特使，还是委派护法（宪法）总监到大区行使职能，还值得仔细研究。如果委派总统特使，国家宪政的天平便可能向行政权倾斜，总统的权力将大于议会的权力和法院的权力，可能为总统个人集权洞开方便之门。 至于大区划分，我想强调的一个考虑是将原华南局分成两块，一块是粤港特区，包括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另一块是闽台特区，包括福建和台湾。提出这个考虑， 不仅有地域文化方面的理由，也有地缘经济方面的理由，还有政治心理方面的理由。单就语言论，台湾钦定的新国语，不就是闽南话么？妈祖庙与闽南话，便是闽台特区的共同文化基因。（作者博客） --------------------------原载《博客》 回目录 观察印度的视角--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秋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最近在《新财富》发表文章《印度启示录：三个世界与不公平下的和谐》。作者通过对印度的实地考察，得出了三点结论，其中头两点是：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主制度应该缓行，过早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会带来不自由。第二，法制不能神化。在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可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有效。因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效率，有赖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如廉洁的法官、行为受到约束的律师等等，这些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难以建 立的。因此，利用法制系统来约束政府的做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恐怕是很难形成的。 这是两条令人震惊的结论，尽管作者似乎是不经意地道出的，尽管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及获得某家杂志正式命名的“愤青”中，这种结论其实稀松平常。 比较研究的傲慢 这一百年多来，中国是在比较中活过来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反应型的，作为一个后来但希望追上先进的民族——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自然立刻会注意到中西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差距。因此，中西比较就始终是20世纪国人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知识背景。一直到80年代，比较文化研究还是一门显学。 不过，这些敏感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时主要是自我责备，以至于自虐。焦灼的启蒙者们悲愤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落后”，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希望引领中国人脱胎换骨，完成人性的自我更换，从黄土文明转向海洋文明。 到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比较文化研究衰落了。这似乎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关。强大的经济实力似乎让人们找到了某种自信，有些人士因“经济奇迹”而得出结论，中 国在文化上已经不输于外国了，甚至于中国的样样都很好。由此，到最近几年，出现了另外一种比较研究。比较者的心态从文化上的自责，变成了经济上的自豪甚至 傲慢。 这种比较最初是针对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90年代以来两国的经济表现，让不少学者总结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中国模式”。俄罗斯休克疗法则被认为完全失败，并遭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耻笑。不过，最近几年，随着俄罗斯及东欧经济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这种比较已经相当少见了。 然从2004年开始，“拉美化”又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学者们把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及想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统统归之于带有一定地域歧视色彩“拉美化”概念之下。但Manatt & Jones全球战略顾问公司中国顾问吴向宏很快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没有资格轻视拉美。吴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相信，墨西哥是一个比中国富裕得多的国家，尽管墨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六倍！顺便引用吴先生的一句话：“看看最近几年从普通大众到所谓知识精英的议论吧，除了欧美一流西方强国之外，谁还被我们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中印比较也成了一个焦点。 “印度之路”的神话 把中国与印度放在一起说事儿，热中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2005年8月2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封面文章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单词——CHINDIA。这个单词融合了China和India两个词，尽管其创造者是一位印度学者，但《商业周刊》将其传遍全球。因此，庞中英最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印对比是西方的流行偏好”。 但“中印对比”显然不仅仅是个西方话语，中国人自己对印度其实很有兴趣。这种兴趣也许较早出现在软件行业。原因很简单，中国在经济领域样样都比印度好，唯独软件业似乎不如印度。很多中国经济专家不明白，甚至不服气。因而才会去找原因。 随后，中印对比研究扩展起来。不管是国内国外，主流的意见是，中国比印度表现更好。人们的努力主要寻找中国好于印度的理由。这些理由，其实几乎不出张五常的理论模型之范围。 张 五常是较早进行中印对比的经济专家。他的前提是：制度是以权利的界定方法划分，目前人类知道的只有三种：其一是以人的等级界定权利（共产制度），其二是以 管制法例界定权利（印度之路），其三是以资产界定权利（私产制度）。经济改革正确路径就是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道路上去。但权力如何肯让渡 出自己控制的资源？一个简单易行并且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赎买。因此，腐败有助于改革，有助于市场的发育。 至 于印度之路，则是最坏的，张五常多次讲过这个国家海关腐败的例子，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 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写进遗嘱里面。而这与印度的民主制度有关。因此，腐败比印度式的民主更有效率。 今天，几乎所有主流经济专家的研究几乎都是为张五常做注脚，李稻葵亦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个而已。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部分经济专家群体的政治意见直白地表露了出来。 知道自己的无知 但如果仔细查阅相关文献，立刻就可以发现：凡是支持中国好于印度之结论的，一般都是专业经济分析人士，不管他供职国内机构，还是供职于跨国投资银行。相反，凡是广泛地考虑经济之外因素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则对中国显然并不有利，甚至往往更看好印度。 谁的意见更可信？回到未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无从验证。但历史可以给人启发。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评论就提醒人们：“经济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不变的。别忘了，20 年前，日本看上去还像未来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呢。” 因此，面对中印经济增长间的差异，需要审慎。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经济这二十多年来比印度好得多的事实。但观察此一问题时，似有必要警惕“决定论”的致命诱惑。现代社会科学总有一种解释的渴望，而人们又愿意相信简单的逻辑，于是，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向来以科学自命——倾向于将一种因素的重要性无限夸大， 并以此替代其他同样珍贵的价值。事实上，对于中短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人能够给出可证伪的一般性解释，否则，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就该支持计划经济，因为苏联也 曾经搞出过经济奇迹；当然，由经济增长的表现不佳，也很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李稻葵所说的那类一般性命题。 可以说，用经济效率来反对法治和民主，乃是思想偷懒的产物。经济增长、法治、民主、甚至人民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民的生活来说，是同样重 要的。钱不是唯一，投票权同样重要。无奈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制造了盲点，每个行当的专家都受其视野限制而看不到其他价值的重要性。在这个物质主 义时代，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压倒其他价值。此时，明智显得极为重要，而明智，先贤已经说过，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 回目录 越南抗议台湾军机在南沙群岛着陆--附录：台湾总统府新闻稿美国之音 越南政府对台湾军用飞机星期一在南沙群岛着陆表示抗议。台湾媒体报导说，总统陈水扁有可能在卸任前乘坐军机访问南沙群岛。 *越南要求台湾停止侵犯越南主权行为* 台湾军方星期四证实，台湾星期一首次派出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前往南沙群岛，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太平岛着陆，并于当天返航。 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十分复杂。台湾、越南、文莱、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宣称拥有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 台湾军机抵达太平岛引起了越南方面的抗议。越南驻美大使馆新闻官阮生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了越南政府的立场，要求台湾停止侵犯越南主权的行为。 他说：“越南拥有充足的历史证据和法律基础来宣称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在这些群岛上发生的侵犯越南主权的行为。在这一地区，任何未经越南允许而采取的行动都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我们要求台湾方面停止这种行为，不要在未来重复进行这种活动。” 近年来，拥有100多个小岛的南沙群岛因其地理位置和蕴藏丰富的资源而备受关注。由于这一地区多数岛屿是珊瑚礁，随着海水的涨落而沉浮，因此能够派驻人员的永久性岛屿并不多。 各国为了宣示主权纷纷在较大的岛屿上修筑工事，派遣人员。去年11月，中国设立三沙县级市，管辖西沙、南沙、中沙三个群岛及周围海洋。这一举动也曾 引起越南政府和民间的抗议。目前，越南在南沙控制的岛屿最多，而台湾虽然仅掌握几个岛屿，但其中包括拥有淡水、面积最大的太平岛。 1956年，蒋介石派海军陆战队驻守太平岛，直到1999年撤军。在那之后台湾又设立了气象站，并派去海上巡逻人员。从2006年开始，台湾在太平 岛上修建机场。台湾军方星期四证实，一条长达1150米的飞机跑道已经在去年底竣工。据日本媒体报导，台湾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这条跑道是为了“研究 和救援工作”。 *越南的抗议无法改变既成事实* 美国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王维正认为，从历史方面看，各国都可以为自己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找到理由；然而从政治现实来看，虽然越南一再反对台湾宣示主权的行动，但台湾在太平岛上行使和维护主权已经是既成事实。 他同时指出，中国大陆通过“东盟加一”的机制同东南亚国家达成协议，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保持现状，并通过多边协商来和平解决分歧；但是，台湾则无法利用这一机制。 王维正说：“台湾在这方面比较吃亏，是因为包括越南在内的四个东南亚国家跟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它们并没有把台湾纳入‘东盟加一’或者‘加二’的机制。所以越南抗议这件事显示出在区域的商业和安全问题上不包括台湾的一个漏洞。” *联合报：陈水扁3月或赴太平岛* 据台湾联合报报导，即将在5月卸任的台湾总统陈水扁可能在3月份的总统选举开始前乘军用飞机访问太平岛，并再次宣布台湾在南沙群岛的主权。不过，台湾总统府并没有证实这一访问计划。 *分析：中国将支持陈水扁南沙之行* 有媒体评论认为，陈水扁如果真的访问太平岛，势必引发相关国家的抗议。不过，美国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王维正认为，中国大陆将支持陈水扁的南沙主权之旅，因为大陆和台湾在南沙主权上有共同的立场，即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他说：“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抗议，因为他们会认为陈水扁这样做是维护中国的主权，他们在私下会非常高兴。其它东南亚国家会抗议，但是它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他们的抗议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在被问到如果陈水扁访问太平岛，越南方面将如何应对时，越南驻美大使馆新闻官阮生强表示，他并不想对尚属“猜测”的事情做出评论。他说，他也并不清楚越南和台湾方面是否将为太平岛问题展开会谈或协商。 --------------------------原载《美国之音》 回目录 双普选的重重关卡和陷阱--评人大常委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张滔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晨，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常委的最后一日，就香港特首曾荫权所提交关于政制发展的报告，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决议一通过，人大常委副秘书长乔晓阳，即于第一时间，当日从北京飞香港，下午向香港政界人士分别举行座谈会，宣布决议内容，并作解释。 由于决议内容早已略有透露，知道了二○一二年的双普选被否决，泛民主派迅速采取行动，于十二月廿九日下午三时举行抗议游行，由中环立法会到乔晓阳举行座谈会的湾仔会展中心，递交请愿信；再返回乔晓阳举行晚宴的礼宾府，并在该处举行烛光晚会。 翌日，民主党即宣布由党员在立法会门外，接力举行马拉松绝食。稍后，泛民主派又号召港人于一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游行，坚持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民主党的马拉松绝食，直至这游行才结束。 人大常委决议内容简要 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内容，先来作简要的介绍。 一、二○一二年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不以普选产生。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和功能界别议席的比例保持不变。立法会提出法案及表决程序，维持不变。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作出修改。 二、行政长官的普选，须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参照现行选举委员会的规定而产生，按民主程序提名若干行政长官候选人。 三、二○一七年行政长官的选举，可用普选办法。在行政长官经普选产生后，立法会全部议席，可由普选的办法产生。 四、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事前均须由行政长官按《基本法》程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人大常委会确定后，再由特区政府提出相关法案，经立法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再报请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 五、若关于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报告或法案，未能全部通过上述的各项程序，两者的选举办法，须沿用上一届的方式。 除了上述的决议内容外，乔晓阳和张晓明（港澳办副主任）还在座谈会上说了一些别的内容。例如：倘二○一二年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无「循序渐进」的发展，则二○一七年不能普选行政长官；功能界别的选举，也是普选的一种，等等。 「魔鬼在细节中」的骗局 决议内容大白后，中共发动强大宣传攻势，说中央已释放出善意，假如泛民主派仍不接受，那么连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也没有，其后的立法会普选更遥遥无期，成为了「普选罪人」，会被港人唾骂。 但 头脑清醒分析深入的观察者，认为这个决议的内容，其实是一个骗局。所谓「魔鬼在细节中」，决议实在为双普选布置下重重的关卡和陷阱。香港的政制改革进程， 不是被这些关卡堵截得寸步难进，便是跌下假普选的陷阱。实行的不但不是真普选，而是更坏的选举方法，让中共更进一步控制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从而控制 所产生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另一方面，中共大力积极对泛民主派进行分化，拉拢其中的一部份去接纳这个决议，以期所设计的关卡和陷阱得以布下，导致民主改革的进程受阻，港人跌下陷阱永不翻身。 二○一七年特首普选或告吹 再来分析一下在「细节」中的「魔鬼」。 一、首先是二○一二年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的修改。既决定了两者都不能普选，怎样修改？又决定了立法会中直选议席和功能界别议席的比例，不能改变，又怎样才算是「循序渐进」呢？ 曾荫权在二○○五年所提出的政改方案，是直选增加五席，功能界别增加由区议员所选的五席。这方案被泛民主派否决了，因为由区议员所选的新增五席，必将被亲共派囊括。这次将会提出的新政改方案，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 特区政府的策略发展委员会下，本年二月成立政制小组去研究。本年中，政制小组作出结论，提出方案进行公开咨询。本年第四季订出最后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方案须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席的支持，经特首同意，然后提交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整个过程要在二○一二年七月前完成。 假如这个方案，与二○○五年的只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实质的「循序渐进」的民主，又会被泛民主派否决。那么将仍用旧的一套，同时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也会告吹。中共和特区政府，会把责任推在泛民主派身上。 特首普选的提名委员会 二、 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只说是「可」，而不是一定实行。为什么呢？正如上述，假如特区政府所提出的新政改方案，不获立法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人大常委会 便以没有「循序渐进」为理由，收回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这即是等于以特首的普选，来威迫利诱港人接受这个新的政改方案。有了这个威迫利诱的条件，这个新 的政改方案，能符合多少民意和民主的原则呢？ 三、即使二○一七年真的举行特首普选，关键却在提名委员会和提名程序。人大常 委会的决议说：提名委员会依现行的选举委员会的规定而产生。这个现行的选举委员会的产生，是极不民主的，其中：工商、金融界二百人；专业界二百人；劳工、 社会服务、宗教界等二百人；全国人大、政协二百人。只有教育、医疗、法律等专业是一人一票，其余只有该界中少数人有投票权。从去年梁家杰竞选特首，只得一 百多票，便可知选举委员会是左派和保守派的天下。假如特首的候选人须经提名委员会的筛选，那么只有钦定的人才能成为候选人。这样，即使是一人一票去选，还 算得是普选吗？这只是有普选之名，而无普选之实的假普选而已。 何时才会有立法会普选？ 四、 假如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只有普选之名而无普选之实，参选门坎极高，甚至有筛选，这样的选举方法不获立法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便没有特首的普选。那 么，要在特首普选之后才有的立法会普选，最快也不能在二○二○年举行。再下一届的立法会选举是在二○二四年，这时，「五十年不变」已经过了一半了。 五、 假如真的有立法会普选，是怎么样的普选呢？张晓明说：功能界别的选举，也是普选。真是荒天下之大谬！全世界的政治历史中，也没有这样的普选。指定某些界别 的人才能做候选人，即使交由全民一人一票去选，也不算是普选。张晓明大抵说溜了嘴，透露了风声，即使遥遥无期的普选，到时也会用各种方法，去扭曲普选，使 之有名而无实。 普选的关卡和陷阱，可能还会越来越多，花样将会让港人眼花撩乱，被关卡堵截了，跌落了陷阱，还不自觉。 扫除立法会三分之二的障碍 人 大常委会的决议，其实是一个长期计划。这计划的目的是：一、以假普选之名，去打击、压制、欺骗港人要求真正普选的民意。二、以假普选之名，去推挡国际舆 论，逃避了《基本法》所说「最终达致普选」的规定。三、透过假普选，实质是除了控制特首的选举外，还控制立法会的选举，使立法会也变成御用机关。四、彻底 打垮泛民主派，削弱甚至消灭香港内的异见不同声音。 要贯彻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是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内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 席，使其不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在明年和二○一二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共必定会组织比去年区议会选举更庞大疯狂的攻势，务求夺去泛民主派的议席，使 之减少至三分之一以下。明年做不到，二○一二年又再来，其后越来越厉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泛民主派的选举形势，必定会越来越险恶。 此外，也必定会收买一些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特别是在新政改方案投票时，使其变节「转?」。现在，我们已可看见一两个人有这样的倾向了。 控制权力是中共的本质 前港英高官钟逸杰曾这样说过：「共产党的选举，是在投票前已知道结果的选举。」虽然回归后，他的政治态度已大改变，言论变得媚共亲共，但当时所说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中 共就是要把香港回归后的选举，变成这样的选举。试看看过去几届特首的选举：一九九七年的第一届，董建华当选；二○○二年第二届，也是董建华当选；二○○五 年，董建华未任满而下台的补选，曾荫权当选；二○○七年第三届，曾荫权当选连任。这四次的选举，都不是在投票前，已知谁当选的吗？ 立 法会的选举制度，是港英遗留下来的，除一九九七年的临时立法会外，一九九八年、二○○○年、二○○四年，中共都控制不了，泛民主派取得一定的议席。现在人 大常委会关于政改的决议，就是要把立法会的选举也逐步控制，特别是要取得三分之二议席的多数，以使日后对政制的改变可以为所欲为。那重重的关卡和陷阱，是 为此而布下的。泛民主派当然要继续争取普选，但更要注意，连目前民主成份不多的选举制度也出现倒退。 必须掌握权力和绝对的权力，这是共产党的本质的最大特点。在所谓「一国两制」下，这个特点不会改变，只是采迂回掩蔽的手法而已。 不要存有任何幻想，泛民主派一方面要坚持民主的理想，另方面更要警惕倒退，慎防在关卡上碰得头破血流，跌下无法爬出的陷阱。（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中国枉顾台湾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权益，国际卫生组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评人大常委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陆委会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今（22）日强调，针对中国操作世界卫生组织（WHO）执委会议事程序，对我友邦提案将台湾等相关国家与地区纳入国际卫生条例（IHR） 范畴，未经充分讨论即蛮横封杀，完全暴露中国根本漠视世界卫生安全与权益，藉用政治力操作干预WHO对全球防疫安全之关切，将造成国际医疗卫生安全出现防 疫缺口，对此陆委会表达强烈的不满与谴责。 陆委会指出，中国不断滥用政治暴力，对国际组织予取予求，粗暴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在事涉台湾2,300万人民及全球卫生健康权益至巨的WHO中，中 国诓称照顾台湾人民健康，除每年阻挠我提出之参与案外，私下与WHO签定了解备忘录限制台湾与WHO的接触，更在近期藉由去年6月正式施行的IHR，对我 进行新一波的政治压迫，包括延宕通报9月份泰国毒玉米笋的食品安全事件，要求WHO不得直接与我方相关单位联系，枉顾我民众生命安全及健康权益。12月更 操作在IHR相关文件中将台湾八港口纳入中国境内，再次暴露中国处心积虑矮化台湾主权地位的蛮横行径。 陆委会强调，中国在WHO执委会的无理动作与歪曲的言论，除了是对台湾人民的情感及两岸关系的严重伤害外，最重要的是危及台湾人民的生命与健康。陆委会呼 吁国际社会应正视此一议题及国际卫生安全体系出现缺口的严重性，并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防疫无国界及排除政治性干扰的原则，采取必要积极措施，具体保障 与尊重台湾人民应有的权利。[台湾陆委会新闻稿 民国97年1月22编号第007号] --------------------------原载《台湾陆委会网站》 回目录 胡温新政对农民的剥夺和欺骗--评人大常委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陈道军（四川） 2005年12月29日，胡锦涛、温家宝授意中共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千年皇粮国税，在中共独裁政权之下延续50余年之后，终于废止，不少左派知识分子，乃至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同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一样欢欣鼓舞，对胡锦涛温家宝感恩戴德。加上目前正在大搞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御用学者美其名曰“胡温新政”。 专制政权反人性的本质，以及在这种机制下升至权力高位的胡锦涛温家宝们，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不可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也不可能甘心为广大农民做好事、做实事。为了揭露所谓“胡温新政”的欺骗本质，我以自己的经历见闻为例，粗略回顾一下中共的苛捐杂税对农民的剥夺。 1981年，视农民为农奴的“人民公社”彻底破产解体之后，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主权的农民重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活得以暂时改善。可是，时隔不久，繁重的农业税、双提款{乡村两级直接从每个农村户口提取的费用，含治安、计生、教育附加、干部办公、电影、农业用水等数十项提留，比农业税还要沉重}，压得农民有病不敢看，农家子女不敢继续读书。为了上缴越来越繁重的税赋，不少农民被逼贷款，甚至卖儿卖女，妻女卖淫。在民兵、治安员、警察的威逼之下，对农民进行各种侮辱的学习班之外，乡村官员甚至对无法上缴税赋的农民采取了牵猪牵羊、掀瓦撤房的抢匪暴行。“催粮催款催老命，防火防盗防政府”。故乡农家门上的一副对联反映了农民的愤怒和痛苦。 1993年四月，针对农村问题，金堂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序全、秘书黄武请我为他们联系一个乡村作试点调研。时在金堂报社作编辑记者的我，早就想向上反映家乡父老的繁重赋税。我和研究室的一班人刚到村里，说明来意。越来越多的乡亲向我们控诉、哭求。这时，我才知道，村里至少有两个妹子，因家里无法上缴农业税、双提款而被逼卖淫，有三位年轻农民上缴了税赋，生病却没钱医治，过早死亡。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不少农民想到了轻生，甚至暴力抗税。回到报社，我熬夜准备了两份稿件。一份公开见报，一份报县委常委会。在宣传部长的干预下，我反映故乡农民负担沉重的稿件，经主编亲自修改为“致富不忘党，为政府分忧，我县农民积极上缴农业税、双提款。”自然，给县委常委会的那份内参石沉大海。此举，使我得罪当时的县委书记、如今的省政协副主席晏永和，县长、如今的成都市公安局长李昆学，这为我1998年离开县委、浪迹天涯埋下了伏笔。县委政策研究室那班人还埋怨我险些害了他们。巧合的是，当年被我“骗”去调研的研究室秘书黄武后来又下派担任我故乡的党委书记，苛捐杂税又使他成为农民的仇敌。 繁重的赋税使多少农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通过内参和公开报道的缝隙，胡锦涛主政贵州西藏之时，我看到，当地农民的命运、全国农民的命运莫不如此。这是专制政权的本质决定了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96年十月，不堪重负的金堂县隆盛镇磐石等3个村的农民就在秋收过后的田野上，男子用扁担锄头，妇女用缝补衣服的钢针反击强迫交税的警察官员。当天深夜，在架着机枪的成都武警和防暴大队联合镇压之下，隆盛农民起义失败。三天后，10多位农民领袖被从重从快，分别被判处无期和高达15年的徒刑。残酷剥削农民的隆盛镇党委书记罗兴国反而升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如今又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保护贪官的县委书记晏永和升任中共成都市纪委书记。苛捐杂税之下，全国农民的反抗犹如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为了苟延残喘专制政权，剥夺农民长达50余年之久的中共，在胡温制下不得不废止了农业税。胡温此举赢得不少愚民和御用知识分子的欢呼。 书斋之中，党权之下，不敢面对现实，甘愿帮忙帮闲的所谓学者，你们那些可怜的知识，还不如一个诚实的农民。2006年春节，我回到故乡。与乡亲们闲聊中，被生活改造得不像一个人的王二哥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妈的，没有了农业税、双提款，学生的学杂费就涨了，农药种子也涨了，老子还是受穷。”王二哥的话引来大家的议论。可是，乡亲们只把矛头对准学校和卖农药种子的商人。而不知道学校由中共的各级教育机关管制，农药种子的生产、销售也是由中共的农业机关控制。学校校长教师、农用品商人只是中共不同行业的代理人甚至打工仔。这是中共政权的本质，特殊的制度设计决定了的。这好比中共左手退还了农民被抢的钱，右手又对农民大肆抢劫。只不过，“右手”的抢劫更加隐蔽而已。这就是胡温新政近三年之后，开始还欢欣鼓舞的农民越来越逃离农村，更多人背井离乡的原因。 既然有更多农民逃离农村，胡温就要想方设法把农民拴在土地上。除了没有人性的户籍政策，胡温又一新政——新农村建设开始了。所谓新农村建设，其中一个主要举动就是把千百年来按自然分布，散居四处的农民以村组为单位集中居住。此举为贪官奸商提供了方便。被从家园驱赶出来的农民必须要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高价购买，由官方指定的商人修建的低质住房，必须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耕种。驱赶了在世代家园生息的农民，今后官商们也用不着强坼，不用对农民赔偿了。农民集中居住了，官方警方的管理更加方便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加强了。从残酷剥夺，到限制贫困农民向城市发展的权力，正如梁京先生所言：“胡温新三农政策的要害，就是想用所谓新农村建设继续阻挡贫困农民进城。他们害怕贫困农民大量进城定居后，要求平等权利，全面挑战大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威胁共产党的统治。”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又一贪官不听话没有把握好贪污的度 ,不慎落马--读报纸偶感风寒安希孟（浙江） 悖论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今日美国》刊文:《中国矛盾的两张脸》-----就是两面派,二皮脸----批评吾国在国际交往中缺乏诚信。吾国传统素来如此。 现在有人指出吾人脸上的屎疤,是一件好事。我们一方面,在物质器物层面现代化,但在精神文化制度诚信上,却大搞复古迷狂。财富日增,法制却落后。结论:中国仍是古老的封闭社会。 对于此类批评,我们应该虚心接受。 还有文章说,对于老外,官员更要敢于说话,意思是敢于说真话,不是胡说话,说胡话,老外不是敌人,外交不是过去的对敌斗争。不是外交战线对敌斗争。 悖论的是,如今中国一方面步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还有人持守陈旧的国际阶级斗争残余观念。一方面,物质技术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制度文化吏治法制和国际脱轨。 这就是悖论。美国抱怨中国情犯商标权,吴仪王顾左右而言他遁词知其穷地说, “你们的博物馆中,哪些东西是从中国强来的? ”我觉着我们的国家干部在国际上丢人了,你没有正面回答人家的责备, 默许了或者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人家批评的内容。他们的祖先是土匪,但土匪的儿子不该为此买单。你不能因为美国人几百年前作错事,就侵犯人家孙子的专利权。你谩骂人家是魔鬼色鬼色狼。悖论的是, 你必须和魔鬼色鬼色狼打交道称兄道弟。 一遇批评,就火冒八丈。何苦来者?是朋友,就该互相批评揭短抖老底。这就是悖论 。比如说, “美国不是外逃贪官的天堂”, 就是悖论。 因为事实上,美国的确就是中国滚窜党外逃贪官的天堂。 谩骂美国的人, 是最大的亲美派。 “每一个人都是有趣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个性， 没有趣味,没有情调，呆板，木讷，死气沉沉，那么这个人就最有趣味，最有个性。人都是独特的。在这个悖论的意义上， 何必云何中国特色乎！！你就特色得很呀！你的官员，在全世界上权威最大化。 悖论就是任何一个这样的结论：它看上去荒谬，但是又有一个论据支撑着它。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地狱，就是如此。魔鬼越是考虑如何停止思考，就越是思考不已。越是想停止好奇心，就越是探询不已。 哲学家萨特谈到自欺这种常见现象。然而，萨特的反对者说这不可能，因为，想要欺骗人，就得自己不相信这个骗局，而自己若要上当受骗，又不能不相信这个骗局。所以，自欺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相信，“廉洁自律”自体监督党管党，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欺。 西方哲人推出 一个解决方案：你自己有许多部分，即， 许多微型人，一个微型人在欺骗另外的微型人。现如今反贪廉政建设也许如此？ 维特根斯坦不受控制地思考，也是如此。贪官们也一样， 不受控制地贪污受贿。托尔斯泰小的时候，他哥哥为要考量他的胆量，让他站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到他不再思考北极熊为止。他努力不去想北极熊，可结果总是想。越不去想,越想。不想,只能是在不经意间做到：中国惩治贪污腐败，可能会突然间无意中做到。困惑中的人当然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环境，降低自己的注意力。咱们也适当降低对于中华文明的注意力？？也许，一段时间放弃权力，社会就会好一些 ？？？ 维特根斯坦认为，私人语言 是不可能的。 再当今世界上， 中华大帝国私人语言，比如汉语，汉医，汉节，汉官, 汉食，汉服,就有些行不通。一个只有你自己遵守的规则,就谈不上遵守和违反的问题,就谈不上规则。中国特色的规则，就是自己不准备遵守规则。中国什么都好，就是无规则， 随意，乱吃,乱行。羊杂割, 猪下水,动物内脏,蛇肉,猴头,中国人食之有味,西方人视之不洁。中国人连吃饭都无章可循。中国贪官如许多，皆因官场无规则无道德。私人规则 ，矛盾术语。中国特色，私人道德,缺乏公德,方方的圆。贪官们不知道公共规则，犹如中国国人弗知道世界规程。 又是一个叫宋丹丹心碎（读如sei）的消息。不是共产党党员的官宦人家民主人士官员,在共党豢养下也共党化啦! 枪毙!!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故乡并不美的山西省翼城县。翼城县，这是第二大案例啦。我和许多人一样, 为英雄落马三叹息四流泪五哀伤。哎呀,分明是制度不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chu)狗。我们的社会制度把 officials 当作刍(chu)狗，让他们大贪特贪，然后横扫牛鬼蛇神，表明党的伟大。让他们担当大任不受制约最后吃花生米，以印证吾党伟大， 这官员的肩头担子着实沉重也呼尔咳吆。 咱们的党也是由平凡人普通和尚组成的，为嘛就比美国的共和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人也是人，为嘛就比美国人高人一头？中国文化为嘛就不可以被抛弃？中医为嘛就得排拒西医西药？？？汉语为嘛就得排拒英语？？中国为嘛就得拒绝西方多党竞选自由民主制度？？？这道理就有些叫人一头雾水！ 我国的政府历来告诫官员自己应该如何如何, 可是全靠它们的自觉, 法律和人民无权无力干预呀!这个国家的人民徒唤奈何, 只能生气, 而无气。 下面的官样文章说得多么动听多么美妙多么好:“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汲取深刻教训”。可是中国人民又要吸取啥子教训嘛!为何不汲取制度失衡的教训？？各级领导要是真的学会乖巧吸取教训不让你抓住把柄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就坏事了。这段话分明是暗示各级官吏学回避风头。制度不好，要贪官记取什么教训嘛！1 文章告诫党员“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然而，可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越改造,就越像个官员分子的官僚样子, 就越没有人的样子。我不认为贪官们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宗教信徒。他们的党性锻炼得好着呢！！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腐败，可能不是个修身养性的小问题儿,也不是觉悟的问题。倒可能是越提高觉悟便越低级庸俗越王八蛋。美国总统的觉悟肯定不高。但是不会有人 拎红包给他。 “践行八个方面良好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牢固树立勤勉尽责、廉洁从政的理念，做到讲操守、重品行、树正气。” 这些个标准太太太高级。八个方面 ， 好家伙， 鬼才做得到。“全心全意”“始终”“牢固”“完全彻底”“无私无畏” ，你做得到喊得出？美国总统达不到,法国总理做不到,英国女王实行不了。但是欧洲人民却可以不让他们的长官贪污如此许多Money。 婊子从良，总不能再立牌坊的。 “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加强对班子成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有效防止滥用权力。” 可是，然而，However,but ,无奈,权力这个玩意儿,按照孟子德斯鸠的说法,就偏偏容易被滥用 。所以西国哲人就发明了一个权力制衡大法宝, 中国官宦儒生看不懂, 就只好钻到破屋子老鼠洞读经。 “ 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哈哈 ，靠啥子保证嘛！要是人民会说话，他们会说 ，我们啥子时候把权力交给这批王八羔子啦？？ 情况更可能是：专制的权力掌握得越好，越牢固,就越是糟糕透顶。权利无限，权力超载， 疲劳驾驶，生活腐化会是通病，美国总统权力可是大大的有限的。说无限的权威会“犬为民所使”用，就有些滑稽 。 中国文化“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 ”， 最近被捧上天。山西这个贪官落马 ，全怪罪山西临汾矿难事故牵连出 来的， 并不是廉政举措抓出来的。 中华文人近来提倡天人合一文化 。他们希望天气晴和，贪官少出事，中国就可以在海外多办几所孔子学院。另一方面，自然文化，制度不好，就寄希望于天气变化地震矿难交通出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中国穷人百姓如是想。所以可怜的中国官宦，每每希望天不变， 道亦不变。 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就为他们鼓吹中华文化读经唱诺。 这位贪官自称“清廉经得起考验”。我相信， 许多贪官感到委屈,是有道理的——道理明摆着： 比他还要腐败的人，多了去啦！ “苗元礼一案再一次暴露了我省少数行政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煤焦领域体制、机制、制度、监督和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 这段话有点避重就轻：怎么？？制度，机制，体制，难道仅仅是我们山西省的问题吗？？？苗元礼 利用制度,就是制度出了问题儿。薄弱环节。 可能中国传统就是薄弱环节。 那好,文化人就甭瞎鼓吹传统啦。 2007年康熙皇帝 御批 依西洋历法,新历元月, 杭州 附录： 立此存照,有趣的报道： 山西省监察厅昨日通报查处情况 据传苗与多名情妇受贿7000万。 　　昨日，山西省监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2008年1月22日，省政府作出开除苗元礼公职的决定，2008年1月11日，苗元礼被临汾市人大依法罢免第二届人大代表资格。对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通报称，苗元礼在担任临汾市副市长，特别是在分管煤炭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批 拨煤矿维简费，安排子女上学、在工作中给予关照等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涉嫌犯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利 用职务之便为个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生活腐化，权色交易，利用职务之便，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大额利益，影响恶劣。经省纪委、省监察厅查证，初步认定苗元礼 涉案违纪违法金额达700余万元。 　　桌上报纸多厚 行贿者就放多少钱 　　宣传部长王月喜落马，接着副市长苗元礼被双规，坊间传言他与他的多名情妇收受贿赂达7000万之巨，50多个煤老板被纪委传唤。山西临汾——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官员的“滑铁卢”。 　　自称清廉经得起考验。 　　去年10月，苗元礼被山西省纪委带走。苗元礼在2006年之前分管煤矿，那时正是临汾煤矿关停和产权改革的高峰期，重权在握的苗元礼不仅掌握着 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坊间流传一个较为夸张的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 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 　　据称，苗元礼受贿的线索来自于两个渠道。一是“黑砖窑事件”后，中纪委发现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刘后来承认他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 　　另一线索则来自原临汾市宣传部长王月喜的供述，王月喜被“双规”后，向纪检部门揭发，他的一位开煤矿的亲戚曾向苗元礼行贿50万元。曾经还有人反映过苗元礼涉嫌受贿问题，但苗矢口否认，称自己绝对是一名清廉正派经得起考验的领导干部。 　　50名煤老板被传唤 　　在200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临汾市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煤炭安全事故频发，官煤勾结、权钱交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以往，山西官方并不认可和使用官煤勾结这一词语。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一位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称，苗元礼落马后，临汾共有约50名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据扬子晚报、了望周刊 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被开除公职 http://www。cyol。net 2008-01-25 　 人民网太原1月24日电(记者鲍丹) 今天下午13时30分，山西省监察厅向新闻媒体通报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案件情况。通报内容如下： 　　苗元礼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是在山西省领导班子推荐考察换届人选期间查处的一起党外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苗元礼，男，汉族，1953年8月生，山西省翼城县人，省委党校函授研究生学历，无党派。1974年8月参加工作， 1991年9月任翼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001年1月任临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03年1月当选山西省九届政协常委。2006年4月当选临汾市第二届 人大代表。 　　2007年8月27日，苗元礼被公示为省直正厅职职务拟任人选。期间，省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收到对苗元礼有关问题的举报、反映。 8月29日，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省监察厅派人对苗元礼有关问题开展初查。9月5日，省纪委、省监察厅根据初查情况，鉴于苗元礼存在重大违纪嫌疑，向省委 提出取消苗元礼省直正厅职职务拟任人选资格的建议。同日，省委决定取消苗元礼省直正厅职职务拟任人选资格。11月7日，经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察厅研究，并 报省委批准，省纪委、省监察厅组成“11。7”专案组，对苗元礼有关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苗元礼在担任临汾市副市长，特别是在分管煤炭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 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批拨煤矿维简费，安排子女上学、在工作中给予关照等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特 别巨大，情节严重，涉嫌犯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生活腐化，权色交易，利用职务之便，为特定关系人谋 取大额利益，影响恶劣。 　　经省纪委、省监察厅查证，初步认定苗元礼涉案违纪违法金额达七百余万元。经省委常委会研究，依照有关规定， 2008年1月22日，省政府作出开除苗元礼公职的决定。2008年1月11日，苗元礼被临汾市人大依法罢免第二届人大代表资格。对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苗元礼身为行政领导干部，本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但其背弃职业道德，违反行政纪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涉嫌犯罪，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声誉。行政机关公务员在政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以任何理由逃避纪律法律的约束和监督。苗元礼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和国家法律，受到严肃查处，完全是咎由自取。严肃查处苗元礼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苗元礼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是一起典型的领导干部利用掌管的煤炭生产、安全审批权、管理权、监督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案件，是一起党外 领导干部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和国家法律的案件，是一起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影响极为恶劣的案件。苗元礼一案再一次暴露了我省少数行政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利用煤焦领域体制、机制、制度、监督和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收黑钱、干黑事、谋黑利，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煤勾结，失职渎职，导致煤焦领域重 大腐败案件易发多发、重大生产责任事故频发的严重问题。苗元礼一案还暴露出在党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教育、 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苗元礼本人放松思想要求，堕落为腐败分子，其教训也极为沉痛。为此，省委、省政府已决定2008年在全省深入、集中开展煤 焦领域反腐败斗争。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从苗元礼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践行八个方面良好作风，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始终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把苗元礼案件作为典型教材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警示教育，使每一位领导干部都牢固树立勤勉尽责、廉洁从政的理念，做到讲操守、重品行、树正气。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加强对班子成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有效防止滥用权力，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 为人民谋利益。 2008年元月 杭州 --------------------------原载《议报》 回目录 癌症肆虐的中国--读报纸偶感风寒老戚（广西） 目前中国大陆处于癌症时期，且已经到了晚期。 癌症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医学上的和人体健康有关的癌症。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之病即腐败。也称政治之癌。 先说第一个概念： 中国人特别容易得癌症，癌症的种类五花八门，几乎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有可能患上此症。粗略一算有以下十多种： 肝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血癌、鼻咽癌、喉癌、骨癌、子宫癌、皮肤癌、胃癌、肠癌等。现在医学较发达，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还是有效的。 但那是有权有钱人享受的特权。穷人根本无法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这证明医学虽然发达，却把穷人拒之门外。 穷人除了小病等好，大病等死外仍未有任何改观。 由于癌症太可怕，死亡率高，于是当患者得上此病后，一半是病死，一半是吓死。其中吓死是因为无钱医治，也因为对死亡的恐惧。 笔者今年45岁，是穷人且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笔者从读中专算起便发现生活的视野内无数人死于癌症。所以有人说老共可怕，但贫困和疾病更可怕。死于贫困和疾病轻于鸿毛。死在老共的手里却重于泰山。 笔者曾就读广西南宁交通学校。其余的时间生活在地球上最贫困、最封闭的广西钦州。目睹死于癌症的病人最少也有几千人。 简单列举一下： 就读南宁交校时的一位瘦弱的女同学死于血癌。 到那蒙基层税所工作时一位姓苏的中年男子死于肝癌，一位姓罗的男同事也是死于肝癌，还有一位姓李的刚提拔到市税局当付局长便死于鼻咽癌 后来回到钦州自来水公司工作，在这十多年期间便发现该单位死于癌症的有八人之多：中年的杨师傅、中年的黄师傅、年轻的潘师傅、年老的陈师傅、年老的许厂长、年老的符师傅、还有更早的李书记，章师傅。还有女同事的独子患的是骨癌，正在治疗中。 前二中的范校长死于肝癌 低我一届的三中姓宋的同学死于肝癌。我的外父也是因肺癌与世长辞的。农村的大嫂也是死于子宫癌的。 前大姐夫是肺癌辞世的。还有一位姓罗的是安全局的干部也是被脑瘤夺去生命的。一姓张的男子因犯事坐牢得骨癌死去。另一位患脑瘤的女患者，因病情发现得早，及时去广州治疗，检回了一条命。 我曾撰写过《工头纵身跃下钦州江》，他也是因患癌症担心花钱太多累及妻儿而投河自杀。 农村里的六堂叔、七堂叔、十三堂叔也是近几年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弄得我家三哥在为家父寻墓地时不知所措，担心找到不好的地累及大家。 最惨的是一姓容的家庭，家的四兄弟，现在已一个不剩了，除了死于斗殴外，也是死于无钱医治的各类癌症。 我妻子公司的林司机也是死于肝癌，门市部甘主任也是死于肝癌，罗女士的丈夫死于肺癌，卢会计也是死于肝癌。 至于仍健在的也有不少。我的外母曾患肠癌，经过医治后现在仍健康活着（已八十岁）。我的邻居庞主任夫妇都患上癌症。庞主任患的是肠癌，妻子患的是副乳腺癌。庞主任手术后身体状况良好，他的妻子仍在治疗中。 前三中的陈付校长患胃癌，把三分之二的胃切掉。 得癌症经过治疗存活时间最长的大概是李先生了。八十年代便听说他得了鼻咽癌，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仍健在。虽然人显得很瘦很老。但命算是保住了。除鼻咽癌可治疗外，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好家庭，有一个当地委书记的父亲。若是穷人，早就呜呼哀哉了。 至于其他道听途说素不相识的钦州的癌症病人更是不计其数了。听得多我便变得麻木，不是一般的麻木，是深度麻木。 这充分说明中国一直是一个病态社会。说明中国的统治者漠视人民的生命健康，把人民当作猪狗，甚至猪狗不如！ 这是中国人的双重不幸！ 中国人除了不得不面对人类无法面对的病魔，中国人还须面对极端恐怖的法西斯、法东斯统治！ 第二个概念的癌症，即贪腐。贪腐是政治之癌。古今中外都有贪腐。但都没有现在中国的贪腐严重。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无法治愈的程度。 为什么说反腐败就是反党？ 为什么说反腐败是找死？不反腐败是等死？ 中国的贪官只只杀有冤枉，隔只杀有漏网。 中国现在腐败的不仅仅是官员，已曼延到公务员都涉足腐败。 笔者生活在地球上最贫困的广西钦州市。有一惊人发现，这个市的中国人以腐败为荣，以反腐败为耻辱。 这个市的腐败包括官、军、警、特、商、黑、淫、毒。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没有一个人不参与腐败并以腐败为荣的。 就象自来水公司的三任经理。 第一任刘经理因行贿市委书记俞芳林4•2万元，俞书记出事后，他也被停职了。 第二任龙经理现在已高升至市接待办任批二付主任，和城市投资办老总。经手数千万工程。他把自来水公司管网改造工程包给他内弟。至于和仍活跃在公司的包工头吕老板的关系更是不容置疑。 公司工人称吕老板为董事长，也有人称他为人渣。 现在的代经理主持全面工作的缪付经理，是毕业于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级工程师和原来的刘经理是同学。现在和吕老板也打得火热。 现在的钦泉新厂房便是由工头吕老板承包的。原来预算三十多万，现在未完工，造价已达八十多万还未装机。钱是公司出的。吕老板和缪代经理都说是按定额打的。都说世界上所有的工程预算都是无用的，只有结算是有用的。 说吕老板是董事长就是说他能左右钦州自来水公司的人事任免。 如工程师老张因有良知，坚持原则，早被靠边站，我也被长期打压。 近来我就钦泉新厂房问题追问吕老板，新厂房完工的期限问题，结果就被吕老板的爪牙利用我旷工半天扣我工资。 下午我站在厂门口约半个小时，发现迟到者不少。且缪代经理也不见到。按黄主任的解释说迟到半个小时算旷工。 黄主任是一个说普通话的捞仔。靠其伯父的关系进自来水公司的。其伯父黄世章是前任建委主任。因贪腐坐了几年监，现在已出狱。 广西近来捉了一个孙瑜付主席，钦州捉了一个卫生局长何毅，还有一个所谓的企业家梁卫。 还有曾先后多次被"双规"的港区工委书记黄XX。近来 的市教育局长叶X，和原配离异后另寻新欢，被市纪委勒令辞职。 卫生系统还有多人曾被"双规"。因卫生系统正是在第一线，肩负起把中国穷人和病人"谋财害命"的伟大使命的。 还有民政部门的盗尸丑闻牵出的赵局长、陈付局长、张科长等集体下马的窝案。 反贪局的付局长黎平因涉黑被捕。 前末代专员刘某人也因与梁卫案有牵连被吓出病并死亡。 灵山供电公司何总经理等，涉嫌贪污109万，私分国有资产210万。浦北县交通局庞局长涉嫌受贿40多万。 前钦州市公安局黄付局长也是因腐败坐监。 钦南区二轻供销公司三届经理因腐败先后出事。 反腐败多年的结果： 贪得够足贪够多的钱，东窗事发后可用来打点上下有关部门。如纪委，反贪局、监察局等。 中共近来成立国家预防监督总局，毫无疑问是多一个香卢多一个鬼。 无人相信这是一个可以治理腐败 的机构。这只是使腐败分子多一个需要打点的部门。 而这些反腐部门因是各级腐败分子的保护伞，从而也成为中国官员眼谗的肥缺。 如果说文革是十年浩劫。则中共的三十年改革便是一百倍的浩劫。 十年文革是动乱。三十年改革浩劫也是动乱。 前者破坏的是经济。而后者破坏的是人心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底座。 今天的发展已无法弥补因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 文革仍可拔乱反正。而三十年的改革却是一头南墙撞到黑。 留在台上的仍在电视和纸媒活跃的并没有多少人比这些人更好。 一党独裁，遍地灾难！ 中国大陆是一个禽兽之域。中国大陆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医治癌症的唯一办法便是切除癌细胞。 要建设一个健康的中国，要使中国人民身体健康，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切除中华民族独裁这个肿瘤！ 2008、1、22 --------------------------原载《议报》 回目录 20年20亿美元如梦幻泡影 媒体大亨梅铎 中国梦碎--附录1：传媒大亨梅铎的中国梦内幕（大纪元）附录2：亨默多克进军湖南打造“中国好莱坞”（北京娱乐信报）朱建陵（中时） 过去廿年间，中国的潜在利益迷惑着鲁伯特．梅铎（大陆翻译默多克），澳洲媒体大亨、「新闻集团」的大老板，对中国投注了超过廿亿美元，其中半数已经打水漂； 他花费许多精力讨好共党高官，因此牺牲道德原则；他甚至讨了华裔老婆邓文迪，生下两个女儿，并雇用说华语的奶妈，期望女儿能在双语环境下成长。 　但所有这些努力换得了什么？曾在梅铎「新闻集团」担任亚洲商业发展部主任的布鲁斯．多佛，在新着《梅铎的中国冒险》中说，梅铎得到的并不多。 　据《雪梨晨驱报》报导，多佛在预计下周正式出版的新书中透露，梅铎曾多次为进军中国而牺牲道德原则。一九九三年购入香港「卫星电视」，隔年，梅铎即下令该台撤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因为BBC新闻经常播送「六四」画面，梅铎担心惹恼中国。但梅铎旗下的出版社，却付出高额版税为邓小平之女邓榕出版英文版《我的父亲邓小平》。 　但梅铎的努力和牺牲却没有得到回报，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受骗。据指出，一九九三年以五亿美元买下香港「卫星电视」，是梅铎的一次受骗经 验。当年的「卫星电视」已经岌岌可危，其电视节目在中国四处被盗播，并被插播当地广告，梅铎再多的投入也收不回分毫。多佛还指出，梅铎多次邀请并全程招待 中国官员到英国「天空电视」参观学习，让他们了解该台的工作平台。而中国官员虽然接受了梅铎的观念，并在回国后付诸实践，但没有一位与梅铎合作。失望的梅 铎在二○○四年展开最后一击，发动对中国电视业「灰色地带」的攻击。据指出，「卫星电视」采合法但不为中国官方所喜的「擦边球」方式，企图攻占中国市场， 但此举终又败在一位叛逃经理人的告密下。 　据指出，该经理人对中国官方告密，指出梅铎如何利用中国法律的漏洞、如何巧妙收取费用等。于是，二○○五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宣部下令结束中国电视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时报） 新闻集团董事长梅铎与华裔妻子邓文迪。 附录1：传媒大亨梅铎的中国梦内幕 【大纪元记者安莉莉综合报导2005/10/25】虽然经过了多年经营，打通关节，传媒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或译作默多克）上个月在纽约参加美国前总统柯林顿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承认，他在中国发展传媒帝国的计画触礁，突显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梅铎1993年在收购了香港卫星电视Star TV后表示，卫星电视“是所有极权统治的天敌”激怒中共官员，被中共长时间封杀。为了使他的新闻集团能进军中国传媒市场，梅铎花了几年的时间向中共领导人 表情意。《华尔街日报》2001年3月曾以“向中国卑躬屈膝”为题发表社论，称梅铎父子的行为是“公司卖淫”，并评述说，“中国是由老谋深算的暴君们统治 着，他们看到了像梅铎这类人的利用价值，他们不会对奉承、甜言蜜语或跪拜信以为真。但他们知道这批人想在中国赚更多的钱，而且愿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华尔街日报》10月17日的另一报导详尽地描述了梅铎为取得中共青睐的内幕。华文指出，1993年梅铎在无意间激怒了 中共。虽然，梅铎当时所指的“极权统治”是俄国，却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对号入座，对梅铎产生敌意。在他发表“不当”言论的一个月后，当时主管媒体的丁 关根突然禁止了私人在中国拥有卫星天线，使梅铎为进入大陆传媒市场所做的努力泡了汤。 此后，梅铎透过各种管道，试图向党领导们赔礼道歉，他重金聘请顾问为他出谋划策；给邓小平的残疾儿子属下的基金会捐款；与邓小平的一个女儿签下一份使她大赚一笔的出书合同；甚至命令他旗下的Star TV取消BBC关于中国的新闻节目，以向中共暗示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于娱乐节目而不是新闻，但这些努力都未能为他打开大门。 禁令发布的四年后，当时的中国主席江泽民即将访美，丁关根想确保梅铎旗下的福斯新闻网和其他美国刊物对江表现友好态度，因此赦免了梅铎四年前的那次不当言论。 1997年7月梅铎透过澳大利亚外交官安排了与中国副总理朱镕基的会面。会面中，朱即刻就窘了梅铎一下。 朱问：“我知道你成为美国公民是为了能够在美国经营电视台。你愿意为进入中国的电视产业而成为中国公民吗？” 梅铎先是表现出一副苦相，随即也和众人一道笑了出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公民，但老谋深算的梅铎多年后娶了一名原名为邓文革的华人为第三任妻子，成了中国人的“半子”。 梅铎与中共最高层直接沟通的愿望于1998年终于实现──他与江泽民会面。这次会面在中国成了头版新闻。江“对梅铎在过去两年里客观地报导中国并与中国新闻界合作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华文结尾说，一旦梅铎有了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达自己的机会时，两个独裁者一见钟情，一拍即合（they saw eye-to-eye，dictator-to-dictator）。 但在讲究血统纯正的中国社会，梅铎的努力终究没有成功，中国人女婿的身分仍然无法得到中共的足够信任。中共在最近几个月宣布了一系列的加强媒体控制的措施，使得他这个“外人”仍然无法在中国经营媒体事业。 对梅铎而言，虽然没有享受到“中国化”的果实，但中国式的继母争夺家产的故事却正在梅铎家中上演。邓文革在嫁给梅铎后说服梅铎更改与前两任妻子的离婚协议，要让与邓所生的两名幼年子女分享家庭财富。四名成年子女不同意，长子已经从新闻集团辞职，一场争产大战正在开始。 梅铎中国梦的结局可能远远超出他当初的算计。◇ 附录2：传媒大亨默多克进军湖南打造“中国好莱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news.tom.com 2002年12月16日04时03分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传媒大亨默多克 默多克所属的新闻集团再次进军内地，正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就电视节目的全面合作展开洽谈，其中包括有双方共同生产电视节目、互换电视节目等内容。合作洽谈的最后结果将在12月19日公布。 “湘军”之梦：“中国好莱坞” 昨天记者独家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湖南很可能成为默多克在中国的落脚点。 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高层人士透露，他们有可能在12月19日在长沙开幕的中国电视金鹰节期间宣布此次合作的内容。他说，去年这时，星空 传媒总裁杰智•默多克，也就是老默多克的小儿子曾经秘密抵达湖南，就这次合作开始了秘访。据透露，默多克所属的新闻集团再次进军内地，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正在就电视节目的全面合作展开洽谈，其中包括有双方共同生产电视节目、互换电视节目等内容。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开放电视媒体，虽然中国的电视机构有过和世界同行互换节目或者共同生产电影的先例，但是“共同在中国生产电视节目尚属首次”，为此，他评论说，这说明中国电视媒体的改革正在逐步加快。 早在去年9月，默多克的星空卫视作为第一家在中国开办的外资频道已经获得了在广州落地的批准。而作为与默多克合作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其旗下有广播、电 影、电视、报刊、网站等多种媒体和影视摄制基地，于2000年成立于长沙，总资产达到了30亿元人民币，拥有湖南卫视等7个电视频道、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等 4个广播频道和中国惟一以电视传媒为概念的上市公司电广传媒。 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高层人士透露，他们内部有个口号，就是要成 为“中国好莱坞”的制造者。为此，这次与外资合作，就是实现电视传媒巨人的重要步骤。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曾对媒体公开表示，中国传媒迟早要与国 外媒体接触，实现“互相融合”。他说，“这就需要我们的媒体做大做强，面向世界办大广播、大电视、大通讯社。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做大做强就不可能。”他 还引用了“一个好莱坞撑起了一个洛杉矶”的例子说明了中国传媒需要自己集结资源，组成集团走出去。据其透露，在不久的将来，湖南卫视将在美国和欧洲设立分 支机构，进军美国和欧洲市场。 老默之梦：数字付费电视 对于年已高龄的传奇人物鲁伯特•默多克来说，进军中国传媒市场恐怕是其最大的愿望。 “我想这个选择不仅是中国的幸运，同样也是全世界的幸运。”今年12月，上海刚刚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好消息传来后，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鲁 伯特•默多克向上海表达了自己的祝贺，同时从侧面上体现了他带领的新闻集团对中国传媒市场的看好。据知情人士介绍，早在今年6月，新闻集团所属的英国《泰 晤士报》、天空电视新闻频道以及星空传媒新闻频道，就对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良宇进行了联合采访，表示了对上海申办世博会的支持。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高层人士表示，默多克一直想通过中国的有线网络推出数字付费电视。当然，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方面的节目制作、销售方面的本土资源以及较为 成功的经验成为他推行数字付费电视的“试验田”。据了解，除了新闻集团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实质性接触外，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和新闻集团的英国和法 国有关媒体谈判，其内容就是CCTV-9在欧洲落地的同时，天空广播等欧洲媒体可以在中国内地获得落地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 默多克作为传媒巨头，他一直就想在海外其他媒体进入中国市场以前，先行一步，全力打造他的“中国事业”。因为默多克的心中一直就这么认为，中国内地及港台 地区有线及卫星电视的市场，从2000年到2004年，收视户平均年递增8%，至2004年达到1.24亿，广告投入年均递增8%，至2004年达到 7.6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的年递增率更高，前景非常广阔。 邓文迪的老公--默多克 默多克觊觎中国传媒业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家有默多克背景的电视制作公司就已经在天津悄悄地运作了。而在他成功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台之后，默多 克的大名更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他直接进入中国传媒的企图在上个世纪一直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但他却在生活当中与中国结下了缘分——默多克现任妻子为华裔女 子邓文迪。 出生在澳大利亚、拥有美国国籍的传媒大亨默多克，今年11月25日被选为“英国当代最伟大的商人”。 现年71岁的默多克，成功把澳洲阿德莱德第二大报纸，摇身一变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闻集团。英国《星期日快报》把默多克誉为“现代英国的创造者”，他以 勇于冒险和引入“革命性”电视和报纸制作方法见长。目前，默多克控制了澳大利亚2/3的报纸，英国的《太阳报》《泰晤士报》等40%的报纸都由默多克控 股。他还拥有英国的天空电视台、美国的福克斯电视网、中国香港的亚洲卫视。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默多克又宣布与日本公司合办一家专门拓展互联网投资的金融 企业软银公司。 1953年，22岁的默多克在伦敦《每日快报》开始了其新闻生涯。在随后的近50年里，默多克不断收购更多的报纸、更多的电视台。他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净资产超过400亿美元，集团经营的核心业务涵盖电影、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发行，无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广播，报纸、 杂志、书籍出版以及数字广播、加密和收视管理系统开发。默多克的个人财产已超过110亿美元。默多克三次结婚，与第一任妻子帕特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久便分道 扬镳。1967年，默多克与当时担任英国《每日镜报》记者、19岁的安娜结婚，在32年的共同生活中，育有两男一女。 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关人士介绍，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与包括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在内的众多外国传媒公司进行接触，商讨合作事宜。今年5月，湖南电广正式 与新闻集团确定就合作进行商谈，7月开始了具体谈判。为此，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现在表面上仅仅只有一家传媒正与外资传媒合作，但是这些都在表明一个信 息，就是中国传媒开放步伐加快。 在今年10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对话”节目中，星空传媒(中国)总裁戴杰明，作为在场 惟一的外国观众，向节目嘉宾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直接问道，“随着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开放的深入，星空传媒集团和中国媒体还可以 有哪些合作的领域？”为此，徐局长回答说，中外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不过得遵循四大原则，一是互相了解，二是互相信任，三是互相有利，四是长期合作。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媒体集团化和跨媒体、跨地区经营政策的推动下，媒体间的并购重组可能成为2003年传媒行业的发展重点。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的张鸿羽 先生在其文《传媒行业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中谈到，传媒融资渠道拓宽将表现为“业外资金介入有线电视网运营、影视制作、出版发行等领域提供难 得的机遇；外资渗透将传媒板块推向外资概念的前沿；传媒经营业务分拆上市仍将是媒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方式”等三种方式。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比较有名的传媒包括东方明珠、歌华有线、博瑞传播等传媒集团明年也将重拳出击，极力实行资本扩张，和“电视湘军”一样把自己打造成传媒的“巨人”。(信报记者朱伟东) --------------------------原载《中国时报》 回目录 “很黄很暴力”之中国--为何13岁小女孩一眼看到的就是色与暴力 “黄”与“暴力”怎样遏制附录：中国网上扫黄 关4.4万网站(BBC)巩胜利（北京） 首先，在当今中国（近60年 至今），不管是“黄”或是“暴力”都没有中国人心中明晰或确定的级别标准和真实印象，甚至根本无法释然“很黄很暴力”的真实定义。“很”字，在中国语言文 字里，是典型的形容副词，假如非要分个“上、中、下”级别的话，那么“很”字可列为“上”也，但也绝非至极点，因为中国语言词汇中顶级别的“极”字还未使 用到。 13亿中国人中、最为不幸的就是这一个13岁的小女孩，撞见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整治网络视频的宣传工具中发现了“很黄很暴力”——这是2008年举国上下的第一个流行语。但，正是在这一个13岁小女孩眼中、大脑皮层所迅速反应出的“很黄很暴力”，到底有多“黄”、多“暴力”呢？谁能知？？ ——一 位社会学家分析说，大不了是成年男女人只有其两人在做着“赤裸裸的性”“阳进阴出”而已（这里必须强调只有其“两人在做着”，没有任何第三存在和其它人看 到，否则绝对是“很黄很黄”），其实这是性爱男女人自己想做、该去做的必经之事，但被不该做、不该看的人看到了，就自然、当然是“很黄很黄”非常“黄”的 了；至于“很暴力”，难道比电影中的“渣子洞”、日本鬼子“血淋淋”的人头落地，还要更暴力？当今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有什么“暴力”的场景和图影不能制造 出？ ——作者把话又说了回来，2007年被称为第一票房电影的《色•戒》 中，女主角的几场所谓真“性爱”戏，不真是“很黄很黄”吗？并暴露给天下所有的人看，对未成年人来说当然是“很黄很黄”，但若只是两个成年男女自己受用， 何来“很黄很黄”一词？谁能下得“很黄很黄”中文词定义？特别是女主角第一次与易先生那场床上的戏，可谓“特暴力、也特色”。但就是这两个男女、个人之间 的“很暴力、很黄”，却促成了“很美很美”的人间第一美事——岂不是所有人类、个人的极致最美的境界？！世界的事物就是这样：此很好很美丽，彼就是很恶毒 很糟粕，然世界就是在这钟矛盾的梳理中，分出了径纬、黑白、上下、左右…… ——至 于“很暴力”，则需要所有人类社会、在整个中国的实践中将“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作品，都以“暴力”的统一尺寸进行“度量衡” （暴力，是不应该区别为“正义”的就可以进行“暴力”，“非正义”的就该禁止所有的“暴力”），禁止“暴力”需要整个社会的整体建树，不管是革命的“暴 力”、或是反革命的“暴力”，所有的暴力都应该在“禁”的行列。同理逻辑：不管是“暴力”革命，或是“暴力”反革命，都应该被一个文明社会所当然摒弃的。 话，再回到我们文章开头2008年初、中国央视播出的这个13岁小女孩是这样说的：“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是呵，若大一个1300000000人 口的中国，有几个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千万人……看到“很黄很黄”“很暴力很暴力”的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谁能阻挡？最最关键的 是：该看的人，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到；不该看的人，根本就没有可能看到——这是现代人类文明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所以，至今全世界最成功、最富裕或“法制国 家”的做法是：将全社会中涉及公众（特别是视品分级管理，就象看电影，让所有的人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就象飞机上天上飞，汽车上公路上跑，地铁在城市地下运 行）的事务“分级管理”来给予今日全世界、所有的人类。 历 史，前天、昨天、今日与未来世界，对保护全人类世界、保护人类自身的健康成长，对全人类自己而言当然要保障：所有未成年人成长的绝对不需求、就让其从源头 无法得到；保护所有成年人生活中的必需求，就让其易如反掌的得到——这才是人类的美好与发展、在矛盾中继续前进。据最近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在今次扫黄运动 中，有4.4万多网站被关，800多人被捕；而由地方政府人员实施的各种暴力行为及社会冲突，也每时每刻在中国发生着。 附录：中国网上扫黄 关4.4万网站 中国网民人数两年内将超越美国 (BBC2008年01月23日报道)中国当局表示，在互联网扫黄运动中，4.4万多网站被关，800多人被捕。 国家媒体说，在这场扫黄运动中，还有将近2000人受到了惩罚。 这场运动将持续到北京奥林匹克运动结束之后。 中国经常封锁它认为有政治敏感性的网上讯息。 人权活跃分子指责中国当局以扫黄运动为借口，在更大的范围内压制异议活动。 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网络色情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认为，政府在扫黄这一部分的行动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靠警察的力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朱学勤教授还谈到，中国的打"黄"行动经常伴以扫"非"，伤及并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内容的书籍、杂志甚至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民间出版物。 在他看来，中国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行动实际上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 朱学勤希望中国能尽早批准早就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真正落实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由于网络世界要根除淫秽色情内容相当困难，中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据官方数字，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1.37亿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为何13岁小女孩一眼看到的就是色与暴力 “黄”与“暴力”怎样遏制附录：中国网上扫黄 关4.4万网站(BBC)凌沧洲 我从不否认，我是爱伦坡、康拉德、拜伦等人作品的爱好者。这篇诗作的标题，取材于爱伦坡的小说《瓶中的手稿》（又译《瓶中信》）。这些作家、诗人描写的大海的狂暴、神秘令人神驰。多少年以后，凌沧洲将从暴风雨中归来，在一处海难博物馆，面对一艘失事的大船遗骸，想象它曾经有过的命运—— 是地平线还在看不见的远方天边的乌云翻卷低垂到撞击水手的眼帘白浪如山，摧毁了我们的桅杆风打着凄凉的唿哨将水手们吹得东倒西歪甲板上爬行着受伤的水手船舱中蜷缩着惊恐的乘客大浪已经覆盖了甲板船舱中也已进水“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挣扎着在风浪中转圈是一位年迈昏庸的老船长统率着一群愚昧荒蛮的水手对着一张早已作废错误百出的海图带领一船妇孺奔向死亡是一只已经失灵的老罗盘与一堆已经开始生锈的旧机器吱吱嘎嘎地把船领向大洋中央“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是一群高傲自大的疯子宣称正驱动着永不沉没的光荣号将完成人类史上的壮举征服那黑暗未知的海洋是一群荒淫无能的老朽内心充斥着人类最卑劣的欲望自私，顽固，愚昧，残暴，贪婪为了证明海图的绝对正确为了自己的享乐与肉欲不惜拿一船生命押上赌场“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是一艘航行在狂暴大海上的活棺材与活酱缸是一座漂浮的大疯人院船长不容任何人质疑海图的正确与前进方向船上的禁闭室专为质疑者而设船长蔑称这些人为“疯子”“疯子们”也越看船长越像发疯的疯人院院长是船体与冰山亲密接吻巨大的声音震天响“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是船上千年鬼魅出没古老酱缸大酱活人老鼠在船上疯狂钻洞在月光森冷的夜里他们也觉得好景不长是控制室和头等舱里纸醉金迷贵人们哪管船外白浪滔天是底层水手和乘客饥肠辘辘船官们大嚼美酒羔羊是船体正在一寸寸碎裂水与火撕裂绝望的心房“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是狂风即将掩盖人们的呼号是巨浪即将把这些人送入海底坟场是大副二副们还在拼命攫取最后的财宝和金子是水手和乘客开始疯狂挤踏抢夺食物、水和救生艇是年迈昏聩的老船长听不见呼号看不见鲜血汩汩流淌还在航海日志上歪歪扭扭写下“平安！平安！一切平安！”是天上的星星完全被乌云吞没是地狱海中的幽灵船“啊，天哪！船在颤抖，船在下沉！” 2006年7月7日写，10日修改 --------------------------原载《博客》 回目录 黑窑童奴——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献给黑窑地狱的孩子及黑夜无眠的网友凌沧洲 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在黑窑的地狱匍匐爬行的童奴当奴隶主和打手的皮鞭棍棒像雨点般落下世界的哪个角落正寂静无声 去往远方的人，都问问那里的成人你有孩子吗？你的孩子八岁了吗？你的孩子是自由人吗去往远方的人，都问问那里的孩子你几岁了？你自由吗？你知道世界的角落童奴才八岁吗？ 去往远方的人，无论你是在莱茵河畔还是塞纳河畔无论你是在意大利海滩还是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的海滩问问那里的成人和孩子或者问问你自己的孩子知道世界的尽头童奴的故事有多悲惨吗 告诉他们这个悲哀的故事像讲述索马里饥饿的老鹰虎视鹰瞵下的垂垂待毙的儿童的故事告诉他们人世间这令人颤栗的苦难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山西告诉他们黑窑奴发生在21世纪 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告诉我，这个八岁童奴的名字他草根一样的父母姓甚名谁告诉我，当年他出生时的欢乐他失踪后家庭的悲戚暗泣告诉我，这黑暗的大地与天空何处是八岁童奴回家的星星 告诉我，是否有人为这个远方的孩子沦为奴隶的命运哭泣告诉我，是否有雕塑家雕刻一尊童奴的雕塑铭记国耻告诉我，是否有历史学家书写2007年八岁黑窑童奴的故事 最小的一个才八岁，八岁啊！你也有过八岁的童年你的孩子也将度过八岁如果你不甘自己和孩子沦为奴隶请让我们发出人的诅咒—— 将八岁孩子沦为奴隶的人将八岁孩子沦为奴隶的国度必受天谴，必受天谴而报应，或已来临，或终将不远 2007,6，18夜写于幽州6月19日晨受网友“一颗滚石”跟帖启发作局部修改 --------------------------原载《博客》 回目录 六个正在死去的汉子和一只孤独女熊猫--献给黑窑地狱的孩子及黑夜无眠的网友凌沧洲 六个人，他们六个人六条汉子，六个活生生的性命被地铁线塌方活埋在地下死生渺茫，阴阳两隔 六个人，他们六个人工头排队点名时少了的六个人谁在偷偷用手机向河南警方报警而工人们的手机旋即被收缴 在遥远的德意志一只孤独的女熊猫在动物园死去享年22岁成了德国图片报的话题动物园的发言人面对公众的疑问不得不出来发言 女熊猫芳名“嫣嫣”作为“国宝”礼物赠予洋人当熊猫能成为玩物随意赠与“家奴”的命运可想而知那一天，此地报纸介绍嫣嫣的篇幅远大于那正在死去的六个人 六个人，六条被活埋的汉子除了诗人凌沧洲发一声浩叹这冷酷的时代寂寞的帝国谁人关心你们的死活谁人听见你们妻儿的哭泣 六个人，六个尘世下一样卑微的兄弟你们的呼喊嘶鸣注定远隔在地底你们的面孔注定渐渐模糊血肉注定渐渐干枯当地铁10号线落成典礼会有鲜花笑语和头面人物而你们已经长眠地底地铁行走的每一个车轮碾过你们滴血的土地这个城市冷漠的乘客谁会听见地铁下面的冤魂 2007,3,30 --------------------------原载《博客》 回目录 警惕“朋友的新衣”--答李更十诘朱健国（广东） 李更曾以《李更如是说》一书荣获“酷评家”殊荣。近年在《珠海特区报》“海天”副刊主持一个“奇人访谈”专栏，其访问方式是笔谈——李更因人制宜写下十个问题，受访者逐题笔答。已有张鸣、傅国涌等人入其圈套。 2008年1月上旬，李更将我也列入其猎奇目标，发来“十诘朱健国”。面对其居心险恶的“十诘”，我想起其父李建纲（前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小说名作《牌》——说一个老劳模终生住在一间破屋里面，除了四壁都糊着历年的劳模奖状，穷斯滥也。然而领导总要在每年生产困难的时候发动他带头加班大干社会主义，年终常常是别人搬新居升新官，他仍在破屋里贴新奖状。人们笑称他是领导手中一张牌，平时忘记，“娱乐”时才会想起。想不到李更将乃父阴毒挑拨的小说技巧演变为文学酷评，我本当敬而远之，但想到曾国藩曾教导李鸿章，即使是与夷人打交道，也还是本着一个“诚恳”二字可以最终“无技巧胜于有技巧”，遂直言我《警惕“朋友的新衣”》之人生策略。 其问答如下。 以“朋友的新衣”去皮见骨揭露“皇帝的新衣” 李更（1）：对提问者进行提问是个困难的事，尤其是面对你这个高明的提问者，任何问题都可能显得幼稚，我算是个了解你的人，但是越了解越不好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朱健国是个麻烦的人，这个麻烦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不怕遇到麻烦；喜欢找麻烦。能够麻烦别人，就尽量麻烦别人；能够麻烦自己，就尽量麻烦自己。因为你的复杂，反而不知应该提哪些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采访者，我想的就是在采访中解释麻烦，以便解决麻烦，同时自己要避免麻烦。不知道健国兄怎么看待自己？ 朱健国：借用孟子的话，你是“善哉问也”，说得通俗而精辟，礼貌而诡秘，我确乎一个极“麻烦的人”，非常挑剔。既麻烦自己，也麻烦别人，既麻烦权势者，也麻烦弱势者，既麻烦陌生人，也麻烦朋友。我有一句格言：将每一个朋友得罪（批评）一次。其理论依据在于，既然每个人都必然有缺点，为什么不能对每一人都童言无忌？其历史借鉴在于鲁迅先生。鲁迅是得罪朋友的大师，胡适、林语堂、刘半农都曾是他的好朋友，鲁迅却能毫无顾虑地尖锐批评他们。我以为这是鲁迅最可贵的地方。说实在话，得罪朋友比批评权势者更需要胆识与学识。政界的病根往往在文化界，因此文化界朋友互当诤友，是一种净化政界的“防患于未然”。监督社会应该从监督朋友开始。“朋友的新衣”比“皇帝的新衣”更普遍更难直面。当今中国，更缺少对“朋友的新衣”的警惕，许多人是宁可看着朋友祼游也不愿提醒其不仅仅并未穿新衣，而且是一丝不挂，惨遭了骗子的欺诈。 所以，我愿意做一个通过直言“朋友的新衣”去皮见骨揭露“皇帝的新衣”的“阳光小孩”。我想，如若每个人都能“得罪”（提醒）朋友，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快正气浩然。当然，这种监督并非包括朋友的隐私与生活，而多限于学术和与公众利益相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公共事务。 但这一追求往往遭到恶意曲解或善者的误解。鲁迅先生似也遇到过。说，有人知道他是写小说和杂文的，就常常回避；但鲁迅笑道，无须这般害怕，“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黾，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我之所以坚持这一“麻烦”，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 “伪现代化”研究者、“共生主义”探索者、杂文作家。前面两个脸谱是近十年得到的，“杂文家”的帽子有20年了。一般来说，“杂文家”都是要得罪人的，但“新基调杂文家”只得罪庙堂的敌人，“公民写作杂文家”只按执政者解释的宪法批评“错误者”，而政府解释的宪法并不等同宪政，袁世凯的宪法和美国宪法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鲁迅风杂文则有些“为在野党讳”。我是以研究“伪现代化”和“共生主义”为基础的“杂文作家”，“伪现代化”是一种言行背道而驰的谎言社会，“共生主义”反对任何名义的暴力，主张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一切违反宇宙共生规律的现象皆在批判之列。因此，我这个“杂文家”与传统的诸多“杂文家”不一样，我的批判范围要更大更广更深，要通过批评一切反共生的问题而促进人类共生，万物共生。可以说，没有人不在我的批评视野之内，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四面树敌”（其实是四面悬壶济世）的人。 广泛的批评是高度共生的重要基础。 近十年我的经典麻烦有“四大笔仗”：1997年“质疑余秋雨”（批评余秋雨谀颂深圳乃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8年“质疑何清涟”（批评何清涟只许自己批评别人却压制学者对其批评），2005年“质疑鄢烈山”（批评鄢烈山的杂文倡导以“焦大之骂”为“公民写作”），2006年“状告收获”（批评中国顶级文化期刊《收获》杂志刊登虚假广告——在巴金去世一个月后还说巴金仍在主编《收获》）。 这“四大笔仗”的对象，有两个曾经是朋友，即何清涟、鄢烈山。二人皆有“乃使勇士往詈齐王”之威，自然，我遭遇了空前的毁詈，至今未了。 语云：“青春无悔”。我誓将“朋友的新衣”和“皇帝的新衣”一同揭露到底。 力图纪录“伪现代化学案” 李（2）：我想，还是来谈谈你的访谈吧，从1996年开始，你把自己的文字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到了访问各种各样文化、政要名人上，你是想代人立言呢？还是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自己的思想？ 朱：我向来主张“六经注我”，“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块垒”，我手写我心。 1995年我在任职《中华读书报》深圳记者站站长时，开始了写作转向：从原来写杂文为主，转向写人物访谈为主。十多年来大约采访了三百多人，采访对象以文化界为主，施蛰存、王元化、蔡尚思、王蒙、祖慰、方方、池莉等着名学者、作家，兼及政界改革者、商界争议人物和底层草根代表人物，如李锐、任仲夷、袁庚、雷宇、牟其中、史铁柱、杨剑昌、安子等。由于我有采访后再沉淀一段时间再写出来的习惯，约有三分之一的采访至今还未能写成文稿或定稿。 我做人物访谈，实际上是为我的“伪现代化”研究做做系列调查和个案研究。就像黄宗羲通过做《明儒学案》——对明代学人学术历程一个一个的梳理概括评述，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我则是通过人物当面采访加上事后资料搜集，力图纪录“伪现代化学案”，展示“伪现代化”大潮中各种文化政治商业人士的沦陷与挣扎，借此疾呼共生哲学。 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李（3）：反正我是在对受访者有好感时才去采访对方的，当然，首先是要对受访者有极大兴趣时才能有问题想问。帮助别人扩散影响，其实就是一个普通采访者的基本想法，既然这样，那么肯定是要以受访者完事以后感到高兴为前提的，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采访者，为什么？ 朱：多数情况下，我也是在对受访者有好感时才去采访，但也有不少是因为采访对象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虽然并不赞同其言行，我也仍然以极大兴趣去采访。比如1998年底我采访牟其中，并非因为喜欢他，但是对其独特理念与实践深感兴趣，觉得是一个伪现代化的难得标本。 这样你就可明白，何以我的人物访谈，不能像大陆有些记者学人的人物访谈风平浪静，这与我独特的人物访谈理念有关，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1、访谈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化、颂扬、讨好受访人，而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追求人间真理，因此，访谈稿是在对历史负责的前提下尊重受访人，如遇与对历史负责有冲突之处，将不以受访人及其追随者满意为准，访谈稿将竭力为存历史真相而保留不利于受访人和采访者的原始材料。（这一原则深受袁庚等智者的赞同，但遇到一些以为采访者必以受访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就难免发生争执。） 2、为了切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凡访谈必公开录音、照相，甚至录像，据此整理出访谈稿，尽力原汁原味地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我深信再好的记忆力，也顶不上录音机，包括受访人，事后也须以现场录音为准，而不能以受访人自居而随意否定现场录音——受访人可以事后改变意见，但不能否认曾有的现场录音之真实性。 3、依据国际新闻采访惯例，“新闻采访稿无须经受访人审阅，文责自负”，对于受访人没有要求事后须审阅的访谈稿，或本人没有承诺送受访人审查的访谈稿，一般不给受访人审读。经验证明，访谈稿送受访人审订，虽可以避免极个别的词语误听误会，或进一步扩展意见之便，但却可能使受访人删除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和深刻而敏感的思想闪光。因为再伟大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总有一种趋利避讳美化自己宣扬自己的潜意识，这一“自我保护”在访谈时会因情绪高涨有所放松，情不自禁流露出许多常态下掩饰的真情和潜意识，而到审稿时，则在高度“理性”下加倍强化“自我保护”，不惜删改一些真相真情真思想。如据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晚年曾对他多次说过，“他（鲁迅）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所以，访谈稿以不送受访人审查为上策，除非一些开明者承诺，采访者对受访人删节的真话有权再恢复。当然，这亟需让读者明白，访谈稿只是受访人的“思想时点数”，只代表受访人在访谈时的思想，并不能说是受访人始终如一的思想。 4、我的人物访谈一律是对话互动，不是只纪录受访人一人之说的“单口历史”（因此与纯粹的“口述历史”采访规则有所不同）。虽然访谈稿中多是受访人主讲，但主导访谈的是采访者——不同的采访者访问同一个受访人，因访谈目标不同、问题不同、倾向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访谈稿——所以，访谈稿具有采访者深刻的个性，其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受访人接受采访者的采访，就是将自己的谈话授权给采访者传播。须知，没有经过录音或文字纪录的谈话，是没有版权的。 5、因访谈稿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特殊情况下（如因时间紧张采访者在现场将时间让与受访人多说话），采访者有权在事后整理文字时，对自己的某些“缩写对话”酌情作一些不改变意思、语气和语境的精确恢复或延伸，以便让受访人的话语得到更清晰的解读或注释。 6、除特殊情况，我的访谈稿一般不及时公布，多在数年后选择一个适当时机传播。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充足的时间反复核对原始资料，查证相关背景；二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对历史负责的访谈稿在最具影响力的时机“以一当十”；同时也可在时间检验中淘汰一些历史价值不大的访谈稿。所以，我至今仍有许多已有十来年历史的访谈稿未发表，如关于蔡尚思先生的三十万字长篇访谈。 以上六条“人物访谈原则”，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依据法拉奇、唐德刚和国际文化界关于人物访谈及人物传记的写作通例而形成。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和亲密五十年的女友波伏娃相互争议采访者文章的故事，更令我坚信自己的人物访谈原则——萨特晚年时，其秘书本尼•列维（学生运动领袖）将与他的对话写成人物访谈《今天的希望》，萨特和波伏娃的朋友纷纷试图阻止该文发表，因为其中真实地透露，萨特对自己的哲学令人心碎的自我批评。作者坚持将文章面世后，波伏娃愤怒地哭泣，四处指责本尼•列维是在利用萨特老年的思维衰退进行欺骗。反过来，波伏娃在萨特死后出版了《告别仪式》一书，讲述她的“灵魂伴侣”萨特身体上的衰弱，但遭到萨特的晚年情人阿莱特的刺骨批评，说萨特曾批评波伏娃回忆萨特的文章是“像对待一个死人那样，对待一个不方便自我表达的人”。由此可见，真实的人物访谈常常会因敏感问题引起包括受访者在内的不满。 最能评判我的人物访谈的，只有历史 李（4）：你的采访，影响越来越大，正面的影响自然是越大越好，负面的呢？对你的访谈，反映是两个极端，赞扬者说超好，诋毁者说恶毒，甚至有被采访者觉得很生气，后果当然很严重了。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有记者对你也这样，你会高兴吗？ 朱：我在写人物访谈时，追求的不是影响，不是外界的评价，而是自己的快乐。选择采访对象都是自己有兴趣的人，所以我在写作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外界的赞扬和诋毁，包括受访者的评价，对我都影响不大。我从来不认为真理的标准都在受访者那里。由于“伪现代化”研究是我发起独创，“共生主义”理论研究虽然有几个人在做，但真正密切联系实际研究“共生问题”，我是第一个探索者，所以我认为最能评判我的人物访谈的，只有历史。它的真正价值，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水落石出。 我的一些人物访谈只所以有些影响，可能因为所选人物多与历史重大事件相关，我又比较善于挖掘受访者不太愿说的一些敏感问题。如采访任仲夷时，我挖出了他开始不想说的与华国锋、陈云的矛盾。但后来他还是称赞了我。能够让受访者说出只对你一人说的话，这是一种采访技巧。 至于有人对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会像任仲夷老人一样，始而遮掩，继而赞扬。 赞扬者和认可者居多 李（5）：你联系访谈时被拒绝的时候多吗？访问以后成为朋友的多吗？ 朱：还没有遇到拒绝的情况。百分之九十五的都在采访后成为朋友或相安无事。只有极少数以为采访者必须歌颂受访者或必须以受访者之是非为是非的人，才会对我的访问有极大意见。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还是会感谢我如实地纪录了他们的思想状态。 像袁庚，十一年来我多次采访他，前几年发表他批评巴金“不得好死”直言时，使他受到强大攻击，余秋雨为此专门在书中用一章节反讽袁庚，可以说给他带来很大麻烦。但袁老仍然乐意再接受我的采访，前几天又欣然请我再去访谈，多次向我举手敬礼。往年春节，袁老还主动打电话问候我“龙体安康”。任仲夷读了我写他的访谈后，称为是最有深度的访谈，又推荐我去采访他的朋友黄大夫。其孙子任意去年还在美国请我吃饭，代表家庭谢我。还有雷宇、严秀、牧惠、余杰、焦国标等，都是多次接受我访问。从目前来看，赞扬者和认可者居多。 再比如你，我们是朋友，但在关于你父亲和你朋友的文学评述上，我就因坚持己见而让你难受。好在你像许多真正有境界的朋友一样，最终还是能理解我、宽容我。我对一些为尊者讳，为朋友讳的人是很担忧的，他既然能“为朋友讳”，那恶人就可通过其朋友来让他“为恶人讳”。这种只对陌生者铁面无私的人，必然不可能事事公正，坚持正义。 我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另类 李（6）：我有个观点，只要对世界具有挑剔的眼光，你就可以当杂文家了，挑剔得越厉害，你的名气就越大。在中国杂文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你的，你是个过于挑剔的人吗？ 朱：不挑剔的人是当不了杂文家的，但仅仅有挑剔，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杂文家。《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评论我说：“鲁迅之后有聂绀弩，聂绀弩之后有邵燕祥，邵燕祥之后是朱健国”。这当然是一种客气话，可能就是说我善于“挑剔”，意在鞭策鼓励我。但我自信，在当代中青年杂文家中，我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另类：腹背受敌，只有横站，荷戟独彷徨——我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思想，既非传统马列，又不是正统的自由主义，而是以研究“伪现代化”中的“共生问题”为独特视角。特别是我以“朋友的新衣”揭露“皇帝的新衣”的批评路径，这是一般人决不敢走的路。 真假杂文的分水岭 李（7）：杂文家是不是思想家？杂文的性质是“杂”还是“骂”？ 朱：真正的杂文大家必须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 我曾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其中对杂文的定义是—— 杂文的本质是反代圣人立言，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当朝，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体制外”和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一切压制、阻碍，曲折隐晦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体制内”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是否代表“公民写作”，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焦大之骂”似的准杂文、伪杂文。 　　是“体制外”思维还是“体制内”思维，这才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人与人的高低在于思想影响的时空大小长短 李（8）：一个人写一篇杂文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杂文，而杂文总是要批评的，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你批评的对象越多，朋友就越少，你会因此感觉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吗？会不会由此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你的杂文有多少篇多少字了？ 朱：在没有网络之前，最好的杂文和最差的杂文都发表不了。有了网络以后，最差的杂文都可以发表了，但最好的杂文仍然发表不了。因为有“网络文明协议”。因此，我的最好的杂文，一直关在电脑和柜子中，但我仍然每年要写一些只供自己高兴的杂文。因为我的杂文的第一功能和目的是让自己快乐。尽管这种快乐常常是“痛并快乐着”。 我没有统计过自己写了多少篇杂文，我以为没必要。一个杂文家，如果能有一篇好杂文真正流传后世，就是天大的幸运了。我争取能给后世留下一篇杂文。这是我的杂文努力目标。目前我的杂文有《早叫的公鸡》和《改写叶乔波》比较受欢迎。 我不以杂文发表多少为快乐，也不以为朋友多就是成功的标志。我以为一个人思维空间和影响空间大于他人，一个人的历史影响长于他人，这才是成功的标志。人与人的高低在于思想影响的时空大小长短。因为帝王和朋友的两种封杀，我有十年没有出版新着了，但在网上看到有人仍在谈论我十年前的旧着《不与水合作》，多有欣慰。有人年年出新书，还得奖，但却让人“永远也不会想起”。 从历史上看，好像思想影响的时空大而长的人，生前都是特别孤独的。 李（9）：你的访谈有多少字了？访问了多少人了？ 朱：字数没统计过，因为多数访谈还没有发表，如关于蔡尚思的三十万字访谈，因时机不到，还未能定稿。人数大约有三百多人吧。 我与鄢烈山的分裂与论战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李（10）：随便问个问题，因为你、我和鄢烈山都是武汉来广东的，都是写杂文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你和老鄢还是几十年的交情，你们两位交恶，我和朋友们非常痛心，希望你们停止上演《投名状》，你认为有和解的可能吗？如果没有，困难在哪里？ 朱：我和鄢烈山的分裂与论战，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朱学勤说中国的改革分为两次，第一次改革是1978年至1989年，第二次改革是1992年至2008年的今天。我和鄢烈山的友情产生于第一次改革，那时，庙堂与江湖都在真正解放思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在启动，知识界目标一致，比较团结。那时上下都倡导鲁迅风杂文，杂文界宽松而兴旺。那时我和鄢烈山的杂文写作都是一个目标：在体制内争民主。所以我们那时情投意合。那时我也在体制内工作，生存环境一致，感受也差不离，分歧自然小。 第二次改革开始后，我因一个杂文风波得罪巡抚大人，被迫南下漂流深圳，从此离开体制内铁饭碗，完全靠市场经济生存。这种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使我发现了社会的真正症结所在，于是我的杂文风格有了重大变化：从体制内思维为主转向了体制外思维为主。而鄢烈山，仍然生存在体制内，格守着八十年代的体制内思维。当1998年我提出：是“体制外”思维还是“体制内”思维，这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时，鄢烈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此后他提出了“公民写作”是杂文的唯一正道。于是我们因杂文观念不同而开始感情疏远。后来他发展到因获奖而粉饰太平，沾沾沾自喜以焦大为荣，我只得提醒他在陷入“朋友的新衣”悲剧，公开应战。在这种论战中，由于有人在其中挑动，我们双方又加入了个人意气，致使论战一度偏离学术轨道。但总体来看，朱鄢之争，是中国思想界大分化在杂文界的典型个案。这从后来余杰、萧夏林、刘洪波、于成玉等许多文化人也加入对鄢烈山的批评可以看出，绝不是什么朱健国与鄢烈山争名夺利、“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两种杂文观（焦大怨言与鲁迅风杂文）和两种民主观（犬儒民主与自由民主）的论战与争鸣，是从只揭露“皇帝没有穿新衣”向警示“朋友也没有穿新衣”的纵深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意气平静，理性地回到学术争鸣上，当然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连中美都可以建交，国共都可以握手，人间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误会与冤仇，何况我还是个“共生主义”者。我会在适当时机，首先表示高姿态。 我提醒“朋友没有穿新衣”，是希望朋友真有新衣穿。 2008年 1 月14日初稿，21日二稿 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吴大昌的自我告密--答李更十诘冉云飞（大陆） 圣人强调三省吾身，同时也有人强调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自我批评，后者并不始于文革，这是曾国藩的“发明”。曾国藩从1842年他31岁起，每天写“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以反省自己。他这种狠批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做法，引得1917年的青年毛泽东叹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无非是自我修身，他的《过隙集》的“日课册”也并不准备发表，但到“独服曾文正公”的人那里，就变成了一种拿来整人的道德表演。众所周知，中国是个道德他律很重，而道德自律比较缺乏的国度——因之道德在中国有很深的表演成份——强权者和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力，命令那些处于弱势的人，要依照他们制定的道德要求来生活，占领道德制高点，道德变作杀人利器，成了一九四九年后历次运动互相整人的常态。 　　四九年后很长时间里没有正常的法律，即便有，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有罪类推、自证其罪。这种自证其罪的法律体系，配合道德上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人人被要求自我告密，刺刀见红，自我揭发，脱胎换骨。最通常的说法是群众向组织交心，党员向党交心。古有比干被刳肝见心，今则要你自剖而见你的心红心黑。这样一弄下来，人哪里还有什么个性，什么尊严？这和一头猪这样的低级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吴大昌的家庭决定了他必须污人以及自污，告发他人和自我告密，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喘息余地。这样做了，是否真的能够脱离苦海，主动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 　　十分不幸的是，作为上海美术出版编辑的吴大昌越是想脱离苦海，苦海越像梦魇和毒蛇一样纠缠着他。他在告发父母、哥嫂、远房亲戚后，只得自我交心亦即自我告密。1968年5月31日，吴大昌学习“老三篇”背《愚公移山》，背到“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一段时，错背成“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反动派的”。他自己在6月1日的检讨中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吴大昌的家庭是旧式的剥削家庭，其父母、兄长都是反革命，但唯独吴大昌不是。原因是红卫兵造反派想进一步利用亦即所谓“争取”他来告发自己的父母及亲戚朋友，让红卫兵造反派找到进一步的罪证来折磨他们，同时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威逼利诱，让其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使吴大昌成为造反派手中一张打人的牌，成为向他人进攻的儡傀。 　　吴大昌揭发人以自清，还不能满足红卫造反派及当政者的要求，因此还需要他不时汇报、交心以自污。我手上保留他所写的六次“思想汇报”，现按时间顺序摘录一些内容，以见其交心自污，自我告密之一斑。“最近我社造反派也贴出了通令，凡是有政历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人，必须彻底交代其反动的罪行，凡是尚未交代而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资本家，必须立即交代其问题，这是对有问题的人的挽救和帮助，我坚决拥护”。 　　1968年6月9日第一则“思想汇报”材料，便是对他此前已经交待过的事情，再进行反复的自我批评，自我交心。“这一星期内，周林笙同志以及同组学习的人员对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帮助，即关于马希龙的首饰箱问题和吴大业的微型特务照相机的问题。”说是帮助，其实完全有可能是无情的批驳，只不过是他只能用“帮助”二字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否则的话，他便犯下抗拒改造的滔天大罪。交心工作，当然不只是你告发别人，还有你日常做了哪些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将这些事说出来，你的交心便有可能获得认可。1968年6月24日吴大昌主要谈的是他如何学习门合的英雄事迹和学毛着的心得。 　　基于非常强大的压力和必须按时交心的要求，吴大昌在1968年7月7日的“思想汇报”中说：“造反派同志一再动员我，要我揭发反动父母过去所做过的反动罪行，我觉得这是造反派同志对我的帮助，给我以立功的机会。”“为了对反动父母过去所做的反动罪行进行彻底调查，如果造反派需要什么材料，凡我所知道的，我一定提供配合。”“自己如果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必须破‘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否则必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成为不可救药的人。”这思想汇报，是典型的污人及自污的组合。1968年7月21日，主要谈他每天背诵“老三篇”的心得，同时他说“从我社已经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其它反革命分子来看，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社自建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剧烈的二条路线的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走资派的庇护下，窃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但在我社造反派，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坚决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聚下，都被揪了出来。”由此看来，这样的交心，只是走过场，只不过是重复得势的当权者的声音，反应了其间的权力争斗罢了。 　　1968年8月18日的“思想汇报”如下：“七．三”及“七．二四”布告，实情是武斗扩大以及武斗中与军队的冲突，但布告中却说是反革命分子等在其间挑拨煽动，要求各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告密和交心双重并举，吴大昌自然按照这等模式他污自污以交卷。1968年9月1日的汇报除了讨论苏修叛徒集团对捷克的突然军事占领以外，吴大昌真来了次比较“有特点”的交心：“在星期五（30日），我又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早上乘26路无轨电车的时候，做了一件严重的恶劣行为，对某一女同志进行了污辱，是属于流氓阿飞行为的性质。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我再犯这一错误，说明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很好得到改造。这完全是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过去所看的黄色小说在脑子里作怪。今天牛奶公司的革命工人以及社内的造反派同志对我进行批判教育是对我的挽救，说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必须加强改造自己，否则必然为社会所抛弃，成为社会的渣滓。”“在我做了这一恶劣行为被揪到牛奶公司的时候，心里也对自己这一行为觉得可耻，觉得无脸见社内的群众。但我立即认识到，仅仅觉得自己行为恶劣可耻是没有用的，必须在认识到错误的同时，把自己这一种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彻底清除，加强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吴大昌彼时三十二岁了，尚未婚配，终于被造反派抓住世俗的把柄，让其进一步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1967年8月他曾买了《沙家浜》的戏票请同社财务科的刘月珠女士看戏，发展感情，以便分得房子，从家搬出来，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可惜没有成功，不然他或许不会犯这桩流氓罪了。 --------------------------原载《议报》 回目录 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答李更十诘袁伟时（广东） “学问有一半是在闲聊中得来的。”1956年，我访问剑桥大学，一位教授请喝下午茶时说的这句话，一直未能忘怀。的确，许多思想火花是在自由交谈中激发的。不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威胁无所不在；久矣哉，不见汪洋恣肆放言无忌的闲聊！拜读怀宇的《访问历史》，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睿智的闲话！ 刚满而立之年的怀宇很 挑剔，找的尽是满腹经纶的老头老太，而且功课做得那么好，让老人们一一敞开心扉，把埋在心底的陈年故事，向这个忘年交倾诉。“文不在兹乎！”这些耆宿大都 是华人学术文化界的顶尖人物，那些仿佛不经意的交流，记下那么多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甜酸苦辣，留下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苦难历程的生动侧影！ 揭示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灵魂 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建立、发展和被摧残的历史。 别怪老人怀旧，这不是病态的唠叨，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以大学来说吧，入学虽然要考试，但是对有特殊 才能的，破格录取是常事。转学、转系自由，选课也自由，真正的大师就破茧而出了。史学名家许倬云念大学本科，从外语系转到历史系，选课横跨四个系，有五门 课只有他一个学生。吴冠中的画，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但是，他原来读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16岁那年参观杭州艺专，入了迷，坚决停学再考，一代 大师开始上路。 剑桥、牛津，够牛了 吧？她的灵魂就是自由：“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48页)这曲自由散漫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林 语堂、徐志摩都唱过了。他们揭示的无非是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核心价值。没有这样的自由散漫，一代代敢于突破陈规陋习的杰出人才，不可能破土而 出。 研究现代化的着名学者 金耀基先生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 成为美国世纪，都跟这有关系。”(33页)这是世界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不言而喻，除了优秀的教师和完善的图书、设备以外，第一流大学的标志就是自由。 何兆武、邹承鲁等当年西南联大的优秀学生说及自己的成长，无不认为关键就是有自由！在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高压下，是他们的老师和校长，以“铁肩担道义”的情 怀，保护了一方净土。 人们喜欢谈论文化断 裂，叨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补救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学术文化而 言，最严重的断裂在于1949年以后，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主流的联系被斩断；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一系列学科消失；即使勉强存活的学科，挂帅的也是 以领袖语录定是非的前现代意识形态。这些现象背后，是对何谓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的不同认知。 为何这些饱经风霜的智 者那么珍视自由？许倬云先生说得很沉痛：50岁以后自己的思想变了，“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到50岁，我理解 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行的。”(12页)话说得有点惊世骇俗，这可是难以计数的生命和血泪换来的。苏联剑拔弩张地批判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后果历历 在目。只有坚决维护全人类利益和公民个人尊严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野史闲话中的真实 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正史”，干瘪、歪曲，俯拾皆是；鲜活和真实的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拣。怀宇仿佛不经意的闲聊，就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经济部农 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管辖四川)的周有光先生说：“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 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107页) 无独有偶。俞大维先生 1985年回忆：“抗战初起，我接兵工署长，督导全国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任期约12年。对日战争，大小战役之不利，无日、无时、无地无之。可堪告慰 者，战况再如何不利，尚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俞大维先生年谱初编》1792~1793页，1996年，台北) 两老的亲身经历是抗日 战争史的重要一页，是以往研究甚为薄弱的领域。正如怀宇在序言中说的，记忆往往不可靠。周有光先生的回忆就有不准确之处，1942-1943年间河南、广 东大旱，有过人吃人的惨剧；“没有粮荒”云云，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是，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却是真实的记录；作为抗战最重要的基地，这样的成就，可谓 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说真话要有对任何事都 淡定的平常心。黄永玉说得好：“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197页)满脸 “国家意识”的人，缺少的就是知识和人生的修养，他们的言谈不过是千年中国满口仁义道德的“道统”的继续。像创造了《读书》辉煌历史的沈昌文那样惯于经常 嘲笑自己“无知”的人，倒是真正的智者！ 明亮的镜子 由于“上苍的安排”，滞居京华的香港着名文化人罗孚成了《读书》的专栏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17页)， 标志着香港的文化信息从此汩汩流入内地。沈公语焉不详，怀宇长达13页的专访：《我行我素我罗孚》，谈到“沈昌文谈起当年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的故事，简 直可以入武侠小说。”(54页)虽然读者依然看不到沈公入山访求武林秘笈的曲折历程，但在怀宇生动的访谈中，曹聚仁、聂绀弩、夏衍、金庸、梁羽生、徐訏、 林风眠、董桥和罗孚自己在香港的趣闻轶事，绘声绘影，展现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图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录的倪匡的故事，为什么在内地无所作为的人，到了 香港成为着名作家？这是环境造就人的故事。 当人们沾沾自喜之际， 照照镜子大有好处。这几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和北大、清华抢尖子了，欧美澳洲等地的中学也到中国来向中学生招手了。没有竞争的压力就没有质量的提高，也缺少改 革的动力。当怀宇问金耀基先生：“留学对中国学生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大学制度还不是非常强的时候。”(27页)这 部书海阔天空，没有严密的系统，但贯穿始终的是落后和先进的强烈对比。它不愧是21世纪中国人的《警世通言》。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部书在处处智慧闪光的同时，文字流畅、生动，开卷有益！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李怀宇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29元。 （天益网） --------------------------原载《天益网》 回目录 讨伐马克思主义--答李更十诘紫电、马虻 正当人类摆脱封建专制的桎梏走向民主自由的时候，一个新的强制势力——马克思主义幽灵，在欧洲兴起。它燃起的专制烈火从欧洲烧到了亚洲，烧遍了全中国。 古老的东方民族，刚从旧封建的桎梏下解脱，就陷进了这个幽灵的桎梏中。 半个世纪过去了，欧洲人、美洲人、澳洲人……总之，全世界所有文明社会的人们驱赶的幽灵，仍然在中华大地肆虐。 曾经煊赫一世的东方古国，为何会成为这个幽灵的最后栖身之所？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被这个全世界唾弃的死魂灵紧缠着不能脱身？对此，被这幽灵狱囚般束缚的这一代人，应该对后世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并承担起这一代人应负的责任。 1. 幽灵的召唤 产 业革命结束了欧洲的封建专制，给黑幕笼罩下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但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直到今天，人们对这场革命在马克思笔下的惨败也爱莫能助，更 对被这场革命毁灭的封建王朝和奴役制度的哀鸣之声无言以对，平民自主的产业资本在砸碎封建枷锁的同时也因它的种种过失大劫难逃。 随 着大工业推动的人口大规模聚居，以及从未有过的新闻声势，使这个年轻的时代存在的弊病，新生的和旧疾未愈的，全都在人们面前跃然眉心。一时间，贫困、失 业、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以及资本剥削和压迫，这些社会现象仿佛横空出世，它们都在马克思笔下为奴隶主和封建主脸上增辉并借以减轻他们的罪名，因为马克思 就是用这些字眼掷向资产者和实业家，并努力在历史的有罪者名单上将奴隶制和封建制向轻罪这一边拉。 新生的时代似乎再也没有光明。马克思用他擅长恶意歪曲的宣传，将种种背离产业原则的早期自由产业弊端和那个时代一时难除的社会旧病全部泼向新生的自主产业生产方式，将这个新生的民主、自由政体，这个摧毁特权争取人人平等的时代，装满了一切让人人胆寒和倍感恐怖的言辞。 他不以人类社会存在的弊端提出建设性的思想，却以这些弊端为理由直接提出了分割人类的要求。“人类”这个社会性种群在马克思理论中被“阶级”所取代，马克思就用它继续划分“人”这一个种并规定他们相克不相生。 他向世界宣扬：“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奴 隶制时代的两大对抗等级和封建制中由礼教贯穿联系起来的繁琐阶层，这一切都远比资产阶级以资产权形成的等级制逊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编排、挑 唆下成为人类社会两个势不两立的对头，它们已经远不是社会阶层的区别，而是超生物种类的区别，是相克不相生的阶级异种。 马克思除了大肆宣扬他的阶级异化和敌对理论，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内部的斗争交织的历史。 由 种种区别产生的社会摩擦，这些摩擦一经马克思挑唆，就成为人类社会各阶层中那些好勇斗狠情绪的兴奋剂。于是，社会摩擦被激发成了阶级对抗，这种对抗最终被 激化为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现实社会中被马克思分化为“阶级物种”，分化为形形色色最后只归结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 敌对种类。 这 种阶级分割把人类的共通情谊完全分割掉，它把人的天性，以及人类的一切情感完全淹没，把人性这一区别兽性的事物通过这种分割最后使它变得比兽性还更兽性。 而这一切正是在平民生产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的确立过程中被马克思渲染到了极端并被他指定为自主资本的专有罪恶。它在马克思笔下造成了人类社会空前的大倒 退。似乎世界的末日已经随生产劳动自主权的普及，随财富无等级制约地生产和拥有，随封建帝王和士绅的灭亡即将到来；物质财富并不是人们颂扬的那样在推进人 类文明的发展而是反过来推进黑暗的到来。 一句话，自主产业灭绝人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国民生产劳动自主权的结论。 自 从人类从劳动中创生以来，协作就以不断更新的形式把人类的群居生活方式推向高潮。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工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把人类带向了一个新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自主产业资本创造的巨大财富把帝王将相的世封和那些名目繁多的封建名分变得滑稽可笑。由平民中产生的资产者最初或是以公社的形式，或是以 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的形式，或是以第三等级的形式开始公开与贵族抗衡。最后，他们联合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产生的，同时又以科技成就推动经济发展的学者阶层取 得了政权上的胜利。从此，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有了根本改变。人从属于人，即平民从属于权贵，农奴从属于贵族的被迫劳动被完全取消；劳动资本的封建主占有和 帝王以封建特权运用的方式，在这个时代转变为由劳动创造者自行占有和自主运用的方式，即转变为人人平等的，资本自主的方式。 从 打破特权实现人人平等的那一刻起，整个社会就在释放一种力量，国民中的一切等级开始瓦解家族封建中的所谓“上等人”和“优秀分子”们依靠特权保持的利益板 块。一切都不再是“上等人”和“优秀分子”们的专利；自然赋予的一切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一切人，而不再是“有教养的上等人”和“高素质的优秀分子”们才配 占有和享用的私产。产业资本自主权和国家资源人人平等享有权是以生产方式的反封建形式体现民主自由的变革成果，它是政治民主在生产方式上的表现。马克思别 有用意地将这种生产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方式；它的社会形式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他要用生产方式上的资本自主表现的经济不平等，抹杀和掩盖这个制度的 政治平等权和民主、自由权。并用他的阶级斗争原则否定政治平等原则，鼓动重新建立资本集权和政治集权制度。 人 类奋斗了几千年，终于实现了政治民主。它选择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体现劳动创造者自主权利的方式；它确立的社会物质财富分享方式，必然要体现社会一切群体和 个体的利益要求。民主政治保障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公平、公正分享，它的生产方式更加启发出人类蕴藏的巨大的创造潜能。这个潜能远比挖掘大运河、建造万 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远比修建罗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它远比那个时代以前历史上一切创造奇迹所显示的人类创造力都更加巨大，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就是在这 种资本运用的新时代中产生的。资本自主的生产方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产业革命。它使加工业，陆路交通和航海运输业，使种植业，使商业，使金融业空前高 涨；它把大片大片的荒地转眼间变成不断增殖剩余产品的人造富源，把连绵不能穷尽的荒山变成取之不尽的藏宝地；它把分散独立的民族乡村连接成一个个共通的市 场——不断新兴的城市以工业为基础，以商业为轴心……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最显着的就是贵族的尊严不在了，昔日不可一世的 帝王也随着平民自由、民主意识的形成和增进而威风扫地。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是马克思郑重其事地说的。 但是，马克思对这种“非常革命的作用”指的不过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由 产业革命为先导并最后促成的民主革命，在早期显然不乏利用经济优势抢夺利益先机之辈，使革命残留的旧制度的劣迹在新体制中表现得同样疯狂。这当然引起社会 广泛的批评和责难。民主不会阻止更不会无视这些批评和责难，民主革命从来没有忽视经济不平等产生的社会不公正。但是民主绝不会接受重新再用一种强权法则将 人类社会又推回到专制的桎梏下；民为主的社会是天道所归。 马克思无视天道，以抨击资产阶级剥削，镇压资产阶级为理由，鼓动建立阶级强权制度，反叛这场否定一切专制强权的民主大革命，为建立阶级专政制度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阶级斗争理论体系，在人类社会又重新燃起了专制的烈火。 他谴责这场革命“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在 马克思笔下，人类进入产业资本自主主义社会就如同坠入十恶不赦的深渊。他惋惜世袭权贵和专制政治的灭亡，因为它们的灭亡释放了人间全部生机，导致社会一片 混乱；连几千年沿袭的所谓天然的君臣父子关系也在一夜之间遭到了这场革命的彻底破坏，而这些封建羁绊和奴役法则正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支撑，是他的所谓“温情 脉脉和田园诗式生活”的保障。 因此，诅咒破坏这个旧秩序的新原则，就是马克思理论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部分。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怒斥这场革命，说它使社会生产染上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个瘟疫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就会接连不断地发生。 马克思形容它每次到来就像是一场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它将“吞噬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 人类从来就是因为生产不足而贫病交迫，到今天却因为生产过剩更贫更病。马克思宣称，只要资产阶级存在一天，人类就无法摆脱这可怕的瘟疫，并只会日甚一日地最后被这瘟疫全部灭绝。 这种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双重危机震吓了世界，他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他们直接就是相克不相生的生存死敌。 在马克思振振有辞的鼓动声中，幽灵式的封建政治体系开始形成和蔓延，旧的统治方式在新的基础上又死灰复燃。从此，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镇压并誓将其消灭的战火在地球上熊熊燃起；中华大家庭更被推入这无尽苦难的阶级仇恨和相互斗争的黑暗深渊。 马克思主义焚炙异己，震撼人类。 二、危害人类的幽灵 幽 灵的至上名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幽灵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幽灵哲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展开的，它挑起的正是产业革命形成的自主产 业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对立。他们因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新的生产关系交往。这个交往过程，正是对劳动、分配、交换，以及财产所有权等问题的认 识、定性和处置所决定的过程。 关于劳动，马克思曾经挖苦神学中的诈传，说什么“人怎样因为罪孽深重，所以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同样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即不需要汗流满面，也不需要节俭积累，他们为何也像过去的封建主一样，两方面都“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汗流满面，是大自然对人的考验；节俭积累，是平民到资产者必走的一步。从资产者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终于从个别发展到了集群。他们首先是挣脱奴役的自由平民等级，在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求生，顽强地生存、创业。 当 然，也不排除有捷径可走。那就是掠夺。用武力或用权势，两种方法一样凑效。但这两种方法都轮不到自由民，只配有权有势的封建主运用，他们从来就是靠此为 生，靠此奴役人民。马克思却把这个他要为之减轻罪名的阶级的丑行，安在了他要打倒的阶级头上。他公开贬斥节俭积累，将历史上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这 些靠暴力掠夺为生的霸权者的行为，与人类劳动、节俭、积累的创业过程混为一体；并将后者列为历史上的重罪群体，为前者的行为顶罪。 于是，用“剥夺”方式取代“节俭积累”这种资本的获取方式，就成为马克思理论的精髓，堂而皇之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抢夺社会一切财富的理论根据。 与节俭积累不同，劳动在马克思理论中却是例外。 政治经济学大家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有用的物并不都具有政治经济学中理解的那种价值，商品会自发依据其必须的劳动量来生产和交换，始终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这 一理论论述的是人类劳动社会化协作的规律，马克思却以此建立了他的劳动消耗价值论，把一个发展的生产、交换断面在静态下论证的规律，强加在整个连续的，交 错发展的动态社会活动中。曲解价值，说它只产生于现实劳动，并不包含过去劳动，只产生于生产商品耗费的“活”劳动量，而无所谓它的效用。 他 的劳动价值理论建立的社会，消费不是享受劳动的成果，而是享受成果的劳动。他的劳动二重性就像阶级对抗从商品身上形成的影子，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只消享用 这个虚拟的幻影构成的“美好生活”，而他本人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们却仍然只乐意享受商品的物质实体即使用价值带给他们的甘美。这个所谓“彻底的唯物 主义者”竟然违背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竟如此追崇、空谈一个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幻影，而将体现物质财富的商品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完全否定。 人 类从进入商品社会以来，整个社会生产就在商品的纽带中进行，各个生产者相互独立，彼此各不相亲，互不相识，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但一切都不妨碍他们通过商品 彼此合作、互利。这就是商品中能供人们享乐或减轻人们痛苦的物质的效用在吸引各个劳动者互相帮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也是亚当•斯密指给我们看的那支无形的手无所不能地在引导整个社会生产。而马克思却要把这支手砍断，用他的虚无存在的抽象劳动代替那支自然法则的手，去指挥他用暴力强制建立的“产业军”，这如何不使中国人陷入苦难无底的贫穷深渊。 显 然，马克思主义中体现不出人类生存资源的极其有限与人类对财富的无限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就不再是一种经济智慧的人类活动。作为社 会劳动，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这一行为只能是单一阶级组织化的活动，就像昆虫类生物靠本能组织的活动一样。以主观能动性创造有用价值的人类劳动的意义，在他 的理论中被完全抹杀。 历史上，人类劳动曾经经历过马克思主张的组织化过程，那就是封建制以前的奴隶制时期。 在中国，夏王朝是第一个组织奴隶劳动的王朝。奴隶主包干、限制了奴隶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奴隶们只消安于受奴役，享有生存权，像牛马一样。 但这种状态下的国民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因为奴隶对劳动从来没有期望，他们对劳动的努力只是以不受到惩罚为限。 周王朝改变了这种生产方式，客观上解放了奴隶，礼法上还人的尊严和自由，从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增强了国家力量。到周朝中期的西方纪元之前，中国人就彻底废除了奴隶制。正是从那时起，中国龙开始腾飞起来，并一飞冲天，引领了人类文明进步二十多个世纪。 人类文明解放的即是奴役下的人权，也是被扼杀的社会生产力，和被窒息的人类创造力。马克思如果能从历史中有所感悟，就不会看不见奴隶制时期阶级强制组织劳动的极端残酷和反动。因为在欧、美，奴隶制在他生活的时代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看见了经济不平等下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却看不见意识形态强制下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看不见资本用经济方式组织劳动只是协议的公平与否，而阶级集团用意识形态组织的劳动，仍然是绝对的强制与被强制。 这种强制关系，正如他运用的逻辑反转，不过是用虚伪的，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强制，代替了奴隶主直接的、露骨的、公开的强制罢了。 从平民自主资本用经济方式组织生产劳动开始，马克思建立了他的剥削理论。这个理论不单从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分配上，更从商品交换中，从生产、流通的每一个环节上挖掘剥削。就从他挖掘的剥削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全面攻击和彻底否定。 他先把一切劳动抽象为同一的社会劳动。在这种经过抽象全都变为一样的劳动中，他认为劳动分配就只能用劳动耗费的量来确定，而不能用劳动创造的量。 但是在产业资本自主的社会和以往的社会中，分配和交换从来不是以劳动耗费的量为唯一依据在进行。 马克思于是以为他从中发现了剥削的秘密，他用这个所谓秘密发现建立了一个他最为得意的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理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家剥削的证据和剥削程度的表征，并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引起资本剥削的原因和导致人类社会这一深重灾难的根源。 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说他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反复叨念他发现和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血汗的方法和过程。 这一切就像在演绎一个旷古惊世的诈骗案。从Ｇ—Ｗ—Ｇ’开始,马克思在述说一群奸滑之徒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里玩弄的罪恶伎俩。为什么Ｇ能增殖为Ｇ’，马克思定论在产业资本自主条件下的一切全是骗子们的丑恶骗技和掠夺者们的血腥压榨。他们通过欺骗和压榨，大量的财富产生了。 从劳动之始，它的过程从来就是Ｇ—Ｗ—Ｇ’。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动过程，与从有劳动起的全部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交换过程并无什么新意。所不同的只是，越到后期，它的环节越多，越复杂而已。 于 是，各个环节的资本增殖，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变成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剥削。仿佛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一经平民自主，就全都变成了贪利小人的丑恶行为。仿佛比较平 民自主运用产业资本的方式，以前由统治集团用暴力强制剥削的方式到要显得温良可人一些。马克思谴责平民自主资本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了过去封 建专制下“温情脉脉的、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 一个庞大的诅咒资本压迫、剥削的理论体系，骨子里却透出对武力压迫和剥削偏爱得多。然而经济不平等总会在民主制衡关系中走向平等，武力压迫却不容反抗。 为了夸张他“发现”的剥削与被剥削，马克思在他的剥削理论中，要用总资本增益而不仅仅只是利润与劳动力的比来计算劳动力被剥削的程度；即他的所谓剩余价值率ｍ’＝ｍ／v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v所 代表的是总资本中所需的劳动量，或者说仅只是总资本中用货币代表的劳动量所占的份额。当一个资本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加大时，即一定量劳动推动的生产资料 量增加时，资本增益，即马克思称的剩余价值量ｍ必然会增大。这种情形正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可用马克思的ｍ’＝ｍ／v公式却反映出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在加大。 因此，照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工人们的处境就越悲惨。 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程度的判定，是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并不是他在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实现的。 将“占有”改为“产生”，能在同一个资本中求出更大的“剥削”的值，从而更加痛快地“揭露”资本的凶恶。但这就导致了一个危害性极大的后果；因为所谓“可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表现的就是资本的生产率，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力。 于是，一个资本的生产率越高，它的剥削就越残酷，资本的生产率越低的，剥削就越轻微。无论在生产率低的资本中，劳动者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收入更低微，也是如此。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越是凶狠、无能的资本家，在马克思理论中反而越仁慈。相反，越是在劳动条件优越，劳动者收入越丰厚的资本中，工人们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越残酷。并且，社会越进步，生产越发达，工人们的处境越悲惨。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性，他的ｍ／v公式正是诱导人们进入死亡深渊的魔鬼公式。 他为此大声疾呼：“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 那么全世界都应该大声反问他，如果真要实现这一天，人类的末日不也就随之到来了吗？难道这就是你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极端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他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从墨子和柏拉图在东、西方先后提出理想社会开始，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就一直在思想家们中间流传。但它一直只在这些善良人群中流传，在人们的心愿中梦幻，却从未能在现实中实现。 欧文的共产主义实践失败了，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共产主义设想也未成功。他们是伟大的，人类不会忘记他们。 马克思提出了用暴力强制的方式推行共产主义，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方式。这种方式很快得到了普遍响应，整个世界几乎都在马克思主义的震撼下颤动。 但 是共产主义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大风潮中并没有一个真正实现，被广为推行和采纳的只是他的暴力强制理论。尤其在专制基础牢固的东方，他的阶级强制法则与传统 的武力征服法则结为狼狈，成为近半个地球上的民族无法摆脱的桎梏。已经灭亡的封建奴役势力借靠他的专政理论又死灰复燃，并牢牢地依附在他的主义身上，成为 现代最顽固难破的封建专制堡垒。 社会从形成起，公与私就一直是思想家与统治者的争执点。专制统治者从来就以社会之公，假公济私。 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们大多也提出私有制是社会万恶之源，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建立公有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不例外。 但是马克思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公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公有，他不但将社会阶级化，更竭力鼓动暴力镇压异阶级；他要建立的是：阶级共产主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共产主义思想家的主张有如天壤之别。 墨子的理想社会主张有财相分，有力相营，社会上下互助互帮，贫富强弱互济互爱。马克思主义却不要这种异阶级的友爱，不要富人的慈善，强者的扶助，而是要强行占有他们的一切，并用暴力镇压他们。 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提出，治国者们要永远保持心灵的金银品质，而把世俗的金银钱财留给广大人民。马克思主义却要求统治阶级的优秀分子们必须占有一切资本钱财，只把政治思想教育这一修理灵魂的东西留给人民，人民才应该保持心灵的高贵，以抵制资产钱财的诱惑和侵蚀。 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更与马克思不同。他们提出，担任国家管理职务的人员应当义务为社会服务，人民对他们的义务劳动付给的报酬就是尊敬。马克思主义却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要求人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不计报酬，人民得到的报酬就是“主人翁”这一光荣称号。 前人提出的公有制，是不分阶级、阶层，人人平等享有社会财富的公有制。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公有制，不过是只有一小部分人享有国家财产特权的公产私有制而已。 马克思不承认社会化下的个人还应拥有自主创造的权利，坚持认为，社会生产劳动必须在集权强制计划下进行。 为此，马克思提出：没收一切私人资本，剥夺地产；成立产业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废除继承权；并要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方法，制止财富创造和积聚过量。 人类从来就是在财富创造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它过去所经历的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尽管都是在武力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还是在谋求财富创造的进程中不断发展。 当然，在那个时代，一切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就必然是在武力规定下形成的。这种武力推行的结果，给人类发展，首先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民主革命推翻了这种武力权，它用民主方式取代了这种武力维护的统治权,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首先还是新的生产关系。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实业政治一建立，就遭到了马克思的反对。他要用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立起武力强制的经济关系和统治秩序，试图以此消除自主资本形式下没有节制的疯狂剥削。 剥削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伴随强制关系建立形成的丑行。因此，剥削程度与强制程度总是成正比的。 奴 役制度是用武力强制的方式强行剥削，这是最丑恶的剥削形式。产业资本自主条件下，利用经济优势，也能形成一种间接强制，导致可憎的剥削。但经济优势形成的 不平等，会引起合理的反抗，它最终要受公意裁决；武力迫使人屈服，永远只任专制者为所欲为，它导致的只会是殊死的抗争。人类刚刚从这种抗争中站立起来，又 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强迫下重新坠入武力强制的深渊，它带来的只会是剥削这一事实更加残酷，更不人道。 马 克思公开宣称，产业资本自主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这个社会下的生产关系，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直接表现；它用经济的方式制约人生，比用武力的方式更加 残酷，它用经济的方式控制生产，比用武力的方式更加血腥。因为自主生产权无视一切权威，强大的生产力正在动摇和摧毁自古形成的强权统治基础，物质正在毁灭 “精神”。 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倾覆的封建奴役王朝，有它自成的人类文明的积淀，民主革命从来没有低估或丝毫贬低传统文明的价值和作用。相反，民主革命正是以传统文明为基础，革命的理念正是从传统文明中成长的思想意识。 革命的过程以生产劳动和产业资本自主开始，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全民平等是革命的全过程。它首先实现的是人类创造力的解放，这种创造力从来都是精神的开始，而不是精神的终结。 革命的冲击指向是明确的，那就是专制、奴役和不平等，绝不是对传统的一概破坏。 但 是，这个时代凸现的人性弱点被马克思大加渲染。他不为完善人性和充实人类健康思想而努力，却以消灭资产阶级和它的生产方式包括伴随它的民主政治形式为目 的。他在表达对这个新体制的愤恨中流露出的为封建制和奴隶制开罪的说词，表明他并不意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只在发泄对砸烂那个旧制度的新社会原则的痛 恨。 作为资本集权垄断的鼓吹者，马克思平生只是致力于攻击自由劳动和自主资本下的生产结合形式，攻击自产业革命以来成就的民主大变革。至于生产力在那种状况下将会窒息或使之充分启动这一点，他却全然不知。他甚至连几千年的封建暴力和血腥奴役也似乎全然不知,就 信誓旦旦地套用了一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论调，用远远脱离实际的空谈加上文词上的玄妙，向无产者们宣扬，生产力只能在并永远只能在“集权强 制计划”下才能得到解放。公开宣称：“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 无产阶级手里”。 统 治阶级从来就不是无产的，被统治的才会是无产的。何况他正在鼓动新统治者剥夺一切，并要将之“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这句话中“国家”的概念不正是 从奴隶制的建立中产生和形成的吗？这个陈旧的“国家”概念的运用难道不正是马克思要表达的一个强制体的表征吗？它与现代民主、自由政体下的“国家”概念相 去有多远？人们不难看出，其中谁代表了文明和进步，谁代表了野蛮和落后。 马 克思以镇压资产阶级，消除阶级剥削为理由，鼓动阶级强权制度在现代文明下建立起来；传统的统治逻辑在马克思的重新修饰下又成为共产党在现代文明下推行暴力 统治的手法。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的武力强制法则终于在马克思的鼓动下重新抬起了它肮脏、丑恶的头，更加深重地危害着人类。 这 种武力强制，即提供了社会一切物质财富被一小撮人随心所欲挥霍和任意支配的经济制度，更有政治专制凌驾于社会其他一切成员的索求和愿望之上。马克思声称资 本自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鼓吹重新采用国家强制手段规定生产关系，用国家专制经济“解放”生产力。 国 家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依靠全体国民在良好的协作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就是依循这个原则，创造 了人类生产力的奇迹。但是，马克思却反其道而行之，鼓吹阶级形态下的国家专制经济，用暴力恢复旧的强制组织劳动的生产方式，将资本重新置于奴役时期的运用 状态下；美其名曰：统一计划经济。因此，尽管马克思的口号听起来也是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看到，他的方法和他的全部理论的最终结果都是在阻止生产力 的发展，在扼杀人类的创造力。 在 他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中，他承认自主生产权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显示出的强大生产力，但这种强大的生产力在马克思这里仅仅只是为历史过渡而存在。 马克思诅咒它就像是被一个乱耍法术的巫师用符咒呼唤出来而又无能支配的魔鬼，它必须尽快被收服在比以往一切强制力更严酷的约束之下。 一言以蔽之，他要为已经灭亡的奴役制度建立一个让它起死回生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要具有威力更大的镇压反抗的武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看到，在奴隶制时代，对人身的奴役使得对生产劳动的制约具有最显着的效力，它遏止社会生产力在最低限度下发展，它的强暴统治对同类生命权的践踏，使“人”这一物种的优秀性受到了质疑。 民主革命在继废奴革命之后彻底打破了这种奴役关系，确立了国民的生产劳动自主权。这种自主权首先就是对劳动创造物的自行占有权和自主运用权。十九世纪美国对奴隶的最后解放，以及欧、亚民主革命在扫除封建专制过程中同时清除的奴隶制残余，就具有这种性质。 但是马克思却说道，正是这种奴役权的取消，使被奴役者失去了最后依赖，使他们真正变得一无所有,从而才迫使他们堕落成劳动出卖者。 这种为诋毁民主革命而肆意践踏社会进步的作法难道也可取吗？ 部分奴隶的依赖，是旧制度的惯性。要开创社会创造力，就必须打破束缚；要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就必须解放奴隶。马克思连这个道理都不明了，竟在为新的束缚劳动的法则建立理论依据， 这个理论的感召力，在于它对准的敌人也是劳苦大众要反抗的对象。人们接受它，就在于它打倒压迫者的口号和决心，在于它反抗剥削和不平等的鼓动力。 但 是劳动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用于推翻资本压迫、剥削的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在形成一个更加专制的强权奴役体系，用于镇压资产阶级的专政武器很快就会反过 来用于镇压劳苦大众自己；这部反抗不合理制度的宏篇巨着，最终用它的阶级强权法则促成了一个个更加不合理的制度建立起来。 在今天，有那一个有权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反对共产？又有那一个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镇压无产者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更不要指望他们像马克思一样始终支持这种斗争，像他们夺得政权前那样总是鼓动这种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夺权的年代要求镇压资产阶级，以“共产”的名义剥夺资产者的一切权利；在掌权的年代却反过来镇压无产阶级，以“素质低”的名义剥夺无产者的一切权利。 产业资本自主显露出的人性弱点和由此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一方面表现出新体制的不完善，另一方面表现的是旧制度的惯性力，它们共同导致了一种混乱甚至惊恐状态。这就跟奴隶解放初期，成群的奴隶一下失去了依靠，只身走向自由社会表现出的惊恐和不安是一样的。 为 奴隶们“求情”，让他们回到衣食“无忧”的，有他们的主人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的旧环境中去。这种虚情假意中其实暴露的尽是奴隶主失去奴隶的怨恨。马克思就 正是这样的“思想家”，因大量的奴隶解放突然面对的是无人强迫也无人管顾的新环境，他们大多只得“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于是就站出来为这些可怜的人鸣不 平，抨击导致这一切的自由、民主革命，去迎合奴隶主们的肮脏心愿。 是斥责导致部分奴隶解放后一时无主的废奴革命，维护旧原则，还是坚定文明进步的步伐还人身的自然本原？这样的问题同样适合对生产劳动自主权的态度，那就是：是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权利，释放国民的创造潜能，还是继续用王权、党权、家天下、党天下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马 克思主义坚持其后一选择的态度，坚持阶级集团强制社会的立场，否定了产业资本自主和生产劳动自主的合理性、进步性和科学性，为恢复资本集权运用和重新强制 组织社会劳动设计了一个新的方式——科学共产主义方式，砍断了半个地球的人民走向民主、自由和文明、进步的道路，为奴役狂们强制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封建时代，在消除人身奴役的时候，统治者仍然用宗法的方式继续施行对平民的人身限制。特别是对人类生存资源的强行霸占，迫使广大平民依附于封建主。这种违背自然的原则，当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它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民 主革命打破了这种独占权，让人人在平等的原则下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这即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说到底，这是人类生产劳动方式的 自然变革，是打破枷锁的变革，是从物质生产方式上彻底否定专制集权和在政治上确立民主、自由原则的伟大革命。民主与自由这个人类失去了几十个世纪的基本权 利开始受到了普遍关注，它让人类踏上了回归自然的进程。 但是,马 克思却把这个进程斩断。他以否定资本自主权进而否定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自主权利和自为能力。并用宿命的法则告诉世人，说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预示新的强制关 系就要产生，个人拥有自主生产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只不过是历史过渡的需要，它必将会随历史而逝去。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个过渡的开始，生产过剩就是这个 过渡就要完成的前兆。 这 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现存的和经历的一切都规定在必然之中，规定在宿命的轮回之中。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是哲学史上最荒诞的运 用，它不但把剥削、压迫、掠夺、阶级、地主、资本家，这些行为和行为者，还把嘲笑自耕农和小作坊师傅的发展，把非难民主革命对奴隶的解放……总之，他把满 脑子对资本的仇恨和对社会经济的怪想全装进了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 从此，在这个幽灵游荡和滞留的地界，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关于财富的创造、国家的强盛和民族前途的学说，而却成了一门道地的斗争哲学。这个哲学教给人们的不再是劳动、勤奋、努力和节俭，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方法和理论。 在 这个理论引导下，又一种强制组织劳动的社会形式出现了。意志被重新统一起来，生产资本也被重新统一起来。这个统一远比秦始皇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威力更大， 它带来的并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交流的便利，而是降伏住一个从狭小的黑暗魔瓶中释放出来随自由空气旋风般长大的妖魔——生产力被重新制约起来，它服从于那 个高高在上的官僚，资本权又被集中封固，社会生产资本由生产者自行占有和自主运用的方式，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转变为大官僚占有和官僚主义运用的方式。 这仿佛又是一道符咒，这道符咒像得道的高僧制服那个乱耍法术的巫师引出的魔鬼那样，又把生产力装进了黑暗的魔瓶之中。 三、讨伐幽灵 中华先祖自古以礼、仪立国安邦，但从夏启武力废弃民主禅让的传统规则后，民主联邦的传统政体开始沦为家天下的专制政体。夏桀又进而自以才、智兼勇，自称红太阳，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 从商汤伐桀，到武王伐纣，砸碎了奴隶的枷锁，废除了夏王朝兴起的强制人民集体劳动的法则，民众才稍得休养生息。 但从分封到集权，中国人又一步紧一步陷入奴役之苦。一代代的君王不再自称红太阳，却都改称：真命天子。他们自诩“爱民如子”，人民却在他们的强“爱”下忍受着煎熬。 中华圣贤历来宣扬民意即天意，历代君王却众口一词，说民众愚顽，非强制不能使天下“安定团结”。以至使民心背离，民族衰败，外寇往往乘机而入。 到了近代，正是这个后遗症造成的生存状况给了日本人机会，日寇侵华给这个幽灵东进创造了成功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战乱贫病的中国落脚，为中国人造就了自夏桀以来的第二个红太阳。 历 经沧桑的中华大地上，曾经各民族交替执耳。有过民族歧视和杀戮，有过同化，从未有灭绝民族文化的丑行。马克思主义者却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最高原 则，强迫每一个中国人在头脑中留下一根令人作呕的马克思主义辫子。马克思大帝在中国顶天立地。幽灵文化在“破旧立新”的号令下对中华文化展开了一场惨绝人 寰的大清剿；“文化大革命”要在中国大陆彻底剿灭阻碍西方幽灵渗透的东方民族文化。 “文 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但是这个过程并未结束，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它将人类社会阶级化，挑起阶级仇恨，鼓动阶级斗争，站在反人类的立场上。它 以阶级斗争定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全过程，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从生产者自主的方式推回到了封建专制官僚强权制约的方式下，导致了社会生产 力的大倒退。它用剩余价值理论将生产率的提高结论为剥削程度的加剧和现存社会罪恶的根源，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它违背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则，用劳 动耗费取代劳动创造，违背社会物质生产、交换和财富创造的基本规律，破坏了国民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直接导致追随它的信徒们驱使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衰亡。 它用意识形态的、阶级的，取代了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一切认识、认同和依归，取代了天道、人道和圣贤之道；它取代了整个中华文明过程凝结、累积形成的全部精神链接、社会准则和信仰。 它使官吏不仁、不义、无礼、无信，使医道、师道、商道、人道背离大道而尽皆堕落。它迫使中国人抛弃国家意识和民族信念，逼迫中华民族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中华文明浩瀚的思想海洋干涸成一片思想的沙漠，使中华大地上大道隐没。 它提倡的是暴力社会，是阶级压迫的社会；与中华文明提倡的礼仪社会，倡导亲和、仁爱、贫富相济、强弱互帮、天下大同的社会完全对立；也与近代文明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社会完全对立。 它用暴力建立的共产乐园在强度上、规模上、效率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用同样手法建立的王道乐园对社会的禁锢和对工农群体的欺凌、压榨、盘剥和歧视；它与人民自主的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它自从在中国夺得政权后，便掀起一次次风暴，将中国人的民俗传统和社会理性荡涤一空。这使人不得不问，当今中国之天下，到底姓马还是姓中华。 人 类几千年的阶级压迫史，其实就是武力强制盛行，人民不得不屈服的历史。民主革命摧毁了这种武力强制权；民主否定武力强制法则。它在人类社会第一次提出：人 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个自由、平等权利的宣言，敲响了专制强权势力的丧钟，民为主的政治原则开始照亮人类文明之路。任何在人类社会秩序 中植入武力征服、强制法则的行为，是反文明、反革命的行为。 中 华文明自古就有天道在民的思想，从来宣扬民贵君轻，社稷为次。它与西方思想家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相通。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契合，是人类实现更高文明的共 同基础。马克思的阶级强制法则在今天中国的盛行，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更不是人民惧怕专制淫威活该受奴役的问题，而是一帮丧失了民族性，自称智商 和素质高过了头的狡诈、奸猾之辈操控、利用马克思主义反动理论的问题。 被武力强制和威胁的人民，有权利打破强制关系，粉碎马克思主义锁链，建立人人平等、自由、友爱的社会。 全世界华人，团结起来！（原载：黄花岗/作者来稿） --------------------------原载《黄花岗》 回目录 从北大一角看「反右」--答李更十诘陈斯骏 我所在的北大历史系五四级一班有成员三十余人，其中三分之二为调干生，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反右，派了四顶帽子，其中一人后来升级为「托派反革命」。此外尚有一名内部控制的中右份子。时至八十年代初，已知四右中两人死亡，一人痴呆，幸存者仅我一人。数十年来，苦熬之余，每多思索，果能寻得苦难症 结，不枉我当年投太史公门下之初衷也。 一 、序战 　　1950年6月，着名哲学家艾思奇在北大红楼对首都高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做了历时五个多小时的演讲，主题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讲话中，他提出了「砖与墙」的比方，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说，一块砖砌到墙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到墙脚，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艾思奇形象地解释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换言之，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和自由思考，正是宗旨所在。艾思奇的讲话牵动了一个时代，牵动了一场历时数十年的知识分子浩劫。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调长北大历史系。原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系主任郑天挺教授另调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论及郑天挺，他在北大的渊源、资历以 及在史学界的学识、威望，本无人可以企及。但中共视北大历史系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军，改造合并后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实为当务之急。郑天挺之调南开，据 他自述：「在思想颇有波动。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数据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可及……」。郑师纵然悲叹，但也无可如何。 翦伯赞当年在中国史学界资历不 算深，他之取代郑天挺是形势的需要，也是他夲人与中共多年密切关系之所以然。当时，北京史学界尚有一位领军人物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也被调南开大 学历史系。如今看来，调郑，遣雷，无非是为翦伯赞主政北大历史系腾出道来。风雨欲来！当时已有些敏感的教授联系到思想改造运动，知道历史系从此多事矣！ 　　合并后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颇为纷杂：既有北大胡适多年培植的师资，又有蒋廷黻的清华历史系班底和燕京历史系洪业的旧部等。总算好，几年过去，翦伯赞以其相对寛容和平实的作风取信于方方面面，北大历史系确已稳坐国内史学的领先地位。 　　如今，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我们看出一条规律：毛泽东的国家是经不起稳定的，有几天好日子，接着必然是扑扑腾腾，风吹雨打。1955年反胡风告一段落， 粛反接踵而至。北大和北大历史系的沉重灾难始于是时。 　　五五年胡风运动在北大见有大动作，只是在大饭堂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逮捕东语系一名讲师而已。顺便一提， 这位讲师与胡风仅一信之缘， 不久被释，但又难逃反右一劫。 　　粛反初期，我班曾有个别同学派出外调工作，此外也仅有几次小组讨论。其中一次是批判「胡风份子」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斗〉。 　　五五年夏，晴天霹雳，深受同学爱戴的靑年教师王承照自尽身亡。王承照是张政烺教授的助教。张先生是知名的古史家，但为人木讷，不善言辞。王承照则擅表达。张的智慧深邃和王的能言善辩可谓珠联璧合。肃反开始不久， 有材料说， 王承照在解放前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分队长， 而他自己交待是普通团员。按规定的政策界线，三靑团分队长以上是「反动党团骨干」。据说学校有关干部和王谈话后， 当天，他就自我了结。 　　王之死，在历史系引起阵阵不安的回响。老教授们在惋惜、悲痛之余，不免为政治运动之险恶而震栗。解放至今， 历史系因政治运动而夺去人命的毕竟是第一遭。一位教授说，王承照「罪」不至死，夺去他生命的是不珍惜人命的官僚主义。学生中，悲愤之情难免演化为激愤的抗议。有人在党总支办公室门囗贴上四个大字: 「草菅人命！」总支夏自强书记为此寝食不安，有人说他这几天常唉声叹气，人明显地瘦了下来。夏自强出身燕大历史系，解放前是地下党员，有人说他是个书生型人物。也有人说， 翦伯赞主任在得知此事后， 潸然泪下， 说他身为系领导人责任重大。 　　学校党委毕竟不同凡响。他们认为，王承照之事也许是操之过急，今后工作宜细不宜粗。但目前暴露的右倾情绪十分严重，历史系总支书记在斗争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就这样， 肃反结束后不久， 换了一位新的总支书记。没有这个人，北大历史系就没有「波澜壮阔」的十年历史了。 　　二、「小阳春」 　　反胡风和肃反甫停，1956年出现了毛泽东统治期间难得一见的「小阳春」，在北大也有了几阵和风。历史系主办的学术讲座曾一时轰动。当时请来了哲学研究所的郑昕、贺麟和金岳霖等教授，讲了康德、黑格尔学说和逻辑学。在校内沉寂多时的西语系名教授朱光潜讲了西方美学史几个问 题。外校有人来旁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来了记者。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大受启发，我级许多同学选修了外系课程，我就选了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学史。靑年团 号召团员准备考副博士……。学子们精神亢奋，人人立下宏愿，老教授们也个个春风满面。五六年春，马寅初校长开始举办全校性的不定期讲座，邀清中央首长和名 人来校演讲。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富春（副总理）、胡耀邦（共靑团中央第一书记）、陈毅（外交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长）和丁玲（名作家）、范长 江（名记者）等人光临北大大饭堂讲台，很受同学欢迎。马老及时利用了当年宽松的政治气氛，打算为北大营造一个活泼、多元的良好学风。与此同时，校内出现了不少新的学生团体：国际时事学习社、音乐欣赏社和乐队等相继成立。 　　这一年的5月13日，我级同学到明十三陵游覧，意外地在长陵遇到了刘少奇委员长。在半个小时的席地谈以后，刘少奇向我们透露了党中央即将执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刘少奇谈话内容在北大校刊刊登后，同学们对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更是信心百倍。 　　如今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大多为1956年那个被称为「兴旺的年代」的骤然中断而惋惜不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他们寄望于中共，但是换来的是毛泽东的出尔反尔和越来越收紧的桎梏。 　　三、「五•一九运动」 　　北大整风鸣放始自1957年5月19日。这一天大饭堂外墙出现了历史系五五级几位学生署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其内容而言，并无惊人之处。只是质问校团委:「出 席全国团代会的北大代表是谁？谁选的？」如此而己！大字报署名者四五人皆团员，事后，其中一人虽划了右，但其罪名与该大字报无关。看来，当局并无追究这个 大字报的意思。但应指出，没有这下子「春雷」，也就没有以后的鸣放大潮。传闻该大字报是历史系五四级许南亭所撰，有误。随后，校园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小字 报，5月23日， 人大女生林希翎在校园内发表了演说，引起了较强烈反响。这期间，校党委副书记崔雄昆曾在一次大会上婉转表示不同意校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但一两天后又听说 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说不该压制学生鸣放。如今看来，学校领导人已陷于无所适从，放也不是，禁也不是。此时，全党只有毛泽东一人是「清醒」的。崔雄昆之 辈怎能理解领袖的「阳谋」大略呢？而江隆基此时的「似是」却在若干天以后转化为「而非」，成了无可原谅的右倾和做了右派的尾巴！ 　 　如今，许多人都说当年的右派言论是惊天动地的启蒙运动，对此，我不尽苟同，这个评价太高了，不切当时实际。须知，毛泽东在运动过程中，一直掌握主动。他 诱使毫无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跳下他布下的陷阱，大多数受难者浑然不覚。可以肯定，运动中没有出现可称之为先知型或领袖型的人物，一些难友是在多年后 才意识到自已的历史责任，而更多的人在残酷折磨后已丧失了斗志。中国的青年运动在1957年遭受了重大打击，十年后，恶果毕现。毛泽东在文革中轻拨弹指，又让千百万靑少年卷入毁灭性的红卫兵运动，造成华夏空前浩劫。当前，中国青年茫然失去方向，晃晃悠悠中，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寻得了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再思。 　　四 、析案例若干 　　北大的鸣放材料荦荦大者，已广为人知，这里不提也罢。有几个小案例值得说说。 　　例一：校内有一个学生组成的百花社，笔者曾参加了他们一次小型座谈会。会上，历史系五四级一班的党员黄良元以新闻自由为题，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共 产党人为什么要把自由民主大旗送给资产阶级呢？难道共产党人不主张新闻自由吗？请同学们听听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他在〈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 论〉一文中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的意思当然也包括新闻自由。很遗憾，我们没有人引过这句话。新闻和出版不应成为谁的工具 和喉舌，我们的先进制度应该体现在新闻和出版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上。」 　　在座有一位同学挿话说:「据我所知，马克思这话是针对普鲁士反动当局说的，拿到今天，合适吗？」黄良元胸有成竹，他说:「有一句恩格斯的现成话，可以用来回答这位同学的疑问。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座中不少人鼓了掌。 　　为了这次发言（当然有别的罪名），黄良元派为极右 ，遣往京郊斋堂劳改。八十年代初，我与黄曾一晤。黄说：「我一个共产党人，引用了马恩的话，因此成了右派，我至死不解。」我说：「中共本质是专制主义，如果说有人不喜欢马克思的某些言论， 那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黄良元，一位勇敢、明智的马克思信仰者。五十年前，他和我谈到，他理解的马克思思想是批判与宽容并重的，对专制、独裁的批判和 政治文化的多元论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黄说，他反对武断解释马克思，更难以容忍官方的任意曲解。为坚持马克思思想，黄良元付出了生命！ 　　例二：哲学楼楼下走廊有一张题为「请用法制代替运动」的小字报，内容如下:「…… 共产党发起了整风运动，要求人民对党和政府提出监督意见，这样做，当然是好的。当今世界文明国家都建立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使民意能上达执政者，形成 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我想，文明国家之所以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共产党喜欢搞运动。这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传统，无可厚非。但时至如今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应将法制建设置于工农业建设同等重要地位……我们批判官僚主义，不仅要揭其现象，更应究其本质。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正是无视法制的人治陋规。许多领导干部喜欢一句口头禅: 「这事是我说了算」。这不对！我们应该有一个不是由谁说了算，而是法律说了算的制度……。」 　　小字报的作者已不可查，也不知他有没有因此成了右派。时至如今，中国的小百姓仍为人治所苦，这个小字报的作者如健在，他应为自己数十年未竟之志而痛哭。此类针砭政治现实的言论，在北大校园言论中不在少数，说大字报闪光点就在这里，我是赞成的。有人说当年北大大字报具有启蒙性，就有点夸大了。北大人都知道，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原则，在北大是早已有之的。 　　例三 ：文史楼楼下走廊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解 放者，还是镇压者」：「十八世纪最后几年，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接连打败了地中海沿岸撒丁岛、马耳他岛和爱奥尼亚群岛等地的封建统治者。这些地区人民箪食 壶浆，迎接给他们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军队。不久，俄国沙皇的黑海舰队在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率领下，把法国占领的地区夺了回来，恢复了封建统治。在苏 联的历史教科书和电影作品中，乌沙科夫和沙皇军队成了「解放者」！……该怎样评价拿破仑和乌沙科夫在这场斗争中的是非曲直呢？」 　　这张大字报 的作者是我。 　　没有想到，在这张大字报周围出现了五六张「露骨反苏」的大小字报。 　　有的直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失土，批评苏联継承沙俄的侵华政策，质问苏共为何不执行列宁的平等对华政策。 　　有的质问中共为何承认外蒙的独立。 　　有的指摘1945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的胡作非为。 　　有的批评苏联专家的霸道作风。 　　…… 　　一位校内苏联专家在翻译陪同下，看了这些大字报。他到学校质问，这是露骨反苏，你们管不管？ 　　当然要管！连不同意考试五分制，主张多学英文少学俄文的人也扣上反苏右派帽子！当年我小心翼翼不去碰苏联，但没有想到沙俄也是碰不得的。 　　五、 灾难的持续 　　此时，1957，十年后，文革，一脉相承。 　　学生中的右派，浑然不覚大难已至。我级大部右派都被遣至京郊斋堂公社劳动改造，少数几人留校监督改造。右派大多思想不通，但都愿意服从改造，望有出头之日。五十年过去了，难友们经历了苦厄的大半生，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这就是当局对我们的要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覌」的实质。 　　历史系教师也划了一批右派，为首是向达教授和王铁崖教授，青年教师中，有张广达和夏应元等先生。杨人楩、商鸿逵等教授虽未公开划右，但仍受到批判警告。 　　说起向先生，历史系的学子都会有一肚悲愤要倾诉。北大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知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和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这些都是向达反右前的头衔。一夜之间都没了，成了一个在历史系厕所低头扫地的佝偻身影。 　　五七年整风前，向达曾 以苏联极左派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言论为戒，说明割断历史文化传统之为害。向先生担心的是中国史学也会走上苏联的错辙。向先生为人鲠直，言谈不慎间难免得 罪某些权贵。然而，这一切都无从得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灾难毕竟来了，而且在十年后文革中演成没顶之灾，向达教授逝于文革之始六六年，表面原因是死于尿毒症，实际上是死于残酷批斗。 　　杨人楩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法国史专家，专长法国革命史。解放前夕，他曾在储安平的〈覌察〉杂志撰文〈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杨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到任何国家，当然可以深入到中国。杨指出，自由主义之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根本反对自由主义。杨还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不主张内战的。……有如杨人楩之类的教授是「应该清算」的，但他在整风期间，没有公开反党言论，似无从划右。当时历史系有传闻谓，杨受批判后，内部划为中右，这大概不是空穴来风。文革期间，杨人楩受到冲击，过早地逝世。 　 　商鸿逵教授是原中法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院系调整后调入北大历史系，降职副教授。自此，不允他讲授明清史，只安排他讲次要的历史文选。 在北大，他被蔑为「反动文人」（他曾加入国民党）和「黄色文人」（曾撰名妓〈赛金花本事〉）。他虽未划右，但难逃批判。商先生性格豁达，在多次运动中，能 做到坦然对之。这是他能活到八十年代的原因。 　　谈及史学界的反右，雷海宗教授的遭遇当然不可忽略。雷先生1927年 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随即返国担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教学之余，从事开拓性的硏究。所着〈殷 周年代考〉一文确定了典籍〈竹书纪年〉中所述殷周年代细节。三十年代以至抗战，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授和系主任、院长等职。此期间，他学着成就斐然，所 撰论文曾成集：〈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継后，雷先生又热衷于社会文化研究。他在「战国策」半月刊以及大公报撰文多篇，批判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 根性，大力倡导英雄崇拜。他的学派当时被称「战国策派」。1949年，国民党当局曾动员他前往台湾，他不为所动 。 　　解放后不久，如前所述，他从清华去了南开。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了马列主义。雷先生前后思路、遭际和上述向达和杨人楩、商鸿逵先生相似，可以做为「原罪」派的榜例,他们即使不鸣不放,也难逃反右清算。雷先生在整风前后的确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其中有的可谓「反动透顶 」（比如他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已停止发展）。即使他言论「反动」程度稍逊，也难逃反右大棒。毛泽东和康生甚至直接过问对他的批判。雷先生逝于反右后四年，即1962年，可见大棒打击之直接，威力之可怖。 　　六、所知北大反右血与泪 　 　王承照事件以后，来了个新任系党总支书记，此人是出身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许寿谔（此时已改名许师谦）。前任书记夏自强显然已不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调 到教育部了。许师谦上任之始即以改造北大历史系为己任。「风生水涌」，反右给他带来了机会，自此十年，直至文革，在他调任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之前， 历史系的大小灾难都留下了此人的罪印。直至文革结束，他还公然阻挠翦伯赞夫妇冤案的的平反。 　 　应一提，许师谦麾下有一些邪恶的左棍子。没有他们，历史系的反右是搞不起来的。试举二例：一是五四级的李原，此人反右期间「火线入党」，被许师谦赞为 「阶级斗争英雄」。他学识极差，毕业后居然留系内当助教。但因不胜任教学，只好在系内专职整人，当政治辅导员。（顺便一提，文革告终，邓广铭教授主政历史 系，拨乱反正，把反右留系的左棍子，一一拨走）文革期间北大武斗，李原充当校内一派头目，被对立一派俘获，活活打死。另一个孙伯骙，也是五四级，此人被称 「理论权威」，为人阴阳怪气，以整人为业。反右之初被许师谦提拔为党支书，毕业后在哲学系任教。后调南京大学，数十年一帆风顺。一些同学说，想起他，就不 免想到康生。此人已病逝。 　 　反右期间，在学学生五三级至五五级中共有八个班，每班三十余人，按指标各摊三至四名右派。粗略统计，派入右册者至少有二十五六人。另有入册而不公开的中 右份子若干。有文章说北大历史系所划右派要比中文系少得多，原因是系主任翦伯赞宽洪大量，网开一面云云。此言不实。翦伯赞并不掌反右实权，况且他一向待人 较宽厚。划右多或少，一决定于上面给的指标，二决定于总支掌握分寸的的松或紧。 　　北大全校划了多少右派?官方说是八百多人。当时全校师生员工万余人，这个比例当然不算低，但肯定不是实数。公布数字乘上一点五，我想，这才是切合实际的最低估计。 　　我手头材料并不全面，但下面所举事例已足令人震栗。 　　右派伤亡名单，（五三级缺）。 　　五四级： 　　许南亭：派右后升级为「托派反革命」，判长期徒刑，身陷痴呆后，出狱。 现存北京。 　　熊光祖 ：派右后，与许南亭同案，判长期徒刑。北大荒劳改，释放后在家乡劳改多年 ，现幸存香港。 　　黄良元：派右后，在京郊斋堂劳改 ，后遣放黑龙江，八十年代逝。 　　赵明海：情况不明，但知八十年代前已逝。 　　陈德钧：遣回原籍四川后，早逝。 　　张磊 ：遣河南原籍后，不知下落。 　　五五级： 　　沈元 ：遣至斋堂劳改，仍埋头学术，撰历史着作若干，为刘导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人）和黎澍（近代史所所长）等人所赏识。破格调至近代史所从事研究，所撰文曾在人民日报刊出。文革遭残酷批斗，逃至马里大使馆请求庇护，被捕。七零年以「叛国罪」处决。 　　雷光汉：遣至新疆，六十年代险遭镇压，被迫逃亡苏联。现居哈萨克斯坦。 　　陈鸿生：出身下中农，没有鸣放，但发现其日记中有农村饥馑记述。划极右，遣清河农场劳改，饿死。 　　孙敦新：死于徐州。 　　黄友钊：已早逝，情况不明。 　　杨秉功：整风期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判反革命罪，刑期七年。现存活。杨并非入册右派，而是反右后数年落网。 　　北大全校反右过程中伤亡事件，不尽我所知，但在我耳目所及有数起十分惊心动魄。我住在三十七斋四楼，楼上是经济系和法律系学舍。这里发生了两起悲剧。其中一起带有「喜剧」淡彩：一位右派难友从窗囗一跃而下。地面是锅炉房的厚厚煤灰层。人们把他抬到校医室。值班医生检查了四肢，摸了鼻孔，听听心脏，说，没事。躺十几分钟，他自己可以走回去！这位难友是谁？忘了。他从死神门口回来后，免不了挨批斗。他写了检讨书，贴在大饭堂旁的布告牌上。检讨书上有句话：「死，是逃避罪孽，生，是接受改造，我选择后者。」 　　第二起是北大草菅人命之最。也是在五楼的一间宿舍里，右派难友黄宗羲正在挨斗。他受尽折磨，精神崩溃，爬上窗台，打算跳楼，一死了之。两三位同学把他抱住。黄丧失理智，拔出身上的削铅笔刀，刺伤了身旁一同学。结局是法院判他反革命杀人罪，处决。 　　校内风光绮秀的未名湖成了右派难友的生死抉择地。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则良从国外访问归来路经北大，突闻吉大划他右派，他一头跃入清泉，以明心志 。 　 　反右是政治运动，怎么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伤亡事件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位着名的学者说，沈元之死，是专制下的「集体 共谋」。这是一个无奈的答案，也可说是终极的答案。「书呆子」们想要一个透明答案，只能是水中捞月！答案只能是一篇沉痛的史诗，它的时代上限是1957年，下限但愿永远止于一九七六年。 　　北大历史系怎么会出了一个以许南亭为首的 「托派反革命」案件？1952年12月，国内「托派反革命」已彻底被消灭，五七年怎么又冒了出来？北京市公安局的知情诸公，你们可以出来说说吗？ 　 　北大和历史系学生中划了多少不公开的中右份子？不得而知，但从我班李铭清同学的遭遇可见中右份子的日后灾难。。五五年，他为王承照老师冤死一事，在总支 门口贴了「草菅人命」四个大字。反右时，已是「秋后」，该给他「算账」了，但我班划右已超标，没有公开扣他帽子。毕业前一次会上，许师谦说李在肃反的表现本可划「反革命」，「姑念他年纪尚轻」网开一面，以示寛大。毕业后，李的数十年遭遇：农村劳改、苦役、文革以漏网右派身份挨斗和长期监管，与右派并无二致。 　　反右期间，在北大这样高层次的学校，也发生了一些难以想象和荒谬的低层次事例。西语系某女同学的遭遇真令人哭笑不得。她没鸣没放。整风期间，一位同学叫她去清华听一个报告，她去了，到了会场，发现内容是控诉肃反，味道不对，于是马上退场。迟了！参加这个会的同学都派了右，她也未能幸免。 七、翦伯赞和吴晗 　　很多人看过一张五十年代初周恩来与翦吴的三人合影，由此可见，两位史学大师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众所周知，翦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然两人命运皆由险恶的政治斗争所决定。 　　翦伯赞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者。1937年加入中共，但为统战需要，其身份长期未公开。抗日期间，翦伯赞撰有《中国史纲》等着作，他的学术活动密切为政治斗争服务。此期间他曾奉周恩来之命，担任冯玉祥的历史和哲学教师。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在香港达德学院 （由民主人士创办的中共干部学校）任教。解放初期，翦伯赞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如前述院 系调整后调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调任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翦伯赞陪同郭沬若、杜国庠、侯外庐到北大历史系参加全系教师的一个座谈会，主持人是向达教 授。不料在座中竟有一名靑年教师对来客大发厥词达一小时之久。翦伯赞为此迁怒于向达。有人说反右期间翦对向达的批判源于此事。向达反右蒙难以至文革身死的 过程，翦先生是知道的，我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和反应，但宁愿从好处着想：不火上加油，不落井下石，就是好的。 　　身为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翦却享有周恩来特批的一座小楼和专车，另为他派来秘书和炊事员、保姆等服务人员，这显然是高级政治官员的待遇。 　 　在历次运动中，翦伯赞的学者良心和他的政治身份（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党员身份公开并兼任副校长）显然是很难协调的。章诒和女士在所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 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有刻划入微的第一手见析，令人信服，值得再读。我在北大五年，对翦为人处事略有所知。他宽于待人、从不厉言恶色。在一 次全系反右大会上，我眼见他在发言中为五三级同学张伯伦、戴静华受批判而流下伤感的眼泪。 　　文革期间对翦的多次批斗污辱、收回专用轿车和两层住宅以及没收大批珍贵藏书等，虽令他身心大损，但未致信心彻底瓦解。即使项目组巫中之流的残酷迫害，也未足使他走上绝路。毛泽东针对他的两次发言才是毁灭性的打击。六六年三月，毛就学术批判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是:「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六八年十月，毛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有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这 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个吴晗，可能还有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问他们。」和翦、吴一样，北大大哲学家冯友兰教授也被毛多次指名痛斥。 冯老不会把领袖的话太当回事。他已视批斗污辱为等闲，他并不以为中共会把他当自家人，因而不会有翦伯赞那样的委屈感。人们视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 人，他自己也以马列为生命真谛。他的生死悲剧的关键也许就在这里。吴晗的悲剧与翦老异曲同工。他同样是被中共扶上他并不情愿相就的学界首座，而且最终又被毫不吝惜地推下火坑！ 　 　吴晗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即以其左倾而着称。他在抗日和内战时期的高风亮节是应该肯定的，他的学者良心使他义无反頋走上民主和反独裁大道。解放后 走上政界高层，他个人对领袖的膜拜和在历次运动中的「紧跟」，终于使他走入迷途，以至被导入绝境。反右期间，学界知情人皆不屑于吴晗在多次批判大会上的 「张牙舞爪」和「落井下石」（杨人楩语）。杨人楩教授就曾为此丢下一句话: 「吴先生怎么不想想为自己留下后路？」。北大西语系美籍教授罗伯特‧温特（Robert Winter）曾对在西语系就读的陈学弟说：「吴晗是个小人（snob）！」温特是吴晗数十年好友且在吴晗受国民党追缉时曾给予援救。 　 　如今，学界人士在谈及吴晗时，不免怀有一种既怜且厌的心情。人们不能不想起解放前夕他在西柏坡晤见毛泽东，且在毛「启发」下「低头四改〈元璋传〉」（廖 沬沙诗〈哭吴晗〉中一句）的过程。学者可以没有财富和权势，但断不可没有脊梁骨。陈寅恪先生的一句朴素名言：「读书不肯为人忙」，吴晗一字也没有读通乎？ 吴晗因「海瑞罢官」案陷入绝境，是毛一手泡制的，也是吴自愿选择的，这是他一生政治道路的必然结局。有人以文人受「诱奸」不为耻反为荣解释之。此说虽刻 薄，但不无道理。 　　八、也算题内话 　　民主党派中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它的党主席是着名的章伯钧，副主席是下面要提到的黄琪翔。这个党和民盟在历史上和中共曾同舟共济，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共说过要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长期共存」这样的昭彰名言。至于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对斯大林说过胜利以后再来「收拾」这些党派，此语当时不可能为人所知。 笔者的父亲陈卓凡是这个党最早成员之一，数十来年一直与章伯钧共事。1956年， 父亲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带我拜见了几位长辈，其中有黄琪翔先生。黄是着名的北伐将领，曾任第四军团长以至军长，抗日时期曾任集团军总司令。见面时， 我带去了自撰的〈叶挺传〉初稿，请他指正。此稿是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所约。黄琪翔与叶挺私交甚笃，北伐时曾共同作战。我想，找他审阅，再好没有了。不料他 才翻了五六页，面有愠色，把稿子丢在沙发上，说：「你们就这样写历史！北伐是叶挺一个人打的吗？」事后，父亲说：「他没说错！如今的历史也太不象话了，把 北伐、抗日都说成是中共领导！这是歪曲历史！」 反右，是毛泽东「收拾」民主党派的大好时机。民盟和农工党成了势在必克的重点。农工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悉数派右，连一些一向靠拢中共的左派也未能幸免。黄琪翔被迫在全国政协做了检讨，他想不出怎样认罪，只好说说1927年镇压广州公社起义的陈年旧帐。我父亲并未鸣放，只因是「章伯钧在广东的代理人」也派了右。人们数落他的「罪行」，只不过是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军政界服务的往事。 　　本来，毛泽东对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有好感。邓在1931年被蒋所杀。毛在读〈新唐书〉中的「徐有功传」时，在眉批上写了「历史上『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古今志士数人中，就有邓演达的名字。中共建政后，邓演达的遗骨被安葬在中山陵左侧，与另一侧的廖仲恺墓相对。显然，中共视邓廖二人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和国民党左派的两名主要代表人物。1951年，周恩来曾接见先父，谈及他与邓在黄埔军校的亲密交往。当时邓是黄埔教育长，周是政治部主任。周透露了二人在1930年 （应是八月上旬）的一段无人知晓的往事：邓和周在大连驶往上海的轮船上偶遇。其时，邓刚结束欧洲之行，而周则秘密访苏归来，他化装为商人。邓为邂逅而欢欣 鼓舞，他向周伸出了手，但对方反应冷淡，说，先生，你认错了人。周碍于党的纪律，他不能与邓接触。邓又请人递两次条子，要求与周晤谈，但终为所拒。当时中 共把斯大林的指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奉为圭臬。周恩来对先父说，他对不起邓演达，也为当年两党未能合作而深感遗憾。 　　毛泽东奉鲁迅为民族伟人，但对鲁迅继承者胡风和冯雪峰毫不容情。异曲同工，毛对邓演达的后继者也绝无怜悯之心。章伯钧、黄琪翔和农工民主党人无须有反毛之意 ，他们的命运在毛的战略中早已注定。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岂能有妇人之仁。既已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告结束，章伯钧、罗隆基能不收敛心性，安心高位厚爵 乎？整风反右为的是「引蛇出洞」，政治上老练如章罗者，岂可浮躁如大学一年级学生乎？「肝胆相照……」一说乃文学语言，全无法律约朿含意，岂可贸然信服 乎？武汉有一位民主人士曾说: 「肝胆相照，岂敢，岂敢！你的肝大我的胆小。」一针见血！ 　　如今已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了，民主党派做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革命对象了，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都说了这样的话，能不在意吗？建政初期，刘少奇浑浑噩噩大谈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触了大忌了。顺便一提，我和弟弟陈斯骢（出身清华，时在东北设计院）以及先父陈卓凡「一门三右」实在难脱农工民主党这个瓜葛。 　　下面说说一个普通民主人士命运的故事: 农工党广东省委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名叫钟顺源。此人面容黝黑，左眼角有一个深深的伤疤。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在高炮部队服役时受过重伤。胜利后他参加反蒋民主活动。某次，为逃避军警追捕，他从二楼跳下，左脚受重伤，从此不良于行。钟顺源性格鲠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领导人面前，从不低三下四。反右开始，在揪出陈卓凡等「大右派」的同时，也把他揪了出来。 　　1958年，钟顺源等广州市「极右份子」二百余人被遣至靑海省劳动教养。多年后，钟顺源和「表现好」的难友若干人被释返广州。（顺便一提，到七十年代，这批遣靑海难友，幸存者仅十人）。此时已是文革中期，民主党派已被「砸烂」，钟要找一个收容他吃饭的地方已不可得。自此，他沦为货真价实的乞丐。他住处是一间报废了的仓库，吃饭的地方是两三家允许他干些粗脏活换取一点剩饭的食店。钟自信他会求得公道，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他坚持锻炼身体，时而到珠江游泳。他写了十数封信给「敬爱的毛主席」诉说冤情。回报是有的：一个早上，来了一批红卫兵拉他去批斗，要他跪在碎玻璃上，向主席请罪！ 　　笔者和钟顺源有不浅的交情，曾责他「想当奴隶而不可得！」事后，他有所悟！大哭了一埸。七十年代末，钟的右派问题改正了，身体也垮了，癌细胞侵入了骨髓，确诊后，活了两个月。临终，他给我一纸袋文件，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吧，我太相信别人了！我没有机会改正自己的执误了。」纸袋里大多是他写给毛主席信件的底稿和一些思想检查。 　　结语 　　从毛泽东的反右实践中，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或曰「整人术」）的谙熟。毛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什么本钱，也知道他的子民的弱点何在。 反右是一场刻意策划的政治谋杀，受害者不是个别人，也不只是一个群体。在毛的政治哲学里，始终存在两个敌人：实体的敌人和想象（或潜在）的敌人。1957年， 他要消灭的正是可能在十年八年后威胁他的独裁政权的「幽灵」。与其说，毛的死敌是现实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如「章罗联盟」），还不如说，毛已经看到了集 合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才是他的掘墓人。当年波兰和捷克共产党领导人看不到工会领袖瓦文萨和剧作家哈维尔的危险，毛泽东倒是知道到那里去发掘潜在的敌人。 　　中国能走上民主自由坦途吗？果真如此，1957年的大学校园本应是一片似锦繁花的萌芽幼苗，我的悲惨难友们本应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二零零七年四月，旧金山） ——2007年6月29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选自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12月。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回目录 被打成右派的抗战英雄--记右派工程师李温平的传奇丁抒（美国）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我实行封锁政策，以阻止盟国援华物资进入。八月间，云南省主席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向蒋介石建议，把云南作为抗战后方，由地方出资中央补助，修一条由昆明经滇西到缅甸的公路，连通仰光港和印度洋，开辟一条新的国际通道，使在缅甸仰光上岸的海外援华物资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往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当时蒋介石就表示赞同。修滇缅公路一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民政府迅速与英国政府商定，以缅甸腊戍与我国畹町作为滇缅公路衔接点。缅甸境内与中国境内各自负责承建。滇缅公路的东段，由昆明到下关，当时叫滇西公路，原系云南滇西省道干线，全长四百多公里，已于一九三五年开通。需要修通的是滇缅公路的西段，从下关至畹町进入缅甸。这一段路全长四百五十余公里，地势险峻、环境恶劣，穿越怒江，澜沧江，外国专家推论，修通这条路起码要六年时间，至少也要三年。而国民政府、蒋介石给云南的期限是一年。 　　龙云也认为兵贵神速，必须在一年之内修通，否则说不定国家都完了，公路还没有修通。 　　龙云这个彝族人用鸡毛信、手铐下达筑路饬令，并亲自兼任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的督办。一九三七年底，滇缅公路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线开工。龙云的滇军主力四万余官兵已开赴中原抗日前线，从沿途几十个县十几个民族征集的筑路民工号称二十万，其中不少是老人、妇女和少年。工程之艰巨，是难以想象的。海拔数千米的险峻山脉，怒江、澜沧江的深谷。尤其是将怒江上惟一的惠通桥由仅通人马的吊桥改成为公路桥，难度格外大。惠通桥横锁怒江，是滇缅公路的咽喉。十四根长达两百余米的主钢索，是八百多个民工每两个人一棵杠子，拴着铁索，好像一条长长的蜈蚣，历经两个多月，翻越高山峡谷，沿羊肠小道一步一步跋涉五百余公里从缅甸抬回来的。 　　滇缅公路在惠通桥所在的龙陵县境内有一百多公里，龙陵县长王锡光把当地一个土司头子找去，一同走到怒江边的悬崖峭壁的边上，把收到的龙云的鸡毛信和手铐展示给他看，说「如果不按期完工，我就拉着你，我们两个就从这个地方一起跳下去。」该县人口仅四万多人，一万多各族人民拼搏在工地上，在这世界上最崎岖、地形最复杂的高山峡谷、急流险滩中一米一米地筑路。每一天都有五六个、七八个人在工地死亡。惠通桥完工后，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至畹町，出国到达缅甸腊戍的路段长达千余公里的滇缅公路就全线修通了。整个工程仅用了二百八十七天，在山谷间架起的大小桥梁有三百七十座。 　　滇缅公路的迅速建成令国际社会惊讶，各国传媒争相报导。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赞叹道：「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有修滇缅公路这样的精神，中国不会亡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第一批六千吨军火由英国轮船从苏联的敖德萨运至仰光港上岸，再经铁路和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境内。 　　大批美国援华的汽车运到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三千二百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包括扮男装混入司机队伍的女性，先后回到祖国，驾驶货车在滇缅公路上奔忙。这是一条「抗日输血管」，七千八百多辆汽车日夜兼程，奔跑在滇缅公路上，将堆积在仰光港的国际援华军需物资抢运到中国大后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枪支弹药和汽油。 　　一九四○年，日本军队一度封锁滇缅公路，阻断此通道达三个月。九月间公路重新打通不久，日军占领了越南的河内，滇越铁路和广西到海防的通道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我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支撑着中国的正面战场。日军再次大规模破坏滇缅公路，以日本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为指挥官的「滇缅封锁委员会」指定一百架飞机从越南起飞轰炸滇缅公路。从十月至次年二月，先后六次出动一百架飞机对惠通桥狂轰滥炸。公路员工和民工随炸随修保证通车，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南洋华侨司机中有一千多人洒血牺牲在滇缅公路上。 　　一九四一年，中美两国政府决定全面修复被日军炸坏的滇缅公路。由美方供给修路机械和物资，中国负责施工。为与美方合作，需要熟谙英语的工程人员。国民党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局长急电重庆公路总处，指名调重庆公路管理处石工直属大队长的李温平博士到滇缅公路工作。 正如李温平在其自传《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里所说的：「我没有想到从此我开始了具有意义的人生里程，那就是修复了滇缅公路后，我又被派与美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即后来被称为直捣东京的举世闻名的史迪威公路，它在迫使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伟大历史事件起到了巨大作用。」 　　李温平祖籍福建，出生于惠安县农村。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时，日军侵略东北三省，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的李温平被同学推选担任唐山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组织过唐山市学联抗日大游行。一九三四年毕业后，他在郑州陇海铁路潼西工程段实习。不久获得美国费城宾夕伐尼亚大学通知同意入研究院进修并免费提供宿舍。他便停薪留职，于一九三五年初从上海搭邮轮赴美。在宾夕伐尼亚大学进修半年后，他又转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因接受长沙湖南大学的聘书，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行前取得密西根大学校方的同意，在中国继续其学业，完成博士论文。一九三九年，密西根大学正式授予他运输工程博士学位。 　　在湖南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的同时，他并就近受聘担任湘黔铁路工程局工程师。在长沙遭日寇轰炸，新建铁路工程被迫停工后，他被调到四川修建川滇、川中、乐西等公路。 　　到了滇缅公路，李温平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改歪线、降陡坡，整平路基，铺设柏油路面。他的足迹遍及这条公路。这是我国第一段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过去每天只能通过三百辆汽车的土路，铺上沥青后一天可过两千辆。畹町至昆明过去要走一个多星期，现在只需三、四天。一九四一年共有十三万多吨军用物资由这里运往抗日前线。沥青路面浇筑完毕时，李温平获得了滇缅路局局长发给的奖状。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缅甸亦被日军占领。日本进攻缅甸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切断滇缅公路。为保住这条对外通道，中国派出十万远征军越过惠通桥，由畹町出国门，直奔缅北重镇腊戌。此时，滇缅公路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又都参加了这次运兵。 　　一九四二年春，在盟军史迪威尔将军指挥下，中国远征军配合英国军队攻打盘踞缅甸的日军。但因指挥失误及兵力悬殊，仅半年就全线溃败，史迪威尔将军步行二十天逃回印度。中国远征军遭日军包围损失惨重，六万将士埋骨异国荒山。 　　日军用缴获的美国汽车，运载着步兵，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境内，两天中推进两百多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日军准备三个月内与广西日军会师昆明，继而直捣我陪都重庆。这时的滇缅公路成了日军的大通道。但是，由于守桥工兵指挥事先置TNT炸药于惠通桥上，布好引爆装置。当日军第56师团的特工队在桥头架起机枪扫射，企图强行过桥时，炸毁了大桥。日军「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企图就此破灭。此后中国军队与日军以怒江天险为界，隔江对峙了一年之久。但很多华侨、特别是缅甸华侨被隔在怒江西岸无法逃身，惨遭日军杀害。滇缅路局驻惠通桥工程段的段长、工程师多人被日军搜索部队抓捕，押到江边开枪射杀。 　　这时，滇缅路局组成工程总队，李温平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兼副总队长代行总队长职务。任务是培训筑路机械施工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供反攻时抢修公路之需。 　　一九四四年初，全面反攻开始。中美双方签订了怒江战役协议，为便利军运，筑路工作先行。双方联合抢修滇缅公路。在云南保山的工程指挥部，负责长官、美方工程兵团薛德乐上校(ColonelRobertF.Seedlock)将其助手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博士叫去，要求两人各自回答：「从昆明至怒江边惠通桥七百五十公里公路，若全部改为双车道需开挖多少工料?」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分别把自己的估算数字写在手心里，再同时伸手摊在薛德乐面前。薛上校分别看后，当场对李温平说：「你是我的总工程师（YouaremychiefEngineer）！」李问：「为什么?」薛说：「您二位，一个是美军中校，多年在公路上施工；一个是中国的公路工程师。你们的估算数字相差不到百分之二。我相信我的助手贝克中校，更相信你这个留学美国又在中国公路上工作多年的博士。今后要在中国公路上和你们共同合作，我更相信你的估算，所以说你是我们工兵团的总工程师！」就这样，李温平当上了滇缅公路抢修工程的总工程师。 　　李温平与桥工大队长黄京群率领一支精干的修桥队伍抢修惠通桥时，日军还在西岸顽抗，从山上向大桥射击，修桥队伍时有伤亡，抢修工作的艰巨和危险难以想象。司令员限令三十天通车，可是他们在美军协助下仅用了十五天就完成了任务。 　　滇缅公路抢修后，中国远征军二十万人渡过怒江，松山大战开始。在一百二十天里全歼了在缅甸的日军。 　　鉴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驼峰航线」之漫长而艰难，为加快对日本的反攻，美军驻华指挥官史迪威尔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提议，修建中印公路，从印度列多到缅甸密支那，再从密支那到中国云南腾冲、保山，从而接上滇缅公路，使盟军的援助物资得以从印度经陆路运抵昆明。与此同时铺设一条从印度至昆明总长度为三千三百多公里的输送汽油的管道。 　　中美两国在重庆秘密商定后，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开工。这是美军在二战中帮助中国的一项巨大工程，耗资之巨无出其右者。史迪威尔在印度列多的公路起点竖起一面大木牌，上写：“此为直捣东京之路”。 　　这一次，李温平又被委派与美军合作。他担任工程处副处长，负责与美军工兵团联络，包括工程进度、艰险地段筑路机械安排、施工、募集民工与劳务分配、民工粮食空投安排，并协助组装美军空运来的筑路机械等。 　　中印公路由中、美双方对向修筑。美（印）方段一千五百余公里，美军投入施工人员五万余人，印度民工五万人。中方段约一千二百公里，美方空运来筑路机械不计其数。 　　在工程遇到困难时，李温平向美方建议采用大爆破方法，使工期大大缩短。这是我国首次将爆破法用于公路建设上。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中美双方筑路人员终于在缅甸密支那会师。两天后，第一批军援汽车队于到达昆明。 八年抗战中，李温平参与了湘潭、湘黔铁路新线工程、川滇东路、川中公路、乐西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黔桂公路、湘赣公路八条公路的修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给李温平一枚抗日勋章和一份证书，上写「国民政府为李温平在协修中印公路中着有勋绩特颁发勋章。」国民党军委会还颁发给他陆海空一级奖章一枚，执照一张。上写：「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二等一级代副总工程师李温平因协修中印公路着有功绩，今依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第四条第六款，呈准国民政府给予甲种光华一等奖章一座，合发执照以资证明。」 　　另外美军总部奖给他锦旗一面，上面绣着中印公路路线和通车日期。为表彰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授予他一枚「自由勋章」（MedalofFreedom）。这时他已率队配合美军工兵团抢修黔桂公路，不及赴美领取。美方把它存于国防部五角大楼。 　　抗战胜利后，李温平奉令从重庆飞上海接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给中国的一大批筑路机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前，李温平担任总队长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机械筑路总队拥有当时全国一流的和数量最多、门类齐全的进口筑路机械。当局要求他将所有重型机械运往台湾。而他却悉数保管，连同总队的财产美钞、黄金全部移交给了中共。 　　一九四九年八月，李温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长、总工程师。建筑工程部成立后，他改任建工部的机械施工总局总工程师，一九五二年在官厅水库工程中，他钻研出一种深孔药室法，使石方单价从十几元降到一元多，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一九五三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而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 一九五七年，当年提议修建滇缅公路的龙云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中共打成「大右派」，全国声讨。时为建筑科学研究院某研究室副总工程师的李温平则成了工程界的「大右派」。人民日报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章伯钧直接指挥下，李温平在工程界捣乱》。 　　其实，李温平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他不过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章伯钧宴请工程界人士时，受邀者的名单是他提出的。所以虽然没有反党言论，却属于「骨子里反党」的异类。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去了。 　　李温平没有从此消沉下去。到了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见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农场的土地全是覆盖着水的沼泽地，既没有排水渠，又没有交通道路，在那严寒的冬末春初，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在沼泽地里踩着没膝深的烂泥水用铁锨艰难地挖排水渠。李温平日夜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炮成渠」的法子。建议得到农场领导采纳后，他设计了大面积排水系统的定向爆破法。在沼泽地里安上自制的土炸药，按设计的渠宽和长度，一天可以炸一华里的排水渠。经过两年努力，为农场修成了六万亩沼泽地的排水系统，形成网络，全部种上了大豆。 在建工部部长刘裕民的过问下，李温平在一九六三年离开北大荒农场，回到了北京。 　　一九七九年他的「右派」问题被「改正」后，李温平担任国家建材总局总工程师，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八四年七十二岁时，李温平才获准赴美，在一个特殊的授勋典礼上与老朋友薛德乐会面。那时薛德乐不是上校，而是将军了。薛德乐将军郑重地将那枚睽违已久的「自由勋章」挂在了在李温平的胸前。 　　李温平的这枚勋章，不仅记录着这位工程师的卓越功绩和他个人的光荣历史，更是中国人民悲壮的抗日战争的见证，　　十多年前笔者拜访李老时，他已年逾八十。今年李温平九十五岁了。我衷心祝福他成为百岁老人。 　　（数据源：1994年4月李温平与丁抒在北京的谈话。李温平《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李温平赠，原载西南（唐山）交通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友通讯」第16期。） （注：《动向》杂志2007年1-2月号合刊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刊登的全文） --------------------------原载《议报》 回目录 胡绩伟访谈录……--（之一）胡锦涛要真正反腐败、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之二)胡锦涛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作风姚监复 记录整理 胡绩伟摄于九十大寿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2007年10月18日同姚监复谈十七大问题。胡绩伟认为，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了一些好话，希望他说到做到，真正做到，说了社会主义民主，就要真干，而不是只说不做。这样，胡锦涛就可能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胡绩伟希望胡锦涛在短短的五年执政期间，先做两件实事：一是真正反腐败，二是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 希望胡锦涛下决心真正反腐败 把陈良宇案件彻底查清、查到底 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表态，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因此，希望胡锦涛要正视当前严重腐败的现实，下决心真正反腐败，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首先把陈良宇案件，还有赖昌星案件彻底查清楚，真正查到底，对任何腐败分子，不论是姓黄还是姓江，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回想20年前，胡耀邦、赵紫阳都敢于清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和邓质方的问题。今天，胡锦涛没有那么多老婆婆，就要敢于下定决心真正反腐败，先把陈良宇和赖昌星的案子查彻底，查个一清二楚。这样，胡锦涛就有可能有所作为或者大有作为，大得人心。关键在于胡锦涛敢不敢查，敢不敢真反腐败。 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 胡绩伟建议胡锦涛要着手全面科学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重要工作。因为没有科学历史观，就不可能建立科学发展观。邓小平1993年就提出过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如果不重新评价毛泽东，在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或者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在经改与政改中将遭到无穷的责难和严重的阻力。 20多年前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对毛泽东做出科学的全面评价，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所做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的意见并没有写进决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有一些重要的讲话，是值得认真贯彻的。据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透露：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过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的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在邓小平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做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后，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谈话时说：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Ⅵ页，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初版)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上述重要讲话精神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引文与原件是否可能有文字上的出入，需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办秘书局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公布原件，加以订正、说明。如系讹传，亦请辟谣。但《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出版后，至今未有人公开质疑或否定上述讲话，至少可以认为他们这些讲话的主要精神是属实的。因此，胡绩伟建议胡锦涛、党中央考虑，设立“党史特别问题专门委员会”，重点研究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问题，在一两年内提出有关决议草稿，征求全党意见后，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 胡绩伟认为，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是有利于讨论有关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问题的，党员、人民会理解和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的。对历史上的错误公开承认、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郑重的党有自信心的表现，只会更得人心，而不是失去人心；只会加强思想上的真正团结和凝聚力，而不会影响团结。 胡绩伟建议，在研究毛泽东一生的功过，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评价，要允许报刊杂志公开讨论，发表不同意见，开展自由的学术性争鸣。同时，要公布一些历史档案资料，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史实，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同时把苏联、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近年公布解密的有关档案公开出版，使党史研究人员能够客观地分析国际国内环境下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胡绩伟还指出，现在赶紧做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些当事人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同志了，他们的历史记忆是十分宝贵的具有唯一性的重要史实，书面回忆录和口述历史都是客观评价毛泽东功过的需要抢救的史料。如果不是由党中央建立专门机构，正式的提出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任务，许多严守党的纪律的老同志只能“不敢言” 和“不忍言”，三缄其口。因此，胡绩伟真诚地期望，胡锦涛能学习胡耀邦、赵紫阳披荆斩棘的勇于改革的精神，敢于承担起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重任，争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或六中全会）上做出一个新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重要决议，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为中国共产党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胡锦涛在未来五年中 “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 胡绩伟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垮？”他的回答是：“主要看党的新领导干不干事，是不是真干实事。如果不干实事，只在会上报告中讲很多漂亮的好话、空话，只说不干，那么，中国共产党非垮不可！如果十七大新一代的新领导勇敢地干实事，先做好上面说的两件事：真正反腐败和全面评价毛泽东；接着继续走胡耀邦、赵紫阳的道路，构建和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可能垮不了。因为，沿着胡赵开辟的道路，执行没有胡赵的胡赵路线，胡锦涛的威信有可能会提高，社会可能更和谐。如果连先干真正反腐败，重新评价毛泽东这两件事的勇气都没有，那么赵紫阳对胡锦涛、温家宝的评价就是正确的事实：“是好人” ，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 。这样，在中国千年不遇的大好形势下，胡锦涛很可能再一次错过百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最终成为：历史上被遗忘的匆匆来去的一位过客。 ( 之二 ) 胡锦涛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作风 （姚监复根据胡绩伟2007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社宿舍，的谈话整理。) 图为1984年建军节邓小平（右）叶剑英（左）给华国锋敬酒 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胡绩伟真诚地希望：胡锦涛学习华国锋宽容的优点、防止邓小平式的错误再次发生。 《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胡绩伟在谈到胡锦涛身负重任后应具备的思想作风时，希望胡锦涛应学习和继承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民主思想和工作作风，坚决走胡耀邦、赵紫阳的道路不动摇；同时还应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的作风，至少在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度方面，应该有华国锋的肚量，不能像邓小平那样霸道。 胡绩伟深情回忆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批判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的思想，《人民日报》同《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一起同心合力宣传掀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的过程，详细内容与具体过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都写了。现在，应当公平地说，华国锋当时采取的态度是很宽容的，是用一种民主作风对待这场大讨论。在思想解放运动面前，华国锋不是压制、打击、扼杀不同意见，而是容忍、宽容。特别不容易的是，华国锋当时同胡锦涛一样，集党政军首脑于一身，兼任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政府总理（胡锦涛现为国家主席），掌握实权，枪杆子在手中，又有抓住“四人帮”的重大功劳和党员、老百姓的信任。当时，郭兰英高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歌颂华主席，和郭沫若的“水调歌头”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诗词传遍全国。正在此时，胡耀邦直接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出笼和全国大讨论，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对着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应当公正地说，华国锋并没有以势压人，打压不同意见的同志。华国锋主持的会上，汪东兴公开指责胡绩伟，胡绩伟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对于激烈的争论双方，华国锋没有做偏袒汪东兴的插话，最后也没有做总结或表态支持汪东兴。实际上，华国锋允许胡绩伟当着他的面批评汪东兴，也就是批评华国锋本人。散会后，华国锋还主动同胡绩伟握手。华国锋的这种宽容大度，在党政军大权在手的领导人身上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品格。胡绩伟希望，十七大的新领导，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能够学习和继承华国锋的这个优良作风，同时以此教育主管宣传、新闻、出版事业的负责人，让他们能更民主一点、更宽容一点、尊重宪法赋予人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权利，切实落实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等重要政策，要他们也学习华国锋的宽容风度，不要动不动就禁书、封报、撤总编、调走记者，随意认定“敏感作家”的“敏感作品”。政治神经太过敏，是政治上缺乏自信心、思想上非常空虚、理论上没有反驳道理与能力的表现。如果不能把胡耀邦、赵紫阳的民主理念与作风学到手，那么至少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态度，体现一个政治家的“宰相肚里可撑船”的宽大胸襟。千万不要像邓小平那样，动不动就火冒三丈，急于罢官、动兵，随便表态定性：“右派”、“反革命”、“动乱”，而且即使明知错了，还死不认错，决不悔改，一错到底，酿成历史性灾难和难以化解的严重后遗症。 胡绩伟谈到华国锋敢于起用正在受错误批判的老干部。当年调胡绩伟到《人民日报》工作，担任总编辑重要职务，正是华国锋亲自谈话做工作。华国锋对胡绩伟说：“少数人开会，建议你（胡绩伟）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你有什么意见？”胡绩伟答道：“我只担任过副职，只能做副总编辑。总编辑的工作，我不能承担重任。”华国锋采用激将法，反问胡绩伟：“你比鲁瑛，怎么样？谁更强一些？”鲁瑛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报告中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引为笑谈，可见水平之低。胡绩伟想也不想立即回答：“那我当然比他强。”于是华国锋就说：“那好，你比他强，你就代替他。明天上班，当《人民日报》总编辑去。”这样，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批判的胡绩伟第二天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去了，担任了总编辑。 胡绩伟说：“应当公平地说，当时胡耀邦、赵紫阳、谷牧、杜润生等一批老干部同我一样能重新恢复工作，华国锋是采取了开明的态度的。而且，华国锋在党政军大权在握时，主动地提出辞职，平稳地没有震荡地交出权力，这也显示了华国锋以大局为重，信任老干部的思想，水平是相当高的，不像邓小平那样霸道，一直抓住中央军委主席要职不放，按宪法，国家主席兼任国家军委主席，而国家主席杨尚昆只是个军委常委副主席，军委第三把手；按党章，党的最高领导人（主席或总书记）应该兼任党中央军委主席，而总书记赵紫阳只是一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又不参加具体军委业务领导工作。结果军委大权，枪指挥党的权力落在邓小平手中，不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邓小平却担任军委主席，这是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霸道作风。邓小平的这种霸道作风在1989年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不经过政治局全体会议、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会，他老人家一个人就匆忙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调兵遣将，用人民解放军镇压人民，造成了‘八九悲剧’。”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胡绩伟真诚地希望：胡锦涛学习华国锋宽容的优点、防止邓小平式的错误再次发生。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囚徒悲歌——二郎山下劳改茶场--二十一、集 训 队梦波 （续上期） 时间伟大而奇妙：它能使巨大的变得渺小，能把有棱角的磨平，能使欢乐消失，能将丑恶掩盖，而最重要的是它能使痛苦变淡。所谓“变淡”，并不是减少，而是从外向里渗透，于是从外表看，它不具有起初那样鲜明的色彩，甚至使人忘记它的存在，似乎人已经从那致命的一击中恢复过来，和从前一样了。其实痛苦只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等待重新出现的机会。 徐晓丹还和从前一样，看得见的唯一变化是他买了一台最便宜的收音机，是从小厨房炊事员那里用一包好烟的价格买来的。炊事员被放回去了。这样，他就有了新的伴侣，忙碌一天之后，夜幕降临，孤寂袭来之际，有收音机相伴，可以暂时驱散寂寞。 国庆节之夜，黄疯儿买了些肉，准备加工的时候，发现缺乏辣椒和盐巴，不巧的是，同一工区的人谁也没有这两样，万般无奈，他想起了徐晓丹。工棚是不会缺少这两样东西的。虽然天黑看不清路，也只好前往。到了工棚前，里面正播放一个男低音的讲话，忽然变成一个哇拉哇拉的女高音，黄疯儿心一动，站住听那女的说什么，可是听不懂。突然女高音消失了，接着是李玉和的声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他猛然醒悟，向队部跑去。 一工区周干事看见黄疯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问他有什么事。黄病儿喘过气来才说：“我找邓管教。”周干事说：“邓管教出差了，有啥事给我说。”黄疯儿有点儿失望，只好说：“报告周干事，我发现有人偷听敌台！”周干事着实吃了一惊，表面上却镇定自若：“你仔细说一下发现经过。”黄疯儿说：“徐晓丹有个收音机，我原来就觉得有问题，今天我到工棚想要点儿盐巴，走到工棚外面，正碰到他听敌台，后来才关了。”周干事问：“你听见了些啥内容？”他回答：“他们说的是外国话，我听不懂。”周干事两眼瞪得溜圆，两股寒光紧紧地逼着他，刺得他心惊胆战，不敢停住不说，就格外加了一句：“后头我听见说U．S．A.，就是美国的意思。”周干事冷笑一声：“哼！偷听敌台是反革命，你听也是一样的罪！”黄疯儿害怕了，求饶说：“报告周干事，我是无心听到的，不是故意听。再说我也听不懂。”周干事说：“这事非同一般，你跟我来。” 黄疯儿战战兢兢地跟在周干事后面，来到中队长家门前。周干事上前敲门，过一阵中队长出来，满嘴酒气，有点儿不耐烦：“啥子事？”周干事说：“队上有人偷听敌台！”中队长酒意一下子去掉了大半，喝问：“是哪个？”周干事回头对黄疯儿说：“你老实交代！”马中队长以为是黄疯儿偷听敌台，眼珠子一瞪，两手叉腰，鼻子里哼了一声，吓得黄疯儿直哆嗦，只好战战兢兢地又说了一遍。马中队长厉声说：“你交代的可都是事实？”黄疯儿说：“这么严重的问题，我咋敢撤慌欺骗政府？”马中队长想了一下，态度也稍为缓和了些：“现在都到办公室去。” 三个人到了会议室门口，马中队长取出钥匙开了门，三人进去以后，马中队长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白纸叫黄疯儿写。黄疯儿说：“我只写得到自己的名字，其他写不起。”马中队长对周干事说：“老周，他说，你记录，我去找老于。”就匆匆走了。 过了一阵，马中队长回来，黄疯儿在按手印，这时候赶忙直起腰来说：“报告中队长，我交代完了。”马中队长拿起材料看了一遍，对黄疯儿说：“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能主动坦白，将功赎罪，这是好的。徐晓丹是个伪装的反革命，平常总会有些反革命活动。你和他长期在一个组，肯定了解一些情况。你下去好生想一下，明天晚上还到队都来写，所有事情一律不准外传。走漏半点儿风声，你有几颗脑袋！”吓得黄疯儿连连称是，退下去了。 马中队长对周干事说：“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一层了。住在工棚里的人，长期不参加政治学习，我们管得又松，才让反革命钻了空子。队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出自三组，或者和三组有关，说明这件事不是孤立的。老周，你看呢？”周干事说自己忙于抓生产，警惕性不高，也有一定责任。马中队长微微点头，又说：“事不宜迟，不要打草惊蛇，赶紧通知管教股，把他弄到集训队交代，切断他在队上一切可能的联系。那年我在十七队，发现一个反革命集团，那个首犯彭仙慧，就是一竿子直接送到集训队，根本不在本队批斗。” 周干事考虑了一阵，才说：“那就这样办，明天我通知他到场部参加饲养员培训班，明天不是有拉农药的汽车来吗？叫他带上行李，到了场部再叫汽车直接开到集训队。”马中队长说：“要得，我现在就和场部管教股联系。”于是二人分头去办。 管教股赵干事接到马中队长的电话，问明情况，说：“谢股长到十六队去了，要过两天才能回来，这件事是不是过两天再办。你们严加看管就是了。”马中队长不依，非要马上送不可，否则他要直接找张书记了。赵干事只好答应和集训队联系，并且要八队赶快把材料交到管教股。马中队长说，明天带过去一部分材料，还有一些正在整理，很快就可以补送过去，人先过去再说。赵干事只得答应。 第二天，徐晓丹和事务长一道上了汽车。事务长要到场部领工资，就由他押送。周干事还要收集整理有关材料，就不一起去了。汽车一直开到了集训队。徐晓丹一看地方不对，明白出了大事，又猜不出是什么原故。下了车，集训队肖队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事务长办了交接手续，就到管教股去了。剩下徐晓丹一个人。他非常恐惧，不知道将有什么大祸临头。不料肖队长态度很和蔼，只叫他把行李搬进去，由一个姓戴的值班员给他安排铺位，其它什么话也不说。弄得徐晓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 他自然不知道昨天赵干事接到马中队长的电话以后，立即用电话和正在十七队的谢股长联系。谢股长说：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暂时把徐晓丹放在劳动组，不要动他，也不要他交代问题，一切等他回来再说。所以徐晓丹安然无事，连肖队长也觉得奇怪。 谢股长连夜赶回来，赵干事作了汇报，把八队送来的材料给他看。他看完把桌子一拍：“他妈的，八队这些饭桶，邓干事是他妈的干啥吃的！”赵干事说：“老邓出差了，这是大名鼎鼎的建场元老号称‘老革命’搞的！当时我一听就觉得有问题，又看了先送来的那份材料，全他妈的扯谈！”谢股长火气也下去了些，叹息说：“怪不得上级要我们加强政权建设，有些人仗着老资格，糊涂到极点，简直敌我不分。洪士奎那样的人他重用，检举坏人的徐晓丹则成了反革命，什么偷听敌台，简直是笑话！”赵干事问：“徐晓丹怎么办？要他回队？”谢股长沉吟片刻，才说：“要照顾大局，暂时先在集训队值班。他们现今人手不够。等老邓回到八队再说。” 徐晓丹铺好行李之后，戴值班员走了。他呆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怎么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 劳改队里一个人糊里糊涂被关被斗并不奇怪，自己却是头一次碰上。他知道，准是被人检举了。刚挨斗的人，自然都是极力否认，于是批斗会升温，如果所检举的确有其事，那么只要绳子一捆，手铐一戴，甚至只要以这些相威胁，一般就会立刻承认以免吃眼前亏。所以真正有“反动言论”的，违规犯纪的，倒往往斗得不是很凶。而被诬告陷害的，自然死不承认，队长们抱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加上“整错了是你倒霉，放过了可是我倒霉”的心态，自然偏听偏信，说被斗者态度恶劣，公然顽抗，非加温不可。遇到这种情况，劳改油子们“光棍儿不吃眼前亏”，见势不妙，先满口承认，等斗争高潮过了，到了定案处理阶段，要在材料上按手印的时候，再行“翻案”。而不幸被斗者误以为在会上承认了的，就是定了案，于是大喊冤枉，死不承认，队长们只好不断加温，无休止地斗下去。最终是被斗者或伤或残或被迫诬服乃至自寻短见，个别的侥幸遇到“某菩萨”“某青天”，也不过停止批斗，不了了之，被斗者的皮肉之苦算是白受了。现在看来，得学这些老油条了。 主意拿定，心情平静了许多，就在宿舍里走来走去。他发现这里的宿舍和一般就业队的宿舍不大一样，行李和日用品都放得整整齐齐，墙壁虽然不能说洁白，倒也干干净净，没有烟熏的痕迹。大约这里不许生火。他还想到院子里走走，又觉得自己目前的身份还不宜这样做，只好隔着窗户往外看：院子很大，空荡荡的三合土院坝寸草不生，高高的院墙上并没有电网，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黑体大字。大门上面有座岗楼，不过没有哨兵，估计是值班人员登高俯视的地方。 这时候，那个姓戴的值班员又进来通知他，把刚铺好的行李收起来，搬到隔壁值班室去。这一来，更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缘故，叫他当值班员总是件好事。 值班室是个套间，外面是大间，安放有三张床铺，其中一张床上还睡着一个人。有一张桌子，上面放有热水瓶等日用品。地上放着三个脸盆。里屋稍小一点儿，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只有稻草没有铺行李，地上还有凌乱的稻草和纸片。戴值班员帮他铺好床，叮嘱他先打饭，饭后到隔壁队部办公室，肖队长要和他谈话。 戴值班员走后，他刚把碗取出，又有一个值班员进来。这人个头不高，但结结实实，腿脚粗壮。他看着徐晓丹粗声粗气地问：“你是新来的值班？”徐晓丹说：“就是。我是从八队调来的。我叫徐晓丹。初来乍到，还请你多指教。”那人说：“劳动组的人已经回来了，先打饭，吃了再说。” 于是两个人一同去打饭。饭是大米饭，也是用脸盆装，切成八块，一人一块，再有一瓢熬白菜，菜汤面上浮有一点儿油花儿。菜的数量虽不多，味道还不错。比八队的伙食强多了。 三个人吃饭，戴值班员今晚要值夜班，匆匆吃完先睡了。徐晓丹和那个值班边吃边谈。其实主要是听他讲。他说：“集训队一共有三个干部，莫指导员管全面，肖队长并不是中队长，这个队没有中队长，由指导员兼。还有个严干事管生产，带队出工。三个干部都住场部，白天来上班。不过指导员和肖队长经常来查夜。值班的除了厨房的老杨以外，还有门卫王老五，通知你铺床的是老戴，我们两个原先是一个队的。我叫方荣国，这次放我和老贾回家，我不想回，就留下了。”徐晓丹问：“你咋个不想回家呢？”他说：“我们那里是山区，苦得很，不像老贾家住平坝。生产队看我家里缺劳力，挣不够口粮，要我回去。回去莫说吃米饭，连荞子面也吃不饱。开了春就只有南瓜叶子，回去做啥？”接着又说：“这回你来，可能顶老贾那一角。我们这边劳动组有二十几个人，各种人都有，情况复杂。白天严干事带出去，我和老戴也轮流去。晚上我们论流值夜班，一星期一换。这一周该我上夜班。”徐晓丹问：“我顶替老贾又做些啥子？”方荣国说：“管小监。其实没得好多事情。现在小监只关了两个人。一个彭仙慧，现行反革命，问题严重得很，关过半年黑棺材，早晚是要枪毙的；还有一个叫洪士奎，以前在劳动组呆过，后来去服刑，狗胆包天又奸污女医生。” 听到这里，徐晓丹本想插嘴说点儿什么，又强忍住了。方荣国继续说：“重刑犯都上脚镣，晚上带正铐。你早晨开铐子，晚上这边下学习，那边就上铐子。一天送三顿饭外带开水，下午放一次风，两个人错开放。”徐晓丹问：“刚才你说啥子黑棺材，我咋从没有听说过？”方荣国说：“其实我也没有看见过，只是听老贾说过，是用水泥砌成棺材的形状，上面有个小口子送饭，人在里面只能躺不能坐，样子很像死人睡在棺材里。问题严重的反革命又不肯交代的，就关在里面。” 正在闲谈，劳动组那边喊出工，方荣国就过去了。徐晓丹也想起戴值班的叮嘱，就去队部。在门外喊了“报告”，等了一阵，里面才说“进来”。进去以后，肖队长把目光从一厚叠材料上移开，打量了徐晓丹一番，努努嘴示意徐晓丹坐下。 肖队长先说：“你调到这个队，是政府对你的信任。值班工作很重要，是政府的耳目。”然后他很仔细地一一交代注意事项，强调要严密监督这两个要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天认真填写值班日志。最后说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要防止逃跑；二要防止他们和劳动组的人发生任何联系；三要防止自杀，要时刻注意他们情绪的微妙变化，发现蛛丝马迹立即报告；四要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垂死挣扎。他举例说：过去有个吴顺庆，就是乘值班人员不注意，放风的时候在厕所里上吊死了。他又把一串开门开手铐的钥匙交给徐晓丹，嘱咐他小心保管。 徐晓丹听到吴顺庆这个名字，觉得有些耳熟，似乎曾经听谁说过。回到值班室，他才想起是王自洁提起过这个人。 从此他就专门同这两个人打交道。对于洪士奎，他是熟悉的。洪士奎一见他，总是满，脸笑容。那不像是故意挤出来讨他的好，而是出于真情。由于有规定，洪士奎不敢主动对值班人员讲话。他就用笑容和眼神传送他的真情。这对于一生从未向谁透露过真情的洪士奎，也算得上难能可贵了。 不过这“情”只限于乞求之情，他的乞求也很简单：不过求徐晓丹看在曾经同一个队的份儿上，和他多说两句话罢了。其它可能危及徐晓丹值班地位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妄想的。至于徐晓丹检举过他，他倒是想得开：他不检举别人也会检举，想立功的人多的是，这算不了什么。可是徐晓丹目前的态度他实在想不通：你就是和我多说上一句，也不算划不清界限，也不会砸了你的值班饭碗哪。可是徐晓丹就是不和他多说一个字，连大声吼他都不愿意。那种隐藏在沉默背后的蔑视，真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队长们也骂过他，根本不把他当人看，集训队的几个干部都是如此。可是他们对他的辱骂践踏都是皮面上的，睡一觉就过去了。而徐晓丹的这种态度，却给他造成了无形的伤害。不过他不能明确地说出是什么伤害罢了。 根据老贾和肖队长的介绍，他想象中的彭仙慧，应该是体格高大，相貌威严，充满自信又有几分高深莫测，两眼炯炯有神，嘴角永远挂着一丝冷笑，脸部轮廓棱角分明。他下午开始值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门上的小窗户偷看。他正坐在小板凳上，身子伏在床上奋笔疾书，只能看见他消瘦的背影。 放风的时候他开了门，彭仙慧已经在门后等候。他中等身材，用一只手提起脚镣，另一只手提着裤子。破衣服没有补，发白的鬓角，一双柔和而略带忧郁的眼睛，嘴角似乎有一点儿笑意。看见他这副不同于自己的想象的样子，他却没有产生出乎意料的感觉，倒觉得这正是自己所想象的。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彭仙慧往外走，随即响起哐啷哐啷的清脆的脚镣声。 伴着沉重的脚步，每只脚迈一下停一下，然后另一只脚再迈一下停一下。到了厕所前面，徐晓丹犹豫了一阵，结果还是没有跟进去。过了一刻，从里面传出低沉的歌声。仔细分辨，那是他曾经听王自洁唱过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贝加尔湖我们的母亲 群山中我们开采黄金…… 后来彭仙慧提起脚镣走出来，歌声暂时停止了。见徐晓丹没有什么反映，又接着唱： 他独自在忧郁地歌唱， 歌唱祖国的一些事情…… 徐晓丹不懂音乐，只是感觉他的声音不如王自洁那样柔和悦耳，但那凄凉悲壮的气氛，此刻深深地渗入了他的内心，使他全身从头到脚都受到震撼。歌曲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歌唱者的情绪共鸣难以分辨。那种无言的悲哀，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悲哀悄然袭上了他的心头。他忽然想起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她，眼眶湿润了。 彭仙慧停住不唱，注视这个新来的值班员。两个人对看了一阵，彭仙慧提起脚镣走了。 多么奇怪的注视！多么奇怪的交流！许多在一起共同工作多年彼此很熟悉的人，甚至结婚多年的夫妻，彼此之间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都觉得很了解对方的经历、个性、习惯、爱好、隐私；但哪怕这样几十年之后，在心灵深处，还是存在一层隔膜。隔膜是不能逾越的，于是有的人觉得隔膜后面其实什么也没有；那层隔膜是故作神秘。但是那层隔膜后面的东西，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时间不会消除它甚至只会加深它。以至于你发出外人听不懂的感慨：“我越来越不了解他(她)了。”举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一些父母看到孩子长大的时候，往往就有类似的感觉，并且发出上述感慨。这也使许多人得出“人和人难以相通”的结论。但也存在着极少的相反情况，两个人刚一见面，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就能洞悉对方，不需要推心置腹的长谈，连多问几句都不再必要了。如果是一对青年男女，这就是一见钟情。而徐晓丹和彭仙慧并不是青年男女，而是两个素昧平生的囚犯，这就难以理解了。 彭仙慧慢慢儿走到院子当中，嘴微微张着，好像在尽量呼吸清新的空气。徐晓丹受到感染，也深深地呼吸着，似乎闻到了墙外从树梢上传来的树叶的香味。（未完待续） --------------------------原载《议报》 --~--~---------~--~----~------------~-------~--~----~您收到此信息是由于您订阅了 Google 论坛“Yibao”论坛。要在此论坛发帖，请发电子邮件到 Yibao@googlegroups.com要退订此论坛，请发邮件至 Yibao-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更多选项，请通过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ibao?hl=zh-CN 访问该论坛-~----------~----~----~----~------~----~------~--~--- 想要更多的功能吗？试用 Windows Live Hotmail 完全版。（仍然免费。） © 2008 Microsoft 隐私声明 使用条款 帮助中心 帐户 反馈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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