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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转贴文 12/31/2007 1:42:46 AM 标题 内容 议报 第334期 (2007年12月24日) 投稿请用"ebaoyibao@gmail.com", 或者在网上在线投稿 大众议院二00七年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报告綦彦臣（河北）高官缘何不愿意公布财产？于成玉（辽宁）各地官商在圈地活动中从农民手里抢走多少钱？曹维录（天津）“摆平”的红道与邪道巩胜利（广东）水都快喝不成了，还谈什么“以人为本”！易尧（湖南） 讲真话真话的尴尬 -- （图片，取自《梁晓声直白：羞于说真话》）梁晓声大声讲真话，小声讲真话和默声讲真话韩少寒说真话，重建心灵/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黄济人（澳洲） 特稿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 评点路宪文“信阳事件”回忆录朱健国（广东） 专题：中文笔会北京活动遭全面封杀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中国警方阻止在北京的迎新年聚餐会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的紧急行动通报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异议作家王德佳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独立中文笔会三笔会谴责中国近日拘押网络异议人士 -- 距奥运会前231天，系狱作家升至41名独立中文笔会中国警方禁笔会颁奖拘两作家BBC 人权与民运两个全球化：资本经济与人权政治牟传珩（山东）政府把庄严的法律弄成了一个笑话 -- 郭飞雄妻子张青于绝食抗议日，致郭飞雄的公开信（三）张青辱人者，必自辱李元龙（贵州） 民间维权刘晓波、赵达功谈2007中国人权 -- （原标题）年终报导：中国被批并未履行承诺齐之丰（VOA）农民的新觉醒及其出路吴庸（北京）深圳科学园上千员工不满待遇堵路示威何山（RFA）江西两千水库移民面临失地失房困境严修（RFA） 宪政与民主选举“乱象”源自干部“乱政”唐昊（南都报）给西太后讲立宪张鸣（北京）中国缘何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 -- 以《立法法》的七年执行为例沈阳（民主中国）从十七大到政党白皮书 -- 精心设计的中共民主秀杨力宇（动向） 两岸三地追求正常国家 -- 二零零七年台湾宪政发展观察报告曾建元（台湾）台湾促美国勿对入联公投反应过度 -- 附录：陈明通：美国应尊重台湾人民主体意识——陆委会新闻稿BBC是人治而非法治！ -- 谈港台及海外大陆研究的一个误区张成觉（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八年数千人民主游行高锋（VOA）香港民主派致函胡锦涛求见面谈政改BBC 神州百态中国的教师群体已经彻底堕落刘逸明（湖北）街头政治家刘祥章刘水(深圳)中国“无期徒刑”的罪乱巩胜利（广东）网友爆出秘密帐本：华南虎调查队可能受贿新快报 媒体脉动习近平也“重要讲话”了梁辛（北京）秦中飞们的“低调”令人失望郭庆海（河北）北京市违宪监控手机短信 -- 政府无权限制监视通讯、表达、知情、舆论监督权维权网中国媒体频繁提政改被指假戏假作孙承（VOA） 思想文化回望邓丽君“登陆”的成败： -- 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她的……爱伦（北京）从洪秀全“基督教”看所谓中国特色齐戈（新世纪） 反右50年敢为右派父亲塑像立碑的孝顺儿子彭志一铁流三个右派的故事严家伟 （四川） 意见与商榷“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 从汪兆钧、郑存柱、郭泉的三人上书说起子曰中共能否主动自行解体？吴庸（北京） 连载囚徒悲歌 -- 二郎山下劳改茶场纪事（16）梦波 回目录 二00七年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报告綦彦臣（河北） 二00七年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报告 綦彦臣 引言：用通俗化表达联接历史与现实 “意识形态广义化”是我在十一年前即1996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题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研究》的论文发表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比较》学术双月刊1996年第二期。2005年，该文被《比较》社列入“创刊二十年名栏名篇”系列。这说明“意识形态广义化”是一个被学术精英认可的概念。 质而论之，这个概念是在反思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刚性（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对莫里斯•博恩斯坦的“广义意识形态”（如包括文化因素）概念之深化研究，而形成的特定认知。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体事件，成为诠释“文化”并构造克里斯蒂安•乔姆基所指的“中国民间宗教传统”（可称之为“小宗教”）之新内容。 简白地说：现实中具有历史影像的公共事件，实在是以迥然不同于“官方真理”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判断。 2007年的重大公共事件颇多，也各具特征，本报告所选取的案例只有两个：第一个不具有显着分析意义，但具有可重复性，它指的是山东“高唐拘人”事件；第二个具有十分突出的显着性分析意义，但不具有较大的可重复概率，它指的是“华南扁虎”事件。 中国人的底层社会思维方式又有文史不分之现象，那么通俗化表达就成了本报告的观点表达所要借助的方式，因此，本报告针对两个案例各选一个“历史文本”为依托，从而使报告具备有大众化阅读的可能。 一、两类意识形态：分层与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在执政党一方，意识形态体系向民族主义退守，文化合法性上倾向复古，于是毛主义所描述的“封建主义沉滓泛起”现象得以复现，除了官员个体价值系统的二元化（如公开宣示无神论而私下里“信命”）之外，官吏的“牧民”权威大增，如不少的公民因评论地方时政而被侵害人身权的事件之出现；在民间，维权力量逐渐脱离了“二草政治”（即草率性与草莽性）之旧习，转而向法律权益分享、理性领袖聚力方面过度。 后者虽未完全转型为民主精英，但是，就分层意识形态现象看，它的价值体系接近美国着名宗教学者克里斯蒂安•乔基姆对中国古典宗教进行研究得出的分层结果——法定的儒道佛三教之外，还存在民间的形态——多元化、随机性、自定义的祭祀活动。简单地说，民间意识形态的分层与官方民族主义退守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张力，并且这种张力迟早会迫使官方意识形态解构。 最近来自北京政治高层的以新华社论（述评）形式出现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即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改良措施。因此，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内部压抑个人的民族主义（实为极权集主义之变形）与社会主义民主诉求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冲突。 二、高唐事件：还原“铁券政治” 在以个案考察形式证明“民意才是合法性基础”①之后，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公开宣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个宣示文件中，当局解释了“政治权益”的概念，称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和见解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和权益。②”它有类于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丹书铁券，是一种特权赐与。但是特权赐与是不稳定的政治诺言，它随时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剥夺，何况这是开明专制者们试图与底层结成权宜性联盟的操作手腕呢？ 着名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铁券失效③，不幸地预言了这点，虽然那是文学虚构。《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讲述说：柴进之叔柴皇城受官方支持的恶霸殷天锡欺压（并痛殴）致死，柴进在高唐州处理丧事，对再次前来滋事的殷天锡说柴家有丹书铁券，只是目前存在沧州，正派人去取；不料殷天锡大怒，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2007年元旦，这段历史虚构演成了现实：仍在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三位市民因在地方网《高唐吧》上表达时政见解，被共产党体制豢养的现代殷天锡刑事拘留，投进看守所④。其中一位叫董伟的市民（公务员）因3个月未领到医保费，发牢骚，称县委书记孙兰雨为“孙烂鱼”，而成为最大的“嫌犯”。 应当说，在高唐事件发生之际，中共高层（通过新华社）发给民众的“铁券”还未 “铸成”，引用古代“铁券政治”论之似有牵强。但是，就是在这种现代“铁券”发下之后，高唐事件的三位受害人仍没得到任何赔偿，更不用谈施害者受到追究了。毕竟现代社会生活不是虚构的古典小说场景，受害者表面上是三个人，实际上这个事件促进了民间的深刻的反省——任何政治诺言都是靠不住的，正如美国人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民间的自救端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社会，而强大的中间社会之形成又赖于理性维权运动的日益壮大。 因为高唐事件的发生以及至今处之未果，民间自由力量则主动地赋予了维权力量合法化的认可。换言之，维权运动正在塑造民间的“小宗教”型意识形态。 维权运动必将影响中国的命运。 三、华南扁虎：阿魏不再生僻 在清末民初已经替代了《论语》之修身戒律作用的《增广贤文》中有警句说：“黄金无假，阿魏天真。”此句凸显中国道德传统的极度下降。句中“黄金”实为极易得之中药“黄芩”，医家故无须造假；而当时的“阿魏”一药，中国无之，自唐时就需从中亚进口，因其成本高昂，医家皆以假货充之。 华南扁虎一事，其在民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基本上印证了“小宗教”存在的状态：其一者，民间的经济性倾向再次宗教化，或曰意欲从“新神迹”中汲取经济利益；其二者，扁虎事件之后，在知识精英的倡导下，百姓认识了“政府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或真相）”新信条，或曰民间型的“小宗教”正倾向接受知识精英的引导。 政府的公信力正在“阿魏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就扁虎事件的历史影像意义来说，更重要的一个细节则是：除扁虎照片本身之外，接近真理的一些间接证据（如虎类疑似粪便），很有可能是受贿的调查队捏造出来的。⑤ 为保证一个虚构的神迹（在经济主义盛行之际，能带来巨额旅游收入的“虎啸”、“虎照”当然也属“神迹”）不被公众揭穿，伪造旁证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如王莽篡权前的哀章献伪宝（古印），又如北宋将亡之前的黄河清的虚假报告，而因为贿赂而成的神迹则发生在北宋相对开明的时代。 宋真宗赵恒为掩遮澶渊之盟带来的政治耻辱，决定与几位重臣搞一个假符瑞——称有神人告知，天将降下帛书，云云。为了让这场天降帛书的造假成功，皇帝竟然不惜贿赂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权臣（王旦，宰相之一）。 扁虎事件由历史上的“真实造假”来印证，是“史实与事实”的联系。“天降帛书”事件发生在公元1008年，扁虎事件发生在2007年，九百九十九年间，官方造神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嗑药状态。 中国政治是在复兴好的传统还是陷入污烂的历史泥潭？这是个问题！ 结语：理性，在需要复杂的博弈中积累 民间的觉醒，让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希望，因此中国的民主不仅有可能，而且肯定会以高质量的内涵方式出现。 2008年，究竟有多少可能具有历史性分析意义的事件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以及对这个事件更深刻的民间反省，必将为民主化积累下一份又一份的无形资产。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企盼一系列“中性事件”的出现，也盼更多的记者良心复苏，及时把事件呈现给社会公众。 2007年12月21日深夜于绵逸书房 —————— ①典型的文本可参见马国川对河北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的采访，《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5日。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 ③宋代已无“铁券政治”，因为丹书铁券形式在唐以后废除了。这种说法，参见百度百科“铁券”词条。但是，据欧阳修《新五史》所记，五代梁时尚有之。 ④参见《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0日。 ⑤关于陕西省林业厅“华南虎调查队”受贿事实，已由相关媒体报道，如《中国网》2007年12月20日的报道。--------------------------原载《议报》 回目录 高官缘何不愿意公布财产？于成玉（辽宁） 据官方媒体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近期答《财经》记者问：对于许多国家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实行？王振川答：“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他说的阶段、条件，不是指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监督要求，也不是指官员的承受能力，而是技术性条件，“比如国外的实名制”、“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然而，至于哪些条件不具备却语焉不详，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倘若反复琢磨仔细推敲，王振川的这种说法根本就不能成为理由。难道中国要等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阶段”、“条件”，才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这简直连一般常识都不讲了！中国老百姓迫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源头上制止腐败，把那些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贪官污吏从根上管住。让他们把财产申报并公示出来，接受众目睽睽的监督，看他们上任和离任时财产的增减量，看大家可感知他们及家属的消费与公示的合法收入有多大差距，放到太阳底下晒晒——这种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惩治腐败的有力措施，到了我们这里居然因为“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施和使用，实在荒唐至极！检察院高官的这种宏论实是借故推宕拖延搁置的托辞，而没有一点反对腐败的紧迫感、责任感，让人不免心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的悲凉。 其实，高官迟迟不出台面向社会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并不“是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云云，而是另有隐情。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表明：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三千人不到的他们，居然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一旦实行自上而下的公布自己、配偶和子女财产这项制度，他们之中不知要有多少人就要老菩萨过江一一自身难保。人家南韩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吗？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怕暴露隐情这才是不敢公布财产的真正原因。 所以，尽管人们吁请呼唤已经二十多年了，大概嗓子都快要喊哑了，可是，某些治国者对此不仅无动于衷，于心能忍，楞是不给。曾几何时祭出“国情论”来应对，如今又祭出“技术条件论”来忽悠中国老百姓。不过这只是打马虎眼而已，而保住手中的权力，永享由权力所带来的荣华富贵无上风光才是目的。不过，用“国情论”和“技术条件论”来忽悠中国老百姓，绝非明智之举。因为“雪堆里埋死孩子一一久后必明”，“隐情”终究是隐瞒不住的。邓小平不是说过“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治国者如果明智的话，赶紧改弦更张，因为历史留给的机遇已经是月明星稀了。--------------------------原载《议报》 回目录 各地官商在圈地活动中从农民手里抢走多少钱？曹维录（天津） 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官员对土地随便处置，处理完后想给农民多少就给农民多少，从农民手里抢夺了大量的土地差价。从改革开放以来，究竟从农民手里掠夺了多少钱？由于这些问题官方都是在黑箱作业，不让农民知道内幕，所以准确数字人们还没有掌握，只能从媒体报导的一些消息中推测出一些来，应该说很不准确。 前些天我在文章中说从农民手里掠夺了三千多亿财产，数目已经很惊人了，但我又发现，这个数字还是差距太大。那我们怎样核算才能接近农民损失的真实数字呢？我想这要先看看农民在改革以来究竟损失了多少土地，再算一下土地的差价，这样就可以看出国家从农民手里掠夺了多少财富。 据有关部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国家从农民手中夺走了一亿多亩土地。近些年来，土地掠夺加重，这几年大概又有差不多3000万亩土地被掠夺。以此算来，国家从农民手里弄去的土地最少有一亿三千万亩。这是个很庞大的数字，由于如此庞大土地的丢失，大约有一亿农民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没有依靠，处境非常艰难。 中国政府是一个一点也不关心民生的政府，他们就象是外来的占领军一样不顾农民死活，无休止地从农民手里榨取钱财。一名长期关注农村征地问题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透露：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所得出的数值是，征地农民所得的补偿款占“招拍挂”卖地所得款项的比例平均值是4%，这是全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平均差价，这对於农民来说，补偿标准太低了。也就是说，当政府出让土地能得到100万元时，失地农民仅能得到4万元左右。 由于各地土地的价格相差很大，不能强行划一地统计，但以每亩平均从农民手里掠夺三万元土地差价的评估不会太高。这样计算得出的结果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掠夺农民财产3000亿，而是他的十倍多，将近四万亿。 农民太可怜了，他们没有一点反抗能力。据《华夏时报》报导，北京丰台区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南四环主路。是寸土寸金的“闹市区”，大片良田沃土却被“贱卖”。征地单位丰台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次就从六圈村拿走面积为2341亩的土地，其中包括654亩菜地和103亩苗圃。土地补偿值是按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11000 元的“6.36－8.18倍”计算，即每亩7万－9万元，折算后每平方米才117元。而“生活安置费”一栏被划掉，即没有安置补助费。后来他们在出手时每平方米单价约6750元，和他们给的补偿相差50倍。 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变得很苦。北京郊区村民张秀华过去家庭年收入在七八万元左右，日子过得非常好。土地被征收后，租住在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每月租金是400元。她被安排在村里做绿化工作，月工资400元。爱人秦宝林因为疾病，没有工作。她的工资也仅够付房租的。 综上所说，官员和商人勾结，以政府征地的名义接近零成本从农民手里夺取土地，实际掠夺农民财产估计约有四万亿。四万亿，这是个能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数字，就是说，三农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原载《议报》 回目录 “摆平”的红道与邪道巩胜利（广东） 前不久，在任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暴出一个冷门、令世界震惊性的要闻：说“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国家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这个官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城市去当市长了。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见2007年9月21日《法制日报》第一版《环境执法亟须垂直管理》一文）潘岳说了一个例子，道出了中国国家、地方环保局所面临的举世尴尬和中国环保之难、难于上晴天的“中国特色”！ “滑稽的是，很多地方环保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国家环保总局写匿名信。”因为按中国地方各级政府体制，环保局归地方政府管辖，环保局官员的存去留、升迁都由地方政府组织管辖，“人大”通过只不过是个可变的塑料图章而已，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由此分析称，对于环保部门来说，目前亟须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管理，标志着中国国家立法与执法制衡环境问题非常严峻、难以调和。 确实，国家环保总局发言人的这段话向中国13亿大众传达了许多震惊全球的内幕，中国环境问题为什么如此严峻？除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这长时期的法律环境严峻的败坏之外，至今中国更需要重新建起树起法律制度、法律精神、法律体系、法律整体的理论实践，来建树起中国“法律”生态环境——未来的法律“中国长城”。 A、有一个资源大省（当然，中国有无数个资源大省可数可点）其省长何止是一鸣惊人，一言九鼎、呼风唤雨，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省之长？是南霸天，是皇家钦差恭亲王？还是穿有皇帝“新衣”之人？不但不执行这个国家的环保法律，反而还要求省级环保局长去“摆平”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 请千万要注意“摆平”一词的中文用意。“摆平”一词源于黑社会团伙，意即任意把“站立”着的人“放平”，喻杀死、干掉。后引申为能解决一切问题、令到对手屈服。资源大省的省长，就是这样命令其下属的。而中国官场有广东省某局长将副局长杀死，兰州市市长控告市委书记腐败而一同被查处同样因腐败而落马。 B、这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和潘岳局长关系也绝非等闲之辈，三旬酒后，借酒发疯，酒不醉人，人自醉、醉后才斗酒敢指着国家总局的副局长的鼻子开怀大骂：“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地级市当市长，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 这，既表现了中国国家与地方政制、局长长大人“特色”的威风八面，也表现了国家局最高层至高无上的大度、与可无奈和花落去！又是举世全球未曾见过的“中国特色”。同时，这也表现出中国“政制”的经典、奇特的风采，也是权力没有“大自然”制衡“法则”的必然结果。 C、身为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常务副局长、总局新闻发言人的潘岳，对于这个国家唯一享国家专有“执法权”的环保部门来说，目前亟须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法治管理”。潘岳清清晰、心知肚明的看到，现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决不是仅仅依靠法律和这个执政党的政策就能够“摆平”，而就象陈良宇为党的“政治局委员”的人，谁能“摆平”？谁有不能“摆平”？这个国家需要“依法治国”、法律环境和执行实践的源头总体支撑：“依法治国”不仅要深入人心，更要使国家所有政者、党者、绝大多数公民来举手扞卫，能上能下、立律为国，才是国家之本策！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谁能真正“摆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不管是想“摆平”、而无法“摆平”；或是威胁“摆平”、根本就不可能“摆平”；或就是真正“一摆就平”者。这关键在于：不管是真能“摆平”或就根本不可能“摆平”，都取决于这个国家政制的“生态环境”——“大自然”而使然，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生态环境”中的“温度”和“水份”的原因和结果。“温度”和“水份”中的任何因子短缺，将不可能出现和产生任何生命！ D、但是，令人绝对担忧的是：如果国家部委的官员真的被“摆平”了以后，将是一种什么样局面呢？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称：“更为严重滑稽的是，很多地方环保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却只能给国家环保总局玩‘匿名信’的小儿科游戏”。政府环保局都来玩“匿名信”的游戏，国将何为？！ 这也难怪、真是中国见怪不怪：中国改革开放“开山”第一届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就被坦坦荡荡的被“摆平”，且被彻底、坚决的被“摆平”了！被摆平的还有共和国的这个部的部长大人及整个国家一个行业监管组织。被“摆平”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把手”、区党委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区副主席及一干自治区的副主席、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厅长等十数位“一把手”。还有昨天才被刚被“摆平”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及数百人的上海市、部区委办党政、官员的“一把手”们。 E、考证全球性“摆平”论说，也有国际上最高、最精彩的历史范本。话说当今美国连续两届总统小布什，一直扬言、雄心勃勃、雄才伟略的要“摆平”国际头号恐怖头子拉登，但小布什八年执政期行将过去、再加上老布什总统任上，总共10数年岁月过去，也丝毫没有办法来“摆平”拉登。不仅没有“摆平”拉登，他反而依然活生生的“竖立”在今日全球恐怖世界第一的潮头。历史的来看，不管摆平任何人或事务，都绝非易事，绝非不是想与不想“摆平”、谁就能够“摆平”谁的事。不仅仅一个、个人是这样，一个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同样是这样。这就是说：“摆平”论，需要当然的环境支撑和理论实践，才能够真正实践其“摆平”使命的完成。今日中国一代、接一代的贪官被“摆平”与美国国家一届、连一届的政府却“摆不平”拉登，就都是这个世界矛盾对立的生态环境所使然，也都是“大自然”法则根本无法抗拒的必然结果：美国“摆不平”拉登，是因为拉登有美国以外生存的当然环境；中国“摆平”了一个又一个的贪官，是因为中国有“摆平”贪官的环境与生态。生态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话又说开来，能“摆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省长，肯定不是什么好省长，因为他真的“摆平”了，说明他用了“非常”的“摆平”手段；就算他真的摆平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那他也绝对摆不平全球围剿的恐怖头子拉登。因为数十年的美国总统都无奈，难道中国省长却能够是？！用拉登的手段来对付拉登、比拉登还拉登，不符合人类大自然的法则。 摆平说，决不是耸人听闻，也非哗众取宠，更不是历史上“皇帝新衣”的那个经典故事，却是当代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政制“生态环境”不寻常的历史信号。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与人类自然环境的一种悖论。“摆平”的笑话、笑过了、盛行了、传遍了13亿神州，但这绝非一个国家的偶然和一个滑稽的笑料所能够一笑耳了，这为中国长期缺乏国家政制生态制约、缺乏“法制中国”制衡环境的国家政制官场敲响了永远的历史新警钟——这是中国发展到建国58年至今、中国于20世纪末才第一实施“依法治国”（特注：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第一次被写入中国《宪法》；见现行中国《宪法》第2条）。至今近60年，中国执政的法治环境一直严重短缺，一党独大、成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雄伟、正确、与执政者绝对面对面“挑战”的一个历史“新局面”。--------------------------原载《议报》 回目录 水都快喝不成了，还谈什么“以人为本”！易尧（湖南） 专制统治总是离不开暴力和谎言。暴力当然是指其不断武装和扩张的军警及监狱；而谎言则花样百出，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话语，但往往都是流行性的，美妙的，令人向往的。在流行共产的时候，就说“打土豪，分田地”；在民主成为世界文明所趋的时候，他们便自称“民主”，并想方设法地利用其控制的媒体进行描画和粉饰，以让国民相信，他们是在为公众的利益实行统治，他们的统治是“以人为本”的——尽管国库和所有的社会财富早被他们嗜蛀一空。一直以来，官网开口闭口都是奢谈着“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这样一个看见几片肥肉都眼睛发亮的年代，这样的自吹自擂就像是剧场舞台上的道具月亮，光明一片，却始终只是一个摆设。官网强调，以人为本是该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另外，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基本问题。并振振有词地说：“在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作为一个被囚禁在党国之中的“人”，我对这一篇独白像对任何指望使人们相信自己是“人”而且应该是“人”的其他着作一样，满怀虔诚而且郑重其事地把它读完。然而，在这篇精心措辞的独白中，我并没有找到以我作为一个“人”而成为“本”的期望所在。相反，我感到万分的惊异，引用洛克在《政府论》的开篇中所说的话，就是“因为在一本企图要为全人类设置锁链的书中，我所发现的只不过是一根用沙粒做成的绳子，它对于专门以谣言惑众为能事的人也许有用，可以蒙蔽人们的眼睛，更易于引领他们走入迷途，但是对于那些明眼人和具有充分见识、懂得锁链这个东西，不管经过多么精心的锉磨，仍不过是一种恶劣的披戴物的人们，却不具有任何力量使他们束手就缚。”我等升斗小民议论党是党非在统治者眼里是非常放肆的，弄不好又会栽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啷铛入狱。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古希腊的智者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讲过一句名言。在经历了长期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人本思想在14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实现了“人的发现”。一批人文主义者，既有文学家也有艺术家，如但丁、彼得拉克、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等等，通过不同艺术形式，对人的伟大和人的价值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这些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人的价值包括尊严、才能和自由。他们反对封建王权对个人人性的扼杀，大声疾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天赋人权”出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抨击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康德哲学中，人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判断力的批判》中，康德说明人的希望表现创造性，并最后寄托于合目的性。而这个最后的目的正是人自己。他说：“没有人，全部的创造将只是一片荒蛮、毫无用处、没有终结的目的。” 如果把人本文化理解为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人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渗透于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之中。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解放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在对人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和认可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的世界观，因而为人本主义的理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自由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即有着各种需要的个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与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主义关注人，但是却把这个人理解为现实存在的人，从而避免了人本主义容易犯的抽象人性论的错误。正是因为把人看作是现实存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通过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改造才能够实现；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象人本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且把人看作在社会关系之网中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 中共提以人为本时，是捆绑着“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一起喊的。但我们看到的是，党国把政府建设成了企业，把政府当成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机器，从而把政府推向了与人民所追求的目标相对立、相矛盾的方向。当一切向钱看成为政府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取向时，诚信就让位于欺诈、道德就沦为乞丐、清正廉明被腐败吞噬、公平正义被阉割抛弃。一旦金钱成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原本平和的心理了发生扭曲和变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尊严贴上标签出售，友谊用来牟取暴利，肉体被当作商品交换，灵魂可以为钱放弃。政府和企业以追逐金钱为目的，便开始了对资源的掠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灾难，以饮用水为例，据水利部长汪恕成披露：全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受程度不同的污染，全国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东方网11月15日报道：“清水海供水工程”自1993年以来，滇池治污已投入近48亿元，未实现根本好转。长江商报12月18日报道，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内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丰水年份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以上，而今年，由于遭遇了50年以来的最大旱情，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已减少到50平方公里。由此可见，目前的党国政府，并没有按照和谐发展的规律塑造自己，而是单一地追求经济利益。真是的，水都快喝不成了，还谈什么“以人为本”！--------------------------原载《议报》 回目录 真话的尴尬--（图片，取自《梁晓声直白：羞于说真话》）梁晓声 --------------------------原载《《梁晓声直白：羞于说真话》》 回目录 大声讲真话，小声讲真话和默声讲真话韩少寒 杨建利博客在《议报》上发表“开展全民说真话运动”，写的非常好。我觉得其实在中国，人人都在讲真话，只是讲真话的方式不一样。如果用声量来分类的话，可以分三类：大声讲真话，小声讲真话和默声讲真话。前面说的人人讲真话是指“默声讲真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真的是进步了，因为50年前，人们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目前，“小声讲真话”的人也不在少数，不信看看现在的博客、论坛就知道了。中宣部在这方面一直是没有办法，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光靠网警和长城火墙（GFW）远不能解决问题。“大声讲真话”的人数少多了，但是他们代表了一个趋势，一个突破。这也是执政党最怕的事情，所以对这少数人的打压最厉害。对高智晟、郭飞雄、郭泉的打压就是最典型的。 我认为，现在民主力量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扩大中间力量（小声讲真话的人），保护领头力量（大声讲真话的人），影响其他一切人（默声讲真话）。我觉得博客将在这一点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写博客和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博客上写什么、发什么是博客的主动权，尽管有网管在删、在封，但他们是被动的。如何让博客的微软的声音被听到，我觉得RSS讲起到很大的作用。RSS可以让很多消息在被删掉之前就传到订阅的人们的电脑上，所以可以更好地帮助真话的传播。所以我再一次大声呼吁：请用RSS订阅你感兴趣的博客。--------------------------原载《议报》 回目录 说真话，重建心灵/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黄济人（澳洲） 说真话本是人类的良知，说真话本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但是杨建利博士不得不为了中国的未来倡议发起一个说真话的运动。专制制度的建立过程最大特征是什么？就是假话！专制制度的稳定基础是什么？也是假话！专制制度不仅仅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更深层的危害还在于专制制度同时也在侵蚀人的心灵。因此说真话不仅能瓦解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说真话更能有助于人的心灵的重建。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健康持久发展，不仅仅需要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更需要一个能支撑这个公平的制度的道德文明基础。从两岸三地的政治现象可以看到，没有了道德良心，制度难免沦落为掌权者的肆虐游戏。 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积极响应杨建利博士倡议的全民讲真话运动，呼应海内外的华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勇于说真心话，说真相，说不满，让专制制度在真话中倾斜，让专制制度在真话中失去生存的基础。 澳大利亚民主中国阵线 —————————————————— 说真话，何其难也！ 杨建利呼吁全民说真话，好！很好！ 但，何其难也。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久谎言充斥的年代，习惯于谎言，自觉的说谎，乃至于出卖良心为谎言背书，所为不过是一己私利。‘去真存伪’已经溶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也丧失了抵御谎言的能力，沦为几近无良的伪类。 呼吁全民说真话，就是要大家良心发现，敢于挑战谎言充斥的现实。这对一个说谎已成习惯的民族来说，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足以把这邪恶的基因除尽。既要忍受‘刮骨疗毒’般的痛楚，又无其便捷之利，此其难之一。 我们早已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并美其名曰‘洁身自好’，自诩‘清流’。我们早就忘记了一个谎言充斥的社会是没有什么道德准绳可以衡量自己的‘高’，‘洁’，‘清’的。于是，仅存的良心不仅不能拯救社会，民族的伪化，反而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封喉散’和‘以全名节’的上吊绳。要讲真话，首先我们需要的是深刻的反省和战胜自我的勇气。此其难二。 号召全民说真话是希望真话能淹没，击败谎言。但在一个民众早已失去话语权并习惯于谎言，甚至习惯于为达目的不惜说谎的社会，最终很难避免一场谎言大战。要知道，谎言不能击败谎言，只能制造更大的谎言，使我们更加屈从于它，使我们的血液更加被毒化，万劫不复。此其难三。 我们还有很多‘此其难……’，不胜枚举。多的足以使我们知难而退。但只要我们的血液中尚有一息未泯的良知，我们就应当知难而进，发出哪怕弱小，却是坚定的声音：“说真话‘！ ‘说真话’要真正能深入社会，影响社会，需要大家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从自己做起！ ‘说真话’也要落实在行动上，否则自身也就沦为空话，离谎言也不远矣。 ‘说真话’好，但更难。我们希望杨建利呼吁的‘说真话’运动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我们也愿意加入这一行列，投入到‘说真话’中去。 2007/12/15--------------------------原载《议报》 回目录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评点路宪文“信阳事件”回忆录朱健国（广东） 在上述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一、“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就可以解释，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 要 路宪文（见图），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任信阳地区商城县县委书记，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二书记，1954年6月代理书记，1958年11月升任第一书记（全称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0年9月20日因“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经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962年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同案共22人，包括信阳地区一批县委书记），判刑三年（实为到一农场作调查研究，一天监狱也没呆）；据说1979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恢复正厅待遇。据说胡耀邦有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1）？路宪文一直不服，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叫屈；于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据河南省科技学院组织部引自“路宪文去世报告”，刘宝军提供）。据原信阳地区平舆县县长曹铭2007年12月20日回忆，路宪文一直比较能吹、爱吹。据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作协主席刘康健2007年12月21日说，他对260多名“信阳事件”当事人进行过采访，路宪文当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员的地委书记，他一直迫切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路宪文在“大跃进”中拼命响应毛泽东、吴芝圃极左路线的主要动力，也是“信阳事件”得以产生的一种人性弱点和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官场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 如果说，1992年2月问世的《信阳地区志》（北京三联出版社），以藏头露尾的些微数据首次暗暗启动了“信阳事件”研究，那么1993年则是深入披露“信阳事件”内幕的关键年：这一年三个“信阳事件”重要当事人，都因身患癌症而动笔或动念撰写“信阳事件亲历记”： 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 张树藩病故的当天，1993年8月11日，也身患癌症的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定稿了一万八千字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未刊稿）； 也于1993年夏天查出贲门癌并成功在北京做了手术的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2004年2月，一本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以纪念反右50周年为主旨，集中收集了“信阳事件”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余德鸿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而且有原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原《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15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该书可称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多当事人回忆的实录。 2006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刘保军，完成了近五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以“信阳事件”为例》，该文在张玉林教授的指导下，经一年时间研究，并到信阳地区（包括原属信阳地区的驻马店地区）进行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对信阳地区十八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述和民间记忆（主要是对余德鸿和一些等当事人的采访）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比较，特别详细地实录了“信阳事件”人相食的众多个案及细节；同时提出了“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数字中，有相当多的人并非饿死，而是被打死，“信阳事件”中的打死人数字是一个比人相食数字更被官方有意忽视的数字，需要重新关注。刘保军可能是第一个全面占有“信阳事件”史料的研究者。 在上述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一、“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就可以解释，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2）。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三、在张树藩、余德鸿、路宪文三位亲历者文章出来之前，国内外关于“信阳事件”和“大饥荒”饿死人的分析多多集中于经济制度的分析上，代表性意见有—— 1、伯恩斯坦的“粮食的过量征购”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1984年发表的《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一文被公认是研究“大饥荒”起因的最早文献。伯恩斯坦在文中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认为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3） 2、 林毅夫的“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说：1990年，林毅夫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解释人民公社的生产率为何在饥荒以后二十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附带涉及了三年间的农业灾害。林认为，公社化取消了农民的退出权，从而造成农业产量在1959年到1960年的严重滑坡，进而出现饥荒。也就是说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的。几年之后，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个观点。通过与杨涛的合作研究，发现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于食物供应量下降的影响，此结果表明，制度性因素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4）。 3、杨大利的“乌托邦似的非理性消费制度引发”说：杨大利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原凶。由于公社把个体农户和其它集体组织的资源无偿合并，农民个人在公社的劳动与其成果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经济学所谓的公共产权的悲剧。张欣和文章中拓展了杨大利的观点，指出在众多的因素中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才是罪魁祸首。李若建和曹树基的研究也认为，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主义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5）。 4、陈意新的“传统的宗族领导权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说：陈意新采用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选择了安徽三个村庄作为研究的个案，发现传统的宗族领导权的延续或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逃荒、偷盗和瞒产私分等消极求生策略，在宗族领袖缺少的条件下会遭到国家权力代表的严重处置而无法奏效，相反获得宗族领袖庇护的农民则赢得生存机会（6）。 但是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驳倒上述盲人摸象，证明了“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实信息传播受阻，即真话受压，假话畅通。“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北京大学讲师周飞舟在回答伯恩斯坦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饥荒救助和反映的问题时，通过对各省之间粮食分配数据的研究发现：省级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饥荒的灾情，而且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但由于许多省级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最后求援也为时已晚，使得对饥荒的救援效果不大（7）。但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证实，虽然地方上向中央说了许多假话，但并没有完全隐瞒饿死人的事实，如早在1959年春，河南省委因发现商丘、新乡出现十几万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向中央只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毛泽东当时到河南视察时却毫不追问此事，好像饿死5000人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工作事故，而是大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共产风问题。 最明显的是，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知道全国已饿死一千多万人，但当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8）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说明，这种睁着眼睛说谎话的作风，只有在“党天下”的专制下才能够畅通无阻。 路文的新史料贡献有35项 比较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一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揭露了毛泽东、吴芝圃两个“信阳事件”元凶和中共高层坚持专制，嫁祸于人的残忍，并披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信阳事件”处理方式的分歧。 其具体细节与观点有35条（双引号中话语为路宪文有的原话，路宪文原话外的括号里面的话为朱健国注）—— 1、党中央将 “信阳事件”只理解为发生于信阳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正确的（路宪文此言有理，“信阳事件”至少代表了河南省“大跃进”的专制恶果，实质上是毛泽东专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2、胡耀邦重视“信阳事件”的全局性意义。 “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3、“信阳事件”始于1957年春——邓子恢当时就批评“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逃）荒要饭”（邓子恢是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反合作化冒进”的得力助手，所以“信阳事件”是毛泽东以“大跃进”批“反冒进”的直接恶果，也是毛、刘较量，毛胜刘败的结果）。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 4、潘复生接受邓子恢的批评，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潘复生其时是紧跟刘少奇的，已被毛冷落。据路宪文另文回忆：1956年（实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省委电话通知我到郑州。在一列火车上，毛主席接见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第一副书记杨蔚屏和河南的几位地委书记耿其昌、赵天赐、林晓、张申和我。如此重要接见，已没有时任河南省第一书记的潘复生。）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5、省委五次全会否定省委四次全会，吴芝圃突然袭击潘复生“反对合作化”。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着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 6、第一个卫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由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准。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 7、毛泽东对吴芝圃谎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很满意。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嘛！” 8、副省长彭笑千等因反对吴芝圃谎报而遭殃（在一党专制下，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上不可能的）。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9、1959年春，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大跃进”。）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10、1959年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一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必然要报告毛）。 “59年春，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主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纷把自己的看法，本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 11、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2、毛主席派人帮助写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信阳事件”与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有重要关系，而毛泽东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授精者，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之父）。 “58年春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当时六个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为集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会后毛主席看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记者问主席：”遂平有个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 13、信阳地区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信阳地区当时总共850万人，青壮年劳力也就百来万人）。没有这样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信阳地区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纳近5万人。可想而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也不至于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14、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哪知毛主席不在乎饿死人（历代农民逢饥荒必然造反求生，信阳自古有农民造反、革命的传统，但“信阳事件”时，信阳农民却因共产党的美妙宣传和空前专制，而在等待党救济时成群饿死。此为千古未有之奇）。 “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吃。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的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人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肚子待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泛滥的左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15、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庐山会议可谓“批倒彭德怀一人，饿死百姓四千万”）。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16、李先念是“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始作俑者（李先念加剧了“信阳事件”，仅有此孤证。李先念后来到光山县，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罪责）。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 17、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右倾）书记，或正或副。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吴芝圃、戴苏理下令让路批副书记张树藩（是共党内并非没有志士仁人，但在党天下里，“海青天”是毫无作用的。因为毛泽东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信阳报的是45亿至50亿（分配给信阳秋季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等6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下放小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区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说食堂没有停伙。” 18、1959年11月，潢川等县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路宪文仍然坚持“乌嘴病”是食物中毒，可叹其死不悔改）。 “59年9月底，信阳地区完成5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所谓实际问题，是个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一面批判右倾，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11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我在潢川开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给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 19、以“打击流窜犯”禁止农民逃荒（逃荒是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却被害怕灾情外泄的路宪文残酷无情地堵死了。）。 “（潢川会议）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感到还不错。” 20、吴芝圃、宋致和对信阳大量饿死人无所谓。（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饿死人的地区，只是工作问题，所以上行下效。） “（1959年）12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第二次潢川会议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21、1960年春节期间，信阳公安局上报饿死人为8万。（后来统计实为至少150万人以上。）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 22、吴芝圃在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再逼信阳地区上调粮食，此时已知信阳地区正是饿死人高峰期。（吴芝圃此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知效忠权力来源毛泽东，而对衣食父母老百姓陷入绝境无动于衷。） 路宪文1952年到信阳地委任副书记时照片 “可是（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 23、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 “（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24、固始县委向中央求救遭省委报复。（党章规定党员有权越级向中央报告，但一个县委却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可见中共党章与国家宪法地样，实为一纸空文章。） “（1960年4月从省委）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人8万4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任，要写检讨。” 25、毛主席说：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一般不要处分人。（毛泽东何以对酷吏们如此宽容，对百姓痛苦无动于衷？因为深知专制离不开酷吏，深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大跃进饿死人问题的根源在自己。）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26、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路宪文就是不敢直言信阳死人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敢说？）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 27、“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路宪文代表大方向”，只处理县委书记。（后来变为“保吴芝圃代表大方向”，1979年邓小平主持为吴平反开追悼会，2006年河南省委又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称颂吴芝圃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一阶段：（19）“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说）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同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问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吴芝圃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28、“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二阶段，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批复：“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吴芝圃、杨蔚平改口要立即枪决路宪文。（如果依刘少奇严惩“信阳事件”当事人的方法，可能会对仍然在继续蔓延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有所遏制，但毛泽东害怕刘少奇别有用心，将火烧到自己身上。）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报告中央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 29、杨蔚平警告路宪文不要牵连省委。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30、吴芝圃决定抛弃路宪文，丢卒保车，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翻脸不认人，前后矛盾，是专制者必然的手段。）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31、没人敢统计自杀的人。（“信阳事件”的自杀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饿死人更让专制者忌讳。） “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 32、刘少奇的代表徐子荣拟杀2万人。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33、毛主席驳回刘少奇意见，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34、邓小平说“信阳事件”与全国其它地方饿死人事件没什么特殊的。（刘邓大军在信阳一带呆过，邓小平此言既是实话，暗示“信阳事件”总根子在毛泽东，也可能有为信阳干部念旧情放一马。）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35、“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三阶段，对路宪文进行假审判、假判刑。（中央既要借惩罚路宪文安抚百姓，又深明主要责任不在路宪文，只好对这个替罪羊来个假判刑、假收监。） “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实材料。……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 路宪文“信阳事件”回忆的不实之处与局限 由于路宪文的身份局限和时代局限，其“信阳事件”回忆不可能完全真实，其不实之处与局限主要表现在—— 只说“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主要责任”，只说了“左倾路线”、“反右倾”是“信阳事件”的根源，但还是处处为毛主席开脱罪责（这一病态也出现在张树藩、余德鸿、李瑞英等信阳事件受害者身上）。如——“主席还在在郑州召开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各省书记的扩大会议（二次郑州会议）进行讨论。会后主席到武汉，又给河南省委打电话，询问贯彻情况，并给全国生产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告生产队干部的一封信》，要求生产队自觉抵制浮夸风，共产风。这次会议后，全省进行了贯彻，以县为单位进行了算账退赔，基层干部和群众情绪高涨，‘三风’有所收敛，农村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形势。” 又在1993年写《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一文中深情吹捧毛泽东的大跃进行动—— 50年代中后期，在我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有幸先后五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如今三十余年过去了，他那魁梧的身材，仍似在眼前；朗朗的笑声犹在耳旁。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6年（实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当时我正带着几个人在信阳北黄家乡蹲点，制定水利、卫生等方面建设事业的规划，省委电话通知我到郑州。在一列火车上，毛主席接见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第一副书记杨蔚屏和河南的几位地委书记耿其昌、赵天赐、林晓、张申和我。毛主席接见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已拟定的农业17条征求意见，讨论当前农村工作应该做什么。我们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发表了意见。这次接见之后，我回信阳向地委和所住点上群众传达了17条。17条是关于农业、水利化、合作化的，当地群众听了很兴奋，迅速得到了贯彻落实。关于17条的传达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河南日报》上。《河南日报》社的编辑在编稿时将题目改为《毛主席17条指示到了黄家乡》。 是年10月，我作为河南省列席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会议前夕，毛主席在怀仁堂小会议室召集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的30余位代表开座谈会。河南省有几位代表参加，记得比较清楚的有吴芝圃、杨蔚屏、耿其昌和我。是时全国农业合作化已全面展开，主席主张加快合作化的速度，对在座人员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主席连问几个能不能办，对合作化，灾区能不能办？山区能不能办？干部没有经验能不能办？这些正是我们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我根据自己在信阳工作的实际，发言说：灾区能办，组织起来搞副业对救灾更有利；干部没经验可以边办边学，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积累组织合作化的方法、经验，会上每个人的发言都整理成不超过1500字的发言稿，刊登在这次会议的文件汇编上。 1959年初春，河南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期间，我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到河北、山东视察，发现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主席在郑州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接见参加会议的河南各地地委书记，吴芝圃、杨蔚屏也参加了接见。毛主席讲了沿途发现的一平二调的情况，问河南有没有这种情况。各地向主席作了如实汇报，如调群众的猪、鸡、木料及各种东西，修万头猪场，强迫命令，群众很有意见。听了汇报，主席严肃地说，“一平二调”是错误的，严重脱离群众，主席建议省委把这次会议扩大为六级干部会议，听听大队、小队干部的意见。我记得当时各地公社书记以及大队、生产队小队干部代表共几千人参加了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主席写了一篇题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发言稿印发与会同志。文章说当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如不制止，可能发展成冒险主义，是十分危险的。 会后省委开会写会议总结，主席让秘书胡乔木亲自参加省委会议，帮助省委写大会总结。期间，一个晚上，主席又在国际旅行社召集各地地委书记，询问他讲话后讨论情况，大队、小队干部的意见。 最使我难忘的是1958年的深秋，主席路经信阳，专门接见信阳地委和专署机关负责同志，使信阳干部有机会亲聆主席的教诲。 毛主席到郑州时，我们已经知道了，省委电话通知让做好保卫工作。主席沿路又先后接见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等。主席乘坐的列车到达信阳时已是夜晚，停留在信阳铁路的一个叉道上。听说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在家的书记都去了，有杨玉璞、王达夫等，我把他们一一介绍给主席。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红色皮鞋，见到我们，忙迎过来，伸出温暖的大手同大家一一握手。车上随行的是罗瑞聊同志。 待大家坐定，主席第一句话便问：“你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听说好多人民公社是空架子，挂人民公社的牌子，土地、经济还没统一。你们是不是也光挂个牌子，垮了垮不了？” 我回答道：“我们这里的人民公社不是花架子，做到了劳力、土地、资金、财经等方面的统一。现在正派干部下乡充实，加强领导，做巩固工作，垮不了。” 主席用很高的声调说：“不对，你说不垮台就可能垮台，你思想上准备垮台不一定垮台。思想上准备垮台，就派人去做工作，工作做好了，就巩固了；你脑子里没有准备，工作放松了，就会出现问题。” 主席阐述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使我们很受启发。接着主席问及信阳的历史情况。主席多次接见，除了谈工作，还叙谈历史，闲话风土人情。主席谈笑风生的风采，使我们很受感染，紧张情绪顿消。 主席饶有兴趣地讲息夫人、孙叔敖的故事，问蔡国、息国现在是啥地方，我们一一作了回答。 信阳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即使生于斯、长于斯或长期在此工作的同志未能知道信阳历史多少人、多少事！而主席日理万机，还熟谙各地风俗民情、历史典故，他那博大精深的才识真让我们叹服！ 谈起孙叔敖治水，我们想起了一件事，便向主席作了汇报；淮委会修正阳关闾河大坝，淹了几县，一直停工没解决。 主席听了马上说：还有这样的事情，请谭震林同志会同河南、信阳、阜阳的同志一起解决。后来张树藩到武汉，由谭震林主持搞了退赔。 毛主席在信阳停车一个多小时，对如何建设人民公社作了重要指示，给信阳人民以亲切关怀，我们回去后向干部、群众作了广泛传达，对信阳的干部、群众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载《毛主席在河南》P150，林英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2、对自己应付的责任没有坦率承认错误。 如“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其中的赵光，真实身份是“中共信阳地委副秘书长兼遂平县委第二书记”，实际上是代表信阳地委一号人物路宪文的钦差大臣，是专为抓大跃进典型而下派的。也就是说，“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在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试验田，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路宪文创办的。路宪文在这一过程中，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梦想，路宪文只字不提。 再如，让信阳各地邮局封锁一切寄往外地的信件，连行署妇联主任、地委委员、专员张树藩的夫人李瑞英，向北京高官李雪峰的私信都寄不出——这事是路宪文一人当家亲自出马布置；再如将逃荒农民强行拦截抓获，这也是路宪文乾纲独断，路宪文对此皆避而不谈。 当时有不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近处，如张树藩、李瑞英夫妇，如行署秘书余德鸿，如信阳县委书记写匿名信说人民公社搞坏了，饿死人了等，信阳专署建筑公司一个普通干部（党员）用地委的信纸，以地委的名义批评信阳县官僚主义，饿死人等；远处，有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言，反映浮夸情况；省民政厅一干部独自深入乡下调查饿死死人数字，遭到省委一个副书记的批判；省民政厅一位老红军干部（处长）张甫要向中央告状（死人问题）……如果路宪文当时能向这些“右倾干部”学一点点，“信阳事件”就不会发生于信阳了，至少不至于如此惨绝人寰。 路宪文说：“在信阳期间的工作，我承认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可那不是我要脱离实际，而是那股左倾思想，那条左倾路线脱离实际。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说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决没有违法乱纪。”将自己辖区七分之一的百姓（至少150万人）活活饿死、打死，身为父母官的路宪文可以将一切责任推给上面和别人？ 路宪文说：“胡耀邦同志后来在批示中讲的：当时河南省委在处理信阳问题时，有许多不妥之处。把路宪文他们当反革命抓起来是错误的，处理人过多过重。省委承担责任很不够。”不错，路宪文的问题不是“反革命”，恰恰相反，路宪文是太革命了！对中共革命政权中的专制独裁不仅不以“右倾”方式暗暗抵制、削弱，而且是创造性地争当先锋，力邀圣眷圣宠。 如果将“信阳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左倾路线、庐山会议，具体执行者毫不受惩，左“信阳事件”必将一发再发。 路宪文说：处理“信阳事件”是以左反左，有道理。但对“信阳事件”的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则是隔靴搔痒。 所谓“信阳事件”的主要经验教训，“第一，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第二，错误路线引导下的群众如果愚昧、盲从，就会酿成大灾祸；第三，上层建筑的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更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破坏作用。第四：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当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按法办事，按受监督这样才能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这皆未能抓住根本要害。 至于说，“信阳饿死人问题是全国许多地方饿死人问题的一个缩影，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的发生是多种原因相互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几种原因交汇结合的信阳，路宪文在那当书记时发生了，如果换作其他人，也照样会”，则纯属推卸责任。同样在大跃进的“左倾路线”下，全国还是有不少地方没有发生“信阳事件”，比如我的故乡湖北省洪湖县（现为市），当年就因一个县委书记李金玉的抵制，而全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河南省成为大跃进的急先锋，与吴芝圃想走捷径当第一书记的升官梦是分不开的；同样，信阳只所以出现“信阳事件”，也与路宪文在大跃进之前只是信阳地委代书记，大有关系。路宪文是否有通过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积极为吴芝圃创造假典型而升官转正的私心呢？这从路宪文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之后，就1958年11月长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路宪文对此丝毫不作说明与反思。 当然，路宪文在文章最后强调，“‘信阳事件’过后，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这一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党的上层领导未能真正地予以总结和汲取，仅仅就事论事，……而造成事件的原因，通过事件应当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并未有真正地进行。这种造成重大社会灾祸的条件依然存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历史悲剧的重现。”倒不失为金玉良言。可惜，路宪文作为“信阳事件”主要参与者和制造者（并非路自称的只是“见证人”和“受害人”），并没有真正放开顾虑，将“信阳事件”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彻底总结，这就为彻底避免“信阳事件”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华大地上重演，留下了隐患。 而今，路宪文已经作古，永远失去了彻底反思的机会，而且路宪文家人也拒绝接受采访，帮助路宪文挽回一些损失，这真是让人们无尽地遗憾。 注释： （1）据网上2007年7月28日搜一贴：《大跃进时路宪文对信阳人民犯下罪行》（作者不详。） （2）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共中央为吴芝圃和张际春、徐海东、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等八人一起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何立波/文《党史纵览》2006年第2期） （3）、（4）、（5）、（6）、（7）、（8）转引自《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以“信阳事件”为例》（南京大学硕士刘保军毕业论文，2006年5月） 2007年 12 月13日-21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46908 ，13902918149； 电子信箱：zaojl@163.net 字数： 18164 附：路宪文原文 “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路宪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国为之震动的“信阳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把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是我多年的夙愿。进入晚年又患癌症，作为当时信阳地区第一书记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这一工作。 在病床上，经我回忆口述由我女儿路霞记录整理出《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希望通过此文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阐述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信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五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倾路线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民公社这个时代产物的出现，促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极大破坏，死人事件的发生也成必然。虽这类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但遭遇特大旱灾的信阳就成为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地区。它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的、政治的乃至自然的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回忆和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为后来的领导阶层，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的教训。 因为各种原因，这篇文章现在才写出来，它的面世如能给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以帮助，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发，这就是我这个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人，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的最大愿望了。 “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一九六0年春，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问题。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向党反映最早。党中央首先查了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把信阳作为一个典型处理，并称之为“信阳事件”。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那么，“信阳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第一，从河南来说，错误地开展反潘、杨、王运动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个左倾错误的高潮。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团在大会的发言中（杨蔚平），以“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的主要危险”为题目，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在河南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唯条件论，制造悲观情绪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央在会上撤销了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在河南全省群众中公开开展了反对潘复生的运动。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着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河南省办起了小麦产量展览馆，各地区农业局长带技术人员在省里办各自的版面，省农业厅长组织各地区农业局每天向县里打电话落实亩产量，各地区互相观望攀比，小麦亩产量很快由110斤增长到200多斤。这样，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当时省委常务副书记杨蔚平对放卫星有个总结，把放卫星说成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放卫星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平衡，使后进者向先进者赶上去，然后又放新的卫星，使新的后进赶先进。吴芝圃在《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哲学的跃进和跃进的哲学》一文。杨蔚平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这几年总结了一条经验，春季布置，夏季检查，秋季批判，产量就上去了。事实上，河南的粮食是如何上去的呢？ 1958年秋，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会上大家汇报各地的产量，本来就有些浮夸。吴芝圃听后仍很不满意，认为地委书记留的余地太大了，产量决不只这么些，他指定戴苏理主持会议和地委书记再座谈一下，把产量再搞搞。地委书记都知省委嫌少，想让增加，就都拿起算盘，佯装算亩产，实则互相攀比。结果全省产量算到了500多亿斤（原报300亿斤）。吴芝圃高兴地说：这才接近实际，实际还留有余地。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嘛！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 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第二，1959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晚秋作物播种后一直到收割时期没下一场雨。尤其是水稻受害更为严重，晚稻几乎绝收。这是造成“信阳事件”的客观原因。 59年春，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主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纷把自己的看法，本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毛主席在会上写了关于生产队管理的要点（顺口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席还在在郑州召开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各省书记的扩大会议（二次郑州会议）进行讨论。会后主席到武汉，又给河南省委打电话，询问贯彻情况，并给全国生产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告生产队干部的一封信》，要求生产队自觉抵制浮夸风，共产风。这次会议后，全省进行了贯彻，以县为单位进行了算账退赔，基层干部和群众情绪高涨，“三风”有所收敛，农村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形势。 59年，河南，尤其是信阳地区遇到特大旱灾，从7月到9月没下一场透雨。广大群众掀起了抗旱高潮，情绪之高历来是没有的。经过抗旱斗争，早秋获得较好的收成，晚秋几乎绝收，这就成为饿死人事件的客观原因。如果当时正确对待这种情况，引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是可以度过灾荒，做到不死人，少死人的，可是当时从省到地、到县，对当时的抗旱情况都估计得过高，群众受灾了还强调丰收。特别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并强行提前向群众大量征购粮食。在左的思想倾向还没来得及解决的情况下，又反开右了。越反越脱离群众，最终产生了“信阳事件”的恶果。 第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58年春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当时六个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为集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会后毛主席看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记者问主席：“遂平有个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紧接着，人民日报以“河南省信阳地区实现公社化”为通栏大标题，在第一版发表新闻报道，同时刊登了《人民公社社章》。我在嵖岈山开了全地区乡党委书记以上的千人干部会议，总结经验，在全区推广。 人民公社以后，首先是大办钢铁、公社化、托儿所、食堂化一起搞了。我受红旗杂志社委托写了《人民公社两个优越性》，在《政治学习》上发表。中央在嵖岈山召开组织部长会。一个月内，全国18万人参观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参观其“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当时在嵖岈山讨论吃饭问题，中央工作组提出吃饭不要钱，我不同意，我怕吃饭不要钱，粮食吃光了没有什么交公粮。完不成任务怎么办？中央办公室的人说我太保守了，人民公社粮食多得很，怎么能吃光了？后在省委书记史向生的劝说下，我才勉强同意。当时我们过高估计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诞生后，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纳近5万人。可想而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也不至于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众所周知，在思想上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就勇（踊）跃投入社会化的高潮。但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吃。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的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人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肚子待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泛滥的左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四，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 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工业会议结束后，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摸地区领导班子的思想情况，并派人到各地调查班子里有没有反党分子，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作了准备。 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信阳报的是45亿至50亿（分配给信阳秋季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等6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下放小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区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 这一反右倾，把毛主席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以后的一些正确措施都推翻了，造成了大家思想上的极端混乱。当时以反右倾的精神去搞粮食征购，完不成任务就是右倾，大家怕被反，都宁左勿右。 由于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宋致和对我们说：“信阳每年能完成，今年完不成，是不是反右倾不彻底，县委书记有问题？”我以县委书记没问题，公社一级工作做得不太通为由搪塞了过去。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说食堂没有停伙。 59年9月底，信阳地区完成5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所谓实际问题，是个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一面批判右倾，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11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我在潢川开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给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 晚上，宋致和也赶到了，我把停止征购，先安排群众生活的做法汇报了，宋同意，并和我一起到平舆，召开淮北几个县委的会议。平舆县（新蔡县）发现蛟停湖公社群众大批逃荒，要求发粮，宋致和讲回省研究后再批，我个人无权批，你自己先解决吧！我还到确山，开了确山、遂平、西平等县委书记会议，听县委书记汇报饥荒灾情，提出先安排群众生活，停止征购。在向省里要救济粮，省里还没给的情况下，我指令各县自己有动用50万斤国库粮的权力救灾，先用后报。我路过潢川县，遇大雪，路上司机发现路旁地里有死人。到孙铁铺公社，街上食堂外来的群众排队抢着买馍吃。我找到公社书记，让他想办法救济群众。 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感到还不错。 12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每个县委都有一个厅局级干部蹲点。我向省委要了四亿斤粮食，又从地委粮食局管的城市指标中调节了5000万斤粮食，召开县委书记会，分配了救灾粮款。还派县区级干部到公社里帮助生产救灾。第二次潢川会议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我又向省里要了两亿斤粮食，分到各县。在平舆县，我发现很多群众得浮肿病，决定县、社、大队分别办浮肿病医院，重病号送县抢救，中等病号送公社治疗，一般病号在大队卫生所治疗。省、地都派了好医生巡回治疗。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 可是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 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 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人8万4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任，要写检讨。当时省里仅存11亿斤粮食，我向省里要了两亿五千万斤，省里给了两亿斤。我令各县打开仓库，除留下城镇供应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拿出救济群众。 五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那么对“信阳事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包括地委委员，各县书记，地专直党委书记，地委各部。会上首先由杨蔚平讲话：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 接着，我代表地委作了检查。头次检查摆事实多，把省里安排的一些情况叙述出来。杨讲：路宪文同志的检查摆事实多，思想检查不够深刻，大家提意见。后来我又作了第二次检查，这次主要讲思想。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不敢正视错误，不可能，也不敢认识错误的实际，所以着重从个人方面检查，如骄傲自满、居功自傲、不关心群众以及官僚主义等。 在检查前，省委书记杨蔚平指定要点三个县委书记的名（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基）批判。说王搞男女关系，杨用鸭绒作被子，并让几个城市女人做，马反右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打死了，并把他们评定为三个坏分子。当时我思想不通，认为这是历史上处理过的，和死人没什么关系，就轻描淡写说了几句。散会后，杨蔚平训了我一顿：叫你点名，你点得不痛不痒，你为什么不敢点，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怕他们揭发你？结果杨又亲自点名，并把马龙山看管起来。原定把王汉卿调鸡公山做调查研究，把杨守基调到省科委，他是水利土专家，还没走，就被叫到会上批判了。 会上党校书记闫仲儒对我发言过于激烈，说：路宪文不是工作问题，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当场受杨蔚平的批评，说他无限上纲。杨让我写个地委常务会总结。杨看后说不管用，太啰嗦，文字太长，内容太复杂，杨亲自主持党委会议作决议。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同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问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 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吴芝圃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 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 9月份，到省委开会，传达在罗马尼亚共产国际会议上中苏关系情况。省委要我在省委全会上作了检查。这次检查还是说过程多，思想检查不深刻。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 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报告中央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后来中央又派李先念、陶铸、谭震林、王从吾、徐子荣、王任重等代表中央来河南处理问题。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许多地富反坏右兴高采烈，乘机对干部打击报复。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 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一场轰轰烈烈的党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停了，使我党避免了一场悲剧。 第三阶段：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实材料。 由于当时思想认识糊涂，不敢说真思想，材料仍不能落实。 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他到农村作了调查，村上老百姓给他说实话：这事也不能光怪地县委书记，上边给他们要粮，他们不给也不行。 回来后，他对信阳问题作了结论上报中央。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这以后一直没有回话。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 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 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 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 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 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 信阳发生饿死人问题，我作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是难辞其咎的。但是信阳事件处理的结果却存在着问题的。 第一，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对。信阳地委及下面的干部虽然客观上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是这些干部从主观上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的。这些干部都是听党的话，积极为党工作的。按照党在当时的路线办了错误，怎么能说是敌我矛盾呢？ 第二，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从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中完全可以得出。 第三，我是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公社化问题我有重要责任），对河南省委的错误决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未能进行有力的抵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定我打击报复罪，违法乱纪是错误的。 信阳地区出现的告状信等几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我的意见。如信阳县委书记写匿名信说人民公社搞坏了，饿死人了等，是省委转来匿名信令我查处的。60年到光山县白雀园公社视察工作，回来后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死人情况。我立即派人去检查，检查人员回来后，县委把这个人逮捕了（小学教员），我听后很生气，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放人，赔礼道歉。信阳专署建筑公司一个干部（党员）用地委的信纸，以地委的名义批评信阳县官僚主义，饿死人等，信阳县委找到地委办公室，经查查出了这个人，地委指定单位对他进行批判。正在讨论处理，中纪委李坚同志来信阳视察工作，提出不让处理，就停止了。如果我这些也算打击报复，那么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言，反映浮夸情况，省委说张反党，把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算不算打击报复？省委一个副书记在潢川对一个调查死人的民政厅干部进行批判，说他思想右倾，给三面红旗摸黑，不适应生产救灾工作，批判后送回省里。这又算什么？民政厅一位老红军干部（处长）张甫要向中央告状（死人问题），省委副书记杨蔚平立即派人把张甫从火车站接回，并用给张甫老婆安排工作的办法，说服张甫不要告状，这是什么手段呢？我并不存在打击报复人的问题，当然更构不成打击报复罪。 作为地委领导，我多次下去调查和了解一部分情况。我对农民无粮、饿死人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同时我不顾一切向省委要来了粮，又设法部署从其他方面弄粮，还多次到下边布置安排救灾粮的发放和救治病员。路遇生病群众，我给粮票给钱，劝他们回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尽了自己的努力。说我见死不救，我认为不正确。如果说渎职的话，应该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是他们隐瞒事实不报中央，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用反右倾的手段继续征粮，把下边的干部和群众逼入绝境。 光山县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斗争中，打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向地委报告福洪畏罪自杀，地委立即派检察院、纪委同志组织去检查。因当时正在反右倾，群众不敢说实话，布置了个假现场，死人也已埋了，工作组回来向地委作了报告，地委专题报告了省委，省委也没表态。把这也定成我的罪状，说检查不认真，这是不确切的。 在信阳期间的工作，我承认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可那不是我要脱离实际，而是那股左倾思想，那条左倾路线脱离实际。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说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决没有违法乱纪。当我们向中央申诉时，又把我们这些受重处分的干部说成是违法乱纪，则更是错误的。 公社化以后，每年都发生坏分子偷盗宰杀公社耕牛的事，为了保护公社财产、生产力，对这些事采取了打击措施。1959年秋冬，宰杀公社耕牛的事件越来越多，地委研究认为，坏分子趁灾情破坏人民公社，就派公安处检察院研究了个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判刑，对贫下中农进行批评，并订了八条政策（内部掌握）。结果处理得多了些。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群众饿着肚子，杀个耕牛你还判刑，属违法乱纪。反过来说，随意杀公社耕牛，就不违法乱纪吗？ 1959年10月以后，征购没结束就发现群众外流，逃荒要饭情况。11月份，外流人员增多。根据省里的指示精神，组织了收入外流机构。地委决定公安局副局长韩仁秉和民政局共同负责办这个事。以流窜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由公安局查处，对群众外流的，由民政局负责收流，送回原地。规定群众每人每天8两粮食。由于管理人员多吃多占，群众吃不到。那年冬季下雪很多，因发现每次下雪，公路上就有死人，地委就让各县社每次下雪派人到公路上去收容，谁饿死谁负责。在基层干部中有口头禅：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我在会议上讲过坏人是少数的，好人是多数的。收容外流本是大好事，确实减少了人员死亡。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我把外流群众当流窜犯，否定外流收容工作，这也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扩大了收容外流的缺点，否定了收容外流的成绩，这是不切实际的。 当年，省财委副书记李绍禹，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到踅子区视察灾情，中午公社准备了好几个菜，我发现后立即纠正，马上让端下去，并批评了他们。艰苦朴素是我一贯的美德，为给我定罪，把这些说成我的支持，我不能接受。 对于一个错误路线下积极工作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一贯强调在处理犯错误同志时应弄清当时的具体情况，弄清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而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党所倡导和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要错罚相当，我什么时候都不否认自己在信阳饿死人问题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处理的结果和定罪是不妥当的，不公的，不能真正起到挽救人，教育人的作用。 “信阳事件”发生的内在历史和社会的主要原因就是左倾路线，而贯彻庐山会议之际，也是左倾路线把“信阳事件”推上顶峰之时。不幸的是，左倾路线指导下犯左倾错误，上级又用左的方法处理，不实事求是地定罪，当时受重处分的县级干部22人，受刑事处分的600多人，受撤职以上处分的6000多人。正如胡耀邦同志后来在批示中讲的：当时河南省委在处理信阳问题时，有许多不妥之处。把路宪文他们当反革命抓起来是错误的，处理人过多过重。省委承担责任很不够。 中央纪委某同志讲：“信阳事件”处理时，性质定错了，应纠正。我们当时参与了这件事，如需要我们检讨我们检讨（文革后期讲的）。叫河南省委戴苏理出来处理，戴苏理不干。 左倾路线已酿成严重后果，而处理“信阳事件”却以左反左，可见左倾思想在党内影响之大，错误的东西，在党内市场之大。因此分析造成“信阳事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是必要的，通过信阳事件总结其经验教训更是必要的。 通过“信阳事件”的反思，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第一，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 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已在全国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环境，使许多正确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加之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给党内的有些高级领导人搞宗派主义，谋划取私利提供了条件。 当时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吴芝圃与潘复生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也存在着权力矛盾。潘复生作为省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并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及征购粮食的看法，这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吴芝圃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并连带上了杨珏、王庭栋，把它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垮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后来又打击了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六人以及张申等持不同意见的许多同志。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吴芝圃的权利欲得到实现了，更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没人能抵制了，也没有人再敢抵制了。左倾思潮在河南泛滥成灾，左倾路线在河南畅通无阻。河南开始出现大量饿死人的问题，还以反右倾为手段，打击说实话的同志，使问题不能及时真实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掩饰这一真相，使左倾思想继续推行，危害进一步扩大，直到信阳问题的出现，严重后果已经产生。由此可知，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正派的作风，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是执行正确路线，防止、抵制错误路线，避免重大错误后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第二，错误路线引导下的群众如果愚昧、盲从，就会酿成大灾祸。 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又取得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热党爱、拥护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信不疑，再加上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使群众中有可能产生的对左倾路线的怀疑，也转而成为一味地盲从。 当时，人民公社化一轰而起，钢铁元帅升帐，农业生产受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完全悖离现实，违反科学的虚报产量、放卫星，这些都是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但却没有受到群众的抵制。人民群众在当时只有被管理权。无论是当时的政治运动，还是大规模的经济运动，从其真实意义上讲，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一说批潘复生连根本不知潘复生为何人的小学生，农民都要每天写三张大字报。一说大办钢铁，不仅连群众的锅都砸了，而且连当时的生产工具如：犁、锨也给毁了，用“小土群”，将好端端的工具，用具炼成废铁群众也跟着干。人都去炼钢铁，竟让庄稼烂在地里不能收，群众竟也认了。虚报粮食产量，群众视而不见，听了也当作新闻，河南日报，国家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竟然能大登特登予以宣传。连农业专家也会在亩产7200斤（7320市斤）小麦的验收签字认可。 特殊的背景，左倾路线下的高压，一言堂的局面形成了群众在事实上的无权，形成了亿万群众的麻木、愚昧和盲从。风吹江海，掀起涛天巨浪，酿成惨重的灾祸。河南信阳出现的问题是河南省的主要领导将左倾之风狂吹，下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被运动，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是克服和避免政策路线错误造成严重危害的重要条件。 第三，上层建筑的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更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破坏作用。 这一点不仅是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为“信阳事件”这个反面教训所印证的。 当时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修水库，为了解决占地、效益等问题，六个乡的干部商量把合作社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社，这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生产力发展所需问题的解决，但搞成大社并不一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更不能肯定它是最佳的途径。 然而这一做法，在党的高层得到认可，并把它演变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上升为理论，更主要地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行在全国迅速推行，在当时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跨跃地使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结构进入近共产主义阶段。任何违背规律的做法，必然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应当承认，正是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才能形成全国规模的农民弃农炼钢铁，才使社会财产大量地浪费和毁坏，造成社会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才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有了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形式，才会造成大食堂，造成粮食的大量消耗，才会造成灾荒时救灾粮群众吃不到而大量地饿死人。“信阳事件”死人问题实际上就是违背科学规律而受到的一种惩罚。 第四：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当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按法办事，按受监督这样才能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 在左倾之风笼罩下的河南，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这些粮食产量的数字并非来自田间，并非来自场上，而是来自遭到强大压力的干部们的脑袋瓜，上压下行，上行下效。河南省的主要领导真的一点不懂农业？不是，他们不懂是应当对河南人民负责。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下，下层干部瞎报胡说，报社的记者竟能赫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河南日报、登上人民日报第一版。如果说党的高级干部，能稍稍注重些调查研究，能讲一点实事求是的话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人为地塑造典型，无限地拔高社会的典型，也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嵖岈山六乡成立大社，这一事迹被发现后，被人为地树起来了，无限地拔高，一个典型出现就这好那好什么都好，白玉无瑕，为了推广这个典型就不顾条件，不择手段，这是作为党的干部的一大忌讳。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河南粮食明明没有那么高的产量，却硬说有那么高，并制定决策，超额提前征购，造成粮食一下场就征购光的状况，群众当然无粮，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强行征购，超额征购是造成河南，尤其是信阳地区粮荒从而大量死人的直接原因。 虚报产量，超额征购都是违反政策违反法律的，而这种违了法律的活动因缺乏监督而得以畅通肆虐，违法者还能沽名钓誉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荣誉。信阳问题出现以后，河南省主要领导又继续进行隐瞒，欺骗中央，从而保全自己。当事实再也瞒不住时，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地委，甚至沉井下石，歪曲问题的性质，把事件搞成敌我矛盾，把下面的同志妄图一棒打死，以达到丢卒保车的目的。 如果当时省里的主要领导能够注重调查，实事求是，那么就不会出现河南一系列的谎谬事，就不至于虚报超征，就不会出现以信阳为典型的大量饿死人现象。如果按法办事，有强有力的监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违法事件，也不会出现问题后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处理。通过“信阳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确实可以看到党的高级干部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严格地按法办事，接受监督以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是何等的重要。 通过信阳事件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当然远不止这几点。不过我想，这几点倒是十分重要的。 “信阳事件”不是个偶然的，独立的政治事件。信阳饿死人问题是全国许多地方饿死人问题的一个缩影，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的发生是多种原因相互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几种原因交汇结合的信阳，路宪文在那当书记时发生了，如果换作其他人，也照样会，发自然灾害这时在信阳发生了，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灾害，信阳也会发生问题，只是迟早轻重而已，全国其它地区饿死人难道都有自然灾害这个原因？所以河南发生“信阳事件”非唯天时，也抑人谋，这个人谋就是本文原因和经验教训部分所谈的主要内容。 信阳事件过后，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这一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党的上层领导未能真正地予以总结和汲取，仅仅就事论事，对地、县、公社等大批干部狠狠地惩罚一下，并将其性质定为敌我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伤害了一批干部，而造成事件的原因，通过事件应当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并未有真正地进行。这种造成重大社会灾祸的条件依然存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历史悲剧的重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信阳事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既是事件的见证人，又是事件的受害人，有责任通过对事件的原因和经验的总结，告诫后人以利于从根本上清除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潜在因素，彻底避免“信阳事件”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华大地上重演。--------------------------原载《议报》 回目录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中国警方阻止在北京的迎新年聚餐会独立中文笔会 （北京2007年12月21日讯）国际笔会自八十六年前在伦敦创会以来，聚餐会就是会员及其朋友们相聚一堂的传统，但现在作为其分会的独立中文笔会却被禁止在北京保持这一传统。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各地警方阻止在北京的迎新年聚餐会，并呼吁有关当局立即恢复笔会会员和其他人士的行动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在北京的迎新聚餐会，原定于12月22日晚5点在新开元大酒店举行，邀请了在京的部分笔会会员和知识界朋友参加，大约四、五十人。笔会的2007年度第五届自由写作奖和第三届林昭纪念奖也计划在聚餐会上颁发。 但是，今天下午四点左右，北京警方突然出动，找笔会副会长江棋生和理事刘晓波谈话，警告不允许22晚举行聚餐会，并派警察在江、刘家两门口站岗，以防止他们次日出门。 江棋生先生和刘晓波先生均表示：随着奥运的一天天逼近，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看看中共政权能否履行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然而，各地警方禁止笔会的聚餐会，于法无据，于理相悖，更不符合人之常情，是极为野蛮的执法违法，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也撕破“创建和谐社会”的面纱，再次让中国政府对外标榜的“奥运人权”沦为空洞的口号和伪善的欺骗。 与此同时，北京警察还分别前往其他很多人士的家中，包括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许良英先生，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第一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王力雄先生，笔会会员“不锈钢老鼠”刘荻、刘柠、王光泽，维权律师李和平，学者陈永苗，良心犯何德普先生的妻子贾建英女士，维权人士李海，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等人，或警告他们不得参加聚餐会，或设岗阻止他们外出。贾建英、李海、齐志勇等不是笔会会员，在此前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有此聚餐。 本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着名诗人廖亦武先生几天前从成都来北京，但21日下午1点40分左右，警察找到廖先生在北京的住地，将他带到当地派出所谈话，询问廖先生与刘晓波的关系，甚至用极为粗暴的野蛮手段恫吓廖先生，但廖先生态度坚决、据理力抗，北京警方才有所收敛。谈话一直持续到晚6点左右，成都三名警察赶到北京，为了22日下午将廖先生押上飞机送回成都。 廖亦武说：这么老大的政权害怕几个文人的聚会，真是虚弱到极点！ 前几天，在外地的一些笔会会员也遭到当地警方不得前往北京的警告，甚至软禁。 在上海，本届林昭纪念奖得主李剑虹女士（笔名小乔），早在12月14日就被上海浦东新区国保软禁在家中，无法出门半步，还影响到邻居的出行与夜间休息，19日又被警方强行带到一家旅馆中封闭软禁。在上海的笔会副秘书长蒋亶文也被警告不得入京聚餐。 在深圳的笔会理事赵达功先生，海南的会员秦耕先生，杭州的会员温克坚先生等，也分别被当地警方阻拦前往北京聚餐，湖北的会员刘逸明先生也被做思想工作要求不要在近期外出。 家住济南的笔会会员孙文广教授，于21日上午乘火车出发，本该下午三点到北京，但至今失去联系，估计是到京后遭警方拦截。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指出：“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时代，对作家们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全国统一的警察行动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是警察行动无法阻止的！”--------------------------原载《独立中文笔会》 回目录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的紧急行动通报独立中文笔会 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35号第三次补充 中国：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有关着名作家张建红（力虹）健康急剧恶化的报道感到震惊。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和基于人道主义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敦促在他释放前获得一切必要的治疗。 张建红在今年5月被诊断患肌肉萎缩症，但直到10月20日从乔司监狱转到浙江省监狱总医院才得到治疗。据说他的病况严重恶化正是长期缺乏治疗的结果，而他一再申请保外就医也未被考虑。 根据笔会的信息，张建红于2007年3月19日在华东浙江省的宁波法院，被指控于2006年6至9月间在其网络文章中“诽谤中国政府”和“煽动颠覆国家”，以“煽动颠覆”被定罪。他自2006年9月6日拘捕后一直被关押，在2007年5月31日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他的六年徒刑判决。 张建红现年48岁，以从事异议活动和发表大量作品而知名，又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在1989年至1991年曾因民运活动而系狱。他于2005年8月创办人文网站《爱琴海》（http://www.aiqinhai.org/ ）并担任总编辑，但该网站在2006年3月被当局禁止。他还是海外中文网站《博讯》（http://www.boxun.com）和《大纪元》的（ http://www.dajiyuan.com）撰稿人。 请发出呼吁： ——抗议对着名作家张建红判处六年徒刑； ——表达对张建红健康和他未受到适当治疗的报道的严重关注；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和基于人道主义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各笔会可以考虑接受张建红为荣誉会员。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国务院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省府路9号，邮政编码31007浙江省人民政府吕祖善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天目山路110号，邮政编码31007浙江省监狱管理局葛炳瑶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马塍路5号，邮政编码31001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适用的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如果在2007年12月31日发出呼吁，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电话：+ 44 （0） 20 740……，传真：+44 （0） 20 7……电子信箱：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2007年12月19日）--------------------------原载《独立中文笔会》 回目录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异议作家王德佳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独立中文笔会 紧急行动网络2007年第51号 2007年12月20日 中国：异议作家王德佳因其评论奥运会被拘押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异议作家王德佳（荆楚）于2007年12月14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国际笔会担忧，关押王德佳可能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如属实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在华南广西省桂林家中被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全州城北派出所遭到关押。他的家人相信，其入狱与他发表在《民主论坛》网站上的文章直接有关，其中包括：《非法持有国家秘密——中共迫害良心人士的又一项重大发明》，《手铐奥运，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及《李元龙“四文两年”，我荆楚该判多少年？》。他的妻子还说，他在2007年10月曾和美国领事馆官员谈及中国人权。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关押异议作家王德佳的强烈关注，如对其关押违反了中国于1998年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国务院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北河沿大街14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如果晚于2007年12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电话：+ 44 (0) 20 7405 0338,传真：+44 (0) 20...电子信箱：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原载《独立中文笔会》 回目录 三笔会谴责中国近日拘押网络异议人士--距奥运会前231天，系狱作家升至41名独立中文笔会 （纽约、多伦多2007年12月20日讯）美国和加拿大作家今天与中国同仁一起谴责中国最近拘押在网络上评论中国人权的异议人士。随着王德佳（笔名楚荆）的被捕，笔会相信在中国不公正地受到关押的作家已升至41名，比本月10日笔会发动“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行动时多出来一位。王先生的文章特别批评了其国家在奥运会前的气候，他的被押使人重新怀疑中国曾向国际奥委会及世界保证在2008奥运会前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尽管中国政府曾许诺新闻自由，但却相反地继续加紧对媒体的控制，这的确令人不安。”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及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说，“随着奥运会的临近，系狱作家的人数应该下降，而不是上升。我们担忧，关押王德佳或许是在2008年8月8日前，加紧对中国异议人士打击的先兆。”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在桂林家中被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全州城北派出所遭到关押。他的家人相信，他的入狱与他发表在《民主论坛》网站上的文章直接有关，这些文章批评了政府在准备奥运会前的人权状况。 “前些时候，我曾与王先生就中国言论自由问题通过话，”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博士回忆道，“他是中国知名维权人士，他的入狱使我和世界各地的同仁感到震惊。这是北京奥运会的耻辱！” 针对2007年8月中国政府以“我们准备好了”的口号为奥运会发起的宣传活动，独立中文笔会和美国、加拿大笔会发起的笔会行动提醒世界：中国至今还继续否认其国人的基本言论自由权；并提醒中国当局：现在距开幕式前231天，仍有41名作家和记者系狱，只有释放他们才能兑现其在奥运会前改善人权记录的承诺。 “随着世界的目光在奥运会前夕转向中国，中国现在有很大机会推动其国内的言论自由进程，” 加拿大笔会执行主任伊泽贝尔•哈里说，“但是，中国却反而继续表现它是一个不信任其公民自我言行的国家，因为它选择对和平言论定罪来控制信息。” 请参阅笔会的中国行动“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北京奥运会倒计时”：www.pen.org ，www.pencanada.ca和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加拿大笔会伊莎贝尔•哈里（Isobel Harry），(416) 703-8448 ext. 22, iharry@pencanada.ca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lsiems@pen.org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 +46-8-5..., wipc@penchinese.net--------------------------原载《独立中文笔会》 回目录 中国警方禁笔会颁奖拘两作家BBC （BBC报道）中国警方禁止独立中文笔会22日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并拘留两名异见作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入倒计时以来，中国当局不断加紧对异议人士的控制。 中国知名的异议人士刘晓波22日对美联社说，独立中文笔会原订于22日晚上在北京举行集会并进行颁奖，但截至目前为止，已知有两名异议作家遭到中国警方拘留。 其中一名上海女作家李剑虹在这个星期已经被警方软禁在家，无法出席独立中文笔会的集会。 另一名作家廖亦武则是在抵达北京后就立即遭到警方拘留，独立中文笔会准备将今年的写作自由奖颁给廖亦武。 北京警方可能将廖亦武直接遣送回四川。 刘晓波说，原本大约有40多名作家准备出席这次集会，但是其中大部份的作家都受到警方威胁，不准他们出席集会。 他说，就连他本人，警方也在他的住处外24小时站岗，只要他一出门，警方就用警车接送他，强力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2008北京奥运临近，北京当局进一步加紧控制公民自由、以及异议份子的活动。 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便下令禁止异议作家出书讨论敏感议题，更不准黑名单作家自由旅行。 独立中文笔会成立于2001年，目前至少有200名会员。今年2月国际笔会在香港举行会议，结果北京当局禁止20多名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出席会议。--------------------------原载《BBC中文网》 回目录 两个全球化：资本经济与人权政治牟传珩（山东） 本文所称的两个全球化，是指资本经济全球化和人权政治全球化。当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把全经济串为一体时，柏林墙便倒塌了。冷战的结束，不可逆转地又揭开了政治世界化的时代序幕；而“人权高于主权原则”，正是政治世界化得以亮相的一面旗帜。今天，全世界东西南北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受制于全球资源配置与资本价值增殖的经济圆动规律。无论是资金投放、商品交换、劳力劳务分配、技术交流，乃至人才供需、经营方式与规模，都不再有国界限制，这就是资本经济全球化。 当前，网络时代的新生产方式，正强烈冲击着烟囱、围墙、废渣污染、劳资冲突工业生产方式，全球使用同一卫星技术、电脑网络，社会资讯开放，信息畅通，已经把世界经济纳为一体，丝丝相连，环环入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工具体系全球圆通，已经使那种相互封闭，各自为政，权力专断，分配不公的对抗社会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它在伴随资本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本能地将拓展出一种完全开放、合作，以“人权至上”为核心，国家主权相互制约，共同妥协基础上的人权政治世界化新纪元。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新安全观就得以流行，这就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而不尊重基本人权的国家，是诱发战争的祸源。今天，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的紊乱，都会对全球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由此也就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必然导致人权政治世界化。确保人人独立、平等与自由的公民政治，将成为全球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国际性前提条件。而人权问题再也不能是国家内政所能任意圈定的。 人权政治全球化就是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以“人权至上”立国为价值核心的时代特征，鲜明地表现出国家交往与国家政策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时代特征。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入民主阵营，重视“人权至上”原则与“价值观外交”。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支持世界上的民主运动、促进自由的扩展、最终结束世界上的专制制度。这是资本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精神召唤，也是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使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前日本首相安倍，今年 8月 22日访问印度时，应邀在议会发表“战略性演讲”，高调 “价值观外交”和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并呼吁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同日本组成新的四国战略与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民主阵营的“自由与繁荣之弧”。 10月 29日 ，默克尔又在访问印度时，大搞“价值观外交”。这些颇具针对性地“价值观外交”，是继美国小布什在全球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最有力的响应。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上台不久的萨科齐和布朗的欧洲三驾马车之间具的共同点就是重视人权价值观。眼下，人权政治全球化正驱动着北约东扩，导致亚洲化北约与全球化北约来势逼近，这些都是人权政治全球化已经到来的现实反映，而并非西方国家仅凭自由意志单方举起的旗帜；正如东欧改革、苏联解体，并非西方单方推动“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资本扩张全球化发展条件下，反映人类共同和平要求和人权价值观世界化的客观趋势使然。凡是逆这种客观趋势发展的国家无论表现出多大的应对灵活性，都注定要陷于人权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困局。 在当今时代，民主国家一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人权落实的一个障碍，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限制主权。甚至有学者主张，组成 “世界议会 ”通过立法，建立 “世界政府” 保护人权。人权是全人类的，而主权则不是！人权的基础是固有的人类尊严。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至高无上的尊严、都具有相同的永恒的价值。人的尊严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类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所有人都有责任来保护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国际社会也有责任批评、抵制甚至制裁政府侵犯人权。这就是国际社会开始否定“主权至上”论的人类“类化”意识之觉醒。 人权政治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今天的公民已经具有了世界性。每个公民都受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律的保护。因此公民也可以在国际社会大声为社会正义喊话。一国政府或者全球治理在维持社会正义或全球正义时，都不能缺少公民社会的声音。公民权利的作用已在全球层面形成了人权政治的事实。而一些在对抗国家权力的非正义形成的横向联系、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人权组织、文化组织、劳工保护、工会组织等也都成为当今人权政治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现今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国际伦理规范如人权宣言和协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准则不可能自动地将它们所代表的全球正义直接推行到各个国家中去。全球正义必须要有全球舆论的呐喊者，当一些国家出现了违反人权，导致人道灾难时，世界舆论的谴责往往是从公民个人及这些组织开始的。 总之，人权政治全球化已经整合了国家、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公民的所有资源，形成一种强大的时代潮流，正伴随着资本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均衡与不公平而来。然而，这两个全球化发展都尚不成熟，相比之下，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受到许多民族国家的普遍青睐，而人权政治全球化却遭到抵制，因此在一些局部地区就失去了用人权价值矫正资本贪婪的博弈，也正是因此才导致了这些国家更多的腐败与不公。由此可见，资本经济全球化与人权政治全球化发展不平衡，是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原载《议报》 回目录 政府把庄严的法律弄成了一个笑话--郭飞雄妻子张青于绝食抗议日，致郭飞雄的公开信（三）张青 杨茂东（郭飞雄）：你好！ 12月19日，星期三，也就是在我的第六个绝食抗议日，邮递员送来了一份特快专递，起先，我还以为是你下到监狱去了的通知书，打开才知道，原来是天河区法院执行局送来的执行通知书。大意是要求你在 2007年12月21 日星期五，上午9：00去天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支付 40000元的罚金。 为这事，让许多朋友都费了心神，他们告诉我，该如何应对，根据朋友们的建议和帮助，整理出了一份回函给天河区法院执行局。 回函如下： 关于（2008）天法执字第33 号执行通知书的回函 天河区法院执行局： 我是（2007）天法刑初字第788 号案件杨茂东的家属。 我在2007年12 月19日收到你院的（2008）天法执字第 33号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受函人为杨茂东，他本人目前正关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请和他直接联系。 另外，这起非法经营案，早在2001年夏天，就做过行政处罚，罚没十万元人民币。这次，此案件第二次被提起，并从重处以刑事并经济处罚，显然是违法的。在这两次的不同的处罚中，我该怎么去理解呢？如果政府认为这次说话算数，按这次的来办，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要求政府退回第一次行政处罚中，多余出来的六万元？当然，我也时时忧虑，可能这起所谓的非法经营案，还会第三次、第四次、甚至 N次地，被政府寻机拿来耍弄，以控制郭飞雄，也就是杨茂东，免得他有时间去参与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活动。 再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作为家属的我，都知道本案的判决是不成立的，我们正在着手申诉。而我们一家遭遇这次灾祸后已经多年失去工作和收入，连同两个孩子目前都依靠亲友支持来维持生活。 此致 天河区人民法院 张青 2007年12月 21日 我准备把信件寄给天河区法院，就他们的来函给予回复，再看法院会怎么处理，如果他们再次打上门来要求陪钱，再想下一步的对策。朋友们认为他们不至于要把我们的房子，拿去拍卖。就是要罚也要罚你个人的财产，并且涉及到确定你的个人财产的问题。我看了他们为法院上门催交罚款的事，互相之间发送的信息，他们商量对策，为我出主意，其中有一句话，"要拿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勇气 ".我看后，实在忍不住笑。 人生无论在何种境遇里，都能找到可以笑一笑的理由，可以找到可以笑一笑的细节，也可以有笑一笑的心情。对于处于麻烦漩涡中的生活，我们应该用一种超然其上的欢乐精神去面对曲折和波澜。回过头去想一想，在你的这个案件中，政府政法部门，不就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硬生生地把政府的形象和庄严的法律，弄成了一个笑话，展现在世人面前！ 就在我要出门去给天河区法院寄信的时候，门口有人敲门，打开来看，又是邮递员，这次送的是一个包裹，是朋友送来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食物和书本。我很高兴，打电话过去，表示感谢。金宝非常喜欢那些图片精美的图书。 我在煮饭的时候，金宝走过来，他问我"妈妈，你在笑什么？" 我说："因为爸爸的朋友给你送来书，他们说你是很聪明的孩子，很爱读书，就送书给你读，我听了很高兴，就笑了。你说你是不是每天要好好读书啊。"我看他，他正笑眯眯地得意地听着我说话。一会儿，他就去拿来英语书，让我教他。 金宝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今天有人送我两本书。一本英语书，一本故事书。今天怎么这么好啊！" 你什么时候会下到监狱去，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有得到通知。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对我说："要快乐，要心情好，这样才好。要是不快乐，心情不好的话，那就真是在坐牢了。"你说： "你在看书，凡是碰到的书，无论什么，你都读，都仔细研究，你说，这五年的时间，比在外面的五年的时间，所能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因为外面总有事情分散精神。" 我近期会去书店帮你买《黑格尔哲学》，在下次见你的时候带给你。 保重身体 我向神祷告：愿神使你的身体康复。 张青 2007年12月 19日起草 2007年12月 21日完成。--------------------------原载《议报》 回目录 辱人者，必自辱李元龙（贵州） 12月13日中午，我还在网络上和荆楚先生闲聊，晚上八点来钟，网络上就传来坏消息：荆楚，今天下午四点被广西警方抄家，七点以“涉嫌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传唤到派出所去了。 不见荆楚他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大动刀兵的文章或言行啊？如果是网络上所说的，传唤他仅是因为今年十月份见过美国人权官员的事，那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可是，第二天上午，更坏的消息从他夫人的电话里传来：今天凌晨一点来钟，荆楚已经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我的心一沉：一起我刚刚经历过的，中国现代特色的文字狱，政治迫害案件，又在荆楚的身上，拉开了序幕！ 电话里，荆楚夫人的声音带着心酸，带着心疼，还带着无助，带着无奈：“他是个热爱家乡，热爱国家的好人，他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和写字。他们把他和那些杀人贩毒，偷摸强奸的犯人关在一起，多委屈他啊。还有，那些看守，那些犯人会不会欺负他啊？” 我只能如此安慰荆楚夫人：“问题不象你想象的那样糟糕。我是过来人，看守所的情况我了解的。毕竟是21世纪了，犯人，尤其是看守，一般不敢、不会随意打骂谁的。你们不要太过担心，荆楚需要你们，你们要多保重才是！” 话只能如此说，但只有坐过牢的人最清楚，坐牢，对于那些自尊心相对不强，自己又确实做了伤害他人和社会的事的人来说，相对容易随遇而安。而对于思想犯、良心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曾经如此多次质问检察官、法官：你们把我关在牢里，让我和那些杀人贩毒、偷摸强奸的犯人同床共枕，还要判我成“国家”的敌人。我是国家的敌人，那些社会渣滓也是国家的敌人，你们摸了良心好好问问自己：我李元龙和那些人是“同志”吗？你们知道你们的做法让我感到有多么的委屈吗？ 12月20日，又在网上看到，如我当初被抄家一样，荆楚被抢走的，也有电脑，文稿，书籍等等。这等于说，那些文稿和书作为帮凶，作为同案犯，也和荆楚一起被拘捕，一起坐牢了。书的命运，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和荆楚的书，我和荆楚本人，以及我和荆楚所遭遇的社会的命运的缩影。 历史上也好，现在也罢，骇人听闻的斯文扫地、辱没斯文的事，都是封建专制集权政府及其最高统治者干下的。 你读书人不是好为帝王之师，好谈论国是吗？我祖龙焚了你书、坑了你儒；你读书人不是敬惜字纸，不是死到临头了，还要戴好帽子吗？我刘邦就在里面拉泡臊尿；你读书人不是以清高自诩，讲究什么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讲究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吗？我伟大领袖就给你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先按弯了腰和头斗争，再整个人丢进牛棚，最后身心都“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侮辱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读书人，过去的招数比现在得心应手得多。现在不是提倡什么和谐，什么法治，什么与时俱进么，所以，我们修改了刑法，去掉了那个臭名昭彰、不利于伟光正形象的，对付嘴巴的反革命罪。别以为如此一来，我们对你荆楚、李元龙那几个不识时务的臭老九就束手无策了，嘿嘿，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什么样的读书人，什么样的文章，不可以往里面装？那李元龙不就四篇文章，我们还不把他装进去两年。怎样，天塌没有，地陷没有，我政，还执着没有？ 听说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古诗吗？我们只是说了几句1+1=2，你们根本没穿什么衣服的真话、人话，我们煽不动，颠不覆，推不翻你们的政权和那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想要如此干。看见没有，真正在干着煽动颠覆推翻之实的，是那些你们左右盯牢你们手里大把钞票，闪亮乌纱的腐败分子，钻营小人，以及那些口号上“绝对忠诚”，实质上根本不忠诚，也量他不知怎样忠诚的公（国）检法。 别说与四九年、五九年相比，与八九年、九九年相比，你们的社会，是更加稳定了，还是恰恰相反？你们的执政地位，是更加巩固了，还是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了？人民群众，是更加“答应”了，还是不答应了？秦始皇焚尽了书、坑尽了儒，达到了他二世、三世，直至秦万世的痴心妄想了吗？ 知道了吗，警察，监狱，军队，并不能，也不可能让你们高枕无忧，放心放肠。 以理服人，谁人不服；以力服人，谁人会服。 以读书人之身，荆楚和当初的我一样，被下到那个藏污纳垢、春风不度的场所，受到伤害和侮辱的，不止是他一个人。当初，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也如今天荆楚的妻子、孩子一样，因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受够了惊吓、屈辱。正因为如此，我的孩子，我资助的孤女，学习成绩都一落千丈，原先都考取重点中学的他们，一个只勉强上了三本线，只好交高费读大学，另一个则更糟，连高中也没考上，辍学打工了。荆楚的女儿正读高二，正是向高考冲刺的关键时刻。据报道，公安抄家和带走荆楚，他夫人和女儿都看见了这恐怖的一幕幕。出事当天我在电话里试图安慰他女儿，但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只能用发颤的声音回答简单的“恩”、“啊”，令人揪心，令人愤概。 一个发生在我孩子身上的悲剧，又可能在荆楚女儿的身上发生了。 当初刚刚失去自由时，我以为我会被判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严重。如果后来把我无罪释放了，那么，毫无疑问，我将为我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深感不安，甚至感到惭愧。但是，正如宣判时我在法庭上义愤地说的那样：如此无法无天无耻的判罚，更加证明了我写那四篇文章的正确性、紧迫性和必要性。 圣诞节马上到了，你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奥运会，也转眼即到，如此要命不要脸，光了屁股打老鼠的事，你们心中不敬畏神灵，也不怕影响了和谐，搞砸了奥运？ 刚出狱时，我还对人说，毕竟是沿海省份，那思想意识，法制观念就是比我们夜郎国的开明，否则，还不象荆楚说的那样，我四篇文章两年刑，他荆楚几十篇文章，还不判他个几十上百年刑？没想到，广西锦衣卫们这样快，就在主子的嗾使下，把荆楚下到大牢里了。 毕节日报社只有一个“911”发生时没有幸灾乐祸的记者李元龙，他被判成了敌人；广西只有一个敢于向“今上”要人——郭飞雄——的异议作家荆楚，他也成为你们的阶下囚了。海明威对此的论断是：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不愿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正常生活、工作的。 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从周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朝焚书坑儒；从汉朝独尊儒术宋朝乌台诗案，从明朝“殊”字案到清朝明史案、王锡侯“清风不识字”案，从王实味到遇罗克，从反右到文革，从李元龙到荆楚，杀一可以儆百，但是，杀一可以儆千儆万儆亿吗？书，被你们烧完了吗？读书的种子，被你们杀断根了吗？思想的火花，被你们浇灭了吗？ 再说，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人全都给你们关进监狱，想想吧，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蝇营狗苟，谎话连天，勾心斗角，舐痈吮痔，腐尸和粪土供养蛆虫生活……何等的污浊不堪，何等的令人作呕，何等的令人不齿，显然与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与伟大光荣正确，相去，就更远更远了。 据报道，荆楚被国保抄去的“罪证”，甚至还有存折若干，稿费汇票一张。荆楚的弟弟向国保打听哥哥情况时，国保竟然说，看守所里的荆楚“很傲慢”，要被起诉的。 我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二位及其众多“爪牙”当年在新华社，在《人民日报》等发了那样多“反动”文章，领了多少稿费，那些稿费及汇票等，是否也被当证据来收集并用以指控他们的罪行。若忽略了，广西国保是否高度重视起来，追诉追诉这件危害国家安全的大事。 至于“很傲慢”，我看荆楚再“很”，也应该还没有“很”过当年的陈独秀、瞿秋白、方志敏、王若飞、叶挺、许云峰、江姐、李玉和、洪长清等共产党人。总不能在野或需要抬高自己时，就大肆宣扬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不畏强暴、宁死不屈，一旦在朝需要贬低别人时，就自食便液，又对那些优良品质、坚强性格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了。 嘴巴的两大功用：一是吃饭，二是说话。话，有两种话。歌功颂德，捧上天，吹破牛皮，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全都笑纳；针砭时弊，踩痛脚，戳穿西洋景，则油盐不进，闻过则怒，血流成河。说好话畅所欲言，广播电视报纸大会小会尽你说；说“坏话”谨小慎微，只能隔靴搔痒，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只能责苞茅之不入，只能说领导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等等。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假话、鬼话，我们要说的是真话、人话。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指出病人哪里有病，有什么病，然后把真相说出来，从而为治好病打下良好基础。你们讳疾忌医，象蔡桓侯那样，说声“寡人无疾”不就得了，何苦还要把“扁鹊”污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下到铁牢。 几千年前，《国语》便载明了这样的常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决之使导、宣之使言，睁大你们浑浊的乌鸡眼瞧清楚了，别动辄壅塞，动辄警察，动辄监狱。也是几千年前，子产亦知不毁“议执政之善否”的乡校：“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不如吾闻而药之，好好听听并反省反省，自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你们，何以面对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胸襟和眼光，也只能瞠乎其后，难望其项背？ 置自己于不仁，置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给你们乌纱帽戴的党于不义，置荆楚及其亲友于不堪——不堪忍受的身心的双重折磨。三败俱伤，损人而不利己，你们的愚蠢，你们的冥顽不化，你们的无心无肝，不知你们地下的先人，如今的亲友以及未来的子孙为不为你们感到耻辱，但是，所有良心未曾泯灭殆尽的人无法以你们今天的倒行逆施为荣： 乌呼！ 禽鸟蝼蚁惜同群， 草木荣枯亦相亲。 可怜最灵无情类， 我着衣冠愧为人！ 每抓一个读书人，每制造一起文字狱，你们的脸上就会被自己烙上一个耻辱的金印。看看因迫害忠良，因制造文字狱而遗臭万年的楚怀王、秦赵高、宋秦桧，明代的锦衣卫，现代的“五人帮”等等，哪一个不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时间，必定会把你们抛进垃圾堆里。上帝代表真理、代表公义的大审判来临时 ，坐在代表耻辱的被告席上的，将是你们，绝对不是李元龙，不是荆楚。 向着太阳吐唾沫的人，只能弄脏自己的脸。所以，赶快放了荆楚，弄个犯罪中止，还有个相对好的结局，否则，你们就是这样的下场： 辱人者，必将自辱！ 最后，以《圣经.箴言》里的几段话来结束此文，但愿“愚昧人”、“亵慢人”能够看到并有所畏惧： 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身上，好象狂风，灾难到来，好象暴风。急难痛哭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憎恨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2007年12月20日--------------------------原载《议报》 回目录 刘晓波、赵达功谈2007中国人权--（原标题）年终报导：中国被批并未履行承诺齐之丰（VOA） 2007年，在中国进入北京奥运会开始倒计时一年之际，中国的人权记录受到格外的注意。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指出，中国当局并没有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没有改善人权纪录。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提出：“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与奥林匹克成员的身份不相容。”由此而来的奥运宗旨为“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因此，中国进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倒数一周年之际，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人士和批评者的格外注意。 许多批评者表示，中国并没有遵守当年在争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纪录。 *赵达功：一如既往*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作家赵达功认为，在2007年，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当局在人权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如既往，令人失望：“比如说，当局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面，郭飞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以非法出版物的罪名给判刑5年，而且遭受了酷刑。陈光诚一个盲人，得到的罪名是扰乱治安，妨碍交通。这样的罪名也给他判刑了。中共要抓人、要判刑，根本就不顾忌脸面和国际影响。” 郭飞雄是一位人权活动人士，曾经为广东太石村的村民罢免他们认为是贪污腐败的村干部提供过帮助。陈光诚是一个在山东的盲人人权活动人士，曾经代表临沂地区一些妇女控告当地政府干部强迫计划生育。 国际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当局不仅在总体的人权纪录方面没有做出改进，甚至也没有履行对国际社会做出的非常具体的承诺。北京当局曾经承诺在奥运会到来之前的一年全面开放对境外媒体在中国的采访自由。但是，许多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抱怨，中国依然对他们的采访活动实施加各种各样的限制。 中国作家赵达功说，早些时候，一家境外媒体和他约定当面采访，但是他所在的深圳地方当局明确告诉他不要接受采访。在约定的采访时间到来的时候，当局对他实行软禁，不准许他出门，使他无法接受当面采访。 *刘晓波：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认为，在2007年，中国的人权记录可以说没有变好，但也不能说变坏；之所以不能说变坏，是因为中国的人权记录本来就已经非常恶劣。刘晓波指出，就象很多国际人权组织指出的那样，中国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这项世界纪录有目共睹。 但是，刘晓波，尽管中国当局在2007年一如既往压制人权，打压维权人士，但是人权观念在中国依然继续深入人心，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对此也有所反映。例如，早些时候，山东高唐县的干部董伟等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贴，对高唐县当局的建设方针有所批评，被地方当局关进监狱，罪名是侮辱当地中共干部。中国青年报等中国官方的主流媒体为此发表报导，对这种因言治罪的做法提出了异议。 刘晓波说，就人权观念在中国继续深入人心而言，2007年的中国还是有明显进步。在2007年年初，中国作家章怡和公开批评当局违反中国宪法，任意剥夺作家的言论出版自由。在2007年即将结束之际，中国着名学者茅于轼等人联名致函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要求废除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劳教制度。中国国内的主流新闻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导。 刘晓波说：“比如说，在纸媒体上发表报导的就有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法制日报、大河报、新快报等等。网络上的三大门户网、新浪网、搜狐网，都有相关的评论和报导。甚至光明日报的光明网，这样的执政党党刊的网站上也有报相关的报导。” 刘晓波表示，这应当说是2007年中国在人权改进方面的一个亮点。--------------------------原载《美国之音》 回目录 农民的新觉醒及其出路吴庸（北京） 2007年在黑暗的专制夜空突然爆亮了并丽的双子星座，甚为耀眼。一为黑龙江省富锦市4万农民宣告收回被官方强行低价抢夺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一为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约7万回迁农民宣告对现在承包的15万亩耕地以及被政府官员霸占的另15万亩耕地拥有永远所有权。10万农民齐奋起，夺回土地所有权，农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震撼全国的选择！公告宣布：“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公告认定：”农民各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公告说，土地所有权确实归农民所有才能实现”农民最大的人权“。这是对中共长期灌输的农民观念的大突破，是对为害深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大冲击。这一勇敢的和非凡的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举动趟开了农村产权革命的新路，它的示范作用将引起产业界一场彻底的大革命，将根本改变中国大陆的产权关系。 在并丽的双子星座周围，尚有众多附丽的子星在闪烁。天津市武清区8000多农民联合起来于12月18日正告区政府，被其霸占的9000亩耕地“实际上是为官员自己捞钱服务的”，农民要收回重新分给各户。江苏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于12月15日坚决拒绝地方政府强制征收竹山和宅基地所有权，声明宅基地归各户永久所有、竹山亦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农民的这一新的觉醒已经萌发在广东、浙江、湖北、四川、辽宁等地，一场破天荒的夺回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活动正在兴起。 有迫害才有反抗，有侵权才有维权。农民起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是当局常期侵犯、霸占农民土地权益的结果。第一次对农民土地权益大侵犯始于农业合作化。强迫性地将土地私有变为公有是违反广大农民意愿的，只有懒汉二流子愿意伙种伙吃占便宜。毛泽东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正是那些懒汉二流子的愿望的官方表述。更进一步说，所谓“农业集体化”本是共产教条，它所迷信的“组织起来”完全脱离农业的时空特点，无法取得工业生产的分工作业得以提高劳动效率的结果，也无法准确评定集体成员各自劳动的量与质，所以，共产囯度推行“农业集体化”均极大地戕害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尤甚，居然活生生饿死三四千万人口。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后，农民聁望土地回家是必然的，这种心情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留地的精心待弄以及对包产到户的由衷欢迎上。第二次对农民土地权益大侵犯始于邓小平倡导的圈地运动。它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保“三无”的赤贫者。本来，土地的“集体所有”，自实行分田单干后就成了虚空概念：集体所有者虚位。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党支部是农村基层政党组织，都不能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法人代表。“集体所有”没有必要的法人支撑，当然便于“国家”大肆掠夺。而且，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只有在“国家”征用时才得以转让、出售，这一立法使“囯家”掠夺“集体所有”的土地成为必然途径。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疯狂的圈地运动就是利用这种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而大肆猖獗。2004年山东省青岛市丹山村被政府强征果园、耕地3000多亩。以每亩7000－1.2万元从农民手中抢走，再以每亩23.5万元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则以每亩50万元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保守估算，约4000万农民被夺去土地，陷入难以为生的困境。征地与农民权益发生冲突，政府则对农民施暴，反抗被打，上访被抓，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以致被迫害者自焚、跳河、服毒、气绝。这种大抢劫一直绵延至今，没有刹车迹象。更有甚者，官员竟将掠夺的土地据为私有，再转租农民收取地租，成为现代地主。陕西省一些官员将安置库区回迁农民的15万亩耕地私吞，每年地租收入达4000到6000万元。黑龙江省富锦市两个市委副书记郭富山、葛其侠均拥有掠夺而来的耕地万余亩，堪称“社会主义大地主”。此种黑暗的剥削关系迫使农民起来造反，直接收回土地所有权。 两三年前农民也为土地而抗争。2004年底四川省汉源县五六万农民为保护家园静坐示威，阻止大渡河瀑布沟电站工程施工，继而10万群众抬尸游行，声势显赫，但那时并未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付出了6死、51重伤、百余轻伤的代价，那时只是争土地价格补偿及其归属，也未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两年后，农民为土地的抗争已越过要补偿、争地价的阶段，而提高到夺回土地所有权的水平。富锦市农民说得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这一新的觉醒表明农民看穿了当局贪得无餍的本质，看穿了农民将被迫沦为赤贫的前途，没有犹豫，说干就干，马上丈量土地，分田到户，从下层开始了产权大革命！这是农民为土地而抗争的质的突进！过去说“一步运动胜过十打纲领”，现在应说“农民的果敢行动藐视了所有关于土地不宜私有的书生议论”。 农民这一抗争属于经济领域的革命，并未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但应看到这一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就具备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依靠它才具有坚实的谈判地位，才有实力对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说“不”，才有摆脱外力的愚弄、限制、迫害、剥削的前提条件，才不致两手空空，任人宰割。当局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把农民驱赶到社会边缘并极力把农民剥夺殆尽，不就是凭借土地“集体所有”是个空洞、“国家”抢劫土地易如反掌吗？土地回家归农民所有是对这种暴政的强有力的否定。 农民是当前社会的最大群体，任何改造社会的规划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农民群体处于任人宰割境地，那么，关于民主的进程、宪政的推行都将悬于半空而不能落实于最广大的社会空间。民主宪政所依据的公民社会的自治也将因农民群体没有经济上的自主而难于实现。所以，这场土地产权大革命实乃以民主宪政改造社会的关键一步。 农民已经开始行动了，其前景如何？ （1）此次行动，农民态度果敢，坚决。富锦市农民不惜以20万元巨资聘请律师为夺地申诉，还承诺官司打赢将以两千万元酬谢律师（每个农民出资500元），可见决心之大。地方政府的基本态势是缉捕夺地农民领袖进行恐吓，不敢采取进一步措施。富锦市维权领袖杨春林被捕后，公安机关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要求起诉，被当地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两次退回重审，这实际是在拖延时间、等待上级表态。富锦市长春岭村12月17日决定分地，18日市公安局副局长带领40多名警员赶到村里进行恐吓，无效。19日全村2200多人齐集地里准备丈量分地，市里调集400余警力全副武装、动用40多辆警车囚车，在市委副书记郭富山（就是那个私呑农民万亩耕地出租的“社会主义大地主”）率领下到达该村。农民毫不畏惧，因为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经历。月初，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的官员到村里要村民交土地反包费时，1000多农民就打算推翻或砸他们的车，官员被吓逃走。郭富山一看眼前阵势，不敢耍横，对农民说，他承认土地是农民的，说明天派协调办（协调解决富锦土地问题办公室）的人过来与村民和谈，给农民多少地，怎么给法。农民认为郭富山口头答应和谈，有可能晚上就把领头的村民抓走，不得不防。可以说，目前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按照四川汉源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汕尾事件的经历，按照中共的基本执政理念，一场暴力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夺地农民对此应有充分准备。须知，土地权益的劫掠是当政者最后的“晚餐”，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这个最后的暴发机遇，而暴力是他们仅有的资源，启动暴力镇压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是残酷的现实，然而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夺地农民，尤其是夺地领袖，都应认真审问自己：我已经对当政者的暴力镇压做好思想的、实际的准备了吗？我将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袭击？这个夺地活动将如何与暴力镇压对抗下去？如何做好现有力量的保存不使溃散？俗话讲“有备无患”，这方面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2）全囯爆发的收回土地所有权活动，虽然起势突猛，但都是各自为战，与当地权力部门形成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占据有力的优势地位。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为回迁进行抗争20多年，至今才声明对自己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分地活动尚未开始。富锦市4万农民为地权抗争13年，至今才开始实际夺地活动。耗时这么多年的努力奋斗赢得的是夺地的道义优势，缺少的则是实际操作的有力保障。由于这一活动是“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与保持这一占有形式便于彻底劫掠农民土地的当权者利益形成对抗，双方的利益博弈便不易解脱。其实，农民夺地领袖于长武并不坚持必须摒弃“村集体”占有形式，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宣布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然后平均分配给每户村民”。只要分田到户后，各户拥有占有、使用权，“村集体”的处置权得到立法的确实保障，拥有不可动摇的谈判地位，那么，这实际上就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权益，外力就缺少了侵害这一权益的途径。关键在于双方的妥协：农民夺地者同意土地保留“村集体”占有形式，当局保证通过立法形式使“村集体”确实拥有土地处置权，拥有土地转让、买卖的一票否决权。通过农村基层民主风气逐渐形成，试想，当农民夺地代表于长武成为“村集体”代表时，农民的土地权益还能屈服于官府的压力吗？那对，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也就相应实现了。 （3）农民所以软弱，在于它的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要强化农民发言权，就要从使农民形成合力着手。浙江省温岭市2004年开始筹备成立农民协会，12个村镇农民代表68人成为发起人。他们曾组织多次游行示威，拟参加者从万余人到5万人以上，均因当权者阻挠而未实现。他们提出的游行口号包括“农民集体土地由农民自己支配，任何个人或单位均不得干涉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已非法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返还农民集体所有，坚决反对强征、强占”，反映了农民的强烈愿望。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自己的政党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愿望得到表达的渠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囯农民党的组织，该党主席董时进1948年发表文章，反对中共暴力土改政策。1949年该党宣布解散。新的中国农民党的诞生该是将来之事，这是可以期待的。 （2007.12.21）--------------------------原载《议报》 回目录 深圳科学园上千员工不满待遇堵路示威何山（RFA） 深圳科学园区周三晚发生千名员工不满待遇上街堵路示威，深南大道周四早上仍有数百人聚集，几部警车在场戒备。示威事件并未演变为骚动，但罢工仍在进行中。 事发在深圳科学园近中兴科技通讯大楼外，周四早上八点半左右的上班时间，仍有数百员工聚集，罢工的大部份是女姓员工。而深南大道南头方向周四早上大塞车，堵塞达两小时。据当地居民透露，事发的工厂，名为海量存储设备。 有住在深圳科学园区，到当地工作两个月的外地工人陈生生就对本台说：在QQ群已经引起讨论，网上我看了一下，具体也没有甚么说，是今天听人家讲，我就看一看，也没有甚么关注不关注的大事。 记者：你来科技园多久了，觉得生活怎样？ 陈先生：两个月，觉得那边的生活好，都是大公司。 记者致电发生千人罢工的海量存储设备，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资料显示，该公司主要生产电脑的存储硬盘，位于科技园的长城电脑内，属于大公司，拥有员工4000多人。 科学园区派出所值班的警员张小姐则对本台表示，所长还未下班，正在处理事件，详情不能透露。她说：“这个怎样处理我就没有听说了，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具体的为甚么就不知道，这是所理领导安排的事情。” 到截稿为止，记者仍未能联络罢工的海量存储设备女工，而据网上QQ群提供的讯息，员工对于原先的待遇早已经不满，新合同法的颁布，员工的权益意识再次唤醒，希望欲通过这次罢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 据悉，由于罢工人数过多，周四警方到现场处理，并出动多部公安车，坐巴士上班路过的市民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事发的海量存储设备，1995年底由中国长城电脑与IBM共同合资成立，2002年底被日立收购，截至2004年7月，海量生产的磁阻磁头的输出总量已经达到5亿，是生产磁头的主要基地。而公司成立至今得到了北京及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连续7年被评为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之一，连续6年被评为深圳百强企业。 ——————————————————————————深圳科技园电脑硬件公司罢工最新进展 （RFA记者何山报道）近日发生近千人罢工的深圳科技园电脑硬碟储存设备公司，有员工被厂方辞退。而上千人堵塞深南路罢工的消息周五被各大网站删除。警方表示员工辞退是根据劳动法处理，不会偏帮任何一方。 周五大陆多个论坛：悠悠深圳，天涯论坛等，均删除网民就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海量存储设备员工罢工的讨论，原有的帖子显示为：“此帖不存在,请确认！”，“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请返回”等的告示。 由周三晚到周四早发生近千女工罢工的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主要是生产电脑储存硬盘，获得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合资方是日资的日立环球存储设备。据网上报料的市民讲，纠纷是因为工作时间和加班费，公司的领导层态度恶劣，回答员工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并点名指责人事部及生产部王姓、郑姓的经理，还有姓林、姓孔的生产总监。其中郑姓管理层动手打了工程部一名员工，后更将被打的员工辞退了，犯了众怒。导致19号晚十一点钟，中班与夜班交接班的时候开始罢工。由于是交接班，所以聚集的人数较多，公司内两个车间的全部员工大部分都有出来聚集。 记者就此致电科科技园区派出所，值班的干警表示，是否打人有民警跟进，警察有不足可以投诉：“打人不打人会有民警跟进，如果民警不按规定可以投诉。”他并指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弱势不弱势的，都是法律民前平等的，如果他是被裁，是甚么原因被裁，可以通过劳动局办事处的领导去了解情况。”该区警方并指，不会偏邦一方，“你放心，如果不合理的，还有上级部门处理的。” 在深圳科技园上班的陈先生就对本台讲，该区的警员还算有礼貌。而在千人罢工当日，并没有动用武力。他说：“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因为科技园那个地区，都感觉那些人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 不过，有到深圳打工的外地工就在家乡的论坛中留言，并有反日的言论:“现在才算小规模的，如果政府还不重视，更大规模的也会看到”、“打倒日资企业”……而罢工当日，附近中兴通讯、桑达飞利浦、联想、长城计算机、创维、TCL等等周边众多打工仔，都拥到深南大道，多条街道被堵塞。 而据香港太阳报的报导，罢工距离新《劳动法》正式实施不足半个月，事发的海量存储设备公司生产线女工，是不满厂方决定将原来每日上班八小时的三班制改为每日上班十二小时的两班制。--------------------------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回目录 江西两千水库移民面临失地失房困境严修（RFA） 江西省萍乡市当局为了配合供水和武功山旅游开发工程，将在该市芦溪县兴建山口岩水库。库区要淹没5500 多亩田地，约 800 座房屋。芦溪县制定了超低的房屋补偿，先拿公务员开刀，强迫他们签订协议。村民对此极不满意，因为政府给予的房屋补偿连半间新房子都建不成，再失去田地，他们更无法生存。 江西萍乡市投资约5 亿元兴建山口岩水库，受影响的居民有 400 多户 2100 多人，然而，萍乡市政府额定 7000 万元交由芦溪县包干，该县制定的房屋补偿是 155-280 元/平方米，然而，据村民透露，现在的建房成本已经达到600-700 元/平方米，同时农民还面临失去田地的问题。从政府下达移民通知以来，村民多次反映不满，但是县政府的态度坚决，村民代表受到公安的恐吓威胁。 本台星期五电话采访了村民代表廖先生，他说，从今年8月开始他们分别向当地政府，及中央反映了情况，但是一直都没得到答应。廖先生还说，该县专责山口岩水库工程的副县长贺根发，曾多次向村民说：“他就是说：你们同意也这么做，不同意也这么做，如果你们不同意，不走，那么我们把这个水库建起来以后，把你们都淹了，不管你们怎么办。” 记者稍后致电贺根发副县长办公室，“（我是香港的记者，您好）你找谁？（贺副县长）有什么事你说，我等下转告他。你有什么事你说嘛。（你是贺副县长吗？）你没事我就放电话了（我们知道山口岩水库有些上埠镇的村民对补偿不满意？）等下我转告我们的贺县长。” 当天，记者多次拨打贺根发的手机都无人接听。 据廖先生介绍，村民要求对所有移民提供社会保障，按国家政策规定作出合理补偿，现在政府开出的补偿价格，村民无法接受。他还告诉记者，大多数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公务员，以及教师都被迫签了协议，不签的话他们将丧失工作。 一位姓刘的学校校长星期五说，他是拿到了最高的补偿，连一半新房都不够，“这个价钱很不理想，太少了。我这个房子算是最好的，280元/平方，也就是51000 多块钱，可能最大能建一半都不到。” 另一位村代表黄先生星期五说，当地政府任何移民拆迁的具体政策都没有，只是县政府下了一个简单的文件，村民们叫苦连天，“现在真的是，像他们这样搞，我们说句实在的我们老百姓就真的是只有含冤。” 黄先生说，他们已经自发的组成了互助委员会，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不排除到北京上访。--------------------------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回目录 选举“乱象”源自干部“乱政”唐昊（南都报） 据《新京报》日前报道，在今年9月北京怀柔后安岭村新一届的村民代表选举中，出现了该村近20户村民同时“闹离婚”，给村民代表选举拉票的闹剧。这次选举以户为单位，71户村民共有71张选票，他们将分成3个小组，选出31个村民代表。处于弱势一方的村支书的支持者为了实现双方力量的均衡，准备以离婚的方式实现“分户”，以增加选票。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村民选举过程中的乱象频仍已达泛滥的地步。前不久呼和浩特市前白庙村选举期间，每天都有大客车、小面包车拉村里的人到附近饭馆用餐；湖北潜江某村的选举造假事件要由人大代表呼吁才得以揭开；还有一些村由党组织主持选举，不搞选民登记，也不召开村民选举会议，只设投票站和流动票箱。我去过的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竟有十年之久未召开过村民大会，都是以流动票箱的形式来组织选举。可想而知，当村干部、民兵端着票箱到你家里去的时候，你怎么敢不选人家呢？又怎么能够肯定你填写的反对票不会被人家认出来呢？至于选举中作假、贿赂、威胁和利诱等非法手段就更加屡见不鲜。现在，选举又开始逼得人们离婚。 这种“中国式的村民选举”实行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但现在看起来其效果值得质疑。而之所以如此，选举法律和程序上的混乱是重要因素。严格说来，正是由于选举程序的不完美，才会出现这种闹剧或者乱象。如后安岭村这次选举不是按人计票，而是按户计选票的，这对于村民选举法规的本意来说，是一种扭曲。 有人说，以离婚来增加选票，是农民误读了选举，但误读选举的责任又在谁呢？尽管法律本身有漏洞，但问题是这种漏洞为何迟迟得不到填补？权力机关究竟有没有主动地、积极地把选举法律落到实处？也许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就比较模糊，执行者也没真的想把权利还给农民自己，可没成想农民把这有缺陷的法律当真了。于是各显其能，大钻法律空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可以说，选举过程中农民的“乱象”正是由干部的“乱政”引起的。 政治是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公共活动。人们之所以花时间参与政治，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候选人来说，当上村干部的利益在于有权决定村里土地转让、工程项目、宅基地分配等事项，好处不少。对于农民来说，其利益在于选择一个能够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领导者。农民也许弄不明白民主的复杂内涵，但是作为理性健全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好的制度设置就是使这种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保护。如果民主程序本身存在问题，保护不了相关利益，而选举监督机关又事实缺位，甚至亲身参与对民主程序的扭曲和破坏，那么就无法通过公民参与选出代表多数利益的人来，甚至为政治投机者、宗法势力、黑恶势力提供了机会，也为基层干部和组织违规甚至违法操作选举提供了方便。毕竟，相比农民来说，他们更会巧妙地利用选举规则与程序，“流动票箱”的滥用、村支书的支持者率先“分户”以增加选票等行为就是明证。 不过话说回来，选举程序启动之后，政治发展就如同上了发条，再也不可能停下来了。民主政治会自己为自己提供动力。比如，一方以离婚分户来增加选票，那么另一方也可以选择离婚分户。据报道，这次村支书的支持者离婚分户，就是因为村主任的支持者曾经这样干过。这样一来，大家都离婚分户，户越分越小，最终还不是还原到个体吗？所以，对这类乱象本身不必苛责，也不必夸大其危害，这是理性的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但对于其表现出来的法律漏洞则不能轻忽。法律本身存在的漏洞，当然会在选民的不断追寻漏洞、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得以完善。但问题在于，这些事关民主权利的程序漏洞何时、由谁来加以填补？--------------------------原载《南方都市报》 回目录 给西太后讲立宪张鸣（北京）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象点样的官绅合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左图）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本，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得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多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持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匡，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的。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着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曹汝霖（右图）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那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话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是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的很快，几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就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作者博客）--------------------------原载《博客》 回目录 中国缘何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以《立法法》的七年执行为例沈阳（民主中国）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当年7月1日，这部宪法性文件开始施行。颁布至今，《立法法》一度成为中国公民维权的政治工具。如同中国许多局部政治改革措施一样，《立法法》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践意义。本文以《立法法》的立法宗旨，尤其是颁布至今七年来的执行状况为例，分析中国究竟为何难以落实建立法治国家、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承诺，进而分析中国缘何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 一、《立法法》的立法宗旨与内在矛盾 1978年以来，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370多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700多部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6000多部地方性法规。立法速度加快，法规数量急剧增加，立法宗旨却不统一，立法技艺又参差不齐，这使得立法出现了诸多混乱现象：一些政府机关越权制定法规、规章，一些法规、规章与法律相抵触。故而，统一立法、规范立法、维护我国法制统一性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13次会议认真审议了这一草案，并修改完善之。2000年7月1日起，《立法法》开始实施。 2000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指出：“关于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因为“这是立法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立法必须坚持和维护宪法的基本原则”。第二条则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法制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重要保证”。第五条才是“立法法对立法活动进行了规范，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1）。对比《立法法》正文的“总纲”中的条款规定，顾昂然的说明，内容未变，排序却很不一样：“说明”的第一条在“立法法”总纲中是“第三条”，而“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深受人们欢迎的文字根本没有出现在“说明”中的五条原则之中。 如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创始人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即人的语言方式体现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其行为方式）进行分析，《立法法》草案的这一说明明显体现出顾昂然这些立法者的行为模式：《立法法》必然带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色彩，即必须体现出“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立法精神。《立法法》的这种局限性来源于中国现行宪法（1982年）。中国现行宪法的这种局限又与官方政治文化两位一体。这就势必造成《立法法》带有法治特征的同时，也带有反法治特征。 《立法法》的反法治特征体现在其法条之“总则”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举例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作为公共生活裁判员之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确立一党的唯一执政地位是否体现了道德乌托邦主义的反法治主义原则；确立官方指导思想是否有违现代国家的信仰自由原则？ 尽管如此，宪政民主的支持者仍能从中找到令自己激动的字样。《立法法》第一条是“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立法法》又标榜“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前者让人觉得，《立法法》所宣布的“上位法”高于“下位法”、“根本法”高于“普通法”的立法原则，可以“假戏真做”为法治的原则；后者仿佛意味着《宪法》和《立法法》认为中国从法理上说应该是个法治国家，而在法治主义者看来，“法治”显然是反道德乌托邦主义的，近乎于“宪政”的代名词——虽然当局并不认可“宪政”，但他们的话语中似乎隐含着对“宪政”的不反对。在策略上，如若人们不去计较更多的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中国民主运动也就具备了“假戏真做”的路径可能。 假戏真做的舞台基础仿佛真的在逐渐具备：1999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物权法》通过。当代中国法制史上人权与政治文明的每一次进入“法治”视野都引起了人们的欢呼雀跃。人们当然清楚地知道，这绝不是意味着中国“政治文明”了，更不意味着中国建成了宪政民主。可是人们开始逐步意识到，因着这些变迁，“无权者”们开始有了维护自己权利的“尚方宝剑”，并有可能通过维权运动来推进国家的宪政民主进程。 文明的进步体现在细节中。维护公民权利也好，追求宪政民主也好，谈的是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妥协。强势的政府可以制定不法之法以维护一己私利，公民们同样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来声张自己的权利。这是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拉锯战。正如邵建指出的，“权利是一种利益诉求，权力也是一种利益诉求，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争取自己的利益，也需要考虑到对方利益之所在。尽管长期以来是权力剥夺权利，但为了和平转型，权利对权力还需要付出一些过程中的代价和妥协，甚至宽容。换言之，给对方一些空间，也就是给自己空间；如果把对方逼到死角，自己也就没有退路”。（2）因此，在一个革命方式成本过高、革命本身也不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时代，公民们可以借着《立法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公民维权运动中失败了的违宪审查请愿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2章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行政诉讼法》事实上强化了中国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加深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性运行特点，使得中国公民通过司法维权以决定政府公共政策之存废的近乎完全不可能。换而言之，在制度性侵权面前，司法救济只能是个体的，完全不可能如美国那样，经由司法判例来创建一个维权机制。一些恶法无论多么声名狼籍，由于最高立法机构的不作为，无权者只能默默忍受。《立法法》第90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3），为公民免除不法之法的伤害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渠道，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普通公民制度性维权的唯一渠道。如果这个渠道被堵塞，一旦颁布恶法并要“依法治国”，除非指望政治家个人的道德觉悟，公民们的权利保障就很难取得突破。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律来决定。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都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设定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措施的却不是法律，而是行政法规（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4）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年，还可延长一年。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使《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成为有效的行政法规，但无论从制定主体还是从制定程序来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与法律都存在质的不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去认可一个越权的行政法规并使其上升为法律。甚至还有一些部门规章也参与到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之中去。（5） 劳动教养常常成为腐败官员打击报复公民的手段，有时还成为当局打击异议人士的政治工具。如2005年9月，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就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又如1996年2月，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通过劳动教养打击迫害郭光允，郭光允被劳动教养两年。有关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不符合程序正义原则，助长了政府权力的肆意扩张倾向。2003年6月21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要求对1957年起实施的劳动教养有关规定明显违背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问题进行违宪违法审查。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此做出回复，国务院也没有废除劳教制度的任何迹象。 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仅限于劳动教养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一小部分已被废止，更多的部分还在继续侵犯着公民的权利。 2003年5月，河北省香河县五百户镇香城屯村的村委会主任王淑荣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第25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要求对前者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005年6月，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删除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5条。 2004年12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生郝劲松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他认为《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有关退票收费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违反了《宪法》、《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要求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 2005年8月2日，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杨涛与其同事王金贵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作为行政法规的《婚姻登记条例》与作为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规定的不一致，违反了作为法律的《母婴保健法》，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法性审查。 2005年8月3日，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请求对<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书》。建议书认为，《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条及33条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2006年7月30日，着名思想学术网站“世纪中国”被关闭。关闭的理由是该网站违反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而这两个规定本身即违反了宪法有关“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独立作家刘晓波、政治学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还有不少新闻记者、网络编辑总计一百零三人联署公开信认为这两个规定违反宪法，呼吁重新开通“世纪中国”网站。 2006年9月8日，北京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将一份关于“同命不同价”问题司法解释的审查建议书递交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全国人大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命不同价”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3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法释[2003]20号）、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两个不同的客观标准计算。《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解释》第25条、第28条按同样原则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根据《解释》第31条，“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被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建议者认为：“《解释》中的‘死亡赔偿金’并非是物质损害赔偿金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金，《解释》误解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收入损失的赔偿，但《解释》的区别赔偿标准却必然导致违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类似案件举不胜举。这些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出于不同的部门利益，颠三倒四，互相矛盾。强势的政府和权贵可以利用它们兴风作浪，而普通公民若不想忍气吞声，就只能付诸于艰巨的个体维权。随着近年来法治意识日益提高，以律师和法学家为主体的“公民上书”纷纷现于国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督促政府废除恶法，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公民权利，可惜，鲜见成功之例。 近年来的“公民上书”中，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影响最为深远，最能体现行政恶法的反文明特征，也最能反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不作为。 2003年3月17日晚上，湖北科技学院毕业生、广州达奇服装公司职工孙志刚未携带任何证件出行，被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警察李耀辉带回派出所，以甄别是否“三无”人员。孙志刚被带回后，辩解自己有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和身份证，并打电话让同事“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而同事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李耀辉未将情况向派出所值班人员报告，将孙志刚作为拟收容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待遣所。3月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至第二天凌晨，孙志刚在该救治站206房遭连续殴打致重伤。3月20日，孙志刚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猝死于脑血管意外和心脏病突发。而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亡的原因是背部大面积的内伤。这起事件中，医院的护理记录不是唯一的谎言：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邹丽萍没有如实将孙志刚被调入206房及被殴打的情况报告值班医生和通报接班护士，邹丽萍甚至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作了孙志刚“本班睡眠六小时”的虚假记录，导致孙志刚未能得到及时救治。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当时即有网民指出：“案件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在和平的年代，非正常地死于自己国家的制度之下。”孙志刚案件最早经广州《南方都市报》披露，在《南方周末》等平面媒体、“天涯社区”等网络媒体参与报导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同时，法学家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的纷纷介入，很快就将孙志刚案件从作为刑事案件的个案反思向制度性的反思转变。由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第八条之“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法律规定的规定，（6）违反了宪法，三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对收容制度提起违宪审查。5月14日，“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7），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民建议书创下了中国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法规进行违宪审查之先例，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8）。令人遗憾的是，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废除旧规定的形式规避了“违宪审查”这一实质性解决方法。与此相对应，虽然《立法法》第91条、第92条规定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权利与职能（9），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至今没有给出答复，这是典型的立法不作为，是对公民立法建议权的变相剥夺。 三、从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看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20世纪中国一共诞生了八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四部宪法都诞生于人民民主运动浪潮中，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有幸长期执行并在“解严”后真正执行，由于内外因素，这些宪法几乎都落为一纸空文。至于后四部宪法，由于长期没有司法化实践、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国家法制难以统一，权大于法、党大于法，同样被束之高阁。致使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 1949年后的四部宪法都是阶级斗争的胜利宣言。1792字的宪法序言，自负地规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高调地宣告了这个国家的宗旨。正文也是标准的口号用语，主体人格缺位司空见惯，如“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个“国家”究竟指派谁来履行职能，一旦违宪谁来承担法律责任，立法一旦违宪将由哪个部门负责审查，并依据何项权力、以哪项程序宣布修改或废除，如此等等，宪法以及承担护宪使命的《立法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比较而言，美国联邦宪法的序言乃是低调简短的75个字（“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并在宪法的前三条确认了这个国家以司法独立为主导、以宪法至上为原则和以违宪审查为保障的宪政政权体系。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它在美国违宪审查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在中国，即使依据法理要求具有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没见其依据宪法和《立法法》组织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和违宪审查机构。 民权保障方面，美国联邦宪法第8条修正案明确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整部联邦宪法，除了第13条修正案基于普世的自然权利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奴隶制、每个美国普通公民必须遵守外，几乎完全是“不得”条款，即美国政府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不能侵犯公民的这些权利。（10）中国宪法则走了完全相反的立法思路。譬如，全国人大的职权最后一点是“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最后一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国务院的职权最后一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相反，谈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宪法第51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美国联邦宪法时刻提防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腐败与专制，中国的宪法却时刻限制公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幸福生活。 伴随着“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人权”和“政治文明”这些提法的相继入宪，虽然同样也有“三个代表”入宪，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的修改历程，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史。然而，宪法的这些变迁，总体上来说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践意义：宪法和《立法法》确立了宪法至上的原则，承认了公民的立法审查建议权，但《立法法》没有对公民审查建议之后的政府责任做出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中国宪法从来没有过一次像样子的司法化过程，更没有一次可以在历史上正面书写的违宪审查实践。 2001年的齐玉苓案是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之一。齐玉苓、陈晓琪系山东省滕州市八中1990届初中毕业生。济宁市商业学校发出录取齐玉苓为该校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通知书被陈晓琪领走，并以齐的名义到就读。1993年，陈以齐的名义到中国银行滕州市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齐玉苓以陈晓琪及陈克政（陈晓琪之父）、滕州八中、济宁商校、滕州市教委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诉讼。1999年5月，枣庄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晓琪冒用齐玉苓姓名上学的行为，构成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等被告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5000元；驳回齐玉苓其他诉讼请求。齐玉苓不满，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省高院认为该案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该批复，法院支持原告的主张，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有关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齐玉苓案标志着宪政的中国正在兑现它在自己的宪法序言中有关人民主权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承诺。强世功以诗化语言歌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无论将宪法问题意识形态化，还是将宪法问题非政治化，都忽略了宪法本身作为建构现实政治秩序之法则的重要意义，忽略了如何依照宪法来理解并建构政治秩序，忽略了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的技艺来解决政治问题”，并指出这种忽略本身不是充满着导致宪法法律化的政治虚无主义，就是助长了文人政治的政治浪漫主义，是充满着导致政治动荡和政治权威丧失的社会危险的，强世功由此得出，“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主张，只要希望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就应当指向政治秩序的法则——宪法，并在宪法框架内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护宪、改宪还是制宪，都必须围绕宪法展开”。（11） 结论可能正确，逻辑则未必得当。针对相同事件，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在读研究生彭亚楠指出了近乎完全相反的意见。彭亚楠通过研究美国宪法的“政府行为”理论，思考了诸如“公民的宪法权利能否对抗个人”、“陈晓琪和陈克政，作为公民个人，能否成为违宪主体或宪法权利的义务主体”等问题，指出：“实现宪政，必须坚持‘个人没有资格违宪’，‘只有政府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推动中国宪政话语的正确建构，让‘宪政要旨在于限政而非限民’的价值深入民间，将是本文的最大愿望”。（12）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13）中文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宪政的本质在于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维护公民权利。齐玉苓案将宪法司法化的结果没有达到强世功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即促使公民的自由民主走向政治化，反而因为对公民自由的限制（虽然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权利），将宪法从公法降格到普通法和私法地位。此时的宪法，产生了自我否认的悖论。 中国如何结束不是混乱就是专制的局面，如何和平地走向宪政民主？先落实新闻自由、还是先开放结社自由，先实现司法独立、还是先实现宗教自由，先进行公民教育、还是在政治参与中自我启蒙？没有多少人能够准确地描绘出未来的中国走向。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由法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成立一个新的宪法委员会来承担，“违宪审查”都是一个绕不过的槛。可是中国宪政既有的最佳法律资源也只是这样一部全国人大自己也不太当一回事的《立法法》。《立法法》已经走过了七年的历程，这部法律与它所要守护的宪法，也一直是象征意义大于其实践意义。 “美国的政治问题最终会变成司法问题，依循法治的渠道来解决。但不可忽略的是，是否能够进入‘法治’之内，却是一个政治问题”。（14）如果说最阻止宪政精神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最让中国的违宪审查长期缺位，最让中国的《立法法》成为一纸空文的，也许就是那些对孙志刚们的痛苦毫无感觉、对许志永们的热情毫无回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如此下去，中国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也只能继续被权贵阶层所利用而成为中国不公正的法律之源。中国正在发育中的公民社会，也只好以法政文明深化启蒙精神，实现个人权利与社会稳定的最佳组合。类似孙志刚案件那样民众、法律人和新闻人互相声援的公民维权运动就显得日益重要。然而若没有当局的积极回应，公民维权却只能起到积蓄更多的愤怒与不满的作用。 引文与注释 （1）、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见“法律图书馆”网站（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20/20050818153731.htm）。 （2）、邵建，“无权者的权利和非政治的政治——后极权时代的自由主义策略”，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2期（总第89期），见http://www.cgarden.net/StubArticle.asp？issue=050206&total=89. （3）、《立法法》第九十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4）、2005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十七次会议才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1986年9月5日公布、1994年5月12日修订公布的《安管理处罚条例》同时废止。 （5）、如：2005年12月27日经国家海关总署署务会审议通过、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人身扣留规定》。 （6）、《立法法》第八条全文如下：“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七）民事基本制度；（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九）诉讼和仲裁制度；（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7）、这封建议书内容如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建议人签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 （8）、除此之外，当年5月23日，法学家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人员）、何海波（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师）四位学者再次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9）、《立法法》的第91条和第92条是中国有关违宪审查规定最为具体的一个条款。不过，这个“最为具体”的条款明显过于模糊，缺乏相应的操作规定。当宣布完这两个条款和一个“附则”后，《立法法》的正文就结束了。这两个条款内容如下：第九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九十二条其他接受备案的机关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按照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由接受备案的机关规定。 （10）、美国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1865年1月31日提出，1865年12月6日批准]：第一款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第二款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11）、强世功，“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以齐玉苓案中的受教育权为例”，载“政治与社会”第四辑《宪法与公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5页。 （12）、彭亚楠，“谁才有资格违宪——美国宪法的‘政府行为’理论”，载“政治与社会”第四辑《宪法与公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页233和页235. （13）、据说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讲中所作。但经努力查询，我依然无法确认。仅以此说明中国民主宪政意识的深入人心。 （14）、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之第8页。--------------------------原载《民主中国》 回目录 从十七大到政党白皮书--精心设计的中共民主秀杨力宇（动向） 二○○二年中共举行十六大，各方以“胡温新政”一词来表达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希望。但最近五年来，中共领导人虽一再强调民主，但并无具体行动，甚至大举逮捕异议及维权人士。 然而，在十七大举行前数月，海内外颇多人士又寄以希望，但十七大前后的中共言行又令各方对中共推动民主化的希望幻灭。 六•二五讲话为十七大定调 早在十七大开幕前四个月，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虽谈到民主、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等问题，但并未透露任何民主改革的意愿。 胡锦涛只是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坚拒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路，无意推动政改--胡锦涛的六二五讲话明确为十七大定调。 十七大报告反覆强调民主 十月十五日，胡锦涛发表十七大报告，反覆强调民主，前后六十多次提到“民主”一词，但却未提出任何民主改革的承诺，全然漠视民主化、自由化历史性的世界洪流。报告坚持稳定、发展、繁荣、富强与统一。胡锦涛显然认为，没有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也不会出现繁荣、富强与统一的中国，而维持稳定，推动发展，实现繁荣、富强与统一的前提就是中共一党专政及永久持政--这是中共及胡锦涛的逻辑。 因此，在人事方面，十七大绝不开放选举，以免影响稳定，一切黑箱作业，坚持内定、钦定。在内定的二十五位政治局委员中，多数(特别是九位常委)是工程师出身，极少具有政法训练及素养的人士，也没有一位曾受欧美民主政治薰陶的领袖。新任的政治局委员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共青团系(如李克强)。 二、太子党(如习近平)。 三、技术官僚(如薄熙来)。 四、地方诸侯(如李源潮)。 在上述四大类的高层领导人中，没有一位胡耀邦、赵紫阳，甚至没有一位胡启立这样的人士，我们全然找不到一位民主改革派。他们甚少卓着的政绩，更无推动具体政经改革的记录，如冀望他们推动中共党内外民主化，其实就是缘木求鱼。而像李长春(掌管文宣)这样声誉恶劣的人士却仍然留任常委。 中共的“民主口号” 在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及修改的党章中，中共反覆重申其民主口号：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然而，在党内外的选举中，中共并未实行民主选举，也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民主选举方案，甚至拒绝将村长选举提升至乡镇长层次。至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共也未提出任何方案--在制度上，十七大并未提出任何变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己完全沦为民主口号。 政党白皮书 十七大结束后三周，中共发表《中国政党白皮书》，强调政党制度为现代民主政治重要组成部份，并否定西方的民主政体所强调的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人权等概念，也明确拒绝推动反对党、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独立议会及司法体系、军队国家化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白皮书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作出毫无说服力的辩护：“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然而，白皮书却坚持中共的领导和永久执政地位，而民主党派接受中共统战部的领导及给予的经费，根本无法独立，其实就是花瓶党、尾巴党，并非真正的反对党，如何发挥民主监督、民主制衡的功能？花瓶党也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来执政，来实现和平转移政权--这是中共绝对不允许的；多党协商民主其实就是坚持中共永久持政，民主党派人士参政其实就是点缀、象征而已，而各级人大其实就是中共的应声虫、橡皮图章。 白皮书确有很多动听的语言（包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中共所钦定的政治体制并无任何实质改变；国家的重大决策及人事表面上虽征询民主党派的意见，但民主党派根本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中共的决策及人事安排。 精心设计的民主秀 从胡锦涛的六•二五讲话到十七大到《政党白皮书》，中共反覆强调民主，精心设计了一套民主秀，以缓和国内外人士的压力，但并未提出任何民主改革的具体方案或承诺。在未来五年中，中国民主化仍将原地踏步，民主党派只能甘愿扮演花瓶党、尾巴党的可怜角色，中共仍将继续其一党永久持政的体制。 ──转自《动向》07年12月号--------------------------原载《动向》 回目录 追求正常国家--二零零七年台湾宪政发展观察报告曾建元（台湾） 陈水扁总统于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第十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为永续台湾奠基〉中曾经宣示，希望在二零零八年第十二任总统及新行政团队上任后，能有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若依此来推估第二阶段宪政改造的可能期程，倘最迟欲于二零零八年三月总统大选时合并举行新宪法复决，则立法院就必须在今年提出新宪法版本。事实上，当宪改未能在上半年的第六届立法院第五会期排上议程，就提前宣告了陈水扁在任内完成第二阶段宪政改造工程的构想胎死腹中。 一、第二阶段宪政改造的中挫 陈水扁在第十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为永续台湾奠基〉中曾经宣示，希望在他二零零八年卸任总统的同时，能够交给台湾人民及我们的国家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如果要完成陈水扁的理想，至少宪法修正案必须在今年上半年第六届立法院第五会期通过，才能赶上与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甚至与第十任总统选举同时办理公民复决。 除了去年已有台湾团结联盟〈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民主进步党〈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各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两个版本的公布外，今年上半年陆续有几部宪法草案问世。一月二十五日，二十一世纪宪改联盟出版《台湾。实宪──来自草根的人民主张》一书，公布〈二十一世纪宪改联盟宪法草案〉总统制与内阁制两个版本，并于四月二日再次单独发表其内阁制版本宪法草案；一月二十七日，由凯达格兰学校董事长李鸿禧主持的新宪工作室发表〈台湾宪法草案〉；二月二十八日九零八台湾国运动于公布〈九零八台湾国宪法草案〉；三月十八日，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陈明通、国立台北大学法学系教授陈慈阳、国立中央大学法律与政府研究所副教授陈英钤共同连名发表〈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四月二十三日，则有发端于世代论坛一月二十一日发表之〈第三共和修宪说帖〉的五五内阁制民间推动联盟公布了〈第三共和宪法草案〉。以上的这些宪法草案中，只有〈二十一世纪宪改联盟宪法草案〉内阁制版本和〈中华民国第三共和宪法草案〉实际进入立法院的提案联署程序，前者共得到立法委员七十五席联署，但因为未得到国民党的支持，未能为程序委员会排入院会议程，而于四月初即告失败。〈第三共和宪法草案〉则本欲利用提高第七届立法委员席次作为游说各政党立委支持修宪的诱因，并有国民党籍立委朱凤芝参与推动联署，且得到民进党团承诺当国民党联署到一定人数后加入联署，但到了五月国民党与亲民党协调选举合作完成，有意连任者的压力减少，同时在马英九的强烈反对下，立法院内蓝营宪改气势低迷不振，绿营无可作为，宪改终告胎死腹中。十月八日，宪盟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寻求支持在本届立法院第六会期进行宪法修正案的审议，但立委关心选举，无心于议事问政，宪改毫无可能。 检讨今年推动宪改失败的原因，客观上，宪法修正案要通过，必须跨过立法院四分之三出席委员中四分之三多数同意的门坎，因此如果国、民两大党没有形成修宪的共识，宪法修正案就不可能被立法院提出。主观上，国、民两大党合作修宪之意愿和互信程度皆不高，如果没有一个可孚民心众望的政治领袖出面主持，又或者两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够捐弃前嫌，共同领导修宪，宪改绝无法突破蓝绿的僵局而成功。 民进党原来的修宪立场为不动〈宪法〉总纲，并且主要以内阁制作为宪政选择上的规划，而已在去年九月公布了两个版本的宪法修正案草案，但民进党在未能就宪政选择形成党内共识而搁置了修宪的研议后，陈明通等人以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思维发表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其实便反映了陈水扁的立场，而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对于第二共和概念的接纳，也暗示了台独派对于制宪正名的底线，台湾团结联盟于三月二十日便声明，指第二共和宪法主张相较于李登辉于国民党主席任内推动修宪而在一九九六年总统民选后即已实质形成的第二共和，是二个中国论。不过，第二共和主张在统一派的眼里，则又有台独的面貌。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即于三月二十日指其内容未延续对国家主权继承，又破坏两岸现状与架构，系为法理台独铺路。二十八日，外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毅将第二共和定性为台湾法理独立，这显示国内统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在我国〈宪法〉中明白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两岸关系性质的作法皆认定为台湾法理独立，更显示「中华民国」国号的变更与否，并非其认定法理台独的唯一标准，亦即任何在〈宪法〉上有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不相隶属而相互独立的主张，皆为法理台独。由此吾人不禁要质问主张不搞法理台独的国民党和马英九，基于国际法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现实，究竟同不同意中华民国是一个应当拥有完整国际法人格的国家。 尽管如此，民进党正式的修宪立场，仍是总纲不动的，尽管在〈正常国家决议文〉通过后，民进党重新恢复主张制宪正名。总纲不动的立场，反而是〈第三共和宪法草案〉所持的精神。第三共和论即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修宪即已进入第二共和，但他们主张直接修改〈宪法〉本文，透过台湾人民全体公投复决〈宪法〉全文，使中华民国进入第三共和。从朱凤芝一度愿意参与推动联署的立场来看，民进党已公布的修宪草案，反而可能与国民党有所对话空间，从某种角度来看，民进党在游锡堃担任党主席期间宪改研议上的所有努力，最后反而因为第二共和而失焦，以致于前功尽弃。 二、正常国家：民进党宪改的终极目标 民进党在三月五日起展开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宪改的议程从此在党内为选举议程所淹没，对于宪法主权定位的辩论，乃取代了实质议题的讨论。 谢长廷早在二零零零年高雄市长任上，以及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于立法院发表行政院长施政报告时，皆曾经发言表示，他认为目前〈宪法〉体制存在一中架构。谢长廷的宪法一中论乃使他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成为其他候选人的箭靶。谢长廷在三月二十四日由台湾社举办的《向台湾人民报告》二零零八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中，即因其宪法一中的相关言论，而遭到游锡堃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质问。对此，谢长廷则强调，〈宪法〉确实载明一个中国意涵，他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主张，而是对〈宪法〉现状的描述，而在此与陈水扁的看法有所差异，但与马英九不同的是，他仍是主张要修宪拿掉一中的。四月二十一日，谢长廷在嘉义县政府创新学院民进党第二场总统提名选举政见发表会上则表示：「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有一中条文，与〈台湾前途决议文〉不符，所以要改」，次日，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演讲和民进党台北县三重市党部顾问餐会上，更强调当选总统后，将全力推动制定一部适合台湾的宪法。 谢长廷的宪法一中论，主要为针对目前〈宪法〉主权定位中的一个中国意涵而言，在此同时，〈宪法〉事实上也带有陈水扁所谓一台宪法的性质，因为〈宪法〉施行的法域仅限于台湾地区，而且整体的宪法秩序，皆以台湾的需要来进行设计，游锡堃虽然完成了宪法修正案草案的拟定，但他也并不满意于〈台湾前途决议文〉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架构的接受，四月十四日，游锡堃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民进党第一场总统提名选举参选人政见发表会中乃表示，民进党应回归〈台独党纲〉的基本价值，建立独立国家，故而其主张废除〈台湾前途决议文〉。四月二十日，游锡堃接受媒体专访，则更进一步主张废除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和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等四不承诺，以及以正常国家决议文取代〈台湾前途决议文〉。次日谢长廷在嘉义总统政见会上，亦公开表示他坚持一边一国，不受「四不一没有」束缚。 五月十一日，初选落败的游锡堃继续主张废除〈台湾前途决议文〉与推动正常国家决议文，惟陈水扁对于废除〈台湾前途决议文〉则并不表示赞同。十六日，民进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由蔡同荣召集九人正常国家决议文起草小组，三十日由蔡同荣提出的初稿，则提出确立台湾为正常国家的七项主张，包括国家正名为台湾与制定三权分立新宪等七项主张，此外亦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若以武力严重威胁台湾安全时，政府应认为是举行公投，宣布台独的适当时机.谢长廷认为该一版本的部份内容太具冲突性不利选举而反对，但显然正名制宪的声浪已经涌现，七月十五日他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表示宪法一中是对台湾现状最好的描述，乃掀起民进党内部对于〈宪法〉主权定位的论争，三十一日，谢长廷方在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节目中乃澄清提出「五年正名制宪」时间表。他说他不敢承诺在第一任总统任内可完成正名制宪，但当选五年后，若第八届立委选举台湾认同达七、八成，而能拿下四分之三席立委席次时，就可完成正名制宪。 八月一日，游锡堃公布了民进党政策委员会正常国家论坛工作小组研拟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互不治理；任何有关独立主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台湾全民投票方式决定；国号正名为台湾；……。尽速制定一部台湾新宪法，破除「宪法一中」迷障，新宪法应明订台湾的领土主权与国民身分。其中有关破除「宪法一中」迷障的文字，被外界认为是针对谢长廷承认宪法一中的看法而来。游锡堃版〈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最引起争议的，则是其主张国号正名为台湾。对此，谢长廷则站在其担任党主席时所推动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立场批评道，台湾现状就是独立，在独立的现状之下，从事的法令、〈宪法〉或其他的改变，其实都不是改变独立的现状。但纵使如此，如台湾北社副社长王美琇八月七日所言，台湾不正常的问题实乃在于〈中华民国宪法〉及国号，但是党中央的这部〈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并没有交代不正常的原因。二十一日，台湾北社则提出〈台湾国家正常化行动纲领〉，主张国号应透过人民集体意志，以公民投票正名为台湾；制定台湾新宪法，确立台湾为新而独立的国家，并在宪法之下，调整所有的国家体制，以因应实际国家治理所需。二十二日，民进党中央则汇整了蔡同荣版和政策会版，提出新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而在「宪政体制正常化」的大项下，主张「国家应正名为「台湾」，国家年号应使用「公元」，以破除中国利用「中华民国」的历史与体制，在法理上与事实上并吞台湾」，此外并主张「政府应制定台湾新宪法，以落实主权在民与宪政民主；台湾新宪法应明确规范台澎金马为领土范围，中央政府为三权政府，废除院辖市制度，立法委员依人口比例产生」。 谢长廷对于国号正名台湾的态度较为保留，担心冲击选情，于是在二十七日民进党正常国家决议文起草小组扩大会议上提出其修正版本，重点在于主张于适当时机举办公投，确认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及正名制宪。整合后的新党版草案，则主张「早日完成正名制宪，并在适当时举行公民投票，以彰显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并认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已很难在国际社会上使用，因此应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原有的明确规范台澎金马为领土范围和国号正名台湾的主张，皆被以「早日完成正名制宪」的主张含混过去。三十日，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依谢长廷修正版本及蔡同荣年号改用公元的建议，通过了中执会版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 而就在民进党如火如荼推动入联公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即将启身赴美国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DennisWilder）竟于三十一日发言指台湾或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都不是国家，美国政府的此一言论，对于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伤害甚深，为了让国际社会对台湾有所清楚的认知，游锡堃乃又重新联署提出加入原先党中央所主张的国号正名的新修正版本，其文字为：「我国应制定新宪法，国号正名为「台湾」，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告台湾为一主权独立国家」。游版与中执会版的差异，实际上仅为正名的时机选择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陈水扁邀集府院党九人小组会议，以中执版会版为本，提出共识版〈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即将原先「早日完成正名制宪」文字，修改为「早日完成台湾正名，制定新宪法」，游锡堃因感到其「国号正名为台湾」的主张不受认同，乃于次日辞去党主席职务，三十日，民进党举行第十二届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依共识版草案通过了〈正常国家决议文〉。 〈正常国家决议文〉与〈台湾前途决议文〉同样，具有与党纲同等的效力，但依后法优于前法之法理，〈正常国家决议文〉的效力最高。民进党在〈台湾前途决议文〉中认为台湾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则沿用〈中华民国宪法〉，故而亦没有通过公民投票宣告或实现主权独立的问题，〈正常国家决议文〉则进一步确认民进党将以国号正名为台湾和制定台湾新宪法为其国家正常化宪政工程的终极目标，公民投票则可作为彰显台湾主权独立现状的工具，因而无所谓没有必要举行独立公投的说法，换言之，独立公投仅具有政治上的作用，而不再具有国际法和宪法上的意义，但其在政治上的作用，仍是民进党所应重视者。就此而言，台湾联华电子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于十一月十二日提出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建议，声称其精神源自〈台湾前途决议文〉，而主张应「确定台湾不会举行独立公投，举办独立公投等于承认台湾不是独立国家」，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其则忽视了独立公投的政治作用，无怪乎引起台湾社会的纷纷议论。 对民进党而言，宪政发展的不正常，就在于无法透过制宪和正名全面检讨我国的宪政架构以及摆脱现行「中华民国」国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识别上的困扰。 三、二零零八年后宪政发展之展望 二零零八年即将举行的第七届立法委员和第十二任总统选举，是二零零五年第七次修宪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其特点在于总统与立法委员的任期皆为四年，两项选举之间，则有三个月的交替期。尽管总统选举的裙摆效应可能牵动立委选举，使得一致性政府得以产生，但也可能因为立委选举的结果而出现钟摆效应，使分立性政府及宪政僵局在第十二任总统执政期间继续延续.目前来看，因为蓝、绿政治版图趋近于固定，加上两项选举皆同时举行公投，政治市场的区隔意图明显，因此我国选民是否可能会如美国选民一般，愿意在两种选举中进行分裂投票，尚在未定之天，故而未来国内政局势必还是蓝绿对峙的局面，而因属于国民党传统票仓的立委选举区居于多数，国民党极有可能仍旧居于立法院第一大党的优势地位，但只要国民党未超过半数，无论是谢长廷还是马英九赢得总统，都有机会结合小党形成国会多数，组成稳定的一致性政府。就此而言，国、两党之外真正第三势力小党的茁壮，是有助于解决当前的政治乱象的，就此来评价第七次修宪选举制度改革的功过，则政党比例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对于台湾政治光谱的真实反映，是有所贡献的。 由于宪改未能在今年有所突破，明年选后的宪政发展，仍主要必须依赖于国、民两大党间的互动，对此，谢长廷于四月二十一日在嘉义总统政见会上曾经表示，如果他有幸当选总统，将要组成国家安定联盟，联合民进党以外的委员，「乔」过立法院席次半数。谢长廷希望能够拥有国会多数支持的政府，使预算、政策可以得到通过.马英九则于四月二十四日发表竞选政纲时表示，未来胜选将落实双首长制，若民进党成为国会多数党，会让民进党组阁，蓝绿共治，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则于次日表示，民进党对于马英九的说法并不领情。换言之，民进党主张在现行〈宪法〉下总统有自由任命行政院长的权力，并得藉由此一权力，来主导国家决策，所以执政权的归属，乃取决于总统大选的结果，而这也是民进党延续执政最根本的寄望。国民党本已是立法院最大党，其亦曾经主张应拥有组阁权，民进党若同意马英九的蓝绿共治说，不啻是在自我否定政党轮替后的宪政运作，也对不起那些期待透过真正的政治转型铲除党国威权体制遗绪的选民。 推动第二阶段宪政改造是民进党未完成的民主工程，且未论制宪，光修宪民进党就在总统制和内阁制两个版本之间游移不定，对于宪政制度的选择问题，谢长廷至今亦未有较为明确的表态.在〈正常国家决议文〉通过之后，民进党在游锡堃任内完成的不动总纲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是否要继续推动，则有待观察。 国民党原先立场坚持反对宪改，直将宪政运作不良的问题，完全归罪于陈水扁的领导。但国民党的立场，则已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吴伯雄于就任党主席后，即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民主行动联盟主办的《台湾前途新论述》演讲会上表示，国民党会认真态度评估各种修宪主张对台湾生存发展的影响，国民党会成立修宪研究小组，研议国民党的修宪目标与方向，但修宪时机应在明年总统选举结束，由全新的民意来决定修宪方向与议题.马英九二十四日发表竞选政纲时亦宣示，若能胜选，他将成立宪法评估小组，提出适当宪政改革方案。七月十五日解除戒严二十周年纪念日，马英九则假南投县仁爱乡清境农场发表了〈民主再造工程──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这是到目前为止马英九关于我国民主宪政发展最为全面而完整的论述，他在其中提出了八点主张，其内容包括：一、落实宪政主义精神；二、实现权责相符的中央政府体制；三、推动政党良性竞争；四、落实司法独立及行政中立；五、鼓励自主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六、强化整饬贪污的机制；七、以审议民主促进行政及立法改革；八、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该一宣言更提及其拟于二零零八年国民党执政后先行努力行宪，而于总统及立法院改选两年即二零一零年后成立宪法评估小组检讨现行〈宪法〉，俟朝野有普遍共识，再行推动宪政改革。然而我们要揭穿把行宪震天价喊的国民党和马英九的伪善面具，因为他们阻挡监察委员的提名审查，使得监察院迄今无法运作，这是行宪还是乱宪、毁宪？ 依照修宪程序，宪法修正案必须由立法院提出，不论明年哪一党胜选，立法院长王金平都将成为宪改成功与否的关键力量，而特别是当其放弃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总统后，则日益突显出其在蓝绿间刻意维持平衡的用心。王金平一向支持修宪增加立委席次和实行内阁制，二月二十三日，即有部份国民党籍立委建议国民党在二零零八年总统胜选后推动修宪，并提名王金平出任行政院长.王金平在十月八日于立法院接见宪盟代表，即再次表示支持宪政改革和赞成我国应推行内阁制。在蓝绿的僵局下，立法院仍然能够通过许多重大法案，王金平的议事能力仍然值得肯定，但如果他能更尽心地扮演好一个超然中立于政党之外的国会议长角色，并且愿意在宪政改造或重要政策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力量，才能证明代议民主的价值，使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值得人民去期待。 宪改的进展在今年急转直下，但也未尝不是一种转进，是改革能量的继续蓄积.民间几部宪改版本的提出；民进党重新确立制宪正名的宪改立场，而以追求正常国家作为总结；国民党则开始评估修宪的可能性。这是宪改在今年的发展情形。 十二月九日九时半于台北晴园--------------------------原载《议报》 回目录 台湾促美国勿对入联公投反应过度--附录：陈明通：美国应尊重台湾人民主体意识——陆委会新闻稿BBC （BBC报道）台湾外交部星期六（12月22日）就美国谴责入联公投是挑衅的言论表示遗憾，并说不希望美方过度反应令事情变得更复杂。 台湾外交部长黄志芳结束中美洲访问，清晨过境美国返回台湾时表示，对此发展感到遗憾。 美国国务卿赖斯周五（21日）谴责台湾举行加入联合国公投的计划是“挑衅”行为，而且无济于事。 中央社引述黄志芳说，台湾人有智慧可以处理民主深化的公投和两岸问题。 他希望美国不必过度反应，能够持平看待入联公投，不受中国施压影响。 台湾明年3月将进行总统选举，执政民进党把入联公投也定在这一时间进行。 黄志芳说，希望美国在入联公投上多了解台湾人的心声和实际现况。他认为美国过度反应可能让事情演变得更复杂。 黄志芳还说，台湾的民主深化和建立主体性符合美台关系长远共同利益。 “挑衅政策” 赖斯周五在华盛顿举行的年末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是一项非常具挑衅性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造成台湾海峡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不会为台湾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带来真正的好处。” 赖斯同时强调，美国反对中国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台海争端的立场。 在赖斯此番表态之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已表示，美国反对台湾就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问题进行全民公投。 台湾今年9月首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遭到封杀，这也是台湾自1993年推动入联以来第十五次遭到联合国封杀。 与此前不同的是，台湾过去是以“中华民国”为名申请返回联合国。 附录：陈明通：美国应尊重台湾人民主体意识台湾陆委会新闻稿 （民国96年12月22编号第118号）【美国应尊重台湾人民主体意识，不应被中国误导与利用，中国改变现状、对台军事威胁才是挑衅行为! 】针对美国国务卿赖斯昨（21）日提出反对台湾入联公投及表示此为挑衅政策，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今（22）日表达强烈遗憾，并再度郑重重申入联公投是台湾人民 集体意志的展现，无涉改变国号、片面改变现状、完全没有违背「四不」承诺，更非中国所诓称的「法理独立」，美方无视中国当前对台政、军压迫，企图改变现状 的挑衅行径，台海政策极度倾斜的结果，将严重影响区域和平稳定，并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与基本权利。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指出，台湾入联公投旨在透过民主程序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意志与坚定决心，这种「民主、和平」作为是在维护台海现状，应 该受到美国等国际社会的支持与鼓励，台湾在此过程中不断向美国政府进行沟通，提醒华府关注北京所操弄的低劣对台策略，但从美方不断提升对台严厉施压观察， 中国操弄中美战略利益之手段已经造成美方强大压力。陈明通呼吁华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民主价值，是台美共同利益所在，美国政府应对于蛮横扼杀台湾生存空 间、以强大武力威胁台海和平的中国，给予谴责与制衡，以符合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公平正义原则，才能更积极确保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及区域和平稳定。 陈明通更强调，政府已取得各种信息，证明中国近期不断利用各种机会试图改变台海现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正视此一严峻态势之发展。中国以操弄国际政治争取国 际间对其「一中」原则认同，并打压台湾的粗暴施压手法，才是制造区域情势紧张、破坏两岸关系和谐的主因，并已引起台湾人民严重反感。陈明通表示，美国不应 落入中国诠释「入联公投」即为「法理台独」，并将引发战争的错误逻辑中，而对两岸情势产生误判。 在此一两岸关系的关键时刻，陈明通希望美国政府应认清并坚决反对中国在区域称霸之企图，正视中国对台海现状的威胁与武力并吞台湾之严重后果，更应支持与尊 重台湾人民多年来努力的民主成果，支持台湾公投！不要一而再被中国误导与利用，反过头来不断压制台湾这个忠实盟友，使独裁的中国更加肆无忌惮打压与威胁民 主的台湾。陈明通再次呼吁中国应立即停止对台武力恫吓及国际打压，务实与我方进行协商沟通，并以平常心接受台湾民主公投结果，否则所谓「寄希望」终将成为 更加失望的结果。--------------------------原载《BBC中文网》 回目录 是人治而非法治！--谈港台及海外大陆研究的一个误区张成觉（香港） 日前赴台出席学术研讨会，有机会聆听台湾大学一位硕士研究生的报告，深有感触。 该报告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专题研究报告--九七刑法及其修正案之研究》，着重对1997年新刑法与1979年刑法进行比较研究，兼及97之后的刑法修正案。资料翔实，论证严谨，以一位21岁左右的台湾青年，能有如此成绩，无疑值得称道。 然而，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同行的申渊兄言简意赅地指出，不能离开大陆政治的本质：中共一党专政！申兄到底是当过‘全国人民代表’，进过‘中共中央党校’的过来人，端的一针见血！ 换言之，海峡彼岸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在此一质的规定性下，无论其刑法如何修改，都不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所遵奉的法律，甚至也区别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执行的法律。 应当指出，该报告作者并没有忽略‘中共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迁’。他以此为题，谈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经概况--1978年以前政治挂帅'；也回 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中共十二大邓的开幕词以及十三大赵紫阳的报告。他还概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论’，分析了这些‘意识形态对于刑法立法政策之影响’。他甚至特别提到：‘反革命罪章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章--政治色彩之降低’。可惜，所有这 些都只是浅尝即止，没有进行深入的阐述。其原因在于作者对大陆毕竟缺乏了解，他的研究大体上是‘纸上谈兵’，仅从上述两部刑法字面上作比较，并且似乎没有 参考港台及国际有关文献，完全依据中共方面的说法。例如，报告小结中这样写道： ‘总结1997年新刑法： 1，整合各种刑法规范为一体，实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完备性，为我国刑事法治的统一和有效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2，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等三项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从而基本实现了刑法典的现代 化并强调和突出了其人权保障的机能 3，增设了普遍管辖规则并扩大了中国刑法的域外管辖权，增设了一些国际罪行和当代新型犯罪；注意体系结构的完备`法条内容的合 理和切实可行，从而提高了刑法典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增加法律和法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笔者不是法律学者，只是对大陆事务比较留意。基于香港和海外媒体的报导以及在大陆的实际了解，兹就以上三点结论提出己见： 首先，‘工农兵学商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条毛语录依然有效。目前中共仍设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公检法。十七大之前，周永康是公安部长，又是政治局委 员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只是政法委委员，要向周永康部长报告工作。这是什么‘刑事法治’？区区一部新刑法，能起 多大作用？还不是如同其他法律一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飞在天上’？ 其次，大陆哪里有什么‘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周正毅获轻判，是平等吗？郑恩宠遭迫害，人权何在？刑法何尝为之提供保障？ 第三，什么叫‘法律和法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毛一贯自诩‘无法无天’，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这点。1979年他和外宾谈话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 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所以，79年刑法对中共而言，是‘开天辟地第一回’。那时有四句话，叫：‘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实，许多领域都还无法可依。邓直言：‘我们的法律是太少，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 （同上）至于后面三句话，更是徒托空言。那是人所共知的。 这里要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近十几年来，中共搞了个‘双规’，即所谓‘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通常用于党内高干。此乃法律所无，似乎亦不见于党 章，使人想起‘刑不上大夫’的皇权社会惯例。请问，这些法外之法（实质是非法），除了破坏‘法律和法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还能起什么作用？ 前面讲作者的研究大体上是‘纸上谈兵’，这不是全盘否定其努力。军队演习有所谓‘沙盘作业’，性质上也属于纸上谈兵，但那是有用的。同样，报告中对‘修正 案的立法模式’提出质疑，便不无发人深省之处。报告引用张波的文章，指出自98年以来，大陆七次以刑法修正案修改`补充现行刑法典，这‘在根本上违反宪法 '。因为‘刑法修正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取得了刑法典的效力，但是修正案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刑法典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者的通过 主体发生错位，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 不过，这种技术上的问题（香港称之为‘走法律罅’），相对于一党专政的根本，或者沿用储安平当年的说法，即‘党天下’这个症结，只属于枝节而已。 总之，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只要是以大陆中国为对象，就必须‘念念不忘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很难避免瞎子摸象般不得要领的局面，或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07-12-23）--------------------------原载《议报》 回目录 澳门回归中国八年数千人民主游行高锋（VOA） 星期四是澳门主权归还中国8周年，当地多个团体发起游行，争取民主和要求政府正视反贪腐。主办单位表示有7000人参与。 澳门多个民间组织和博彩业工会星期四下午发起“争取民主反贪腐”游行，由货车开路，从三角花园出发，途经市中心繁忙街道。示威群众手持不同标语，提出改善民生、打击黑工和尽快落实双普选等不同诉求。主办单位向市民派发绿色丝带，象征争取民主的希望，让澳门人知道发展民主才能保障民生。 这是澳门主权归还中国以来首次提出要求普选的游行。发起游行的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吴国昌说，澳门需要为落实双普选制定目标。他说：“特区成立以来，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繁荣，却没有民主政治去管理的话，贪污腐化和民生问题都不能有效解决。” 澳门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不同，条文没有写上“循序渐进，发展民主”。曾经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的吴国昌说，这肯定对澳门的民主进程构成障碍。他建议逐步实现直接选举，分别在2017和2019年普选产生立法会和行政长官。 *递交请愿信* 游行队伍后来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面对来自基层的抗议声音，澳门巨商、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何鸿□表示，澳门已经有足够的民主自由。他说：“游行庆祝澳门回归八周年是好事，抗议就不太好了。尤其澳门已经有足够的民主自由，市民安居乐业，没有需要效法香港。” 何鸿□获得澳门特区政府颁发最高荣誉的大莲花勋章。他说，澳门目前经济情况不错，至于部分企业面临倒闭，那是城市快速发展的代价。 澳门特区政府在主权归还中国纪念日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特首何厚铧致词时表示，未来会增加施政透明度。他说：“我们务必深化与公众的互动，提高施政透明度，解答各种公众的疑问，增强大家对政府工作的信心，让公众在充分掌握政府工作情况的前提下，更有力发挥监督和支持政府施政的作用。” 何厚铧在11月发表施政报告时曾明确表示，2009年的澳门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没有条件进行普选。澳门政府针对未来的普选进程，承诺最快在明年年初推出政制发展咨询方案。--------------------------原载《美国之音》 回目录 香港民主派致函胡锦涛求见面谈政改BBC 香港25名民主派立法议员星期二（12月18日）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能够在全国人大常委审议有关香港政制发展的报告前会面。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1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关于香港特区政制发展谘询情况及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这批泛民主派议员由于不同意曾荫权提交的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希望可以透过曾荫权安排，直接与中央领导人见面，表达对政改报告的意见。 “不是港府能力范围” 但香港民主派议员刘慧卿周一（17日）透露，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回复表示不会安排泛民议员到北京，因为这不是特区政府能力范围之内。 有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说，北京政府无意接见泛民主派议员。 民主派议员主要批评政改报告说过半数人支持2012年普选，但却突显2017年普选则较大机会获大多数人接纳是“误导市民”。 他们指出，报告书内没有任何在2017年实行普选的承诺。 泛民议员的信件没有指明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表示乐意听候胡锦涛的安排。 他们也没有指明要求中央政府不要否决2012年的普选方案，只表示希望透过会面，可以反映香港市民对2012年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期盼。 另一方面，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表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修订2012年选举方法，当局最迟会在2010年或2011年向立法会提交最终的政改方案。 此前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李刚说，港府的报告已经“充分反映”政改意见，也“没有听到”2012年普选可能被否决的消息。--------------------------原载《BBC中文网》 回目录 中国的教师群体已经彻底堕落刘逸明（湖北） 毫无疑问，教师在以前是非常崇高的职业，教师甚至曾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在一党专制的大环境下，原本应该独立于社会的教育事业也沦为了专制制度的帮凶，中国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愚民”，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还一针见血地认为：“中国高校培养的是奴才与愤青”。中国教育事业的落后不仅仅和制度有关，而且和日益堕落的教师群体有莫大的关系。 教师强奸案例层出不穷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多次强迫、组织、引诱女学生卖淫，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小学原代课教师赵庆梅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其丈夫新发乡原中学教师驰垚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样的消息对于原本对教师有着深深敬意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痛的打击，承担着教书育人重任的教师竟然能干出如此这般禽兽不如的事情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然而，禽兽不如的教师又何止驰垚、赵庆梅夫妇两人？下面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相关案例： 在1999年至2002年间，吉林省通化市小学教师栗锋先后强奸猥亵了19名幼女； 在2003年至2004年间，重庆大足县回龙镇小学教师杨云仲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猥亵； 2003年9月7日，甘肃省古浪县大靖镇数学老师倪龙寿将自己班上的漂亮女生李某骗奸； 2004年9月至11月间，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常河镇新集学校教师李广强奸了23名小学生；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普利桥中学教师王俊伟在一年内强奸了8名幼女； 自2005年9月开始，陕西省富平县小惠乡牙道小学教师徐广平在上自习课期间，多次将本班两名12岁女学生单独叫到自己宿舍内，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将其强奸。 以上这些只是近年来经过媒体曝光过的极小部分案例，如果你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字“教师强奸”，此类丑闻可谓是目不暇接。在发生这种事情后，仍然有人在为中国的教师辩护，认为禽兽教师只是个别现象，无损于教师群体的形象。笔者也曾受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教师的堕落可以说有亲身感受，那些热衷于乱收费的教师应该说比比皆是，不懂得“瓜田李下”之理而在晚上将女学生单独叫到自己宿舍的也不少。所以，在看到不一而足的教师强奸学生消息后，我丝毫不会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因为有这种犯罪倾向的教师实在太多，尤其是青年教师。总的来说，年纪大的教师教书还算比较负责任，而且其中极少会是好色之徒。 教师形象被严重美化 每一年的教师节，中央电视台都会举办歌颂教师的专场文艺晚会，里面对教师的片面宣传让人感觉肉麻，在笔者看来，如今的中国教育界里不称职的教师比例远远大于合格的教师。这样的群体还值得歌颂吗？如果真的关心教育和关心教师就应该对当下教育界的不正之风进行严厉批评，对教师作用的过分夸大和对教师的过分褒奖会造成更多教师的不思进取和日益堕落，同时也降低了学生对教师犯罪的警惕。 社会的文明进步确实和教育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但教育的变质和教师的堕落也最容易催生出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据笔者的感受和分析，现在中国教师已经拥有了以下几大劣根性： 1、教育意识差。现在的教师只把教师当成一种可以获得稳定收入的轻松职业，至于他们的学生在走入社会后表现如何，他们丝毫不在乎。一些教书勤奋的教师往往也是动机不纯，因为学生总成绩高可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和荣誉，那些节假日还要求学生到学校补课的都是为了名利。 2、道德水平低。道德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教师的重要标尺，总的说来，现在教师群体的平均道德水平仍然要高于社会一般群体，但是以教师的职业要求为标准，能够合格的寥寥无几。那些歧视学生、打骂学生的教师可以用车载斗量。时至今日，笔者的脚上还留有中学时一个教师的皮鞋印记。 3、文化水平低。按说教师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但现实却不然，虽然很多教师的文凭很高，但并无真才实学，他们的思想带有很浓厚的党文化色彩，和官方的意识形态宣教并无二致。就像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一样，很多教师竟然也分不清“党”和“国”的区别。 4、独立意识差。很多语文教师在讲到鲁迅时，都会和中国的媒体一样对鲁迅推崇备至，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奴性十足，既对上司和官员表现得唯唯诺诺，而且不希望学生有“出格”的言论。这样的教师去讲鲁迅是对他们自己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5、社会责任感差。教师能够有良好的待遇是因为其他群体努力的结果，以前教师待遇低时，很多不是当教师的人都为教师抱不平，但现在很多地方的教师待遇提高了，在其他群体水深火热的时候却看不到教师声援的声音。如今的弄虚作假恶习不光在中国官场上流行，就连学校也成了弄虚作假的重灾区，那些教师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给学生上了一堂不该上的道德课。 在今天，如果有人告诉笔者他是一名教师，我再也不会心生敬意，对于教师群体，虽说没有愤怒，但却充满了失望。 教育革命时不我待 前些年一些学者对“教育产业化”的极力鼓吹不知道使得多少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穷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被剥夺，所谓的“教育产业”也一跃成为中国最无耻的产业，良知知识分子对教育界的唾骂声不绝于耳。 中国民众近年来一直在呼唤素质教育，各地学校也纷纷打出了“素质教育”的旗号，但实质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好转之前，真正的“素质教育”绝对不可能实现，稍微对教育界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如今的教育界已经成了中国官场的翻版，其内可谓是等级森严，一些本应以教好学生为目标的教师都想方设法地希望在此行业捞个“一官半职”，这样的教师能教出优秀的学生来吗？中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而政治改革先行才能保证教育改革的成功。在很多体制内人士都纷纷发出政治改革诉求的今天，教师群体也应该积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进步，最终也实现教育的转型，找回教师们失落的尊荣。 2007年12月21日--------------------------原载《议报》 回目录 街头政治家刘祥章刘水(深圳) 去年4、5月份，我在云南流亡途中，在昆明正义路闻名遐迩的老街，偶见一上访、乞讨老人刘祥章。相隔一年多，我依然不能忘记这个可敬可爱可怜的老人。现把采访文图整理出来，供大家见识。 4月30日下午，我跟朋友在老街转悠，碰见刘祥章。那天围拢在他摊前的游客很多，我与他只简单聊了聊。从丽江游返昆明之后，5月23日我专门去老街找他，补拍照片，他仍然呆在那棵大树下演讲、乞讨。朋友告诉我，几年前他在这一带就看见过这个乞讨老人。我猜测许多昆明人都见识过这个不同凡响的乞讨者。我两次访谈能够体会到，无论市民和游客都能包容他的存在，并且赞许他将他们长久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常识性观点呐喊而出。 我从刘祥章的大学毕业证和护照上了解到，他1939年出生，江苏南京人，1962年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原在昆明铁路局中医院中医科工作。1984年因患脊椎病，休长假一年七个月，因此被中医院辞退。遂开始上访，云南省、昆明市等级信访部门均有批示，答应为其恢复工作，但数十年被推诿延宕，他从此失业，拖着残体乞讨维生。刘自称有家无亲人。 刘祥章在靠近正义路老街的一棵大树下的固定位置乞讨。他选择靠近正义路坐地乞讨、渲泄不满。这个路名，引人遐想。我没问他，选择正义路是不是刻意为之。正义路上无正义，乞丐被政府以影响市容观瞻为由驱赶，他才流落在陋巷僻街。靠近正义路，是为了寻找正义和公平？他的存在充满了讽喻。他的乞讨方式，与街头乞丐大不一样。他的着装、道具，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身形瘦小，穿一套正宗的深蓝色铁路冬季宽大制服，戴铁路大檐帽，眼镜架上吊着绳子。岁月把他的面孔雕刻得黛黑粗砺，牙齿全脱落光了。头发和胡须杂乱、垂长、雪白。胸前长长地垂吊着一个金属十字架。刘祥章是一个基督信徒。 刘翔章纹丝不动跪在地上。脖颈上垂挂一张自制的手写塑封乞讨状。上端是英文，下端是中文：向广大革命群众，讨点老来钱。谢谢帮助！我要活下去！地面一块红布上，整齐摆放着上访批示证明、大学毕业证复印件、乞讨照片、一摞报纸，以及一张自制的白纸板。 纸板左侧手书： 热血青年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民主民权民生纸板右侧手书： 人为饭死，鸟为食亡。有志青年，看看现在，想想未来。 他也不例外，摊前放着一个钱罐。其实乞讨是他的副业。他跟其他职业乞讨人不同，没伪装成楚楚可怜的样子。他滔滔不绝发表言论，手指着一沓报纸，一遍遍破口咒骂：“共产党是流氓、骗子！”、“共产党是土匪，共匪！”他的神情愤怒激越，动作夸张，近乎声嘶力竭。他不停顿能骂半个小时，从中华民国到反右、文革、六四都能列出中共的罪状。说到贪官，他喊出粗口“狗日的贪官，不得好死！”。他的演讲比起那些学者教授精彩很多。他的摊前很热闹，吸引不少游客围观，这才是他的正业。 据我两次观察，这位老人思维和逻辑清晰，口齿清楚，神经正常，知识挺丰富，对中共政府有刻骨仇恨。可能是我第一次撞见他留下10元钱、问他几个问题的缘故，再次见面，他仍然记得我。我能感觉到，我问他一些敏感话题，让他很兴奋，也乐意回答我。每次都有许多围观者和过路人，观众都不插话，听他一人喋喋不休说道。也有年轻人附和，跟着他骂政府和贪官。 我告诉他专门来给他拍照。他抬起头，挺直身子，张开没牙的嘴巴，象个孩子无声地笑起来。随即抓起地摊上的一摞报纸，指指点点，开口 “共匪，共匪！”骂将起来。这一摞装订整齐的报纸，都是他收集的贪官落网的新闻报道。他常年上访、乞讨，吃尽苦头，胆识忒大，天不怕地不怕。良好的教育，中国社会最低层、最边缘的残酷生存境遇，让他练就对政府和社会最本真的观察，加上凌厉的口才、察言观色的敏锐本能，以及疯疯傻傻的装扮保护色，在些许闭塞的东陆昆明诞生了一个出色的街头政治家。 地摊上摆放的两张塑封照片跟他现在的模样一样。他说，这是一个美国游客特意为他拍摄然后送来的，还捐他5元钱。他空荡荡的嘴巴，乐哈哈地舒展开，显得很自豪。刘祥章几十年侧身社会底层，饥寒和残躯几乎摧毁他。从卖命效忠的体制内跌落到社会最底层，从受人尊重、体面的高层人群流落街头民间，除了接受陌生人的施舍，他别无选择。与其他乞讨上访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受过高等教育。他以自己出色的演讲回报人们的施舍，从而获得尊重和认同。在街头江湖，他寻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和人情的温暖，让他更看清了制度的虚假和荒谬。在经年累月涤荡的过程中，心灵的解脱超越了身份的卑微，这既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他最后的挣扎和抗争。他以谩骂政府证明他活着的价值。中国政府的每一个反对者，都是可耻卑劣的制度制造出来的。 跟我聊熟了，刘祥章悄声告诉我“我有护照呢！”说罢，他竟然从怀中掏出用塑料纸层层包裹的护照递过来，委实让我大吃一惊。护照是2002年办理的。政府相关部门不给他开具证明，所以他一直不能去使馆办理签证。眼看护照要满五年期限，他已67岁高龄。 他想去美国寻找自由。多么被迫无奈但又美好善良的愿望。刘祥章虽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乞讨者，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后，我希望这篇文字不要给老人家惹去祸端。我为这位昆明老人送去恒久的祝福！ 2007年 12月--------------------------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中国“无期徒刑”的罪乱巩胜利（广东） 中国公民许霆在广州市城市银行柜员机提款时按“0”、柜员机慷慨施舍、自己又贪念取走一张、两张、三张……一直到取出17.5万多中元（见07年12月19日《南方都市报》A37版、及“许霆案”系列报道），但这是所有中外公民按“0”都会犯的一个很简单的基本错误。倘若一个人人都能够连续“一按”就犯的事成了这个国家的严重罪行，那么广州市地方法院判许霆为无期徒刑的定罪就一定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正法律和治罪，绝不可能都人人可以对号入座、所有公民都犯同样、一模一样的错误罪行。假如中国长江防洪漏水缺堤了，除了守护者外要被惩罚之外，是否也该把漏水的大堤也一起当做主犯来罪加一等？ 还有，要是有人一遍又一遍施舍给另外一个人、到17.5万中元，你能致他罪行吗？若是许霆一遍又一遍、107次的接受了他人而不是柜员机——这犯罪还能成立吗？但现在是柜员机施舍、许霆又100%的贪得无厌接受了，这就构成了重大、极大危害的犯罪？ 中国部分无期徒刑案例 金融官员腐败总金额所定罪行处置年月《刑法》处罚 赵安歌 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受贿579万、挪用公款5000万元受贿罪、挪用公款罪04年4月7日一审决定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梁小庭 中行、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294.97万元（港币）受贿罪04年2月19日一审决定判处无期徒刑 于大路 农发行副行长1200万元受贿、行贿、挪用公罪06年2月10日一审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胡楚寿 中央金融工委监事会主席635万元受贿罪006年1月8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方仁 贵州省委书记677万元受贿罪04年8月4日无期徒刑 徐放鸣 国家财政部金融司长受贿214万受贿罪06年9月16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中国“无期徒刑”罪的经典一览。 而眼前另外两人的“无期徒刑”是，几乎就在与许霆案审理的同时，吉林省高院二审维持对原上海市第一腐败头子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人称“上海一秘”、原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以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682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吴明烈因向秦裕等受贿总计1000万元，也被二审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法律的逻辑与实践也非常简单。其前车之鉴有：故意、挖空心思掘取中国国家4.82亿美元的广东省开平市原中国银行行长余振东等才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而许霆窃取17.5万中元犯罪的危害，难道比余振东还要更为严峻、更大的灾难？！同样是“盗窃罪”之一——这，怎样在这个国家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见中国《宪法》第33条、第二款）同是掘取中国国家的财富：一个是17.5万元人民币，另一个是4.82亿美元，窃取17.5万中元的被中国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窃取国家4.82亿美元的却被判为12年徒刑，难道这就是中国《宪法》《刑法》的公正和“人人平等”的历史结果吗？--------------------------原载《议报》 回目录 网友爆出秘密帐本：华南虎调查队可能受贿新快报 一知情人士提供的秘密帐本。 新快报讯（许晓武文琦）有网友爆料称：2007年1月、2月间，镇坪县林业局曾向陕西省林业厅派遣的华南虎调查队送礼送钱，当时，调查队正在镇坪县进行是否有华南虎存在痕迹的调查，这是他们所做三次相关调查中的第二次。 本报记者昨晚试图向该调查队人员求证此事，但未能联系上。据某网站新闻主编林少梅介绍，这份账本是一位深知内情的网友向他们在镇坪的工作人员提供的。 华南虎事件落下十多万资金缺口 12月14日，镇平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匆匆赶往西安，面见省厅领导。 据林业局动保站科员李骞介绍，局长此行是为了解决7月以来县里为华南虎事件而落下的十多万资金缺口。覃大鹏在计算林业局的大账本，李骞在算自己手头的小账本：“2006年下去调查了20多天，花了1700块，但是只给了我500。我自己垫了700多给向导，住旅店和吃饭的钱到现在还欠着。”这样的欠条，不止一张。 另一笔被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站副站长、华南虎调查队队长卢西荣确认的数据是，陕西省林业厅曾在 2006年为华南虎调查设立了专项调查经费，两次拨款，每次8万元，总计拨款16万。如果镇坪县林业局正在为一些调查中的合理开支而捉襟见肘，甚至长期以白条应付村民，那么省厅的16万拨款又去了哪里、用在何处？ 经过联系，有一位深知内情的网友在镇坪出示了一本私人日记，内容是“华南虎第二期调查开支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2007年1月8日至1月23日、2月4日至2月7日的第二期华南虎调查队花销明细。惊人的是，里面记载了送礼送钱的行贿记录：“给卢送振华 V66手机一部1680元（注：卢西荣，系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站副站长、华南虎调查队队长）”、“给王伟峰（注：王系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科长、华南虎调查队队员）送手机一部1600元，送卢现金壹万元”。三次行贿记录，两次直指陕西省华南虎调查队队长卢西荣。 卢西荣承认收过手机 当该网站工作人员在西安向卢西荣求证此事时，卢西荣承认收过手机，但后来被偷了。作为县局级领导的覃大鹏，则表态得较为谨慎。作为涉嫌“送手机”的当事人一方，当他得知卢西荣已经承认自己收过手机之后，仍然否认自己曾经给卢西荣送过手机。 让卢西荣和覃大鹏一致坚决否认的是下面这条记载：元月22日（送卢现金壹万元）注：按张局长和卢说好的，卢每争取一个项目给镇坪，按项目资金的20%返还给卢个人，这次拨款8万，应该给卢返16000元，覃局长下午饭后，给卢打了招呼，因为局里资金紧张，所以暂时先给卢10000元回扣。 调查队员20天抽掉166盒芙蓉王 根据该日记记载，第二期华南虎调查队先后在镇坪县呆了20天，为7月6日《陕西镇坪华南虎调查报告》的出炉完成了最后的考察工作，光是“芙蓉王”就抽了16条又6盒，仅烟酒茶一项共花费6472.5元，吃饭及水果用去10685.5元，洗脚唱歌用去3030元。 周正龙公开的华南虎照 在这个本子上，明账暗账交织，用来实际报销的账目和佯作名目以掩护不正当开支的账目并存，导致日记里记载的支出明细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比如，“未结清账务”里既有“国税宾馆”这类未统计在每日明细里的账目，又有“庞虎农家乐”之类重复报账的项目。和卢西荣不一样的是，他的省厅同僚王伟峰压根不承认自己曾经收过国产手机一部，在否认媒体的求证时态度粗暴。（本报将继续跟踪求证此事） 相关新闻 林业局要求陕西鉴定虎照 据新华社电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司司长卓榕生昨天表示，国家林业局已要求陕西省林业厅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和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委托国家专业鉴定机构对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等原始材料依法进行鉴定，并如实公布鉴定结果。 卓榕生表示，陕西省林业厅是“虎照”信息的发布方，是负责本行政区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鉴定结果的后续处理事宜由地方政府负责。 周正龙：如果是假的，是不是很多官员会倒？ 新快报讯据《华商报》报道，国家林业局要求陕西方面委托国家专业机构鉴定“虎照”的消息传来，记者随即联系当事各方并获悉，周正龙昨日已在京，将于今晚出席一家网站授予的年度人物奖项。在听说“虎照”将被重新鉴定的消息后，他依然表示“真的就是真的”。 昨晚近10时，记者通过关系打听到周在北京住宿酒店的电话，与他通话。周问记者，“如果是假的，是不是省、地（市）、县（很多官员）都会倒？”但他同时又表示，“我这个照片，不管怎么都是真的。”金羊网-新快报--------------------------原载《新快报》 回目录 习近平也“重要讲话”了梁辛（北京） 12月21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大”精神研讨班的结业式上，不久前上任的中央党校习近平校长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仅次于对胡、温的活动报道之后的重要新闻。在屏幕的画面，只见这位新上任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党校校长习近平正襟危坐，照本宣科，念着写作班子给他准备好的“重要讲话”文稿。其内容无非是一堆套话，官话，陈词滥调，了无新意。之所以成为新闻，应该说是在于推出习近平一次公开亮相机会，表明他已经跻身于可以“重要讲话”的地位了！ 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呢？“新闻联播”突出地概括为：“习近平强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来高举；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作为科学理论来运用；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几句口号，就成了“重要讲话”的核心内容。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语焉不详。 奇怪的是，这条“重要新闻”却不见载于次日的报纸上，连《新华每日电讯》和“新华网”上都没有，不知是什么原因？“人民网”上却记载着这篇报道。同一个中宣部领导下，宣传口径却不一致，耐人寻味！ 本来，讲话的重要与否，应该是由听众来做出评价的，无需传媒代劳。在中国大陆，习惯于以职位定规格，而不论其内容如何，举凡政治局常委的讲话，一律冠以“重要”，以示抬举。长期以来，此种揠苗助长、自欺欺人的“党八股”，其作用是有限的。老百姓不但不认同，甚至非常反感和厌恶！ 记得“重要讲话”一词的被滥用，是从江核心时期开始的。江核心每次开口，不管什么内容，哪怕是放屁，均属重要。以前的中央领导人，无论是胡、赵总书记，还是邓大人，发表的讲话，都没有冠以“重要”二字的形容词。更早一些时候，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没有被称作“重要讲话”。后来在“文革”时期，毛的言论被奉为“最高指示”，那是非常时期的非理性表现，不足为训！如今，还没有哪位领导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地不用讲稿讲话。靠别人撰写的稿子发表讲演，妄称什么“重要讲话”，就能建立起个人威信吗？简直是官方媒体在帮倒忙。 其实，媒体的编辑记者也并非对言不由衷的吹捧 乐此不疲，只因上边有规定 不能不照办。否则就“犯错误”。可见，民主自由的呼声是徒劳的；舆论公开，言论自由，仍任重道远。 至于习常委兼校长的“重要讲话”具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也不能单纯看作是“做秀”。 2007-12-22 15：18 P.M. 北京--------------------------原载《议报》 回目录 秦中飞们的“低调”令人失望郭庆海（河北） 不能不再次提到秦中飞，因为彭水诗案的标杆意义，也因为笔者对他一年多来的格外“低调”感到遗憾。自从15个月前获释，这个一度成为全国舆论营救焦点的人，就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这当然一方面使得当初人们对他的舆论营救之正面效应严重弱化——对他的舆论营救本应促成一个言论自由得到更好保护的局面，然而，由于他本人获释后的格外“低调”，使之部分的落空；一方面又等于帮助加害于他的人们摆脱了危机——他是受害者，他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最有发言权。而当他选择不对此发表意见时，加害者们的责任、整个事件的影响，当然也就小了许多。 但是，看来象他一样的大有人在。2007年1月1日，在山东省高唐县，该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当地医生王子峰、教师扈东臣，因为在网上跟贴批评当地政务，被指侮辱该县县委书记孙兰雨，住进当地看守所，并被当地电视台报道为“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20多天后，当地检察院突然撤销对他们的逮捕决定并予以释放。不过，除了董伟一人在获释后不断向有关方面要求赔偿自己的损失，王子峰、扈东臣与秦中飞一样一致选择了“低调”。（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而坦率地说，我不懂这些人的“低调”！ 首先，我看我们有必要再次指出类似事件中所存在之严重的不公正：本来，秦中飞们只不过是想自由自在的说几句话——媒体说他们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都有些高抬他们了。但是，仅仅如此，他们便被人逮捕，送进看守所，与家人别离，和恐惧、焦虑、痛苦为伴；反之，那些把他们逮捕并送进看守所的人呢，他们之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公民实行报复陷害，明显已经触犯了刑律。然而，他们有无受到过刑事犯罪的追究吗？没有。不仅如此，蓝庆华照样做他的官，甚至还高升了，而高唐的县委书记孙兰雨不也还在台上做报告嘛！ 那么也许有人就此会说，正是这种严重的不公正，体现出现实中蓝庆华们的势力有多么强大，所以，秦中飞们不去和他们硬碰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了蓝庆华们势力的强大，恐怕你就无法解释秦中飞不得不被释放的结果，也无法解释高唐检察院为什么突然撤销对董伟们的逮捕决定。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当彭水诗案发生之初，彭水地方官员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甚至可以说得上嚣张；而且是所有部门的态度都很强硬，都很嚣张。那么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认定当时的彭水当局是铁板一块。但是，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使得彭水政府的顶头上司之重庆当局，不得不亲自出面去处理秦中飞被捕之事，并最终无罪释放了秦中飞。而且，其后蓝庆华等人赴任新职也不断受到舆论的强烈抗议。我还记得，当时因为蓝庆华赴任新职之事，时任重庆市长的王鸿举在当年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被弄得非常狼狈。 再看看高唐案的过程，相关报道告诉我们，在董伟等人被捕后的第14天，当地检察院曾拒绝批准对他们的逮捕；次日，不知为何当地检察院又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但是，正当他们聘请了律师，准备与公诉人在法庭上一较长短时，6天后，当地检察院却出人意料的宣布撤销对他们的逮捕决定，并于当天立即释放。这之中已经不再需要舆论的强烈抗议，事实上当时舆论也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的发生。那么也就是说，当比彭水诗案晚3个多月的高唐网贴案发生时，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地政府所有部门的强硬态度（更不要说嚣张了！）和铁板一块了！ 而在笔者来看，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彭水诗案之中，舆论抗争直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高唐网贴案中，则应该是在享用彭水诗案之舆论抗争的成果！但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抗争之下，蓝庆华们势力之强大，就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为了纠正这样的不公正，需要抗争；为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不公正，也需要抗争。 但是，如此必要的抗争，秦中飞们却没有，他们选择的是“低调”！当然，有关秦中飞本人的“低调”，所有人恐怕都已经有所领教，正在本人开头所讲到的，那表现为他在公共视野中的自动消失。而在山东高唐，王子峰解释自己的获释是单位一把手签字担保，所以，为了不给单位带来麻烦，他选择了沉默，从未主动向外界反映自己被羁押21天的情况，当然也未主动要求过什么“恢复名誉”之类；扈东臣虽然对当地电视台播出自己戴上手铐走进看守所等镜头感到郁闷，至今感到难以面对自己7岁多的孩子，但是，一句“我需要平静地生活，校长也对我很好，我认了。”就是他的全部！ 那么，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评的是旁观者的麻木；美国牧师尼莫拉留在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一首短诗：“起初他们对付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者；接着他们镇压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屠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镇压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冲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所批评的其实也是旁观者的麻木。但秦中飞们在事件中的身份是旁观者吗？当然不是！于是，他们居然也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这不是太过令人奇怪了吗？ 是的，我真地感到非常奇怪。当一个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他却要表现得十分无动于衷时，我不知道那会有一种怎样的心情、怎样的生活！反正我相信他们绝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短时间之内，他们或者因为自己的遭遇而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但同情和怜悯之后呢……--------------------------原载《议报》 回目录 北京市违宪监控手机短信--政府无权限制监视通讯、表达、知情、舆论监督权维权网 维权网获悉，北京市政府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手机短信息发布公共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对以手机短信形式传播的涉及公共信息的部分作了规定。如有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和散布谣言”并“涉及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将由北京市公安局牵头，协同有关部门和通信局及相关通信运营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参见《新京报》07年12月18日消息）对此，我们表示极大关注。 众所周知，所谓的“谣言”和“危害公共安全”一直缺乏严格的法律定义，官方多年来视政治需要，随意扩大打击范围，把许多正常的公众有权了解的信息随意界定为“谣言”或“危害公共安全”，常常用散布所谓的“谣言”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名将许多表达正常的意见和传递信息的公民定罪。如，2006年8月重庆市彭水县的秦中飞，填了一首《沁园春。彭水》隐喻该县几个轰动的社会事件，用短信以及QQ转发给了其他朋友，半月后，被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逮捕，关押了近30天才被“取保候审”。 北京市政府的“通知”是那些使用手机传递信息的公民头上悬置的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给当局任意惩治羁押那些行使言论和表达自由去传播官方掩盖的信息、监督政府行为的公民提供口实。2007年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民互相转发一条题为《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的手机短信，许多市民走上街头“散步”抗议，最终迫使政府改变要在市郊棕榈树间建立一家大型化工厂的计划。 这类使用手机通讯工具推动公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在北京将成为政府迫害公民的口实。如果官方想真正地阻止有关公共生活的谣言的传递，一个有效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落实真正的新闻自由，让真相可以被自由地报道，让公众通过自由辩论去识别真话和谣言。 任何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都没有权力颁布政策和法规剥夺基本自由人权。 即使对这些权在特别紧急例外情况下的临时限制，也必须经过民主立法机构的严格鉴定和批准。这次北京政府这个规定的出台，不外乎是将已经暗中实施的许多控制手段进一步扩大、公开化而已。其结果将导致公众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关于言论、出版等自由的规定。手机短信既是通信自由也属于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的新型表现形式之一。目前全国手机用户一天平均要发送大约一亿八千万条手机短讯，手机短讯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被人称为“第五媒体”。因此，手机短信也成为官方试图极力控制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知》也将严重侵犯公民的通讯隐私。隐私权是受民法通则及其相关解释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公民人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四条也有完全同样的规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中的“法律”是有特定含义的，即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北京市政府完全没有资格出台任何这样的规定。此外，手机短信也属于舆论监督的方法之一，北京市的规定也违反了《宪法》第41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 我们吁请各界关注官方在这个领域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侵犯和对世界公认的普世人权的践踏。对这类压制基本人权的措施，北京市民应采取各种方式表达不满，扞卫公民的通讯隐私权、表达自由、知情权。一旦这项规定被用来惩罚正常行使通讯表达自由的公民、侵害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和通讯隐私，受害人应该依法把市政府法人告上法庭。--------------------------原载《维权网》 回目录 中国媒体频繁提政改被指假戏假作孙承（VOA） 已经冷却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改革话题最近又频繁出现在中国官方报刊上。有分析人士说，也许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步。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不过是假戏假作。 新华社的网站连续两天在显着位置发表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称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包括人民日报等在内的其他官方媒体也就同一话题发表专家评论等，谈论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智囊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最近写文章说，民主是国家的生命。他说，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他还说，下一步中国政治改革将着眼于调整社会的利益分配，减少贫富差距。 *政改上日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千帆说，目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政治改革似乎快要提到中共的日程上：“主要一方面是，经济改革也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另外的话呢，当然经济改革也存在一定的阻力。一部分阻力，很多人认为，来自于政治改革的一种滞后。经济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但政治改革一直没有真正起步。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对经济改革的一种障碍。” 但是，曾经担任中共共青团中央常委、《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的作者张祖桦说，这不过是假戏假作：“从十二大以来，一直到这次十七大，中共每一次在它的政治报告里面都有一部分专门谈政治改革。它都会提出若干方面的政治改革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一晃，二十五年过去，迄今为止没有见到它有任何稍微实际一点的举措。它只是说说而已，但事实上，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把它列入到议事日程，就并没有真正想搞政治改革。” *社会期待*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整个社会对政治改革的期待越来越高，北京高层也能够感觉到这种期待。很多人意识到，如果社会制度没有根本的改革，很多社会问题解决不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北京大学的张千帆说，虽然不能保证这次就真的能够取得什么样的进步，但今天取得进步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目前公民的法律、宪政觉悟越来越高。此外，以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在某些事件或危机的基础之上，而这次则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驱使。对于很多社会事件，以前可能就是就事论事，现在逐渐地把它提升到制度层面。 *骨牌效应* 张千帆说：“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一个孕妇死了。医院需要给这个孕妇做手术，需要丈夫签字，但丈夫就迟迟地拒绝签字。他们是一对农民工夫妇，生活也比较贫困。开始的反应的话呢，很多人都认为丈夫太固执，觉得不好理解。但是后来很多的人都做了评论，认为这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我能看到至少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这种思维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已经不是非常满足于眼前的一点事情，而是能够看得更加长远，对国家制度的改革也存在越来越高的期望。” 尽管如此，曾经遭到警方拘留的张祖桦说，政改对中共高层来说就像一个魔瓶一样，这个魔瓶不能打开：“魔瓶非常好看，所以我要也经常拿出来把玩一下。但是，万万不能打开。一打开，可能就要产生骨牌效应。我想他们是觉得，不搞恐怕也不行，大势所趋；但是真搞的话呢，又难以承受，会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所以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旗帜经常晃一晃，但是不能真正去做。”--------------------------原载《美国之音》 回目录 回望邓丽君“登陆”的成败：--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她的……爱伦（北京） 1、《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225首》封面 2、邓丽君为歌集的亲笔题词 3、右起： 编者关键、责任编辑杨爱伦 2007年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12周年。我在网上看到有帖子上提到《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225首》这本老歌集。一位署名心语的永远的邓丽君博客，还从中选出其中50余首，略加文字，串编成《爱情的故事》，以示怀念。同时记录了连我都忘记的该歌集准确的出版日期：“（1986年）12月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大陆）出版该书，从筹划到出版历时一年多，邓丽君亲自题词。1987年4月底在港台发行专辑。”这一切，作为亲历者，让我回想起封存已久的一段往事。 筹划“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 1985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到出版社找我，说他带来一个选题。我一听，又是邓丽君的歌集。刚被总编“枪毙”了一个由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编辑的同样题材的选题。我觉得很难通过。但，大凡当记者的都有死缠硬泡的本事，况且他很幽默，选题确有它的诱人之处。关键何许人也？大陆越洋跟邓丽君通话祝贺她生日的第一人。随后他受邓小姐的委托在大陆筹措出书和演出事宜，是有正式授权的，可谓正宗；该歌集由邓丽君本人自选，从曲目、题词到大量的照片，概由邓丽君亲定。一旦出版，具权威性。唯一不利的条件是，没有现成稿子，他们所能提供的全部是音带。需要记谱，增加了工作量和难度。好货不便宜啊。于是，我把《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225首》报了上去。 等待是漫长的。总编辑和编辑思考的角度总也不同。数月后，新任总编到了。他“踢”开的头一脚竟就是邓丽君的歌集。于是乎出版社上下一路为她开绿灯。特聘两位音乐专家和我分头记谱，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那时我对邓丽君的歌不太熟。但由我主持编辑的《歌迷之友》、《中外名歌精选》丛书正在旺销，《北京晚报》还专文呼吁过此类歌集难买。职业的敏感使我看到读者的需求和青年欣赏口味的变化。邓丽君的歌前几年还在地下流传。转眼间，你走在大街小巷，邓丽君的歌会不经意地从某家窗口飘进耳朵，让你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当时，如果你不知道邓丽君，不了解她的歌，那就是赶不上潮流。 不了解她的歌，就是赶不上潮流 既然看好了这份市场，自然就有了信心。那段日子，我的工作就是抱着录音机没日没夜地边听边记谱，日子长了，我对她的每一首歌就都非常熟悉了，也慢慢品出了味道。几百首风格各异的经典歌曲，或细腻温婉，或凄美动人，或意象深远，犹如扑面而来的清风，充满诗情画意，情爱流溢其间。听她轻吟浅叹，娓娓细语，就像走过了春风秋雨，夏蝉冬雪，一个“情”字让她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得像雨后山间的薄雾，纯得像甘洌轻盈的泉水。我不由得喜欢上她的歌。 当我们终于完整地记录下所有的音符，并得到邓小姐满意的答复和为歌集亲笔题词后，继而开始了下一步流程。那时还是铅字排版，为抢时间，我们下到车间，当场校对，随校随改，加班加点，饿了就吃带去的饼干。经过一段紧张而有效的努力，最终提前拿出了清样。而封面、插图的设计与制作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压膜技术。一切妥贴之后，到底印多少呢？仅天津一地就订购60万册。通过正规渠道征订来的数目也在30万以上。社领导综合种种因素，拍板开印了32万。这个数字在我心中一直存有很大的遗憾。但也只能如此。以后一些书商甚至堵到我家来要书，都被我回绝了。 其间，我们两次约见邓丽君在香港的代理人，所谈内容主要涉及出版有关事宜及出版合同的签定。最后一次约见，由于联系人搞错了饭店的名称，我和社长错过和他见面的时间，只好通过电话敲定了一些事情。这种低级的失误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就是这一次邓小姐表达了要来大陆演唱的心愿。 胡耀邦支持“邓丽君工程” 我们把有关信件呈报给了胡耀邦同志，得到他的支持，并由他责成中央统战部设立了“邓丽君工程”专事前期筹备工作。邓小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欣喜，她准备了庞大的乐队伴奏，创作了几首新歌，其中有我写词谱写的一首歌，制作了几万件有她亲笔签名的T恤衫，准备送给大陆歌迷，包括演出的场次等，都做了详尽而精心的策划。我和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期盼着能亲耳聆听到她甜美的歌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晚上关键突然来到我家，说有人要抓他，他得赶快出国。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胡耀邦同志病了。后来还听到邓丽君在台湾参加劳军慰问演唱，并秘密加入了台湾的特务组织等谣传。邓小姐的祖国之行终成泡影。 时隔不到10年，42岁的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死于泰国清迈。至今12年过去了，人们仍以各种方式寄托对邓丽君的哀思，对她关注的程度仍然有增无减。一位知名艺人曾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一个歌星能有如此感召力，在历史上也鲜见。 让我们记住这位杰出的歌手，她甜润多情的歌永在我心中。 写于2007/6/25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2月号）--------------------------原载《动向》 回目录 从洪秀全“基督教”看所谓中国特色齐戈（新世纪） 所谓中国特色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等等。这里有一个基本规律：凡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弊端丛生屡遭抨击，普天下颇不以为然的制度或主义，只要冠以中国特色四个字，于是乎天下就莫名其妙，并以莫名其妙而不了了之。比如社会主义，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甚至比斯大林还极端。但自苏共20大之后，斯大林的暴政公诸于世，臭了、不光彩也不得人心，毛泽东就说我们不要照搬苏联模式，要自己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与斯大林无关，与共产国际无关。并拿出一堆往事来说明：什么抵制了划江而治，共产国际打压过他；总而言之，我们是两回事而非一回事。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没有苏联、共产国际在背后插手，没有斯大林这个太上皇的支持，哪来毛泽东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得天下之后，毛泽东皇权专制的嘴脸终于暴露无遗，他那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土改之名夺人田产，以国有之名霸占社会；最终走到继续革命那里去了，搞得天怒人怨濒临破产。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才将这一颓势挽回。那时邓小平说了一句大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话虽如此，但他在理论务虚会上却讲了四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的这个坚持，我们把他理解为政治家有说不出口的苦衷，在没有名器的情况下，他总不能另起炉灶来搞改革吧？说远了，还是说回中国特色吧。 对中共来说，以编造新词偷换概念的手法由来已久，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延安时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同时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直到后来所谓毛泽东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这应该是中共的中国特色最早的原型。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度变迁，几度打磨，终于成就了“中国特色”这张幌子。其间，还有两个类似的、最着名的个案，一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再有是新民主主义，其做法与中国特色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果无一不是把好事情变成坏东西。对于冠以中国特色的诸多事情，人们最好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中国特色看似四个字，但却是无法界定，难以确定其内涵的模糊概念。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最容易被偷换，最容易夹带私货，最后又不知道会搞出些鬼名堂。毛泽东所谓的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不是和秦始皇结合在一起了么？中国特色是什么？从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来看，从古至今都是落后与进步相伴，糟粕与精华并存，哪里有什么只有正面而无负面的中国特色？不但中国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裹小脚绝对是中国特色，总不能是中国特色了又让诸位女士把小脚裹上；妻妾制也是中国特色，是不是中国特色了我们又可以娶几房太太？三拜九叩是中国特色，大讲中国特色是不是意味我们见面不再握手，而是要下跪叩首？这些看似荒唐的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难以改变的事实。但如果以中国特色敷衍塞责，没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担当，这种荒唐未必就不会再现。所谓中国特色并非只是文景之治、盛唐时期那些辉煌的面子，骨子里还有更多腐朽落后的东西。更何况我们还背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历史包袱，这也不能不算是中国特色吧？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国特色这个遁词看似聪明，其实是荒唐至极。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特色的荒唐事不是没有，最荒唐的莫过于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的“基督教”了。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即现南京）陷落，历时13年。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之教义，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洪秀全接触到基督教是从梁发所着的《劝世良言》开始的，这是一本包含九种小书的布道集，由马礼逊代辑付印。而这本《规时良言》，却成为洪秀全基督教的基础。后有教士美都士（Meadows）在1856年做了一本书，中间论到梁发对于洪氏的影响说：“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十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事迹影响。” 1843年7月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建立拜上帝会，自称上帝之子，并称呼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并与杨秀清等以这本《规时良言》作为他们布道的蓝本，虽然如此，但洪秀全并没有放弃科举仕途的道路。直到1847年他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仕途的绝望终于使他决意加入教会，并去拜访美国浸礼会罗孝全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他曾请求牧师给他施洗，可是罗牧师因为他对于神学的认识并不认同，拒绝了他的请求。洪秀全在失望之余，回去继续以他的上帝会为依托，广事宣传，秘密联络。当时清廷对于一切秘密会社，曾严厉取缔，上帝会自然也在取缔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机会与教会接近，跟随德国教士郭实猎学习基督教神学，这才使他首次接触到圣经。洪秀全再次提出加入教会的请求，终因其他教徒的排挤而未受洗。对于洪秀全是否正式加入过基督教，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另一说是洪秀全写出《原道觉世训》的同时，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太平天国失败后，才有人否认他是基督徒。且不论真假如何、参加与否，洪秀全与教会和牧师有所接触，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却是事实。他曾经采取梁发所用文字布道的方法，也写了许多布道小书。虽然如此，对于基督教来说，洪秀全最多是一个刚入门的信众；就神学而言，他连一个普通牧师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开宗立派的圣徒。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知半解、连信徒身份都有破绽的所谓基督徒，居然就以基督教的名义，装神弄鬼地闹出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动静来。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就基督教神学而言，他几乎一无所知，最多不过是初入教门的信众而已。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於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後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但他却始终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言必称天兄天父，口口声声“尔等皆天父之子女”，并以此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洪秀全起兵于金田村，率众万人，不到两个月占据永安，拥洪氏为天王。至此，太平军更是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连夺数十城，清兵望风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陆并进，不到八个月功夫，居然攻进南京，逐建立太平天国。太平军为什么有这种锐气呢？自然有民族思想的蛊惑，人人希望驱除鞑虏，光复汉家，所以呼满人为妖魔，以杀尽妖魔为口号，但洪秀全“基督教”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我们往往回避了这一点。看洪秀全初出兵时的檄文，开端数落满人的罪恶，接着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在这篇长达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则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工降凡御世”。再则曰“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这不但宣传他起义的目的，同时也是洪秀全“基督教”的布道。他们的军队也为这种宗教氛围所笼罩，就连太平军所定的军规，处处打着着宗教的旗号，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耍恪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等，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仿效而来的。即使所谓天条，也披上基督教的十条诫命的外衣。只是又在每条底下，附着一首极普通的七言四句韵语，或者可以叫它是诗：像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底下，都有这样相同的诗，这在形式上与基督教的赞美诗也有有借鉴之处，但在话语上洪秀全却把它中国化、通俗化了。虽然形式上如此，但在信仰的终极关怀上却与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此外，洪秀全也做所谓新遣诏圣书，旧遗诏圣书这类布道的表面文章，还把圣经编成三字经让幼童诵读，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之类，但幌子毕竟是幌子，与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语。 洪秀全的“基督教”毕竟是表面功夫，他骨子里还是两千年皇权专制的产物，在他攻占南京后，这个专制文化的糟粕暴露无遗。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基督徒，对洪秀全的“基督教”并不以为然，郝姆士的南京游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智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拿基督教说事，继承皇权专制的衣钵，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这才是洪秀全“基督教”的真相。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洪秀全的“基督教”，看毛泽东发展、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背后难道就没有洪秀全的幽灵？ 洪秀全装神弄鬼，毛泽东的自我造神，一个以基督教为幌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做外衣，其实骨子里就是一丘之貉。如果说洪秀全以圣库之名行“共产”之实，霸占社会财富还有点原创，那毛泽东以国家之名把持和垄断社会的所有资源，连一点创意都没有，不过是从洪秀全那里检来的垃圾，再给它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那些国际派的人士并不以为然，不也抨击毛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么？其实，毛泽东是线状书养育出来的，骨子里还是皇权专制、兵家权谋的崇拜者，对马列主义的水平，也不过是艾思奇《大众哲学》水平，与洪秀全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学舌别无二致。要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洪秀全的“基督教”何尝不是中国化？要说中国特色，洪秀全的“基督教”丝毫不逊色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始终不过是幌子，挥不去的还是皇权专制阴影，所干的还是杀人越货的勾当。中国特色这面幌子被洪秀全、毛泽东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已声名狼藉；时至今日，仍有人看不明白这点，明明是腐朽一堆，还当成是精华一部，自以为得计，实则是贻笑大方。以中国特色之名，行一党专制之实，拒绝政治文明，抵制民主宪政，这出假戏还能真唱下去么？--------------------------原载《新世纪》 回目录 敢为右派父亲塑像立碑的孝顺儿子彭志一铁流 图为左铁流，中彭志一，右蒋绥民在彭文应先生墓前合影 右派，不少右派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敢讲真话，说实话而又有本事的人。而今在人民群众中一提起"右派分子"，莫不受到大家的尊敬尊重。右派光荣！右派正直！但遭遇又是最悲惨的。他们中不少人被杀、被关、被集体锇死。五十年后的今天，幸存与健在的人已不足三万人了，是国家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可是执政者并不重视，珍爱，仍在采取打压与封杀。据悉，参加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活动，公开联名上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的六十一名老右派，已有两人谢世长眠，他们是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着名翻译家、离休干部刘乃元，原重庆市公安局共产党员、少年管理所长、退休干部蒋伯龄。明年不知又有多少谢世的老人？十年后可能活着的右派所剩无几了，再十年后右派就快死尽死绝了，也许这一巨大的历史灾难就烟消云散，就彻底为人遗忘了，何况还有当局"强迫遗忘"极不道德的做法。如果当今执政的中共是个负责任的政党，是个愿意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党，一定会承认历史事实，会自我革新改正错误，就应该为这场屠民主，杀言论，诛异已，灭正义的"反右斗争"建立博物舘！博物馆建在什么地方？应建在天安门广场，改毛泽东纪念舘为" 1957—反右斗争纪念馆".因为，由于毛泽东亲手发动这场反进步、反民主、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才毁灭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给中华民族和执政的中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直到今日今时，他还碍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当然，执政的中共不会"搬掉祖坟"认错认罪，就是在当今中国国土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决不会同意建立"反右斗争纪念馆"的，这是勿用置疑的事。就连文学巨匠巴金先生提出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舘"，也未获同意，何况这是中共更为回避的史事。为什么？要人民忘掉过去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看来，"伟光正"过去、现在、今后的一切，都是无可指责的，决没有阿Q的癞头，油光光，亮晶晶，好看极了。而最遗憾的是我们中不少难友，也持此种认识，比如在朋友和儿孙面前，不敢或不愿提及自已是"右派"，视为"羞辱"与"难堪"，有的又以"安度晚年"为名，认为"抗争"与"维权"是无功而返的"自讨苦吃"，有的又以"关爱儿孙"换利，甚至做出"左派"惊人之举，一言蔽之，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做"逍遥派"、"观：潮派"、"招安派".所以，今年"五十年反右斗争纪念"，才如此凄凉与无奈…… 不过，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总有勇士，总有坚持正义的人，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不然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在斉太简，在晋董孤笔"，民国有鲁迅，抗暴有林昭。当局不建自已建，父辈不立儿孙立；建在死后的坟头，立在阴阳交替的墓穴；建它个几千几万，立它个几十万上百万。此举是保护历史，还原历史，留下历史，谁也无权干预，纵是秦王政也不会去阻止孟姜女哭拜长城啊！最近"死不改悔"、拒不认错认罪、也是全国五个未得到中共"改正"的大右派（其他四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原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彭文应，其子彭志一先生自筹资金，在上海市奉贤区杭州湾畔的"海湾寝园"，为其受屈受凌的父亲，在坟头上立下碑和竖下头像，供后人瞻仰，让来者凭吊，此举才真是孝顺之道，民族正义之道！我希望我们全国近百万右派分子的子孙，都能这样做！这样作！都能学习效仿彭一志先生，为自已的父亲立碑塑像，这样全国就有了上千上万个"右派历史纪念馆"了。 这次，我和老右蒋绥民先生去上海旅游，在彭志一先生的陪同下，特别去彭文应难友的墓前献上花圈，并深深地三鞠躬，我默黙地说：你是我们的榜样，你是我们的楷模，你高风亮节，你坚持正义，是我们右派的骄傲！是我们右派的光荣！你最可慰的是，有一个孝顺的、敢于坚持历史真实的、为父亲立碑塑像的好儿子。他为你立了碑塑了像，也是为我们千千万万右派分子立了碑、塑了像。我们老右为你有这样一个儿子，也为我们右派有这样一个后代，感到无比的高兴。你好好安息吧，在那个真正和谐的社会里，没有人监控打压你，更没有人斗争批判揭发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值得特别一提的，在这之前，原广西环江县第一任县长、县委副书记，右派分子王定，在他走后，当地老百姓为他造墓修坟，并在石碑上这样刻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中共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解放后出任县长、县委副书记之职。因他拒绝说假话，做假事，主张"包产到户"，不同意"统购统销"中的高征购，在1957年5月广西第二次区党代会上，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后被打成右派，全家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其妻叶葵仙，县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组织上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劳改，而此时，这个县的县书记洪华，为了升官求荣，死心追随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大跃进"中大肆作假，竟放出全国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最高产"卫星"，结果使这个不足十七万人口的小县，饿死了五万多人，王定得知情况后痛哭三天。他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因不服处理，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次向中组部上书，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直到1979年2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不劳苦，长期搜集整理核实环江县饿死人的事情。他说，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仍然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1980年，当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了一篇短文说："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斥时蔽，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但没有人理睬他。1997年秋末，他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书媒体，《南方周末》于1988年10月9日于18版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近八万字压缩文章：《狂热及其灾难》，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这解密文章的发表后，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多份，广为传播散发。环江县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空想狂热"乌托邦"所谓"共产主义"瞎搞胡搞所造成。 王定是说真话的勇土，揭假的英雄！他2000年7月26日逝世，享年七十七岁，环江县人民为了怀念他，纪念他，在他坟头立下一个巨大的石碑，刻上那么两行字，这是何等的肯定与奖厉？人生足矣。为此，我告��儿孙，我死后立一石碑，上写"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打不断脊梁骨的铁流！"也就足矣！--------------------------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三个右派的故事严家伟 （四川） 人生在世本乃“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短暂。然而一个人一生的离合悲欢，爱恨情仇又都可成为一本厚书，一卷长画。可能有“昨怜破袄寒”之夜，也可能有“今嫌紫蟒长”之日。所以民间有句俗话也说人一生“三穷三富不到老”。但不管贫富贵贱，顺境逆境，尤其是在逆境贫贱中更能看到一个人的素养与品质。本文想在这里介绍三位已过世了的右派朋友，一言以蔽之，大约就可归结为：可爱。可叹。可悲。 可爱的“音乐家” 虽云“音乐家”并非音乐学院的教授，讲师，也不是作曲家，而是四川灌县县文化馆的馆长。但此人非常喜爱音乐，手风琴拉得十分漂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狂热声中，苏联电影中背着手风琴为别人伴奏或自拉自唱的青年男子，就是当时女孩们崇拜的“标准帅哥”。这位万文俊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其人高且瘦，浓眉大眼，英俊逼人，再加上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中音，伴着他优雅的琴声，倾倒了他身边无数的姑娘，成为她们梦中的白马王子。但万先生往往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对姑娘们频频送来含情的秋波，却熟视无睹一笑置之。就在邱辟特的神箭引而不发之际，毛“伟人”一手制造的“反右”风暴，却无情地刮倒了他的身边。 在此之前，苏联的一个什么水利考察团，到灌县来参观古代李冰父子的治水工程。县当局对“老大哥”自然不敢怠慢，白天好酒好菜招待，晚上选了县机关单位中最年轻貌美的姑娘，来与“老大哥”联欢跳交谊舞。那时还没有什么卡拉OK音响设备，所以文化馆奉命必须去现场伴奏助兴。而万文俊的手风琴伴奏更被视为必不可缺的重要项目。可这位万先生却看不惯那些俄国佬趾高气扬，官员们低三下四的样子，开场不久，便拂袖而去。弄得领导十分尴尬。好在万先生家庭出身好，暂时拿他无奈。反右运动一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再加上有积极份子，为了表现自已，便揭发万文俊看不起工农大老粗出身的文化馆党支部书记，说该书记“周身没有一点文化味”，连音乐正谱（五线谱）都认不得，说“这是些啥子鸡巴豆芽足足啊”？对书记大人----党的化身如此不敬，再加上还有“反苏”的具体行为，“二罪”俱罚便划为“极右”。送“四一五”劳教自然是“罪有应得”了。 到四一五后，便被送往101队，该队全是老右，不象其他的队还混编有小偷，“乱搞男女关系”之类的“人民内部矛盾”者。因为全是政治犯，所以管得特严。¸该队的一把手指导员姓岳单名一个毅字，这岳毅对人十分凶恶，说话一口一句“我代表政府如何，如何”，“右派”们便据此给了他个外号叫“岳政府”。万文俊来后干活努力，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所以不被人注意。转眼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法定节日，队上照样要搞点什么文艺演出，一是装点政府的所谓教育关怀的门面，二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免得不干活坐着乱想。那年头还敢演什么，只有唱点革命歌曲，当台上“社会主义好”一曲大合唱正在进行时，台下一个高个子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喊道“错了，错了，这里是个切分音，完全唱错了”。歌声在惊诧中停止，大家 定睛一看，正是万文俊。而且他此时似乎已欲罢不能，一不做，二不休，走上台去试图予以示范纠正。台下的“右派”们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小声骂道“吃多了，神经病，都劳教了，还去管那些”。这时“岳政府”生气了，骂道“万文俊，你跟我滚下来，少捣乱”！有的积极份子，也马上配合“政府”轰万文俊叫他下来。万下来后仍不依不饶地对“岳政府”说“指导员，这是艺术，切分音要唱准，不能马虎”。他大概不知这位“政府”连“切分音”那三个字也认不得，更不用说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岳政府”立即予以迎头痛“骂”道“你这个家伙就是反动成性，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哪个敢拿去切呀，分呀？坚决给予打击”！----这台下“秀才与兵的对话”，真比台上的演出精彩多了。 “切分音事件”后，大家才开始留意这个人，但此人仍如既往，干活努力，沉默少言。只一门嗜好，有一支紧随其身的小铜号，空闲下来便自吹自奏，号声婉转悠扬，十分动听，还能吹出一些旧曲，古曲如〈燕双飞〉，〈苏武牧羊〉等。右派中不少是有音乐文化素养的人，便跟着号声小声哼唱起来：“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膻，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貌老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寨前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一有了词，问题就来了。劳教中有个外号叫“屁斑虫”的人，此人原是四川南充市公安局的干部，还是团员，肃反中，为了表现积极，竟将其亲生父亲诬为“国民党特务”，那个年头遍地都好象有特务，反革命。现在又是你亲生的儿子检举的，人家当然更加相信。遂将其父整得死去活来，要他“老实交代”。但无论怎么说，这公鸡总是生不出蛋的，所以最后查来查去，这“特务”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按理说这是诬陷，要负法律责任的。可是那个年代不要紧，人家一是靠近组织，二是革命警惕性高。所以没事，设事，还得了表扬。也许他此次尝到了甜头，以为只要按党的指示办怎么胡说八道都行。1957年又是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他于是也来当“积极份子”，也给领导提了几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意见。可他忘了，说你老子，哪怕乱说也问题不大，说领导那还了得？再加上他的父亲还有特务“嫌疑”，儿子当然就是“出身不好”，于是按我党“新老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不但划右，还送劳教。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人虽然劳教了，还在终日盘算如何表现积极靠近政府。于是便在其他的右派劳教们身上打起了“一本万利”的主意，把人家当作垫脚石，来表现他的“接受改造”。于是他几乎天天都要去向劳教队干部告发别人的“反改造”或“反动”言行。所以大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屁斑虫”。这是一种身上有特殊臭味的昆虫，以此表示对他的鄙视与厌恶。此人不但有一定文化，而且受过“我党“多年的教育，“政冶嗅觉“比一般人都要灵敏得多，所以一听见万文俊铜号吹出的歌，外加唱出的词，他顿时如获至宝，忙去向干部告密。并添油加醋。《燕双飞》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留恋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这还稍轻一点，特别是那首《苏武牧羊》的古曲，经“屁斑虫”一番分析，那就是借古喻今，苏武被匈奴捉去，北海牧羊十九年，就是不投降，而且“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这不正好表达“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投降，要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吗？ 那个“岳政府”本来就是个文盲加流氓的货色，什么匈奴，苏武他虽然如听“天书”云里雾里，但说“就是要和共产党顽抗到底”，这是他“本专业”的“术语”，一听就懂，一懂就怒，一怒就兽性大发，指着万文俊一顿臭骂。什么坚持反动，什么与人民为敌，虽然这些字他也认不得，但早能倒背如流，骂起人来驾轻就熟，快如连珠屁流畅自然。骂完后还不解恨，抓起万文俊心爱的小铜号狠狠住地上一砸，末了还抛出一句：“下次再听见你吹，老子就给你没收了”！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了万文俊，说去检举这事的人就是“屁斑虫”。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吃了饭，有一小时短暂的午休时，大家正躺在铺上“靠一靠”，突然听见外面院子里传来沉闷的肢体相互击打的声响。于是有人伸出头向外一望，“喂，来看，来看，这‘屁斑虫’和万文俊打起来了“！当大家一涌而出来到院子里时，“战斗”正在惨烈地进行。但万文俊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屁斑虫”原乃“我公安干警“五大三粗壮实有力，因此万已渐渐招架不住，节节后退，脸上已两处挂彩。形势明显对万不利，再打下去，万肯定要吃大亏。“屁斑虫”是遭众厌恶的，人们都想去帮万，但又苦于师出无名。于是有两人便以劝架为名想加以制止，殊料“屁斑虫”仗着有干部宠信，便高声叫道“干啥，你们几个反改造的要来帮万文俊吗“？那二人一听更不敢动手了，但可以动口呀，于是那二人便风言风语地回敬道“你那么积极，为啥还不摘帽，解教，还给我们反改造的一样啊”？“屁斑虫”当然不服，也反唇相讥。“屁斑虫”又要顾着打，又要顾着骂，这一心不能二用，结果一脚踩“虚”在院边阳沟上，一下子跌入了阳沟内，谁知这沟十分窄小，“屁斑虫“跌下去被卡在沟里，连连挣扎几下也挣不起来。众人一见齐声欢呼“老万，好机会，快动手，狠狠揍”！有个更出“歪点子”，“那不是石头呀？往下狠狠砸嘛”！在众人一片欢呼的喊“打“声中，万文俊却平静地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和唇边的血，然后走到阳沟边，对“屁斑虫”说“君子不乘人之危以加害，你慢慢爬，爬起来我们再打”。“屁斑虫”经过一番挣扎，最后终于爬起来了，在众人一片愤怒，冷峻的目光中，垂着脑袋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对万文俊的评价，分为了两派，一派对万赞誉有加，认为这才是读书人的道德和君子应有的操守。另一派却认为万是书呆子，迂腐。“理论”根据是鲁迅的要“痛打落水狗”和毛的“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争论了一阵子。 1967年万文俊随“四。一五”筑路队来到灌县。近十年的残酷折磨，年纪不大就已罹患高血压。但他对于什么事都还是那么一丝不苟的认真。一个星期日队中进行兰球友谊赛，当离终场还有几秒时，万的这个分队，落后对方一分，却得到了一个在对方兰下“二打一”的好机会，几乎是个必进之球。此球如投中则反败为胜赢对方一分，对方已无反击的时间了。但传球的队员却把这个球传高了，飞出了底线，一声哨响“全场时间到”！万文俊在大腿上一拍，大喊一声“哎呀，这球怎么传的呀”！话音刚落，突然仰面倒地，队友们忙上前见他已不省人事。急送队上医务室，已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一个才三十多岁的人就这么“走”了！最后诊断结论：死于脑溢血。 也许这就是天意，自灌县始，又到灌县终；曾在这里展现过他靓丽的青春才华，也在这里结束了他悲惨的人生。一切就都这样匆匆逝去，只不知当年那些曾心仪于他的姑娘，在她们的春闺梦里还能找到这个白马王子的身影吗？ 数学老师，为你长叹息 此人姓廖名远平，四川成都市人，是我的同乡。但我这位老乡确是貌不惊人，不但身材矮，皮肤黑，还因小时患眼疾冶疗不当，一只眼完全失明，另一支眼又高度近视。但此人可谓身残志坚。凭着那“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而且成为成都一所重点中学优秀的数学教师。还多次在当时全国范围发行的《数学通报》上因解开编辑所出的数学难题，或对数学上的某一命题提出独到的见解而多次获奖。这时校中也有位青年数学女教师姓李（因事涉隐私姑隐其名），年轻貌美。在教学中遇到困难便来请教廖远平，廖耐心指点，举重若轻，每次都使李老师得到满意的回答，获益菲浅。久而久之，李老师遂对廖由敬而爱。好象那时的女孩还不象今天一些人择偶的条件，动辄就要“身高一米八，样儿象周润发”，而更看重内在的知识学养。殊不知该校的党委书记，一个三十多岁的南下“老干部”，早就对漂亮的李老师垂涎欲滴，而且认为李姑娘在自已的“一亩三分地”上，“猎”下此“艳”，自不在话下。万没想到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黑丑怪”，“横刀夺爱”而去，真差点没把肺气炸。但婚姻法上并无择偶“领导优先”之规定，而廖远平又是个才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家“一不偷，二没抢，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所以一时也没啥办法去“修理”人家。 可是到了1957年机会终于来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就在眼前。要不要你当右派还不是我书记大人一句话。所以才新婚两年的廖远平不但“划右”，而且是“极右”立马押送劳教。一场棒打鸳鸯的现代剧就这样“圆满”落幕了。 转眼来到了三年大饥荒的年代。这时的廖远平早已与“老师”二字无缘了。因为他一眼失明，另一眼又高度近视，故他所在的四一五劳教队的战友们便戏称其为“廖瞎子”。除了集合点名能听到廖远平三字外，平时“廖瞎子”似乎就是他的“尊号”了。当然更没有人会去提到他曾在数学上的成就。在这个筑路队上，成天用的是钢钎，二锤；成天接触到的是路边边，山脚脚，谁还有雅兴去谈三角与几何？ 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有麝自然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们的廖远平老师展现出了他的数学才华。那时全中国的人都在为一个“饭”字发愁，饭就是命。四一五筑路队是重体劳动，粮食定量每月大约是四十一，二斤，即平均每日约有一斤四两。如果按现在的生活条件，肉食蛋奶可随便买，一般人都吃不了。可那时十天，半月还见不到肉食，至于蛋，奶只好去梦里寻找了。每餐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片老叶菜，菜里连点油星也看不见，又是超强的重体力劳动。那几两米饭产生的“卡路里”热能确实难以维持一个个青壮奴隶的躯体。我对挨锇的体会是，如果偶尔一顿，或一天吃不饱那无所谓，如果天天，顿顿吃不饱，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所以每顿吃饭，对于自己碗内那一份的多少，已不是斤斤计较，两两计较，而是“钱钱”都要“计较”了。当时为了方便，用一个约30CM直径的小瓷盆把四个人的饭蒸在一起，然后你们四个人去平分。本来是个小学生都能解开的题，盆内划个“十”字不就四等分了吗？但在大瓮灶内蒸饭，不可能让每个小瓷盆都一点不倾斜，于是四等分中必有厚薄之分。对于“钱钱”都要计较的劳教们来说，这就不能不算个难题了。几乎每餐都为此发生争执。后来有人利用杠杆原理制成一把“土秤”，即用一根小竹杆，一头吊个小碗当秤盘，一头用麻绳拴个小石头当秤砣，形成支，重，力三点当秤用。但这方法太繁琐太慢，有时饭都冷了还未称好。这时我们的廖远平老师主动请缨，他说“我来分，我分好了你们把三份拿走，剩下一份算我的”，以此表示他决无“以权谋私”之意，于是获得大家授权。只见他端着小瓷盆，把盆360度的转一圈，偏着头用他那高度近视的一只眼睛，仔细审视后，然后默默地似乎念念有词，少顷，便手持一竹片，先在饭上似手打了几个点，再连了几根线，最后“刷刷”两下就把盆内的饭分成了四块。大家拿到土秤上去一称，秤杆只有一点“平”与“旺”的微小差别。这一下把大家都惊呆了，这“廖瞎子”怎么一只眼比我们双眼还看得准啊？有人便开玩笑说：古人早就说了嘛，“独具只眼”，当然一只眼看得更准啊！也有人更不耻下问去向他请教，希望能学到两招。可廖老师说这需要应用立体几何，甚至微积分的原理，说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懂。听说廖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讲课，函数，对数从不翻书，倒背如流，使师生们都叹为观止。可他当时怕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学问后来最大的用处却是用来分一盆饭！ 1973年秋天，廖老师和其他几十人一起被调往四川永川县境内的永川劳改茶场。此处真可谓是穷山恶水，不仅山高，坡陡，路狭窄，而且入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秋雨绵绵，难见晴天。这对茶叶生长到比较有利。但对于担任采茶的右派劳教们来说，则是灾难性的。一是雨天野外作业，那时谁还给你发雨衣？一顶草帽或斗笠就是雨具了。而采茶必须弯腰，全身除头部外都遮不倒雨。二是整个茶场绵延十多里，全是崎岖陡坡小路，长期下雨路面湿滑，恐怕把申雪，赵宏博这样的滑冰高手请去也要摔跟斗。而且每天采茶必须完成高额的定量。完不成，批斗，挨打，甚至叫你晚上都要去完成。毫无人性的“管理”，人象牛马一样的被驱赶着，因此在陡滑的山坡路上，也象在竞走赛跑一样拼命奔向工地。 一天去工地途经一悬岩边的小路，因连日阴雨，人的脚上全是稀泥。行走中廖老师的一只旧塑料凉鞋从脚上滑落，掉在路边下草丛中，廖老师去到路边探下半截身子想去把鞋拾起来。但他视力极差，没发现路边泥土因连日阴雨已经松动，经他探下的身体一压，“哗”的一声，随着垮塌的路边泥土，我们的廖老师落下了万丈悬岩！。。。。。。 一个正在壮年而富有才华的生命，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廖老师，我为您长叹息之馀，回头看，当年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当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死神抓住我的一瞬间，侥幸逃脱了！ 廖老师，安息吧 ！ 可悲的，就长话短说了 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就是那位外号“屁斑虫”者，原南充市公安局干部，名叫姚奉启。后来此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右派劳教们，星期日通过请假，还可去附近集市上走走，平时也可接近到当地的一些农民，因而对社会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当看到那时农民吃草根，啃树皮，饿殍遍地的惨景时，一些头脑敏锐的右派，开始发出质疑与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下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议论中不免有人情绪激动，言词趋于偏激。有的人还相互传阅一些自己写成的文字，抒发自己的观点。“屁斑虫”不愧是出身公安系统，搞过刑侦的人，此时也装出一付大彻大悟的样子，甚至说出一些十分“反动”的话，获得了某些人的信任与他无话不谈。当他把许多情况“套”到手后，再添油加醋，经一番加工便密告上去，结果被上面认定为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集团。抓了几十个人，经酷刑逼供后，有的人受刑不过，又乱“咬”一气，案子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至上百人被捕，枪毙了好几个所谓“首犯”，其馀的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成了一个所谓惊动了中央的“反革命集团大案”。 “屁斑虫”终于在别人的生命和血泪上，建立起了自已的，“靠近政府，积极接受改造，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殊勋”。论功行赏，不但摘掉右派帽子，立马解除劳教，而且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尤其体现皇恩浩荡的是，竟通过公安部，将其两个子女的户口迁入北京。这在当时连一般的“革命干部”也难获此雨露天恩！可见当局对此的重视态度与欣喜之情。此冤案至今仍冤沉海底。 “屁斑虫”此次不仅算尽机关，大获全胜。而且他的那个“雅号”也在众位右派劳教中得到了一次“升级”。从此大家提到此人便呼之为“总屁斑虫”，以别于那些偶尔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的“小屁斑虫”。可是“总屁斑虫”万万没料到，他费尽心机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在前面等着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1966年毛泽东继发动“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后，又一手“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得意的“收官”之作-----文化大革命。此“革命”似乎有点不同于彼“革命”。过去历次的所谓革命运动，都是中共官员“革”普通民众和阶级敌人的“命”，而这次“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叫大家来“革”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命”。这虽然是为了毛争权夺利的需要，但中国人中不乏聪明的人，立即接过毛的圣旨，并即以当年中共官员“整”人之道，还“整”中共官员之身。，当然也同时拉上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来“陪斩”。所以一时之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而闹得最凶的一个问题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而要砸烂它，必须要给它找出几条骇人听闻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说文革前的“公检法”包庇，保护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为此各地都必须要找出一些实例，以证明所言非虚。“屁斑虫”恰好正撞在这“枪口上”。你他妈一个右派劳教份子，凭啥享受那么多的优待，这不说明是走资派包庇，保护阶级敌人又是什么？而那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公检法”老爷们，此时一个个都已是缩头乌龟，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谁还敢来揽这事？谁还敢来替“屁斑虫”辩解。而且在那些老爷心中，整死一百个“屁斑虫”又关他何事？所以“屁斑虫”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才从狗洞爬出来，谁知一下又落入造反派狼群中。最后终被批斗整死，而且死得很惨。 也许有人说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甚至认为是“因果报应”。其实在一个公民没有人权保障，没有民主，法治的独裁专制的国度里，上至达官显吏，下至升斗小民，没有一个人是有真正的安全保证的，没有一个人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屁斑虫”的可悲下场，除了他个人的品质因素外，其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皆为必然也。 2007年8月完稿，同年10月二次修改。（首发2007年12月号《人与人权》）作者来稿--------------------------原载《人与人权》 回目录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从汪兆钧、郑存柱、郭泉的三人上书说起子曰 就在十七大刚刚结束不久、中共又铺天盖地般的掀起新一轮宣讲活动之际，不少中国人却听到了另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不同声音，那就是汪兆钧、郑存柱、郭泉这三人的相继上书。 上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是作为“士”的读书人表达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应有之义。几千年来 ，为了规劝统治者择善而从，多少读书士子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甘冒斧钺，伏阙上书，这样的事例可以说自古及今，举不胜举。就在十七大前，所谓的左右两派，也有一百七十人的上书和李锐老人的上书。纵观历史，在以前，无论结果好坏，统治者对上书还有些互动，如公车上书推进了戊戌变法，李庆霖上书还得到毛泽东“聊解无米之炊”的三百元钱等等。但到了今天的“和谐社会”，所谓的上书，就犹如东风吹牛耳了，除了给上书人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外，是得不到任何回音的。执政当局的一意孤行，由此可略窥一斑。 尽管如此，汪兆钧、郑存柱、郭泉三人，还是在互联网上发出了他们的上书。可以说，这几封上书，对中国社会的震撼，比官方所宣讲的什么“十七大精神”还要深入人心，威猛厉害，传播的渠道也更加隐秘，更为广泛。因为这些公开信不仅深刻揭示出中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现实危机（如一党专制、贫富悬殊、言论自由、平反六四、法轮功问题），也表现出上书人的超凡胆识和自我牺牲精神。还有，比起十七大文件来说，这些上书只所以能够不胫而走、声口流传，有着极强的传播能力，也从反面证明了那些官样文章的“假大空”，一个人人举手、毫无争议的执政报告，根本无法深入或涵盖当前中国的实质问题。 前几年，有人提出了革命老人“两头真”现象，即“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还有人提出中国特有的“老人说真话”的怪诞现象，即能有勇气站出来说真话的，都是些七老八十、颤颤巍巍的耄耋老人，如“三李一何”（李锐、李慎之、李普、何家栋）以及胡绩伟、戴煌、包遵信、宗凤鸣等，他们不是残败凋零，就是气息奄奄了。而人数众多的青中年知识分子，却不是忙于仕途升迁和股市发财，就是游戏人生或醉生梦死。所以，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民主前程不抱希望，认为在强权之下，“两头真”的老人一旦走完，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也就此终结了。 现在，这几封上书，又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知识分子良知与勇气的传承，真正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如首先上书、影响极大的汪兆钧先生来说，作为一个省的政协常委，而且事业有成，在一般人眼里，已经是功成名就、值得羡慕的榜样了。可他却两次上书，言人所不敢言的“六四”事件、开放党禁、以及法轮功事件。汪先生今年五十九岁，明年就到了“知天命”之年，与那些“说真话”的老人们相差整整一代人。而作为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郑存柱和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泉先生，又比汪先生小二十岁，相差又是一代人。民主事业传承有代，不必再像那些“两头真”的老人那样，等到历尽劫难，回过味来后，才幡然觉悟了。 鲁迅先生有名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三十年前，安徽是第一个敢于冲出禁锢、农民自我实行承包制的省份，到了今天，安徽又成了首先公开发出民主改革呼声的地方。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如果中共当局能像三十年前给农民土地自由权那样，顺应历史潮流，推进民主化进程，那才如汪兆钧公开信中所说的，是中国“通向光明的必由之路”！--------------------------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中共能否主动自行解体？吴庸（北京） 中共必然解体，这是无疑的。问题是，在外部压力不足时，它能否主动自行解体？网上有文称：“可能性相当大”，它“甚至会使自己获得新生”。如果真有这种可能，可就省事多了。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论证的。 清醒和冷静的评价目前形势 总的说，中共已走上末路，正在分崩离析。但它拥有的实力不可轻视，解体与否毕竟取决于实力较量。它以廉价资源赢得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大量增加，由此发育了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它的社会基础，这个集团掌握全国经济命脉，借以维持中共庞大机构的运转。尽管有股市泡沫的危胁和内需不足的弊端，但由此就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似嫌过甚。从政治上看，目前并不具备推动中共解体的必要的外部压力。民主运动于1989年显示了历史的最高峰后，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维权活动与上访活动在2005年表现了上升的强劲力量，由于中共残酷打压又趋下缓。把这种状况概括为“人民民主意识空前高涨”、“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未免失之空泛，不是如实的反映。中共靠“党文化”严格管制社会意识的办法已经失灵，现在改为推广消闲文化以充填大众精神世界，并堵塞群众人权意识成长的途径。它还借奥运会的举办掀起民族主义狂热。这些都是它的活动能力。认为“在文化上，中共的丧钟也已经敲响”，显得有些夸诞。总之，对中共的末世统治要有清醒和冷静的评价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对应之策，才不至于因头脑发热而失策。 一党专制与人民民主的矛盾性质 一党专制就是必须由共产党说了算，实行极权统治或威权统治。现在，它的统治力量趋弱，不得不强化暴政，强化黑恶势力，形成黑社会统治。不管是哪种统治，一党专制与人民民主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作为社会形态，不可能既是一党专制社会，又具人民民主性质，或者，既是人民民主社会，又具一党专制性质。只要是一党专制，必然排斥人民民主，镇压人民民主。要注意的是，一党专制往往以民主的形式加以包装，但揭开民主外衣就会露出专制肌体，它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一党专制性质。 专制与民主的对抗性规定了中共不可能主动和自愿进行削弱专制体制、迎合民主机制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已由改革开放的历史予以证实。只有外部形成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压力结合其内部形成的同样压力，迫使它走投无路时，它才会考虑实质性的让步、妥协，作出削弱自我权益、迎合民主权益的安排。无视或者漠视这种根本权益的对立，就会产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社会转型的种种奇想。比如：由中共提出“具体的政治改革方案，对行政形式、立法形式、司法形式等都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设计”，“也许还要进行全民公投。然后，正式公布实施，可能一夜之间，中国就进入了民主宪政社会。而共产党在这一天也就降到了和其他党派平等的单（地）位。实际上，原中共也就解体了。”这种设想等于说，共产党自动放下屠刀，自动立地成佛。一个很蹩脚的神话，一场忽悠人的梦话。中共何曾有过这种改恶向善的成佛之心？面临1989年那种史无前例的强大压力都不曾产生悔恶向善的念头，反而野蛮地以坦克与机枪进行镇压，难道今天会突然灵感一动，自动宣布解体，投奔光明？太悬乎，太离奇！ 至于说什么“中共在不触动现有政体的情况下”，“开放党禁言禁，为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等历史问题进行彻底平反，政治上允许其他党派参加竞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就可能对自己的党章、国家宪法等进行修改，从而导致中共改组或解体”，就更加是想入非非了。“不触动现有政体”也就谈不上“开放党禁言禁”的可能，反之，“开放党禁言禁”就必然削弱“现有政体”的专制功能，两者不可兼而有之。把相互冲突、不能并存的事物捏在一起，硬说是“哥儿俩好”，岂非痴人说梦？思维如此混乱，说明抹煞专制与民主的对抗性会把人引到何等云遮雾罩的迷乱境地，沉入何等自我陶醉的幻觉之中。 不能认清中共专制本质，对它走向解体存在诸多幻想，是今天研究民主宪政转型的最大思想障碍。 对胡锦涛作用的神化 在中共走上末路、分崩离析之时，胡锦涛的作用就是维持住破败局面，不使中共烟消云散。他的作用仅限于此，他的能力也仅限于此。期望胡氏超越此种历史限制，推崇他会有什么非凡作为，只能是不具现实感的幻想。 任何领袖都是历史的产物，都被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关系所支配。领袖人物不可能超脱这种社会的规定性而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所以，必须从社会的规定性中观察个人作为，从整个历史之流中评价个人可能起的社会作用。胡锦涛作为中共党魁，依靠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个集团靠专制权力而发展，与专制体制血肉相联，因此，他们要求胡锦涛维护这个强取豪夺的体系不使溃散。胡锦涛遵循它的要求才能站稳脚跟，这决定了他不可能挣脱集团的束缚，异想天开来个什么更换党名，使中共“获得新生”。党内还有颇具潜力的毛派，他们时刻想把胡锦涛拉往毛泽东“路线”，因而也是更换党名、走向新生的强劲阻力，胡锦涛施政必须考虑与这种势力的平衡。在这两种社会关系包围中的胡锦涛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搞什么更改党名。能否挣脱这两种社会关系而登高一呼另组新党呢？说实话，这种罗曼蒂克设想只是文人的玄学推论，他们在自说自话以制造一种社会舆论，与胡锦涛本人的理念毫无关系。 鼓动者并不以制造舆论为满足，还提出一项任务：“促使胡温向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转变，促使他们做解体或改组中共进而完成民主宪政改革的伟大领袖。”胡锦涛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伟大领袖”呢？（1）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认为苏联历史不应有“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请问：如何促使胡锦涛具有同样的气魄和能力，也来个中共历史和现政的“公开性”，让人们公开议论毛泽东暴政和江泽民的卖国行径？（2）“八一九”政变当天，叶利钦就宣布它的反动性质，号召公民起来回击。请问：如何促使胡锦涛具有同样的气魄和能力，为反动的“六四”平反、批判“六四”主谋邓小平罪行？（3）“八一九”政变失败，叶利钦马上签署中止俄共活动命令。请问：如何促使胡锦涛具有同样的气魄和能力，宣布中共执政的非法性？既然执意要促使胡氏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领袖”，不妨先对这三个问题做出解答。假如连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进而完成民主宪政改革”问题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我的理解是：胡锦涛不是完成“改组中共进而完成民主宪政改革”的适当人选，不应对他寄予这类期望。鸡只能在地上奔走，不可能像鹰那样翱翔蓝天。 （2007.12.6）--------------------------原载《议报》 回目录 囚徒悲歌--二郎山下劳改茶场纪事（16）梦波 十六、归来 江又安动身，刘淑珍给他买车票的钱，他说他有，就没有接。坐上长途客车顺顺当当回到建阳县，再到场部，进了办公大楼。上二楼的时候，心里已经暗自打鼓，还挺起胸膛装出满不在平的样子，给自己壮胆。在走廊上刚好碰见管教股的樊干事。樊干事来过八队，所以他认得。他赶紧低头，似鞠躬非鞠躬，恭恭敬敬地说：“报告樊干事。”樊干事早就注意到这个三类人员，厉声问：“你是哪个队的？” “报告樊干事，我是八队的，叫江又安。上个月跑出去的。”樊干事马上想起来，八队于指导员曾为此事给他打过电话，原来是这虾子！他厉声问：“那你咋个又回来了？” 江又安想好的话一下子都吓跑了，正好从三楼下来几个干部，樊干事把声音放柔和了些：“走，到办公室交代。”进了办公室，樊干事坐在椅子上，拿起热水瓶慢慢往茶杯里倒水，水倒满了，把热水瓶放回桌子上，又慢慢端起茶杯来吹了一口气，慢慢呷了一口，这才对站在门口的江又安说：“进来，坐下说。”江又安进来，看门口里边有一个方凳，估计是专门为三类人员准备的，就坐了半边屁股。樊干事起身把门掩好，然后向江又安示意：“唔？” “上个月我违反纪律，偷跑出去……”“啥子违犯纪律，是重新犯罪，懂不懂？” “是，是犯罪。我跑到成都，那个日子硬是恼火，没得地方歇脚，白天还好混，晚上住'公馆'……”“'公馆'？啊？啥子'公馆'？” “就是马路边安装下水道的水泥管子，是公家的管子，所以就叫'公馆'.”樊干事也忍不住笑了。随即醒悟到有失体统，马上板起脸：“就是你鬼名堂多，起个名字也装怪。再装怪，看老子收拾你！”为自己的幽默所感染，江又安的口齿开始灵活起来：“报告樊干事，外面的日子硬是不好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联防队、居委会搞治保的，红袖套遍地都是，看到都头皮发麻，一天到晚都在抓人，走到马路上，一听见后面警车响，都以为是来抓我的，骨头都吓酥了。随便看见一个人都像是便衣儿。”“这就叫人民战争威力无穷，牛鬼蛇种无处躲藏！”“后半夜又冷，水泥管子梆硬，梗得骨头痛，又怕遇到查夜的，睡都睡不踏实。又找不到钱，如今成都人'醒'得很，有时候一天都开不了张，只有啃干饼干。过去的熟人也碰不到一个，又不敢去找，怕都弹进'罐罐儿'里了。”樊干事冷静地听着，他从不相信任何一个三类人员的任何话。正在此时，管教股谢股长推门进来，樊干事和江又安都连忙站起来，樊干事动作还稍快些。江又安说：“报告谢股长，我正在交代逃跑罪行。”谢股长在樊干事对面坐下，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这才面带笑容说：“你是自己回来的，这就好，迷途知返嘛。对于逃跑犯，我们也是按政策区别对待的。”江又安说：“感谢政府宽大，另外我还要向政府检举一件事。我在成都看见张会恩了，他跟那个女的一路。”然后详细介绍了他的“发现”经过。 谢股长听了只是说：“晓得了，你明天就回队，把逃跑经过，出去干了些啥子坏事，一五一十地交代，不准有丝毫隐瞒。”江又安立刻换一副可怜相：“报告谢股长，我不敢回去，马中队长最恨逃跑犯，回去他要捆我，求政府给我格外调个队才要得。”谢股长说：“没得关系，你回去就是，我给他挂个电话。”说完就拨号通话：“喂，喂，是我，管教股，找马队长，哎……喂，老马，是你呀，你们队的江又安，对，江——又——安，自己回来了，现在在场都，……咋个，没得人？……好，好……哎，就这样。”放下听筒，他对江又安说：“你们队上说，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就是了。”江又安一高兴，忘了鞠躬，回身就走。 看着江又安出了门，樊干事试探着问：“谢股长，是不是我去成都把他们两个弄回来？” 谢股长吐了个烟圈儿，这才说：“弄回来，啥子影响？” 樊干事碰了钉子，有点儿尴尬，就自找台阶下，自言自语说：“也好，省得场部他妈的每月补助几十元！”江又安到了场部制茶房，旁边有一间屋子，是就业人员的“招待所”。值班的雷老头兼管修鞋。江又安报了队名，姓名，在登记本上填了日期，就进了屋。里面并排有四张床，已经先有两个壮汉在那里。互相招呼过，知道他们是才从五队来准备调到集训队当值班的。他们见了江又安，就问他：“喂，老乡，你是几队的？” “八队的。”那个稍矮一点儿的问他：“听说你们队有个刘啥子义的，跳崖死了，是咋回事儿？” 江又安心里一震，马上又装作一副见惯不惊的神气说：“叫刘富义。死了就死了，啥子咋回事儿。”那个稍高一点儿的，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操着重庆口音说：“啷个搞起的，死总有个原因嘛，好端端的哪个愿意死？” “晓得啥原因，他个人要死，哪个拦得住他？劳改队死个把霉和尚又算个啥！”“我听茶房的人说，是因为请短假回家探亲，没有准他，自己想不通才跳崖的。”矮个子说。 “我听基建队的人说，是因为开会捆了他-绳子，他想不通才跳崖的，不晓得是不是那回事儿。”高个子说。 江又安说：“管那么多做啥！过一天算一天，哪里死哪里埋！”话不投机半句多，高个子转了话题，问矮个子：“戴组长，今天晚饭到哪里吃？”矮个子想了想说，找古麻子煮点稀饭就算了。江又安这阵子觉得肚子也饿了，好在身上有粮票，就近有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充饥，边吃边想：“老刘可怜哪，这辈子只怕连饼干都没有吃过！”想到这里有点儿心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回到队上，马中队长叫他还在三组劳动，先在组内交代问题。当天下午一出工就下大雨，啥活路也干不成，于是一人一把刀“砍梯”——茶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坡度较大的山坡上修成水平的带状梯田，在近似垂直的梯壁上长满了杂草，用刀把草砍掉，草落在茶树下可以作肥料，这个活儿叫做“砍梯”。 雨越下越大，就业人员都没有雨衣之类，浑身上下湿透，连赖组长也受不了了。砍梯不是什么要紧活儿，他四下一望，蒙蒙一片，远处山坡上不见人影儿，周干事也没有上来，就往附近徐晓丹所在的工棚走。 组长的行动就是信号，盼望多时正在待命的组员也都一溜烟儿溜进工棚。工棚里顿时人声嘈杂，有的找板凳坐，有的脱下湿衣服找地方挂，有的嚷嚷要生火烤湿衣服。但是工棚里柴不多，是徐晓丹自己上山砍的，要用来煮饭烧开水煮猪食。他自从死了老婆，性格越发古怪，不通商量。这时候他自顾自地剁猪草，对进来的人毫不理会，也不出来和赖组长打招呼。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谁也不敢动他的柴。赖组长只好说：“将就歇一下算了，烤啥子火，这时候冒了烟，周干事在队部望到了，就知道你几爷子又去躲雨了。”大家觉得组长的话在理，就不再提烤火的事儿，七嘴八舌地埋怨起天气来：“他妈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硬是他妈的背时！”“狗日的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天无三日晴！”埋怨声中，赖组长想起江又安的事，该在小组会上交代-下的，现在开个小组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躲雨了。于是他招呼大家：“都坐好，坐好，听我说个事。谭志云你莫在门口站到，进来进来。你那个地方队部正好望得到。中队长有个指示，江又安的逃跑问题要由小组处理。今天趁雨大，开个会，现在都安静，听江又安交代问题。”黄疯儿嬉皮笑脸地说：“逃跑犯江又安站起来，站好，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李烂王反驳：“你算啥子革命群众！”赖组长有些恼怒：“少打岔，都莫开腔，听江又安一个人说。”说完在腰里摸了一下：“哎呀，忘了带烟了。”马上有人递过八分钱一包的“蜜蜂”牌纸烟来。赖组长正要伸手接，江又安已经取出两毛三分一包“绿叶”牌香烟和一盒火柴来，先抽出一根烟来送给组长，其他人见状纷纷伸手，江又安给每个人散了一支，又给赖组长划火柴点烟。在一片青蓝色的淡淡烟雾里，个个怡然自得，赞美烟味的纯正，有的干脆闭上眼睛享受。 江又安也点燃一支烟叼在嘴边。他坐在小板凳上，上衣脱了搭在肩上，光背靠墙，一副不怕冷的样子，像讲故事一样交代逃跑经过。他说他是搭货车跑的，对于到成都以后如何“上班”如何住宿，他也全盘托出，只是不说刘淑珍的真实身份姓名和住址。组员们个个听得入神，眼里放光，无人咳嗽出声，连隔壁徐晓丹劈柴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江又安讲他和“那个女的”如何在她家里过夜的时候，就有听众问：“她比李妹哪个骚？” “李妹差远了。”“哈哈哈……”一阵淫笑。 “你娃娃艳福不浅！”“咋个骚法？” 江又安非常得意，形容说：“这个烂婆娘花样玩得出色！”黄疯儿还要追问，赖组长大吼一声：“你他妈的少放些毒！”众人不敢放肆，谭志云问他：“那你咋个又舍得回来？” “我怕长走夜路总要撞到鬼，就主动回来了。”赖组长称赞：“看不出你娃娃年纪轻轻，能屈能伸。二天在社会上肯定操练得出来！”江又安听见组长夸他，比六月喝雪水还痛快，就大吹起来：“莫看老子年纪不大，从十五岁开始混，也这么多年了。没进劳改队之前，哪样女人我没有玩儿过？老的少的，没有开过苞的。不是吹，在八队，我怕要数一数二的了。”“莫吹，你再行市，总比不上我们老组长！”黄疯说：“就是，比我们赖组长，你还嫩得流水。赖组长，我说得对不对？” 江又安又点好一支烟送过去，赖组长吸了一口，吐了个烟圈儿，他的兴致被提起来了。再说，他也不能叫一个年轻娃娃比下去，就说：“那当然！老子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弄过的不计其数，啥子俊的丑的女的男的死的话的，都不在话下。”“死的也弄？”许多人不解，连一直不吭声的韩大学也抬起头。 “说起来吓你一跳！那年我们县城里有个大地主，他有个女子才十七岁，那才叫漂亮，全县有名的一朵花儿，得病死了，埋在城外一座大山上。山上没得人家，刚埋下去，我们几条烂龙一商量，生前我们看都看不到，死了也要过下瘾。大白天的十几个人在山上架起大铁锅烧开水，打开棺材抬出来，身子雪白……”韩大学轻轻吐了一口痰，把脸转过去。 “先用热水把身子烫软了，有了热气，就跟活人一样。我们轮流上……”听众屏声静气，猪圈里的猪突然嚎叫起来。徐晓丹一边骂一边打猪。猪叫得更凶，赖大兴的话被打断，只好停下来。过了一阵廖胖娃问：“你咋个这么胆大，我想起来都觉得吓人。”话题转了，有的说胆子大是天生的，有的说经过的事多就胆子大。李烂王说自己白天胆子大，啥都敢干，到了晚上就害怕，一个人连树林子都不敢进，更不敢到坟地。赖大兴冷笑：“你娃娃还嫩得很！”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听老辈子说，要吃活人心肝，胆子才大。那年我们抓到一个老几，几个烂龙一商量，要拿他开例，就把那虾子绑在树上，嘴巴堵起，衣服剥光，旁边摆上案桌，案桌上放了把明晃晃的尖刀，又架起油锅，清油熬得直冒烟……”众人有的低下头，有的把脸转过去。赖大兴觉得自己不该忘乎所以说这些，就住了嘴，干咳两声。隔了一阵，黄疯儿才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那咋个镇反运动你又没有遭起呐？” “还不是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好！五一年我遭抓了，关进死囚组。总共一百多人，都关在小学教室里，隔几天就拉出一批去打脑壳。我在里面表现积极，政府委我当死囚组组长。因为人多，手铐不够，政府专门发给我几副手铐，由我掌握。哪个龟儿子哭天喊地寻死觅话，我就把手铐给他戴上。后来因为我那些烂滚龙朋友都上山当了土匪，政府叫我去喊话，要他们下山自新。我总共喊了一百多个人下山，才免我一死，判了二十年。”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也放低了：“不过那些下山来的，后来还是一个个都打了脑壳！” 韩大学盘算了一阵才问：“五三年判你二十年，你该今年才满，为啥文化大革命之前你就到了就业队？” “还不是我在劳改队表现好，当了大组长！那阵我积极得很，哪像现在这样马虎。那阵开斗争会，老于把脸一抹就不认人，说捆就捆个四马攒蹄，说吊就吊个鸭儿凫水，整得一个个乌鸡呐喊的，这才减了二年刑。五九年过粮食关，有几个人想翻天，我揭发了张王集团，立了功，又减了刑。”谭志云说雨小了，赖组长起来说接着干，小组会也就结束了。徐晓丹出来收拾，把满地的烟头和烂鞋带进来的泥巴统统扫到门外的水沟里。--------------------------原载《议报》 --~--~---------~--~----~------------~-------~--~----~您收到此信息是由于您订阅了 Google 论坛“Yibao”论坛。要在此论坛发帖，请发电子邮件到 Yibao@googlegroups.com要退订此论坛，请发邮件至 Yibao-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更多选项，请通过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ibao?hl=zh-CN 访问该论坛-~----------~----~----~----~------~----~------~--~---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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