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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
11/22/2007 4:20: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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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方圆---是大陆工人运动的老手还是工人运动的败类? 众所皆知,在那个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其中出现了一个叫《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的临时合同工的组织,它在那混乱得让人头晕目眩,分不清是非的动乱之中,不折不扣地为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饥饿和死亡边缘上挣扎的临时工合同工去争取他们生存的权利,去争取他们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权利。不管现在仍然还站在中共官方立场上的御用文人或者已经从人民文革的这个观念来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者都一致地承认了它在中国自发的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当年,《全红总》的各级负责人大部分都坐过牢,他们为中国工人的利益和权利奋斗的事实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他们的事迹已经记载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他们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的先驱者。 方圆为了掩盖他的三面间谍身份,给自己涂上一层长期从事大陆工人运动,是工人运动的老手和领袖的色彩,说自己就是那个《全红总》组织的负责人。事实真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他参加《全红总》只是一个投机分子,是要利用《全红总》这个组织当时的声势和力量去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为其父亲翻案。 不错,方圆确实参加过《全红总》,而且在《全红总》被中共镇压后,大肆抓捕《全红总》的负责人时也被抓,也坐过牢。但是,这仅是表面现象,真实的情况怎样呢?本观察家在访问了《全红总》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后,弄清了方圆在《全红总》时的真实情况。 方圆于1966年9月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全红总》这个组织并没有成立。 由于中共长期贯彻执行的阶级路线,方圆也身受其害,因为他的父亲郑仲坚就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处了无期徒刑被关押在监狱里。是的,他作为一个当时被共产党“关管杀”人员的子女,在政治上是受到歧视的。不过,在当时,象方圆这样的因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而被社会称之为“黑狗崽子”的人何止千万?大家都忍受着同样的悲痛,受着同样的歧视和各种各样的侮辱,他们当时内心的悲痛和在社会上受到的各种非人道的待遇的确令人同情。黑狗崽子们内心的不平和不满那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愿望是要改变这个现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呼吁社会,不能用出身来看待他们,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 可是方圆是不是因为自己遭受到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就与那些同样是黑狗崽子的人一起去呼吁社会改变这个现状呢?不是,他是要改变他的家庭出身,说他自己是出身于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他是高干子女,他不是“黑狗崽子”,他与那些“黑狗崽子”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但是当时的现实是:他的父亲郑仲坚是在监狱里。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家庭出身,唯一的途径就是为自己的父亲翻案。把自己的父亲说成是一个老革命,一个老地下共产党员,是从一九二几年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那么,凭这样的资历,这样长的党龄,那当然肯定是属于共产党的高干了,他自己就应该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女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那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波了。第一波是高干子弟和红五类的子女成立的红卫兵在社会上横冲直撞,各单位上是工作队挑起群众斗群众。群众们被整被压,整个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到66年8月毛泽东发现他要用这场运动清除党内异己的目的被人有意识地扭曲了,把这次运动的矛头对准了群众,这不是他这次运动的目的。因此,他用平民百姓的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南下串联,发动群众,允许群众成立组织,允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欺压受迫害的群众到北京上访告状。 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本性形成了一个从古以来就有的观念,叫“大官好见,小鬼难缠”。都把自己受到的欺压归咎于地方官吏,对上层抱有极大的希望。因此,全国各地都涌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上访潮,即进京告状。 方圆就在那个上访告状潮中,进京了。他带去的材料不是自己受欺压或者是别人受欺压的材料。笔者认为,任何人受到了欺压,进京告状,不管是向谁去申冤,向毛泽东,向刘少奇,向任何当时中共在中央的掌权者去告状都是对的。人民群众有权利这样做,无论其结果如何。方圆带去的是为他父亲翻案的材料,他要直接去找周恩来。据说,他找过在贵州解放后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的李侠公。李侠公证实了1932年红军在井冈山二次反围剿时期,他收到过由地下党员冷少农转来的一些军事情报,并且他直接转给了周恩来,后来因为冷少农的被捕,被杀,这条线断了。方圆说,这些军事情报正是他的父亲,时任何应钦部下的一个参谋的郑仲坚交给冷少农的。可是,他却不会透露,这个冷少农后来正是他的父亲出卖的。当然冷少农确实坚贞不屈,并没有把郑仲坚供出来。李侠公给方圆出了证明,方圆以此说明他的父亲在红军四次反围剿中是立了大功的。如能向周恩来说清此事,他父亲是共产党的功臣,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份即可恢复。 笔者并不是指责他为他父亲翻案,证实他父亲确实给共产党递送过军事情报这个作法不对,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他有权利向共产党澄清他父亲确实在早期是为共产党服务的一名间谍,从而改变自己的家庭出身,让自己成为共产党老革命干部子女,高级干部子女中的一员。笔者想说明的是,他的第一次进京完全与当时受欺压、受迫害的群众,被大量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以及无数在政治上、生活上、就业上受歧视的黑五类子女去申诉自己在文革初期所受到的冤屈问题无关。 在当时连中共的最上层都处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象刘少奇那样的世所公认的老革命,老共产党人,国家主席都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还有若干货真价实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被说成了叛徒。不要说方圆那样的身份能不能见到周恩来,就算能见到,周恩来可不可能去给方圆的父亲,一个在国民党国防部供职多年,当上了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副的郑仲坚去查清问题,去给他平反?说得不客气点,当时就连周恩来个人的地位都是岌岌可危的,他就连保护自己都要花费不少脑筋。所以,方圆的第一次进京为其父翻案的事肯定是无功而返。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是在1966年11月8日由全国各地进京告状的临时工合同工成立的,成立时的总部负责人是国家科学院中国科技情报所的一个高级临时合同工王振海,其余的负责人有湖南的罗永泉、廖阁夫、杨政、余云庆,北京的郝维奇、河北的李宝成、河南的张保成、上海的支四根、王宝昌、山东的唐静等等。当时的方圆早已回到了贵州,对此事是一点都不知情的。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晚加入《全红总》就不能成为《全红总》里为临时合同工权利去奋斗的工人领袖,关键是要看他加入后,到底干了些什么。 贵州的《全红总》组织是在11月27日正式成立的,成立时的分团负责人是毛胜年,其次是方圆和杨同春。由于在成立时并未与总部取得任何联系,所以成立后决定由毛胜年和方圆代表分部到北京去找到总部,与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承认。方圆当然非常愿意这一次的北京之行,第一次去北京他是没有任何身份的,很难见到周恩来这可能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这一次不同了,他有了《全红总》贵阳分部赴京代表的身份,是一个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了。所以他带上了为他父亲翻案的全部材料,充满信心与毛胜年赴京了。而且这次是有分部的公款出了车旅费、住宿费,还有几百元的活动资金。 不可否认,方圆到北京后,也参加过一些《全红总》总部的活动。当时的《全红总》总部并没有得到中共的承认,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处于经济上极度困难的时期,贵阳分部是最先得到中共承认的一个《全红总》的地方组织,按照每一个地方分部都应该有成员在总部任职的这个原则,其实,《全红总》总部的成员都是各地方分部的赴京代表,毛胜年和方圆都在总部任了职,方圆也就成了总部的一个成员之一。如果方圆在这以后全心全意地为《全红总》的宗旨,为全国广大的临时合同工争权利而去奋斗,他也不失为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可是,他在北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为了给他的父亲翻案寻找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去了,连与他一起进京的毛胜年都很少在总部看见他了。 他这时的态度是反江青的,因为江青与周恩来有矛盾。可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当晚,当江青带着当时中央文革的全部负责人,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叶群,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痴、副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的总编辑邵一海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代表毛泽东接见《全红总》的代表,对《全红总》表示支持以后,《全红总》的声势大振。《全红总》总部已经有直线电话与中央文革和国务院通话了,方圆的态度急剧转变了,转而对毛江有了极大的好感。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在当时,谁支持《全红总》,就对谁有好感,这是应该的。 可是当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了解决当时全国的临时合同工复工复职的《联合通告》以后,(笔者在这里附带说一句,方圆并没有参与《联合通告》签署的整个过程,而且事先他也不知道,因为那几天总部找不到他了,由于当时《全红总》有了这样大的声望,他抓紧利用这个最难得的机会想去与周恩来接触。)当《联合通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周恩来的反对,周恩来的意见是全部销毁。当周恩来的意见到了《全红总》总部以后,《全红总》总部为了是否执行周的指示销毁《联合通告》,还是对抗周的指示,向全国散发《联合通告》这个问题分成了两派。全国被解雇了上千万的临时工合同工,正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这份《联合通告》就是由《全红总》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共同签署的,叫全国各地方的劳动部门给全国各地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立即复工复职,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的中央正式文件。可以这样说,这一份《联合通告》对全国上千万的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来说,是一份救命的文件。很多总部成员都认为这份《联合通告》是《全红总》代表全国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奋斗的成果,一旦销毁,《全红总》的一切努力都白费,《全红总》也将失去了它为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争取权利的价值。 就在那几天,方圆利用《全红总》那段时间的声望,可以有和中央文革、国务院通话的机会,他已经联系上了国务院办公室的人员,递上了他为其父亲翻案的材料,希望他们转呈周恩来。他为了能给周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周能解决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证实他父亲是共产党老革命干部的身份,所以,方圆极力主张销毁,认为要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要响应总理的号召,销毁《联合通告》,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的态度完全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出卖了工人的根本利益,出卖了临时工合同工的利益,背叛了《全红总》为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争权利争利益的这个宗旨。他的目的是要讨好周恩来,以便能顺利地见到周恩来,亲自向周恩来呈述他父亲的问题。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个人的目的而服务的,他虽然当时在那个为临时工合同工争取权利的浪潮之中,也加入了《全红总》,成为了《全红总》总部的一个成员,但他的所作所为,在关键的时刻充分表明了他并非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而是工人运动的叛徒。 当然,那份代表了《全红总》的整个奋斗史上最辉煌成就的《联合通告》的销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强行指示,也派了解放军来强制执行。这在当时仅凭《全红总》总部的那点力量是无法阻止的。但作为当时《全红总》的总部成员,对销毁《联合通告》还是散发《联合通告》的态度就标志着他是否真正地站在为广大的工人争取权利的这个立场。 方圆当时是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的,具体点说,是站在了国务院和周恩来的立场上。 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出了文件,宣布取缔《全红总》,正式宣布《联合通告》为非法文件。2月25日,又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有些地区还出动了解放军,大肆抓捕《全红总》的各级负责人。方圆在那个抓捕潮中,也不能幸免,也被捕了。他要见到周恩来为其父亲翻案,恢复他父亲本来就是共产党的老革命,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共产党的高干子弟的希望从此成了泡影。不管周恩来有没有见到他的那份材料,但周恩来确实没有给他解决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且方圆在《全红总》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他被判处的刑期最重。主要的罪状还不是《全红总》的问题,而是说他“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为其父翻案。”这事儿,《全红总》的那些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他自己被捕后,应该也不会与审讯的公安谈这种事,那肯定是国务院办公室的人员把他为其父翻案的材料转给了地方。笔者这么说,并不是认为,共产党的公安用方圆为其父翻案的作法来重判方圆是正确的。方圆完全有权利为其父翻案,能不能翻案成功,中共公安也不能以此来重判方圆。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情况那倒是司空见惯的。可想而知,此时的方圆对周恩来是失望而怨恨的。 一九七四年,被关押判刑的最后一个《全红总》的负责人,就是把《联合通告》私自带到了地方又大量翻印,从边远的地方又重新发到全国的那个人在关押了七年后也释放了。其实,《全红总》在共产党的眼中,取缔镇压那是必然的,但真正能让中共称之为“罪状”的就是那《联合通告》的签署和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销毁后又大量翻印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合法的斗争。这个人都放了,他的罪状就是“对抗中央指示,大量翻印《联合通告》”,法院释放他时,也公开给他讲明,这是“非常严重的借误,但还不成其为犯罪”,给予的是无罪释放,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此人也从来没要求过平反,申诉的理由是自己是合法的斗争,自己为临时合同工争取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但方圆仍然没有释放。一直关押到中共无条件释放国民党被关押的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时,才释放了他。 种种迹象表明,《全红总》的兴起、壮大,是得到过毛泽东和江青的支持,哪怕就是毛江想利用《全红总》也好。《全红总》的取缔和镇压是因为《联合通告》的签署触动了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也有很多迹象表明,是国务院周恩来下的镇压令。方圆在监狱中又因此为了自己个人翻案问题而表现出自己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是誓死捍卫江青同志的了,对周恩来不但不为自己的父亲翻案,反而把材料转到了地方,以此来重判他,当然是心存怨恨了。而且,当时的毛泽东和江青正是威望达到高峰期的时候,周恩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林批孔批周公”时也已经被弄得焦头烂额了,还有被四人帮将他打倒之可能。方圆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忠心,是寄希望于毛江出面给他平反。 无可否认,被抓捕的《全红总》的负责人也都不服,他们也要翻案。但是,他们申诉的理由是说他们是合法的,为临时工合同工争取权利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合法权利,对他们判处徒刑是非法的。他们不说自己是被中共的哪一派镇压的,也不指望中共的某一派来给他们平反。他们不需要平反,他们只需要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本来,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笔者也不想提它。但是,方圆一直厚颜无耻地标榜自己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所持的依据就是他参加过《全红总》的这段经历,而且确实还迷惑了一些人。为了让世人看清楚他到底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还是工人运动的败类,笔者就不得不把这段陈谷子烂芝麻的历史如实地写出来,让大家更能看清他的真实嘴脸。他没有一定的宗旨,有奶便是娘,一切都是为达到个人的目的而服务。 观察家 2007年11月20日于香港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中国工党通讯]博客 http://boxun.com/hero/newsofl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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