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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刘因全 9/13/2007 10:31:51 PM 标题 内容 孱弱华夏，魄兮归来！---从教育部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称号谈起 小引：中共政权教育部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 岳飞是民族英雄，这在中国人民心中早已定论。岳飞英勇的抗金事迹和他那臻于完美的品格受到中国人永远的赞颂。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教育部新编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和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透过这段冠冕堂皇的党八股文字，我们不难洞悉“教学大纲”编者的心思。这些编者不是民主国家里的那种纯粹的教育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教授、讲师们尚且都依“官本位”制比照某一级别的官吏享受各种政经待遇。遑论供职教育部的士人了。其所言乃是政权意向的宣示。换言之，“教学大纲”所表达的观点诸如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称号等，都是编者秉承政权的意图所为。 其实，这一褫夺并不始于当今。1979年山东大学等十院校所合编的大学历史系教材“中国古代史”仍称岳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中国古代史”中册407页)1985年，此教材经修订后重新出版时，这一句话被悄悄地拿掉了。只不过由于大学历史系的就读者毕竟有限。不动声色地进行“褫夺”没有产生多大反响。中学历史课的就读者千百倍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要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进行这一褫夺，恐怕难以在无形无痕中进行。于是“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们乾脆明火执仗地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了。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政权的执掌者们为何要作这样的指示？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当今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岳飞那样的气质和品格？如果再把视角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横断面扩张，还会凝出更多的疑问。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也不无民族问题的困扰。因此，中国民族问题实在是一个绕不过去，回避不了的课题。鉴此，笔者不顾驽钝直陈管见以请教于各界朋友。盖希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及长治久安。诚挚之心望获体恤，偏颇之言敬请赐正。 一、“民族英雄”之辩析 1、英雄与民族英雄 汉语中“英雄”这个词是褒义的。而其内涵又不同于楷模、先进等其他褒义名词。它是指那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人物。故此，同为三国时期的武艺高强者，关云长被公认为英雄，而反复无常、助纣为虐的吕布就得不到这种认定。至于影响力更大，叱吒风云、于全局举足轻重的曹操，则因狡诈多疑心毒手狠被列为满涵贬意的“枭雄”。 在“英雄”一词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民族”谓之“民族英雄”。此词是专指那些在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人物。据此，关云长虽是英雄但却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建功立业于汉民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争斗里，而不是在与他民族的征战中。对民族间的征战并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其间必有侵扰的一方和被侵扰的一方。烧杀掳掠的一方和被烧杀掳掠的一方。在这个斗争中，带领本民族去侵扰、烧杀掳掠他民族的风云人物，无论他武艺多么高强，计谋多么神妙、战功多么赫赫，都不应视为民族英雄。只有那些处于被侵害、被掳掠、被残杀、被欺压的民族中的奋起维护本民族的尊严、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英勇战斗的杰出人物，才能视为民族英雄。依此作评判，哪些杰出人物可视为我们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岳飞、文天祥。可是，“教学大纲”要褫夺文天祥、岳飞等人民族英雄的称号，理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于是岳飞等就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了。 2、有没有“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据说是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中去进行分析和评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都有纰漏或过时的话，那么，核心观点如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倒是仍然可取的。然而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恰恰是“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们在宣称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却完全是在采取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吗？戚继光平定东南倭患是国家人民的大功臣。当然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如果去问一问黄河上下、长江内外、珠江两岸、天府之国的民众，戚继光是不是民族英雄？回答一定是：“是”！但是如果去问一问漠南草原和辽河松花江流域的在明庭行政治理权之内的蒙古各部、女真各部(即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戚继光是民族英雄吗？他们的回答则很可能是这样的：戚继光关我们什么事？他不就是被你们汉人称颂的一个什么英雄吗？ 戚继光平定倭患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汉人民众，但由于平定倭患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政府为平定倭患加征的税赋亦可藉此取消或减少，故平定倭患于内地民众也是好事。但是此时蒙古、女真中某些部落则正在策划或已在实行南下掳掠。平定倭患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好事。如果倭患能把明庭搞个半垮对于他们的入寇不是更有利吗？所以说戚继光的壮举只是代表了华夏民族即汉族和那些已经或正在自愿融入汉族的，即基本与汉族成为生命共同体的少数民族(如瑶、苗等)的利益，而不代表某些离心乃至反目入寇的少数民族的利益。硬说戚继光壮举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利益，完全是在唯心地解释历史。 郑成功有幸让“教学大纲”封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根据是他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这里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时间表。 1644年满清入关鼎定北京。 1645年满清灭南明小朝廷基本建立起全国政权。 1647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坚决反对并从此走上自树一帜的抗清道路。 1659年郑成功组织了满清入关后汉族人民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清战役--收复南京，但失利。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的后代坚持抗清斗争至1683年。 历史事实是如此的清楚明白。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固然功绩彪柄，但这跟他一生与满清的斗争来比毕竟只占很少的份量。郑成功能被称之为民族英雄首先当推他对满清的民族屠杀和征服作了英勇的绝不妥协的斗争，其次才是他赶走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郑成功为反请复明贡献了他一生，是满清毫不妥协的敌人。他毫无疑问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他对残暴的满清征服者绝不妥协的战斗，令之仇恨和畏惧，其收复台湾也是为了支持反清事业。换言之，郑成功收复台湾对满清征服全中国的计划是极为不利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障碍。怎么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代表了包括满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呢？中共文化当局不顾事实地曲解历史，把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只定在他赶走荷兰侵略者那一点上，而违言他的更主要的抗清事迹，这哪里还有半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 笔者在另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一个善良的迷思”的文章中已讲明了中华民族是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创造出来的新词，论证了即使在当今也不存在一个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遑论古代。由于根本不存在一个由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故也没有什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而只有各个民族的民族英雄。汉族有汉族的民族英雄，蒙族有蒙族的民族英雄，藏族有藏族的民族英雄等等。岳飞、文天祥等就是汉族的民族英雄。 各少数民族有哪些他们各自的民族英雄？这由他们自己去选定。我们无权过问。这是各民族自己的权利。但我们则有权客观地对各少数民族中的著名人物所作过的事情进行实事求是的陈述和评判。即使这些突出人物被他们选定为民族英雄也罢。比如成吉思汉被蒙族奉为民族英雄、努尔哈赤被满族奉为民族英雄。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如实地陈述他们发动的对外征服战争所造成他民族的生灵涂炭，并给他们赋予屠杀者、侵略者的评判。 3、汉族在对民族英雄的界定中所表现出的悲情 有人说，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汉、1618年以前的努尔哈赤应视为民族英雄。因为那时他们所做到事业主要是统一本民族。还没有发动对他民族的侵略屠杀战争。如按此类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们汉族从来没有把他们列入民族英雄。固然，这三个皇帝的统一事业是正面的。但当华夏民族只把岳飞等视为民族英雄时，这里面首先深深反映了我们华夏民族的悲情。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大概都难幸免于这样三种战争的戕害。一是王朝或贵族间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战争。二是底层民众难忍统治阶级的压榨盘剥而举行的起义。三是民族间侵害与反侵害的战争。当然，有些战争会同时具有以上某两种乃至三种的性质。战火烽起、兵燹遍地之时最遭荼毒的还是底层民众。然而这三种战争相对而言，还是以民族战争最为残酷。 第一类战争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尤其在秦汉以后，华夏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已经形成，王朝之间的并吞战争往往不以杀戮为目的，只要对方肯臣服交权，事情会有戏剧般的结果。这在隋、宋两代的统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纵观秦汉两千年以降，此类战争表现得较为残酷的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明初的“靖难之役”。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至于中唐以后藩镇战争的残酷，则很大程度上是渗入了民族因素，当作别论。 第二类战争也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其最经常的表现是王朝对起义军“招安”。而由于有汉高祖起自民间的先例，士人可以不认为非皇族贵胄不能得天下。故出身低微如朱元璋者也有可能是“真命天子”。这就使农民起义有向王朝战争转化的可能。明末农民起义起初被视流贼，但当势力坐大之时，明庭的武将文臣都审时度势，伺机改换门庭。如1644年2月大顺军自北路入京。途中“戈甲坚利、将士雄豪”的大同最令李自成忧心不已。但没想到大同总兵姜穰体认明庭气数已尽，遂开门献关。以至大顺军迅达北京城下。 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它缺乏这样的妥协机制。这是由于，(1)相当比率的民族战争并不以王权转移为目的。其目标就是烧杀掳掠，即使没有进行反抗或已正式投降也逃不过被屠杀的噩运。如1630年满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时就把城中已投降的汉民和明庭官吏全部屠杀，(仅孟乔芳等三人幸免。孟乔芳后官至陕西总督，为清庭平定西北立下汗马功劳)。(2)尽管华夏民族中汉奸甚多，尤其是明季之末。但还是有某一数量的士人持“华夷之辨”，投降有一定的心里障碍。一些百姓也不愿沦为异族的奴才，故反抗尤会激烈。(如江阴、嘉定等地)而这又将会招致更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自汉代以降在第一、第二类战争中较少有屠城战例。而在宋末、明末的民族战争中屠城惨祸则不胜枚举。如1642年松锦之战后，皇太极下令对这两城中除属祖大寿族系者外一律屠杀。一时间，毫无反抗力的汉人民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还不仅在于它杀人之多，还在于它杀人的纯兽性。黄巢、张献忠起义亦是杀人如麻。但这种杀人系有一定的社会成因，即它是在此之前社会阶级矛盾积累的渲泄，以及战场仇恨的延续。第三类战争则不然。和平善良的汉族黎民根本没有冒犯过北方游牧民族，而他们被后者惨无人道地掳掠屠杀则纯粹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这完全区别于农民起义军和官吏富豪之间的仇杀。成吉思汉的名言为此类暴行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令其亲属痛不欲生，再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宋元之交中国人口记录相差高达五千万。这就是说有五千万汉族人民死于蒙古征服者的直接屠杀，和战争带来的饥荒、疾病、流离失所等。户籍登记误差当然会有，但绝不占多数成份。 暂且撇开自然因素，仅就社会因素而论，是谁对华夏黎民造成的灾祸最大？是华夏的封建统治者吗？毫无疑问，农耕的汉族黎民所受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帝王贵族官吏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使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以至华夏黎民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中代代相传，沉淀下了瘦弱的体质。 然而封建统治也有清明宽松之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为代表。从而也会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即使是备受抨击的明代，也有明宣宗、明穆宗相当关心民间疾苦。减免税粮、安置流民、抑制兼并，使底层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就算是某些昏庸的封建君主，其弊政亦并不是杀黎民之性命，毁百姓之家园。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统治者个人品质特别恶劣如杨广，或连年天灾、外族入侵参杂其中，如明末)黎民才会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揭杆而起，发动了使封建统治者与黎民百姓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而战争之后就是“让步政策”。 纵观历史，可知自秦汉两千年以降，给华夏百姓造成最大灾祸伤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其烈度使王朝战争、农民战争、和封建统治日常的剥削压榨都相形见绌。华夏民族的每一个朝代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之下。这迫使华夏民族不得不腾出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防御。从修筑万里长城到保持一支防御军队，都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生产。为支付军费中原王朝不得不增加税收，从而又加重了民间的负担，激化了华夏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这还是就相对稳定的时期而言，如果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强大到能够斩关入塞、烧杀掳掠之时，华夏黎民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会在数千年里不停止地南侵呢？这系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需要，二是能力。 囿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北方游牧区某些生活、生产必需品如布绢、茶叶、铁器等十分缺乏。需要从汉地获得。其正常途径有二。一是官办的“马市”、“榷场”或民间的“市易”。二是“朝贡回赐”。华夏中原王朝为了边境安宁常采取“破财消灾”的作法。让周边游牧民族派代表进京朝贡，再给予其大量的回赏。朝贡之物无非是一点北地土产如人参、貂皮、壮马，以此换取大量白银、绢帛。这种经济计量上“剪刀差”极大的“朝贡回赐”已成为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的生财之道。他们乐此不彼，甚至为了争夺朝贡的资格展开激烈的内部争夺。在中原王朝看来，这种“朝贡回赐”尽管经济上极为得不偿失，但总比游牧者寇边掳掠好。因为那样不但同样有经济损失，而且子民还会有性命之灾。更何况这种“朝贡回赐”表面上还维持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威仪，满足了华夏君主的虚荣心。(除此之外中原王朝还采用“和亲”政策。) 然而“马市榷场”、“朝贡回赐”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当他们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采取更直接了当、效果更大的方式--南侵。南侵的效果有二。一是直接以烧杀掳掠的方式攫取大量的物质财富，二是用暴力所铸造的权威迫使中原王朝签订城下之盟，给予其大量“岁币”，即按年向其交纳数万至数十万两的白银和数万至数十万匹的绢帛。当然还有更彻底的方式就是摧毁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直接对华夏黎民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 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南侵的能力。能力之一在于其性格上的强悍。这种性格的形成首先与其生活形态有关。草原放牧，策马狂奔，养成其粗犷。与豺狼虎豹为邻，养成其勇敢。北地严寒，自然条件恶劣，养成其坚忍。强悍性格形成还与其文明程度有关。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或只有初创的粗糙文字。与文明水平低下相伴的就是缺乏礼仪教养而至行为方式的躁动横蛮。 游牧民族的强悍首先是用于他们各族之间和同族之内的冲突。他们“好为盗窃，互相凌劫”。“攘夺财货，兄弟交嫉”。”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兵30万被冒顿单于的40万控弦士包围于平城，几乎被俘。由此推算，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仅匈奴一族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一千八百多年以后，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由此推算女真总人口为三十万左右。1635年皇太极创蒙古八旗，实际兵员为两万五千。故当时蒙古族总人口当比女真还少。经过近两千年的繁衍，汉族人口从三、四千万增至明代的在册人口六千万，实际人口一亿二千万至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塞外游牧民族的人口反减为当初的几分之一。这当与其悍战的性格导致他们之间长期、频繁的杀夺有关。 汉族的中原王朝曾很不光彩地利用过北方游牧民族的悍战性。东汉时期鲜卑崛起。东汉王朝唆使鲜卑攻杀北匈奴，并以银两购买其所斩杀北匈奴的首级。后因首级重而且腐败发臭，遂改以两耳代替一首级论价。于是，鲜卑人连放牧都懒得做。专以攻杀北匈奴向东汉王朝换取银两为业。这亦是促使北匈奴败亡的原因之一。 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能力之二是他们体格上相对汉族人民的强壮和普遍习武。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体格体力对战争的胜负影响甚大。虽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支，但由于汉人米食游牧者肉食，汉人躬耕劳作游牧者骑马奔驰，形成两者体格上的差异。汉人的日常劳动作息与武备无关，游牧者放牧时的骑马射箭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武备色彩。汉族一般民众与武人分离，游牧民族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尤其是在赵宋以后汉族贬低武夫，而游牧民族一直都以刀箭尚武为荣。 南侵能力之三是其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战争动员极为简便迅速。所有战士--成年男子应召即骑马携刀箭而来。农耕的汉民族则须在和平居民中征集士兵，还要再加以训练。并从遥远的各地把士兵调集起来。 南侵能力之四是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利益的明确性所铸造的高昂士气。由于游牧的运动性，使其民族的活动半径大，在很大区域内都能形成民族认同感。农耕民族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居尚且如此，遑论别州别郡了。比如令川蜀、浙、闽籍的士兵长途跋涉到长城沿线去作战。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实在遥远，因而难以产生保护家乡的感觉。当地语音风俗的差别更使之产生外乡之叹。他们心中只有被迫从军离别亲人家乡的无奈，而缺乏为国家民族作战的英雄气慨。 游牧民族南侵掳掠，系属正常作业，所得各种财物亦在他们之中分配，因之有明确的利益感。作为在本土防御作战的汉军，其军纪是禁止掳掠的。汉族军队的长官从来就有克扣军量的恶习，士兵给养差，得不到爱护。“被驱不异犬与鸡”，又没有掳掠分配战利品的刺激，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使之士气经常低于南侵者。 汉族的中原王朝能彻底击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只有汉朝。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于那刚形成的汉族还保持有先秦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尚武精神。其二是汉朝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是生产力的胜利。那时汉族已纯熟地掌握冶铁技术，汉兵使用的是锋利的铁兵器。匈奴不会冶铁，其士兵还多用青铜兵器。战斗时兵器相击，匈奴兵的青铜兵器锋卷刃断，汉兵即挥舞着锋利的刀剑去追斩逃窜的匈奴兵。亦正因为如此，一旦当铁兵器不再为汉族所独有，一旦当先秦战国时期留下的尚武精神磨蚀殆尽，华夏民族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就每况愈下了。更遑论赵宋以后的重文轻武、奸臣辈出，华夏民族的亡国之祸实在所难免。 在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烧杀掳掠下，无力抵御的汉民族进入了绵延千年的屈辱受虐和仓惶离难。从西晋到南宋，部份汉族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苦求生存，遂扶老携幼举家南迁。路途遥远、风餐露宿、疾病袭击、野兽侵害，多少人到毙路旁，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逃难人群从黄河到江淮，从江淮到钱塘。再越五岭过梅关直至滨海、雷州，从而形成汉民族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形成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下的颠沛流离、生灵涂炭。 只要愿意正视历史事实，就可知，两千多年来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延宕脱序、生产力的破坏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害的最大祸害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在这种情况下，忠贞报国、人格完美、武艺高强、战功彪柄的岳飞就成了华夏民众心目中最受崇拜的民族英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英雄人物当不止岳飞、文天祥等。实际上还有一些比他们战功更为显赫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窦宪、明成祖等。但华夏民族并没有把他们尊为民族英雄，何故？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华夏民族在民族英雄认定中所表现出的悲情。卫青等与岳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进攻性抗击，后者是防御性抗击。前者是胜利者，后者是失败者。 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一开始就采取了防御性抗击的姿态。始于战国时期，北方诸夏各国均筑长城以防鬼方、戎狄的南下。秦始皇统一华夏后，更着手把各国长城连接起来以至万里。这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的防御心态。但是万里北疆岂会只因一堵长墙便可消灾弥难？尽管那长城砖下埋藏有无数个催人泪下的孟姜女悲惨故事，其防御功能亦只是华夏民族一厢情愿的善良幻想。无数的事实使农耕的华夏民族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遂在休身养息，积聚到足够的力量后，越长城、出朔方、入漠北，展开了激烈的反击。 卫青、霍去病只是基本击败了匈奴。彻底击败匈奴使之分崩瓦解、远遁欧洲的是东汉窦宪。他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兵，登燕然山刻石颂汉威德而还。明初成祖鉴于历史故事深知业已退往漠北的元蒙势力仍为中原王朝的潜在大患。遂五次率兵亲征，为明初获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人民得以挥别昔日噩梦。明成祖对待建文帝的忠臣残酷杀戮，甚至辱其妻女，其行为的确令人发指。但他为谋求华夏安宁的努力则不应磨灭。汉武帝只是深居宫中，御接战报。明成祖则是披挂亲征，并终究死于征途，确实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帝王论之，堪称千古一绝。 从纯军事观点上去考量。霍去病式的反击完全应当。消极防御并不能产生积极效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奋起反击才使中原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而与之相对的是两宋明末只进行消极防御则终难免亡国之祸。然而华夏民族悲情至深。他们关注的焦距只是定在于自己本土抗击烧杀掳掠的英雄上。而且由于华夏民族终究数次局部和全境亡国，最能体现忠肝义胆，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之将倾的是那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若，并终究慷慨赴难、以身殉国的义士。而不是那些战功赫赫、凯旋而归、晋爵封侯的人物。 其实，以反抗打击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民族的欺压而论，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人物--南北朝时代的冉闵。对于他，汉族民众都极为陌生。莫说只在高中读过中国历史的人，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他读历史不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而只是应付考试的话，也会对冉闵一无所知，因为在历史系教材中关于冉闽只有寥寥数笔。老师不讲，考试也不涉及。 冉闵是后赵皇帝石虎(羯族)的汉人养子。石虎性如野兽，对人民极为残暴。后赵国里的汉族民众真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49年，石虎死，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互相拼杀。冉闵趁机而起杀石氏一家。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反对羯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时间爆发了近半个世纪来汉人对入塞胡人肆意欺凌汉族人民的积怨，遂群起四处击杀羯人。入塞羯族入约二十万在那场暴乱中大体杀尽。在此基础上冉闵建汉人政权魏国，并联络江南东晋，促其举兵北伐、共同驱逐戎狄恢复华夏。东晋不应。冉闵只得独立面对由各游牧民族组成的为石氏复仇的联合兵团。冉闵神勇当胜项羽。经常身先士卒横冲胡人联合兵团，以少胜多十战十捷。但终究于陷入鲜卑大阵，寡不敌众，受伤被俘就戮。 时下不少蒙古族人仍把成吉思汉尊为民族英雄。以此作标准，冉闵当为华夏的民族英雄。但千多年来汉人从未尊奉冉闵。这是由于冉闵除掉石氏家族尚可称义举，但他滥杀无辜，对羯人实行灭族则确属残忍。华夏民族是个温和善良的民族，不主张纯粹的民族仇杀。华夏民族更是一个充满悲情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经常处于被凌虐的失败的地位，故很能体会一个弱势民族的悲苍。遂对冉闵的屠族行为不予认同。如果说华夏民族的悲情使之对卫青霍去病都未足尊奉，遑论颇为可议的冉闵！而在华夏民族悲情如此之深的情况下竟还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于心何忍？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类社会才基本从森林法则中走出来。数千年历史都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恐怖血腥。华夏民族最终能挥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烧杀掳掠的噩梦和恢复自己最起码的民族尊严，系拜赐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精湛火器的发明使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再所向披靡，民主曙光的投射使人民有了划时代的觉醒。然而，神州的噩运并没有完结。接踵而来的日本侵华和中共专政又把华夏民族推入另一种至今尚未结束的灾难。 二、“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论之批驳 中共御用学者秉承官方旨意把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汉族的侵害、烧杀抢掠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这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谬论。 当今，为了搞好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说中国境内的五十几个民族是兄弟民族当然可以。但这个所谓“兄弟” 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说法。就好象日常生活、工作中，要好的朋友之间以兄弟称之。 用兄弟关系来类比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很不恰当的。这是因为：1、在大多数的家庭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睦或平和的。关系恶劣乃至刀枪相向的占相当少数。而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则大相径庭。两者之间虽也有和平共处之时，但十分脆弱短暂，不构成主流，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族的侵害和汉族的反侵害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状况怎能以兄弟关系论之。2、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在血缘上差距很大。北方游牧民族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支。汉族属中支。北方游牧民族操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汉族操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称得上是兄弟民族的？有，举个例子，东欧平原上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就可算是货真价实的兄弟民族。3、如果这个兄弟民族的“兄弟” 涵义不以血统为论，而是把同一国之中的民族都以兄弟民族论之，那么，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是，大规模南侵中原、华南的北方游牧民族都的的确确属另一个国家。匈奴是“诸挽弓之民，并为一家” ， 确系汉朝之外的一国。先后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鲜卑、契丹、女真、和占据中国全境的蒙古都确确实实有它们自己的创立时间表，建有它们不在汉族政权控制范围内的都城。它们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类似朝鲜、越南、中南半岛诸国那样作过中国的属国，因此怎么能够说它们与汉族是同一国家里的兄弟民族呢？ 满清的情况稍有不同。明季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较落实的行政统治。建州女真各卫所都是直接听命于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但是，如果说1616年努尔哈赤黄衣称汗后，它的政权还具有中国国内民族割据政权的性质，那么1636年皇太极弃汗称帝并于1642年松锦大捷中把明庭的有生力量歼灭殆尽后，满清就已正式另成一国了。国与国之间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哪里还会是什么“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当局的御用史学家们还要制造这种明显站不住脚的理论呢？无庸讳言，当今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民族有独立的诉求。为了化解这一诉求，中共使出了一些招数，其一就是制造“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论 。都是兄弟嘛，打过架就算了，家还是要的嘛。不要因为打过架就把家拆散了。 这是一个自以为得计，其实愚蠢之至，自欺却欺不了人的把戏。 诉求独立的少数民族人士有足够的道理轻而易举地击破这个谬论。而中共为了维持这个谬论就顺理成章地要隐瞒历史、歪曲历史，淡化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汉民族的侵害；就必然要漠视、抹杀汉族人民在历史上遭受北方游牧民族侵害的巨大苦难；必然要降低对汉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正面评价，必然要讳言汉族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从而打压着汉族的民族意识，消蚀着汉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这在客观上从另一个角度上协助着某些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在实际上为中国的支解分裂廓清道路。须知，一个坚强的主体民族才是当今中国不被分裂支解的前提和保证。如果汉族民族意识涣散、民族凝聚力消逝。那么将难以应对国土分裂的事变。甚至汉族内部也会产生地方分裂倾向乃至动作。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疆域已相对稳定。它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经过长期文化渗透、民族融合、和平变动、战争结局等多种因素的累积效应。换言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是从人类文明史一开始那天就固定了的。也即，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必单纯从历史上去寻找根据。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轻率地谋求恢复该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疆域和生存空间，否则世界就要大乱。 当今中国境内民族独立诉求甚强的维吾尔族并非新疆的土著。公元前二世纪当中国汉朝的势力已达到西域时，西域三十六国居民的民族属系与维族毫不相关。维族那时还以部落的形式游牧于漠北草原，还未形成民族。约一千年后的公元八世纪才建立回纥行国(回纥为维吾尔谐音) 。唐安史之乱期间，回纥助唐平乱有功。但也趁机在唐境大肆烧杀抢掠。公元九世纪，回纥在内乱和黠戛斯风暴的双重打击下崩溃。其中一大部长途逃避到西域，并以强力同化当地弱小民族。如今维族要搞独立，可否对他们说，你们回到贝加尔湖一带的故地去独立建国吧。当然不能。不过，既然不能，又凭什么要脱幅中国呢？ 尽管两千多年来蒙古草原上走马灯似的兴起过匈奴、乌桓、鲜卑、柔然、丁零、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许多游牧民族行国，但蒙古族是它最后的主人。如果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发动那毁灭人类文明的空前征战，而只致力于本土的巩固发展，那么，蒙古国今日的疆域可能不止现有范围。然而，战争的暴发户非但常患有“消化不良” 的后遗症。有时甚至连自己的“黄胆” 水也要呕出来。若非二战中大国的交易，蒙古全境将均属中国。现蒙古分成内外蒙。中国不必去招回外蒙。内蒙也无可能脱幅中国。某些民族情绪强烈的蒙族精英对此疾首痛心。可是这要怪谁呢？造成这种状况的祸首难道不是成吉思汗、拔都、忽必烈之流吗？ 更彻底的故事发生在满清。尽管唐朝的势力已达辽东；尽管明朝已对东北全境实行落实的行政统治，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满洲确实已是独立于中原王朝以外的国家。如果满清只致力于东北地区的巩固和发展，用暴力同化东北境内数倍于满族的汉人，而衰弱的明庭又一直无法恢复东北故土，那么当今中国的东北真的会有一个完整的满族国家。可是爱新觉罗氏的胃口太大，它要作全中国的主宰。经过几番对汉族的残酷征战杀戮后，满族的确成为了中国的统治民族，爱新觉罗氏荣寝紫禁城。可是几百年的变动下来结果如何呢？不言自明。中国的疆域经过两、三千年历史的塑造形成目前的规模，为国际社会所承认。谁也不能要求中国疆域收缩到长城以内，正如不能要求美国疆域收缩到东北十三州，俄罗斯疆域收缩到伏尔加河上游、印度疆域收缩到印度河流域；朝鲜疆域收缩到朝鲜半岛南端马韩、辰韩、弁韩的大韩民族故地…… 中共指令其御用文人制造这样一个既站不住脚又不必要的“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论却是为何呢？ 中共政权面临两大麻烦，一是汉族民间民主力量对它的冲击，二是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独立的诉求若取得成功会压缩中共政权的覆盖面，而民主冲击的成功则会令中共政权彻底倾覆。“两害相较取其轻” 。权衡利弊，中共政权遂对汉族民间民主力量采取毫不妥协的坚决镇压政策，而对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除已使用暴力者外，一律采取笼络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各种优待是这一政策的主要体现。那个谬论也是这个政策指导下的产物。 三、中共政权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称号的缘由和危害 拨开由文字编织的迷雾，透过种种冠冕堂皇而又含混不清的辩辞，可以了解，中共政权之所以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量。中共政权把它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覆盖到少数民族地区，这里面就有一个需要取得少数民族予以认同的问题。为此，中共政权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中共党酋毛泽东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理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以这个理论为基础，中共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再指示这些少数民族党员向该民族的王公贵族、农奴主、牧主进行斗争，并领导他们建立隶属于中共中央的地方各级政权。其权力结构中自有少数民族的中共党员的位置。中共以为这样就可一揽子地解决了各种问题。然而情况并不如此，就算在中共权力体系和优厚待遇中分得一杯羹的少数民族党官，其相对多数认可这种政治布局--远不是全部--而那些没有分得羹的人们则有不同的思绪。 以蒙古族为例，就其整体而言，从来没有作过认真的民族自省。没有好好反思本民族先民曾对他民族乃至世界文明所过的罪孽。当然，历史的血迹早已乾枯，现代人实在没有必要耿怀于昔日的过节。但问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某些极端民族主义人士非但没有丝毫的省思，还一直怀有恢复当年大蒙古帝国的“鸿志”。而这鸿志的组成部份之一就是使内蒙继外蒙之后亦从中国独立出去。固然，怀“鸿志”者在人群中总是少数。可是少数会对大多数产生影响并使之成为少数的社会基础。更何况问题还不仅是蒙族，维族、藏族都有类似问题。 中共从维持其一党专政的格局出发不能接受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但由于以特权和利益的分羹只能收买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党官，不足换取少数民族的整体性认可，中共就另外再开出了药方。这就是在中国境内制造新的民族不平等，在民族尊严、民族意识上打压汉族，给予少数民族各种优惠。甚至默认司法上的民族不平等。使民族杂居区的汉族老百姓成为二等公民。 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汉族给予少数民族一些经济上的支援也是应该的。但凡事都应有个限度。久居西藏的作家徐明旭先生以其亲身感受，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藏族几乎已成为一个特权民族。当大量的汉族底层民众在衣食不继、缺医少药中挣扎时，西藏已经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至于在招工、提干、加薪、分房、生育、高考等方面给予优惠则是无远弗盖、众所周知。 不过汉族人民在贫穷艰难中苦熬久矣，各种应有权益亦在当权者花样百出的削夺之中。故就算给少数民族这些优惠，对于他们来说已不足刺痛他们那已近乎麻木的神经。然而司法的不平等却使某些直接受害的汉族民众愤恨至深。笔者收到过许多篇来自西南地区网友的来信。他们那里的少数民族还不是蒙、维、藏等强势少数民族，而是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但司法的不平等已相当惊人。农贸市场上，少数民族不遵守市场规则、强买强卖，市场管理人员不敢过问、听之任之。而汉族民众稍有行差踏错，市场管理人员就会如狼似虎地扑过来。汉族民众偶有不愤少数民族的横行与之论理时，往往会遭到群殴。周围的汉人作壁上观。被殴者向派出所投诉。结果反遭到训斥：“人家是少数民族，你怎么敢去招惹人家？以后作人做事放聪明点”！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汉族民众被抢劫，汉族妇女被强奸，由于行凶者是少数民族，公安机关缩手缩脚。不敢认真追查破案，据说是怕影响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于是罪犯可以逍遥法外，受害者只能哀叹饮泣。非强势少数民族尚且如此，遑论维蒙等族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状况自不待言，即使是在纯汉族地区，少数民族的骄横亦令人震惊。比如在深圳，维吾尔族的商贩照样跨着腰刀，耀武扬威地招遥过市、滋事闹场。常言道，入乡随俗。维族人在新疆带刀出门倒也罢了。到了深圳竟还以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为由，给予特许，司法上的特权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无论情况多么不正常，受害者也只会是汉族的底层黎民。汉族的党官和有身份的人并无担忧。 除了在具体的事务上制造新的民族不平等，中共还在整体性的观念上压制汉族的民族意识和尊严。这就是大扣“大汉族主义”的帽子。事实俱在，汉族底层人民明明已成二等民族，哪里还有半点“大汉族主义”的影子？中共政权不顾事实，对子虚乌有的“大汉族主义”大加伐挞，无非是以民族自虐来取悦少数民族并换取其接受它的政权。它向少数民族宣示：你们看，我是多么铁面无私、大义灭亲。我绝对不允许汉人对你们有丝毫的冒犯，而且要使汉人对于你们有足够的敬畏。我是最维护你们的，你们也应该拥护我。为了坐实“大汉族主义”的存在，中共政权把要求民族平等、取消民族特权、如实陈述历史事实、对历史人物作恰如其分的评价等等都打成“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少数民族”、“宣传汉本位论”、“抹杀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等等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褫夺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称号算是中共政权的民族自虐工程中的一个产品。 褫夺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称号，不给予一个历史人物以应有的评价固然令人气愤。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阉割我们民族的气魄，抽掉我们民族的脊梁，扔掉我们民族精神遗产中最宝贵的结晶。其危害不可低估。 我们尊奉岳飞等为民族英雄丝毫没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成份。如前所述，岳飞是在汉族本土抗击侵扰的身殉国难者。尊奉岳飞，当没有民族扩张主义的嫌疑。而且，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中国已经没有游牧民族南侵的忧患。平和驯良的汉族人民也丝毫没有向昔日南侵过的少数民族的后裔算旧账的想法。我们尊奉岳飞只是因为岳飞那忠肝义胆、不畏强暴、正义热血的品格情操，乃是我们当今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公正均富等瑰丽目标时，所极为需要的优良品质。 稍微翻翻史籍，便可得出这样的认知：凡是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时，能挺身而出奋战不息以身殉难者，其为官之时必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如瞿式耜、左懋第、阎应元。凡为官贪渎、奸妄弄权者，在强敌扣关国破家亡之时，必望风披靡、弃职奔逃乃至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如马士英、阮大铖、冯铨之流。每个人在本民族内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的表现，与在反抗外族侵扰的斗争中的表现，其轨迹是有章可寻的。人们不能指望严嵩之流会为国捐躯，也不可能设想海瑞会开关揖寇。尽管他们并不生活在明末山崩地裂之世，无从验证。但作此推测实顺理成章。 岳飞之甚值后世怀念敬仰还在于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品质是我们民族的珍稀之物。如果华夏民族的将领里举目皆是岳飞，华夏岂会数度亡国？如果华夏民族的士人里举目皆是海瑞，吏治如何会不清明？ 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是“四大发明”？还是那汗牛充栋的诗集？这固然见仁见智，但回想一下我们民族每个朝代都有那么多权力炙手可热的奸妄重臣，从石敬瑭(汉化胡人)到明末汉奸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都是创记录的“业绩”。还奢谈什么骄傲自豪？如果不是还有岳飞、文天详这样的血性之士以其悲壮的故事为华夏争回一点颜面，向世人宣告华夏雄魄犹存，我们还有什么面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华夏--一个体大魄弱点民族 如果说把岳飞、文天祥等尊为华夏的民族英雄，系因其高尚情操、优良品质实为我民族的珍稀之物这种讲法可以成立的话，那就有必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了。抛开颜面护短的陋习，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应该承认，华夏民族是一个体大魄弱的民族。 华夏“体大”体现于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秦汉到明季的近两千年里。神州本土基本定形于300--400万平方公里之间。人口高峰在宋代达到一亿五千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以伦比的。世界上也曾有过数次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无论是纪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帝国、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还是公元八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十三世纪的大蒙古帝国，尽管都显赫一时，但终均作昙花。仅留下一点败瓦颓墙，甚至烟消云散无处觅踪。另外，其人口数量也难以与华夏媲比。 可是如此之体大的华夏却往往在人口只有它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的游牧民族的攻击下败北乃至亡国。何故？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深思？以明季为例。其败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应该清醒看到的是，如果说促成思宗自挂煤山、满清入关、鼎定燕京的原因颇多，那么，弘光政权的迅速覆灭则完全系华夏民族的“魄弱”所至了。 1644年5月弘光政权从建立到1645年2月清庭豫王多铎率师南下，其间有半年多的空档，南明足够用以布置兵防。可是马士英、阮大铖弄权金陵、卖官鬻爵、夜夜笙歌。江北四镇相嫉争长、倾轧不休。尽管史可法为平息争端唇焦口燥地四处奔走，但仍发生高杰偷袭黄得功、许定国诱杀高杰、刘良佐围攻淮城等一系列严重事件，致使江北大坏。1645年三月多铎兵锋已逼近泗州，就在这江北危如累卵之时，左良玉竟置大局于不顾，率数十万军队从武昌沿江东下“清君侧”。弘光政权遂调江北四镇中唯一忠心保明的黄得功部截击左军。大敌当前竟自相残杀。自黄得功解左兵之危回师江北，已事不可为。四月史可法身殉杨州。黄得功战死。江北四镇余部及左军余部悉数降清。清军长驱直下，五月十五占领南京。守卫南京的二十几万军队及官员降清。赴难殉国如户部郎中刘成治者屈指可数。倒是有一乞儿(当为潦倒布衣)自缢百川桥。留诗一首。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在世界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灭族亡国事件不胜枚举。但象南明这样的灭亡倒也不啻为奇迹。南明江北四镇系、左良玉系、南京本部总兵力总共有好几十万，为多铎所率清师的十倍。清师野地浪战所向披靡，但攻城略池非其强项。这从江阴仅以民间义军为主体便坚守了八十一天，给清军以重大杀伤可得佐证。只要南明军均作江阴之战，一城被围，四方来援。区区几万清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必师老力疲、无功引北。但岂料明庭将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争权夺利凶悍无比，而御外则怯懦如鸡。更可唾弃的是毫无民族气节、人间正气。若是华夏族内的王朝统一战争如宋太祖之平南，那俯首以降则倒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是野蛮的游牧建夷屠华夏黎民、毁华夏文明。无论从普遍的民族大义出发，还是从忠君报效的角度出发，南明将领都应竭全力以保百姓，决死战以慰社稷。退而论之，贪生怕死怯战逃窜倒也罢了，但竟然辫发降清，旋即凶残无比地掉转刀口屠杀华夏同胞，其行径真是丧心病狂彘狗不如。由于数十万南明军悉数降清，使南下几万清军如滚雪球般瞬即膨大。大厦已倾大局已定，致使后来张煌言、何腾蛟、郑成功等的艰难奋战亦只是悲歌一曲罢了。 笔者并非历史研究者，而是当今中国民主阵营中尽一份心力的士兵。当代华夏“魄”之如何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且把目光从古代拉回现在。考察一下当今华夏状况，不难知其“魄弱”之所在。 1、怯懦，缺乏必要的反抗精神。 本月初媒体报导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一辆载有四十多名乘客的贵州至广州的长途卧铺公共汽车上，一名歹徒对同车的三名青年女子强奸五次。车上无人敢予以制止，其中包括一名女子的男友和另一名女子的兄长。如果说其他乘客的袖手旁观可以解释为极端自私冷漠的话，那么那男友和兄长则是极端的怯懦。或许那歹徒体力强大又有凶刀。但两个年轻小伙子趁歹徒施暴精神分散之机当可急速上去把他制服。在此过程中即使动作激烈使歹徒伤损亦属制止犯罪的正当防卫，可是他们不敢。警方一般不主张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自行反抗固有其道理，而且作为警方也只能这样说。但警力并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时为了不受伤害，甚至为了做人的尊严，反抗暴行是必要的，即使为此作出牺牲也应该。 1998年夏，印尼发生大规模虐华暴乱。从抢劫焚烧华人商店迅速发展为破门而入，闯进华人家中殴打杀害华人，强奸、轮奸、奸杀华人妇女。暴徒们甚至猖狂地叫嚣：“因为你们是华人，所以就要强奸你们”。消息传来，我义愤填膺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就去联络一些志同道合者，星期天走上纽约街头揭开了纽约华人声势浩大的抗议印尼虐华暴行的运动序幕。但没想到我们在街头宣传时竟有自称印尼华人的人士前来要求我们只提印尼发生的暴行是侵犯人权性质，不要提种族歧视的性质。理由是因为那样会更刺激暴行。我听了十分困惑。后来我们的抗议活动升格为在印尼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印尼驻纽约领事馆门前的三次集会示威活动。其中一次多达五千人，为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这时我们又听到有人来传话说，印尼华人请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示威的相片在印尼国内的报纸都登出来了。你们这样闹，反而会使他们在印尼处境更糟糕。我听了很伤心。呆若木鸡地无言以对来人。而后来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正由于这一次印尼的虐华暴行一反过往地遭到全世界海外华人的强烈谴责，才使之较快收敛。但我的心却久久未能平静。因为那两次“传话”使我深感“华人”这个民族的性格是何等的懦弱。我还想到在数以千计的华人女子被强奸、奸杀时，他们的丈夫、父亲、兄弟都到哪里去了？怎么就没有一个华人男子出来为他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殉难？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冲突中，还没有哪个民族是象这样如鸡鸭猪羊般地任人宰杀。这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我并不赞成以暴制暴。但问题是在有些情况下作出牺牲是必要的。同在印尼的东蒂文、齐亚所发生的暴行更盛，而且是军队直接施暴，但那里的人民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为此付出了牺牲，却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和尊重。 前不久我还听到这样的高论：“杨州十日”和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自找的。明知守不住为什么还要守？被屠杀是活该。当然，从纯军事角度着眼是可以讨论扬州和南京是否应予固守，但却决不可把扬州、南京这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责任推到中国人民的和民族英雄的身上。考察这些高论，懦弱已不足以解释其成因。当应另作深入剖析了。 2、自私，缺乏团体精神和应有的正义冲动。 前述那长途巴士上的强奸事件中，同车乘客的袖手旁观可算此类的典型。而在中国这种情况随时可见，只是情节不同而已。如数百人无动于衷地目睹不慎落水者溺毙，伤病者倒卧路旁无人施以援手。在美国纽约有些华人也不断作出此表现。黑裔和西裔歹徒不但在其他地方敢于肆无忌惮地抢劫华人，甚至在唐人街也敢如此。这是由于他们吃准了华人的自私，各人只顾自己，没有团体精神。抢劫哪家华人店铺顶多只会受到当事人的反抗而不必担心其他华人会前来援助。1998年发生在百分之百华人居住和开店的勿街的抢劫事件就是典型。西裔歹徒可以在抢劫并伤害华人店主后，竟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在众多华人的众目睽睽下逃掉。 1996年纽约发生警察枪杀在自家后院玩玩具枪的华人少年黄永新，而警察竟被判无罪的极端司法不公的的案件。事后纽约亚裔人权团体(以韩裔为主力)组织了许多次抗议活动。我几乎无一遗留地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予以参加。特别是在布鲁伦地检处门口的那次示威，我动员了我全家和亲友共十几人参加，为该次示威人数的约五分之一。但黄永新案件始终没能讨回公道。杀人警察逍遥发外。民事诉讼中黄家也只得到40万元的政府赔偿。相比之下1999年的黑人路易玛受虐案件，施暴警察终究锒铛入狱，民事赔偿也高达650万。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黑人民权团体为此案举行过多次数千上万人的集会示威，而亚裔为黄永新案件所举行的历次抗议活动其参加人数几乎没有达到过三位数。 1992年，在纽约黑人区开水果店的韩裔店主因黑人孩子经常在店中偷水果而与周遭的黑人发生冲突。黑人在该店门口举行行马拉松式的接力示威，意在迫使该店不能正常营业而关门。岂料纽约韩裔水果商会认为理在自己这一边。遂全力支持该店。捐款给该店坚持开门。他们还认为当时的黑人市长丁勤时偏袒黑人，遂在纽约市政府广场上举行近万人的示威。从此纽约政界和民间遂不再敢轻视韩裔社区。 在1998年那次抗议印尼虐华暴行最大规模的示威前，我打电话联络黄永新的姐姐，希望她们能来参加。见她含糊其词，我遂向她说明我们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说明我参加过哥伦比亚公园、容闳小学、布鲁伦地检处等次为黄永新举行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我说黄永新无辜被枪杀和现在印尼发生的虐华暴行都属于践踏人权和种族歧视，希望她们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但她没有给我答复，终究也没有来参加。我很失望，更感沉重。我想，每一次为黄永新举行的示威，她一定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可是等到其他同胞有难，需要她去参加时，她就不干了。自私，多么严重的自私啊！这会不会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性格呢？ 3、缺乏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 <北京之春>八月号的封面登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一个赤着上身的瘦弱男子扑跪在地下乞讨，旁边衣装入时的人们视而不见、疾步走过。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状况一个极准确的缩影。照片拍摄的只是一瞬间的情况。并不排斥亦会有人给乞讨者布施。但就目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情况来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中肯定饱含了许多富人对穷人的冷漠。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所谓的精英阶层获取了许多利益。当然并不排除某一程度的利益系正常得来，但无可否认的是，更多的利益是社会公正机制被抛弃的结果。可以说占相当比率的人们都在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无视社会公正和正义。甚至一些被压在社会底层，其正当利益被削夺的人们一旦当他们有机会时也会这样作。学校巧立名目向学生收取各种额外费用。利用学生求知升学的愿望敷衍正常教学，另索高价进行所谓课外辅导。医院想方设法在病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医疗收费。利用病人求生的欲望盘剥再三。甚至因索取不到预交医疗费就把工伤急症者拒之门外，任其死亡。为人师表、白衣天使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诸如短斤缺两以次充佳的雕虫小计，和各种妄顾社会公益、自然环保以肥一已的劣质行径了。至于共产党官员的贪渎腐败则与政治体制有极大关系，已超出了民族品格的范畴。 缺乏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最集中的表现是对中共专制政权的认可、绥靖乃至辩解拥戴。某些知识精英为中共政权制造了种种拒绝民主政治的理由。诸如：中国的国情不能照般西方那一套，中国人文化素质低不能实行全面民主选举，当今中国的经济成就居世界前列，是共和国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期，某些有争议的社会现象是改革开放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瓦解等等，等等。 我的一位友人的思想言行堪称典型。在文革前严峻的政治歧视环境中，出身“不好”的他极为侥幸地考入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边远地区任教。八十年代设法调回广州。在九十年代教师地位大提升的岁月里，他也深受益处。工资高于劳工阶层数倍，分得一百多平方的新房，还有疗养休假和种种福利。于是他不但彻底忘却昔日“狗崽子”的辛酸，而且大力赞美如今的美好世界。当我向他指出当今社会的严重不公和当权者的颟顸顽固时，他指责我是戴起有色的眼镜来看世界。总是专注社会的欠缺面并加以扩大化，而对社会的光明和美好掉过头去。显然，共产党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已使之失去正确观察这个世界的能力、勇气和良知。确实，自私心的尘埃有足够的能量蒙蔽许多人正常的心智。 很可能教师这个社会群体--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教师--是颇受中共政权优待的。中共需要他们去“教育”下一代爱国--爱中共政权。这应该可以用作解释，为什么9.11事件后，不少中小学教师会向他们的学生说，这是美国在世界上搞霸权主义的罪有应得。 中国人因自私而导致的正义感泯灭还带到国外。九十年代以来，大量福建偷渡客来到美国。他们大都编造种种理由取得美国的政治庇护而合法定居下来。这本无可厚非，但令人齿冷的是，他们之中一些人，一方面说在中国受到迫害，要求美国给予政治庇护，另一方面又积极参加各种拥共活动，举行声势浩大的拥共游行示威。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华人社区中共势力的能量极低。尔后政治生态的巨变，中共在海外的坐大，相当程度上就倚仗了他们。这些侨团的头面人物以主持拥共的政治行动取宠于中共，从中获得种种利益--回国做生意的方便，领事馆宴客时座上宾的荣耀等。积极跟随他们的骨干也将在海外的生存中得到他们的关照。这完全为利益所驱动并组成的结合充份展现了自私心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导向。 如果说历史上的华夏已是体大，那么而今更是硕大无比。十二亿多人口的力量是何等惊人。可是且慢自敖，象如此懦弱、自私、散漫、缺乏社会责任心、正义感，体大人多又有何用？幸亏人类文明的进步已基本摒弃了森林法则，幸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游牧民族的悍战优势已成历史陈迹，否则华夏仍随时面临灭亡的厄运。设想北方草原上若有一个四百万人口的游牧民族，即只有汉族的三百分之一。依其15-55岁的男子全部从军的原则。它可以征集到120万控弦士，其中精兵80万。想想七万满洲八旗入关横扫中国的历史吧。120万控弦士再加上源源不绝的归降汉奸军，灭亡华夏还有什么难度？ 当然，这只是一个辛酸的童话。不过，还有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却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艰难斗争需要人们的社会正义感、责任心，和奋斗的勇气以及奉献精神。民主制度的建立会使人们得到幸福，但民主制度建立却需要一些人作出奉献乃至牺牲。如果自私、怯懦、散漫，缺乏公德心正义感等成为一个民族的主流性格，那么终结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治确实是难上加难。 五、孱弱华夏、魄兮归来！ 尽管就整体而言，华夏民族“魄弱”无可否认，但其雄魄精髓犹存又不容置疑。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华夏脊梁犹在，尽管并不强健。只要能唤回那因种种原因式微的雄魄，华夏的脊梁会重新挺直刚强。 穿过时空的隧道回朔上古，我们会看到牧羊北海的苏武。匈奴对苏武说：不降，待公羊产乳方还。大漠苦寒、狼烟一空。苏武挖野鼠以充空腹，奉雪水以解饥渴。李陵劝他：“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苏不为所动。决心持汉节以终荒野。后逢汉匈和亲，始得冲破匈奴阻绕返归故国。其间十九年。出使时正当壮年，归来时须发皆白。这是何等崇高的品质和坚强的意志。苏武无一兵一卒，只有出使时的汉节一支。他没有兵将却有勇气，没有武艺却有气节。没有赫赫战功却有光照日月的事迹，没有出将入相的荣耀却堪作千秋万世之楷模。华夏各朝各代中，苏武式的悲壮之士接踵相随。即使是在降将成群汉奸成堆的明末也还有不胜枚举的忠贞之士。 1644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八月，兵部右待郎左懋第北上议和被扣。其后左懋第在软禁之中为了维护南明使节的尊严与清庭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645年五月弘光政权败亡。清庭遂命左懋第等剃发以降，遭到左懋第的严辞拒绝。庙堂之上，多尔衮等对左懋第进行了最后一次劝降。多尔衮对他说：“尔勿误，今日降，今日富贵矣。”左懋第蔑之。降臣金之俊(原明庭兵部右待郎)对左懋第说：“先生何不知兴废？”左懋第针锋相对地答道：“先生何不知羞耻？”多尔衮怒极，急令斩之。左懋第连同其随员五人慷慨赴义。 好一个“知兴废”与“知羞耻”之争。汉奸们“知兴废”遂剃发变服卖身投靠，另辟蹊径再创一番仕途。忠贞之士”怀瑾握瑜“，“不知兴废”但“知羞耻”，则须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而这牺牲恰恰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雄魄之犹存。 回朔历史的长河，究竟华夏之魄在哪些历史时期遭到最严重损伤？在满清入主中原和和中共的专制统治。 满清以残酷的杀戮和持续数代的血腥文字狱以及开科取士来制造华夏民族的奴性。最具反抗精神的人们在反复的屠城中被灭门。而使其反抗型的遗传因子无以代传。较具自由思想的人们在百多年联绵不断的文字狱中被扑杀，而至“万马齐喑”。皇恩浩荡的开科取士使士子们为搏取个人仕途及光宗耀祖而趋之若骛，致使国仇家恨、忠义廉耻被弃之如敝屣。在这之中，华夏民族的雄魄遭到莫大的摧残。 中共执政以来，其行径极类满清。它也进行了反复的大屠杀。“镇反”、“肃反”、“清队”、“一打三反”直至八九年的“六四”屠城。它也实行过残酷的文字狱。从延安时期的王实味案到“解放”初期的胡风反革命案，从五七年“反右”到文革时期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全面专政”，还有那时断时续至今仍聒噪不休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之类，都是力图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到它的专制主义体系之中。此外，中共还搞了一套深具中国“特色”的“开科取士”--“入党做官”。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共以此网罗了一大批专制政权的忠实奴才爪牙。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共除了继续其“党科举”以外还辅以倡导个人发财。共产党官僚以其贪污受贿钱权交易党仪天下，各阶层都有人群起效尤，致力于个人敛财享受而妄顾社会公正和正义。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共的全面镇压政策其效果是加深中国人的怯懦，那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共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强化人们的自私心。自私必然带来散漫。自私而散漫的人群绝对不能对专制政权构成威胁。 忧国忧民且慷慨激昂者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本民族昏君贪官和外族入侵者的克星。当代，当戴着皇冠和顶带花翎者以及游牧民族的酋长都走入历史之后，这些人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对头。为了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共产党在极力按它的需要来塑造中国人品格的同时，还把那些人投入监狱或驱逐国外。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煽动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搞民族虚无主义。这似乎颇为费解。其实不难解释。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是用以抵制自由民主理念。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理念说成不适合中国国情，把世界进步人类对中国幼嫩民主力量的关注支持诬蔑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它还将其一党之私的政权等同于祖国，要人们去拥戴热爱。然而，中共政权绝不乐见人民熟悉了解历史上正气忠勇之士的事迹。它一直在致力于割断历史、讳言历史。并以批判“大汉族主义”来达到取悦少数民族极端分子和摧残华夏民族雄魄的双重目的。 终结中共专制体制必需要有勇气，怯懦不行。必需作出奉献，自私不行。必需以团体的力量，散漫不行。必需具有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苟苟营营是非不分不行。 站在多灾多难的华夏大地上，回首历史、极目河山、仰望苍穹，苏武、岳飞、文天祥、左懋第.....等刚立云端的身躯仍清晰可辨。华夏虽似孱弱，但雄魄犹在。为了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公正均富的新中国，让我们奋起呼喊：孱弱华夏，魄兮归来！ 原载<黄花岗>2002年第三期，收录于此时有所增删。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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