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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森
6/3/2007 2:14: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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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森,吴琦幸与草庵居士见面记 2007-06-02 07:37:46 [点击:122] 作者:吴洪森 草庵居士的行事方式在目前的人文环境下是极其容易被误解的。为此,我不得不借助纵横论坛来为他辩解几句: 先说说我是怎么和草庵居士交往起来的。 今年二月底任纵横论坛斑竹不久,因舞文弄墨斑竹拉我去发帖子凑热闹,草庵居士的《旅美轶事》引起我的好奇,看了二十多篇,每篇我都喜欢。我觉得《旅美轶事》如在大陆出版,一定受读者欢迎。因此发信给草庵居士说他的大作如果大陆没有出版过,我可以代为联系。草庵居士的答复是没有,并寄来委托书。在寄来委托书之前,草庵居士还问我要求什么报酬,我说我是觉得你的书值得出版并且我在出版界有些朋友,纯粹是举手之劳,没想过要什么报酬。我开玩笑说,如果你出版这本书发了大财,再考虑给我报酬的事情吧。不过我警告他,大陆书界盗版非常猖獗,作者写了一本销路很好的书未必能赚到很多钱并且大陆版税很低。 草庵居士寄来的委托书上有他详细的联系地址、简历和头衔。说实话,我对他哈佛MBA的学历和泛美投资银行董事局副主席的头衔没在意。即使草庵居士是一介草民,他对中文写作如此纯粹的爱好和热情已足以令我感动和敬佩了,还用得着其他吗? 对中文写作抱着不计名利的爱好和热情,这种品质是鄙人羡慕而不具备的。正因如此,遇到这样的人士,鄙人常情不自禁地愿意为他们书籍的出版尽点绵薄之力,以表达敬佩与羡慕。 这次去华盛顿开会后在洛杉矶停留一周。尽管身上带着草庵居士的联系电话,但头几天我并没打。原因一是老友轮番相会繁忙,另一是担心草庵居士知道我到了洛杉矶,碍于情面不得不应酬客套一番,而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应酬和客套。我自己是拒绝参加应酬活动的。古人语:“己所不欲,勿使于人。”我自己讨厌应酬,又何苦让草庵居士来应酬我呢? 可以说,不是好友吴琦幸催促,我可能根本不会给草庵居士打电话,就此悄悄来,悄悄走,可也。 吴琦幸既是校友又是老友,是洛杉矶华界名记者,目前他除了在大学兼课外,仍担任《亚洲周刊》驻美记者。他催促我给草庵居士打电话,是当地文学城有网民认为草庵居士是他的化身。吴琦幸告诉我,草庵居士的文章美国中文网站文学城转载后,影响很大,文学城因此专门给他开设了一个专栏。有些网民对草庵居士身份来历感兴趣或者怀疑,还有好事者专门向当地的车辆管理局(DMV)去查证,看草庵居士的说法是否真实。 我觉得这种热心似乎没什么必要。草庵居士文章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何必对作者个人生活抱这么浓厚兴趣? 钱钟书先生在世时曾讲过一个笑话,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说花了很大劲才打听到钱先生家电话,务必请钱先生给她一次登门拜访的机会。钱钟书问你为什么非要见我呢?对方说喜欢钱先生的作品。钱钟书问,你吃了鸡蛋觉得味道好,难道非要见见下蛋的母鸡长得什么样吗? 草庵居士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有如此的中文写作热情并且写得大家都喜欢读,这是多不容易的事情,大家快快乐乐吃鸡蛋就得了呗! 但是既然网民因质疑草庵居士的身份而怀疑他的人品,我决定给他打个电话。 如果他在电话中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勉强和搪塞,我就不见面,问个好就算了,今后对他说的话也就别再当回事。这是我给他打电话时的心理准备。草庵居士接到我电话,以为我是从大陆打来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打过来好不好?就凭他这第一句话,我决定和他见面。这第一句话表明他是一个能为对方着想的人,表明他是有诚意和我交往交谈的。于是告诉他我已经在洛杉矶,我们约定了晚上见面的时间地点。 曾从照片上见过草庵居士,他一出现,我就认出来了。如果在见面之前对草庵居士为人还有点警惕和疑虑的话,那么一见面这种疑虑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质朴淳厚而又有很高修养的人。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草庵居士的言谈举止非常明显表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看不出是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中国人,而且他是7岁就来到美国的。 见面后在附近一家餐馆坐下, 见面的地点是吴琦幸挑选的,隔壁就是吴记火锅店,因草庵居士曾在文章中写到他为一位来自大陆深受该店老板盘剥女子出面打抱不平的故事,吴琦幸认为选择这样一个地点见面是有意思的。 一顿饭吃完,大家谈兴犹浓,草庵居士建议到旁边的咖啡店坐坐,我觉得那种场合不是交谈的好场合,就问他愿否去吴琦幸家?吴琦幸太太带着儿女在国内旅游,他一人在家称王称霸,到他家聊大家更自在些。草庵居士的家在相反的方向,如果他去的话,回家就要多开20分钟的车,当时时间已经较晚,考虑到明天是星期一对方是要上班的,所以我只是试探的口气,草庵居士欣然接受了,在餐馆门外等待草庵居士用完洗手间的间隙,吴琦幸问我对草庵居士的印象怎样?我说很好。他说我和你一样。吴琦幸来的时候对草庵居士的疑虑比我大的多,但他说,这种人一接触交谈印象就非常好,网民对他的攻击完全是误解。 因为要引路,我就上了草庵居士的车,吴琦幸驾车在前。路上,我和草庵居士简单交流了一些各自的经历。他的家族史令我非常感兴趣,祖父曾是国民党冯玉祥部队少将,后来起义又成为共产党少将,再后来落难挨整,他的父亲和同样落难的上海资产阶级小姐在天津患难相爱,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政策松动,周恩来同意他们一家出国投亲靠友,他们先到了香港,立即转道美国,当时他7岁。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你家族的故事,这故事的历史感太强了,写出来不但是中文世界好著作,英文世界也会很感兴趣呢。 他说他是想写的,只是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写。 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如此热衷于写作,除了他自己说的是从小家庭重视中文学习原因外,可能还有潜在的更深的渴望。童年时代的大变动,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大概从此以后,中国对于他一直是一种梦幻中的存在。 头天晚上聊到凌晨3点多,那天主要是他们两人聊,我只是偶尔插话。来美国的十多天里,我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三个多小时,从纽约开始到华盛顿再到洛杉矶,一路神侃瞎聊夜夜不休,到那晚,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草庵居士就自己的疲惫向他致谦并邀请他参加我和朋友们的晚餐,他说因为和别人事先已经有安排,晚餐不能来了。他问我晚餐后我们去哪?我说还是回到吴琦幸家聊天,我感觉到他有兴趣,就邀请他来。他问晚点要紧吗?我说没关系,反正我明天中午上飞机了,今晚就不打算睡觉了,到飞机上去补觉吧。他听了很高兴,说一定来。 因为下午有意让自己打了一个瞌睡,第二天晚上我的精神要好多了,所以那天我的谈兴较浓,草庵居士是10点过后才到的,我们谈及了广泛的话题,直到早上4点才结束,他开车回家要一个半小时。 这次和草庵居士畅谈两晚,我感到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本身是有着无法解脱的深情的,但他又对中国的很多事情很多现象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和误解又多半是按照美国的行事方式为标准造成的。在他离开中国后的三十年里,中国急速而巨大的变化连身在其中的人常常都看不懂,而何况这个7岁的中国人呢? 另一方面,和草庵居士的接触,使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文化与人的问题变的更加清晰了: 去美国开会之前的三个星期里,上海连绵不断的梅雨引发了我的忧郁症,我通过阅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来摆脱低沉情绪的重压。该书“缘起”陈寅恪的一首诗中的“骨”字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 ,现将原诗抄录如下: 平生所学唯余骨 晚岁为诗欠砍头 幸得梅花同一笑 岭南已是八年留 该诗的“骨”字,一文双意。字面上可以解释为一生致力于学问,人瘦得只剩骨头了。但字面下的意思是为学的真正收获是变成了他做人的骨气和风骨(我在纽约拜会老友韩桦谈及此话题时,她认为应该还具有骨髓,即学问的精髓之意,吾闻之大喜),如此解读才能和下句“晚岁为诗欠砍头”,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 在陈寅恪看来,学问或者文化的真正结果是转化成了人的品行。关于文化与人的问题,很多大学者都写过书,但没人象陈寅恪这样以一个字将要害如此清楚明白地凸现出来。 这就解决了我们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将继承传统文化只是理解为读古籍古经,那是难以有什么成效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强调身体力行强调实践的,只有将传统文化精神内化为人的品行和风骨,才称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作如是观,对外来文化同样可以如是观。如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政治上的民主人权和宗教上的博爱平等。高喊口号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以身体力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真做到了以民主平等尊重人权富有爱心的方式待人处事的? 一个人不管他多么能言善辩多么会写文章,只要他的品行中并没有展现他所鼓吹的价值观,他依然是没有文化的。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只有内化为一个人的人格时,才能体现出该文化的价值。 草庵居士的中国文化根底,从书本的意义上来说并不厚实,他目前还是将中文写作看作是自己的练习。但是他让我感到他的人格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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