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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刘因全 5/17/2007 5:35:33 PM 标题 内容 超越马克思主义 （征求意见稿） 刘利华 著 -------------------------------------------------------------------------------- 序言篇：当今中国思想大势　　　　　　　　　　　　　　　　　． ○、引诗：持钥人，快醒来吧！　　　　　　　　　　　　　　　． 一、窘境　　　　　　　　　　　　　　　　　　　　　　　　　． 二、叶子是如何当旗举的　　　　　　　　　　　　　　　　　　． 三、为旧包子添新馅儿的务实掌勺大厨　　　　　　　　　　　　． 四、讲客套给面子的中国人民　　　　　　　　　　　　　　　　． 五、中国知识精英的归类和分派　　　　　　　　　　　　　　　． 六、中国学界当下之流行话语和大势所趋　　　　　　　　　　　． 七、大智若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　　　　　　　　　　　　　． 八、理性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迫切任务　　　　　． --------------------------------------------------------------------------------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 引诗：持钥人，快醒来吧！ 一叶可以知秋。冬季有时会不知趣地拖延，但当它大势已去不得不离开时，春天就成了必然。春天也会有春天的麻烦，然而主调却是复苏的──希望。万物复苏所有生命都重新校对生物钟的频率以防错过春天的机遇。而你，这此刻手里攥着决定民族走向未来之门钥匙的人啊，却从里面把门反锁安然大睡。大家都先你醒来了忙着做迎接春天的准备唯有你这该提早醒来的当班持钥人还打着呼噜、说着梦话，已然感觉到时代的推搡却象撒娇的孩子嘟囔着：“我要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你到底要睡到什么时候？这是怎样的误事？怎样的危险？已然醒来的人中，有人替你举着“维护安定、严禁喧哗”的牌子，对你充满了体谅却跟你一样，不知道时不再来的道理。出于坦诚此前大声唤你醒来的人由于曾被你治罪断定你无可救药将一睡到死。还有人忙着眼下的生易反正门是开是关不影响挣钱你睡你醒就无关紧要。更有一帮一直利用你不醒而为非作歹的小人，你这样一直睡着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好能象《动物庄园》里专制的猪把持住生杀予夺的权力无恶不作：贪污腐败吃喝嫖赌黑白两道欺凌同胞。他们对你唱的是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靡靡调演得是逢场作戏、狐假虎威的小花招。他们所说所行和几千年来的丑陋小人没有两样。就象奸佞的宦官欺哄皇帝，林彪、四人帮蒙骗毛泽东。目的是为己所用诀窍是投你所好。持钥人啊，快醒来吧！整个民族醒来的人越来越多而手中握有中华民族通往未来之门钥匙的你──到了现在这紧要关头怎么可以还不醒来？你一定不想人们等不急破门而出吧？你一定不想人们耐不住强抢钥匙吧？你一定不想人们混乱中互相践踏死亡无数而你成为中华民族之　　千古臭骂吧？你一定也渴望我们民族能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新千年的春天机遇　　大放异彩吧？不用跟之前的持钥人比，更不能学他们亦步亦趋。因为他们生活的季节离春天还远。他们在秋天自然要有秋天的自负，他们在冬天不得不冬天般地专断。但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做的一切好事、坏事都是春天的铺垫。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你，绝不可以在应当醒来的时候，继续睡下去。持钥人快快醒来吧！┌────────────────────────────┐│　　　　　　　 关 于 此 书 版 权 的 声 明 　　　　　　　││　　　　　　　　　　　　　　　　　　　　　　　　　　　　││　任何经由出版社出版，或有赢利色彩的复制、印刷此书的行　││　为当事先取得作者的同意，并有作者手签的授权书，方可进　││　行，否则视为侵权。　　　　　　　　　　　　　　　　　　││　　　　　　　　　　　　　　　　　刘利华 2007年4月30日　│└────────────────────────────┘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一、窘境 这篇《序言》集中要谈的是，在普通的中国人都或深或浅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曾经帮助中国人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思想，继续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和平崛起中的东方大国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够用、不适用了的今天，掌管着当今中华民族走向未来之门的钥匙的国家执政层，对此却似乎一无所知，其思想还禁锢在越来越肤浅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走样儿的现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前进的滞后力量。马克思主义固有的致命错误将在本书第一篇中作集中论述，这里且不谈。这里集中地概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尴尬窘境，目的是说明，在理论上全面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华民族不能不迈出的迫切一步。无论马克思主义带有多少时空局限性，凡是对它有起码知识的人，都会承认它本来是一个内容丰富、完整的有机思想体系，传到中国来也形成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比作一棵大树，那么，毛泽东思想是长在这株大树上的一枝。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枝上，又孳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根大杈儿。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可说是邓小平理论这一杈儿上长出的叶子。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文领域的思想、学术和理论一直是现实政治的婢女，涉及到执政理念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一直只允许其解释权被最高政治领袖垄断了的“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因此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萎缩，资源枯竭，一代不如一代。这种萎缩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都不足的人，宣称他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些常识的人，却心甘下贱地帮着来圆场，来论证这小叶子如何具有比它长在其上的整株大树还要强大的功能。得亏我们汉字是一种极其智慧，因而对于外国人是一种极其困难的文字。设想国外一般学者都可以轻松读懂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包括官方互联网网页上多如牛毛的这种极其肤浅的圆场或圆谎文章的话，那会让我们中国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外国人面前斯文丧尽无地自容的。这是怎样一种滑稽？有着独特文化传统和民族大智慧的中华民族，在现在人类正步入全球化这样一种新的生存状态的过程中，把统领全民族发展的指导思想定位在萌生于工业文明，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粗野阶段，成长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树上的一个枝的一个杈儿的一片或几片叶子上。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看，这棵大树如果不与其他树嫁接都已经结不出果子了，可现在中国的决策层却举着这棵树上的一片薄叶，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它为旗，号令全国，并要求全民族对它顶礼膜拜。历史和现实已经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即使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只要我们看不到它的误导之处，在现在的时空条件下，仍然还坚持把它作为整个民族发展的指导思想，都会使我们伟大民族远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正道。更何况现在中国的执政党，抓住的只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再不觉醒结果将是，锁闭中华民族通往伟大未来的道路，使我们整个民族以至整个世界错失现在就应当把握的建设美好明天的历史机遇。为什么中国最高决策层看不到位于下层的许许多多中国人都看到的这么明显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至今没有走出“思想一律”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尖锐地批评过的专制的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执政时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套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更是一种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的可笑的绝对主义。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生活智慧的民族，其务实的民族性格，也赋予中国执政层以灵活处事的智慧和能力。他们在与当今世界的对弈中，不乏搁置马克思主义自作主张的好棋；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时，也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框框有新突破。只是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而将其强说成是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且把这“发展”权垄断起来，除了他们别人甭想置喙。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对外交流的扩展，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成长，民间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以国家暴力机器支持和保护的舆论一律不允许充分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人民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禁锢越来越少，可选择的生活样式越来越多，社会的宽容度越来越大。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当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荒谬现象：　　高举树叶作大旗，党内党外强普及，　　花钱费力不省心，号令全国仍吃力。　　名牌包子皮不改，添进新馅照样卖。　　有意唯物很彻底，侥幸撞运不可取。　　过河已进深水区，摸石无着会淹毙。　　普通人民很客套，要知真话听歌谣；　　明里拥护共产党，私下戏弄不胜防。　　学者教授更伶俐，修正架空主旋律；　　话题敏感绕着讲，擦边球儿打得爽。　　──此打油诗可命名为：《当今中国思想界》下面我们就分别看看这几方面的情况。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二、叶子是如何当旗举的 先来看看在中国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叶子”是怎样被当成旗帜的。网上有一篇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2001年9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后出现的《党建理论创新的新突破》。文章不长，全文录下：　　党建理论创新的新突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建理论创新方面取　　得了新的突破，回答了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若干重大历史课题。　　这其中，“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把我们党建　　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１、“三个代表”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　　　　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　　　　人民不断前进。”在去年“7．1”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阐　　　　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２、“三讲”。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全国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　　　　普遍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创造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　　　　新形式、新经验。　　３、“三大优势”。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根本　　　　的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　　　　政治优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设成坚强的　　　　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　　　　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　　　　系群众的优势。　　４、“两大课题”。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　　　　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中央提出的党的建设的两大　　　　课题。　　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　　　　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　　　　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６、民主集中制的“四句新话”。近几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指　　　　出并强调：“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　　　　定。”这是继毛泽东提出“四个服从”之后，又一个重要方　　　　针，前者是指根本的领导制度，后者是指根本的组织制度，　　　　两者共同构成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７、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　　　　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８、干部制度改革。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下定决心，加大力度，　　　　促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把党管干部的　　　　原则同改进管理干部的方法结合好，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健康成长的机制和一整套办法。　　９、“四严四自”。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10、“三个正确对待”。江泽民同志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三个正　　　　确对待”，即：正确对待自己和同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　　　　对待群众。这是领导干部世界观改造的内容要求和具体途　　　　径。　　11、“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必须：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　　　　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　　　　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　　　　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12、反腐败新机制。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　　　　治斗争。各级党委必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工作锲而不　　　　舍。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　　　　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13、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江泽民同志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要用改革的精　　　　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活动方　　　　式；要认真做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增强解决自身　　　　矛盾的能力。　　14、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按照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　　　　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　　　　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此文应当说是概括了江泽民党建思想，或者说他全部思想的精华。然而这被誉为“回答了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若干重大历史课题”的“党建理论新突破”，除了“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实质上是指允许资本家入党当属“修正主义”的“新”内容外，几乎都是“套话”新说或重组。这小文还有突出的文风问题。有学者把当前文风方面的不良现象概括为五大状况，一曰“大而空洞”，二曰“虚张声势”，三曰“附庸风雅”，四曰“数字排比”，五曰“上言下套”。上文中的“三大优势”、“两大课题”、“四句新话”、“八个坚持、八个反对”都是很典型的“数字排比”。这些由数字排比连缀起来的“理论”，没有体系，没有深度。这些挂在马克思主义大树的树枝的树杈儿上摇摇欲坠的几片凋零叶子，既没有能力从这棵大树上再获得有用的养分，也不可能使大树本身重新焕发生机。能构成理论界的一道主旋律风景线，只是由于它在中国有一种被无穷复制的机制。由于这些话从毛泽东掌勺的第一代就开始讲起，老百姓听得太多了，知道无非是一些套话。有点儿象是被那个“说谎的孩子”无端地一次次地用“狼来了”捉弄，终于丧失了对其最后的一点信任，现在精神正常的中国人中没有谁会把这些二、三、四、八组织起来的内容当成是共产党真要变好和真能变好的声明书或保证书。当然它依然可以是也必定会是当前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和官方学术界范围内被无穷复制的霸权话语或主旋律。这些几乎没有理论含金量的浅薄之见，总是能催生出无以数计的论述阐发这“与时俱进的伟大思想贡献”的形成过程、逻辑体系、哲学内涵、历史意义和理论建树的党建、科社、政经、甚至哲学论文、论著；也在无以数计的各层党或官方纪念性的或学术性的会议、文件、报告、总结中被复制再复制，成为名符其实的无论是讲的人写的人，还是听的人看的人都心照不宣的“官话”、“套话”、“空话”以及“笑话”。这还不算，更荒谬的是，这种无穷复制出来的东西还被设计成“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目、用资金；被当作人文“科研成果”出书、见报，刊登在种种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核心期刊”上，用来参评各级社会科学研究奖项，评职称、拿学位。由此孳生出一批又一批“学者”、“专家”、“教授”。虽然这些复制出来的东西对于我们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毫无意义，然而它们却具有实际的社会功能，这就是形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意识形态“主旋律”，成为与当前滞后的中国政治互相依赖之文化垃圾。2004年11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威望和地位，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党内教育活动。在这篇纲领性的“意见”中可以看到，经过几年来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解读”，这些叶子已经被当作是使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指导思想了。该“意见”明确地指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个“意见”以及其后发的“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指导意见”、“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指导意见”三个“指导意见”加在一起，总共只在两个地方提及“马克思主义”。一处是在第一篇“意见”中论证开展“保先”活动的必要性时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另一处是在第二个“意见”中提及“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而这“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指且仅指“三个代表”。提及“三个代表”23处，其中五处与“邓小平理论”并列提及。配合这次“保先”活动，中共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还编了一本《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于2004年12月由党建出版社出版，其中没有一篇马、恩、列的著述，除了中共十六大党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强加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三个《决定》和开展保先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外，收录的是毛、邓、江、胡各三篇。指明这些，为的是印证，中国共产党当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以叶代树了。这个“保先”教育活动跟江泽民搞的“三讲”教育活动相比，除了范围由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外，并没有多少新意。再参照从延安时期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过的种种党内教育活动或政治运动，就更无新鲜可言。可是，整个过程也同样重复了那种复制机制。《人民日报》配合第一批保先性教育发表了从一至十共十篇“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配合第二批发表了六篇“论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配合第三批发表了三篇“论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这些一论、二论、三论、加起来总共“18论”，实际上主要是糊弄最高领导层的。其范式可能来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中的《九评》。《九评》虽然偏激，毕竟言之有物。而这“18论”却空洞乏味，纯粹是形式主义。这些堪称文字垃圾的东西，其用处就是在各地各单位“保先”活动中，可以作领导干部作动员报告，党员个人或基层组织写“计划”、“心得”、“总结”的参照。有多少共产党员读过或听读过《人民日报》的“18论”不好妄言，不过大家从始至终都心知肚明这个教育活动是走过场。反正不过是多开些会，走就走吧。整个教育活动，就其正二八经的一面看，都表现出毛泽东曾经辛辣地讽刺过的“党八股”调儿，就其无关痛痒的一面讲，则都透着一股“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这个长达一年半的大过场，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划上完满句号。这个讲话很长，从中国共产党85年积累的保持先进性的经验总结，到这次保先性教育活动特点、效果的全面概述，直讲到今后保持先进性需要抓紧的工作的明确罗列，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这里只录其既体现江、胡联系，又反映出胡、江不同的两段于下：要认真贯彻“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模范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地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坚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努力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我们作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推行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胡、江联系在于，都理论地坚持着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不同在于，如果江泽民的特点是强调“与时俱进、标新立异”，那么胡锦涛则更显出其“根扎沃土、素朴老实”。党内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实现这个目的仅仅局限于党内教育活动远远不够，党还要牢牢地占领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导权。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至2004年底，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地开展以通知题目中明确了的“三项教育活动”。《通知》提出，“要通过学习教育，使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刻认识新闻舆论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打牢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思想基础，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更加坚定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工作，始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把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把好关、把好度、把好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与这个教育活动相配合实际上还有一些对于新闻媒体什么可以讨论、发表，什么不允许讨论、发表的具体规定，比如与1989年的“6．4”、1999年之后的法伦功、中国宪政问题相关的敏感问题不能讨论不能发表。后来，这项学习教育活动又扩展到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2005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社科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在高校社科系统和社科研究系统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中宣发〔2005〕11号文件），明确要求高校社科系统和社科研究系统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的学习活动。200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该《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个《意见》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李长春指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这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紧接着，2004年3月22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该《意见》列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紧接着，2004年8月26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该《意见》列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意见》提出：“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紧接着，2004年12月5至7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胡锦涛强调指出，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宣传思想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所有上列这些，都是中国现执政层自觉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举措。而这些举措并非说说而已，是需要有资金注入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据《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44期，人民网等网络媒体都有转载）记者覃爱玲的报道，工程启动资金为2000万元，用于20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平均每本书投入100万元。显然在这20本教材之外，还有对工程的其他拨款。数字多大，我们不知道。这工程的钱怎么花？《新华网》刊出的新华社记者在2005年12月5日写出一篇《一年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综述》，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工程实施一年时做了些什么。首先是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进行国情世情调研。包括举办高层报告会，邀请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通报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情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情况，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情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我国经济形势以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情况，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的情况，邀请十六届五中全会起草组成员作关于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报告，还组织近200位专家专门参加了神舟六号载人航天精神先进事迹报告会。2004年组织担任工程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分6批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和重要革命纪念地进行国情调研。2005年又组织近200位专家学者分五批到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展国情调研。还组织了专家赴国外考察，也邀请国外一些专家学者来我国进行研讨，通过比较研究和这种中外交流，进一步掌握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其次是“合力攻坚，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攻之“坚”包括，在2005年11月28日来自全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和工程各课题组的6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会议中心，围绕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问题展开研讨。此外工程把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组织了100多次的学科调研，整理出几百个需要深入研讨的问题。共召开各种类型研讨会200多次。其中，围绕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全国七个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就召开了60余次不同规模的研讨会。这篇综述提及的“在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有：一是编书：集中编译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二是立项：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大致分为18个方面，分别成立18个子课题组，集中全国200多位专家进行深入研究，目的是进一步引导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了集中系统的研究。比如，围绕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组织理论界召开了200多次较大规模的理论研讨会，出版研究专著数百部，发表文章7,000多篇，把邓小平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比如，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2004年以来先后拟定了100多个重点课题，集中了一批理论骨干开展研究，发表研究论文500多篇。据初步统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央主要报刊仅以全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的名义发表重点理论文章，就有70多篇。还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有关部门连续组织编写出版了《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理论热点18题》、《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等系列通俗理论读物。再有就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列为一级学科。这被“综述”说成是“学科体系建设的一大突破”。此前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而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被列为其下的二级学科。首先启动九本重点教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的编写工作，并提出要在今后七年左右的时间，陆续组织编写150种左右教材，基本覆盖各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对这个“工程”所取得的上述“成就”，笔者不必过多议论。除了原著编纂外，其他的近万篇论著中不属复制、组装而有独创性的可能是凤毛麟角。钱呢，就这样地花出去了？钱呢，可不是一直就这么花的吗？数百上千次的所谓的“学术研讨会”，多数出不了“上言下套”的路数，套得最远的是马、恩、列、毛、邓，套得最多的也不过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之类，套得最新的是出自李长春之口却不知出自哪个专家之首创的“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钱花了不少，时费了不少，人用了不少，这些典型的王婆卖瓜式“成就”又有多少是对于中国思想进步的真贡献？退一万步，有多少提供了执政层想不到又非常需要的真正过硬的理论支持？笔者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一则报道，说一批“工程”专家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和重要革命老区进行国情调研。通过调研专家们深切地体会到，“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花了许多的钱，换来的就是这样的收获？不花钱去调研，就体会不到“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吗？这可真是把全国人民当傻瓜耍呀。这种情况，严肃地说，是欺负执政层理论功底差，没法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才敢花钱而不办事。作为这个“工程”的实体建设的一个环节，是200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宣告成立。院长冷容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目的是全面系统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以高水平的成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达此目的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二要深入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要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四要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五要跟踪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实践。还要培养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科研队伍。他从毛泽东提出的马哲的两个突出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出发，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学者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念。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显而易见，虽然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局限于叶，还会涉及到树干、树根、土壤、环境，但是别忘了这些研究戴着的紧箍咒是一样的：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据《新华网》北京2006年11月15日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日在京召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会，这是这个主题的研讨会自2005年底以来的第七次。七次“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会，分别围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贯彻落实‘五个统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关于这项工程日渐清晰起来的实际内容，可从2006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数字解读》上了解。该文列举了◆实施此工程的“六大意义”、“三大机遇”、“三个根本目的”，◆推进工程要做到的“四个结合”、新形势对工程提出的“四项要　求”、实施工程要造就的“三个一批”、“六项工作重点”、要始　终坚持的“六个贯穿”，◆工程的“24个主要课题组”、工程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　取得的“四方面进展”、工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　点研究方面取得的“二方面进展”、工程在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方面取得的“四方面进　展”、工程在深入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取　得的“三方面进展”、工程在了解中央精神、了解当前形势、了解　国情、了解世界方面取得的“二方面进展”、工程在加强马克思主　义理论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三方面进展”、工程在加强组织协调　和宣传、交流方面取得的“二方面进展”、工程的“21项阶段性研　究成果”、当前实施工程的“四项主要任务”、2006年工程的“十　项重点工作”，等等。此篇“数字解读”，在网上很容易检索下载，这里不详述。挤掉其大、空、官、套水分后，这个工程要实现的主要目的显而易见，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据《新华网》北京2007年2月5日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日在京召开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指出，2004年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呈现出全面推进、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当前工程实施已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好工程的各项工作。李长春所谓“实质性进展”如果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标准，完全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话。当然如果指的是上引“数字解读”开列的内容，则不可谓没有成果。推测这些成果的水平，有一种参照。自从2004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之后，“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就成了十分时髦的话语。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真正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学贯中西的人，肯定是把人类普遍价值当作价值底线的人，那他肯定就不会满足于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而如果坚持把“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自己理论事业的最高目标，那么他显然就没有达到理解和接受人类普遍价值为价值底线的水平，他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也就是说，李长春所谓“实质性进展”的成果，显然不可能达到“学贯中西”境界。这个明显的悖论，从根本上说，并非工程的注资者、组织者、实施者所能改变，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已经不适用或不够用这样一种严酷的现实造成的。2006年8月三卷《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执政党又试着营造一个学习《江选》的热潮。这个热潮如果造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江选》的讨论会，辅导材料，论著就会向我们涌来。然而中国人民对于“主旋律”的逆反心理，毕竟实际上已经把其边缘化，所以理论界并没有出现象当年学习《毛选》、《邓选》那样的学习《江选》的高潮。相比之下，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温度显然更高。2006年7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出台。这个《规划》毫不含糊地强调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所列出的“十一五”时期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重点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经济理论、应用经济（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人口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计学、体育学、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这25个课题中，只有应用经济、考古学、语言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人口学、统计学、体育学六个课题指导中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不过其中应用经济、人口学、体育学这三项也强调了需要“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纲要》提出一些文化建设重点、改革计划和可操作性硬件建设目标有其积极意义。但是，那个套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化建设上的指导思想紧箍咒，却与《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脉相承。这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执政层明显地感到领导今天的中国理论底气不足，需要一种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以形成一种能凝聚起整个民族人心的精神力量。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的需要，他们把赌注下在了马克思主义上。为什么说是“下赌注”？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经验主义和盲目性。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曾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过重大进步，这是过去的经验；而他们所了解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经数代中国共产党领袖深入浅出地解释过通俗化了的一些原则口号；他们所经手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变成了一些可简化成数字排比的几个这个、几个那个。虽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出看家本领来圆场儿或圆谎儿，执政者真的就确信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了？未必。可是他们无其他宝可押，于是就斗胆把我们整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押在了马克思主义这块“宝”上。但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毕竟是不够用，也不适用了。因此这使中国的执政层在为当今中国导航决策的实际操作中，不能不背离和突破马克思主义。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三、为旧包子添新馅儿的务实掌勺大厨 1989年“6．4”后至今的十几年，特别是邓小平去世后的这些年，中国执政层在外交事务上总得说来处理得非常漂亮。包括港澳回归上的积极、包括在驻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被炸后的矜持、包括中美撞机事件时的隐忍、包括在美国“9．11”事件后支持美国反恐的旗帜鲜明、包括在美伊战争期间的坐山观虎斗、包括台海关系、与台湾各政党关系上的民族利益至上，──涉及外交关系方方面面，中国执政层的高度务实性和灵活性、打出的一张张漂亮的“经济牌”、“文化牌”等等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求本务实和以和为贵的思想优势。考察中国在外交上的指导思想，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已经完全不见了。相对而言，在内政方面则存在许多不够漂亮的败笔。最大的败笔就是由于缺乏制度的制约执政党腐败的蔓延、愈演愈烈的社会丑恶现象得不到矫正，以及由于言论自由的缺失、人权得不到全面保障、权力没有必要的制衡，而导致的整个社会的虚假盛行和整个民族的诚信危机。腐败和虚假所以不能制止，归根结底与马克思主义脱不了干系。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支持腐败，而是说马克思主义被用来论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理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思想障碍，使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当今世界的一般水平。有专制就有腐败，因为专制本身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除了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人类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说到外交方面的灵活务实，2005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2006年4月20至21日胡锦涛访美期间的几篇演讲和同月22日曾庆红在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是最鲜明的例子。三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演讲都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温家宝在演讲中对法国人侃侃而谈“中国自古就有”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他明确地说：“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我们各自继承和发扬的文化都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这“和”为特征的中国文化被认定是“国家之魂”，与我们宪法肯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的“三个代表”的“执政之基”是什么关系？单从字面上看，生命赖以存活的“根”与“魂”显然比人可以选择、建构的“本”和“基”更重要。胡锦涛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在耶鲁大学音乐厅里共作三次演讲，只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的讲话中提到一次听起来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略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胡、曾两位领导人强调的主题都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和亚洲、和美国的互利共赢。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标准，就是说在提倡与美帝国主义互利共赢。曾庆红明确地说：“我们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主张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各国和地区取长补短、和谐和睦。”而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则令人不能不感动地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吗？还有哪怕一丝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吗？没有。这里展示的已经是比马克思主义更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实际目标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铲除剥削。而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上，早就不受这种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模式的束缚了。然而这种在外交上对不同文明、制度和信仰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证和在此基础上对相互对话和借鉴的必要性的强调，一旦伸展到内政就完全变脸了。对比一下本文上一节列举的中国执政层在意识形态方面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从党内到党外、从未成年人到大学生的教育、从政治到文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但可看出执政层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而且还可看到，恰恰是这种在对外关系上对不同文明存在和发展合理性的强调同时掩盖着不肯放弃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对落后的东西的固执。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真心实践自由主义思想，以人类普遍价值理念为指导为其权利受到权力侵犯的中国公民维权的知识分子，中国执政者的姿态形象地说就是“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别说对话了，那态度分明就是“老实点！敢不老实？看我哪天宰了你！”这种“笑面的菩萨”和“骇人的狼”两种形象可以统一起来。因为对不同文明的尊重正好提供了另样处理内政问题的借口，使权力者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由，拒绝当代人类已经达到的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共识。这个执政党对外可以入乡随俗地彬彬有礼，体现出我们的大国风范，对内这同一个党却并不给它治下的人民以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文明在空间上的多样性不同，与其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的先进和落后混为一谈，以中华文明的特殊性论证着中国现实落后的政治制度“万岁、万岁、万万岁”。党对舆论工具的垄断、新闻、出版的不自由，使体制内多数学者，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几乎全然不了解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从1979年西单民主墙开始至今当代中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又一批为推进中国社会民主进步，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作为人的自由权利而前赴后继的民主精英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甚至不知道“文革”、“89”的惨痛。从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女学生林昭，到1989年事件后，那些被关进监狱的年青生命，还有现在仍流亡海外被禁止回国的政治“流亡者”，直到眼下被“法办的”维权律师高智晟……，中国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他们的英雄事迹昭告天下，让世界知道，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也有着对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不懈追求。这些把自由、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民族进步事业的民族英雄，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的“政治犯”之感人事迹可与曾被关在渣滓洞白宫馆的优秀共产党人相媲美。20世纪上半叶那些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民主自由的追求，20世纪下半叶那些优秀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自由化分子、民运分子的不屈坚持同样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这头睡狮正在醒来，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正在焕发出新的伟大活力。对于这个过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当然不容抹煞。而且它正在缓慢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误区，虽然是不自觉的，虽然它做出的许多实践上的突破和思想的贡献都是在情势逼迫下务实的结果。所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现行《党章》仍明文规定党和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是自从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就已经不可逆转地在变味儿了。其现实基础是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转型”过程。“社会转型”有一种学者们不便言明也不言而喻的共识，即它被用来指称中国由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向着一种承认和保护每个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的“和平演变”。在这个无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用于实际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它稀里糊涂地强调再强调、加强再加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很不相同了。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现在用作实际决策的指导思想比作一个包子（这是一种中国汉族经常食用的主食，外面是由面粉做成的皮儿，里面包着的内容叫作“馅儿”），从这包子皮儿上看，它大致上仍象是马克思主义，而它的馅儿却被当今掌勺大厨们根据时代的口味一直在变换着。这个过程很微妙，因为这种给马克思主义包子换馅儿的工作本来是一种十分艰难的理论创造，我们当今的掌勺大厨们──前面我们提到，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相当有限，只是出于一种历史经验和一些简化了的原则口号，──却从江泽民开始，几乎是以无心插柳的方式实现着这个给马克思主义的包子换馅儿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必要的系统的知识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绝不能不尊重马克思主义这上辈子人打江山坐江山的祖传家法，绝不敢冒险背上不孝子孙或马克思主义叛徒的“臭名”。邓小平在世时，中国确实曾出现过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具有戈尔巴乔夫的品格与胆略的共产党领袖，但是，那时的中国却没有准备好他们成事的条件。而现在中国已然具有了成全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事业和思想可能性，可是现在的执政者由于不具备全面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质和由坚实的良知赋予的胆识，却意识不到历史给予了他们这创造千秋功业的伟大机遇。他们一方面不能不象前辈人那样先肯定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务实地面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应对的时代新问题。因此，他们虽然不断地往马克思主义的包子皮儿里添加非马克思主义之新馅儿，──比如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全民党”、“共产党是三个先锋队”、“以德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利双赢”等等，却不敢宣称，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添进了不同于却优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包子馅儿。由于理论上的盲目性，出自他们之手的马克思主义的包子馅儿里，因此也就既有稀里糊涂地保留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坏并存的真货色，又有不加分辨地加进去的一些根本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别的东西。而这些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中，也是既有与马克思主义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相反的更为落后的东西，也有与马克思主义中背时的东西相反的更有生命力东西，当然也既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好东西相一致的好东西，也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坏东西相一致的坏东西。他们不自觉地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致命的局限性，却不敢承认自己“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而一定要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渐行渐远说成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有人可能会指望当今我们中国的掌勺儿大厨能歪打正着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包子馅儿一点点儿地都换成更与时代需要相合，更与人间正道相合，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发育需要来说，品质更好营养更全的包子馅儿。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大可能的。只须看看上一节，执政层自觉有意识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种种举措，就可以知道，这种歪打正着纯是出于一种不自觉，是出于执政层的糊涂而不是由于他们的清楚。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四、讲客套给面子的中国人民 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象中国人民这样体谅执政者，善解“君”意，只要给他们“松绑”，他们就能以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创造出物质与精神财富，而且尽可能自己化解困难也不愿给执政者添麻烦的了。读者您如果不信，我建议您不用去参观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京高科技电子产业园区，不用领略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不用去访问荣登全球财富几百强的中国企业，您只要随便地去逛一个北京的花卉批发市场、或小商品批发市场、或手工艺品批发市场、或服装批发市场，就可以领略到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具有怎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就是这些如此聪慧的人民啊，他们对执政者深怀一种感恩与敬畏的情结。在一切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的一切相关报道中，无论是纪念性的、学术性的、还是娱乐性的活动，中国共产党以及最高的执政者都是且只是一个被肯定、被歌颂、被感恩的对象。当已经由官方媒体定了调儿的电视采访的镜头和麦克风对着普通的人民的时候，无论他们生活中有多少酸咸苦辣，媒体的记者们采访到的，都正是所期待得到的。中国老百姓面对媒体采访时讲出的话，确实存在讲真话有所恐惧的因素，可即使讲真话没有危险，中国人民给人“留面子”，“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的为人原则也会使他们在公开的场合尽量去张扬执政者的功业，而不会去提他们的败笔。当然，中国人民对于近些年来特别是胡、温领导集体为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所推出的新政策由衷感谢，对于胡、温的纯朴务实亲民爱民倾向也由衷肯定。但是，毕竟执政党无法收敛的腐败正在瓦解着它执政的群众基础。真实的官场腐败、学术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和虚假而漂亮的大话、空话、套话、官话、红楼选秀、莺歌燕舞合成一景，就象人不能接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囊柚子，党在中国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下滑已如同山崩地陷，无可挽回。党执政地位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这个问题，它被学者们说成是“合法性”问题。2001年江泽民“7．1”讲话发表后，一位在淮海战役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名张鲁石的74的老党员在网上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其中写道：“共产党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原来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处在她的“知天命”之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魅力型领导权威也已经不复存在，由于贪污腐败的蔓延，不知不觉已经使党群之间原来的鱼水关系变成了相互对立相互防范的关系。明里在公开场合对执政党客客气气的中国人民，在私下里却把执政党当成了他们戏弄调侃的话头儿。2004年5月14日笔者收到的《民主通讯》电子刊上，刊出了一篇署名黄奴编辑的《中国当代民谣经典全编（110条）》，笔者从其中选录14条，略加点评，从中可看出现实党群关系之大概。１、抓贪官（原排序29，刻画出腐败之广泛程度。）　　一个挨一个抓，可能有冤枉的；　　隔一个抓一个，肯定有漏网的。２、新四项基本原则（原排序1，描画出腐败如何使作为立国之本的　　“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反讽。）　　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　　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３、应用数学（原排序58，概括出当今在中国官场得混且混的敷衍塞　　责。）　　报告成绩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　　计算报酬用乘法，检查错误用除法。４、官场言论准则（原排序3，提炼出官场语言规范。）　　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　　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　　对同事流言蜚语，对下属狂言恶语，　　对情妇温言细语，对自己胡言乱语。５、各级干部都在忙（原排序4，反映出各级干部的生活内容。）　　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　　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　　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６、官僚有情（原排序7，说出官僚情为何所系。）　　民政部门报灾情，宣传部门报喜情，　　组织部门讲人情，物资部门凭交情。７、精简与“加肥”（原排序18，政改的无效。）　　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　　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　　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　　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８、手段（原排序19，揭示出贪官的工作内容、目标和手段。）　　拿回扣，压价让价；挪公款，弄虚作假；　　骗钱财，摇唇鼓舌；吞国财，笔下生花。　　捞好处，巧弄权术；偷漏税，哄骗国家；　　为升官，赌注钱物，求政绩，虚报浮夸。９、检查团写真（原排序20，如何对付上级检查。）　　检查团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管饭；　　管饭以后怎么办？坐着小车看一看。　　看完以后怎么办？换个地方再吃饭；　　吃饭以后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　　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　　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　　按完以后怎么办？麻将桌上搬一搬：　　搬完以后怎么办？拿着礼品说再见。　　再见以后怎么办？当地领导算一算；　　算完以后怎么办？老老实实公款办。10、各部待遇不同（原排序30，反映出中央各部的权力不同。）　　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跟着外贸部，准成万元户。　　跟着统战部，处处有照顾；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　　跟着教育部，肯定没出路；跟着国安部，脑袋保不住。11、巧立名目（原排序31，揭示冠冕堂皇的名目之下贪官们干的　　事。）　　游山玩水称“考察”，乱吃乱拿称“检查”。　　钱权交易称“下海”，乱卖户口称“开发”。　　公费读书称“投资”，乱戴乌纱称“提拔”。　　截留公款称“奖金”，偷漏税费称“办法”。　　造成损失称“学费”，易地为官称“处罚”。12、酒级别（原排序68，反映出从国家最高层直到最低层，领导干部　　威望丧失怠尽。）　　村级干部喝烧酒，说骚话，做骚事；　　乡级干部喝白酒，说白话，打白条；　　县级干部喝脾酒，穿皮衣，搞批判；　　地级干部喝黄酒，亮黄牌，看黄碟；　　省级干部喝红酒，伴红裙，收红包；　　国级干部喝洋酒，说洋话，泡洋妞。13、四个一样（原排序94，领导成了“坏”的符号，党员成了“懒”　　的符号。）　　坏得象领导一样，笨得跟高工一样，　　懒得跟党员一样，傻得跟雷锋一样。14、大团结（原排序47，反映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被拆解）　　十亿人民九亿商，齐心合力骗中央；　　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　　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　　十亿人民九亿愁，还有一亿当盲流。上面所引的《当代民谣》说明，在非官方的场合，或者说在私人的场合，在人民生活的空间里，执政党的腐败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中国老百姓私下里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已经非常“自由”，思想也相当活跃。他们心中已经没有“禁区”。而遍及全国几乎无处幸免的各级官员的腐败，必然伤及最高执政层的威望。2004年6月17日第40期《华夏电子报》（www.huaxiabao.org）上刊出了一条来自《博讯网》的《新民谣》：　　民脂民膏胡紧掏，三个代表无帮国。　　人民尚未温家饱，反腐却知无官正。　　夜夜笙歌里长春，实事求事要裸干。　　曾曾贾贾政治局，整个就是一黄局。早在看到这段民谣的文字之前，笔者就在饭桌上曾经听到过有人以此调侃。这段民谣把此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位常委的全名或姓氏以谐音形式全部提到，并以同音字赋予其尖刻的批判意向。它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位国家领导人，而是表达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失望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屑。在普通老百姓私下的聚会里有类似的顺口溜念出来，与闻者并不会为之震惊，也不会有害怕背上什么罪名的忐忑。相反会激发与会者聊天的热情，甚至会引起与会者无所顾忌地纷纷贡献自己掌握的民谣和笑话资源。尽管官方掌控的三大媒体──出版印刷、广播、电视可以任意地秀美遮丑，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丑却难遮了。民谣笑话现象现在已经不局限于饭桌了，它通过电子空间无声息地大面积传播，即使不能使用“第四媒体”计算机网络的人群，却仍能很便宜地使用手机这种“第五媒体”，并凭借“第五媒体”创造了一种由手机短信来传播的“姆指文化”。这种民俗文化，当然也传播“黄段子”，但是也不乏幽默深刻的对时弊的针砭。要了解当前中国的民心，需要将官方媒体的秀美与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的露丑结合起来才会全面。这里只选用几条“姆指文化”中对于当前中国官场的丑陋和主旋律假大空套的讽刺：◆对联：　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　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和谐社会。◆百姓语录：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　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　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官场之最：　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　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　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　最大的官──一把手；　最难管的东西──一张嘴；　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　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　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　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　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　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ＣＣＴＶ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　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　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　交涉没有不严正的，会谈没有不圆满的。这些民谣和笑话当然不能看成是民情民意的全面表达，也掩盖不了普通中国人民对胡温实行为民亲民政策的深刻好感。但是，饭桌民谣笑话现象和“姆指文化”短信现象一方面说明，“当普通民众所有表达意愿的正常通道都被无情的堵死，当新闻媒介被架空社会公器的职能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和娱乐机器，除了饭桌上谈论国事，在菜市场骂几句，在公园发发牢騒，我们这个铁桶般的灰色江山，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正当的批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短信、网络或口耳相传等方式，相互传递一些顺口溜，几乎就成了民众对社会现实表示某种心态的载体。”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反映了两个侧面的情况。一是人民生活世界里自由言论的空间比起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都大大地扩张了，普通人民互相保护互相支持，防民之口已经不可能了。人民现在对执政党批评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林昭和张志新，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十有八九要判死刑。那时，在上百、千、万个人里可能有一个人给共产党提意见，可以把他打成右派、反革命；现在，十个人里有九个，或一百人里有95个对共产党不满，还怎么处置他们呢？二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正在渐渐地从感恩戴德、心向往之的对象变成嘲笑、防范甚至憎恶的对象。为了印证上面所讲情况的客观性，这里引一段赵复三2006年3月写的一段话：　　“大家似乎都在等着看中国的前途如何。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和中国的‘共舞台’看，21世纪中国要演出的新剧目已经排定。　　这便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　　和它的伟大领袖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广大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纲领，连同5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　　袖和19世纪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在今日中国正由共产党率领　　人民，费尽心机、用尽力气，把它拆掉。这出历史剧现在已经上　　演。过去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现在在民众心目中已　　日渐和‘贪官污吏统治集团’合而为一，成为出租汽车司机为代　　表的公众嘲笑唾骂的对象。”这出新剧目是什么？抽去一切价值的色彩，我们可以说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喜也罢，怕也罢，观也罢，禁也罢，那条由万千不同方向的力最后合成的合力对角线所指向的一定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由几千年来一直跳不出的专制型社会制度转到一种宪政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上去。而在这样一种大势所趋之下，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够用了，借着它的树身长出的几片小叶子作旗子来招摇的，除了障自己的目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效果呢？应当说，改革开放这近3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最突出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1989年事件后，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威望下滑最快的时期。什么“三讲”呀，“保先”啦，“三个代表”啦，这类的政治口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有谁会把它们一本正经地当回事儿？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五、中国知识精英的归类和分派 南开大学的宁稼雨把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分为四类：从政者、滥竽充数者、超然者和安分守己者。第一类人生事业的重心在政界、第二类人学术为辅、实利为主。第三类超然者，宁稼雨是这么描写的：“他们不为躁动的社会环境所动，对仕途没有兴趣，对那些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改变的所谓‘成果’也不热衷。他们甘于寂寞，在锲而不舍的砥砺中去追求一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事业承担责任的永恒的历史价值。他们为此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没有迎合现实需要的所谓‘项目’，东西写出来没人给发表和出版，没有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荣耀和光环，衣食和收入也远远不及前面两类。他们没有随波逐流，没有重视那些以数充质的所谓‘科研’，也谈不上轻视教学的问题。这大约也是一种放弃，是以对眼前虚荣利益的放弃换来对历史价值的追求。他们或许不是眼前形势的宠儿，但真正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知识创新作出贡献的应该是这些人。”第四类是安分守己者，他们“没有从政的幸运，不屑于滥竽充数，也没有做超然者的勇气，……相比之下，这些人是高校教师中最为驯服和最为听话的人”。“这类人是高校教师的绝大多数，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如这样以学术为准分类，上文提及的只做“复制”工夫的专家、学者、教授就被排除在“知识精英”之外了。可是他们毕竟也是知识人，如果换个角度，以学术贡献为主，以其人品、境界高下和社会作用大小为辅分类，还可再加上一类“吹喇叭抬轿者”，这样中国知识精英可以被安排在五个品位等级之中：第一等为宁稼雨描述的“超然者”，第二等为“安分守己者”，第三等为“从政者”，第四等为“滥竽充数者”，第五等则是“吹喇叭抬轿者”。因这第五类知识精英的主要功能是对空洞的主旋律做“复制”、“组装”、“放大”、“圆场”工夫，其工作内容基本上是写前面提及的“保先运动十八论”之类，这里不再为他们浪费篇幅。滥竽充数者只为利谋，算是“混混儿”也不须多着笔墨。下面只就中国现在肯用自己脑子的学者状况做一简要归属分派。当今中国肯用自己脑子的学者，从价值取向上可分为下述几类：第一，”左派”，这一派又可分为“老左”和“新左”。“老左”的理论根基是与毛泽东理解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新左”的理论武器中除了“毛主义”外还吸收了现今西方“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弊端，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评。在对中国社会的见解方面，”左派”对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就开始的“修正主义”倾向，特别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持批判态度。他们对毛泽东最有感情，甚至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持同情或赞赏的态度。他们思想主张中的积极因素，在于对当前政治和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于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忧心忡忡。这一派虽然关注的问题很现实，很重要，但是因其的解决办法是毛泽东的思路，所坚持的东西是昨日黄花，入不了今日的景色，所以对于中国现实的影响很小。由于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原教旨的“毛主义”，与当今执政者坚持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包子相比，装的还是旧馅儿。又因为执政者现在理论问题上，并没有达到清楚明白的程度，在理论上是务实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这种务实和实用主义并非没有原则，其一是要保持中国的发展繁荣，其二是要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保持中国的发展繁荣，直接有助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官方不但需要吹喇叭抬轿子的，需要敏感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需要干实事的。这使得在经济战略和政策研究领域，不少务实的从政学者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左派”从来不把吹喇叭抬轿之辈设置为批判，争辩的对象，这一方面有吹喇叭抬轿者无创见他们不屑一理的原因，还因为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直接对准其高唱的主旋律，就是直接对准执政党了，这也会有危险。因此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是与他们所坚持的毛主义相对立的学界的自由主义派，这一派因为主张自由权利和宪政民主而受到官方的压制，他们称之为“小自由派”；一是政府部门的“极右派”。这一派则因一直在为中国改革开放做政策研究和出谋划策而受到政府的实际重用。“小自由派”与“极右派”这种名号区分可见于杨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笔者在网上搜集了与西山会议有关的资料12万字，阅读了这个会议的综述和全部发言纪要，也阅读了2006年4月9日《毛泽东旗帜》网站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山会议而在北京主办召开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的“综述”和其他相关材料，比如皇甫平：《如何看待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蔡厉：《关于反思改革运动的几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笔者这里不对左派“反思改革”和其与“极右派”的西山会议之争的内容、是非与胜负作详细讨论，只是从“左派”对“极右派”和“小自由派”的敏感揭露和坚决反击中，得出这样的判断：◆“左派”与国家权力有距离，他们关注改革开放中中国人民权益受　到侵害、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问题。他们提出的“反　思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人民大众“对目前所处的经济政治环　境存在普遍的不满，用心是好的。不满的原因在于利益的分配不　公，而利益分配的不公源于权力的分配不公。一端是资本、政治及　知识精英联合起来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控着仅受有限监督和制约的　‘公共权力’，而处于‘权利富裕’状态，他们可以将这些公共权　力服务于自己的私利；而另一端是处于‘权利贫困’的普通大众，　他们正当的追求财富的、甚至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力得不到明确　和保护。”◆他们是“四项基本原则”最坚定的坚持者。他们根本不理解中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落后于时代政治文明的政治　制度。他们把苏东剧变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历史的必然，丝　毫不了解那里的人民获得了信仰、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权利，　解除了政治恐怖而获得了精神解放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社会进步。◆他们如果是在一种宪政民主社会制度下──比如在美国，成为一种　批判政府制约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右倾的力量，起到的作用会是积极　的。而在当前的中国，他们所起的作用整体地看是消极的。作用消　极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所死抱着不放的，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一脉相承的落后于当　今时代人类政治文明一般水平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绝　对执政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凌驾于所有其他思想　体系之上的绝对主义。近年来，他们十分敏感地充当着毛泽东式马　克思主义的卫道士，与体现着中国社会进步要求的“和平演变”或　社会转型进程背道而驰。在政策层面他们与政府现行的深化市场化　改革、扩大开放、招商引资、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有所忤逆。而在政　治理念上，他们又与执政层要保持一党执政万万年的期望不谋而　合。这是他们尽管高举反“修”反“资”大旗，与执政层唱着另样　的调子，却为官方所容的原因。他们与执政者在坚持“在指导思想　上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上完全一致，只是他们更为落伍，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　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执政者坚持的是实用主义地作了“与时俱　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或用旧皮儿包新馅儿的马克思主　义。第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派。这一派对于民主宪政和个人自由权利的意识薄弱，他们多着眼于社会伦理的拯救，道德的教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但不反对权威主义，而且把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社会风气的好转寄望于政府的强力推动上。他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因与官方想绕过宪政希求在保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寻求整合传统中有生命力的思想而形成一种政权的凝聚力，因此承诺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种种姿态相合，因此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但是实际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思想──包括自由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也许要大于这两种对立的西方思想传统之间的距离。由于后两者有着共同的西方理性主义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都曾是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上个世纪“5．4”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派还曾是以“科学”反对“玄学”的战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主导了中国的整个文化教育，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因无法塞入马克思主义的“匪铁床”，被视为封建主义的落后东西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这导致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在多数10～50岁中国人中实际上已经断代。因此比起官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比起正在蓬勃兴起的非官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派现在是实力上最弱的一派。这一派既对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近年来与自由主义的悄然壮大相伴而来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迅速增加非常担忧，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和争胜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及和谐价值取向的格格不入耿耿于怀，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带有科学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肤浅因此不能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大智慧则更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们虽然不跟官方唱反调，但实际上是希望中国能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回归到本民族的文化根基上，他们从文化根子里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据说儒学“第四次浪潮”已兴，虽然针对儒学可否为宗教的激辩中，也有人主张“……真正的救世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还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开掘不出现代化因素。然而人们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可以参与到现代化之中，为现代人的心灵安顿和道德教化提供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不过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有人提出要把儒教设为国教。康晓光曾于2003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提出“复兴儒教”的四项措施：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奉儒教为国教；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活动场所；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蒋庆也在《首届全国儒教研讨会》上论证说：“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国教。国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统政统合一’，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康晓光的措施和蒋庆对国教特征的肯定性论证的潜台词显然是：中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国家法定的主导意识形态）而要代之以本民族的国教。就此而言，这一派是瓦解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地位的力量。儒家是不是宗教，或要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心灵安顿与道德教化的宗教肯定其合法性可以讨论，但是从这一派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主张要将儒教设立为“政教合一”之国教的主张就可知他们根本不懂得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在现时代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就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的生命那样是何等的重要。从其设儒教为政教合一之国教的背时主张显然可以看到，这一派也不自觉地在充当着反对以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念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反动势力的同盟军。中国传统文化派涉及的是深层的民族文化性命问题，是我们民族的人文之根的问题。但是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精神血脉延续的深层问题的真正解决，却不能回避对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文明中优秀营养的吸取和对马克思主义中积极和消极因素的甄别。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深邃博大至美至善的内容，但是它没有能阻挡住中国在19世纪的败落并且成为这种败落的文化原因，说明它并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必须正视自己的不足，必须学习西方文明中自己没有的好东西。这一派提出的少儿读经，提出弘扬中国传统等主张，包括上面所引康晓光的除国教之外的三项措施在内（如果将其所提到“儒教”的地方均代之以“儒学”），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提倡儒教为国教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救世思想”，亦即把马列当国教都是绝对主义和思想专制的思路，都同样会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停滞、腐坏。这一派对这一点缺乏起码的清醒意识。第三，是自由主义派。“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一派中许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大酱缸”，并有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上述纲领性诉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主张有同有异，异在两者的哲学基础和对市场的依重程度上，而在社会变革观、政治制度和伦理原则上则相同。两者都是现时期中国“左派”及官方明确防范和打杀的对象。与笔者同事的一位“左派”教授在2006新学年迎新生大会上曾明确地谆谆告诫莘莘学子们说：当前在政治领域要警惕“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在历史学领域要警惕“告别革命”等等。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期亮相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4”运动时期。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在国民党时期就由于其宪政民主的主张与当时的“少数人的专政”不合而受到压制，到了1949年后的共产党时期，则又因与所谓的“多数人的专政”不合更加无法喘息。在1957年，它满怀希望地露出一小头儿，其代表人物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鲜活记述，如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聂绀弩等等。其群众性思想基础则可通过牛汉、邓九平主编，钱理群撰序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收集的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当年的“右派”言论获得一真实经验印象，而1957年整个反右运动的过程，则可结合当年《人民日报》反右文章和通过丁抒的《阳谋》一书得到大致了解。这原上青草尖儿的当时宿命当然就是被反右运动的快刀铲除。20年后，在1978年西单民主墙上，它心有不甘地又冒出一小尖儿，其较知名人物有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徐水良、王希哲等等，这个小尖儿又被反自由化运动掐掉，这些人多数被判刑坐牢，后被美国以政治交易的方式换到美国去，成了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领军的改革开放的滋养，在1989年的“6．4”事件之前，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取向的老中青精英又涌现出来。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徐良英、于浩成、方励之、胡绩伟、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李锐、吴祖光、郭罗基、李慎之、吴江、林牧、苏绍智、王元化、严家其、阮铭、苏晓康、郑义、远志明、胡平、王军涛、陈奎德、刘晓波等等。但是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要成景色的嫩芽儿被铲除得更惨：被机枪坦克击斃碾碎。这次的击斃碾碎之残忍、之果断，虽然当下使自由主义思想噤若寒蝉，成了话语的避讳，却长久地更使它成为学界内外体制内外良知不泯的人们的心结，并真正开启了自由主义思想和行动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人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人一样，生命之死永远是他们最不能忘怀的精神刺激，更何况死者中不少还是纯洁花季的年轻生命？更何况到底死了多少人？他们怎么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正是在“6．4”之后，中国的自觉的自由主义者才渐有了群体性存在规模。其中，不少人挺身而出以身试法，他们因为去救助“6．4”受害者、因为去注册新的民主党派和发展非政府社团组织、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执政党的文章、因为反腐败和领头维护工农权益，在并没有组织军事武装，也不主张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却被无情地关进了共和国的监狱。笔者的网友曾寄来一份在互联网上通过“谷歌”找到的“政治犯档案”，它收录了242位截止到2003年底曾被“法办”（监禁、判刑）和被施以其他处罚（强令退休、开除公职、开除学籍、驱逐出境、劳动教养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犯”的简介（胡耀邦生前下属林牧和赵紫阳生前秘书鲍彤也名列其中）。其中相当多的人与1989年“6．4”事件有关。他们当中有高校教师──如刘晓波（中国政法大学？）、王天成（北京大学）、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张振生（深圳大学）、樊百华（南京邮电学院）等，也有博士生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江棋生及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杨建利、王策、陆文禾，还有报刊编辑、中小学教师、律师、工人、农民等等。到现在这个名单上的不少人已经刑满释放，当然也又有新的“政治犯”，如许万平、高智晟、郭飞熊等等名字需要加入其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超然”的境界，他们是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生命与青春的奉献者。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牺牲的意义，从客观效果上看他们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向那肯定会砸下来的巨石来消耗它的杀伤力，把脚下满地的荆棘滚到自己身上以开出一条可行之路，把现时国家暴力机器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而让战友得到躲过子弹的可能。他们实际上与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的诞生义无反顾地壮死于黄花岗的辛亥先驱们，与当年牺牲于腐败的军阀或国民党专制下的先烈如李大钊、江姐、闻一多、李公朴们一样，是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化作了中华民族社会进步的铺路石。没有他们的勇敢，封杀自由的火力会射向更为温和的主张民主、自由的舆论，他们实际上是艰难地为所有认可自由、民主价值的思想者、发言者、自由权利诉求者拓宽着言路，使后者大大地减少了失去自由的危险。这并非笔者夸张，只举一最新资料为证。2006年10月15日林牧去世，其女林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了其父亲1997年留下过“遗书”之事。那是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安琪的采访，并交出了大量文稿而被抄家后一、两天内写下的。当时的林牧感觉到随时可能会有不测，写下遗书交由妻子及所有子女各保管一份，并嘱咐一旦去世便予以发表。遗书的内容让人不禁砰然心惊，潸然泪下。他写的什么？他告知家人：“如果再遇到政治迫害，他选择绝食绝水，用生命警醒世人，为人权民主事业作最后的贡献。”林牧1965年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身分参加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改革，失败后12年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八年被劳改。1978年10月被平反，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国家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6．4”事件时由于明确支持“6．4”学子，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此后经常受到监视、监听、传讯、抄家、绑架、关押和不许在中国大陆讲课、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等种种政治迫害。尽管生活在这样的高压下，他仍以自由撰稿人身分，继续着民主事业。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写信给袁红冰表示对高智晟律师因帮助中国人民维权而受迫害之事的关注。笔者为他的去世深深触动，并以诗寄情：铁骨铮铮赤子心，襟怀朗朗明哲人。不屑名利但同道，无愧死生已成仁。正是由于这些无畏中华大丈夫在前以命相许披荆斩棘，同一条路上的后来者们所遇到的阻力才能停留在《冰点》坚持学术讨论自由只是被停刊、《世纪中国》发表真话文章只是被关闭、蒋彦永上书两会要求平反“6．4”只是被监控、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只是被停教或要他自动辞职这样较轻缓程度的处理上。当我们能做到“超然”时，不要忘记“超然”的前提是“自由地活着”，不要忘记是那些以血肉之躯开路的先锋们的不屈无畏使我们“自由地活着”进而“超然”成为可能。如果说上面的人是用身体行动开路，那么“超然”的学者则是用学术言论配合。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开悟：自由主义思想原则的生命力在于它体现着人类普遍价值；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白了：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处在马克思1843年所说的那种“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的制度之中。私下里知识分子现在都说些什么，可去网上找《2005年五四座谈会：发扬五四精神，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一阅。杜光在会上提出：“我认为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就是继续民主革命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从右派言论到改革开放，到西单民主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到86年87年学生运动的高涨，我认为都反映了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在15年前遭到了坦克机枪的镇压，以至于我们15年多来，专制主义全面的复辟，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继续发扬‘5．4’的精神，我认为就是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上我认为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政治任务。在文化上特别是要取消舆论导向。因为舆论导向是反映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文化政治取向。如果不取消舆论导向实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谈不到民主革命，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发展‘5．4’精神是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就是要求在经济上不断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在文化上取消舆论导向，实现言论自由。”他的发言得到了李锐等老一代的支持。而这样的看法在知识分子中已经非常普遍，这样的讨论在私下场合或民间学术活动中现在根本不需要任何避讳。从2005年“5．4”座谈会这类民间学术活动上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已经非常明白了。同时，“超然”的学者们百经砺炼也学会了保存自己。在公开的正式的学术场合，他们“用一般问题涵摄现实关注，用回避敏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敏感问题。”现在，知识精英从政者、超然者、以及安分守己者中持自由主义政治和价值理念的都大有人在。他们中的多数人，能把自己正式的言谈文章自觉而娴熟地控制在听众和读者认可的“合法”范围里，即便是中宣部舆论管理人员在场也难抓住其鼓吹“反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辫子。当然火眼金睛的“左派”还是能嗅出来他们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瞒天过海”的味道的。自由派的影响呈上升势头，其皈依者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已经在真正的人文学术领域被他们不知不觉地替换。如果你是一个人文学者，在一种非官方学术场合，提起“三个代表”、“保先性教育”、“三项教育活动”是何内容，你说你不知道，大家不会认为你“笨”、你“土”，反而会猜测你具有“超然”性；你要是不清楚《老子》、《易经》讲什么，大家会认为情有可原，因为毕竟我们民族文化被冷落已久，现为断代状态，不了解的责任不全在你自己；你要是不知道“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为何物，大家不会以为怪，因为“后现代”这一派除了要解构“现代”外，他们自己也还没想清楚他们建设性的正面主张到底是些什么。可是你如果不知道“现代性”、“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社会转型”等等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在众人心里就被归入前面说过的“滥竽充数者”和“吹喇叭抬轿者”之列了。嘻！你以为自己是博导、教授、专家、学者呢？你在大家眼里只是土豆上描画出小丑脸儿──自愿做实心儿傻瓜呀！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六、中国学界当下之流行话语和大势所趋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实行了“宪政民主”的社会，它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实现了公民普选、多党制和权力制衡，宪法高于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一切政党，也高于包括国家最高领袖的一切个人。宪法之重要功能是防范执政者之侵权行为。只有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才可能有公民社会。因为“宪政民主”属敏感话题，所以只好在“公民社会”的名目下讨论。几年来，国家主旋律一直加大马力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生活特别是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可是只要翻翻我们这几年的人文学术期刊，就会发现有多少呼吁“公民社会”、“公民教育”的文章对主旋律不提、不议、不理、不屑却大行其道。例如王啸在《公民教育：时代与主题》中提出“公民教育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他解释了“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最为本质的规定，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市场经济；（2）民主政治；（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即科学与道德）；（4）人是目的。”他说，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主权在民”，而民主包含了五个要素：（1）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即各级政府领导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民主选举产生；（2）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即国家要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生活；（3）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即不允许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或团体；（4）国家保护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权，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5）民主政治是一种有限权力，即任何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作者提出，“公民与民主政治是互为表里的，没有公民和公民教育的内在支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作者认为公民教育内容丰富，而将其主题概括为：“人权、自由和正义”并对这些主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最后作者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选择那些能把人类引向真善美和充满人性光辉的教育。公民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由于它把人权、自由、平等等人类文明的基本主题恰当地显现出来，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因而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以公民教育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教育的走向。”而我们主旋律强调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说的就是“和平演变”。其内容就是使中国由一党专权的国家变成实行宪政的民主国家。因为“和平演变”过于敏感无法公开讨论，所以中国学者就以讨论“社会转型”为题来研究中国如何实现“和平演变”，也讨论已经实现了的“和平演变”的原共产党一党制国家“转型”的经验和教训。2005年11月24日《社会科学报》第四版（主题为《理论创新》）上整版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转型理论》为题报道了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国、俄国、乌克兰等国学者参加的《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南泉发言集中谈了普金政策的走向：“应该看到，俄罗斯经过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大致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不确定因素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各种关系的磨合，更大的可能是朝着更符合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方向发展，政治体制走向更成熟化和法治化。”在肯定普金政策的基调中，不难看出陆南泉对俄罗斯完成了的“和平演变”的肯定。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和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自2004年7月10日开始举办《中国社会转型论坛》，至2006年12月底共办了12期。论坛的宗旨是讨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论坛的性质是社会性、公益性的。论坛的口号是：责任、理性和建设性！该论坛明确地提出：中国正处于转型的时代，实现社会安全转型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安全转型的目标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在这类民间性的学术论坛的自由讨论发言中，对于中国当前政治制度的落后性的批评已经是一种共识。虽然在关于现代性、公民社会、公民教育、社会转型等等这些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的学者从批判的视角切入，有的学者从肯定的立场论及，但是他们在讨论中都有意避开主旋律的高调儿。为什么要避开呢？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张法的话说就是：现代性开始变成中国的宏大叙事，因为它“比任何主流话语的解释力都强。我们的主流话语要和国际接轨还比较困难。”就连曾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领导们辅导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衣俊卿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一文中，也巧妙地避开主旋律之流行高调儿对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作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理性思考，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和新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尚未形成，我们面对的是几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的激烈冲突。”在这里讲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尚未形成”显然与传统文化派公然主张儒教为国教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根本不认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作中国的主导文化精神。他认为，在中国社会目前的转型时期，主要有三种有影响的文化精神。其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主要是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其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三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而他明确地提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或新文化精神，依旧应当以现代性为基本要素，以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它突出表现为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他还说：“我们发现，在目前的社会转型中，一种自律的、自觉的市民文化（或公民文化）正初露端倪，悄悄地生成。”衣俊卿这段话是在2003年讲的，从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的主旋律。他不但不受主旋律的调门制约对于社会转型中文化转型问题作出了独立思考，而且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在他对文化转形前后的考虑中根本就没份儿。而在他看到其“正初露端倪，悄悄地生成”而为此不免暗自窃喜的“自觉的公民文化”中，显然肯定西方当代政治文明成果是应有之意。由此可见，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已经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信念，而其所代表的意思则早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心有灵犀你知我知的公开暗语。文化宣传主管部门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个因它常与群众向政府要求自己权利的群体事件相关而令执政者忌讳的新词──“维权”，也正在走进体制内学术研究的视野。若是在1957年反右时期讲“维权”那十有八九要被划定为右派了：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你维的什么权？你要维哪个阶级的权？“维权”不就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向共产党要权吗？时代呀，它毕竟是进步了。《社会科学报》2006年6月22日（改版第222期）第4版上刊出了山东省泰安市委党校崔伟华的一篇探索文章，题为：《归权、分权、维权归统于改革》。文章提出：“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围绕权利的变革，……形成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过程。”围绕权利的变革可再析为归权、分权和维权的问题。他把“归权”界定为放归和回还主体应该具有的权利，“分权”是为了鼓励和顺利运行新的社会运动机制而授予主体的但有可能还收回的权利。“维权”则是当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时对其的维护和修复。“分权促进效率、归权强化动力、维权保护公平。”归权与维权显然也都能用在每个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的获得和维护上。不独有偶，在对”左派”刮起的“反思改革”之“旋风”明确地回应以应当深化改革的西山会议上，人民的权利问题被更尖锐地提了出来。“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诉求与利益博弈的时代，但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并不是表面的经济利益的诉求，而是权利的诉求。权利的贫困已成为最大的贫困。改革不关注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下一步改革就改不下去。”与此相应，张维迎提出：“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能做不能说。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了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一些改革者也就变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往前走，延误了改革的良机。第四，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支持改革的力量。他认为“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他的意思如果用笔者的话说就是，包子换馅儿不换皮儿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前进的被动。这些话要具有怎样的胆识才能讲出来，不用多说，只看”左派”的反应就一目了然。著名“左派”韩西雅惊呼：“‘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有些人竟然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绝不容许的。他们公然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里应外合，他们同美国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必须查清楚的。有关的党政领导机关应当加以管教，加以检查，对之执行纪律。”对上举这些叫”左派”看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瞒天过海”的趋势，陈奎元有很精典的概括：“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亦有之。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性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中央编译局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协调人杨金海说：“我们搞过一个调查，发现在有的大学里面，讲哲学的不愿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经济学的不愿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岂止是有的大学？这可说是遍及所有大学的普遍现象。2005年7月15日，引发了一股“旋风”的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象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现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教学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倾向。讲授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程的老师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低人一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实际上被边缘化已经成了教育文化领域中的大势所趋。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七、大智若愚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怎样公开地谈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怎样谈中国当代思想进步和马克思的。先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必坚于2005年11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一版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这篇文章只有1,200余字，但是意向明确，主要目的是让美国当政者放心，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防范限制。他从对比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的不同开始谈起，讲了三点请美国放心的意见。第一点，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而中国共产党则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第二点，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也没必要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第三点，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文章最后说：“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以，一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要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这两大历史性追求，就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几代人前进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归根到底就因为她是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性追求的最忠实代表。因此，那种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叫做共产党，就必然会走勃列日涅夫的苏共那种对内专制、对外扩张道路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论述显然颇经不住推敲。它明显地有意遮盖中国现政治制度仍然更接近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而不是更接近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的事实。还有，前苏联对美国造成威胁并不单是它出兵阿富汗，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以苏式“马克思主义”为“主旋律”）上与美国相敌对，在军事力量上又与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但是这篇文章却是一篇务实之作。也因为它务实，所以虽然它论述的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走向，谈及的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可是却根本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文规定为立国之本、执政之基的重要内容。不但没有提及这些概念，而且文中也根本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作者对于苏共专制所持的态度，与戈尔巴乔夫和美国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即认为那种“对内专制”是不道义的。韩西雅有一篇首发于《毛泽东旗帜网》的题为《郑必坚有什么资格为党定走向？》的文章尖利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两个目标的忠实代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想和目标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怎么都没有了呢？第二，今天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曾经是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过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曾经是多灾多难，经济文化被破坏，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他们也都‘一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二要实现发展和现代化’，把这两个看成最崇高的目标。因此，这些国家中的许多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的政党，也都是各该国人民的这两个目标的忠实代表。”“郑必坚在‘走向’后半部分中的三大纲领性论点，除去台海问题以外，实际上都是世界上许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是资产阶级政党一般都宣扬的纲领。郑必坚的‘走向’是用作向美国官方进一步奉献‘诚意和善意’而发表的。”韩西雅气愤地指出：“美帝国主义要消灭坚持马列主义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崇高目标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郑必坚就煞费苦心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目标降低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政党的水平。取悦帝国主义，屈服于帝国主义，拿原则做交易，莫此为甚！”要回到象韩西雅那样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立场上去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显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倒退。而如果郑必坚把“三个代表”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前的核心理念，不但麻烦──要向美国人传达“请放心”的意思需要兜一个大圈子，而且还有损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当代炎黄子孙的文明形象，──人家会以为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只局限在那样一片“小叶子”上。因此在涉及这样的实际问题时，务实而不乏思想创造能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所做的，就是和泥，假装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在文字上绕过马克思主义而在实际上放弃或搁置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郑必坚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一种“修正”的话，那么这里要引证的第二篇，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发表在2005年第三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上题为《观念的碰撞与社会的进步》的“主持人话语”，则可看作是“架空”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了。这篇文章虽然不是象郑必坚的文章那样直接谈《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但是五千多字的篇幅却概括出了这样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作者以在“以人为本、人权、私有财产、法治、公民社会、政治文明和全球化”这七个观念上中国人以及中国决策层认识的改变为例说明这个变化过程。作者应当说是有相当理论功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当然知道中国人这些观念变化的实质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疏离和突破（突破不是继承发展，而是改弦易辙），都是在向着与被自由主义当作最基本原则的普遍人类价值靠近。但是作者只在论及人权问题时语焉不详地提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研究和对西方人权理论的介绍。在文章的其他地方，他根本就没提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并且他明明谈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东西，却以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根本不点明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颠覆。比如，谈及“以人为本”。作者指出：　　从1949年后，“以人为本”一直被当作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和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而遭到这样那样的批判。对人道主义和　　“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后果　　之一是：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我国传统的优秀　　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　　失。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开始受到严重的扭曲。改革开放的20　　世纪80年代，一些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提倡以人为本和　　人道主义的价值。但是可以想象，这些声音一经出现，便遭到了　　严重的政治压力，不少人曾经因此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　　是，政治的压制并没有完全消除知识分子对“以人为本”的呼　　喊。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人为本”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的　　强大声音，并且日益深刻地影响到党内大批年轻一代的官员。到　　了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　　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的全面发　　展”和“以人为本”正式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布成为中国政府　　的重要政治发展目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这标志着　　“以人为本”从一种知识分子的理念转变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依　　据。作者当然不会不知道，否定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就十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界和学界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理论武器批判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如果概括成四个字，就是“以人为本”或更确切地说“以仁为本”。但是他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原典有何问题，只谈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取代“以人为本“的观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创伤。谈及“人权”，作者指出：　　人权的观念也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权利和意识形态而为我们所拒　　斥，并且在长时期内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对人权思想的批判在实　　践上直接助长了对公民人权的漠视，最令人震惊的现实就是10年　　“文化大革命”中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不要说普通公民的人权得　　不到保护，连国家主席和共和国元帅们的基本人权也同样得不到　　保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惨死在监狱或　　政治批斗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呼吁人　　权，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并介绍西方的人权理论。但　　这种努力立即遭到了传统理论势力的严重阻碍，即使是马克思主　　义人权理论的倡导者在一些人眼中也几乎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分子”。然而，这种困难并没有能够阻挡我国有学术良知和社会　　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人权理论的探求。20世纪90年代后，一种旨　　在弘扬人权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开始流行，并影响了主流　　意识形态。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党和政府官　　方的政治话语体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议将“保护公民　　人权”写进国家的宪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以高票通过中共中　　央的这一建议，这一条款顺利成为宪法条文。这是人权的观念转　　变为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证。作者当然不会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种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对其抽象的人性论基础的批判和虚伪性的批判。他也一定非常清楚，他所谈及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强的“人权”话语，实际上就是当今世界已经普遍接受的人类普遍价值，即联合国1948年《普遍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价值原则。但是他避开谈马克思主义在人权问题上的认识有何不妥，而让中国社会发展中惨痛的历史事实说话。谈及“私有财产”，作者指出：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　　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公有制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不被鼓励，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　　的歧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　　知识分子开始争取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　　改革开放的十多年后，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仍然是理论讨论的禁区　　或敏感区，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性的歧视。这种情况在上个　　世纪90年代后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私有经济更多地以“民营经　　济”的面目出现于理论界，并深刻地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从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鼓励民营经济或私有制经　　济。21世纪后，知识分子关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应当获得与公　　有经济和公有财产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吁，再次深刻地影响到中　　央高层的决策，并开始演变成为政府的基本政策。这方面的典型　　实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改宪法建　　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　　款，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这一建议正式转变为　　宪法条文。虽然马克思曾有过普遍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设想，但是马克思及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一直没有走出由卢梭明确提出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一基本认识。“消灭私有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立场，《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作者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只字不提。谈及“法治”，作者指出：　　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改　　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法制（rule by law），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我们将民主与法制并提。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知识分　　子开始倡导法治（rule of law）。法制与法治的主要区别是，　　前者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后者除强调依法办事和依法　　行政外，更强调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超越法律。法治的观念一　　开始就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　　些党的领导人〔作者显然是指遭到废绌的两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　　邦和赵紫阳──本序作者注〕就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　　的执政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也不　　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0世纪90年代后，法治的概念开始正式进　　入政府官方文件，并且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一过程　　的标志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首次明确　　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后，这一目标又　　被写进我国的宪法，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　　目标。本届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使法治国　　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并且表明政府将在实现法治国家的道路上　　起表率和带头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不可能超阶级。作者这里说的“法治”实际上指的是法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高于一切阶级、阶层、组织和个人的权威的意思，是人民出让自己的主权订立共同的契约的结果。它应保护每个公民，每个阶级、阶层、组织的正当权利，同时限制每个公民、每个阶级、阶层、组织对于其他公民和其他阶级、阶层、组织的正当权利的侵犯。这种法治观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主张的“天赋人权”的思想，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这一法治思想要贯彻到底，那么法律本身如果赋予一些公民和一些组织以特权的话，这个法律本身就必须修改。而中国现行《宪法》明确地赋予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以执政特权也属当改之列。毫无疑问，中国人当前对于“法治“的认识已经远远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的框架。本文作者对此决不会不知，但是他避开了谈马克思主义。篇幅关系，作者文中对另外三个观念变化的论证这里就不引了。再来看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的一篇文章，《马克思的批判性自由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与前两篇相比，这篇简直可称得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了。他要论证的是自由主义所倡导，后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置疑，但却是青年马克思所肯定的普世的人权理念，就绕过后来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对所谓“资产阶级人权观”亦即自由主义人权观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坚持，而在他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认可的现实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公民的自由权，包括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普选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权，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自由权，早已写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之中。当马克思指出个人的自由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的意思决不是说，这些只是资产阶级才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在现实中不能享有这些自由和权利，这也不是因为它们是虚幻的欺骗，而是因为封建贵族专制（比如普鲁士国家）的干预和阻挠，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众不能在现实中充分享有这些自由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即使争取自由权的斗争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也应该在其中占领导地位，因为这场革命所争取的自由权属于全体人民。”在论证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的现实意义时，作者指出：“在发展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发扬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精神，要以人本主义的唯物论的实践观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积极投身于社会公正和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才能把正确的政策落实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他提出，“我们可以借用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看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互补性。自由主义强调‘消极自由’，但却拒绝人类解放的理想和‘积极自由’的远见卓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的理想成分可以补充这一缺陷。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对如何争取和保证公民自由权等问题，没有提出可操作的政治纲领和实施方案，他相信的‘人民的主权’如同卢梭的‘公意’一样，在某些情况下不利于保护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注意维护‘消极自由’的思想和措施，可以防止对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的误用，以及对‘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原则的滥用。”上面所举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具有马克思主义雄厚理论基础的中国学者。笔者研读它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要象“左派”那样发现他们“修正”、“架空”与“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加以斥骂批判。恰恰相反，他们理论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框并对自己的见解作公开的表达，其勇敢与智慧都让笔者受到莫大的鼓舞。 --------------------------------------------------------------------------------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 八、理性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 已经成了一个迫切任务 上述中国学界景象，让人不禁感叹：中国啊，你是何等伟大的民族！中国学者啊，你是何等智慧的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6．4”事件以来，你吞咽下眼泪，也收起了锋芒，心里滴着血，浑身串着痛，却以如此的智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用逐渐深化着的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领悟和认同去开拓自由思想的空间。中国的出版界，中国的文艺界，中国的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就这样一片一片地醒来，一片一片地加入进推动我们的国家和平地完成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和平转型这一历史性伟业。中国学者呀！你真不愧我们中华民族伟大传统智慧的传人。因为你们做到的恰是《易传．乾文言》中所提倡的：知进知退知存知亡，进退存亡都不失其正。你们举重若轻，打出一个个漂亮的“擦边球”，把握住十分微妙而有限的言论空间，利用执政者的无心插柳、歪打正着和对现实的不情愿的实用主义之妥协让步，更利用书报检查官们的理论素养低下，在中国思想一律的铁幕上哪怕发现一个小小的缝隙，也不放过吹出一口自由思想之气息的机会。终于，看今朝：全中国的思想界已经风气大变，而且不可逆转了。2005年1月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楠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文章。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国的思想处境：“从整体上看，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反对的观点也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也有。这种争论有的涉及我国根本社会制度和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例如，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不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经济体制上要不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政治制度上要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上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价值观上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等。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有的人不直接反对而采取模棱两可的实际是否定的态度。例如在经济制度上有人公开主张私有化，而有人主张不要管公有私有；在经济体制上，有人主张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而有人则主张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干；在政治制度上，有人主张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而有人则笼统主张自由民主；在文化上，有人主张西化，有人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有人主张个人主义，认为社会利益要让位于个人利益；如此等等。”黄楠森的概括是否准确到位，这里不细究。但是他所说的这些事关根本的理论分歧和对其的公开讨论，实际上确实已经越来越成为“流行”景色，它们或以学术的语言或以生活的语言在官方正式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讨论中堂堂然走上台面，越来越口无遮拦，直率坦然。“西山会议”即是一例。“不争论”的命令已经没有了约束力，而“不许刊登”的要求，也早成一纸废文。前面笔者所引的那些说明马克思主义被“修正”、“架空”、“篡改”、“抛弃”的文章大都印在正式学术刊物上，更不用说在这个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这些思想争论幸运地插上了“第四媒体”、“第五媒体”资源共享快速传播的翅膀，思想的封锁和垄断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而此时中华民族又面临着在全球化时代和平崛起的伟大机遇，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为中国人学了来解决一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具体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实行超越，已经是摆在中国人面前刻不容缓的事情了。2006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我们仍可以读出旧包子换馅儿不换皮儿的挂羊头、卖狗肉之“厨艺”。比如《公报》中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会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中，都是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其本质特征的，邓小平勇敢唱出新调儿，强调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现在的掌勺大厨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偷换成“社会和谐”，这馅儿换得好。可是这也必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问题。“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更是仅仅依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菜谱根本烧不出来的新菜肴。可是当今的掌勺大厨们却把这道新菜强挂在“马列毛邓三儿”的旧菜谱上。这样做能算是很明白坦诚（或实事求是）很负责任吗！在《新华网》报道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本网特稿：中国致力于破解和谐社会系列难题》标题下，有一则题为《中国经济将在和谐社会的航道上前行》的摘要。内容如下：　　上海证券报：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　　入深水区，现在已经不能再用试错的方法来探测前行的道路了。　　那样做，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风险极大。下一步，中国经济需要　　在新的航道中前行。新的航道在哪里？航标又在哪里？这是需要　　有更大的社会视野、更深的历史意识、更全面的战略思维，需要　　有超越的胸怀与创新的勇气来界定的。中国整个社会新的航道在哪里？又以什么为航标？这必解之题现在却是被束之高阁的未解之题。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　　不从理论上真正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根本就无法有尊严地　　昂首前行！！现在，中国整个思想界除少数“左派”外，都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却无任何心理障碍地走出马克思主义，而执政层在理论上还有意识地滞留其中。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旗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落后成了中国进步的桎梏，而执政者由于找不到更好的理论依据还在心无定见地以一种撞大运的心理对旗帜、名号做押宝式的固守。在个人的生活中不是不可以买买彩票，撞撞大运，撞不上，损失的只是个人。然而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它好不容易经越百年的准备才遇到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它的选择是不能靠侥幸的。理性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我们整个民族不能不面对的一个思想挑战。而这本书要做的就是这样一种探索性工作。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但是它和中共中央投入大笔资金组织成百上千学者专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目的和方向上完全相反。笔者的“工程”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出马克思主义，而中共中央的“工程”则是千方百计地要留在马克思主义里不肯出来。在本篇引诗“持钥人，快醒来吧！”中所说的“持钥人还打着呼噜、说着梦话，象撒娇的孩子嘟囔着：‘我要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所形容的就是这种情形。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浩大的理论工程，真正要做到在学术上相当严谨，恐怕还需要笔者用至少十年的时间来研读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名有姓的经典大家以及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的著述，还有与他们持完全对立的立场的大家的著述，以及与这对立的两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西、东方文化和思想史著述，对他们产生影响和他们对其产生影响之历史的历史编年史和历史学著述。如果是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工程所面临的阅读任务对笔者而言就几乎将是一个无底洞，更遑论下笔坦言，行文成书了。但是这本书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促使执政者自觉地澄清理论的混乱，走出思想误区和盲点，进而使我们民族能把握历史机遇，真正走上一条前途光明、和谐健康的发展之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之腾飞，并造福于全人类是本书追求的目标。时间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对历史机遇机不可失的考虑──笔者力争能在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作为一份向执政党的厚礼把此书推出；时间的紧迫性还来自对个人生命限度的自知之明：这一年笔者将进入50岁。笔者深知这个时段是人文学者人生事业的黄金期。就连马克思也是经年积累，在他49岁的1867年推出了他的成熟著作《资本论》的。生命在哪里终结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至死方晓之谜，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支配的宿命。许多既有抱负又不乏知识与洞见的人抱憾离世所憾所惜就在于他们的体力支撑不了他们的大脑有能力也想做出的事业。笔者不想给自己的生命留下这样的遗憾，因此要趁着现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把不能不做的事集中做出来。这些事中第一件就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个课题有了上面所说的明确目标和时间上的压力，阅读也就有了限度，材料的寻找就不象是大海捞针而更象是按图索骥；为了集中使用时间，有时送上门的材料如果够用（一些同道网友之间会传阅一些文章），笔者就不会再找同类的资料，因此笔者自知在材料的发现和运用上肯定会存在挂一漏万以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问题。不过，这种学术上的基础欠实、火候欠足，笔者想以对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的宏观把握的自觉、思路的逻辑清晰、内容的层次分明、篇章的连贯和论述的通俗易懂、鲜活生动做些微弥补。笔者完全可能会受到“违宪”的指责，因为2004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白地写着：我们的国家是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但是，这一课题正当性的根据康德早在1784年论述《什么是启蒙运动？》时就非常有说服力地提供给我们了。康德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不许争辩”的叫喊，主张任何人作为学者“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举例说，一个军官在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时，他必须服从。但是同一个军官作为学者对军事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就不能被禁止。一个公民不依法纳税就是违法，但是同一个公民作为学者就有权公开发表言论指出这种课税的不正当性。康德明确地指出：“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康德之后，青年马克思又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康德的思想。“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重要理论探讨，在忠实于我们民族和人类整体进步的意义上，是完全正当的。况且，挂羊头卖狗肉和挂狗肉卖狗肉卖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多么年来，学人们这种不得已的圆滑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也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执政者也不得已而为之久矣。今天笔者把这个问题挑明了说，无非是更加坦率也更加敢于负责而已。当然忠言一般都会逆耳，但是笔者深信，她的真诚与善良能感动中国和世界，也考验着中国执政者的雅量和他们服务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真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也需要总结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在思想和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达到对其的一种超越认识。笔者把此书要达到的思想水平期望值设定为与当今世界（包括中国）一流思想家能作相关交流的程度。并希望本书的探索能推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了节省文字空间，文中所引学者，都直呼其名，其头衔、职称都省略，包括笔者非常熟悉、敬爱的师友都一律如此；对于其观点，无论是褒是贬，都明心见性地讲出来，即便多有得罪，也不能隐瞒。笔者的性格向来不曾圆滑，笔者的能力也远未达到能打赢擦边球的水平。1999年发表的《两个里程碑──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异同论》是怀着真挚的感情写出；今天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怀着真挚的感情写出，所异者是思想参照系今非昔比。是笔者的眼界放宽、立脚点提高、胸怀扩大，而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异。还有，虽然是理论性论著，但是笔者历来在教学和科研中奉行的言说原则是“心存犹疑不讲课，情到真切才为文。易知易行方为道，难述难解必欺心”。批评者可以批评笔者所书不对，不可以污蔑笔者言不由衷。笔者几年来在完成教辅、教学与科研任务的同时一直在默默地积累着这个“工程”需要的建设材料，把时间和心力集中用在研究这个课题上甘于寂寞而乐此不疲，也分不出神来去写许多理论文章发表。因为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首先要遵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规定，为了能坦坦荡荡无愧于心笔者也没有“巧立名目”去申请任何国家、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还有，为了减轻这本“蓄谋已久”的论著会给各级领导带来的难堪，从1995年6月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的笔者，甚至从列出这本书研究大纲第二稿的2004年起，几年来也都放弃了申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正高级职称。笔者期待任何追求真理，并在学术上持平等态度的读者，特别是学人的指正和批评。下面就让我们往前走一步，进入本书的“导言”吧。 --------------------------------------------------------------------------------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　民　主　论　坛》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网　址：http://asiademo.org/gb/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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