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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3/27/2007 9:40: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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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

(德)托马斯·迈尔【译 者】王泰

在我们时代的全球化竞技场上，主要有三股政治潮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原教旨主义。
自由民主主义建立在下面这种信念上：与普遍的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公民人权和政治人权是民主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全球化竞技场上，世界市场对社会的民主自决所施加的控制表现为自由和理性的进步。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模式的矛盾在实践中产生了它自身的最尖锐的对立面和独特的要求：政治原教旨主义。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是反对失去根基的、动荡不安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并力求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已经在政治上工具化了的信仰中找到坚实的依靠、安慰和自信。
真正能够替代上述两股潮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
正是政治学家赫尔曼·黑勒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的基本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社会性的总体宪法，在这个总体宪法中，物质的法治国家的各种原则，主要是劳动秩序和财产秩序领域上的各种原则，都广泛得到实现。这一表述可以作为广泛的、具有现实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的起点，我们可以在过去众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广阔基础上建设这一理论。
我们也可以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基本思想：那种单纯的自由民主主义，如果放弃了劳动和财产的公共秩序，放弃了社会性的总体宪法的公正秩序，那它还是一种有缺陷的民主主义，它的核心是受到威胁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他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民主主义产生的早期在大多数情况下曾对它起促进作用，但当民主制建立起来以后，如果这种秩序不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就会开始破坏民主。
　　　　作为基础的社会性公民权利
因此，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必须首先从托马斯·H.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出发。在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公民作为公民，迫切需要有保障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这样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他们来说才可能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既然这种基本权利是现代民主制的合法性基础，那么当这些基本社会权利没有不受限制地得到保证的时候，民主主义的原则就会受到质疑。
实践证明，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它所涉及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风险结构，这种风险结构将上述大多数人与他们的物质手段分离开来，而这些物质手段是他们为了能够积极地利用他们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必需的。单个人认知这些权利并且通过积极的行动来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不应当受社会和经济的前提条件制约。因此，社会的和经济的公民权利就是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使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所有公民而言都具有同等的效力。这种同等的效力可以弭平由社会关系的风险结构产生的、存在于基本权利的形式有效性和实际有效性之间的鸿沟，否则民主的根基就会遭到破坏。
　　　　政治方面的风险和普遍的权利
人们要求弭平基本权利的形式效力和实际效力之间的鸿沟，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可以为此提出三点无法辨驳的理由。第一，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使单个人与他实现他的基本权利所必需的那些手段相分离的风险，个人是无法施加影响的。第二，这种风险具有政治性，因为它来源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所作的基本抉择，而这些结构和制度只有作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够确立，也只有作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够对它们进行修正。第三，因为这种风险具有政治性，所以单个人就有权提出对这些风险的后果采取补救措施的政治要求，而他的基本权利最终只能从国家那里得到保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保证得到那些实现基本权利所需要的物质手段，这是公民的权利，同时是国家的义务。当然，公民自己如有可能，也有义务通过各种自救手段防范和抵御此类风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主义只有在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时，才算是完满地满足了人们对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
　　　　负面全球化的风险
在市场资本主义占据优势以后，在法治国家的民主制建立以后，由经济的基本制度产生的基本权利的风险差不多是人们辩论的惟一的话题。而我们今天看到，现代社会产生了一些各不相同的风险结构，这些风险结构的政治性质是可以互相比较的。与市场资本主义并肩存在的风险结构是这样一些社会结构：性别歧视、对其他宗教群体和文化群体的歧视、威胁自然和人类生存世界的工业主义。然而今天最大的一个风险还是负面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摧垮了各种边界，但是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新的责任结构。
负面的全球化涉及一种第二级的风险，这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负面全球化不像所有的其他风险结构那样，仅仅是一种将单个人与他赖以实现他的基本权利的手段分开的机制，——负面的全球化还涉及我们究竟是否具有在政治上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的基本能力。但是作出如下的断言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当今占据优势地位的负面全球化一方面摧毁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从而摧毁了在政治上采取有效的行动的结构，另一方面并没有在新的跨国层次上建立起这样的新结构，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能力已经普遍削弱。
在负面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也同样存在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保障，实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引导公民参与决策，消除各种歧视行为，促进男女平等，推行可持续发展政策，促进文化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融合。但是在世界市场、政治控制、金融市场等方面贯彻有利于社会和生态的政策，尤其是按照一个国际尺度保障各种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只有政治上的责任结构和行动结构扩展到产生风险的各种问题链时，才算是在这些中心领域真正履行了确保所有公民实现其基本权利的政治责任。
　　　　全球公民身份和政治经济学
在当今世界里，要保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就要在区域和全球层次采取政治行动。这样，就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全球公民身份，这种全球公民身份包含采取全球性的政治行动以及由所涉及的公民来控制这种行动的基本权利。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必须组织为一种多层次的民主主义，国家层次的，区域层次的，全球层次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局限于建立和维持社会福利国家。
现在是再次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了，没有这个方面的建树，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就会束手无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政治高于经济。可以这样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对“资本主义的多种变体”进行经验的研究，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可以按照有利于社会和生态的方向运行，可以贯彻保障劳动权利的措施，可以进行政治上的调控，同时还能促进生产，保持竞争力，取得成功。第二，总结不同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对就业、经济增长和对世界市场的依附性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的经验认识。第三，就如何对全球经济进行政治调控提出具体的建议。在英美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和市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受政治调控的莱茵模式之间，存在着经过经验考验的各种塑造可能性的宽广地带，何况莱茵模式也没有走到发展的尽头。
那些现存的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局部结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它们在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安全理事会的框架下展开的涉及普遍的基本权利的一体化政策，需要开放，需要进行民主化。需要从政治上把跨国市场纳入具有调控能力、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结构。
　　　　社会民主和社会分享
社会保障不能总是没有保障的施舍，而是应当作为公民权予以制度化，而且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完全地、平等地融入社会生活和政治体制。因此广泛的政治分享和社会分享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志。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和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福利国家，越来越证明是取得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它的障碍。
　　　　理论和实践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必须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得到重视。例如，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的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问题，公民社会对社会保障、民主的自我治理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所起的作用，等等。
如果一个理论得到全面的论证，受到广泛的经验支持，并且以实践为导向，那么它就能够做出巨大的贡献，促使社会民主主义的规划即使在全球化条件下也能摆脱守势，因为在这里康德的主要原则也是行之有效的：任何东西都不如一个好理论那样实际。
我们这个140年的社会民主党肯定会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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