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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3/27/2007 9:39: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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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神奇回归”探析 郑永朝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从社会党国际成立以来,又已经历了50多年曲折发展历程。苏东剧变、冷战结 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 的变化,民主社会主义面临困境和挑战。为摆脱困境,迎接挑战,各国社会民主党相继 对理论纲领和实践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民主社会主义走出 了低谷,实现了“神奇回归”。对其“神奇回归”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有助于我 们对国外主流思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有利于批判地借鉴社会民主党人的某些经验, 促进我们改革事业的发展。 一、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大潮。西欧社会民主党一度是这一时期令人刮目相看的弄潮儿,雇员经济参与决定制和混合经济的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梦幻般的升起,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得意之作。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包括苏东剧变等一些始料不及情况的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了极其猛烈的冲击,在西欧政坛一 度不得不处于难堪的守势。 1、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使传统的进步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民主社会主义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进步观,即只有当工业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程度,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假如人类把日益增长的征服自然的力量完全用于和平目的,那么 ,在原子的时代里,人们就能生活得闲适自得,就能摆脱任何忧虑,并为全人类造福” ,“那时候,人类将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使每一个人在业已确保的民主制度之下 发展自己的个性”。(注: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第148页)他们的基本命题是,“工 业化是进步的根本标志”,因此,他们有排斥暴力的传统。所以,当他们发现由于超级 大国之间的冷战,使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借助史无前例的技术,第一次掌握了轻而易举 就能将自己毁于一旦的能力的时候,就积极推行以缓和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政策”,及 时提出了“和平”这个时代的主题。但是,问题并未到此为止。20世纪70年代先后发生 的博帕尔化工厂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由于技术失控,使数千人死亡、数万人致残和大 片土地变为生命禁区的悲剧表明,肆无忌惮的工业化将不仅威胁现代人的健康和幸福, 而且将摧毁生态环境的再生能力,剥夺人类后代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没有选择和不 加限制的经济增长已不再能和进步直接画等号,“工业化是进步的根本标志”这一民主 社会主义进步观的基本命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直接威胁到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全人类生存,而且因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化,又间接威胁着民主社会主义。这表现在: 第一,由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对社会基础的挑战。《哥德斯堡纲领》的重大调整之一就是宣布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人民党。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产业工人的比重在不少国家已降到20%以下。这使原本靠工人选民就能确保得票不少于30%的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大大削弱。同时,新中产阶级也发生了一些自身特点的变化。因为新兴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尤其是电脑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使大量知识型劳动者成为高科技领域的个体经营者,他们依靠一技之长和掌握的信息创办自己的小公司,我行我素,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这种分散的劳动方式、较富裕的生活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全新化,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再是简单的物质享受,而是诸如和平问题、生态问题、妇女问题等等。这一切当然和注重维护工人阶级或劳动者物质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不甚合拍。 第二,由政治结构变化带来的对政治民主的挑战。政治民主的核心是议会民主,争取大选多数,进入议会,执掌政府。改良社会是社会民主党人百年来的基本思路。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一思路连同议会民主制受到严重挑战。这从西欧各国议会选举投票率的普遍下降这一现实可见一斑。如法国1978~1988年的投票率从83%降到66%,德国1972~1990年则从91.1%降为77.8%。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上述提到的人数不断增长的新中产阶级的特点有关。与传统阶级和老一代居民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参与愿望、更激进的意志表达要求,对传统党派的认同和信任急剧下降,及至对代议制民主的认同和信任发生危机,认为它越来越违背了它的初衷,成为少数政治精英垄断国家政治的官僚体制。他们中不少人和从社会党跳槽出来的部分人组成了“反对现有一切政党”的绿党,批判议会制对选民来说是一种无法真正参与的“观众民主”、“看客民主”,主张基层民主、分散决策,强调个人自治和群众参与,并以新社会运动(抗议往往多于建设的运动)形式,主要在议会外,而后也在议会内申明其主张。 第三,资本结构国际化对经济民主的挑战。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跃,资本国际化空前发展,不仅跨国资本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资本流动的周期大大缩短,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已高度一体化,数亿美元几秒钟就可以跨国、跨地区、跨大陆转移,这使得资本在同各国政府、特别是和工会的较量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因为当政府加强对资本家监控或强大的工会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时,它可以把资本方便地转移到政府监控较弱,工会、工运较不发达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或国家,再不需像资本转移较困难的过去那样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和妥协。因 而,尽管职工参与决定法依然存在,尽管工人依然有罢工的权利,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得 工人轻易不敢和资方搞僵,当然也就使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受到抑制。 第四,社会民主面临着挑战。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一向被社会民主党人看作为值得自豪 的社会民主的杰作。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尤其80年代开始,这一制度受到空前严峻的 挑战,处境窘迫。因为福利这块蛋糕是社会民主党在科技革命促进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做 出来的。本来,只要保证新蛋糕能持续不断出炉,或者吃蛋糕人数减少,那么这个制度 也就平安无事。可是由于高福利在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劳动成本而降 低了产品的竞争力,由于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同时更 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更糟糕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通过“泡病号”或者“主动失业 ”坐享其成的懒汉,这样就不断地加大了蛋糕和吃客失调的比例,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努 力工作者的不公正。另外,人数日益增多的新中产阶级由于能够独立地保证自己较高质 量的生活,这就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府利用国家力量,通过税收拉平收入差距的做法 比较反感,自然也就难以倾心支持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制度。 3、苏东剧变的冲击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以来,相斗70年,其间虽有短暂的局部的合作,但整体而言始终是各执一词,水火不容。然而随着战后社会民主党在西欧一些国家执政,社会改良主义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特别是一度看来近乎完美的“瑞典模式”的运作,使民主社会主义顿时名噪全球。苏东剧变后,不仅是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西欧的共产党也纷纷皈依民主社会主义。以致现任社会党主席莫鲁瓦兴奋的说:“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70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注:国际共运史研究[J].1993年第1期,第58页)然而胜利的笑声还没有消失,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无奈地发现,原苏东社会主义大厦的倾覆,带给他们的并非都是愉悦。现在,当现实社会主义真的不复存在时,原来由共产党人抵挡的风雨——右派的反击,现在都毫无遮拦地打到他们身上。苏东剧变矫枉过正的冲击波在保守势力推波助澜下 ,大有冲决一切与“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有关事务的劲头。广大公众在这股大潮裹挟下 ,一时似乎也无暇去区分这种社会主义和那种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1994年底的社 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也承认,社会党方面曾希望苏东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会迅速为民主社 会主义的广泛认同开辟道路,但严峻的现实却是那些国家的舆论对任何与左派有联系的 事务都怀有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注:国外理论动态[J].1996年第3期,第19~20页) 在科技革命时代上述种种挑战和冲击下,西欧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直到90年代末才使得在西欧的颓势得到遏制。但这些党毕竟历史悠久,历尽沧桑,异常老道,对时代的变化有极强的适应力,不能轻言其已到穷途末路之时。 从另一方面看,科技革命带给民主社会主义的有风险,但也有机遇。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教育空前普及,人们反对特权,谋求公正和民主的意识不断强化,这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不谋而合。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力量的削弱,也为其收编原共产党队伍,扩大自己在中左翼势力中的影响提供了天赐良机。 正是从这些主客观条件出发,民主社会主义针对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和探索。在不断的反思探索中,推陈出新,进行理论和政策调整,积极加以应对。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应对措施 1、修改补充价值观 在生态问题显露出来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进步与工业发展完全一致的进步观受到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社会党和激烈批判工业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绿党进行了10年对话和比较思考,党内亦进行了长久辩论,终于认识到必须改变思维,追 求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为目标的人类生活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社会趋利避害, 也才能保存具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在对进步观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确认: 自由、公正、互助等观念仍旧是基本价值尺度,但要加以补充。过去讲基本价值,主要 是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来讲的,没有充分注意到人和自然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也 有自由、公正、互助问题。对此,迈尔写道:“由于人在自己的历史中第一次拥有对人 类及其自然界的生活基础进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因此一切政策都必须首先保障人的生 存的基本前提条件。除了自由、公正和互助等基本价值之外,还要增加对自然界的责任 和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注: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M].第147页)生态问题从某种意 义上可以看作是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和平和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延续,即和平不只是 人与人之间的非战争状态,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有限时间段的过 程,而且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2、调整经济政策,构建新的经济 总的是要转变过去社会民主党重分配轻生产、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倾向,主张建立“新的混合经济”、“有活力的现代经济”,实现经济生活中的管制与非管制、社会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公正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 在所有制问题上,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已经普遍放弃了传统的“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主张,不再提所有制的重要性,不再提改变所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强调建立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私人的、集体的、国家的、联合的)的混合经济模式,注意发挥混合经济模式产生最佳效益。 在市场和国家作用问题上,过去社会民主党都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调节功能,现今社会民主党主张重新界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放松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强调国家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掌舵者”而非“划船人”,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私营和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不应包揽一切。过去社会民主党虽主张市场经济,但较强调与计划调控相补充,强调限制大资本、大企业的扩张行为;现在大都突出市场调节作用,推崇效率优先原则,强调市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主张建立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框架,开放资本并增强企业实力,支持企业的自主与创新。同时也强调市场不是万能的,对市场不能放任而要有一定的控制。 在需求与供应问题上,强调要克服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在需求与供应的关系方面主张推行需求与供应并重的政策,把微观经济的灵活性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富有成效地 结合起来。 总之,它们力图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建立“有活力的现代经济”,实现经济的增长。 3、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 民主社会主义在进步观上与生态运动的分歧之所以经过长期的讨论才趋于解决,原因就在于社会民主党传统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对工业社会的依赖。因此社民党调整了进步观,自然也就积极寻求与新中产阶级的联姻。 首先,它从理论上寻找与新社会运动的共同点,比如上述进步观的调整。又比如它把劳动重新界定为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使劳动的概念突破了只是谋生手段的观念和侧重工人阶级的局限,拓展到管理劳动、自由的个体劳动和家务劳动,并且认为所有的劳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共同决定着生活质量。这就使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产阶级的劳动也被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关注范围。 其次,是寻求与新社会运动的合作方式。社会民主党接受执政时因拒绝和“运动”合作而步履艰难的教训,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对话的前提是平等。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使 社会民主党人执政不总是仅仅成为一种插曲。 再次,是寻求与新社会运动直接结盟。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内一度分歧很大。直至1989年通过的柏林纲领才使辩论有了较明确的说法:“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M].第77页)1994年州议会选举接连失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实行了“红—绿”联合。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格·施罗德以41%比35%的得票率,使社会民主党成为联邦 议院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应该说是西欧社会民主党进入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重要倾向,但是不能忽视其还有超出这个圈子、组成更为广泛同盟的意愿 。比如,法国社会党人,前总理罗卡尔认为左右翼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斗争已不复存在。今日西方社会的不平等以多种面目表现出来,不能靠阶级斗争 来消灭,因而应将所有信仰团结和变革的人联合起来。 4、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福利制度 第一,调整指导思想。在坚持接受社会福利帮助是人们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 自助,强调各尽所能、人尽其责,国家不应该去操办一切。不应该使公民由于国家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包办一切而丧失个人自由,变成国家“幸福的奴隶”。 第二,增收节支。从增收方面看,主要还是改革和增加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税收。例如,增加对非投资性利润和高消费税收;扩大和提高能源税,特别是对污染环境的产品征重税;针对以资本和能源代替人的劳动的企业支付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少的情况,要求企业不再按雇工多少,而是根据生产能力,即创造的价值交纳社会保险费。从节支方面看有:改变各项现金福利分配标准和方案,将过去统一平均发放的做法改为根据收入和生活水平发放,提高享受失业保险救济金者的工龄,年轻人要得到“维持收入福利”必须积极参加就业培训,停止提前退休养老金的发放。北欧的养老制度则考虑要从福利享受型向基金交纳型过渡。此外,针对最棘手的就业问题,社会民主党提出一系列的办法,设想要从“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过渡到“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 5、加强对资本的国际监督 针对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为了削弱资本的势力,消除跨国公司利用经济垄断权操纵市场和干预各国正常经济政治生活的状况,社会民主党人一方面通过社会党国际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呼吁各国工党、政党、政府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对多国公司的全面监督和控制,加强国际协调和对资本的国际性制约法规的建设。另外,加强 对南方国家的援助,使其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也有利于抑制国际资本的力量。 以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冷战后对科技革命时代挑战的一些反思和调整。通过这一系列调整,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走出低谷再度复兴,实现了“神奇回归”。 三、民主社会主义“神奇回归”的启示 1、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党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有许多方面都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它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都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和清醒的认识,要划 清界限,避免思想理论上的混淆。 2、民主社会主义能够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摆脱困境,实现“神奇回归”。这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的东西。比如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经验,职工参与决定的经验,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经验,以及治理失业、改革教育制度的经验等等。但是,某些观念上的批判性借鉴比具体操作经验的借鉴可能更有意义。比如: 第一,适应时代变化,积极自我调整。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能比较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社会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尽管有时这种调整是巨大的,甚至是痛苦的(引发激烈争论),但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和僵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演化出以抽象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基本价值观,并以此作为同共产党的重大区别。在它看来,共产党只有斗争哲学,只讲恨,不讲爱;只讲价值统一,不讲自由民主;只讲以公有、计划化和工人阶级领导为结构特征的社会主义,不讲以人道、民主、自由、公正为价值特征的社会主义。这里当然有误解,还更有歪曲,而且抽象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然而也应该看到,一些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极“左”分子,一贯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把人道、自由等观念简单地与唯心主义相联系,把它们看成是资本阶级的专利品。实际上,社会主义是有自己价值观的,解放全人类是它的崇高理想,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宗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23卷,第649页)“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第273页)可见,自由、公正、团结等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重视和善于妥协。妥协似乎是与共产党人无关的一个概念,而且历史上社会民主党搞改良和妥协是犯过为虎作伥的大错误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百年来的争斗,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但共产党人也决不与斗争哲学划等号。按照辩证法的道理,斗争离不开妥协,妥协也离不开斗争。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有过运用妥协手段而获得极大成功的光辉典范。今天我们讲妥协,不是不要斗争,而是要认识到斗争已经不是目的。从国内范围看,虽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会不断地产生摩擦和斗争,各种不同的思想仍然会相比较而存在,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讲已不是主要矛盾;从世界范围看,冷战后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妥协与合作不仅适用于友好党和友好国家,也适合大多数党和大多数国家。今天的世界上,一方的利益往往与他方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以输赢论英雄向我活并不排斥你活的双赢转换是渐成时尚的趋势。时代要求我们在科学地把握斗争和妥协的辩证关系过程中,为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和追求社会进步的高度发展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应该适应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兼收并蓄人类思想中的一切精华,包括积极主动地借用民主社会主义这块他山之石,垒筑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建华.社会党国际论纲[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3][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黄家瑶、陈新来.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述评[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5]黄宗良、林勋健.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柏苓.社会民主主义持久发展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04,(3):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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