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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3/20/2007 10:50: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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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革之析义
－－－刘国凯在社民党二大上的讲话
朋友们：萧虹先生的演讲是一个极其杰出的史海钩沉。它用铁一般的事实把一段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历史予以澄清。文革时期，精确地说是从1966年冬到1968年夏，造反派民众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义的反抗者，是悲壮的被镇压、被屠杀者。这在两广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尤其典型。广西比广东更为惨烈。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广西王韦国清是全国唯一没有靠边站的省委第一书记。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伙同广西省军区指挥军队和全省农村民兵对广西造反派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屠杀，而毛泽东因造反派不服从他的指挥棒也就默许各地军方和复职官僚对造反派进行镇压。第二个原因是广西造反派对迫害的反抗比广东造反派激烈得多。有道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其实情况往往更会是反抗愈勇敢、镇压愈残酷。文革时期造反派民众的政治逻辑就是反抗-被镇压-再反抗-再被镇压，直至被彻底镇压。
文革中的民众反抗运动虽被镇压，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式微、共产党神圣光环的暗淡正始于文革民众反抗运动。故此共产党对文革民众反抗运动深恶痛绝，三十几年来不遗余力地诬蔑它、抹黑它、把它妖魔化，把文革中共产党及其附属物所制造的种种祸水都倾倒到它的头上。力图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共产党把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都扣上搞文革动乱的帽子。故此，当今我们为文革时期的民众反抗运动正名除了有框正历史的意义外，还有为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取得正义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萧虹先生卓绝工作的意义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在现实民主事业。萧虹先生所陈述的广西造反派的悲壮斗争就是“人民文革” 的具体表现之一。
什么是“人民文革”？用稍具学术意味的语句来发问就是“人民文革”如何界定？答案是文化革命期间，精确地说，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间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自己生存权利和其他应有权益的斗争。文革三十周年时，即1996年，我把这个斗争表述为“文革人民线索” 。文革四十周年时我把它称之为“人民文革”〉 “人民文革” 一词发明权不在我，而在今天也在坐的王希哲先生。
记得在1997年我还对王希哲说过：“人民文革”的提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也容易被人挑剔歪曲。还是用“文革人民线索” 的好。但在十年之后倒是我放弃了“文革人民线索” ，采用了“人民文革” 。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遭到中共当局刻意抹黑、妖魔化，并以此延伸抹黑、妖魔化当今民众维权斗争、民主斗争的今天，不应过多考虑学术上的回旋余地，而应以政治战斗为首选，故我改而采用政治意义鲜明，具有强烈震撼作用的“人民文革” 一词。如果说由於采用这个名词而招致种种质疑、责难的话，那正是我预期到，而且作了充分思想准备与之交锋的。四十年无耻谎言、恶毒诬陷的沉积，造成了极厚重的历史污垢，清除这个污垢固然艰辛，但若能在辛劳之后看到历史真相的剖白如何不是人生的非常意义？
   果然，“人民文革”论提出后，有人否定文革时期存在民众的反抗斗争，他们习惯于共产党的说词，把文革中极其错综复杂的群众行为一概斥之为“全民疯狂” 。经过激烈的辩论；经过摆出许多无可否认的事实后，他们不得不承认其事实的存在。此后某些人便把辩论的焦点从事实认定转变为价值判定。他们极力把文革时期民众的反抗运动贬低为范围非常狭小、意义十分低下的行动。还有一种更低劣的手法是，先把我们三十几年来一直予以揭露、抨击、遣责的共产党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在文革中的暴行反复罗列出来，然后转过头来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这样的文革你们还要肯定赞扬？此外，也有些朋友疑惑地问：文化革命是那样一场灾祸，难道人民还喜欢文革？还希望那样的灾祸再来一次？ 
   对贬低人民文革的各种观点我已进行过系统驳斥，此处不再重复。而对於那些朋友善意的疑惑，我则愿意与之诚恳探讨。 
   从1964年到1966年5月之前，文革全称起先是“文化革命”，其内容是共产党对文艺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电影界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之类)。到这个文化专制主义愈演愈烈之时(1965年)，名称升格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段期间，文革这个名称与其内容是有关联的。 
 1966年5月16号以后，毛泽东把它再升格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那时到1976年底的十年里，文革这个名称与其内容就不相关联了，它只是前一段的名称由当权者作惯性延伸而已。固然，在1966年6、7月间，发生了以中学生为主的“破四旧”胡搞。这无疑有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摧残，也可以说是“革”了文化的命。但它终归在十年里只占很少一段。(一百二十个月中的一、两个月)在十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以文化革命称之的社会运动，其实与文化并不相关，既谈不上是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正面运动，也不仅是摧残文化的负面运动。总之，不能从它的名称顾名思义出它的社会内容。
    “文革”作为那个历史年代的一个名称。它的最大特殊性是它的名称与之内容的分离。历史上许多时代都有它的名称，如战国时代、文景之治、五胡乱华等等，其名称与内容是相关的。而当代被称作文革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与其内容则是不相关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少数例子。如上古的春秋时期，就不能从它的名称顾名思义出它的社会内容。 
那么，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从它的名称顾名思义不出其内容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简明的答案是，那是一场内容极为庞杂的、各种内容互相纠合、或互相冲突的社会大运动。这场社会大运动由三部分的内容组成。 
    组成内容之一是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即把他所不满意的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官清除出权力体系。文革期间(严谨的说法应是，“在那个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为了便于叙述，本文此后都简称为“文革期间”) 的这一内容从1966年5月一直延续到1976年十月事变。同样是为了便于叙述，兹将毛泽东的这场政治大清洗简称为“文革清洗”。 
    组成内容之二是人民群众乘响应毛泽东“批判资反线”和“批判走资派”之机起来冲击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的运动。这个运动从1966年秋天发端到1968年7月嘎然而止。其存在时间为一年又九个月左右。(三个年头，六六、六七、六八。从前笔者持文革三年论就是以此为据)。这场运动可称之为“文革反抗”。 
   组成内容之三是毛泽东和各地官僚、军方对起来反抗的人民群众实行镇压、清算。这一内容可简称为“文革镇压”。其起止时间是从1966年6月到1972年底。 
    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构成了文革的主体内容。这里有必要再次作说明的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这种构词法本身就有问题。表面上它是一个主谓结构。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主语的文革，仿佛是一个政权、政党、军队、阶级、社会集团或权势强人等等，由它们去实施清洗、镇压或反抗。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正如前面所述，文革是一场内容极为庞杂的、各种内容互相纠合、或互相冲突的社会大运动。运动是一种状态、一种表现。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主谓结构中的主语。文革不可能去清洗谁、镇压谁、反抗谁。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中的“文革” 其实只是个时间状语，指的是那个被称之为“文革” 的历史时期。“文革清洗”、 “文革反抗”、 “文革镇压” 都省略了主语。“文革清洗” 中的主语是毛泽东，没有列出的宾语是某些共产党高官。“文革镇压”的主语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国家机器，没有列出的宾语是造反派民众和“黑五类”民众。“文革反抗”的主语是造反派民众，没有列出的宾语是共产党统治秩序。故此，文革清洗的精确语言表达应该是：在那段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对他不满意的官员进行清洗。文革镇压的精确语言表达应该是：在那段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国家机器极其延伸物对造反派民众和“黑五类”民众所进行的镇压屠杀。文革反抗的精确语言表达应该是：在那段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造反派民众乘机起来对共产党统治秩序进行冲击，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身应有权益。但在表述过程中，为简化就成了文革清洗、文革镇压、文革反抗。而这种表述上确须运用的简化，却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歧义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以其强大宣传机器作歪曲性变造，使世人都以为文革只有灾难、浩劫，而不了解灾难浩劫的制造者是谁、承受者是谁，更遑论知晓文革中有民众的正义反抗了。 
   文革清洗和文革镇压合起来可称之为官方文革。换言之，官方文革包括文革清洗和文革镇压两方面的内容。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那么，官方文和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这样的。 
   首先是毛搞的这场政治清洗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清洗(如清洗王明集团、高饶集团等)。不是通过党内斗争、不是通过党内的投票机制来清除一些高级官员，而是发动群众批判他欲清洗的大员。并发动“夺权”运动，让当权派们先都“靠边站”了，再筛选他属意的官员复出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完成其政治清洗的牌局。 
   毛的这一牌局引发了民众的乘机造反。即使属于“奉旨”造反的，后来也走向“越旨”造反和“抗旨”造反。人民群众的文革反抗运动引起中共地方官僚和军方的镇压。毛泽东在还没有完成其政治清洗的牌局时，在感到民众运动还有利用价值时，曾一再否定地方官僚和军方的镇压，这使民众的反抗运动得以消沉后又重新振发，乃至扩张至非常大的程度。在毛泽东盘算到自己的政治清洗大体完成时；在毛泽东感觉到群众运动已越出了自己设计的轨道时；在在毛泽东感到应让各地受够了民众冲击之气的复职官僚和军方出出气，并通过让他们出气来重拾他们的拥戴时，毛泽东允许，甚至主导了1968年夏季的全面镇压或压制，并在其后的三年中，对积极参与过文革反抗运动的群众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复清算、报复、镇压、屠杀。(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 
   这就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於理清了文革由这三方面的内容组成，“人民文革” 一词中的“文革” 就可明了它系指“文革反抗” 。善良的朋友们所提出的疑问：“文化革命是那样一场灾祸，难道人民还喜欢文革？还希望那样的灾祸再来一次？”至此可以得到圆满的解答。文革中当然有灾难，但不应因此就把文革中完全不同的内容（镇压和反抗）予以同样的评价。对文革清洗、文革镇压应予揭露、遣责；对文革反抗应予肯定、赞扬。而且即使是肯定、赞扬人民文革，也不意味着希望文革再来一次。因为，人民文革虽然造成了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式微，造成了共产党神圣光环的暗淡，但人民在文革镇压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希望社会进步，但我们同时不原意看到这个进步是要以民众大流血去换得。
人民文革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策略性，二是它表现形式的非暴力性。 
   策略性是它运行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之内。人民文革的主体部分虽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却没有冲击它的根本体制。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它的策略性，和得以扩张到很大规模的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嫌隙，利用了毛和地方官僚的矛盾；利用了毛和各地军方的不配合去反政治迫害，去争取平反。这种策略是值得今时民主斗争、维权斗争所借鉴的。
    人民文革斗争形式是集会、游行示威、集体绝食、在军区大院外静坐，要求对话等等。这些非暴力抗争的斗争形式也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它甚至就是当今维权斗争的主要形式，也会是今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形式。 
   存在与1966年11月至1968年7月的人民文革，系由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是乘毛利用群众运动斗倒他的权力争夺者之机而发。(毛利用人民，人民利用毛) 现今，共产党经过沉痛的反思，再也不会作发动群众运动来“自下而上揭发自己阴暗面”的蠢事。换言之，共产党的首领再也不会作为了清除权力争夺者，而发动群众运动，借助群众力量的蠢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原版的人民文革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今天民众的觉悟水平已大大提高。当今的维权斗争虽然亦运行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之内，没有冲击它的根本体制，但它是自主的、自为的。它不需要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引发。不过，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象当年“人民文革” 那样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龃龉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有时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共产党的地方官僚横征暴敛，贪赃枉法、鱼肉乡里，而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则出於维持其政权的“高瞻远瞩” ，会摆出公正开明的姿态，约束甚至责罚地方官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民众目前急需得到的合理权益，就可以而且应该把远程的民主大目标暂时缓置，而利用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去进行斗争。总之，对于今天进行维权斗争和民主斗争的人们来说，发生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文革，无论是其策略性，还是斗争形式都对当今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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