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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8/22/2017 9:42:02 PM

标题

内容

我没有彻底否定中华民国。我只是批评联俄联共推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卖国贼。我肯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肯定建立中华民国的先贤们。肯定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肯定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宋教仁等革命者，肯定黎元洪等南方将领，肯定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
是辛灏年等，为了吹捧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吹捧一党专政的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将其他人，包括北洋将领、改良派人士，全部否定了。这才是否定中华民国。
要将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和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区分开来。
当然，肯定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的功绩，和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是两个概念。推翻清朝后，并没有使用明朝的国号吗！这就说明，反清复明，是行不通的！推翻了中共，就一定要用中华民国国号吗？荒唐！当然，到底用什么国号，要未来的人民决定。我们只是预测而已。
推翻了清朝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而南京国民党政权，是联俄容共后借助苏共势力推翻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后建立起来的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辛灏年之流的错误，就是吹捧南京一党专制的中华党国，否定推翻了清朝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这是非常险恶的。
两个股东有矛盾，很正常。但要在股东大会上解决。 但一个股东孙文，却联合一个敌对公司苏共，把另一个股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杀死，抢夺了整个公司。然后污蔑说，那个股东本来就该死。他很坏，有手淫、赌博等毛病。我不杀他，他也会死去！我是伟光正！这是什么逻辑啊？更为可恨的是，孙文一派引进敌对公司苏共后，苏共扶植中共全部夺得了公司，建立了比满清更加专制独裁的邪恶政权。中国绕了一圈，一亿多人惨死，却又倒退到更加专制独裁邪恶的统治之下。这些罪恶，就是因为孙中山的联俄容共！
孙中山为了一己之私【当总统】，就引进苏共，这和石敬瑭为了一己之私【当皇帝】，引进辽军，有何区别？同样性质的问题，为什么石敬瑭被称为儿皇帝、卖国贼，孙中山却成了国父、民族英雄？
赛昆，你这个共特又胡说八道！你胡编这些东西，不感觉无耻啊？ 苏共顾问出席国民党一大，并操控会议。共产党员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谭平山为组织部长。这不是联俄？这不是容共？

你这个共特就不要伪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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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間，在當時廣州的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舉行。大會出席代表共196人，孫中山任大會主席，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釗及謝持任主席團成員。蘇聯顧問鮑羅廷也出席此次會議。
目錄 [隱藏] 
1        背景
2        會議
3        組織機構
4        參見
5        外部連結
背景[編輯]
第二次護法運動後，孫中山開始考慮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共產黨合作。孫、越會面曾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
同年年初，陳炯明部被擁護孫中山的滇、桂、和倒戈粵軍聯合組成的西路討賊軍擊敗，退守東江。孫中山得以在3月回廣州。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並發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蘇聯援助下，於3月組建黃埔軍校，並以蔣中正為校長。
會議[編輯]

1924年廣州街頭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生主義》。
本次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24人、以總理為主席、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中央監察委員5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之最高權力機關。
重要決議：
通過「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
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中國國民黨政綱」。
通過「紀律問題」及「海關問題」案。
通過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組織機構[編輯]
孙文在苏俄十月革命时，就发表宣言，支持苏俄！ 吴佩孚直到死，也没有联俄！这铁的事实，赛昆你也要颠倒是非，污蔑反共先贤吴佩孚！你这个共特，看看你们同伙们吹捧孙中山的文章吧！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孙中山感到非常兴奋和鼓舞。1918年，当时孙中山在上海，曾发电报给列宁，表示祝贺。电文中写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此后，孙中山十分关注苏联革命后的现状。1919年间，孙中山在上海和列宁有多次通讯，讨论东方革命问题。1920年秋，魏金斯基在上海曾会见了孙中山，孙向其询问过苏联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1921年6月间，时在广州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给苏联人民外交委员长齐契林的回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你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能告诉我的一切”。可见这时孙中山已下了决心要向苏联学习。不久，孙中山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的口号，他认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年冬间，孙中山又约请苏联专使马林到广西桂林恳谈，和他进行了三次长达九小时的谈话，了解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在谈话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党必须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二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武装，要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军队人才。对于马林的建议，孙中山十分赞同。此后，孙中山在很多场合发表的演说，都十分赞扬俄国的十月革命。如1922年1月，孙中山对滇粤赣军讲演时说：“俄国革命发生，尚在我后，其成绩较我为优……(因)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他还说：“德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923年，在一次讲演中，孙中山又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924年1月，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孙中山更高度赞扬了伟大列宁及其不朽事业。他说：“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同年11月，当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时，他对长崎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之关系，实在是一家”。由上可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孙中山不仅完成了从欢迎十月革命到决心“以俄为师”的思想转变，而且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一正确结论。

(二)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受到极大鼓舞，满腔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在得悉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游行学生之后，孙中山即电段祺瑞，要求予以释放。孙中山还多次向学生演讲，帮助学生分析巴黎和会，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赞扬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更主张青年学生组织起来。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对青年朋友发表演讲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又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力。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这里，孙中山已认识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巨大启迪作用，既然学生运动是由新思想、新文化陶熔鼓荡而起，那么中国革命之成功，也必将依赖国民思想之弃旧图新。

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更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祸乱不已的根源在于官僚、军阀、政客的“捣乱”。因此，孙中山大声疾呼：“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重新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帝和反封建，这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也是近代中国革命需要首先解决的革命对象问题。由此可见，此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已有了新的发展，这应该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又一个标志。

(三)

1921年4月18日，孙中山对工界发表演说，提出民生主义应该恢复工人人格及增进工界幸福。南方革命政府取销了限制、镇压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有关刑法及治安警察条例，颁布了工会法，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的契约缔结权等。1921年，香港海员工会成立，由孙中山亲自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1年6月、8月广州机器工人和广东建筑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均经当地政府调停仲裁而取得胜利。1922年初，孙中山主持的南方革命政府又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并从财政上给予资助，使罢工得以坚持到胜利。由于孙中山对工人采取友善的态度，被当时中外人士誉为“劳工之友”。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指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其他如实行不以财产为标准的普选制度，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制定工人保护法及土地法等，也都比国民党在过去任何时期的纲领更接近人民的要求。同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革命“仍未成功，是因为吾党尚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本。……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1924年的五·一劳动节，孙中山发表演说说：“工人要担任抬高国家地位的责任……中外工人应该联成一气，中国工人联络了外国工人，对外国资本家去宣战……打破外国的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束缚，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可以同各国平等”。同年8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孙中山又说：“革命政府是想要做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便要失败”。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孙中山从不重视工农力量到认识只有工人农民参加，革命才能胜利，这是他政治思想又一个重大的转变。

(四)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在这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文件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同年8月，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林伯渠等又会见了他，同他进行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革命”的问题。与此同时，刚到中国的苏联代表越飞也会见了孙中山，向他伸出了共产国际的援助之手。这样，终于使孙中山在徘徊绝望中“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找到了新的革命出路。

1922年9月4日，这时孙中山回到上海还不到一个月，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9月6日，孙中山指定了包括共产党员陈独秀在内的九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开始筹划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是因为孙中山总结了“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不改组“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不在党内树立先“改组国民党”后“改造国家”的思想，不除去国民党“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恢复革命精神”，不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就难以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也无由“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因此，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的总方针。他的“最大希望”，是要把国民党改组成“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

但是，改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右派势力是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阻挠改组国民党的。在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支持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这次大会通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终于通过了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在大会发表说明宣言旨趣的演讲说：“此次代表大会，发表此项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从前不同。……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要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从这个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从他历次失败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是何等痛切，他的转向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又是何等的勇敢和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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