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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专政
2/21/2017 8:01: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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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尹保云：中国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 
来源： 陈晨的日志 
品读经典书，守望现代化

——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上）

……
    尹老师：我认为要求硕士生对现实问题做出深入分析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才刚刚起步。学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受到旧教科书的束缚很重，对人生、社会、历史、世界潮流等等还没有一个大体把握，对自由、权利、民主、公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石的概念也没有多少理解。硕士生一般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很多基本的名著都没深入读过。没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就等于没有认识工具，怎么去分析现实？即便是分析，也只会是很浅的，甚至容易对现实做出错误的解释。

以前学术界把教条主义视为真理，就是因为对理论和历史均没理解透。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局限。比如，他对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以及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民主等问题并没有想清楚；共产主义的设想倒是诱人，但他没有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不知道有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有鉴于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奠定好理论功底时就急于去分析现实问题、提设想和方案。这没有意义，甚至害人。对于学生来说是这样，对于学者来说更是这样。

尹老师：……创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创新而创新的东西，只能是学术垃圾，用来指导实践更是遗祸无穷。黑格尔说精神决定世界历史的进步，他说的“精神”包括人类的知识、艺术、道德、技术等等。他论证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由“精神”进步所决定，“物质”（进步）只能是“精神”（进步）的产物。这本来是正确的、妇孺可知的道理，但是你不懂黑格尔的哲学，硬是要去创新，发明一套物质第一性、存在第一性的道理，岂不是误导人们思维？……

记者：我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无疑是很伟大的，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不容置疑，无疑是荒谬的。现在能否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尹老师：我以前主编过一本书叫做《走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中的第一章是我写的，对马克思的思想特点作了总结。马克思的理论受黑格尔影响较大，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判断与西方主流学术恰好相反：西方主流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没有很大问题，辩证法却是没什么价值的前科学的东西。马克思的看法恰好相反。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受到时代局限，马克思看得也不是很全面。比如对民主的看法，他看到的只是当时大英式的民主，确实是资产阶级、有产者在搞，非常不成熟，但马克思没有看到民主的趋势是慢慢地变好。还有，马克思也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限度。就民主而言，他认为每个人都要直接参与才是民主。但在一个大的人口范围里，这种民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现在的国家动辄几千万人，怎么可能全部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呢？马克思设想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方案，但是，这些联合体怎么组成？组成之后各个联合体之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等等，对这些问题他都没有认真想过。马克思也没深入考虑过私有制的问题。私有制的确有不好的方面，但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公有是不是同样要加强一些人的权利，使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命令另一些人呢？他和恩格斯把国有化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国有化会不会导致官僚把整个国家的资产据为私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想得都不是很深入。

我还指出，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落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想化与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观念一致，对上了自己的胃口。就中国来说，马克思强调平等和暴力革命，对上了我们自己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和造反文化。中国的社会是散沙型的，中间结构不稳固，民众一起来就会直接针对中央的权力，民众高喊平等口号夺权，容易成功，但不会带来社会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当然，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也跟苏联的“示范”和日本侵略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虽然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口号对上了落后国家的文化口味，但他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绝不是苏联模式那种状况，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状态。毛泽东时代搞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学习苏联，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它很像太平天国的□□田亩制度描述的样子，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安排人们日常生活甚至婚姻。马克思绝对没有这样的观点。

记者：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忽略了某些问题，或者对未来的预期出现偏差，这都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推崇暴力革命？从历史上来看，暴力革命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尹老师：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是有定论的，认为它没有超过黑格尔。伯恩斯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马克思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双方斗争的原理以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提出了原始社会-剥削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人类道路。马克思一直强调暴力，就是因为他的辩证法需要质变阶段，暴力革命就是质变阶段，不通过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质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

这就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毒害。不过，黑格尔说的辩证法运动是单纯的精神运动。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脑子里有个“精神”（一张桌子的构思），接着做了一张桌子，这就是精神的“物化”（桌子也还是精神）；然后我又对这个桌子不满意了，这就产生了矛盾对立了；把它砸碎（质变），重新做一张桌子（新事物产生，也还是精神的变化或物化）。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这种辩证法游戏用来解释单纯的思维运动问题也不是很大，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就糟糕了。马克思没有看到，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下层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建立的还是一个同样的政权模式，无非是换了一班人而已。马克思没有看到，历史转换从来是前面的精英转化为后面的精英，比如原始部落首领转化为奴隶主，奴隶主转化为地主，地主官僚转化为资本家，等等。从来不是由矛盾对立面来搞革命性消灭，下层革命只能起到翻烧饼作用。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对人类的历史、人性等好多问题没有很深入的思索，而陶醉于他的黑格尔式的阶级斗争逻辑之中。

记者：您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对我们的现代化问题还有哪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尹老师：我觉得有很多。不能说马克思的理论有问题就证明它没有意义。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不是他对社会的预测，而在于他敏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人类的压迫问题、殖民主义不平等的问题、民主的不完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官僚体制的异化，等等。提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比解决问题还有价值，这也是马克思遗产的意义所在。还有，马克思还是属于启蒙思想的一支，他强调自由、公正和平等等一些价值，他提出要克服各种异化现象，张扬人性发展，等等，这些是不会过时的。马克思对世界文明传播逻辑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他指出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文明。这个思想对我国现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如何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方面，我们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除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典章制度、社会运作模式以外，有没有更积极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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