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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言
1/28/2015 11:10: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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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被捕后 鮮為人知的真相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醴陵、平江、安源、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余，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熘熘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提出毛泽东的“被捕”历史问题，并不是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一个历史学家为他细数到三百件，还没有数到他丢弃杨开慧、贺子珍以及到处乱搞女人的事。毛泽东在中共统治区内的形象金光闪闪，比神佛还尊严万倍。中共向来伪造历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发。自然，中共打击报复的“记仇心理”，曾经使无数正直人士受到残酷迫害，使人叹息扼腕。今后，我们决定不再到中共统治区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们以真名发表文章，表示我们揭露中共真相的决心，要把毛泽东从威严尊显的神坛拉下来。在过去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掌握有关毛泽东问题另外两种资料：

一、毛泽东和湖南湘潭籍著名报人何海明的关系问题。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录》和《苏俄的工兵政策》等(二书皆残缺)书中设想和复述及评论，为后来毛泽东搞“供给制”、“人民公社”、“民兵组织”所师法。何海明是否即是为“毛氏族谱”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为何海明后来做了汉奸，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待查。

二、广东一位老教授曾经确实听得他的叔公说过，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共即以此吹嘘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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