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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11/3/2006 1:33:26 AM

标题

内容

世纪大谎言怎么登上《北京之春》的大雅之堂

一、

最近一期《北京之春》上（2006年11月号）发表了一篇署名“萧翁”题为“文革中被人遗忘的杀人故事” 。这篇文章所讲述的事情并不新鲜。它并未被人遗忘。笔者记得在九十年代的某期《北京之春》上就看见过讲述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文章。过程讲得比它详细具体得多。

2001年，香港《开放》杂志连载了署名“章成”题为“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的长篇文章。讲得比以前《北春》那篇更详细具体。这篇文章在2002年被文革史专家宋永毅教授收录在他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中。

除了具体的经过、细节、数据外，更为重要的是“章成” 的文章指出了实行大规模屠杀的是属于文革保守派的农村“贫下中农特别法庭” 。被屠杀的是“四类分子” 和参加了造反派的出身“不好” 的人。对于文革时期的杀人，只讲有多少人被杀是不够的，应该在数字之上说明是谁杀谁？谁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敢杀人？谁为什么会被杀？为什么连反抗都不敢？不说明这些；不深究这些，只是浮游在数字的水面上就不能洞悉文革中大屠杀的深层社会原因。

今年，文革40周年，政论家何清涟女士也写了有关湖南道县和昭阳大屠杀。她的文章中有段这样的文字：

“文革开始时，笔者已经１０岁。以本人的观察与体验，文革的血腥暴力行为并不像今天一些外国研究者所说，全是红卫兵与造反派所为。比如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就不是外来的红卫兵与造反派，而是本乡本土的农民所为。而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摹本——湖南邵阳县的大屠杀，同样是邵阳县的贫下中农所为。当时，邵阳县的农村基层组织以‘阶级敌人成立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这一纯属谣言的说法作为动员口实，将每个村的成年男子集合起来，屠杀本村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全家，而且要求“斩草除根”，凡家中有在外工作的子弟务必抓回来一道杀掉，我当时的邻居中就有这类被抓走杀害的人，这都是当年亲眼所见。”

这样一段经过许多人陈述的史实在《北春》“萧翁” 的笔下作了巨大变造。

变造之一：是把时间从1967年夏秋，变成1968年夏秋。

变造之二：是把杀人凶手群体从保守派的农村“贫下中农特别法庭” ，变造成造反派。即把惨案中的被屠杀者说成是杀人者。

时间上的错误不是最关键的错误。最关键的是史实错误。是把被屠杀者说成是屠杀者。这究竟是疏忽性错误还是蓄意所为？社会正义有理由要求“萧翁” 者作出回答。

萧翁文章最后一段这样说

：“为什么这些青年红卫兵造反派会这样残暴，无法无天呢？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成长的心态：‘我们是在‘颂歌’ 和‘战歌’ 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

“萧翁” 者用这一段话来诠译青年红卫兵造反派为什么在道县大规模杀人。然而这却完全是“萧翁” 者的信口雌黄、恶毒变造。这都不需要笔者去驳斥。章成先生的长篇文章，和何清涟女士的近期文章都无可置疑地说明“萧翁” 者在协同中共制造世纪大谎言。

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有没有干过坏事，当然有。但是，早在七十年代笔者就撰文指出红卫兵分成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和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他们在文革中干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文革最初期高干子弟红卫兵疯狂实行“红色恐怖运动” 残杀“黑五类” 、虐待文艺界人士，实属十恶不赦。但是文革后他们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和惩罚，反而被包庇、被重用。因为他们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陈云语）。当今中国政坛上，他们在叱吒风云，商场上他们在疯狂敛财。他们至今仍是中共的保皇派。1989年时，他们群体主张大屠杀、大镇压。其代表人物王歧山就极力赞成“杀他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

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所指是共产党的各级“书记”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矛头所指” 只是“口诛笔伐” ，少数出现“喷气式”批斗。在非暴力的原则下，我们可以不论那些作恶多端的共产党书记是否罪有应得；不论那些共产党高官实际上并非平民红卫兵揪出而是共产党高层自己抛出，而专向谴责平民红卫兵使用了暴力批斗。但是有两样是绝不允许的。一是不可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红卫兵之间的区别；二是更不可以把高干子弟红卫兵针对政治贱民的暴行移植到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

邓记共产党对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切齿仇恨。按中共的十年文革论，尚在文革之中的七十年代初，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大多已被用“办学习班” 的形式变相拘押。1976年十月政变后，他们都被逮捕继而判以重刑。除此之外，邓记共产党还竭力制造谎言，把他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罪行移植到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根据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统计，从1976年10月到1983年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1229篇栽赃造反派的文章。我想，除了那个时期的《人民日报》外，还有更多类似情况。如直到近年、近期还有人撰文说老舍是死于造反派的铜头皮带，说陈寅恪是造反派逼死的。及至今天“萧翁” 变造历史的文字垃圾竟堂而皇之地进入《北春》殿堂。

二、

把文革时期的所有罪孽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群众的头上是中共当局所制造的世纪大谎言。

1966年6-7月刘少奇、邓小平所主导的残害了大量无辜民众的第二次反右是莫大的罪孽。

1966年8月共产党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疯狂屠杀、虐待“黑五类” 的“红色恐怖运动” 是莫大罪孽。

1967年2-3月各地军方搞的“镇反运动” 是莫大罪孽。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开枪打死打伤三百二十多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1967年保皇派挑起武斗杀伤造反派民众是罪孽。

1967年到1968年许多农村都发生类似湖南道县“贫下中农特别法庭” 所发动的大屠杀是莫大罪孽。仅道县就屠杀了4519人。

1968年广西韦国清大屠杀是莫大罪孽。有十几万造反派群众和“四类分子” 被屠杀。

1969年重建的中共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 是莫大罪孽。数百万人遭到政治迫害。

1970年重建的中共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主导的“一打三反” 是莫大罪孽。约10万人被判决为现行反革命枪决。

1971年重建的中共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主导的“清查五一六” 是莫大罪孽。数百万人遭到政治迫害。

可是在中共御用文人的笔下这些罪孽除有些被隐匿外，还把文革不同时期由党委、官办文革委员会、工作组、高干子弟红卫兵、军区、保皇派、专案组、工宣、工纠、贫下中农特别法庭所制造的浩劫灾难都一古脑移花接木到造反派群众的身上。

中共当局制造这样一个世纪大谎言有双重目的。一是要让他们那些文革灾难真正的制造者脱罪。使他们免受社会公理的谴责和惩罚。二是极度抹黑、极度妖魔化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维护自身权益的正义斗争（人民文革），以期此后无人再敢效尤。使之此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死灰复燃。

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其家中对李鹏、杨尚昆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这是一场动乱。。。。。。这些人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

邓的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诠译了共产党衔恨文革造反派几十年不衰的原因。然而令人惊奇许多“独知” 都跳出来附和共产党的世纪大谎言。合着共产党的节拍不遗余力地诬陷、詈骂造反派。我要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所谓的“独知” 均系良知泯灭或心智蒙尘。

前不久一位“独知” 撰文说文革中她父母在农村被造反派“吊半边猪边” 迫害。我向她指出，按她讲的时间和地点来分析，迫害她父母的应是共产党的保皇派，而不是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造反派。建议她搞清楚再说。不料此“独知” 不但不听取反而怒不可遏，厉斥我是为了自己当造反英雄而制造出一个“人民文革” 的“伪理论和伪结论” 。这位“独知” 所为系心智蒙尘的典型表现。

今年五月纽约举行的一个文革研讨会上，潘国平先生发言说有人问他，如果文革现在发生，你还造不造反？潘说当年我造反是文革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故乘机起来造反。如果情况还是那样，我仍然会造反。这时一位名叫康正果的人违反会议发言规则站起来厉声呵斥潘：“你还要造反？你知不知耻？”我本想立即起来反驳他，但碍于会议发言规则忍住了。现在，我要直言不讳地对康正果说，不知耻的不是潘国平，而是你康正果。

近年网路上有人撰文说“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也不能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辩白。”我要问这个人，照你的说法，造反派遭受那样残酷的大屠杀（以广西为例）都是活该的。你这样说是否太没有心肝了？如果你还要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你就务必要撰文说明，文革中造反派做了怎样十恶不赦的坏事，以至被大规模屠杀，被屠杀后还要被挖心割肉烹食都是“不能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辩白” 的！否则，你就是助纣为虐，践踏社会弱势群体。

心智蒙尘尚可药救，良知泯灭则难回头。希望这位先生和那位詈骂我的“独知” 以及所有在文革评判上受中共长期欺骗宣传蒙骗的“独知” 们洗尘明眼，不要再和着共产党的节拍起舞。再向你们重复一次邓小平的话；“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这是一场动乱。。。。。。这些人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 。你们好好嘴嚼邓小平的这段话吧！

至于民主杂志《北春之春》怎么会让中共的世纪大谎言登上它的大雅之堂？我百思莫得其解。并想就此请教《北春》诸君：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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