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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014 11:48: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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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红色贵族- -对习近平反腐的另类思考

发表于 2014 年 08 月 23 日

1. 公子王孙与农民儿子的战争

在习近平“反腐”的正义呼声后面，另一个响亮的称谓“红二代”又悄声唤起。盖因在这座大舞台上的主要正角，是三位响当当的“红二代”：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姚依林之婿——王岐山；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更为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其父辈官位显赫，这三位老前辈都是20年代加入中共，中国红色革命的第一代领导人，是打下共产党江山的一代。而站在反角一方的，除了一位具有同样资格的红二代薄熙来之外，至今被清除的“腐败分子”都是平民出身，在改革开放年代登上高位的官员。下面是几只最大老虎的家庭背景：

国级高干：
 周永康：前政治局常委。江苏无锡锡山厚桥西前头村人，出身农民。
 苏荣：曾任甘肃和江苏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吉林省白城市洮安县那金公社新力大队人，出身农民。
 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将。辽宁瓦房店人，出身城市平民，其父是街道办事员。

部级高干：
 申维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委副主席。山西潞城人，出身农民。
 李崇禧：四川政协主席。四川简阳人，出身平民。
 李东生：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山东诸城人，一般干部出身。
 蒋洁敏：中石油总裁，董事长。国务院国资委监管委员会主任。山东信阳人。出身基层干部家庭，其父曾任县物资局局长。
 李春城：四川省委副书记。辽宁海城人，家庭背景不详。
 谷俊山：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河南省濮阳市孟轲乡东白仓村人，出身农民。

“红二代”也有位居高官的，更有许多“红二代”是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的央企国企掌门人，如果说他们都是清廉的，恐怕没人相信。本节的标题已经不言自明。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吏治的国家。如何选拔和提升官员，既要有效的治理国家，又要保持朝廷自身的清廉，是国泰民安的关键。在早期的两汉，三国，和魏晋时代，朝廷重臣都是豪门出身，世袭官爵。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国时期，董卓，袁绍袁术兄弟，曹操，孙权，司马氏，都是世传贵族出身。就连卖草鞋的“刘皇叔”，也是“刘备本是靖王后，景帝玄孙一脉留”。到了两晋，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达到顶峰。“昔日王谢堂前燕”的诗句，已经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直到隋代，情况发生变化，隋炀帝开创科举取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使得庶民出身的文武精英，得以进入权力结构。自唐宋以下，豪门贵族依然存在，世袭的王子王孙可以世代享受荣华富贵。但在朝廷主政的都是由科举选拔的庶民子弟，上至宰相，各部大臣，下到巡抚，总兵，直到县令。这些朝廷命官以科举出仕，以告老还乡退休，没有传下“官二代”的资格，类似今天的公务员。

因此，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权力构成，可以粗分为宫廷和朝廷两个部分。皇帝代表最高权力。宫廷由皇亲国戚的王爷公主们组成，是这个“天下”的真正主人，世代享受由皇权带来的荣华富贵。朝廷则是由皇帝所选用的群臣组成。自隋唐之后，尽管时有王爷干政，主要还是由世庶出身的仕族掌管。在宫廷与朝廷相处最好的时代，就像今天的公司结构，宫廷是董事会，朝廷是CEO （宰相）以降的管理层。

这样做的好处，是保全了皇帝的家天下。在皇家有限的王子驸马当中，难以找到治国安邦的人才时，以科举方式，延揽天下才俊，为皇家所用。可能的负面因素是，在皇家一方，必须出让一部分权力给庶民出身的外人。他们是否真心忠诚于主子？一是不会拥权自重，造反皇帝；二是不会滥权贪污，偷窃皇室财产；一直是君臣之间的猜忌。在朝廷官僚集团的一边，一面有“忠君报国”，“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熏陶，一面又有个人家族利益的考量，毕竟当官不是铁饭碗，要为自己身后打算。因此，报国与贪腐，岳飞文天祥和蔡京严嵩和坤的故事，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演不完的重头戏。

把历史的眼光移回今天的现实，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古代的“家天下”变成了今天的“党天下”。（不要讲什么“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脑子里百分之九十九是线装书。）

传统的皇朝，以皇帝为大，统领两廷。在“党天下”体制下，三位一体，以共产党独一集团包揽一切权力资源。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要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与秦的始皇帝，祈望传世千秋万代，和以后的太祖，太宗。。。制，如出一辙。而古代的皇帝，宫廷和朝廷的分野，都被溶入到今天的单一共产党集团里。

在共产党集团里，皇帝还是有其独特的地位，称之为“核心”。古代皇帝的资格以血统为主，以圣明为辅。当今的核心，似乎不再以血统为主要条件，他最重要的合法性，就是“圣明”—— 以一贯正确为其最重要的资格：其一，它不会犯错误。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共承认错误那么难，即使有错误也要自己纠正，因为这关系到他合法性的基础。其二，他要以“理论”定天下，以显示他的圣明。自毛泽东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到习的梦，尽管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内容越来越贫乏，说法越来越怪异，但“核心”要发布理论，战略思想，乃至道德规范，则是一成不变的潜规则。（古无唐太宗通鉴，今无奥巴马主义，最不可思议的，就连“八荣八耻”这种本属大成至圣先师的道德说教，也被核心包办了）

原本是办事员的朝廷，也一并被包含在共产党集团内部。中共建政之初，本来有“共同纲领”，有与治国安邦人才济济的民主党派共同执政的许诺和安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已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共产党独揽大权。共产党的干部主要来源于农民和中小知识分子，其执政能力显然是远远不足的。好在前几年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国家制度的建设一切以苏联马首是瞻，很快建立起一个苏式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苏式政府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效法苏联和中国明清两朝禁海，禁言的封闭式国家。尽管苏式共产主义体制并非当时先进的制度，但有个章法，国家还能正常运行。到50 年代后期，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于是开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独立施政的探索 —— 一个瞎折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从私有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皇咽气之时，已是国将不国，生民涂炭。毛的执政历史，充分暴露了原始中共革命队伍的劣根性：中国农民式的自私狭隘，低文化程度导致的迷信盲从，黑社会式残忍嗜血的争斗，以及对现代世界文明缺乏最起码的认知和理解。

邓二代掌权伊始，中共的干部队伍已经衰老，老红军已渐凋零，三八式也已近退休年龄，再加上“现代化”的需要，中共开始了第一轮的大规模干部更替。在80 年代初提出“四化”的干部标准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其中有两项为知识分子所独有，与毛时代对于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如天壤之别。可以看作中共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开科取士，吸收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进入共产党队伍。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方式是以沿官阶逐步上升的方式。不同于皇帝用儒家学说定天下，用四书五经取士，表里如一，因此从科举到封官，简单易行。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欺骗，对外宣传和内心自白完全是两套东西。因此培养干部，需要在官场中长期浸染洗脑，以明白共产党专制的真谛和各式官场潜规则，完成一个去白染黑的长过程。终于，经历了江胡两代二十多年，中共的一只新的“官一代”队伍已经形成，他们以改革开放后的各类文化人为主体（对照毛时代的工农兵）。这只干部队伍因为有较高的文化背景，又成长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文化方面，确实带领中国走进了一个新时代，取得毛皇做梦都想，但得不到的成就.。（一个有趣的例证：毛皇为超英赶美，在1958年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为完成1070万吨钢奋斗，结果劳民伤财，一无所得。而今天，一个河北省，就有1亿吨钢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三位一体的中共官僚集团失去了来自皇权的监控，中国历代皇朝贪腐的传统，也如燎原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原本，在共产党的“党天下”体制里，朝廷官员集团已经溶入皇权体制，宫廷与朝廷已融为一体。由于没有血统限制，甚至可以以一己庶民，从朝廷直登大统，例如胡锦涛。突然，“红二代”的呼声响起。他们是打江山一代的直系二代，他们要维护父母一代江山的正统红色，自认为应该是共产党皇权下的“王爷”群体，似乎他们对父母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肩负更多的责任，拥有继承权力的更多正统性。于是宫廷与朝廷的结合，又被撕开。

以原教旨共产主义为正统，背靠身后的“红二代”群体，清算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兴官僚集团，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似乎正沿着这条路径前行。

2）红二代的江山情节

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是1920 年代时二十至四十岁的人。最早一代“红二代”若以毛岸英为代表，1922年出生，到1950 年代，已经拥有一定的工作资历。在毛岸英之后，是在延安出生的一批“红二代”，在1950 年代，进入青年时期。他们都出生成长在艰苦的战乱年代，人数很少。在中共建政之初的1950 年代，中共党内群星灿烂，众多老一辈革命家还在年富力强期，没有“接班”的考虑。这一批“老”红二代中，除了被优先选送去苏联留学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惹眼之处，更没有被培养“接权”之说。因此，最早的这一批“红二代”，大多数是在苏联学习理工科的专业人士，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其中在政坛上脱颖而出的只有李鹏，李铁映等少数几个，在后毛时代登上权力顶峰。

在接近中共取得胜利的 1949 年前后，中共的干部队伍急剧扩充。眼见革命即将成功，生存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于是大批“红二代”降生。到50 – 60年代，这批干部子弟进入中小学时期。习近平，王岐山，刘源，已及他们当前反腐的红二代同盟者，大都属于这部分干部子弟。

尽管中共的意识形态说，党与人民一家，从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到人民币，口口声声不离“人民”，但自从中共进入井冈山，把“洋马列”本土化成为“痞子造反”之后，就实质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帮会式的组织。在延安时代，中共已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在艰苦的陕北不毛之地，没有别的特权享受可供分配，在伙食上也要依级别分大中小灶。作为党的决议，毛主席每天享用一只鸡。在中共进城之后，官民的分野马上通过“大院”表现出来。军队在京西建立了各军种兵种的机关，家属区也一并设在这些“军事重地”之内。中央各部委及北京市委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属大院，从50年代中后期，官员家属陆续从与平民百姓混居的胡同搬进大院。除此之外，陆续设立了专为干部子弟入学的学校。如育英学校，育才学校，专为军队大院建立的十一学校，北京军区专为其子弟建立的八一学校等等。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红二代”，入则进大院，出则进干部子弟学校，彻底割断了与“人民”的联系。在这样的环境里，少不了父母特权待遇的攀比，更普遍的，是对不同于平民的特权地位的认知，及红色社会中特权思想的滋长。

笔者在60年代就学于一座干部子弟云集的普通中学。按照文革时的定义，“革命干部子弟”是指其父母在1945年前参加革命，官居处级以上的干部，占学生总数45%。另一类人数较多的是高知子弟，指父母是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学生，占30%。其余是平民子弟，这些平民子弟绝大多数也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子弟，只是级别不够高而已。在这样的学校里，在1963年之前，并没有感到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差别，学校也能一视同仁。虽然有一些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和知识分子子弟的学业优越感，但都没有显眼的表现。大家以同学相处，以思想进步，学科成绩，团结遵纪，文体活动能力论短长，相安无事。

当1962年毛皇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并被实践于“四清”运动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1）毛在“九评”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和“四清”二十三条中“建立阶级队伍”的提法，给予干部子弟极大的启发。使他们开始具有使命感，和革命干部子弟群体的集体荣誉感，要接老一辈的班，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2）中国开展了全社会的“阶级斗争”教育，通过宣传各种英雄人物（少年英雄刘文学，雷锋等），忆苦思甜（收租院，老贫农，老工人，西藏农奴的家史编纂）以及各种文艺形式（如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样板戏等），大力宣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于“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的刻骨阶级仇恨。对于少不更事，处于逆反期的青少年心理有巨大的影响，为红八月的暴行埋下伏笔。

3） 在阶级意识逐渐浓厚的社会氛围下，尽管当局提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家庭出身已成为重要的人生标识。非红色出身者，在提干时多有阻碍。在升学中，中共的内部文件已经明确规定：有关（在监收押），管（处于管制下的地富，右派，坏分子，反革命疑犯等），杀（被处决）直系亲属的学生，无论学业成绩如何，高校一律不录取。

4）学校的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老师们，特别是拥有红色背景的老师，开始用阶级观点教育学生。例如专门集合干部子弟开闭门会议，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强化他们的接班意识。

5）基本由干部子弟把持的学生团支部，优先发展干部子弟入团。对非革命出身的学生，严格要求，特别强调要与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入团。极少数高年级入党的学生党员，都据有高干家庭背景。如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孔丹，陈小鲁，宋彬彬等。

文革前夕，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小道消息，使干部子弟群体在“革命”的旗帜下逐渐聚集起来。首先是对于学校尚残存的一点“平等”，没有予以干部子弟特殊待遇不满。毛泽东在1964年一篇与毛远新关于对“资产阶级学校”不表赞同的讲话流出，北京的一批干部子弟开始集合在当时团市委刊物“中学生”杂志周围，开始呼吁 “教育革命”。当文化革命在1966年6月正式展开后，正是这一批人，最先建立了“红卫兵”“红旗”等造反组织，向学校领导发难，要求教育革命。而这个“教育革命”到底要“革”什么？零零总总，从教学方法到教育方针，最后归结于“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提法，也是文革“斗批改”的重要目标。这个革命目标到了充当文革先锋的干部子弟群体那里，就具体化为“红五类”优先—— 从在学校的地位到升学，应该占有优先地位，在原本还能保持一些“有教无类”传统的学校，要明确区分红色贵族和非红贱民。于是自然而然的把中学文革引向一副对联的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中学生斗得你死我活。回顾这段历史，中学生们只做了两件可以被历史记忆的事情。一是发明了红卫兵，以血统论组织起来的“老红卫兵”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在短短的半个月里，用皮带和皮鞋使上千名北京市民死于非命。另一件事是贯穿整个北京中学生文革的对于血统论的坚持与反抗。

原本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小将血战红八月，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干部子弟，突然发现革命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革命父母，很多“儿好汉”一夜之间变成了“狗崽子”。自1967年初，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成为革命对象，干部子弟群体的表现乏善可陈，退出文革的人潮。其中成熟者，开始政治学习和思考。特权和荣誉的丧失，使他们更坚信权力的重要。即使在落魄的年代，仍然保持着革命血统高贵的信念，自信只有他们才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是将来中国红色江山的掌权人。大多数“衙内”则沦为“顽主”，继承了他们父辈的血性与血腥，街头寻衅闹事，与贫民出身的流氓团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打得死去活来。

在文革揪斗走资派的风潮中，军队干部所受冲击最小。当文革的混乱渐近尾声时，他们的子女都选择了当时最好的出路 —— 在父母一辈的关照下，走后门入伍当兵，然后入党升官，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红色阶梯的攀登。地方干部的子女，即使一些沦为黑帮的干部的子女，也可以通过父辈老战友的关照入伍。有少数不得不插队的干部子弟，也不会对命运低头。即使对未来一片迷茫，仍然对造反派对头撂下一句狠话：二十年后见！

作家郑义（郑光召）文革期间，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由于出身和思想观点，与该校老红卫兵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插队之后。他在“招魂”一文中写道：‘在“老红卫兵”那里，“郑光召”是一个仇恨的对象。文革后，两派都被赶下乡。到山西太谷县插队落户的几百同学中，他们是少数，便聚居于一小山区公社。一日误传我从山下路过，便都呼啦啦拎起镢头，要下山痛殴“郑光召”，报仇雪恨。——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们那种旺盛的仇恨疑惑不解。虽然我的号召力足够大，但我并没有扯旗立山头，以他们为敌。虽然后来龙子龙孙也挨了打，但我从未参加武斗，甚至没有动过他们一手指头。’

今天，习近平和王岐山终于走上中国权力的顶峰，他们就是具有这样背景的一代人中的政治代表。

3）最后的红色贵族

终其一生都在为其执政地位忧心重重的毛泽东，留下的遗愿是“千秋万代”。听从过这种教导，并曾经感同身受的只有红卫兵一代。

在文革被邓二代嘎然叫止后，中国转入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主题词从“革命”和“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和“改革开放”。在强调知识和新观念的时代，从乡下返城的年近30岁的的红卫兵知青一代，发现自己一无所能，已经从整体上被时代抛弃。除了不到10% 的知青重新接受教育，跟上时代外，绝大多数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就是尽心教育下一代，完成未竟的心愿，然后作“慢慢变老的坏人”。（当今社会对这一代老人的不屑，戏称“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其中的“红二代”，在改革开放年代主要在两个领域大展身手。一个是在军队，在这个稳定的红色环境里，依仗自己的红色背景，大都能够晋升到高层。另一个领域是经商。在平民万元户还在倒服装，开小饭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与父母故旧所掌握的权力的通融中，倒卖走私品和倒卖批文了。随后在90年代开公司，2000年代搞金融和房地产，很多人进入国企央企高层，迅速进入爆富行列。吊诡的是，在那个年代里，愿意进入党务和政界的“红二代”甚少，或许是他们已经畏惧官场的凶险，或许是他们自身的衙内习气不为周围环境接受。于是在江胡的二十多年里，“红二代”的缺席，为新起的“官一代”留下巨大的空间。在江胡时代的党政高层，几乎看不到红卫兵背景“红二代”的身影。直至红卫兵一代已经老到了退休年龄，才突然集体意识到共产党的统治已是天怒民怨，江山几近变色。深藏在红二代心底的江山情节猛然苏醒，随即便把积怒发泄到江胡时代上台的庶民出身的新官僚集团身上，要“重新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红二代”对新兴官僚集团的指控是“腐败”。习王也是在反腐的旗帜下打老虎，拍苍蝇。自江胡时代以来，中国官场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是不争的事实。习皇的反腐斗争得到全社会普遍支持和赞扬，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红二代”的身上，真的既有天然的革命正统性，又具有普遍道德高尚的情操，真是一代“特殊材料制成”的吗？从80年代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到彭博新闻社披露拥有3.76亿美元家产的习近平家族，使我们无法相信这种神话。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在邓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毛皇沿袭下来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丝毫的变动。这种政治体制的腐败，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表现为整人，在经济挂帅的年代表现为贪污。在中共的集权体制下，位居高位者，不用自己伸手，下面自有人进上贡来，以换取权力的好处。

中外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腐败问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政经权力的高度集中，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没有独立的法律系统，中共的治国手法，从毛以降，早已把“共和国”的宪法变为一张废纸。阿克頓在1887年的著作就已经明确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习皇反腐时强调的是：绝不走西方三权分立的邪路。不用毛三十年否定邓三十年，也不用邓三十年否定毛三十年，即共产党执政六十年的“一贯正确性”。以习皇这种打老虎苍蝇，以保全中共统治制度的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反腐”。尤其是当今沿用“东厂”“克格勃”方式的抓贪官运动，其结果只能是打死一批养肥了的老老虎，再从这个体制里，生长起一批等着吃肉的新老虎。

自然法则永远胜过任何政治力量。无论这一批毛时代培育起来的革命接班人，再怎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毕竟已经老去，属于他们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在他们最后的一位代表习近平登台后，留给红二代的时间也只有十年功夫了。且不论习的反腐中兴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回归“红色时代”，就如广场上高唱的毛时代红歌一样，必是随着这一代人逝去的绝唱。

红色江山能够皇祚永续吗？那就让我们再看看“红三代”，其中曾经出境的薄瓜瓜（薄熙来之子），陈晓丹（陈云孙女），万宝宝（万里孙女），以及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等，已经看不出他们与当今一般富家子女有任何区别——在国外名校读书，追求的是自由富足的西方生活方式，满脑子新潮观念 ——孔东梅为了追求幸福爱情，甚至不惜多年的小三身份。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丝丝红色革命的痕迹，也没有一点点江山情节。即使习近平能够重塑红色江山，“君子之泽，三世而斩。”（都到不了原文中的“五世”！）。只有一个毛新宇，还在叨叨不休的念叨“我爷爷”。莫非红色江山的希望能够寄托在这位弱智皇孙的身上？

中国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红色大潮之后，在第三代，第四代的时代，必将奔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无论“习王中兴”成功与否，到时候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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