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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8/15/2014 11:34:21 PM

标题

内容

还原华国锋：一个真正改写历史的人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在官方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骇怪的 。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华国锋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天安门向参加庆祝大会的军民挥手致意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1949-1966）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着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着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2008年8月20日，远离权力中心的华国锋逝世。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同一年的10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北京三味书屋讲座发表演讲《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从八个方面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韩钢认为：“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本文原载三味书屋博客，“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导言由多维历史综合韩钢在《往事》、《炎黄春秋》杂志中发表的同题文章编辑而成。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我是主要研究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的。原来曾经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单位工作，刚刚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今天是以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历史教师这么一种身份跟大家做这个交流。

我今天要谈《还原华国锋》这个题目，恐怕有些先生会认为是不是因为华国锋刚去世，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我要谈华国锋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年来，大概三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1977到1978年的历史。这个研究让我感觉，我们从80年代以来，对华国锋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结论，或者是不符合史实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当然今年正好赶上华国锋去世，所以，李老师和刘老师希望我能来跟大家做个交流，我马上就想到我应该把我这些年来对于华国锋的一些研究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汇报。

当然，特别要说明，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实有很多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限制， 还有一个是档案文献的封闭。包括像华国锋这样的人物也是，别看他离我们非常近，但实际上关于他的很多历史事实，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包括我今天谈也还有很多疑问，我愿意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时把遗留的一些疑问跟大家做个汇报，也请大家来做个分析、判断，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提供更多的材料。

我今天的题目叫《还原华国锋》，副标题叫《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二个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泽东。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曾经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那么，他是1976年的4月当国务院总理，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1976年的10月6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党、军两个第一把手。然后在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然后到1982年，连中央副主席都不担任了。所以他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大概可以说是五年的时间，但是真正主政只有两年，就是从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官方从80年代以来的评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给予了他肯定的评价，这肯定的评价就是一句话：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官方给华国锋这两年的评价。这算是正面的评价了。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以及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也负有责任。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几乎所有的，从官方到民间到研究者的着述，这些年来，大体都是按照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来叙述的。我过去也相信，因为我学党史比较早，从78年一考大学就学党史，我本人从80年代以来所接受的关于华国锋的历史叙述和评价一直就是按照这个正反两面来做的。最近三四年来，我的研究让我感觉到官方的这个评价既有不足，还有背离事实，还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我就想就华国锋的一些史实来谈哪些地方不足，哪些地方背离事实，哪些地方不公道。我就还原事实，至于价值方面的判断，我认为研究历史是非常难做的。那么待会儿在我们交流问题的互动过程中，也许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粉碎“四人帮”或者叫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

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我对于史料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最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可以讲。第一，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我们过去都讲是叶剑英叶帅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其实不是。叶剑英当然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那都是个别的议论，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正式提出来的是华国锋。

具体的时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个是李先念和吴德的说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当事人，华国锋是当事人，李先念和吴德也是当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是16位。刘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没有耳闻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五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王（王洪文）、张（张春桥）、江（江青）、姚（姚文元），还有一位是吴贵贤。吴贵贤是因为华国锋感觉到她是听从“四人帮”的，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让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先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跟他们沟通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华国锋做的工作。第三，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第四，最后，定在10月6日晚上八点实施，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在怀仁堂主持的。当然，具体组织是汪东兴。

我讲的实际上都很简单，有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这四个方面能够说明，华国锋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主导者。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仅仅把华国锋说成是有功，这是淡化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逮捕“四人帮”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复出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从官方到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直到最近华国锋去世，我在网上看到还有文章这么写。我对史料的研究发现，这个史料既有档案文件，也有当事人的回忆，我发现，这是一个100%的谎话，是一个100%的背离事实的结论。

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恰好跟长期以来流行的这个说法完全相反。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大家一定会问，你有什么根据，我讲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是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最权威的回忆是吴德。吴德在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叫《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专门提供了自己的一则回忆。他说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宣布了三条，这三条分别是：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所谓堂堂正正，就是要经过中央的正式会议，比方说，中央全会，这样的形式、程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

因此，如果现在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然后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第二个算一个口述回忆者，在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登载了熊向辉的女儿熊蕾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到她的父亲熊向辉在1976年的10月底，曾经跟叶剑英元帅有一次私人谈话。在这次私人谈话里面，叶剑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央已经在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就是粉碎“四人帮”的当月。这是第二个属于口述文献的依据。第三个是我看到的文献，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这个讲话非常明确地宣布，说中央在考虑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这个事情有个过程，中央准备在正式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这是1977年3月14日，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不过半年时间。而且，就在这个讲话里面，华国锋专门说到，他说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答复为什么没有马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华国锋特别讲到，他说是因为中央有个考虑，第一，要有个转弯子的过程，第二，要考虑防止有“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利用这个做文章。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地说，华国锋在中国国内正在搞右派政变。另外，在西方，在英国、西德、法国都有舆论认为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是在搞非毛化。法中友协主席有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叫做夏尔·贝特兰，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知道，贝特兰就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认为中共现在的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中国有个芭蕾舞团到西德去访问，他们的演出剧场被欧洲的左翼分子挡上大标语，标语的题目就是：“四人帮”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代表。那么，高层考虑到海内外舆论对于中国政局有可能会发生影响，而引起政局的不稳。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考虑，邓小平的出台要缓一缓，否则就会坐实社会上以及海外关于华国锋在搞宫廷政变的流言。这是我讲的华国锋和高层的考虑，至于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宫廷政变那是另外一回事。出于这个考虑，所以高层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出来，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华国锋有意拖延邓小平复出。而事实上呢，华国锋已经在为邓小平重新复出做一系列的准备。

我讲一些历史情况，比方说，在1976年12月马上改善邓小平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经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待遇。这个很难得。因为批邓以后，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中央文件了。12月份华国锋亲自批准恢复，当然是叶剑英提议的，后来专门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叫做王守江，由他负责转送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县、团级的文件，也不是什么省、军级文件，而是中央常委能够阅读的文件。改善他的政治待遇。第二，改善他的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份，邓小平患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而且有严重的尿毒瘤。经华国锋批准，送北京301医院医治，而且是由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来做这个手术。邓小平的手术方案是华国锋亲自批准的。

而且在邓小平动手术之前，华国锋专门安排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非同一般，一个中共中央主席，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汪东兴，四个人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相当高。而我们想，要想向邓小平转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给一份文件，或者，要面呈的话，让中央办公厅派一个主任或副主任就够了。但是华国锋不是这样的。华国锋采取了高规格的，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充分说明了华国锋，当然包括叶剑英在内，高层就是要改变原来对邓小平的待遇，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

事实上，1977年的元月份，中央秀才班子在为华国锋起草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里面，华国锋已经把让邓小平复出的内容写进了这个稿子里面。1977年元月份就写进了稿子。后来是因为中央党政军干部会议推迟了，没有在元月份召开，改到3月份，所以到3月份华国锋才宣布。这个过程表明华国锋没有在任何时候要去阻挠邓小平。至于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复出，那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不是要有意地拖延。而且很快邓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届三中全会就复出了，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也说明，官方，包括学界长期以来说华国锋要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说法是不实的。这是第二个要还原的华国锋的事实。

第三个，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些年来，80年代以来，最遭到诟病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有责任，怎么评价我们另外再说。他的确讲过“两个凡是”，但事情远没有像官方做的结论这样简单，也更不像很多研究着述所说的那么简单。

我的研究让我发现，“两个凡是”，实际上一共只说过四次。第一次的确是华国锋说的，在1976年的10月26日，这一天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议讲话的过程当中，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因为他召集中央宣传口开会主要是商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揭批“四人帮”。在谈到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说了这样一句话：“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我讲的这段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我不敢说每一个字都对，但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

这次“凡是”我们只要从华国锋说话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针对揭批“四人帮”的具体问题谈的。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我前面已经讲了，海内外已经有这种议论了。所以他说毛主席点过头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讲了“八个样板戏”，某个演员不好他是讲的刘庆棠和钱浩亮。因为当时汇报当中有人说了，这“八个样板”戏现在能不能演？因为这“八个样板戏”里面有刘庆棠和孙浩亮。他说电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换个人就是了。所以这次提“凡是”完全是华国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工作策略，跟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华国锋第一次提“两个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认为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一天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的时候说的。他在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第二次讲“两个凡是”。吴德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说“两个凡是”，他说也是考虑到要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完全是遵循毛泽东的意志，而不是背离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吴德要用“两个凡是”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也跟后面讲的他要用“两个凡是”来做政治棍子毫无关系。这是第二。

第三次是1977年的2月7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后来广泛援引的是这个社论的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我刚才说的，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这次讲话。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他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意，华国锋在1977年3月讲到的这“两个凡是”跟二七社论那“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有半句是不一样的。那么好，从这次讲话以后，很快华国锋自己感觉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这是华国锋自己后来说的。后来当然是在“两个凡是”受到批判的时候说的，但是华国锋是不是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才这么说呢？不是。我注意到1977年3月份以后，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件的叙述没有再提“两个凡是”，就是华国锋，从此以后再也没提“两个凡是”。

所以我觉得“两个凡是”作为一个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经结束。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华国锋已经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当然他认为“两个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证明他对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有反思，我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有局限。但这跟他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两个凡是”是两码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两个凡是”的方针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

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后来发现，是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几件事情。几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这是一次，算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有人揭发说1978年的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正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六点指示。其中第一点指示就是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不要急忙表态。我查了很多材料，虽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来查去，大概最能说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的材料就是这两个。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材料丝毫不能说明华国锋要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相反，我认为这可能跟华国锋一贯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性格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对理论问题有很多议论，很多讨论，比方说，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当时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有牵连，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说这些问题能不能讨论，说这一讨论就很容易牵涉到毛主席。

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两次在谈话和汇报当中请华国锋对这些理论问题做表态，华国锋两次谢绝，而且华国锋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啊，不便于过早地对理论问题表态，他说理论问题啊，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这是1978年4月7日，所以，后来有人说华国锋对《红旗》杂志和海军党委的那个关于真理标准不表态的说法，我认为同他在1978年4月份的这个心态、这个性格、这样一个主张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丝毫不能证明他要通过不表态来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这是第四个问题。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找不到100%的根据。有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有这样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现在当事人披露的材料倒是让我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还真是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

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这个时候有人推荐，说希望胡绩伟回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叫做鲁英，可能有些年长的朋友知道，这个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水平极低。尤其他是跟随“四人帮”走的。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要调胡绩伟回来。胡绩伟不愿意回来，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绩伟谈话，这是胡绩伟自己披露的。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因为《人民日报》那些记者、编辑对鲁英的评价极低，认为他是草包主编辑。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是华国锋亲自谈的话。

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他的职务没有被罢免，还是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是已经不是实务，靠边站，在家里赋闲。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推荐要重新启用胡耀邦。谁谈的话呢？也是华国锋。这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自己说到的，说华国锋亲自到胡耀邦家里登门拜访，请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绝了。后来华国锋又请叶剑英来做工作，因为叶剑英与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谊，所以经过叶剑英的动员，胡耀邦答应了。紧接着，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谈话，而且明确地告诉他派他去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这也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耀邦谈话。

第三个例子是张爱萍。张爱萍也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张爱萍这件事情是他的儿子张胜在他的书中披露的。他说1977年的3月份，华国锋亲自找他父亲谈话，召见他父亲，而且华国锋跟张爱萍的谈话气氛非常好，张爱萍一去，他就讲，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张爱萍说我有什么东西在你这？华国锋就掏出张爱萍在文革当中蹲监狱的时候写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当然都是很愤怒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张爱萍一看果然是自己写的。他很奇怪，这诗怎么到你手里了？因为华国锋是1972年接替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所以很有可能是华国锋在担任公安部长的时候，什么人把张爱萍的材料汇报上去，被华国锋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说完璧归赵，你这诗写得不错，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告诉他说，中央专委决定由我来接任，中央专委全称叫做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专门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一个中央机构，是1962年11月成立的，一共15个委员。文革当中这个专委当然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文革前是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的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华国锋出任中央专委主任。当然华国锋肯定是兼任，中央专委得有个主持日常工作的人，谁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考虑由张爱萍来接替。所以华国锋就请张爱萍出任中央专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新请张爱萍出山。就在这个月，华国锋下达了张爱萍的任职命令。

这三个人都是文革当中有名的走资派，特别是胡耀邦和张爱萍，是刚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作为邓小平“四大干将”的两个人。邓小平在批邓反右运动中被认为有“四大黑干将”，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一个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的万里。这“四大黑干将”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谈话请他们出山的。据说，我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口头听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华国锋亲自谈话。所以，我没有找到华国锋阻挠、拖延恢复老干部工作的材料，倒是通过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发现，他在推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真做了不少事情。

还有冤假错案的平反。我看到的材料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内蒙古文革时期最大的冤案，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这个冤案的平反是华国锋推动的。内人党冤案的平反报告是华国锋在中央批准前自己做的修改，然后整个为内人党冤案平反的中央批语是华国锋亲自起草的。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这个会议就是华国锋主持的。这个是有文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上面，说华国锋拖延和阻挠也跟历史事实不符。这是第五个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关于引进和开放。80年代以来，官方的着述和研究者的着述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实际上，我这几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这个开放和引进与华国锋有直接关系。

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的经济急剧滑坡，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个负增长年：1967年、1968年和1976年。1976年的经济局面非常严峻：粮食、棉花都减产，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严重滑坡，所以当时的经济非常紧张，财政状况也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叫借钱搞建设。借谁的钱？当然不是借中国自己的钱，中国财政本来就紧张，就是借西方国家的钱。所以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就提出，引进国外的设备、资金和技术。

(一青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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