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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干远
11/26/2013 3:22: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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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天命---見錦濤鄉弟回績祭祖有感

最近，從網上看到胡錦濤主席退休后回安徽績溪縣龍川村老家尋根祭祖的詳細報導和照片，回憶起我們兩家父輩交往的鄉誼，和我親見錦濤父親增玉叔叔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夜不成眠，思慮再三，決記之文字，以為歷史見證，供後輩人從中更深刻地瞭解中國社會。

（一） 
事情要從我們兩家父輩的交往談起。中國皇曆把六十年作為一“甲子”，這是上個“甲子”的1947年初春，我還是一個十一歲小學六年級學生，剛隨父親調職從老家績溪轉學來南京不到一年，（父親程宗潮早年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系，抗戰前曾任南京市教育局中教科長，安徽省教育督學，抗戰時在後方一所大學任教育系教授，抗戰勝利隨國府還都到原任市府教育局任督學室主任）

我和父親當時住在白下路私立安徽中學後面的徽州同鄉會的三開間屋內。這是一座明清徽式建築平房，門窗均為木質材料，上面還有木刻的雕花。空間很大，沒有天花板，不密封。那時正是春寒天氣，室內溫度和室外差不多都是零度以下。我穿著厚實的長棉袍，腳下踏著一個安徽老家常用的火筒（是一種外面用竹編成的簍子，中間裝上鐵皮做的圓芯，放進炭火蓋上灰，可以長時間的不熄取暖)。我手中拿著一本曹禺的戲劇作品在閱讀，此時已到下午四、五點鐘，只見一個高高個子的中年人輕輕地用手推開中廳的房間，探身問道：這是宗潮先生家嗎？我起身答話，並請進客廳入座。只見來人穿一件長長的灰色棉袍，還圍著一條淡粉紅色的圍巾。他眉清目秀很帥氣。現在想起來，胡錦濤年青時照片和他父親年輕模樣十分相似。他接著就用績溪家鄉話和我交談，問宗潮哥什麼時候下班，我說爸爸要到六點左右才下班，他告訴我從蘇北來，一定要等到他，說著他還把隨身帶的包袱打開，拿出兩包用黃色草紙包好，中間貼上紅紙的兩包荼葉放在桌上。接著又問我學校的學習情況，問我母親何時來南京。（母親于半年後帶著兩個姐姐從老家遷來南京）我一一作答。

大約 二個時辰後父親回來了，他一進門就像老熟人似的叫增玉，熱情握手，互致問候，並要我叫增玉叔（績溪話“叔叔”為單音只稱“叔”），詢問家人安好。原來我父親比增玉叔大近20歲，而且過去曾和增玉的父親（即錦濤的祖父）胡炳衡有過交往，他在談話中不時談到“炳衡公”為人寬厚，善於助人。

為什麼家父與錦濤父親要以兄弟相稱，後來我才知道這涉及到我們兩家祖上的緣親關係。原來我們家祖居是績溪的仁里村，和龍川村相隔有五華里，現在都屬一個鄉—灜州鄉。我的太祖母程胡氏娘家就是龍川村，我的四姑媽從小給龍川村當童養媳，可以說有些表親關係。從兩個村族群的輩份排名來看十分的相近，龍川村的胡姓輩份排名為“朝、允、炳、增、錦”，而我們仁裏村則是“兆、書、秉、宗、幹”，其中“秉、炳，宗、增”都同聲。我父親和錦濤父親均有學名，家父稱硯含，錦濤父稱靜之，但他們的正宗名號都是按照族譜，程宗潮、胡增玉取名，而我和胡錦濤都按照家族輩份取名，屬同一輩，我可以當之無愧叫錦濤老弟。

此時已到晚餐用膳時光，父親就帶增玉叔和我一起到安徽中學附近一家績溪人開的飯店進餐。這家老闆也姓胡，和爸爸很熟，我們經常會在他家吃飯，父親叫了兩樣炒菜，兩個冷菜，還要了半斤紹興酒。父親不會喝酒，從不吃烈性酒。兩個績溪老鄉用家鄉話無拘無束，就象兄弟熱烈交談，父親有時還發出爽朗的大笑。從他們談話中我得知，原來增玉叔是個小學教師，一直從事教學工作，其泰州的茶葉店，雖掛名是老闆，但具體經營的是一位泰州親戚在做。他此次從泰州專程來找我爸爸，是想在南京尋一個小學教職。

他們龍川村的胡振華先生原在家鄉任小學校長，後通過家父的舉薦在南京江心洲小學擔任校長職務，故增玉叔也想請父親推薦來南京市區任小學教員，當時首都小學教員屬國家公教人員，月薪有六、七十塊銀元，可以養活一大家子，待遇不錯。當增玉叔和父親在談到蘇北地區的民風和當地教育狀況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認為，和績溪老家比起來，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有很大差距，不像徽州商人賺了錢就投資子女後代教育，因之鄉民的禮儀教化，誠實守信、道德民風比不上徽州人經長期儒家教化那樣的純真、質樸。加上當時已是解放戰爭淮海大戰在即，一些地方土匪武裝，乘遊擊隊出沒之機，打家劫舍，弄得人心慌恐，治安不良。由於家父和增玉叔都是老家走出來的知識份子，從他們身上，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徽州士大夫那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清高自傲，重名節而輕世俗，那樣一種傳統的精神美德。

從飯店回家後，父親立即一口氣寫了三、四封給小學校長的推薦信，並和我一起送增玉叔到不遠的白下路小火車站，乘車到下關江邊碼頭旅館，因為他第二天一早要乘汽車趕回蘇北。我們在小火車站迎著寒風匆匆向他道別。這也是我和增玉叔唯一的一次會面。以後聽說他的求職活動進展不順利，可能是他的學歷有點問題。因為當時師範學校畢業生分高師與簡師，而首都的小學教職要求較高，一定要高師（相當高中畢業），有不少人都有大專文憑，而簡師（中專四年制）的就擠不進去。

南京市一別，中國歷史也發生重大變化，不久蘇北解放，解放軍渡江南下，父親在1948年離開教育局，擔任市立師範校長，一年後又辭職回中央大學教育系任教。解放後則運動不斷，大家生死兩茫茫，但父親念念不忘鄉親故舊。1970年，文革期間，父親退休後被迫遷回老家績溪仁里居住，他仍不時向胡振華先生打聽增玉叔一家情況，聽說增玉長子錦濤已清華畢業在甘肅水利部門工作，甚感欣慰，他還说:增玉家族，乃積善之家，必有後福。那知錦濤老弟，日後竟登上中國權力之最高峰。家父1976年過世，不到二年，增玉叔也仙逝，不知兩位老人若地下有知將作何感想

（二） 
人生如夢，時光飛逝。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2000年，我從法學教學和科研單位退休來到美國，親身在一個世界上科技、文化、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生活，對比祖國存在的種種社會落後現象，心靈受到很大震憾。2003年初，正當胡錦濤當上國家主席之機，出自對祖國的一顆赤子之心，我決心給錦濤老弟寫一封信，說一點進言。為了使信能交到胡本人手中，我選擇了由當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朝轉交，根據我多年來在體制內生活的人事知識、判斷李源朝不久將上調到中央，他的團派出身背景應是胡锦涛的最佳得力人選。由於李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和我是校友，從年齡上來說我可稱他為學弟。此時李兼任省人大主任，我就托一位國內好友，其在省人大擔任廳級主管，請他親自交給李源朝。再請李通過內線直接交到胡錦濤手中。

信中，我一開始就講述我們兩家父輩的世交，而我自己也曾是十五歲就為毛澤東打江山拼過命的“老兵”，抱著憂國憂民的心情將自己來美國二年多的深切感受，向錦濤老弟進言，希望他做一個開明國君，清史留名，為子孫造福。我在信中講述自己來美後所見所聞，深深感到毛澤東執政中國二十多年，他的個人專制，閉關自守，對國家體制、人民思想都造成極大危害。政治制度的缺失帶來文化、科技的差距，以及人民道德水準的下降，和美國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再不能以階級鬥爭的有色眼鏡去看美國這個國家。美國立國之初，一批資產階級知識精英，傳承了人類先進文明思想，建立了以權力制約為核心的政治體制，並在歷史發展中不斷的改革和完善。雖然這個國家並不盡善盡美，存在很多社會問題，有不少是歷史遺留的包袱，種族問題，槍支問題等等。但總體來說，她仍然在民主政治的運作層面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因為提倡仁愛的思想，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包容和理性的社會道德，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決不是美國所獨有，應該是全球各國所共用。中國一百年來的民主革命，都在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文化表現），可惜找錯老師，在左傾思潮的大浪中，連自己固有的“以民為本”、“仁愛”傳統的儒家思想美德，也一股腦棄之垃圾，改革開放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政改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而今全民瘋狂追求物質，在一切向錢看的利益趨使下，文化、科技、教育體制都出現畸形發展現象。如果國人對此沒有清醒認識，如果不深入政治改革，中國將會出現歷史的大災難。

我在信中理性地對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制度性障礙，給胡帶來的巨大的困境作了客觀的分析，中國在“六四”後出現的經濟調整發展，而政改停滯和倒退，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大量吞吸改革開放的巨大紅利，形成以貪腐治國為潛方針的代替過去的威權統治模式，牢牢控制著黨、政、軍各個方面的前朝後制。如果沒有“背水一戰”的勇氣，很難突破這樣的困局。出路何在，我在信中說到，胡適先生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經為中國人民指明一條光明大道，那就是實行“憲政民主”，胡適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具先進思想的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的思想仍然對中國人民具有現實意義。我提到，中國人民應該誠心誠意地放下愚昧和偏見，虛心地向美國人學習。

我在談到自己感受後，也理性分析胡執政所面臨的種種不利因素。我說“高處不勝寒”，中國面臨最大危局是一個以技術官僚為代表的特權利益集團正在精明地利用制度的缺陷瘋狂地吞奪改革帶來的紅利。貧富懸殊加劇，社會矛盾無法緩解，人民的不滿如星火燎原，没有義無反顧的大無畏勇氣是很難衝破“前朝後制”的羅網。即便能“濁流自清”，也只能保殘守缺。

出路何在？同是我們績溪走出的世界名人胡適先生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就給中國人指明了答案，他說“主義是不能入憲的”不要被主義牽著鼻子走是至理名言。歷史實踐證明走憲政民主改革的法治之路，才是強國的光明之路。錦濤弟登上大位，這也許是上天給有深厚積攢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徽州人以展示其才能的歷史舞臺，但“成事在天，謀事在人”。結果如何，只有歷史才會作出回答。送出這封信，我沒有收到回應，但我可以肯定，李源朝先生一定是看到了，至於綿濤老弟能否閱讀，我就不得而知，我在信中還用玩笑的口氣說，一個學弟，一位鄉弟，作為代表平民百姓的老兄，祈求上天能讓你們在建設一個真正民主、平等、富強的中國事業中，清史留名。

（三） 
“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彈指之間，我已去家離國十餘年，而錦濤老弟也從中國這個政治大舞臺上，從最高主持人到謝幕的過客。歲月無情，多少輝煌？多少精彩？多少悲情？又留下多少遺恨？什麼馬克思主義工程，什麼科學發展觀，什麼“三個代表”，都將成為後人的政治笑話，如浮雲飄散。恐怕幾十年後，在百科全書的詞典中都很難找到。而真正讓胡錦濤老弟為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就是他最後謝幕的悲情裸退，這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君王理性讓權的首創者，為中國君王權力的制度性更替打下了基礎。國家元首制，通過選舉有秩序地更替，本身就是國家實行憲政民主的重要前提，胡老弟義無反顧，勇敢地邁出這一步，這行為的本身就是對反憲政民主的“毛左”吹鼓手们狠狠的一記耳光。為什麼對胡錦濤這種開歷史先河的創舉，中國媒體卻一片沉默，禁若寒蟬，則可見他們的是一群成不了氣候的侏儒小丑。俗話說“一打口號不及一個行動”，國人理應為此事大書特書，因為“一國之君”以身體力行，率先為實行憲政民主做榜樣，應該是清史留名的。

綜觀胡錦濤執政十年，是他人生事業走上最高峰的十年，當然對整個中國來講，一方面是經濟繁榮發展，一方面是天災人禍連绵不斷，社會矛盾趨向深化和尖銳的十年，用所謂黃金十年來評價，實在是文過飾非。對胡在十年間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種種表現，國人都有目共睹。績溪人有句俗話叫“十年媳婦熬成婆”，成婆的條件也受限於自然淘汰，大觀園的賈母耳聰目明，再能幹的王熙鳳也不能全當家，“忍”與寬容都體現績溪人的堅忍、頑強和做人的美德。

中國人習慣于以“成敗論英雄”，這種“皇權史觀”往往根據当權者的需要來歪曲歷史的真相，而真實的歷史都是歷代正直的士大夫們用血和淚寫成的，司馬遷就是最好的典範。

史記告訴後人，真實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看他的出身、家庭背景，成長道路，也就是瞭解歷史，才能深知現實，進而推斷其未來。胡錦濤先生在政治舞臺謝幕表現，決非一時衝動之舉，而是和他成長環境所受父母文化理念薰陶有很大關係。這也是為什麼一些西方所謂中國通們，由於對中國文化知識的淺薄，對中國問題只能是霧裏看花。 
績溪縣自宋、明以來就是儒家禮教最為深化的地區。徽商曾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創造過光輝業績。而徽商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培養了一批從科舉入仕的士大夫知識份子，明朝的胡忠憲，胡富都是官至“尚書”的胡錦濤的先祖。從近百年歷史來看，胡適和胡錦濤應該說都是績溪载入中國歷史，必須書寫的代表人物。這兩胡并不是胡姓同一脈（績溪胡氏家族有四個支脈），兩人成長也是在完全不同的中國歷史時代。

胡適是中國近代啟蒙的偉大思想家，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屬世界名人。不管毛澤東如何對其貶低，他的歷史地位隨著歷史的推移，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卻越來越彰顯其不朽的光輝，現在中國文化界有人稱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而胡錦濤雖然權力地位高過胡適，但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僅僅是為共產黨政權持守的一個過渡性領袖。綜觀其成長過程，可以說，他是在共產黨教育、塑造出的最標準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他循規蹈矩，一言一行都洋溢著党文化的代表形象，有時到了讓人感到機械、刻板的程度。他這次返績溪祭祖，遇到家鄉父老，甚至不知如何和人寒暄，而問村書記，你們村有多少黨員？好象時刻沒有忘記党總書記的身份。全程就是一個大首長下鄉視察表演。看到他的這些表情真讓鄉親父老內心湧現出莫名的哀歎。反之综观回顧胡適返鄉，他一身布衣，為了和鄉民親密交談，他自己不吸煙，卻特意買兩包煙帶在身上，見年長者噓寒問暖，送煙敬荼，談的都要是孩子上學，年景收成，絲毫沒有一點大學者的架子，處處顯現人性的光輝。我不知道中國的父母親是否都願意把自己孩子按照“接班人”標準培養成黨的“馴服工具”的模式化的高官，還是讓孩子成為多一點人性、親情、鄉情的普通人。

鄧小平在談“六四”教訓時曾說“教育出了問題”，我不知道他講的教育是指黨的階級鬥爭教育不夠，還是人性的道德倫理教育不夠。胡錦濤先生在最後退位時的表現，恰恰是宣告“接班人教育”的失敗，而使他作出這一明智抉擇的卻是其父輩幼年時所接受的績溪文化人的士大夫精神。這種教育來源於徽州文化中千年儒家禮教的不朽。像我父親和錦濤父親都是從徽州走出的知識份子，他們從小受到士大夫教育的薰陶，也就是做人要誠實、正直、守信，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孔子講過：“五十而知天命，所謂天命者畏天敬天，而不作逆天之作為也”，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去私心而養正氣。這和毛澤東那種戰天鬥地的逆天而為的罪惡人生觀是完全相反的（家父在逝世前幾年還奮筆直書，寫了十多萬字“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一書）。“天命觀”對為政者來講是最起碼的人生觀，否則，治國者只知有“權”和“錢”，不知什麼叫“天道民心”，將成為危害國家民族的歷史罪人。

知“天命”並不是件易事，孔子說人要到五十歲有了豐富的歷史閱歷，才能領悟其中真諦。而有些人心術不正，致死都不知“天命”。毛澤東自以為可以主宰一切，“人定勝天”，一旦執掌政權後就胡作非為，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大危害，但他內心卻十分懼怕受到“天命”譴責，他怕歷史的審判，這叫最後的審判。就是他到老年，內心的恐懼已經到了變態程度，故時刻不忘批“孔”，他把任何反對者都和“孔子”連在一起。林彪出事後，他大搞批林批孔，這反映出他內心十分懼怕孔夫子用“天命”這一招來向他“索命”。

現在，中國政局出現亂象，其根源恰恰是一些掌權者不知“天命”，自以為聰明，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當前，一些毛“左”憤青和海內外自由派的“左”傾人士，他們內心都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逆天命”毒素的吸收者，這些人狂妄自大，以為自己是人民救星，揮舞著革命的大棒，口號震天響，誰要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就把你打成“敵對分子”、“漢奸”、“賣國賊”。

事實上，憲政民主所標示的人民主權思想和孔孟所講的民本主義都屬於人類的普世價值。那些批判西方普世價值的文人，連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他們還把國外孔子學院搞成販賣馬列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的私貨，真是丟人丟到國外去了。

世界歷史已經進入一個大變革的轉折時期，對現在當權的一代來講，應該拋棄意識形態的思想束縛，認清世界的大趨勢，“前朝之鑒，不可不察”。歷史是無情的，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作為一個績溪同鄉，世交，帶著對父輩情誼的懷念，以悲欣交集之情，目睹錦濤老弟返績情景，有點遺憾，有些感傷，也有些贊許，內心的感慨真是難以自表。謹以幾句小詩，作為此文的結束。

衣錦還歸日，鄉親落寞時。天命人難違，清濁史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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