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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8/9/2006 1:13: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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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文革的处置术--变造历史和禁止研究 (在洛杉矶文革40周年演讲会上的发言)
来源： 时间：8/8/2006 5:41:34 PM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它利用被其滴水不漏地控制着的宣传机器变造历史，制造了许多以维护、巩固其政权为目的的谎言。由于戈培尔效应的存在，谎言有时会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以至谎言能虚幻成真实。从最近的事实来看，共产党已经通过它强大的宣传机器把一个民间气功团体抹黑为诱导修练者自焚的邪教。这一抹黑已在中国国内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稍远一些，共产党把八九民运抹黑为反革命暴乱。这一抹黑也甚有效果，以至有当今的大学生责问当年的大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发动暴乱，烧毁军车、打死解放军？如果把目光再投远些，还可知共产党扯了个弥天大谎。那就是日本侵华时，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全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奋战得来。至于近年来共产党默许有的学者出来对那谎言作部分修正，其缘由来自共产党对两岸政治牌局的考量而已。其中充满着耍弄权术的心机，并无匡正历史的诚意。

检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编造的谎言连续剧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仍上演不衰的是对文化革命的评判。

共产党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这个定论表面来看当然没错。但问题是这灾难是谁造成的？谁是这些灾难的主要承受者？造成这些灾难的人有没有受到惩罚和谴责？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民众对灾难的反抗？对这些问号，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变造历史，二是禁止研究。

共产党在空洞地说了句文革是场民族大灾难后，把灾难的承受者说成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和文化界名人。民众所承受的万倍于此的灾难被抹去。继而，共产党说文革中的一切灾难都是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造成的。至于具体怎样造成的，那就不必去细谈了。毛泽东虽有责任，那只是错误发动了这场政治运动而已。

作为大灾难罪魁祸首的毛泽东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带过，是因为共产党担心对毛泽东的彻底批判会导致“非毛化”；会导致对共产党政权的批判和否定。

把灾难祸水推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是为了使众多的在文革中镇压屠杀民众的共产党官僚和军头逃脱社会公理的审判和谴责。

否定文革中有民众正义的反抗斗争，是为了不让这种斗争有再生的渊源和土壤。

然而，若要实现这些目的，最重要的是对文革说词要掌握火候、点到为止。在变造历史把文革表述为一场大疯狂、大动乱，并把所有罪孽都扣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后，就立即叫停，不允许再深究下去。以至文革四十年了，中国官方优渥地供养着那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历史研究者却没有拿出一部文革史来。

金春明、王年一等很能体会“圣上”心思，他们以个人行为写了适合当局需要的文革简史，其中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进程和重要的内容。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此行仍不受当局的鼓励，因为在当局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根本免谈文革。

如果现实问题仅仅是共产党当局对文革的这种处置，那并不足为虑。问题的严重性是共产党的歪曲、抹黑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以至许多人都听信了共产党当局对文化革命极为简单化的歪曲陈述和评判。文化革命将会以一段完全被扭曲了的历史留给国家、民族的后代；许许多多文革中大镇压、大屠杀的直接决策者、指挥者都将逃脱正义的审判，甚至还以好人的面目载入史册；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运动则被彻底妖魔化，并被镇妖石压入十八层地狱。

为匡正历史、留下一部真实的文革史给后代；为伸张社会正义、惩罚谴责灾难的制造者、褒扬正义的反抗者；为取得当今民众斗争的借鉴，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冲破共产党编织的思想罗网，去深刻地研究文革、评判文革。

四十个春秋过去。当年二十岁的小青年已届花甲。当年三十岁的大青年更是年届古稀。按中国男子的平均年龄这已近寿命的临界线。事实上，许多文革时期的青年人、中年人都已陆续故去。时不我待，再不抓紧，那就只能是留下一些文字纸片，让以后没有具体经历感受的人们只从故纸堆里去考证、研究文革了。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文革的经历者囿于个人感觉的局限性、观点的取向性、个人权益的所在性，而导致未必能客观、全面地评判一个规模庞杂的社会运动。我们姑且对这一评估的正确性暂不作判定，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一部客观陈述事实的文革史都没有，那叫后世之人如何去研究、评判文革呢？就依靠那些杂乱无章的油印物、印刷品吗？我们理应起码要作的是留下一部真实的文革史给后世。

早在1971年恐怖的岁月里，笔者就开始暗中收集整理资料，着手撰写文革史。至1972年基本写成。但是，那部十三万字的篇幅，只是对全国三年文革进程作了个粗略的勾勒。一部可称为全国文革三年史的，恐怕起码要十倍于它的篇幅才可名以符实。而且，由于文革运动的走势、局势以省为单位。一省之内走势、局势大致相同。省与省之间有明显差别甚至很大差别。故全国文革史的修编又要以省级文革史作基础。现在，只有类似笔者这样的少数民间人士力所有限地撰写了未必有资格称之为文革史的著述，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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