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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全
8/9/2006 1:08: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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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面评价人民文革的几点商榷 (刘国凯在洛杉矶文革40周年演讲会上的发言)
来源： 时间：8/8/2006 5:48:12 PM   对“文革反抗”--人民文革应作何评价？正面评价者不必赘述，只讲反对者，即对人民文革作负面评价者。

负面评价之一：“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意义”。这种观点还有另一个语言表述是：“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

商榷：照这种“没有意义论”的逻辑，在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的情况下，应该连贪官都不要去反了。否则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官僚不反体制”，这不明显是荒谬的吗？笔者认为，能把贪官和皇帝一起反掉固然最好。但若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贪官、保皇帝--这正是当年文革保皇派所为--要好得多。

负面评价之二：“文革造反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无正义”

商榷：文革期间官方、军方对民众的政治迫害有几次高潮。以1967年2、3月的那一次为例，各地军方突然把一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许多群众。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打死无武装的三百多名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1967年4月，毛泽东通过红旗杂志社论等宣传机器表达了他对这场镇压的批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被镇压的民众应不应该利用毛的这一态度(注意，这仅仅是态度。毛并没有严厉指责军方，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要军方认错) 去要求军方释放被逮捕的民众？应不应该要求军方承认前阶段镇压的错误，并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如果认为这是靠了毛的恩准才能进行而无正义性，那么要问，什么是正义？难道军方的镇压屠杀是正义性的？

要求军方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至于它是靠了毛泽东在政治清洗牌局中打民意牌才能进行，那是它的机智和勇气，是值得赞许和借鉴的。岂可坐失这个机会让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在监狱里继续遭到折磨！当然，如果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斗争的智慧，也会不懂得把握这个机会去反政治迫害的。

宣扬“造反派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无正义”，从深层上去探究，是转了个弯为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张目效力。

负面评价之三：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

商榷：这是政治短视和政治表视。毛是所有共产党官僚的首领。打击共产党官僚也就打击了毛的统治机器、打击了毛体制的基础。说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这无疑是极为荒谬的把共产党官僚放到与毛泽东对立的地位。

不妨看看史实。1969年3月九大上，毛的清洗对象都被逐出了权力圈，毛的地位似乎巩固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政治连续剧不是速食快餐，必须经过一定的发酵过程，效果才会显露出来。毛林反目、毛泽东骤老、欲除掉周又嘎然而止，想交权给江张集团却迫不得己让邓复出，尔后再肃整邓，方寸大乱，最后只能在病榻上哀叹“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毛的地位巩固了什么？毛神圣光环的暗淡，不正始于文革造反运动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

文革前，反对一个小单位里的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会遭到严厉的惩处。文革后，反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党的书记不再是反党、反革命，这是共产党统治链条不得不松弛的表现。而这一松弛的得来，全靠人民文革的冲击。这一松弛也直接体现为毛统治基础的松动。

负面评价之四：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

商榷：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1989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好官，这首先是误以为文革前共产党里真有这样的好官。接着是凭空臆想造反群众会甑别出这样的好官再特别加以冲击。

负面评价之五：文革造反“打砸抢”。

商榷：文革造反的“打砸枪”主要是发生在1966年底的“批资反线”时期。那时毛已否决了刘少奇、邓小平搞的第二次反右，指示在前阶段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应予一律销毁。但是许多地区、许多单位的领导仍幻想着以后还可以去“秋后算帐”，故都设法转移这些档案材料。这个情况被造反派获知后，就冲击“保卫科”等机要部门，打烂保险柜，抢出黑材料。事态的发展还使有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乘机去冲击机要部门，抢出一些秘密文件来看。文革时期得以暴露许多共产党的内幕，盖源于此。故此共产党对此切齿痛恨。但是，这种“打砸抢”不是打烂、砸烂得好，和枪得有理吗？别忘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造反的人们也是大搞此类“打砸抢”的。共产党秘密警察部门(各单位保卫科均属此体系) 的黑档案制度是最阴森、最可恨的。

负面评价之六：文革造反派是“四人帮”的走狗。

商榷：对此，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有段相关文字，兹转录与此：

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却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的！……毫无疑问，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追诉的“时效性”。在中共1982年起诉他们1966-1967年的造反行为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3-14年，其实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追诉的“时效性”。而这些学生造反派领袖其实从1968年起便被毛抛弃，自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长期处于被监禁状态。他们根本没有也无法和7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的“四人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

从宋先生上面这段文字可知，那些学生领袖尚且如此，一般的造反派群众就更与“四人帮”八杆子都打不着了。说造反派是“四人帮”的走狗纯粹是复旧的老官僚集团为了涂污文革期间的民众反抗运动而泼给它的污水。

负面评价之七：所谓人民文革的反抗都失败了，有什么意义？

商榷：岂可只以成败论事！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失败了，它们都没有意义吗？

负面评价之八：人民文革层次很低，只是报复共产党干部而已，根本不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

商榷：人民文革的层次当然有限。笔者从来没有高估它，从来没有说它可以建立民主政治。笔者只是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和给予它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已。人民文革中虽有报复共产党干部平时欺压群众的成分，但那也远非是它的全部内容。

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不能脱离它的时空。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在那个政治迷信极度泛滥的年代，能敢于站出来反抗就很不容易。事实上那些勇于反抗的人都在1968年8月之后受到无休无止的清算报复。直到1986年，文革二十年了，共产党还在“清理三种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共产党有了最新的敌人，才把精力转向了。然而直至现时文革造反的突出人物大多去世，少数在世的也一把年纪的今天，共产党都仍然没有放松对在世者的监控。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电子计算器，四十年前的人们使用的是手摇机械计算器。我们现在比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嘲笑他们吗？我们在那时就使用了电子计算器吗？

那些指责人民文革格调低下，仍然在共产党思想框架内，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无异于是指责四十年前的人们为什么不使用电子计算器，而去使用手摇机械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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