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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亭芳
5/18/2012 2:00: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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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者 无 敌 登文兄:你好!代向洛杉矶的朋友们问好。 谢谢你的来信,著文公开作答,坦诚自我所思。左道、右道、中道、邪道,留待他人鉴赏。 祝安康! 王亭芳 2012年5月18日 仁 者 无 敌 王亭芳 《孟子·梁惠王下篇》中写道:“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梁惠王对孟子说:“魏国曾一度在天下称强,这是老先生您知道的。可是到了我这时候,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都死掉了;西边丧失了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又受楚国的侮辱。我为这些事感到非常羞耻,希望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我应该怎么做才行呢?” 孟子答曰:“只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以此称王。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身强力壮的人抽出时间修养孝顺、尊敬、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长,出门尊敬长辈.这样就是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 “因为那些秦国、楚国的执政者剥夺了他们老百姓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够深耕细作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儿女东离西散。他们使老百姓陷入深渊之中,大王去征伐他们,有谁来抵抗您呢? 这是孟子的“仁“。 春秋时期,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作战。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泓水,企图进攻宋军。有人见楚人正在半渡之间,建议宋襄公趁机给他们个迎头痛击。宋襄公却说:“不行!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这样做会有损于仁义。”不多时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开始摆阵势。有人又提议趁他们队伍不齐时便冲过去攻垮他们。宋襄公却又说:“君子不乘人之危,等对方排好队伍再进攻吧。”结果楚军一摆好了阵势,随即向宋军发起袭击,宋国军队被杀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逃回国都后第二年就死了。 宋襄公的“仁”,被后人耻笑为“宋襄之仁”。 仁者“无敌“亦”有“敌“。而最大的”敌“是战胜自己。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承受住分裂的挑战,走出恩怨情仇的沼泽,跨出”最后的半步,“远远比”报仇雪恨“意义更大。 刘国凯言不由衷,失信于社民党,令社民党一蹶不振,是不争的事实。其“理由“我已经在前文章阐述过,社民党应该引以为戒。 死了张屠夫固然不会吃带毛的肉,如果没有了猪,恐怕连带毛的肉也没有了。 走出恩怨情仇的沼泽,跨出”最后的半步,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依照党章筹备召开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振兴中国社会民主党才是正确的选择。 -------------------------------------------------------------------------------- 国凯: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由于你的来信涉及社民党的党章,所以特著文公开作答,望你以史为鉴,为社民党再做贡献。 祝安康! 王亭芳 2012-5-17 从袁世凯称帝的“理由”谈起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次日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当日,他发表简短演说道:“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袁世凯以“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为由,废除共和,复辟帝制,方能安国利民。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他认为:一、“民智未开”,需要“皇帝”。近百年前中国之生产力是落后的,社会生活状况也是“原始”的,老百姓要“安定”种田、“稳定”过日子,没有皇帝是不行的。二、政党开禁,议而不决。民国成立了,国民议会有上百个“政党”吵吵嚷嚷办不成事。老百姓看不懂,民众心中很烦。 帝制派代表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他杜撰了两个论据来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是:中国人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世凯,才能换得宪法。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北洋将领冯国璋进京后,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喜用权术,有很高的表演才能,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意。 梁启超、冯国璋并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梁启超于1915年4月去信袁世凯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奸、雄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袁世凯不听劝阻,信心满满堂而皇之“称帝”。呜呼,聪明一世哗的一声轰然倒下,“洪宪皇帝”仅仅83天,一命呜呼遗臭万年! 刘国凯诚恳的来信,令人重新回味起近百年前袁世凯、冯国璋间的对谈。 亭芳:你好! 我这次奔走其实是在为社民党长远的国际空间开拓多犁几行田,并非不想走下“圣坛”。2006,2007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有点成绩,但后来转向致力于国内代表出来开三大。结果是一头扎进去两年多,计划没有实现,国际空间的开拓也延宕了,两头失塌。2011年秋才着手重新操办此事。国际空间开拓绝非轻易。譬如英国工党(世界第一大实践型党)办事谨慎到极点。“审查”极为严格。如果换了人,这“审查”就有可能变成“无期”了。我是请了“第一个吃梨子的人”--瑞典社民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作有力介绍推荐才通过“审查”的。这就是我暂没有走完那99步半最后半步的原因。快了,再犁一行田,就把犁柄交给其他人。田犁好了,现成的,谁继续都方便。这是我的心愿。 问好! 国凯 5.14 中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章法的政治团体,其章法虽然不能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但毕竟是社民党全体同仁的行为规范。袁世凯以种种理由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刘国凯这些时期的行为举止,实质上废止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党章权威。 “如果换了人,这“审查”就有可能变成“无期”了“快了,再犁一行田,就把犁柄交给其他人。”舍我其谁的霸道不言而喻。老布施绝不会对美国人民说”等我打完了伊拉克再选举;马英九也不敢对台湾人民说“等我统一了中国大陆才换届;普京再霸道也还要总统、总理换着当。国法岂容儿戏? 不是“理由”的“理由”显然瞒不过天,过不了海。心愿比天大,大不过党纪国法。公鸡不叫,太阳照样会从东边升起! 放弃那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吧!放下了,也就得到了。 承诺大于命,诚信大于天 王 亭 芳 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处分决定,兑现了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出的承诺。 “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礼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对于从政者来说,取信于民是从政之本,政府守信,赏罚分明,人民才能信赖政府,遵纪守法。对于政府而言,祸莫大于无信。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西晋大臣、文学家傅玄在其著作《傅子·义信》中,援引了两个历史典故说明这一道理。其一是昏君周幽王为了取悦宠妃褒姒,以烽火戏弄诸侯,失信于诸侯而亡国。其二是春秋时期,齐襄公令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时正值瓜熟,答应他们明年瓜熟时由他人接替。结果,齐襄公失信,二人以此为借口作乱,并弑齐襄公。傅玄就此作出结论:“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 “重庆模式“始于薄熙来,亡于薄熙来。其亡因莫过于”诚信“。失”兄弟诚信“于王立军;失“君、臣诚信”于党核心;失去“臣、民诚信”于重庆的黎民百姓。 “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友和,君臣之间观其忠愚,乡党之间观其信诚。”人无信而不立,党无信必衰,国无信必亡。失去了诚信也就失去了一切。 不可否认,“诚信“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危机。忠、孝、仁、义之邦的文明古国,陷入了物欲横流,价值观支离破碎,道德没有底线的困惑。社会学者们称这个时代为“一个相害的时代”。一些政府官员白天信誓旦旦地宣示对腐败斗争到底的决心,夜晚却沉醉在灯红酒绿的腐败世界里,公权力成为他们攀比权贵的砝码,人民的血汗可以毫无忌惮地在他们手中的抛洒;白衣天使们会因为患者交不起手术费,而在手术中途缝上已经打开的胸腔;素有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们,家了塞满了“望子成龙”家长们的重托,大把大把地收取补习费,在这些“工程师”的心里,责任必须由金钱引路;黑心商人为了谋取最高的利益,假货充市,地沟油、添加剂、有毒奶粉、假药……令消费者饱受其苦。权力是护身符,金钱的通行证,损人者心安理得,被害人投诉无门。 走入中国大陆的城市,无处不见比商业广告还要大幅的政治口号,那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呀!徒托空言,不能兑现的政治口号,无异于政治欺骗。取信于民则昌,失信于民则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处处可以找到证明这一铁律的佐证。 诚信是立人之本,诚信是齐家之道,诚信是交友之基,诚信是为政之宝,诚信是经商之魂,诚信是心灵良药。 弘扬礼仪之邦的古国文明,须以恢复诚信在先。而恢复诚信,则以恢复执政诚信为首。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承诺“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它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2011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温家宝总理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温家宝总理还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执政党的承诺,政府的承诺,岂能儿戏。如果,其承诺不是赶时髦的徒托空言,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磐石就可以挪动。“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 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为执政党提供了恢复执政诚信的契机,也为恢复社会诚信树立了样板。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国全社会都能怀抱着一颗诚信之心,中国就一定可以走出“相害”的阴霾,就一定可以迎来一个真正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谐、博爱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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