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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尚可 3/30/2012 7:48:09 AM 标题 内容 服务社会 推动文明—天华文化首脑观 天华文化集团 国际中功总会 万事万物在宇宙中生生不已，它们组成和演化了宇宙阴阳物质世界的全部。能量作为物质生命的存在和存在基础，以维层区别和划分着量级的高低，万事万物及其能量全部囊括在宇宙维层之中。人类生命是宇宙无限生命形态中的一种，人类能量是宇宙能量中的一部分。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有限，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特定的维层；无限，是因为它在宇宙之中。人类能量同其他维层的能量一样，会对相近、相邻的维层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人类能量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表现、分布和存在的呢？首脑，就是人类能量表现、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 一、首脑的定义和渊源 在人类社会中，唯一不能缺少和缺乏的就是首脑（首领）。首脑（首领）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担负着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重任，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那么，首脑是什么？ 天华文化认为：相对于同一生命物种的一个群体或一个部分而言，处于高能量位置且握有重要重大权力的，都可称之为首脑。在古代中国，人们称之为首领、将领、王或皇帝，而在现代管理学中则称之为首脑。不过，现代的首脑概念已被推而广之到各单位、企业、团体、组织的领导层，而并非单指政治领袖，它表现为个体或者群体。不过，本文所论述的首脑对象是以中国古代称谓的帝王——政治领袖为例、为主。 无论是哪一种生命，位置和权力都是首脑的明确标志。这二者就是高能量不同的表现、作用和装置。那么，首脑的高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天华文化认为，首脑的高能量有三个来源：一是从高维层来；二是从其所在的群体而来；三是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能量。它们如同人类生命的组成（天魂、人魂、地魂）一样，高维类似于天魂，群体类似于地魂，首脑本身类似于人魂。 高维层是指宇宙多维时空高于人类的生命体，即人们平时说的神仙佛道或上帝天使等，因其存在的意义除了指导、带动人类之外还指导、带动其他的维层生命，所以它们可以脱离人而存在；而人则不能够也无法脱离高维层的能量独立存在；群体的能量是指首脑所带领、管理的民众及其所在地域集中、聚集的能量群；本身能量则是指首脑本身的个体能量。 那么，为什么高维层的能量能够赋予、贯通给首脑？为什么群体的能量能够集中到首脑的身上呢？其中有三个原因： 1、宇宙是有序的。 由天华哲学位序律而知，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呈有序化排列 的。 2、能量本身具有聚集、跨维层、选择与流动等性质。 由《天华阴性物质概论》而知，高维层能量具有分散性、指导性、加持性、贯通性，低维层能量具有聚集性、服从性、提升性。 3、能量之间的频谱频率相近。 由天华生物仪器说而知，这是使以上性质发生作用的基础条件。 这样，高低能量之间就可以进行双向交流，能够互动，所谓“神交”或者说是赋予和集中就是这样完成的。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神仙佛道或上帝天使的能量来源也类似于首脑能量的三种组成。过去只讲 “君权神授”，现在又只讲“君权民授”，其实君权既有神授也有民授。它们是个能量配比问题。君权不同的能量配比既决定了首脑的性质，也决定了社会的模式（后面章节中有专门论述，现不赘述）。 首脑是复合的。无可否认，能够坐上高能量位置的人，其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基础能量，但是人与人相比，人魂、地魂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而天魂之间存在的差别就可谓天壤之别。这个天魂的能量就是与首脑位置的能量相匹配、吻合的能量。也可以说，首脑并不完全是权力的本身，他们大多时候只是一个载体；是一座被借用的房子；是被高能量贯通下来的一个通道；是能量的表现装置。他们是被赋予了权力，仿佛时刻表现着权力与位置，但其实他并不是那个权力和位置本身，拿掉他们的权力和位置，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就如手指指月一般，首脑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非真正的月亮。 可以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首脑，他是人类社会中量级最高能量最强的能量团之一。以中国的政治首脑为例，在夏商周之前，首脑（当时是被称为首领）的素质要求是德和能，当时地域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随着游牧的结束，地域概念逐渐清晰和扩大了起来，遂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居住人群。为了管理的稳定，首领的选举制成为了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制。国，一个由群体组成的外在化象征和形象物、一个民众的组合体，也由全体国人的公产逐渐被人们混淆成为一族一姓一党的私业。 二、首脑的产生和分类 首脑是一个群体或组织中最强、最大的能量团。那么，首脑是如何产生的呢？ 天华文化认为：从普遍性来讲，是宇宙规律和物质能量的性质决定和导致了首脑的产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天华哲学阴阳根本律指出，阴阳物质的区别在于：即阳性物质是实存在，呈显性征状，用肉眼或借助仪器可以看到，占有空间；阴性物质是虚存在，呈隐性征状，借助仪器都看不到，充满空间，但不占有空间。 能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存在，它是阴性物质表现形式之一，能量的性质即是阴性物质的部分性质。正是低能量自然具有聚集的性质与低能量天然服从高能量的宇宙规律决定和导致了首脑的产生与形成；从特殊性来讲，首脑的产生也是阴阳物质的一种因果运动。 从《天华哲学因果律》中因果的概念和定义来看，因，是能量的聚集；果，是能量的释放；首脑，是来释放、分散能量的，说明以前聚集了，现在才来释放，所以是一种因果。 人只是能量的载体，阳性物质的载体性恰恰决定了这一点。当群体的能量以阳性物体的个体表现时，也就是低能量的服从性、聚集性形成或表现为高能量时，即是以一代万；其集中性是以首脑来表达和表现。可见，首脑的产生或形成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着群体和能量输送渠道共同出现的。但是，首脑产生的方式根据能量的高低也是不同的，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较低能量的聚集性产生，表现为世袭或抢夺而来；二是较高能量的分散性产生，政治方面表现为民主选举；企业方面表现为平等竞争。 全面说来，不仅仅是首脑，人人都是能量的载体，都是能量和能量集中的表达。人人都具有能量，又都聚集能量，只不过是集中的多与少而已。正是其聚集多少的差别与悬殊决定、区别出了首脑与民众。也就是说，是能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决定了首脑的类别、等级以及首脑管理社会的方式。如果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首脑的类别也是不同的。 如果按行业来划分，可分为： 1、文化（宗教）首脑； 2、政治首脑； 3、经济首脑； 4、军事首脑。 如果按层次分，首脑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1、人魂首脑（以人魂为主的首脑，简称）：属于家族性的，比如族长、家族企业老板，聚集的就是人魂；立足人魂，可以修身齐家。 2、地魂首脑（以地魂为主的首脑，简称）：属于区域性的，比如区域性组织、企业领导，国家首脑等，都是地魂首脑，他们聚集的就是地魂；提高地魂，表现为治国。 3、天魂首脑（以天魂为主的首脑，简称）：属于文化性的，比如文化大师、宗教领袖，聚集的就是天魂；强化天魂，即是平天下。 如果按形式分，首脑的类别又可分为两种：1、民主；2、专制； 在按层次和形式的划分中，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即人魂首脑、地魂首脑都是专制型首脑；天魂首脑是民主型首脑； 天魂首脑的特征和表现是：个体能够代表群体，首脑以团队来表现，这时普遍性与个体性是统一的，群体与个体也是统一的；能量越高、越往上，分散性越大，这种状态不需要从下面集中能量，相反会呈现出分散的状态，表现为民主；地魂首脑的特征和表现正好与之相反，即个体不能或不完全代表群体，首脑是以个体或几个人来表现，普遍性与个体性无法统一，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首脑能量越低、越往下，工作中所需要和存在的技巧性即权术、权谋越高，为什么？先天自然所具有的能量已不够使用和消耗，需要增加些后天人为的技巧用以补充。越是能量不够，就越依赖于个人魅力，聚集性也就都表现在个体者（首脑）身上，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能量越低，越是需要从下汲取能量，通过技巧、方法实现最大程度的集中，然后再分散下去。表现为更集中的独裁和专制。权谋，在过去政治中作为一种主要的成分，它实际是专制社会的一种顽疾，所谓成也权谋，败亦权谋。首脑能量越低，才表现为权力、政治；首脑能量越高，其技巧性（即权术）越低，无为性越强；到了民主社会的状态，权谋就已经很淡了，即使是有，也是阳谋而不再是阴谋。因不需要技巧，真是可谓随心所欲。能量越高，越偏重于文化型首脑，方向把握了，政治反而淡化了。文化与政治表现在首脑身上时，可以分开，也可合为一体，谓之政教合一。古代中国的首脑是集于一身的。到了天魂社会，文化与政治应该是分离的，集于一身终究有所弊端。首脑的能量越大，相对越集中，个人（首脑）只是代言人，其表现为团体性越强，权力越有限，这就是所谓的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首脑的能量越小，因过分集中，个人（首脑）就表现为个体性，越是有无限权力。在这种情况再谈怎样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已经很乏力。当首脑的能量低到一定程度时，只能是被淘汰。淘汰分为主动与被动。要么是主动的进行自上而下的带动，这通常被称为以官方为主进行的改革或改良；要么是被动的自下而上的推翻，这通常被称为以底层暴力为主的改朝换代。 首脑能量的三个来源决定了首脑的各种能力，包括决策能力、组织能力、文字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识人用人能力等。其本身的能量表现为素质，首脑的基本素质是克己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每一类首脑的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过，从首脑的生命组成看，无非就是，人魂首脑以感情礼义为主，地魂首脑以诚信智慧（权谋）为主，天魂首脑以信仰道德为主。 各种类型的首脑除了和个体承载的能量的高低有一定关系外，还和整个社会的能量（即社会状态）具有很密切的关联。而社会状态则是由能量及其不同的存在方式所致。由于整体的社会能量是首脑能量的一个来源部分，所以社会状态也影响和决定了首脑的类型。不过这种影响和决定是有阶段性的。譬如开国的首脑往往可以也能够决定社会状态，即英雄创造历史；但是随着首脑能量的慢慢消耗、衰减后，后继的首脑和社会状态之间就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决定；再后来，则是社会状态决定国家首脑，即人民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看出，首脑和社会状态相互影响的主导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三、八种社会模式 在首脑的整体能量组成中，其三种能量（高维层、所在群体、本身）的不同配比不仅决定了首脑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其所在的社会之状态和模式的不同。首脑的能量组成其实就是代表和浓缩了一个社会整体的能量组成，就如一个人的能量有三种来源一样：一是来自于高维层，它作用于社会表现为信仰、道德与文化，类似于天魂（以下简称之为天）；二是来自于社会群体，它作用于社会表现为人权（包含主权），类似于地魂（以下简称之为地）；三是来自于国家首脑，它作用于社会表现为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类似于人魂（以下简称之为人）。这三种不同的能量在社会整体中存在的不同比例，决定和反映了社会不同的结构、状态，也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模式。 一：天 地 人 这种社会状态是高维层的能量足够多，足够大，表现为信仰坚定、深沉或是多元，有通行的价值观作为主流思潮，共同遵从的社会道德保障社会的稳定，文化多元；民众普遍觉悟很高，群体的能量高于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民众的人权能得以充分保障。首脑是国家的代表，首脑是个位置，而不是其本身；他的权力是有限的。天华文化称此种能量配比的社会状态为无为政治。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理想的构架和状态。它完全符合宇宙的原始态有序结构。这种社会在神人杂居时代曾经出现过，禅宗丛林制度鼎盛时期一些禅院也达到过这种状态。 二：天 人 地 这种社会状态是高维层的能量足够多，足够大，表现为信仰坚定、深沉或是多元，有通行的价值观作为主流思潮，共同遵从的社会道德保障社会的稳定，文化多元；而民众普遍觉悟不高，群体的能量要低于首脑和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的能量；首脑的意志表现在社会管理中，当然，首脑的意志是遵从信仰的，他有很高的觉悟，他主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潮。以人权不能全部充分得到保障，天华文化称此种能量配比的社会状态为圣人政治。这种社会状态也称为贤明独裁，往往适合于事业的开创时期，比如周武王、唐太宗等。 三：地 天 人 这种社会状态是民众普遍有了一定的觉悟，群体能量足够多、足够大，是社会整体能量的主流，排在首位，表现为人权能够较大程度得到保障。由于文化过分多元化，故高维层的能量次之，但是依然有信仰、道德和通行的价值观遵循；首脑个人或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的能量最小，排在第三。天华文化称此种社会状态是强势民主。 比如当今英美等国就是这种状态。 四：地 人 天 这种社会状态是民众的能量足够多，排在社会的首位，是整体能量的主流；首脑个人或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的能量次之；信仰、道德和文化的能量降至最后；天华文化称此种社会状态是弱势民主。这种社会是人们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忽视道德信仰从而导致社会退化的必然表现，往往处于民主和专制的边缘，一旦有强人掌权就会倒退回专制，比如当今的菲律宾、巴西等国。 五：人 天 地 此种是首脑个人或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的能量，在社会的整体能量中所占比例最大；表现为首脑的意志在管理社会，天魂能量第二，即社会中依然有信仰、道德和文化供民众遵循；民众能量的比例在整体中占得最小，排在第三位，人权不能全部得以保障；天华文化称这种社会状态为明君专制。比如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 六：人 地 天 此种仍然是首脑个人或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的能量，在社会的整体能量中所占比例最大，表现为首脑的意志左右和影响社会管理；而民众能量所占的比例第二，社会中几乎没有信仰、道德和通行的价值观供民众遵循；天华文化称其种社会状态为昏君专制。这种社会是首脑无法提供正确信仰从而导致社会弱化的必然表现，一旦有重大天灾人祸，国家就会混乱甚至解体，比如明末崇祯时期、当今的古巴等国。 七：人 地 这种社会的整体能量中，已经缺少了高维层的来源。就是社会上已没有了信仰，人们的思想行为业已冲破底线。首脑个人或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的能量，已上升到第一，民众的人权已经无从保障，这种状态首脑个人或以首脑为代表的部分利益集团会出现无限制的权力，政府已无信用可言，公权力最大程度的被破坏。其已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天华文化称此种社会为暴君专制；秦始皇、希特勒、毛泽东都是这样。 八：地 人 这种社会状态同上，在整体能量中也是缺少了高维层能量的来源。社会上同样没有了信仰，道德。虽然民众的能量居于第一，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道德和信仰的社会来说，其结果是仍然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天华文化称此种社会为暴民民主。比如雅典城邦后期。 在社会能量的三种来源中，其因不同的能量配比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大致就是以上八种类型。它们是由整体能量从高到低的依次消减而产生。当然，它们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中间态和转化态，不过时间都是很短暂的。 四、首脑的性质与作用 首脑的实质是高能量，所以首脑会具有能量的一些性质。比如，聚集性与分散性；有限性与无限性（指权力的大小）；个体性与团体性；流动性与接续性（更替性）；人性与神性；局限性（指历史的阶段性）与非局限性；可变性与不变性等。 首脑的性质也决定和体现出了他们的作用。如，首脑的能量来源中，高维层能量的赋予是阶段性的，并非是永久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首脑及其代表的政治是天道与人道的贯通方式。而任何事物的能量都是有限的，这也是任何一位首脑的历史局限性（有限性）所在，也是他们的历史作用（无限性）所在；这同时也是人性与神性的体现。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首脑都具有保护、管理、指导、带动民众的职能和作用。因为是低能量的服从性、聚集性和物质的因果所导致。所以，首脑无论是对于自身还是对于民众，都是来完成因果、提高能量的（见《天华文化人生观》）。可见，首脑这个位置是普度众生的一种形式。他（她）们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只不过因果相对要大的多。因为从能量的角度讲，民众也是首脑的一部分，首脑是相对于民众来说的，民众（低能量）的聚集性必须（必然）以首脑（高能量）为中心，首脑的大部分能量都来自于这里。而民众的能量并非天然就集中于一处，这要通过首脑的努力——利他，才能达成。利他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戴；为民做主，就聚集民众能量；利他就融合、后而合一，以达到完成自身因果、提高自身和整个社会能量的目的。反过来说，也只有提高、带动社会和民众的能量，首脑才会完成自身因果、提高自身的能量。所以，首脑必须从最底层做起，为民众考虑。以利他的方式来进行、完成能量的集中。或是解决、提高民众的生存、安全；或是建立、提高社会的道德、信仰；如果撇下了他们、漠视了对全社会的责任只顾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就不能也无法完成民众整体能量的提高，由此反而欠了民众的许多。这严重影响和压抑了首脑自身能量的提高、降低了生命的维层，也就无法完成能量集中和社会的有序化管理。 首脑在任何的社会状态中都具有实现有序化的作用，当然实现有序、实现管理，就得从上往下实现能量的贯通，如果没有能量集中的前提是做不到的。在不同的社会状态里首脑实现有序化的方式（即政治体制）也是不同的。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 （一）、当社会整体能量足够多时，在保证社会有序的前提下，能量主要往下分散、分配，以服务为主，集中为辅，这是典型的服务型政府。 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全体生命的组成者——人魂、地魂、天魂，其所有能量的阴性性质都通过阳性综合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就是人权。它包括人魂需要的保护和感情；地魂需要的集中及权力；天魂需要的信仰树立等。其中，地魂之作用尤其重要：因地域空间的占有性可以实现、加强对人魂的保护与对天魂的树立；二则可以通过对人魂、天魂的保护、树立来提高自身。这种对地域、空间的占有性即是主权，或者称其为地权更适于实质。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人权让渡出来交给首脑进行公共管理用来维护让渡权利的主体。亦属于社会整体能量的一部分。服务型政府使得人权得以充分保障。平等、自由、和平、多元等高能量性质会以社会为载体呈现的非常明显。天华文化称此种社会为天魂社会。 （二）、当社会整体能量不足时，在保证社会有序的前提下，往下分配、分散的少，上（首脑）下（民众）能量差别巨大。以集中、专制为主，分散为辅，是典型的强制性、管理型政府。 这种状态下，其地域性的空间束缚依然很重。由于地域的限制，人权的基本内容（生命、财产、居住、迁徙、择业、创业、经营、订约、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等等自由）受损，绝大部分人的人权不能保障。地魂的独大与张扬对人魂和天魂不再是最初意义上的保护与树立，而是对人魂的剥夺、侵害和对天魂的压抑、排斥，其自身也因此而降低。此种社会状态下的首脑就成为了少数或极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垄断、集中、专制、单一、封闭、保守等低能量性质会以社会为载体呈现，愚民、压制和恐怖统治成为实现和保障社会有序的手段。天华文化称此种社会为地魂社会。 尽管所有的人都羡慕首脑的得意与风光，但是少有人知道首脑都是时时会陷入孤独寂寞之中。并且位置越高、权力越大的首脑，这种孤独寂寞感就越强烈也越明显——这是其人性和神性之间也就是自身的高低能量（天魂、人魂）差异的表现，也是阴阳无法弥合的一种体现。首脑的高低能量的差异越大，阴阳分裂的越大，他与常人高低能量相差越大，内在的孤独感就越明显。面对这种能量差异造成的孤独，最好的调配格局是内圣外王，为什么？内圣外王的内在的宽广、博大、超凡和外在的视野、范围相匹配，可以整齐合一，最大程度的削弱人性、彰显神性，使人性和神性之间得到有效的调配和统一。当然，减小这种孤独、寂寞感的最好方法，就是“克己奉公、鞠躬尽瘁”；尽量的不给时间放大人性——人性中的自私自利。这也是为什么要把首脑关进笼子里的原因。 因为首脑具有双重性，他既有人性——感情，又有神性——道义，所以只有达到无我，才能跳出历史局限性，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要设法形成“世间没有永不犯错的政治家，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有其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这样的共识。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首脑具有上下贯通和实现有序的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中，因能量结构的不同，社会有序的表现也各有不同。 五、首脑与相关事物的关系 首脑不是孤立的，他（她）与构成社会的许多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如，高维、低维、民众、下属、国家、政府、政体等。其中有的关联是固定的，和社会状态没有关系；有的关联因社会状态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以政治首脑为例来说： 1、首脑与高维生命、低维生命的关系 首脑与高维生命（无论正邪）之间的关系：天华哲学的《位序规律》决定了其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专制社会，首脑都是高维生命的一个代表，一个载体，首脑都是借助高维生命的指导力和影响力来修正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但是对于高维生命的正邪（如佛与魔）要进行正确选择，在选择之后，首脑对高维生命的指导应是遵从、举一反三、变通、与时俱进。但是又不要以高维来自居，就像洪秀全，最后把自己都神化了。 首脑与低维生命之间应该是包容、关心、帮助、提高的关系；这是一个完成因果的过程；无论对于高维层还是低维层，首脑即使在领悟天命之后，遵循着天命去做，它也是一个修的渠道和过程，只不过是正确使用权力而已，不能掺杂着以权谋私，以权谋私就失去或偏离了本意；首脑和高维生命、低维生命也可以简约为天地人，三者之间更确切和实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关系。 2、首脑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在诸多的因素中，首脑和民众是社会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根据阴阳根本律，阴阳互根，首脑和民众是一对阴阳，双方谁也离不开谁。首先根据天华哲学《平等律》，二者之间是平等的。这一点在民主社会较为明显。无论是国家总统，还是搬运工、清洁工，大家只是分工和机会的不同，所谓“人权平等，位序有别”，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虽然表面上由于多种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并且其已经通过报酬形式（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然而，首脑与民众之间的平等关系在专制社会却被阶级、等级制度所压抑、扭曲和湮没。 首脑的一部分能量来自民众，所以要首脑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做好民众的代表。邓公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就是这种实质。从天道角度讲，首脑既要引导民众，从民的角度讲，又要服务于民众，所以要充分发挥好这两大作用。在民主社会中，控制和管理表现得就淡一些；而在专制社会，首脑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就表现得很强烈，而且能量越低，其表现出的垄断性就越激烈。 首脑和民众的关系既是能量关系，也是因果关系。当二者的能量差别大时，民众只能期待明君；能量差别小时，民众则可以防止昏君，监督明君、制止暴君。 三、首脑与下属的关系 首脑与下属（指直接下属）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甚至说因其对应性是较为特殊的。天华哲学的《位序规律》决定了他们首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和首脑与高维生命的关系有相似之处，下属既要服从又要及时提出建议；《阴阳根本律》决定了二者是一个阴阳共同体，是一个双向选择、双向适应的关系，双方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天华哲学平等律》决定了其二者人格的平等关系，要互相尊重。 1、首脑和政体的关系 政体是保障和实现社会有序化的方式；在现代社会管理中，首脑是政体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一个链条。政治首脑仅仅靠自己约束自己是不够的，要被约束，权力要分散。这样的政体（政治体制）体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在决策（立法）、执行（执法）、监督（司法）的基础加上宗教文化和媒体。这样就把握了制衡：三权之立法属木—仁，司法属金—义，行政属火—礼，媒体网络（民意）属土—信，文化宗教属水—智，形成了五行制衡关系。这体现和顺应了宇宙的规律，即体现出了五行生克制化律。 三权（立法、司法、行政）鼎立的政治体制中，首脑（指政治）与其他行业首脑（如政治首脑、文化首脑、经济首脑或军事首脑）等之间都是平等的、相互制约的五行关系。其最合理最稳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主流。 过去，政治是皇家的事、党的事、官的事、内部的事，民众存在着参与不参与或者说能不能参与进去的问题；现在，政治是全民的事，是广义的政治，也可以说无所谓内外，因为过去民众被排斥在外面，现在都在政治的里面，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管你参与不参与，怎么参与，都在政治的里面，也都有这个权利。现在的政治已经不是狭义的管理，而是一种以民为本、以官为辅的广义政治。首脑只是个代表而已。政体和首脑们一样，完全是服务型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全民监督的体制。 2、首脑和国家的关系 专制社会中，政治驾驭文化和经济。首脑是国家的主子，是国家的主宰。首脑决定主权，主权大于人权，民众人权得不到保障。此时是家之国或党之国。 民主社会中，首脑是国家的代表，和下属、民众之间是平等基础上的位序有别。民众决定主权，人权大于主权，民众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此之谓民之国。 六、首脑必须制约 任何层次的首脑必须被监督，对权力一定要有制约。为什么对首脑的权力实行制约？这是由天华哲学的《五行生克制化律》决定的。因为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首脑是五行事物的一部分，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链条，其必须受到制约。如果无限放大首脑权力，就违背了《五行生克制化律》，事物间就不存在制衡了。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也一定导致腐败。就如当代中国，为了反腐，中国高官被砍下的脑袋已创下了世界之最，但是腐败不但没有被遏制，而且还在蔓延，就是因为党权至上。 首脑是三种能量的组合，存在着高低能量的巨大差异，其神性与人性同在。倘若人性不受约束，过分张扬欲望，恶的一面很容易爆发出来。首脑的高低能量差别越大，就越应该加以约束。因为一个权力位置越高的首脑，他的能量足够高，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辐射面都特别大，所以一旦放大了人性时，所做出的恶就是大恶。比如中国执政者的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就导致少生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他们的一句话或一个决策，就能影响和左右数以千万计或者是数亿人的生命、命运。而且不仅是对人、还会对其他维层的生命造成影响。他们的一句话或一个决策，就能把多少山劈开？多少水流截断？文革时期的毛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武则天在隆冬时节要求所有的花一夜之间都必须开放，都表明了首脑对其他维层生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大因果也直接导致了首脑本身生命层次的升降。所以，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讲，首脑的位置就是一种高层次修炼的法门。 那么，怎么制约？制约的方式是什么呢？首先把监督机制建立起来。监督制约仅仅靠内部是远远不够的，试想，一个下属怎样去监督领导呢？根本就不可能。在内部只有靠高一级的监督机构；在外部，就靠广泛自由的社会监督（民众、媒体）和独立的社会监督机构（司法系统）来共同完成。这样形成和健全一种监督机制，形成一种民众、媒体、司法及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管理、审计等良性循环；加之内部的监督。监督制约仅靠高一级不行、仅靠内部也不行，只有这样上下左右，才能把老虎关在笼子里，从而完成对首脑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七、文化对首脑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是高维能量的表现形式之一。首脑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及其对高能量文化的接受程度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存在的形态与结构。 世上本无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文化也是传承而来。张宏宝先生说：“从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发展来看，其取得“大成就者”的创始人们，自身只肩负了天道的使命，而不肩负王道的使命，这就注定了这些文化只能顺应王道的要求。” 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都是顺应王道要求的文化——如佛家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它们都倡导清心寡欲、安贫乐道，视财色名利为身外之物，以追求这些为辱。它们不提倡张扬，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都是对张扬的奉劝和畏惧。它们要么不问世事出家修行、要么与世无争远离红尘退隐山林修道……这些充满内敛、清静和自保的特性是顺应地魂社会的专制王道环境而产生的，其文化带有相应历史阶段的胎记和烙印。无论哪家哪派文化都会受那个地魂阶段的局限，是不能也无可超越的。站在全维的高度看，他们只代表了当时社会环境局限下的一个方面，这些着重于内求修炼而缺少社会职能的阶段性的要求和思想因符合和有利于当时的统治，所以被统治者大肆倡导，被欣赏和渲染的几乎停滞，定格成唯一可奉的真理文化而加以流传和遵循。以至于真正的修士们都没有能力突破，反而因墨守成规的遵循而积淀成疾，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清官、明君”等传统的士大夫情结，成为了当今阻挡、排斥人权的理由，更成为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一大纠结。由于这些文化的积淀，中国至今仍然缺乏平等、人权观念。想要社会文明，却又排斥人权，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纠结。但是没有人权平等，谈清正廉洁就是空话。正是因为过去曾经长期漠视、压抑和排斥被中国人称谓的“财色名利”和“欲望”的人权，所以，才让现今的中国人没有人权。这也是因果的巡回。 现在的价值观虽然是金钱利益至上，但是人们在骨子里对于情、商还都是贬斥的，在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还是普遍缺乏平等、契约精神。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特有的士大夫情结里，明君、清官依然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反贪官但是不反皇帝，并且把希望都寄托到皇帝身上。这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因佛道文化的熏染和盛行，历来成佛成仙的思想比较重。正因为成佛成仙的维层太高了，并且前人总结出的宗派和阶段性（如，佛家的大乘、小乘，唯识、中观、禅宗、显宗、密宗等；佛，菩萨，罗汉等）让后学者感到极其复杂，一般人无法达到，所以就渐渐望而却步了。又舍不得放下，于是乎就什么都信，信天、信地、信祖宗、信万物、信灶王爷、信龙王……，综合为天地君亲师，一般的中国家庭都是这样供奉，但是什么也信不坚定，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混杂的、浅显的。而且流传越久，信仰越浅，甚至形象和名称都混淆了。因为高的达不到了，所以退而求其次，干脆迷信一个活生生的人，让他来管理生死，大家一起让他来奴役。在信仰浅显、不坚定的情况下，往往以帝王（首脑）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满足人的精神向往的最大化。其实“王”就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仰，它是对神信仰的外在化，把对神、仙、佛的信仰转移到了“王”身上。 而西方就不一样。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为了适应大众，都很简洁、简单，就是上天堂，大概给人指个去处。所以上帝信仰坚定，对王的崇拜就轻一些、淡一些，加之商业发达，较早建立契约观念，由此逐步形成社会生活的平等观念。然而正是因为只是大概给人指个去处，所以位置有限，不会很高，这样反而让人觉得能够到达。 而古代中国人在心里已把君王奉为神，已把“神”投射到“帝王”身上，参与了专制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帝王情结的来由，也是忠君的原由。林语堂先生曾调侃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动物几乎不可能。” 东方文化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注重的是人的神性，即天魂、地魂的成分多一些，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制度约束方面也就有所欠缺；而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人有原罪”，注重的是人的人性，即地魂、人魂的成分多一些，强调有罪而来，必须用制度加以约束，少了道德的约束。究竟二者哪一个正确呢？在天华文化看来，无论是偏重人性或神性的，他们都对。更确切一点儿说，应是“人之初，性善恶”。首脑是人性与神性共存的，之所以把他关进笼子里，就是为了让他最大程度的发挥神性、压抑人性；最大程度的发挥位置的作用；最大程度的减小我执所造成的低级欲望的损害。 八、中国的百年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热土上，帝王和文化已经把专制熬炼成了一种自然和惯性，或者称其为规律更合适。无论谁当权，好像是只能被专制复制。辛亥革命百年以来，袁世凯为什么要当皇帝？孙中山为什么搞二次革命？搞北伐？不就是无法冲出这个规律吗？如果袁不当这个皇帝，中国的历史将重新改写。本来随着清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造成以往改朝换代大流血的局面，而是取得了近乎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和平过渡之后，因为权力分配的问题，群雄起来形成了军阀割据。实际上在袁世凯之后，无论是曹锟还是黎元洪，也都在引导着国家往前走。但是孙中山也不想与别人分享权力，在南方又搞军队、又搞北伐、又搞二次革命。本来是在和平过渡以后，再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分配，结果又重复老路——又用暴力来进行权力的制衡，以暴力分配权力。这个过程正处在世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世界正逐步形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结果，中国逐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以后，专制又以共产主义、以法西斯达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它虽不像过去皇帝的世袭制，但是共产主义专制比皇帝专制更疯狂、更极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专制的能量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无论是袁世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专制能量的一种再现。 而这百年的时间也正是以不同的方式不断消减这种专制能量的集中性、打破这个集中规律的过程。 从晚清以后，天魂能量一直没有得到补充。中国也一直试图从世界文明潮流中引进新的能量，不断地做着探索性的改变。这个过程的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号，是在无意间尝试引进新能量。结果他的统治反而走向了绝对专制；因为他只引进了人家的皮毛——形式。引进新的能量，是要靠内外环境支持的。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民主态势也只是引进了形式；蒋介石有一定民主思想，但是他一直面临着战争，又是要改变军阀割据的格局，又得剿匪（共产党），紧接着又是抗日，又是解放战争，被赶到台湾后还一直想反攻大陆。这种外部环境时时面临着战争或危险的军事需要和军事状态，使蒋介石根本无法摆脱专制环境的束缚。因军事的特点特别强调集中，专制性表现的很强，所谓军令如山倒。从过程来看，洪秀全、孙中山也好，蒋介石、毛泽东也好，都在试图引进新能量，但是种种原因，不管是国民党面临的那些战事，还是共产党处在的苏联框架中（和苏联一样，处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的冷战中），这种军事的要求，让他们一直没有逃出专制。 另外，毛泽东们引进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本身就不成熟，它仍然是一种暴力文化和专制文化，或者说，是专制文化的翻版。这种内外环境的限制只能是先引进了形式——表面上也有人民代表大会，也有政协等，都是党内循环，一党专制。然而正是这种引进的形式，反而成为了一种变相的、更加极端的专制，即现在的党天下比过去的家天下更为极端。为什么这样讲呢？过去的皇家是依靠官员专制，是比较松散的。或者是依靠皇子皇孙，靠分封、靠血统，那都是有限的；现在党专制靠的是党统，而且党员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的皇家。本来以暴力取得的成功就最容易形成专制，暴力就是强调集中，它是以消灭对方为前提，不容纳对方。苏联的肃反、中国的镇反、反右、文革，都是最终要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不允许对方的存在，这是极端专制的体现。完全暴力的行为就决定了专制，这是垄断性最极端的形式。所以说，共产主义是专制文化的另外一种变种。这种专制在20世纪中叶达到最后的疯狂。1949年以来，对于一些“异端”人士开始是杀掉，后来是关押，再后来监视居住，经过不断的冲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应该说环境宽松了些，专制的能量就这么多，只能维持一时，但这仍然体现出集中性和垄断性。从这个角度讲，马列和纳粹没有区别，都是法西斯（法西斯即绝对专制、垄断、统一）的一种表现。 所以，这百年的努力和探索，由于种种原因都只是借用了壳子，真正的实质——能量没引进来。但是，即使引进来的仅是形式，这些形式也在逐步瓦解过去专制的集中性。虽然说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对内容也有反作用力。在引进的形式里，我们看到人大在健全法制、政协在提高监督力度、党内选举开始萌芽。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蒋公、毛皇帝还是邓公，都在为引入新的高能量而忙碌。例如，邓小平，让他一下子把西方文化引进过来，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他采取了先搞经济市场化，经济的自由实质上同样瓦解了政治的基础。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实际上已经引进了更高的能量！经济的自由化必然要推动政治的民主化。 在这百年的过程中，无论是蒋介石信仰的基督教，还是共产党信仰的共产主义，不都是引进的吗？共产主义，天华文化将其定义为极端宗教的变种，就像西方中世纪黑暗（宗教裁判所）一样，实则它是一种准宗教。因共产主义的能量低，不足以维持长久的社会有序，所以，它所代表的朝代必定是短寿的，除非改弦易辙。 百年的时间里，同样是作为匆匆过客的专制帝王或首脑，都没有逃脱专制的能量束缚，这同样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不过，在专制的能量不断的被各种形式消耗殆尽的时候，首脑们完全有能力、有能量脱颖而出，不再步前人之后尘! 九、中国现状 首脑的能量高于民众，所以把握平衡的机会会更多地掌握或倾向于首脑的手里。虽然说现在中国的首脑权力已经被分散，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原来的七个常委到现在的九个常委，但是首脑还是有相当决定权的。把握时机或者说是把握平衡的机会还是会掌握在首脑的手中。首脑和民众的阴阳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即俗话说的改朝换代，这就是魏征进谏唐太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如果能够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就不转化；例如民众能量在提高后，首脑及时补充提高能量，这就把握了阴阳的平衡。如果不能够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就会发生阴阳转化；其中转化的方式又分为主动和被动。 在中国大陆的现行政治体制下，许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个巨大的红色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也绑架了全体民众。本初政治意义上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已被倒置成为“党为重，社稷次之，民更次之”，整个社会状态都倒置了。 表面上看，专制的思想似乎来自于统治集团的上层，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它和首脑能量的来源一样，也来自于社会底层。不能都归结到首脑，每一个人都要审视和反思自己专制的意识、习气。如，在家里对待老人、孩子、亲戚、朋友的不平等的思想和做法；在饭店吃饭认为花了钱就是大爷；在单位独断专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讨好上级，藐视下级。先考虑自己，后考虑别人；或是看不起比自己低的人，不从心里尊重别人……专制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所有人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大众就是制度。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其中都有你我的一份贡献。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要想改变社会首先改变自己。 从我做起，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是领导还是公务员，不要再成为专制、暴力的帮凶。就如德国统一后，法官对原守卫柏林墙枪杀平民的东德士兵的审判所言：枪完全可以抬高一点儿，既履行了职责又维护了良心。 应该说，任何体制下都是有矛盾的，但是矛盾是可以承受的，而现在的矛盾状况几乎是无法承受的。或者说，没有大手笔，是无法调和的。它们大致可归结为： 1、贫富矛盾 2、城乡矛盾 3、官民矛盾 4、地方、中央的矛盾 5、失业、就业的矛盾 6、民族的矛盾 7、东西部的矛盾 8、东西方的矛盾 9、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 在如今诸多的矛盾中，东西方的矛盾、民族的矛盾、东西部的矛盾，这些相对都是小问题。眼下的重点是：贫富、城乡、官民、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带来诸如暴力、偷盗抢劫、自杀、绑架、群体事件等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矛盾如果不解决，无论哪一种扩大或蔓延下去，社会都足以被摧毁，最后国家只能走向崩溃。 一、贫富矛盾 解决贫富的矛盾，首先应该减少大家的非正常巨大开支。现在的一个普通家庭，几乎就被教育、医疗和住房压垮。国家应该投资教育、医疗和住房，减少贫富差距。教育方面已推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但是还远远不够；医疗上国家应对医院多投入；对于住房，国家应强控房价。但是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手里就没钱了，怎么养活史上最大量的公务员？还得乱收费，百姓就更反对，就更加剧了政府与民众（官民）的矛盾。这样，就需要中央向地方的倾斜——多给地方留钱。本来现在中央、地方就在博弈，这样，地方权力就更大了，所以，矛盾重重。现在地方欠债是十多万个亿，都是卖地财政。它不这样滚动，很难维持下去。这也涉及到了城乡矛盾。 二、城乡矛盾 要解决城乡矛盾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城市平民受不了，就要给城市平民提高工资；但是提高城市平民工资中小企业受不了，就得降低中小企业的赋税；但是降低中小企业赋税，中央和地方政府受不了（财政收入减少），逼得就要乱收费；乱收费就有民怨，加剧官民之间的矛盾。 所以说，现在的诸多矛盾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现在中国的重点已经不是国际矛盾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什么南海争端，都不是主要的事儿。这都可以晚点儿解决。他们要采石油就让他们先采点，反正挣了钱民众也得不到。中国采了油，油价还是照样涨。现在能够保持稳定已经很不简单了。发展不重要，为什么各地方忙着拆迁？它们是在通过卖地挣钱。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个利益问题。无论什么东西，不挣钱了，就没人整了。就像有人搞煤矿，挖煤每年死掉好几千人，但因为利益驱使，照样还是这么多人搞。 现在如果要力挽狂澜，可能还得像满清最后一样，加强中央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资金大量流失，就得强制性大杀腐败。因为国家把钱投入了，放进去了，都让贪官给贪了，到不了民众的手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民主，某些方面还要更加强制。 第一，提高中央权威，加大反贪力度； 第二，加强民众监督，民众的舆论跟上；包括1、媒体开放，涉及或解禁一些政治敏感的关键词、人物和事件等；如六.四、赵紫阳、法轮功等；2、社会团体逐步开放。 现在是中间层（官吏）太膨胀了，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都是如此。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焦点，贫富的差距就聚焦在官吏这一层，重要的矛盾都集中在这里，卡在这里。既然这样，就得两头（中央和民众）去约束，只靠中央是约束不住的。也就是目前只能通过两头把中间层关在笼子里。在提高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社会团体的放开其一可以使民间组织的力量逐步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民众的制约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完成对官吏的制约，反贪才能成功。否则的话，下面的地方政府官吏会把中央集权化解掉，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两头（中央与民众）才能对中间层（官吏）形成制约。其二，给了底层一个沟通、舒缓的渠道。这样，底层的人就有了说话和表达利益的地方，使下面的能量有了回转的可能。否则都封闭了，许多能量没有疏通的地方，社会上的极端行为、暴力事件就会增多，就会加剧社会的动荡。所以，与其说再给地方增大权力，还不如把权利给民众，然后约束中间层。因为地方权力越大，中央越控制不了，最后结果还是分裂。但是民众约束中间层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中央也不保。为什么？因为底层的民众一旦逐步觉醒了，权利提高了，他们不但要改变地方政府，对中央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党中央很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一次蜕变。即使是这种结果，其实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因为最起码这个国家还是统一的，民族还不至于分裂；而共产党经历的蜕变只不过是对自身的一次提高和升华。与其被推翻和淘汰，还不如让人民重新选择。就像当年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那样，最起码共产党还有机会，否则崩溃的话，连个机会都没有。 规律确是如此，任何一种事物（包括一个政党）完成了它阶段性的使命之后，如果不进行升华和改变，以适应新的历史阶段性，就会被淘汰。蒋经国的开放党禁不是使国民党衰败，而是挽救了本来已在衰败的国民党。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转为真正依靠民心、立党为公的政党，从而更健康地生存下去。所以，中国现在不是走不走民主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向民主。不走，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这条路中间要有个过渡，即中央加强权力，民众加强监督。只有这样渐变，这样走，国家才能平稳，乃至以后振兴、富强和崛起。 否则突变的结果就是生灵涂炭。 百年来，中国这块故土的能量始终是处于下降的状态。无论是天魂、地魂还是人魂都在降低，在下降的过程中，大家得承受经济减速下滑、收入降低、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等，当然这也是一种大趋势所在。能量降低的结果只有两个：分裂和注入新能量。分的现象已经表现过了，如台湾分出去了；西藏的藏南分出去了；外蒙被苏联给分出去了；南海正在被侵占和瓜分。现在，因为基层民众的能量有限，要想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的继续实现有序，除非在上面（高维）增加新能量。如果没有更高能量的介入，就只能表现集中，没法表现出分散，所以这时必须要有更高能量的介入才行。实际上，地魂人魂的降低也是一种能量的消散，如果它们不降低，社会的专制状态就还可以维持。如中国明末的崇祯皇帝，一日问阁臣：“近来诸臣奏本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宰辅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听了这个答复，左右匿笑，崇祯默然。 这则不足百字的记载，虽极简略，却无异告诉后人：明亡前夕，朝廷法纪日益废弛，诸臣处理政务，在人际关系上常以情面为重。这是典型的地魂能量减低导致人魂主事、人魂能量减低直至衰亡的案例。 现在，中国大陆的能量已经衰退，社会能量已经降到底了，文化（天地君亲师）已经垮塌，专制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能再维持了。这也正是新能量注入的最佳时机和条件。新的能量从哪里来？只能是从高维层而来。怎么进入呢？如果现在社会的能量足够用，新能量也无法进来。只有在能量已经无法维持的时候，新的能量才可以适时地进入。那么，新的能量是什么？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的初级社会主义尝试（1949-2009）的后三十年，中国传统的能量与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能量，这两种能量必然结合，结合后必然形成一种统一的能量，产生新的文化！新的文明！ 十、中国大趋势 国家首脑尤其是世界上的大国首脑是其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强、最大的能量团，首脑的决策不仅决定着本国的未来与走向，更会对全球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正如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始，往往都依赖一种新文化的注入才有生命力一样，共产党这一朝用了马列。虽然过去不曾昌盛，但是现在已经只是个空壳——谁都不信它，但是表面上都还说它。就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没有了思想灵魂，只剩下一个空壳，不断地惹来其他低的阴性生命来借住，一会儿这个来唱戏，一会儿那个来唱戏，甚至还要搞出《目标》式的人类毁灭（见张宏宝先生的《目标》）。所以，这具空壳确实需要新能量文化的注入来渐渐增加生命力。也就是中国需要渐变。渐变的理想状态是能量一点点上升，因为中国的整体框架太大，若把握不好，容易分而治之。 中国现在的社会状态属于八种模式中的第七种： 人 地 那么，它将会存在如何的走向呢？我们不妨推演一下。 首先随着舆论媒体的放开，民众会越来越多的了解过去被禁、被敏感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情况，民间媒体会大发展。官方媒体会大量破产和私有化。少量剩余的官方媒体也不再受新华社通稿的限制。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大增强，民意表达畅通无阻。渐渐地，天的部分能量产生了。 从而进入八种模式中的第六种： 人 地 天 然后随着社会团体的放开，民间底层的能量逐步增强。会出现大量的社团组织，逐步形成多个政党，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垮台。多党制民主制度开始建立。 随后进入八种模式中的非标准第四种： 地、人 天 注意，地和人是平齐的，这或是由于共产党内产生了裂变；或是引进了国民党或其他较大党派；总之，属于中间过渡态。 再进入八种模式中的第四种： 地 人 天 引进“三权分立”的国家运作机制；司法独立和分权制衡将建立。随着司法的独立和军队国家化，底层的能量已处在社会的第一位。这时，民主的初步架构已经形成。形成“地”的稳固格局，随后信仰逐步地树立。 终于进入八种模式中的第三种： 地 天 人 建立标准的民主社会。在民主政体下，多元文化充分发展，民众觉悟不断升华、不断提高，逐步树立坚定信仰。 最终进入八种模式中的第一种： 天 地 人 这是人类社会标准的理想态。 那么，中国的现状（人，地）的发展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从理论上来讲，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由“人，地”一跃而成为“人，天，地”的专制状态，这就是温相担心的文革再现。不过，这种走势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可能存在，即使是存在也是短命的。因为，即使是舆论开放（何况现在并没有开放），天的能量也不可能快速的输入，更何况中国现在的基础是共识越来越稀缺，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有一套通行的价值观、一套多数人视为正确的道理，作为主流思潮和社会的稳定器。相反，官方确立的“主流价值观”在民间遭到普遍嘲讽，民间的思想倾向又千差万别。所以，信仰不可能迅速树立起来。所以，所谓的“唱红打黑“必定短命，因能量的骤然聚集必定导致骤然分散，物质运动规律是谁也无法脱逃和否认的。无论是哪种能量，它的聚集和消散都是以渐进（也就是渐变）来进行和完成的。 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酝酿了一种权谋政治，它是不公平、不透明的，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按照生命科学的角度看，政治处在七轮（注七轮为：顶轮，眉间轮，喉轮，心轮，脐轮，会阴，海底轮）之中的心轮，若单纯处在地魂层次，必然讲究权谋，如果超越了其所在的心轮层次，自然就不需要或者就淡化权谋了。中国的现状在走势上的另一种可能——文革，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专制的权谋行为，它是以挑动民众、牺牲民众为代价借以打倒政治对手的卑劣、下流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外在化。从高层似乎是不好解决的矛盾或斗争，以底层大量民众的行为表现出来，以达到击溃对方的政治目的。这是专制社会中对社会损害最大的政治斗争行为。 中国的未来之路，必然是变。但是变又分为突变和渐变。变的实质是能量。突变是爆发式的，需要的能量大，其破坏力也大。实现突变也有两种方式：1、自上往下：这就需要首脑的力量足够大，表现为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能够驾驭；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美国的华盛顿等。这种方式能够达到损失最低，可有效控制转型过程；但是现在中国的状态是政治局九个人相互制约，首脑的能量不能达到集中一点。2、自下往上：这需要民众的能量、力量足够大，表现为民间组织的力量足够大。现在的中国民众就是一盘散沙，只是在没有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维持生存的苟活。 正因为中国不具备突变条件，上（王）下（民）的 力量都不够，所以未来只能是渐变而非突变。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为什么实现不了突变（革命）的原因。渐变从舆论、社会团体逐渐开放开始，这也是获取能量和逐步积累能量的过程。渐变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形式的结合，这样，能量才足以够用。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渐变，都需要有足以指导社会的高能量新文化的进入，这是能量供给的来源和渠道，树立起稳定的道德信仰，文化能量既可以供给高层又可以供给底层，最后实现平稳的社会转型与过渡。中国现状正好是处于信仰的真空状态，输入新能量也就更容易。所以，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传播新文化=渐变即和平过渡。中国的社会转型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谁有这个和平的胸怀和胆略，历史就选择谁。 有的人说，中国表面上似乎有四条路：1、《水浒传》（底层民众起来革命）；2、《三国演义》（分裂）；3、《西游记》（学习西方）；4、《红楼梦》（学习北韩的红色大梦）。但是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封神演义》，开始人类新纪元。 历史必须这样走，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条路要么你来走，要么别人来走。 百年来在整体能量将要降至最低的情况下，必然要出现一系列能量相当高的个体，这即是担当历史使命与责任的人，他们的出现能带动社会整体能量的提高，人类社会中只要几个高能量的人出现，整个的人类能量就相应提高上去了（即被带上去了），所谓一个顶一万个。只要是出现了，就可以使人魂、地魂社会一步登天，社会的平均能量就提高了；但是反过来说，社会整体能量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个体能量的普遍提高，即整体能量虽是民众能量的总和却不是民众能量的平均。国家兴起、衰亡的原因都取决于能量，只要能量不衰，人魂、地魂社会也有治理好的。因能量具有可变性，即使再高的能量如果总是消耗（如财色等），便无法保持，所以，即使是首脑，也贵在保持能量使之不衰。 张宏宝先生说：“每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现行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消亡，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演进规律，看似人为的偶然成功与失败，其实是体现着规律的一种必然，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渐变的过程，从时间和伴随现象上大致可以推演为： 一、媒体、舆论的开放：两年——三年； 表现为新闻言论自由，民间媒体大发展。官办媒体会大量破产和私有化。因为出版自由的到来，出版业将出现空前的繁荣。 二、文化、信仰的建立：八年——十年； 表现为建立“法、理、情”并重的社会治理制度。随着新文化的传播，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道德体系。马列教师和政治理论教师将被大量解雇。 三、社会团体的开放至议会（立法）体系的独立，建立民主制度 四年——五年； 表现为建立起多元的社会民间组织，实行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结束一党专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党主世袭制度，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垮台。大量修法，现在的宪法即使不重新制定，也会修改得面目全非。直到将马列主义从宪法上取消，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要有一部民主法典，多党制民主制度开始确立。共产党党务系统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会失业，。 四、司法独立：五年； 表现为司法系统独立于政党和政府而行使司法权，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法律，非经司法机关，非经正当司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如党委、政法委、纪检委等将被摒弃，中国将真正走上法治轨道。 其间，很多贪官污吏会加速把不干净的财产转移到海外。中共官员大量外逃；外资可能出现短期的恐慌性撤离。但是，政局安定和法治建立后，就会出现外资回流。 五、实行宪政：六年——八年 建立宪法保障体系，落实民主宪政；表现为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表现为政府由管理型走向服务型，维稳模式将被彻底抛弃，军队国家化，政府部门大量裁员，大量政府官员失业。 六、贫富矛盾的缓解：三年——五年； 表现为房地产业会出现破产潮。很多房价会下降；全民普惠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将建立；医疗卫生行业将大扩张，全民健康保险将确立；垄断国企出现破产潮和裁员潮；收入税和财产税会加大开征。 七、城乡矛盾的缓解：三年——五年； 表现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出现大农场，并走向普及化；城市土地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很多民企破产并裁员。但是很多新民企会建立。 八、政府和民间矛盾的缓解：四——五年； 表现为政府部门大量裁员。大量政府官员失业。实行公私并立的产权制度；贪官恶吏及国安、国保的很多人会被清算；军队大量裁员，尤其是低技术兵种和政工党务官员将被大量裁员。 九、中央、地方矛盾的解决缓解：三——五年； 表现为信用体系会出现危机。国有银行会私有化。现代金融体系将建立；中国股市会先出现深低谷，但是，随着政局的安定、民主法治的建立，会升起来。 以上只是列举出渐变的九个方面，它们可能是同时进行或是相续进行的。是从这个时间表来看，中国转型的完全成功，还有十年的路要走。路漫漫兮何斯远，吾将上下求索……千百年的历史中，阴阳能量的转化几乎都没有逃离过血腥和杀戮，民众是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向往安宁，拒绝仇恨和灾难。首脑是高维层的代表和载体，代表的是天道，应该代表人民。如果首脑不能够代表高维天道，也不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会被历史淘汰。关键时刻，以平等与和平带动和推进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主转型是所有地球人对大国首脑们的热切期待！ 对于国际未来的发展，张宏宝先生曾预见式的说：“国际政治的目标是和平与发展……”。从未来的国际格局看，中美之间与其如目前的相互排斥、对抗，不如走向联合。为什么要联合？中国一直追求中华民族崛起，要带领民族走向世界，要提高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要让中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崛起是对的，历代主政者都有这种提升的心，但是找不对方式。如《目标》所述是不可能的，你消亡了别人，最后你也被消亡。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是靠国土靠资源，而主要是靠文化、经济。现在，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存在，所欠缺的就是文化的影响力。目前马列做为指导思想是不行了，光靠传统文化也不够，西方文化又无法完全搬进来，怎样才能更快提高？只有和西方进行最深层次的融合。 而美国的宏观战略，无非是要继续推行民主，促进世界和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专制大国，但仅仅采用经济和军事的方式，反而会引起中方的反弹。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框架，一味的强硬包围是控制不住的。要用温和的方式来改变。所以，要靠文化上互相融合。最终，中美联合会是必然的趋势。其实在2009年11月17日中美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已经是联合的雏形。现在，经济上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联合；只要再放弃思想、主义、文化之争，求同存异，在文化上进行联合就可以了。开始极有可能是人为的推动（如舆论的推动）；团体或民间组织的合作；缺少或少有实质内容的合作；或只是一个意向；如军事协议式的合作等。但是在形式上联合的五年后，共同文化就会有所进展。实际上，中美联合的时间取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进程。 中美联合是全球发展之必然趋势。将来，不仅是中华之崛起，还有整个世界文明的提高。振兴的是整个人类文明！ 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因果，它们是能量的反映，反映的是能量（阴性物质）的延续性。中国的民主转型之漫长和中美联合之路都是因果所在。它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当需要改变时，必然通过某些事件、某些个人来推动和改变。历史的趋势不会改变更不会消失，历史的重任总是会有人担当，不是你就是他，所以，承担历史使命的人必然会出现！就如突尼斯前总统的感慨：“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我是风，老了才知道，其实我只是草。” 十一、新千年的首脑 进入新千年，进入更新时代，宇宙新能量已经开始了重新分配，无法拒绝，只有接受。平等与非暴力就是历史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贡献。完成了民主的转变，中华民族崛起是必然的。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正是如此，华盛顿、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即使只担当一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就远远高于过去的帝王，因为他们开启并担当了一个新文明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趋势，诸国首脑该如何去做呢？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宇宙、顺应历史，首脑们的选择会不言而喻。 过去几千年，领导，首脑，君王，某种角度都成了专制的代名词。现在我们应该还原其真正的面目，使人们既认识到它的作用，又要正确的去制约。在正确机制的制约下，更好地发挥首脑积极的正面作用。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顺应着宇宙发展趋势，首脑正以其特殊的作用推动、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尤其进入到2012年人类新纪元，首脑更是以其奠基历史的意义，发挥出其重要而庄严的真正作用。 放眼未来，我们对中国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们对世界充满责任和力量；我们对全人类充满使命、充满阳光！ 人类社会，因首脑的民主与和平导向而走上光明之道！ 人类文明，因首脑的遵从和指导而顺应宇宙和提高！ 人类进程，因首脑的平等和服务理念而快速平稳的推进！ 参考书目及文献： 《麒麟哲学导读》张宏宝著 《我的政治异见》张宏宝著 《关于中国宪法修改的动议》张宏宝著 《“国家重组”大战略理论》张宏宝著 《中国的杀手锏与国家军事战略目标》张宏宝著 《中华养生益智功一部功》张宏宝著 《天华圣典》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哲学因果律》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哲学平等律》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哲学阴性物质概说》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发展观》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解脱观》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历史观》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师道观》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政治观》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人生观》天华文化集团 《入世修大道，成就大圆满》世界天华文化研习中心 《生命的旋回与升华》世界天华文化研习中心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坛经》[唐] 慧能 《古兰经》 《圣经（新约、旧约）》 《论语》孔子 《商君书》商鞅 《帝王学》[唐]赵蕤 《君主论》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领导科学》 丁杰著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保护)人权卫士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美国独立宣言》 《零八宪章》刘晓波等著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秦永敏著 《和平宪章》秦永敏等著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哈维尔著 《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韩寒著 《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胡适著 《现代化的四种模式》尹保云著 《现代化的陷阱》何清莲著 《“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秦晓著 《论共和国》王天成著 《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王天成著 《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袁伟时著 《辛亥-计划外革命》[澳] 雪珥著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著 《当前国家最头痛的几件大事》网民 《国之将亡，必有七患》墨子说 改帖　　删帖 提帖　　压帖　　封/解帖 删改者姓名　 删改者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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